3月8日之後

今年3月8日,似乎是特別的亮眼;除了本地團體舉行活動,希望喚起社會對婦女議題的關注外,全球的女權團體亦發起 Women’s March, ‘A Day without a Women’ 的行動,希望促進性別平等;在社交媒體上,不難看到不同國籍、種族的女性在這天挺身走出來,捍衛平權。 而在這個充滿活力的婦女節,有一群婦女,如常在爭取她們仍未得到的公義。 今年3月8日適逢是星期三;在韓國首爾,自1992年起的每個星期三,一班倖存的慰安婦,以及關注女性暴力議題的人士,均會在首爾的日本領事館門外請願,要求日本政府承認相關罪行,正視歷史,並作出道歉及賠償,更於日本領事館門外設立慰安婦少女像。 星期三示威:黃帽為慰安婦少女像 自1992年,這個「星期三示威」(Wednesday Demonstration) 從未休止,而慰安婦少女像更漸漸設置於全國不同地方,甚至於海外,紀念這些於戰爭中倖存的女性。於二戰期間,日軍於亞洲地區大規模強徵女性當慰安婦,強迫她們作性交易。1996年1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表慰安婦調查報告,建議日本應就慰安婦問題負起法律責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特別調查員Radhika 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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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出街畀人打!

「老竇!唔好再寫咁嘅嘢,因住出街畀人打!」這是3年前女兒看完我寫政論文章後的忠告。看見她蹙着雙眉一面嚴肅,我忍不住笑了出來:「你估係黑社會呀?乜都講打。」周日在網上看見梁天琦和一名記者在太古站港鐵大堂扭打一團的片段,突然想起女兒「因住畀人打」的忠告,但這次我再也笑不出來。香港的政治撕裂淪落到黑社會的層次,動不動就打人。畸形滑稽,但一點不可笑。這不是建制派和激進派間的撕裂黑社會其實更文明。他們「開片」是因為爭地盤、爭生意、爭女、爭錢,都是社團賴以生存的「民生議題」。如果只是因為政見不同,他們一定會「互爆一論粗」,然後以和為貴、互攬膊頭,一笑泯恩仇。香港大學畢業生和新聞記者竟然可以因為政治爭議而扭打一團,網民可以因此而用最鄙劣的謾罵和起底,香港是什麼時候墮落至此?這不是建制派和激進派之間的撕裂,而是文明與野蠻之間的撕裂、是仇恨和寬容之間的撕裂。我們因為政見不同而產生暴戾,因暴戾而導致流血衝突。短短3年前還是難以想像的野蠻,今天已變成日常生活平常事。但每一個曾經受到暴力侵犯的人都知道,暴力一點也不平常。我曾經被輕微的暴力擊倒仆在地上,然後背部再捱了一腳。劇痛時眼球緊貼地面看到的塵土是這樣清澈,感覺就像人歸塵土,令我畢生難忘。暴力不容美化。暴力的常規化是特區政府和政治領袖必須面對和急須解決的問題,亦是每一名政治參與者都應該反思的問題,包括梁天琦。面對群眾時,梁天琦以哲學式的滑舌作為鼓吹暴力的理論依據,一句「抗爭無底線」,釋放了政治「憤青」無數的暴戾。面對警隊時梁天琦張揚得意氣風發,因為警隊使用的是威懾力和武力,不是暴力。這為個人安全提供了起碼的保障。但鼓吹暴力者,難免面對暴力。太古站的扭打片段看到梁天琦被逼到牆邊時,他左手微曲及胸,是突然轉身然後來一記左勾拳的好機會。我心中大叫:不要出拳,因為這拳一出,該兩名港鐵員工將無法控制場面,暴力馬上升級。與他扭打的記者曾把梁天琦拉得團團轉然後仆倒,公式化的暴力鏡頭會馬上以腳猛力踢向梁天琦的俊面,踢得他血流披面。我心中大叫:不要起腳,因為這腳一踢,便超出了文人扭打的暴力底線。梁天琦當時面孔貼地對正該記者隨時踢他的雙腳時,他心中是不是希望暴力應該有底線?香港需要政府推動和解彈丸香港,不像非洲敵對部落分隔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港獨分子的鄰居可能住了一批尚武的反獨人士。在擠迫的港鐵車廂裏本土派的勇武者可能與反獨的愛港力量狹路相逢。他們會動武嗎?充滿火藥味的香港,需要政府推動政治和解。和解的第一步,亦是最起碼的一步,是各方絕對遵從以法律及政治程序、非暴力地解決一切紛爭。政府以及政治領袖需要扮演主導角色,杜絕一切暴力及挑釁行為。這是最起碼的標準,否則香港便會由文明走向野蠻。這也是各方各派為生存而需要作出的政治妥協。和解的更高層次,是各方面誠心尊重持相反立場的人士,誠心確認每個人都有忠於自己意見的權利。這是發自內心的互讓互諒,而非為免於暴力而作出的妥協。能夠做到這個層次,香港才有機會團結一致。