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途自決」不要成為舊酒新瓶

一眾傘後組織打著「前途自決」、甚至「香港獨立」的旗號,意欲藉此進軍立法會,實行所謂議會的內外抗爭。各組織的勝算多少,會否欖炒,日後自有民調分析。反而,就目前來說,選舉議題值得討論的地方更多。當年,以「民主回歸」為綱的民主黨派及學界人物,均於2014年被北京的白皮書及「八三一決定」撼得焦頭爛額,政治資本幾乎一舖消袋。走了三十年的民主路斷,失落的人心自然被「前途自決」、「永續自治」、「全民制憲」和「獨立建國」等號召所吸引。香港眾志推動以十年、青年新政等組織則推動以五年作全民公投,以決定香港前途的問題。作為選民,有得揀,當然是歡迎之至。但,問題是,公投怎樣取得合法性?怎樣動員市民參與及執行結果?年輕政黨似乎並沒有清楚交代做法和其論述。正如呂大樂教授日前於明報二篇撰文所言,其實港人本身並沒有準備好回歸,好好思考前途問題,只希望平穩過渡,「馬照跑、舞照跳、股樓照炒」。而現時新政黨以組織先於論述的建構,其本身的願景、取態如何,怎樣帶領市民可以構建大家所想的香港?又似乎未有交代,只能支吾其詞,說些尊重公投結果的政治辭令云云。有人問Steve Jobs:需要在開發產品前做些市場調查嗎?他回應道:「A lot of times, people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 until you show it to them.」政黨除了要代表市民議政、爭取公共財服務選民外,更重要的責任就是要有清楚告訴市民他們的願景如何,怎樣去達成目標。將來怎樣選舉特首及其他問責官員?區議會的權力和角色又會怎樣?經濟發展會否繼續依賴金融服務業?2047年時的土地契約怎樣處理?語文政策的爭議及TSA怎樣處理?單程證的審批權如何取回?日後的中港關係,以至香港國際上的參與該怎樣發展?香港需要成立軍隊作國防嗎?…這些題目每個都可以做個學術題目,都需要時間和資源研究。新政黨於目前以「自決」、「獨立」作口號是出於現實的選舉考慮,關乎政黨利益。可是,正如追女仔一樣,「呃得一時,呃不到一世」。假若,只顧爭取選票而忘記把自身的路線和願景清楚告訴市民的話,同一張選票上,投本民前、青年新政、香港眾志、香港民族黨其實沒有太大分別。甚至可以刻薄地說一句,「自決」也好、「港獨」也好,不過是「民主回歸」的舊酒新瓶。這正是最「恨鐵不成鋼」的一點,一方面希望青年人能為香港的政治和前途帶來活力和新氣象,但另一方面又擔心新政黨未能好好將其理念和論述帶給市民大眾,特別是主要從傳統媒體接收資訊的年長人士。最後,筆者最恐懼、最不願意見到的是,十年之後,黃之鋒變成了今天的何俊仁,梁天琦變成今天的黃毓民,楊岳橋變成今天的梁家傑。延伸閱讀:1. 透視十年﹕回歸我們從未認真準備過(文﹕呂大樂)2. 呂大樂:組織先於主張的香港政治文:韋文 本土意識 本土派 自決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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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六四,讓我感覺到自己是香港人

近日,聽見有些學生領袖公然說出:「悼念六四係咪要有個完結喺度呢?」,令人不勝唏噓。悼念六四與爭取香港民主,為何是對立的呢?雖然筆者是一名90後,但也替年輕人的這種想法感到有點可惜。每個人都因為不同的事件而政治覺醒,有的是因為六四,有的是因為反廿三條、有的是因為反國教,有的是因為雨傘運動,他們之間根本就並非互相排斥的。而對我來說,我就是因為悼念六四而政治覺醒的。建立港人身份認同回憶起在童年的時候,父親曾經告訴我,中共或許是打算等待司徒華、李柱銘、李卓人那一代人死清光,香港就再也沒有人理會六四了,所以年輕人要接棒。想不到,近年「本土」思潮的冒起,讓一直以為是理所當然的「悼念六四」,也變成了一種「本土禁忌」。但對我來說,第一次出席六四燭光悼念集會的時候,才真正讓我感覺到自己是「香港人」。從小時候開始,我對國民身份認同或族群身份認同都沒有太大的感覺,「香港人」抑或是「中國人」,都沒有太大所謂吧?總之,我就是一名在香港生活的人而已。在我中六的那一年,適逢六四20周年,時任特首曾蔭權的「代表香港人」六四言論事件,刺激起社會的熱烈討論。還記得當時年輕人關心六四的氣氛開始越來越濃厚 ,我也在互聯網上認真地觀看六四紀錄片。2009年,我第一次出席維園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也是我第一次參加政治集會。其實,當時悼念六四的理由很簡單,只是出於良知的呼喚,因為我相信,中共政權殺害和平的示威者,絕對是一件錯誤的事情。六四,是香港的事情中共和建制派多年來用盡各種歪理,叫香港人忘記六四,我們就越要站出來捍衛真相。在維園點起燭光,做到內地人無法做到的事情,深刻地感受到香港與中國內地的分別,我感覺到自己是香港人,清楚明白到極權的本質,以及自由和民主的可貴。更重要的是,香港人一直都是六四事件的參與者,悼念六四,是承傳香港人的共同記憶。八九民運,既是一場中國民主運動,也是一場香港本土民主運動。