香港現在沒有團結的條件;但是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否則香港便會向暴戾暴力沉淪下去,到時,每一個政治人物一旦踏出家門,便要小心翼翼,「因住畀人打」。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0日) 暴力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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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暴力

年初一發生的警民衝突,是否宣告香港已進入暴力時代,「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已壽終正寢?不過,香港人一向崇尚和平,各界都譴責旺角騷亂中的暴力行為,但同時提醒我們香港其實充滿制度暴力︰不民主的議會、傾斜商界的政府、無需向港人負責的特首……那麼,為什麼暴力不可作為爭取正義的手段?筆者並不崇尚暴力,一直相信道德上人人平等,都有其價值。人和人之間的紛爭,該用理性商討處理。但當面對不合理的欺壓時,很少人會是絕對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這似乎不是一般人的能耐,甚至並不可取,因為這往往變成縱容,甚至合理化不公義。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暴力是否可以理解?不盲目歌頌暴力,或者道德潔癖,小心地分析暴力在我們社會的特質,在今天香港尤其重要。暴力的使用社會學祖師韋伯就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指出國家是暴力的壟斷者。意思是其權力如合法的話,一個社會只應由國家的政府使用暴力,只有警察、軍隊才可合法地使用暴力。這是現代國家的特質,也讓一切私鬥為法律所禁止。如果政府有合法性,人們也會接受國家暴力的使用,比如用來維持社會秩序和安寧,這基本上也是大眾對警察功能的理解。然而,一旦政府的合法性受質疑,人們就很自然問這國家和政府可以壟斷暴力嗎?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國家可合法使用暴力是否等同道德上的絕對可接受?不過,的確不少人受這看法影響,覺得警察使用武力是理所當然的,卻忽略了暴力是否必須,暴力是否合符比例的問題。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她一篇文章《對暴力的反思》指出暴力和權力的關係。權力是命令和被命令的關係。我願意聽政府指揮,比如準時交稅,這就彰顯政府的權力使用。一旦人們對這種權力使用失去認同,這政權運用暴力也就失去依據。不過,這種政權往往卻會利用更大的暴力去維持其統治,人們未必逆來順受的話,也會起來反抗,這也是暴政催生暴力的意思。當暴力出現時,也揭示出不公義的存在。也許如阿倫特引奧布賴恩(Conor Cruise O’Brien)所言:「讓溫和的聲音能被聽到,有時候需要暴力。」不過,阿倫特在此指出了暴力並不是孤懸地出現,用暴力來挑戰不公義的政權也不是唯一的道路。道理很簡單,權力的使用除了運用暴力外,還要靠人們心目中的合法性。這合法性卻是意識形態上的事,是要改變人們的內心和看法才成。教育、辯論、思考等重要工作,卻是暴力無可置喙的。勇武對決「和理非」的所謂對立,其實不是假議題,就好像提問在一場戰爭裏,該用腦還是用手一樣。暴力的危險暴力的危險是其快速、顯明。意思並不一定是它能最快打倒不義的政權。相反,論使用暴力的能耐,政權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暴力只不過是令到人們感覺到現況改變,感覺到有種衝擊感,阿倫特一針見血地指出,暴力的魔力,就是能令社會迅速地變得暴力起來。阿倫特指出公共生活愈來愈變得官僚化,會令暴力變得更有吸引力。語言偽術、虛文程序,只令人們覺得沒有人可以一起協商議事,每個人都感到無力、無自由。這種感覺很明顯存在香港人的心靈之中。這也當然是一種社群的瓦解,代議政制失效、議會和大眾脫軌,人們互相攻訐,對議事討論愈來愈不耐煩,也愈來愈麻木不仁……暴力如果說是一種解決方法,倒不如說是我們面對的問題的病徵。暴力一旦使用,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令作為手段的它成為焦點,令目標失焦。它也會招引更多暴力來回應暴力,因為它招引仇恨、憤怒。