在1989年,香港人冒著風雨,先後舉行多次大遊行和集會,又籌款支援北京民運,更參與了「黃雀行動」,秘密營救六四民運人士。當時,距離香港主權移交還有八年,「六四」令香港人政治覺醒,渴望透過本土民主化來保障香港的利益。當年香港各界大力支援中國大陸的民運,不單是為了中國的民主,更重要的是為了香港本土的民主。最終,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加入了最快可於2007及2008年普選的內容。六四事件的意義,早已超越1989年在北京發生的事情。廿多年來香港人的悼念活動,寫下了香港本土的歷史,建立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就算六四被平反,也會繼續悼念,更何況是現在公義仍未得到彰顯呢?悼念六四,也是社運入門的第一課,為香港本土政治運動不斷注入新力量。若然沒有六四悼念集會,我或許就不會參與七一遊行、反高鐵、反政改、五區公投、雨傘運動等等的社會運動。因此,從客觀的效果來說,悼念六四不單止沒有削弱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反而讓更多香港人投身本土社運,建設民主香港。 六四 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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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共同體」的形塑

4個月前,美國康乃爾大學榮休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突然離世,再度引發全球學術界對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如何對人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討論。《想像的共同體》出版於1983年,該書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解釋為人們透過「想像」的力量,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區域內的廣泛傳播而帶來的社會共通性、集體紐帶與政治共同體概念連接,所引發的效應。筆者日前前往劍橋大學開會,而劍大也是安德森的母校。60年前的1956年,他在劍橋古老的街道上,目睹了一個正在演說批評英法等國入侵蘇伊士運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階級的英國學生攻擊。他前往勸架卻反遭毆打。其後,這群「勝利者」英國學生列隊高唱英國國歌《天祐女王》……這起事件,成為安德森的思想啟蒙及其後批判帝國主義、同情殖民地,並促使他追尋民族主義起源的重要契機。《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現代人類理解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新視角,顛覆了過往世人對民族主義本質的認知。這本書,也成了筆者學生時代必讀的教科書。2000年,筆者發表論文〈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成立看新生身分認同之特徵〉,刊登在日本學術期刊《現代中國》。文中探討了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並首次提出「香港共同體」的新概念。香港「準民族主義」的先天特徵在2015年之前,作為「香港共同體」主觀內涵的「香港人」認同,基本上只停留在與「大陸人」作為區隔對象的「族群」範疇,並未達至民族主義的階段。事實上,當時也還未出現「港獨」等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訴求。不過,香港社會由來已久的本土意識也絕非純粹文化層面的族群意識,而是一開始就已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佔相當比例的港人對新統治者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九七後香港與大陸兩地民衆之間因交流劇增所產生的摩擦,使香港本土認同及其內在的政治元素得以長期存在並伺機發展。此一現象也自然成為挑戰九七後中港兩地國民整合的主要障礙。基於其潛在的政治性,筆者將當時已經出現的「香港人」認同,定位為「準民族主義」。其後8年,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並未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反之,香港社會「中國人」認同的接受程度,在2008年達到歷史新高,也使得筆者的論述一時缺乏現實的支撐。弔詭的是,在經歷了2014年的「普選」死局及雨傘運動的歷史性挫折之後,香港迎來了年輕世代呼喚「本土主義」的新時代,也因此筆者的「香港共同體」概念,重新獲得新的論述空間。針對方興未艾的香港「新本土主義」現象,研究民族與認同的學者要處理的兩大問題是:一、如何解釋這波新現象的出現,其特徵為何?二、該現象的歷史脈絡為何?有關前者,筆者這兩年已寫過一些文章,包括用「天然獨」的概念,來探討新世代的思想特徵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走向。本文則嘗試回到歷史現場,重新分析香港「新本土主義」所仰賴的基礎——「香港共同體」的建構過程。「香港共同體」形成的6階段隨着1842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鴉片戰爭正式結束,香港迎來開埠的新紀元。此後150多年間,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因此脫離了中國,並在英國獨特的「自由放任」治港理念及透過與本土精英合作的「柔性統治模式」下,逐漸形成了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有別於中國大陸的本土社會,這是「香港共同體」的雛形。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香港共同體」在1949年之前只不過是一個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社會凝聚力薄弱的虛殼。爾後「香港共同體」從「虛」走向「實」的新階段,其實是仰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1949年至迄今近70年,具實質意義的「香港共同體」之建立經歷了摸索與變遷的6個階段:一、1950年代初:「香港共同體」硬體組建期。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邊境口岸一改過去的開放式管理,雙方的出入境政策迅速收緊,深圳河從此成為兩地社會隔離的地理標誌。與此同時,香港工業化起步,香港區域內統一市場逐漸成形。二、1960年代中:「香港共同體」軟體建構期。香港出生的人口趨於多數,無綫電視的啓播、李小龍的功夫電影及粵語流行音樂的興起,帶動了「香港文化」進入創造期,香港本土認同也進入醞釀期。三、1980年代初:「九七問題」浮現,中英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進入程序。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引發「誰是港人」的討論。「九七」的陰霾刺激了「香港人」認同迅速浮出枱面。四、1997年後:「九七恐懼」漸散,中港兩地融合加速。「中國崛起」帶來的經濟機會及港人對CEPA的期待,香港社會的「中國人」意識趨強,香港本土意識則進入衰弱期。五、2008年後:「崛起」後的中國仍然拒絕民主的態勢日趨明顯,劉曉波入獄等中國人權與體制問題頻生,香港「普選」前景不明朗,衝擊了香港社會對北京的信任。香港社會的「中國人」認同轉弱,「香港人」認同則趨強。六、2014年後:港人企盼30年的「民主普選」落空,空前的雨傘運動的挫折感催生了年輕世代的「港獨」意識,包含「三自一獨」,即「自主」、「自救」、「自決」及「獨立建國」等新訴求的香港「新本土主義」進入蓬勃發展期。深圳河以南「香港共同體」的形塑要構築一個新的共同體,必須靠「硬體」與「軟體」的相互配合,始能成形。前者強調地理範圍的確立及提供形成統一市場的基礎建設、管理區域內居民的政府架構的設立、居民居所規劃等等;後者除了政經、法律、教育與福利制度外,更着重於賦予聯繫共同體內各成員之間精神紐帶的文化要素。今日香港特區的地理範圍,實際上幾乎完全承襲了英國時期在香港的統治範圍。繼1842年根據《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後,清朝復於1860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1898年英國再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進一步由清朝手裏租借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區,延續至今的香港範圍就此確立。儘管英國殖民政府在各階段就已開始在新獲得的土地進行基礎建設,實施有效的管理,同時卻未強行實施對英國效忠的認同政策,加上出入境管理的虛化與人口高度的流動化,使香港在1949年以前,難以形成對外具排他性、對內具凝聚力的本土共同體意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香港與中國的邊境口岸大致上是開放的,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並沒有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直到1950年,為了防止大量的難民從中國湧進等其他政治因素,港英政府才開始制定並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制度。