暴力作為自衛,甘地都認為沒有問題,但是他提醒我們要迅速回到非暴力之軌,甚至要不憤怒。他認為真正的革命必然是回到人們的內心,他們能看到目標,看到壓迫者的不義,而去建立新的政治秩序。這當然取決於政治領袖有沒有這種能量和修為,帶領群眾去看到希望和彼此的共同性。哲學家納斯邦(Martha C. Nussbaum)在洛克講座中分析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如何利用非暴力與暴力的手段來達至最大的理想,一以貫之地為了整個國家的將來和善。報復、憤怒只是暫時性的。即使曼德拉被嘲笑太寬容,甚至太懦弱,他仍堅持克服敵我之分,感動對手、了解對手︰他向來監獄探訪他的律師逐一介紹獄卒,在他心中每個人都有名有姓,有自己的故事。甚至,他對司法部長科比.庫切示好,此人也做了不少震壓和殘酷之事,但曼德拉仍和來醫院探訪自己的部長有說有笑,互相聆聽。這樣做今天會評為做「秀」,但作為領袖,卻樹立了人們行為的楷模,讓人們可以學習、模仿,擺脫以眼還眼的無盡深淵。當然,這種手法並不是絕對的,端賴你身處的脈絡,端賴你的對手是誰,也在於你有沒有強化自己,得到廣義的權力(而不僅僅是武力和暴力)。我們的對手是誰?是希特勒這種殺人不眨眼的「魔頭」,還是受制度扭曲、限制的普通人?曼德拉也不會幼稚到說要用和平非暴力對待希魔,非暴力成功與否,很視乎政治判斷和集體認知。不過,如果我們對這種故事沒一點感動和嚮往,或者反映爭取公義已變成一種傲慢或者抽象的競逐,而非對具體的人的解放。使用暴力似乎並不是存在主義式的一種個人存在的抉擇那麼簡單——它牽繫我們這個社群的政治面貌,我們要背負整個社群的命運和重量來判斷它的使用、它的節制、它的意義。可惜,我們的教育和主流從來不正視暴力是什麼的問題,往往只用權力將它壓制,但這卻是更大的暴力。原文載於《明報月刊》,獲作者授權轉載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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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在通識科有位置嗎?

從佔領運動祟尚和平非暴力,到年初一發生的旺角警民衝突,身體襲擊、擲磚、鳴槍……我們的社會出現抗爭手法的「典範轉移」,還是此路不通?這都是人們關心的香港前途問題,我們在通識科卻鮮有認真探討。記得在新年假後的通識堂,我播放了一些旺角事件的片段,似乎真的要「家長指引」。頭破血流、受傷的肢體竟在如溫室的課堂展露,印象中,只有播放六四、原爆和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的畫面才有這種直面人生真貌的感覺。每次播放完畢,我都想說這番話: 「對不起,令大家辛苦了。但你們要知道這些事情曾經發生。」暴力緣起想來,暴力雖不是通識科的核心概念,但在通識科也其實佔有一席之地。大家是否記得有一「樣本試題」,描述一夜返的父親看到兒子在上網,大發雷霆,說要將上網線剪掉。鏡頭一轉,電視則說「去年家庭暴力案件大幅升……」學生呢,就要討論「社經地位低是導致本港家庭暴力發生的主要原因」。我們明白什麼是家庭「暴力」,比如誰打誰,誰罵誰。我們懂把剪上網線歸類為暴力,一如擲磚。但我們卻不懂將可把人生命弄掉、摧殘的制度和暴力連上。在教室,最政治正確的說法當然是說對暴力零容忍。或許,零容忍本身不是問題,虛假的零容忍才是問題。比如我們探討全球化的「影響」(多中性!),說什麼「世界各地的人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有什麼不同的回應」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不是挑戰,是赤裸裸的「暴力」,因為這些制度會奪走他們的土地、工作,甚至生命。記得我們研習過藥物專利,這制度令窮國的人買不起專利藥而因病死亡。記得我們談過的韓國農民如何因世貿鼓吹的自由市場弄到破產而自殺,這算不算暴力?有趣的是,我們從不被鼓勵用「暴力」這詞語去理解這些「影響」、「挑戰」。「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會談到網絡欺凌吧。那的而且確是一種暴力,但問題是為何只將眼界放在你們青少年之間的攻訐?人們(包括政客)利用網絡來排斥異己,散播謠言、扭曲現實,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是更暴力?制度暴力核能的使用,牽涉所有人和下一代,但卻從來沒有經過民主商討,也沒有給民間足夠的監察,這種科技應用權的壟斷,是不是暴力?我想起電影《時代教主》中,喬布斯那種如神一樣的專橫,他要改變我們的生活和想法,這算不算是一種暴力?但為何我們對他奉若神明,乖乖地獻上金錢?功能組別我們談過吧。為什麼代表性低的他們可以和代表性高的直選議員在立法會擁相同的一票?為什麼制度可以容許他們通過一些不受社會支持的政策?為什麼他們就是「專業代表」,直選議員就不是,即使直選議員當中不乏大律師、大學講師?這就是所謂制度暴力嗎?如果我說「沒有道理的將我們的自由和自主權壓制,都是一種暴力」,你同意嗎?我說的不一定是答案,因為概念上,暴力、權力和遏制似乎都有分別。但如果我們能開誠布公,討論這些問題,我相信,這世間應會少一點大的暴力,多一點對小暴力的理解,甚或同情——而不輕率的說一聲弱弱的「零容忍」。這一價值觀,大概才是比「和平、理性」這些紙上詞彙更有價值的價值觀。家庭暴力試題那個剪上網線的父親,大概只是一個為口奔馳的打工仔,他無力改變他的工作方式、工作時間。他也服膺於主流思想的望子成龍,讀書可以脫貧、改善生活的看法。他大概也是一位大男人,希望家是妥妥貼貼的等他回來休息和享受,但他沒有努力,也沒有空間努力,於是將責任推到女人和孩子身上。我們不要忘記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女性和孩子,這題目沒有鼓勵我們討論了。這男人甚至可能會打太太和孩子,但這社會也每天狠狠踢他。當看到另一條題目問: 「青少年有哪些正面的方法來處理因『打機』與父母發生的衝突?」你們會否心想,為什麼要這樣問,為什麼責任又放在青少年身上?為什麼那些「創意產業」的得益者受社會讚頌,但「用家」卻總帶有邪惡的標籤?最暴力的是,當你把這些質疑和疑惑寫在考卷,你肯定不是「好學生」。不幸中的幸運卻是,當一個老師和學生談這些,也許,仍會是一個好老師——只少,在某些人心中。(通識教育樣本試題:http://goo.gl/uONXc7)文.曾瑞明 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4月18日) 教育 通識 暴力 通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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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政備忘——兩齣電影的啟示

上周「生活達人」訪問了香港暴動史研究專家張家偉,在在提醒我們認識歷史很重要,而歷史同時又諷刺地重複,未因時代進步而有深刻反思——前車可鑑——高官公僕口裏說,身體卻不誠實。打打打,揮警棍開槍,血浴鏡頭下,指摘誰是暴力,未有檢討源頭便把事件定性。回看兩部愛爾蘭電影,真人真事,直視執法人員對反對者濫權私刑,或許給當下一點啟示。近年香港警察對示威者以至傳媒工作者的濫權行為,又以不誠實使用電腦、非法集會、破壞公共秩序等罪名拘捕涉嫌參與社會運動人士。警方雖說行動與政治無關,然而,執法者是公權力一部分,使出尚方寶劍,合法地以武力對付示威者,是否真的合法合理?而冤獄,很多時跟政治有關,七十年代,北愛爾蘭的著名冤獄事件基爾福四人案(Guildford Four),就是一例。英國導演Jim Sheridan改編成電影《因父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藉政治逼害扯到國族情仇、司法不公,以及深刻父子情。生於愛爾蘭的Gerry Conlon終日無所事事,名副其實「廢青」。可是,處於英國和北愛共軍交鋒之時,他反叛的行為迫使父親Giuseppe Conlon送他往倫敦,與同伴流浪過活,有入屋偷竊案底,剛巧當地發生酒吧大爆炸案,愛爾蘭人Conlon與另外三人被英警誣陷為放炸彈兇手,英警嚴刑逼供下,他們認罪,警方更威迫鑑證專家來誣告其父和舅母一家,眾人鋃鐺入獄,可見英警漠視法治,為交代事情,枉法無所不用其極。對非我族類 司法制度公平?尤其深刻是普通市民百分百相信司法制度,以為它是市民的救命草,但慘遭失職的英警誣陷,皆因他是「仇家」愛爾蘭人?貧窮?便能哽下這隻「死貓」?Conlon說:「我簽字時,自信日後能翻供,相信警方無法拿它來將我定罪,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拱手送走我15年的自由。」英警為盡快結案而屈枉犯人,可見英警非理性盲目對反對派非我族類的偏見,司法制度沒有彰顯應有的公平。就此冤獄,前英國首相貝理雅對被誤判入獄的當事人,發表公開聲明致歉。導演細緻刻劃這段父子關係,在不見天日的囚室,透現微光,政治犯的家人身受其害,尤其做父親更不能獨善其身。父親判囚十二年,期間不斷上訴,可惜老父等不到尋冤得雪,在囚六年病逝。