隨後,由於新中國介入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性物資禁運,美國也禁止輸入中國產品。此兩項對中國經濟實施制裁的措施,導致以中轉中國產品為經濟支柱的香港必須尋求新的經濟出路。恰巧因新中國的成立,由上海等地湧進的資金主導了1950年代之後香港的工業化。出入境管理的嚴密化,切斷了香港與中國高頻率的交流,提供了香港建立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條件。而隨着人口的穩定化,尤其是到了1966年,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越移民人口,香港社會的「本土化」條件才告成熟。換言之,在此之前人口高度流動化與非本土人口佔多數的香港,並不具備建立本土共同體的基本條件。六七十年代「香港文化」的建構然而,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建立及本土社會條件的逐漸成形,並不足以確立一個具有文化靈魂、能凝聚香港住民歸屬意識的共同體。因此,「香港共同體」的形塑,除了必要的「硬體」,還需要「軟體」的支撐,即「香港文化」的創造。眾所周知,香港的傳統文化是以廣東文化為主體。在1950年代以前,以粵劇為代表的民間文化活動與廣州及周邊地區交流頻繁,形成了某種程度的「省港文化網絡」。然而,自從新中國建立後,兩地的文化交流中斷,中國大陸開始興起了「社會主義新文化」,排斥傳統藝文活動的狀况到了1966年開始的「文革十年」更走向極端。然而就在此時,香港無綫電視台啟播,掀開了創建「香港文化」黃金時代的序幕。作為「香港文化」象徵的、以李小龍為主的香港功夫電影熱潮,及以許冠傑為鼻祖的粵語流行曲的創作熱潮,正是在這個年代湧現出來的。換言之,香港在1949年後,尤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形成了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形態。「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也積極推動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擴大市民參與政府行政工作的空間,以穩定香港社會。這些政策都促使了1970年代的香港居民開始普遍產生「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香港人」這一新的身分認同開始在香港社會萌芽。(敬請關注下周二5月10日刊出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之二:「九七」與香港本土認同的主流化)(香港「本土主義」的起源.系列一)(作者facebook:www.facebook.com/john.lim.3154)原文載於2016年5月3日《明報》觀點版。 本土意識 中港關係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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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蛋

《十年》裡的「本地蛋」一節中,廖啟智飾演的雜貨店老闆真是入木三分,他一直向兒子循循善誘,請他不要忘記自己是吃本地雞蛋長大的,不要跟隨學校的紅衛兵般去批鬥本土之物,包括本土雞蛋或書籍。結果是,他的兒子不單沒跟紅衛兵同學為伍,甚至向書店老闆通風報信,讓他知道即將受禁的書籍,好讓對方可以在秘密倉庫儲書。電影裡,廖啟智大概說,如果不是自己以前事事逆來順受,今天兒子便毋須為了真相鋌而走險。《十年》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最滑稽的評論應數黃百鳴,他連電影都沒看過便說獎項是「極大錯誤」。還有林建岳第一時間批評《十年》得獎是香港電影界的不幸。大陸傳媒公布得獎名單偏偏不提「最佳電影獎」,還要特別申明是完整名單,此地無銀三百両,作假以自欺欺人,無以甚之。這班人好像「本地蛋」裡的紅衛兵學生,一見了「本地」、「本土」兩個字便神經緊張,急着跟對方劃清界線。誠然,電影論藝術程度及故事完整可能未算完美,但筆者認為藝術家在言論窒息的空間創作,單是這份勇氣也應該加分,也因此艾未未的藝術作品未必贏得人人鍾愛,但大家還是對他推崇備至。香港人都喜歡《撐起雨傘》這首歌,因為這是一班無懼政治打壓音樂人的勇氣作品。更何况,《十年》充分反映了香港現實,充滿時代氣息;於大街小巷放映時得到蜂擁支持,茶餘飯後引起廣泛討論,觸動整個香港,引發深刻的反思和迴響,這不就是藝術最高境界嗎?得獎真是實至名歸。說到底,無論是《撐起雨傘》或《十年》,背後的創作人就像「本地蛋」裡的廖啟智兒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爾冬陞在頒獎禮說:「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感激這班創作人,讓我們知道香港還有不少無畏無懼的同路人。