上訴得直那天,Conlon已經坐了15年冤獄。他出獄後患上抑鬱症,幾年前癌病逝世。丹尼爾戴路易斯(Daniel Day-Lewis)演活了Conlon,他所經歷的、所看見的,都在試探人性的本質,導演藉冤案反思人民抗爭的歷史,以大見小;亂世裏,抱懷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對社會的期望落空,看似反叛仍關懷身邊的人,對父親報喜不報憂,口袋僅餘幾塊錢也分給露宿者。北愛英雄獄中絕食暴力政權從未消失於人類歷史之中,只有周而復始出現,關於以身體對抗政治暴力,近代犧牲人數最多、最激烈的絕食抗議,便是1981年愛爾蘭共和軍成員(IRA)在獄中的運動(1981 Irish hunger strike)被英國政府囚押的IRA成員,一一遭受獄警濫用私刑,為對抗執法者濫權,為爭取獄中公平的待遇,數十名IRA囚犯發起抗議活動。當中核心人物、IRA指揮官Bobby Sands獄中絕食身亡一事,更觸發起愛爾蘭一連串抗爭運動。事隔多年,2008年事件被拍成電影《大絕食》(Hunger),米高法斯賓達(Michael Fassbender)飾演北愛爾蘭「英雄」Bobby Sands,他為演戲「絕食」,瘦到得棚骨,此角為他帶來多個電影獎。Bobby Sands長達66日絕食期間,在監獄醫院吐血,器官衰竭而死。電影以微距角度觀察大事件,英國導演史提夫麥昆(Steve McQueen)用近距鏡頭,毛氈抗議掀開抗爭第一波,IRA成員拒穿囚服,有打赤膊,也有用囚室毛氈改成衣服。並以穢物示威,拒絕日常清洗,並在囚室牆上塗滿排泄物。電影開段,年輕IRA犯人不穿囚衣,走進囚室,四周佈滿污垢,同房也是赤膊,被判12年;他則被判6年。兩人無語也深知乃同一陣線。年輕犯人受政治逼害成為犧牲者,愛爾蘭人不忿被英國人管治,他們扭盡六壬抗議,絕境中堅守原則,Bobby Sands身先士卒,導演麥昆精巧地呈現人的生存狀態,不止反對者的生命,也有執法公僕的矛盾。片開始,囚警起牀把雙手浸在洗手盆,緊握拳頭又放開,手痛,顯然有毛病,回到工作的囚室,同僚用鉸剪剪掉Sands的長髮,獄警用掃把大力洗擦他的身體,出拳擊向他的臉,雙手沾血,腫痛起來,獄警雙手浸入洗手盆,紅腫雙手的大特寫鏡頭呼應開首,以殘害他人的身體來報復。臉部和肢體的動作來帶領鏡頭,並主導場面調度,殘害身體也是最直接和奏效的手段。麥昆的電影語言和美學低調不渲染,觀者所見的暴力,微近又極安靜,例如景深很長很深的空鏡下,陰暗冰冷長長的囚室走廊予人恐懼和可怕的聯想。Sands與神父Dominic Moran那段對話,長達20分鐘的長鏡頭,各自表述。人性,超越精神肉體。長鏡頭以外,沒太多對白,囚室非人性的聲音顯得更喧鬧。事實上,Bobby Sands在絕食運動期間當選為下院議員,引起國際輿論關注。前教宗約翰保祿二世的私人特使John Magee試圖與Bobby談判,盼他結束絕食。到了第二波絕食,時任英揆戴卓爾夫人政府的立場依舊沒有動搖,Bobby的死激起北愛的暴動。近10萬人出席其葬禮,進一步激發愛爾蘭民族主義。毆打政治犯「最低限度」武力?以自我表述片段來建構當時兩群人——執法者與反抗者的集體意志。在執法同僚集體心態下,或許有人不想參與朋比為奸的毆打,避免雙手沾血,有一幕,導演精妙的場面調度——左面是囚警狂毆IRA囚犯,防暴隊敲打盾牌,發出巨響借以掩蓋囚犯嚎叫;右面一牆之隔,是一名恐懼參與施暴的囚警,抱着頭盔痛哭,囚犯慘叫聲混合防暴隊製造的嘈音,整個畫面令人心寒,這囚警成為「沉默的幫兇」,在司法制度保障執法人員使用武力來制服反抗者,要知道公權力有多大,在當時英國和現在的香港都有不一樣的界定,什麼是「最低限度」武力?界線誰定?最糟的狀况,是公權力制度淪為官治者的「武器」,用來打壓所有公民抗命的行為。如果墜落有高度,那些同流者又會否有天跌到粉身碎骨?再審視歷史,直視受害人被執法人員虐待、更被不公平的司法制度所殘害,人權尊嚴徹底被奪走。人們又有否覺醒?兩位導演沒有把大事件拍得廉價,不淪為草草消費的藉口。拍電影是一種恩惠,對藝術家而言,通過創造作品,以對抗恐懼與焦慮,這是最強大的特權。而電影這門藝術,較廣泛和入屋地將歷史再現,提醒我們,不要重蹈覆徹,不至當醜陋事情的幫兇。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2月28日) 電影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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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者言:他們上街 是因為你們 不聆聽!

年初二清晨在旺角被捕的年輕人S對我說,他得知開槍後有人需要物資,所以從家中帶了一些水到現場,此際,令我想起9.28時,為公義、為反對政府暴力對待抗爭者的人群。他在說話的結尾加上一句:現在唔去怕再無機會去。聽到他是經過思考而決定到現場的。又跟於佔領時在龍和道被捕的年輕人A,談到這次旺角事件,他覺得被罵暴徒的人「好唔抵」,因為抗爭行為「唔係對準目標」,其實警察都是「被擺佈」的。我認識S及A,都是因為他們被捕了,而他們都同樣有一顆關注社會的心。我主動聯絡他們提供支援,是基於一種說法:年輕人被打、被人當是暴徒指罵,才有一班看似好愛惜年輕人的上一代人出來說話……這說法自網媒「輔仁媒體」得以廣傳。「暴徒」是如何形成的2月11日,從新聞報道得知有少年被捕,即時回想粉筆少女被不公義的對待,也許他除了律師,也需要一個社工。於是,用自己的渠道嘗試與他聯絡,幸好,趕得上聯絡S,並陪他和家人上第一庭。知道當日有人以電話提供意見給S的家人,此外,就是我和採訪的記者到場,呈現了他們既無支援、又要承擔被建構的「暴徒」形象。一個人被告「暴動」罪,可以想見其壓力之大不是常人可以面對的。再者,主流電子傳媒不斷重播警察被打的片段,把「暴徒」邊緣化,有未判先審的含意,根本不符合普通法下尊重人權的精神。認識A同樣是源於法官運用了不常用的權力改控罪以確保A罪成,所以便協助他面對法律程序及提供情緒支援。如此的不公義並非身為一個社工能容忍的。誠然,我不認同有人打跌落地上的警察,更不想見到有燒的士的情景,不認同的原因非單一,最重要的是相信任何獨裁政權都樂意見到類似的抗爭場面,方便他們名正言順地打壓。也懷疑以這些手法抗爭成功後,會否有和平的社會。再套用年輕人A的說法,放火不但會傷害別人,也會燒到自己,是不智行為(這不是A對事件全部的睇法)。由於,A曾在龍和道擲東西而被捕,有人會把他視為勇武,而他卻不是一面倒地理解此事。此事發生後,流傳着以二元對立(暴力對非暴力)的討論,焦點往往指向抗爭者的行為,更甚的是把討論者二分為「本土派」及「左膠」,社會現象從來都難以如此簡化的。事實上,S及A都不是跟隨任何組織參與行動後被捕的。下面是我藉協助S及A過程中,得知他們的一些的想法,希望能藉此與大家一起思考,當「暴力對非暴力」、「本土派對左膠」之間還有值得關心的內容。抗爭的長者與兩位年輕人上庭的時候,都遇到一班堅實地為民主而抗爭的長者,他們都驚訝地問我:老人家都會到庭支援嗎?他們不是會罵的嗎?我告訴他們所知的是,很多中年人及長者都願意為民主而付出,特別是佔領過後,有不同年齡、階層的人投入社運,當中有退休人士,其學識和能力都很高,有條件付出時間,同時也會出錢出力。年輕人的回應並不多,就是發現了以往沒有想過的事。此外,一位未夠二十的家人說之前在金鐘坐了這麼多天,根本沒有用,社會並沒有改變(這是不少人的說法)。我與他分享自己的想法及經歷,是政府沒有變好,但社會改變了,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我有了渠道聯絡他們,也藉佔領後建立的網絡支援他們,可以包括金錢、律師、情緒等。佔領過後,不少組織自發成立後,互相支援,例如為參與區選的人找提名、助選,又如監察政府打算推行的不公義政策、支援被捕者等。當人民團結起來,政府便無法逐個擊倒。公民社會是變了。然而,有人佔領過後就回復以往的生活,重回過去的生活圈子,很難感受到這種轉變。當下,看着沒有其他支援的他們,不難感受到那份無奈與寂寞。有用、無用與代價A曾經相信街頭抗爭才是實在,質疑其他工作是否有用,很多人都會覺得,也不盡然,我選擇藉協助他們去呈現這不是唯一方法,讓他感同身受地知道其他方法。於我,這也是解構政府塑造「暴徒」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當我們指摘有人用暴力行為時,需要釐清指摘的對象是誰?絕不能像主流傳媒不斷重複警察被打,有人放火的畫面,以偏概全地認知這次旺角警民暴力事件,發表指摘言論時,是否協助了政府把抗爭者妖魔化?作為一個成人,聽到「如果你哋唔係留咗啲咁嘅殘局畀我哋自己面對嘅話,可能,係唔使搞成咁」時,內心的難受是無法說明的,這是鏗鏘有力的控訴:請成人負責任!簡單至發表言論時都必須負責任,無論立場是支持或否定暴力。有文章為這次旺角警民暴力事件建構論述時,把掘磚、拔路牌等同佔領時洗廁所、分享物資,延續有「義氣」的價值與規範,試想,當年輕人從報章讀到如此似是而非的比喻時,先不論他們是否認同,我們可有想過在不作預設立場下與他們討論,進一步思考?讓我再說一次老掉牙的話,請關心你身邊的年輕人,聆聽他們的想法,彼此對話,與年輕人一起找出更多方式對準梁振英政府;一起面對「亂世」,或者年輕人的故事可以為我們帶來希望。(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與年輕人一起走過「亂世」)文:許麗明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月2月26日) 暴力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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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責暴力的真正用意