今天北京政府對待泛民主派和本土派,也像親建制的電影人對待《十年》一樣,以圖滅聲。只盼香港人毋忘初衷,爭取真正的港人治港。自己香港自己救,共勉之。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4月7日) 本土意識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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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香港

雨傘之後,年輕人躁動,對現在時局充滿悲情;2016年的旺角衝突,可視為爆發點,但更普及的是,為數不少的香港新一代,本土認同轉趨強烈。我和老友吳俊雄,多年來關注普羅百姓的本土身分,覺得七十年代孕育出來的本土香港,與今天爆發的本土意識,有同亦有異;上周在中大與學生對談,內容已由翁維愷同學撰文刊於昨天。今天我補述一下。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本土意識,充滿樂觀情緒,相信努力有回報,白手可興家,教育可脫貧,經濟主導,政治避談,經八九民運,政治多談一點,民主抗共思想有市場。但今天的新本土意識,基調是悲情,充滿抵抗情緒,恐懼香港消亡,日常生活中的廣東話、舊社區,成為救亡的對象。以前很多的本土價值,例如相信教育、市場、地產、商家、政權、政黨,現在通通不信。有趣的是,當年以中產為奮發目標,穿著入時,言談得體,足以令自己顧盼自豪;但今天,年輕人就算是中產家庭出身,也不以為傲,起碼表面上覺得不值一哂。反而仇富、呻窮來得更cool更自在。毒男毒女,粗口爛舌,理直氣壯。上一代,89年64事件,是香港本土一個里程碑,令港人反共而又認同文化中國。但往事漸遠,新一代的重大事件非佔中莫屬。兩年前,年輕人在金鐘旺角,感情投入甚深,而且普及到高中學生,從中滋生的分離情緒在這兩年進一步發酵。我是上一代熱情的本土派,完全不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但經歷這幾年社會變化,理智上知道與中國分離十分困難又無必要,但感情上愈來愈不想做中國人,很嚮往自治自主的可能。本土,不在於一派,更在於普及民情的逆轉。相關文章:香港本土認同的!與?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3月21日) 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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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本土化的新時代

從旺角衝突到新東補選,短短一個月之間,本土浪潮席捲香港政壇。到今天還抗拒本土浪潮的人,恐怕都是在翻老黃曆看日子。本土浪潮之所以出現、並逐步改變政治光譜,根本原因在於中港關係,已經出現了根本變化:以往由於北京對香港事務較少干預,中港之間潛在的「中央邊陲矛盾」(Center-periphery cleavage)被淡化,特首成為本地政治的主要焦點;而香港的政治勢力就按「普選議題」這個主要裂縫,分成建制派和泛民主派兩大陣營,然後再按「階級裂縫」(Class cleavage)分成建制右派(自由黨、經民盟)、建制左派(工聯會)、建制中產(民建聯、新民黨)、泛民左派(工黨、社民連)、泛民中產(民主黨、公民黨)等等。但近年北京改變對港政策,逐步加強干預香港事務,在「中國因素」的氣旋籠罩下[註一],本土意識全面抬頭 ── 即一種對本土自主和核心價值的香港人身分認同 ── 令「中央邊陲矛盾」有取代「普選議題」,成為香港政治的「主要裂縫」之勢。政治科學的常識是,當「裂縫結構」(Cleavage structure)改變了,「政治光譜」就必然隨之改變。問題是,本土浪潮會怎樣重塑「政治光譜」?本土自治、本土獨立、本土建制參照海外「地域性政黨」或「自治區」的經驗(例如西班牙加利西亞、法國科西嘉島、意大利南提洛爾)[註二],可以預期香港的「反對陣營」,將會向「本土自治」和「本土獨立」兩個方向重整;而由於「中國因素」在香港的廣泛影響力,因此還會加上「本土建制」路線:本土自治:以「永續自治」為政治願景、以革新一國兩制 / 2047憲法公投為政治議程、以非暴力抗爭為運動策略(較接近拙作《香港革新論》)本土獨立:以「獨立建國」或「分離自決」為政治願景、以建立香港國族為政治議程、以「勇武抗爭」為運動策略(較接近《城邦主權論》、《香港民族論》)本土建制:暫時未見完整的論述主張,但曾鈺成、曾俊華等人就本土情懷、語言文化的言論,已經漸見本土化傾向(其中王卓祺提出「香港芬蘭化」,即主張港人自我制約順從北京,以換取自治空間及核心價值,算是較具體的論述)。而由於香港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再加上「多重裂縫結構」的影響(即「中央邊陲矛盾」外,原來的「階級裂縫」仍會存在),因此在上述的三大路線之下,必將再分裂成眾多大大小小的政黨,形成一個「碎片化的政黨體系」(Fragmented party system)。