旺角事件後,梁振英罕有的迅速反應,定性為「暴亂」,警方也隨即以暴動罪拘捕涉事示威人士,林鄭月娥等官員、建制派議員等異口同聲譴責暴力,民建聯更發起簽名運動要求「嚴懲暴徒」、「向暴力說不」。他們真的痛恨暴力?非也,借反暴之名有所圖謀而已!講到暴力,中共是頂級的。約90年前,它們剛草創6年就搖身一變成為崇尚暴力推翻政府的革命政黨,在江西、湖南等地發動南昌、秋收等暴動,周恩來、毛澤東等書生棄筆拿槍。之後,他們佔據井岡山等地,在日軍鐵蹄踏遍大半個中國時,中共以「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發展、十分宣傳」的戰略壯大自己。抗戰勝利後,中共又在蘇俄此外國勢力幫助下迅速崛起,而飽受8年抗戰之苦的全國軍民極度厭戰,反內戰要和平,加上國民政府腐敗無能人心盡失……就這樣,中共軍隊在3年多內戰中一舉擊敗政府軍,奪得政權。執政60多年後的今天,中共仍是依賴及崇尚暴力,除了制度暴力(司法、輿論等),還有城管、公安、武警甚至軍隊等槍桿子、刀把子暴力。如果真的討厭暴力,怎會跟中共走在一起?而且,不少建制派父輩都是在遍地「菠蘿」的六七暴動的策劃或參與者!若要譴責街頭暴力,同樣擲石同樣圍毆記者的警察是否也該譴責?這幾年的梁振英施政及中共的香港政策,對香港的破壞和傷害,不是10倍於街頭暴力嗎?制度暴力制服暴力不是更該譴責?顯然,他們只是討厭別人暴力,卻縱容甚至擁護中共及現時的制度暴力,他們譴責暴力也就沒有說服力且益顯虛偽了。說穿了,這是選舉工程。大部分港人特別是中產及中間選民都追求穩定、害怕衝突、討厭暴力,看不慣擲石擲雜物的衝突場面。為了加深他們對「暴徒」的厭惡及對暴力的恐懼,從而令「暴徒」的同路人——泛民難逃關係,建制派自然不放過機會,大講特講「反暴力」,儼然把自己說成當晚受害者,希望強化及延續這種厭暴情緒,最終變成中間選民唾棄泛民的動力,收穫就大了!原文載於2016年2月16日《明報》觀點版。 暴力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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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勇武抗爭正當性的思考

1) 暴力並非絕對之惡。如果一切暴力都是惡,那麼自衛傷人呢?孫中山搞革命呢?耶穌搗亂聖殿呢?2) 個人認為,當兩個條件被滿足,行使暴力就有相當的正當性: 一)暴力是為了對抗不公或出於公義(我知道這個條件相當可怕/危險,沒有人能肯定什是「公義」或「不公」,每個人都只能憑自己的信念行事。但的確,暴力是可怕/危險的。) 二)非暴力的方法已經用盡了。2.1) 我認為,條件一是必須的,但條件一可怕而模糊,所以才有因條件一而生的制衡條件--條件二。以下嘗試用例子闡述:2.2) 例子一:A強姦B,B拾起身旁的一塊磚頭,把A打死/打暈。我認為B的「暴力」可被視為正當的。(符合條件一,我想大部分人也會同意這點。)2.3) 例子二:A打了B一拳,B還手打A一拳。(假如我們認為A打B一拳,是一種不公,那麼符合「條件一」,似乎B是有權利打回A一拳的。但活於「文明社會」的我們似乎又不會同意這行動,我們都知道以暴易暴會為社會帶來極大損耗,這一拳似乎並不好被視為正當的。)2.4) 例子三:A打了B一拳,B用盡一切非暴力的方法阻止A打自己,但A依然要打B,B最後出拳打A。(這例子符合條件一和條件二,這一拳也應該可被視為正當的。)3) 假如滿足條件一和條件二,就可以施行暴力。那麼如今香港的勇武抗爭是否符合這兩項條件?3.1) 對於條件一:藍絲們不認為現在的勇武抗爭是對抗「不公」或出於「公義」,他們認為勇武抗爭是錯的,無需討論 。要思考勇武抗爭是否正當的人,是一直支持香港追求民主自由等價值,認為現今政權不公不義的香港人。如果認同,這似乎符合條件一。3.2) 對於條件二:香港人爭取民主三十年,靜坐、遊行、絕食、建制內的討論等等,似乎幾乎用盡可能的非暴力手法?如果認同,那麼也符合條件二。4) 如果你認同如今的勇武抗爭,是為了追求公義,反抗暴制;而我們又已經用盡暴力以外的手段。那麼你應該問自己,你反對暴力的理據是什麼?4.1) 你可能會說,你不認同暴力手法,是出自功利主義,認為這方法行不通。這個理由Valid,但我想說,你和平的方法行了三十年也不通。你可以不支持,但也似乎沒有太多資格讉責,要讉責的話,理由也不應該單純是「暴力是不對的」,而是「暴力是不可行的」。所謂「暴力」是中了敵人陰謀的說法,也可歸納於此。4.2)你可能會說,雖然我認同民主自由,反對暴政;但現在的勇武抗爭,並不代表對抗不公/出自公義呀。你或者更會給我看一條片段,十個示威者在圍打一個警察,微觀這一個暴力,如何視為正當呢?4.2.1) 這視乎你如何定性2月8晚的勇武抗爭。對我來說,那明顯不是單純的捍衛食魚蛋的權利,而是對暴政不滿的反抗。4.2.2)打警察,是因為警察是「政權的代表」。警察,以至所有公務員,其實都是這個政權的代表。如果這個政權要警察趕小販、打示威者,那麼那個警察在執行任務時其實不可單純視為一個「人」來看待,而是要視為「政權的代表」。前線的警察,其實有違抗上級命令此一選項的。4.2.3) 2月8晚的警民打鬥。其實視為兩派陣營的一場「打仗」,或者會更容易理解?4.2.4) 就算宏觀整體的暴力是正當的,也不可忽略當中微觀的、個體的、部分的暴力會出現問題。例如:戰爭之下出現不必要的暴力,也會視為不正當的,如殺害無辜等。5) 其實我們沒有人願意完全放棄暴力的,當我們平時願意給警察使用暴力/武力來打擊黑社會(因為我們普遍認為黑社會是不公義的)。如今我們卻不願意給人民使用暴力/武力來打擊黑警(或說是暴政的代表),我們就要小心反思理據。6) 「文明社會」的我們都容易「暴力潔癖」。因為我們都知道,以暴易暴是會對社會製造極大耗損,戰爭的代價永遠都是沈重的。我們當然要小心看待每一次的「暴力行為」。6.1) 如果暴力是來自高牆,我們就要更嚴格,因為高牆往往代表他有能力有更多選擇,有更多非暴力的可能性。而當暴力是來自雞蛋的時候,我們就要小心自己的「暴力潔癖」。沒有雞蛋會想衝向高牆,粉身碎骨的。因此,我想村上春樹才會這樣說: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暴力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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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暴力」

奧斯卡連續兩年沒有任何黑人演員獲得提名,種族議題再次被擺上台,不少黑人導演、明星說要杯葛頒獎禮。還有之前白人警察濫用暴力對待黑人疑犯,警民多次爆發騷亂。雖然奧巴馬當選總統快八年了,但族群之間的誤會、衝突、仇恨,從未平息過。美國年度最多人關注的美式足球超級碗決賽,全年最高收視節目,單在美國已動輒逾億人收看,超過全國人口三分之一;電視台直播賽事,廣告費天文數字,但仍爭崩頭,超級碗成為最大的宣傳平台;哪個歌手在開場領唱國歌,誰擔任中場演出嘉賓,近十多年更成為熱門話題。中場演出只有約十二分鐘,早公布今年由英國樂隊Coldplay領軍,未知是否有人擔心他們號召力不夠,所以後來加了Beyonce和Bruno Mars;後兩者以前都曾在超級碗中場演出過;周一早上看過表演後發現,Beyonce的加入大概是精心安排。外媒暱稱Beyonce為Queen Bey,足見她的江湖地位;她唱超級碗舉行前夕才曝光的新歌,以全女班舞蹈員上陣,打扮類似黑人民權運動中的黑豹黨,舞蹈中排成X字,被指向Malcolm X致敬。她的霸氣演出,蓋過了後來三人合唱、全場做出的彩虹大愛標誌,也因此事後有人批評Beyonce藉表演反警辱警;到截稿之前,還未聽到她的任何回應;但她以歌舞在一個重要場合表態了,一如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奧運會上的Tommie Smith和John Carlos。黑人民權運動經過數十年,尚且如此;超級碗舉行當晚,旺角街頭爆發魚蛋騷亂,鏡頭前,盡是暴力;香港人和平慣了,總可容忍制度的暴力、獨裁者的暴力、警察「合法」的暴力,卻拒絕理解年輕一代為什麼走到掟磚襲警這一步。而這不過是開端。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2月13日),原文題為〈暴力〉,現題為編輯所擬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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