本土潮流,浩浩蕩蕩。從政者不走本土化之路、不加緊建構本土論述的話,只會被逐步擠出政治舞台。註一:吳介民,2014,〈「中國因素」氣旋下的台港公民抵抗運動〉,謝政諭、高橋伸夫、黃英哲編,《東亞地區的合作與和平》,頁130-144,台北:前衛。註二:de Winter, Lieven and Tusan, Huri (ed.) (2003), Regiona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Routledge).延伸閱讀:【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https://goo.gl/aAAKqv【《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本文章原刊於《香港01》,特別鳴謝作者及《香港01》授權轉載。文:方志恒(《香港革新論》主編) 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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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泛民主到泛本土

終於首次談「本土」。明明自問一直關心本土文化、歷史和利益,卻直到今天才「忽然本土」,其實非常諷刺。過去幾年,「本土」就像很多在歷史和科技的洪流中被賦予新意思的字詞,幾乎不再解作我多年來所理解的,它成為了某種處事態度、一份政治立場。我過往以至未來一段時間都在持續開發經營以香港歷史和文化為背景的遊戲,但一直避免說自己在做「本土遊戲」——有人這樣描述我倒是管不到——因為言者無心,聽者會詮釋出另一個意思。理論上,我應該去爭奪「話語權」,努力讓本土回歸到應有的意義,即對身處地方的關懷與付出、緊密而有機的人際關係、從下而上的文化建構和政策制定等,釐清本土並不包含「勇武」、仇恨和排外這重意義。但現實是單說自己不是什麼,要比論述自己是些什麼容易得多,貶低其他文化、譭過他人更是突出自己形象的最有效法門,我無能力以文字去抗衡情緒,亦沒有魄力去對抗所謂「左膠」的指控,唯有消極地幾乎放棄了使用這個詞。直到上周立法會新界東議席補選過後,我壓抑數年的心情才得以紓緩。我雖然沒有把票投給6號梁天琦,但從選舉論壇、網上文宣、選前拉票以至選後訪問,6和7,所謂泛民和所謂本土之間,不是互相攻擊和排斥,而更多是正面闡述自己的立場和主張。選舉過後,楊岳橋表示梁天琦「……是絕對有質素的香港新一代」,梁天琦則指本土也可以溫和,「本土」和「和理非」可以自己的方法各自做好工作。對我來說,這種氛圍的出現,要比誰贏出這次選舉,更加重要得多。豁然開朗的不就是我心情,也是整個社會政局。二元對立更多是挑撥社會的資源分配存在張力是理所當然,不同的語言文化,在生活中也會有各種互動甚至難免衝突,但總體而言本地人和外來人口之間並非零和遊戲,本地人要贏,不代表其他人要輸。况且才幾十年前,香港人本就大部分來自中國內地,一部分來自英國等地,除了7年居留,本地人與內地、外地人沒法簡單二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能在生活習慣、言語文化、核心價值等方面深入探討各種微妙異同。把本地人和新移民,或者香港人和中國人二元對立,就像政府把發展和保育、照顧老弱和鼓勵營商對立一樣,起的作用更多是挑撥。諷刺的是,主張這種對立的人,往往卻同時鄙視在香港居住最久的原居民。我相信作為人民代表,除了要說得出自己不是什麼,更需要論述自己是什麼;既要能指出討厭什麼,更需要說出熱愛什麼;不單是抵抗什麼,還有希冀什麼;固然可以排斥些什麼,但更重要的,是包容到什麼。不單是抵抗什麼 還有希冀什麼到新界東補選為止,泛民視本土派為另一主張,本土派更絕不自稱泛民,也堅決否定「9‧28」是「佔領中環」或者「佔領運動」,部分甚至說「雨傘運動」都不滿,非要人說「雨傘革命」才滿意。支持民主卻不想被稱為泛民無可厚非,這是突出不一樣,爭奪話語權。但既然「三分天下」已有雛形,讓「本土」重新回歸本意,讓它包含支持這個核心理念而不認同仇恨,不主張武力抗爭的人,讓本土拉闊到「泛本土」,撇開領袖該有的道德和胸襟不談,也是個明智的策略。這次新界東補選帶出了泛民和本土並不排斥反而互補的氛圍,難能可貴,熱切希望這不是曇花一現,而是範式轉移。另一個比較個人的卑微希望是,將來向人介紹自己的事業,我可以簡單地說:我開發本土遊戲。文﹕高重建編輯﹕馮少榮原文載於2016年3月6日《明報》副刊 本土意識 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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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世界各地走本土利益為依歸時

近年全球不少地區都有一個傾向,就是當地的政治勢力傾向本土路線,這種本土路線會因應不同地方的文化、政治制度、環境而產生出以本土利益為依歸的路向,這種趨勢相信是未來全球政治的方向,地球村這種概念,未必真正實現,至少當中的意思有不同的演繹,因為人始終會以自己先行,也是阿當史密夫的至理名言。英國正在討論是否脫歐,這其實是以本土利益為依歸,首相說留在歐盟是對英國本身有利,但另一方面倫敦市長Boris Johnson便有另一番見解,認為脫歐對英更有利,因為有更大的自主性。而民意調查都看到雙方意見均等仍是未知之數,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所打出的牌其實都是一樣,就是以本土利益為出發點,以合符當地選民的取向。伊朗大選完結,改革派勝出,其實就是本土利益的勝出,因為改革派的目的是改變當地的政治、經濟甚至宗教的環境和制度,人民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伊朗革命後,環境倒退,人民已開始厭倦宗教上的狂熱,回歸世俗或者至少走向開放政策才是他們的需求,改革派便是他們最需要的路線,所以伊朗總統魯哈尼為的首改革派便在這次國會選舉以及專家議會中勝出,這就是本土利益的勝利。剛剛一月台灣完結的總統和立委選舉,更是一次完整示範國民如何願意改變以本土利益為依歸的一次選舉,民進黨和時代力量便是以這條路線出發,大勝國民黨所謂的親中選票。蔡英文成功獲選為總統也是標榜著保護台灣利益,反對被中國邊緣的路線,最後成功變天,行政與立法都由民進黨奪得,可見本土力量絕對有支持。再看香港,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方面,香港都正在轉變,香港人面對著不同形式的壓力,當中「被融合」令到港人最感不安,因為深知這種「被融合」只會帶來單一化和同化,香港便失了原有的優勢,而且「被融合」時港人的利益被嚴重奪去,自然會尋回以及取回應有的權利,所以本土利益為依歸的政治路線便有其需求,這並不是石頭爆出來,又或者被人引導甚至所謂的妖言惑眾而出現,而是有真正需求才會有本土派。本土利益為先其實並沒有錯,因為你能夠給予自己生存空間才能夠幫助別人,如果連自己利益都被剝削時,反而將利益給予別人,這是難以說得通。大愛並不是一種口號,輸出大愛也要知自己的能力,平民百姓不是聖人,也不是殉道者。可惜當世界各地的政府強調維護本土,支持本土的時候,我們政府卻反其道而行,每樣事都以向中央獻媚或者只為討好中央作出的不同政策與手段,全無以香港人的眼光和定位出發,這便是為何今天有十幾萬個嬲嬲出現,不無道理。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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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旺角衝突到香港未來

旺角衝突:洩憤,還是抗爭?自從旺角衝突發生後,我看了很多評論,幾乎沒有一篇滿意。不要模稜兩可的立場、不要迷迷糊糊的反思、不要多愁善感的無力感。我不反對勇武抗爭這形式,但要看目標、看時機、看策略、看正當性。有人稱旺角衝突起源於保護小販、市民想篤串魚蛋而已。但只要稍微整理一下當天的報道紀錄,便知這說法根本不足為信。明眼人皆知,當晚示威者只是純粹發難洩憤,將警方近年無理與暴力的執法、政府的無能與腐敗,積怨下來的憤怒,在當天全面爆發出來。也許,一些受盡權貴與警察欺壓多年的小市民,看見警察被打,心裡不禁涼快。但洩憤就是洩憤,並不是抗爭。抗爭需要明確正當的政治目標,但當晚沒有。所以,我絕不贊同當晚衝突。高牆與雞蛋只是簡化的二元思維然而,旺角衝突發生後,反建制陣營寫了大量含糊其詞、似是而非的評論。這些論述的進路大多離不開:同情與理解人民的憤怒與武力,應將矛頭直指近年政府不聽取民意的問題上。本來我以為只有本土派才會支持這類評論,怎知道不少文章都是出自左翼朋友之手,左翼朋友亦愛分享這些文章。難道這就是左翼應有的批判?我也能理解人民的憤怒。當和理非非抗爭逐漸失效,人民自然會更傾向用武力反擊,這是基本常識。論述停留在這基本常識,就不叫批判。沒錯,高牆與雞蛋,人民都會選雞蛋那邊。但雞蛋本身亦有很多立場與衝突。思維只停留在選雞蛋的層面,只會淪為簡化片面的二元思維。左翼不是客觀紀錄事件的社會科學家或記者,有明顯的政治立場。旺角衝突明顯無關小販、無關勞動階層,甚至沒有任何明確的政治目標。左翼不能接受這種無關政治目標的武力抗爭,不能見到「夠反動」、「國家機器被打」、「充滿革命情懷」,就被激情畫面充昏理智頭腦。左翼的政治理念異於本土右派,這是根本分歧。左翼不可能與右派合流。也許,在一些現實政治的需要下,左右能夠作有限度的合作。但左翼絕不能為了保留與本土右派未來的合作關係,便不敢批評當晚右派的盲動與暴力。至於害怕失去新一代群眾支持,看似聰明,實質愚笨。沒有堅定政治理念的組織遲早只會潰散,遭右翼侵蝕,最後吞噬。泛民若再不懸崖勒馬,只會招致更大的失敗至於泛民,對今次旺角衝突的評論態度亦與左翼同樣曖昧,背後的動機亦與左翼相同。然而,泛民此舉只會賠了夫人又折兵,根本得不償失。一來,本土派根本不會多謝泛民不拖後腿,反而只會藉此更加貶低和理非非的泛民無用。二來,泛民迷迷糊糊的立場,亦只會失去更多中間多數的支持。近年泛民的支持度愈縮愈窄,這是歷史的必然。泛民不應該還以為自己是回歸前後能夠壟斷多數反建制市民支持的聯合團體。世道艱難,更應該認清自己的位置。泛民的主要支持者是溫和的中間多數與一眾中產。多年來,都是靠恐共情緒與反建制為戰略,以溫和協商為主要路線,爭取多數市民支持。假如泛民不與勇武派割席,反對武力行為,不但無法吸收更多票數,更只會遭支持者唾棄。若然泛民能痛定思痛、懸崖勒馬,相信未來還可能保住現有的大部分議席,否則屆時就不只是喪失數個議席那麼便宜。勇武抗爭注定得不到多數民眾支持至於當日衝突活躍的本土派,我從沒笑過他們的勇武抗爭只是口頭嘴炮。這班人的確有目標、有盤算、有勇氣用武力還擊,甚至有些真的在策劃革命。我反對本土派的理由只有兩點,一是政治理念,一是目標與策略。政治理念主要是指用某種排外的香港族群來建構本土的思想。這點很複雜,今次不談這個。我主要想針對本土派的目標與策略。本土派的主要有兩個目標。一是長遠目標:香港自決,當中包括獨立建國、城邦自治等等,重點是與中共政權進行區隔。但這目標能夠實現,必要條件是中共政權先倒下。任何人以為單純用武力抗爭,提高政府的管治成本,便能逼中共妥協,或是相信香港人武裝革命能打贏解放軍,都是活在童話故事底下。在中共政權倒下之前,本土派的另一目標是建立勢力,吸引更多群眾加入他們。為了實現目標,本土派分為兩條路線。一是勇武派,主張和理非非失效,勇武抗爭才是出路,與傳統泛民與左翼割裂。一是改革派,主張加入議會,取代傳統泛民,獲取民眾支持。旺角衝突可以視為勇武派獨自打響武力抗爭的第一炮。然而,這一炮卻射出了本土派的灰暗未來。旺角衝突當晚,並無任何能令民眾想到「這是一次正當的武力反抗」的政治目標。事件最終亦只能靠「近十年政府與警察所作所為引致的炸彈」這文宣,才獲得群眾理解與同情。但同情不等於接受,若然再次出現相同程度或更甚的武力抗爭,群眾的立場便會變得更明確起來,不是贊成就是反對。觀乎香港多數人恐懼武力,以及衝突中被補人士的身份(今次衝突大多數被捕人士是學生與無業人士),雖然勇武抗爭可能會獲得少部分低下階層與失去生活實感的年青人支持,但大多數人仍是傾向反對武力抗爭。亦即是說,勇武派只會愈來愈變得孤立,與群眾更隔絕。然後,行動會變得更為激進暴力,招致國家機器更大的反撲,惡性循環,直至其中一方被消滅。而被消滅的,很大機會是勇武派。本土派的理論與策略矛盾至於改革本土派看起來溫和很多,卻有難以消除的盲點,就是無法從勇武派分割起來。改革派基本上是與勇武派一體,無論從哪邊陣營來看:在泛民支持者眼中,勇武派與改革派的關係千絲萬縷;在本土派支持者眼中,「勇武」已成為本土派的身份認同:誰夠勇武、夠挑戰社會、政府的底線,誰就是義士、英雄。所以,本土派根本不可能反對勇武派。在今次補選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兩者是鐵板一塊。本土派一致全力支持梁天琦,而梁天琦屬發動旺角衝突的「本土民主前線」組織,更揚言自己抗爭「無底線」。若然本土派內部無法分割,便會形成明顯的理論矛盾:一方面主張議會抗爭失效,所以提倡街頭武力抗爭,另一方面卻又派人進入議會。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當然,本土派可以辯稱這是雙軌戰術,即一邊擴大在議會內的影響力,一邊擴大議會外的武力抗爭,實行裡應外合。但怎樣裡應外合,卻沒有人知道。本土派的另一個問題是策略矛盾。近年本土派一路走來都是主張不受中間多數約束,大肆批評中間多數是和理非非的港豬。針無兩頭利,這種做法根本不可能獲得中間多數支持,投本土派一票。也許,本土派只是藉著今次補選,擴大本土的聲勢,令本土思潮「入屋」。然而,本土派想要更「入屋」,要中產、家長、60後、70後支持,就無法不走溫和的政治路線,以及落實地區工作。激進路線也許能吸引年青人的支持,卻不可能吸引多數生活穩定的中產階層。到底本土派仍相信議會能帶來改變,還是認為街頭勇武抗爭是唯一出路?這問題由始至終都不清楚。但若然本土派相信議會能帶來改變,為何不改走溫和的政治路線,與泛民重建互信與合作,主打本土議題呢?單看梁天琦的政綱,不難發現不少政綱,譬如所謂的食水自治,泛民亦可以動議支持。當然,也許本土派不信任泛民,但議案要能通過,也必須與泛民合作。如果不與泛民合作,這些政綱只是空頭支票,不可能兌現。這是政治現實,不論本土派支持者喜不喜歡也好,亦無法否認。旺角的暴力衝突衍生的兩個重要問題至於普羅大眾,沒有既定立場的小市民或黃絲,即至少要思考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是,相同武力程度的抗爭在未來運動中又再出現,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抗爭往往都集中在一個場地。當部分人,即使是極少部分的人走去還擊警察,警察就會將在場的所有示威者當成是暴徒對待、在法律上,你亦有機會被視為參與暴動。問題是,你卻難以阻止這部分勇武派向警察還擊。因此,假如每次抗爭都有相應的勇武派用武力還擊警察,我們就必須進行兩極的選擇:或是參與還擊,或是完全退場。當上述情況開始重複出現,漸漸地,整個抗爭場地只會遺留「勇武」的抗爭者。我們真的願意看到抗爭如斯走下去嗎?如果不願意,我們又如何阻止用武力還擊的示威者?反之,如果你願意參與這種武力抗爭,又真的想清楚能承擔相應的代價(譬如暴動罪或襲警罪成)?你又真的想清楚這種武力抗爭真的可行嗎?這便引申第二個問題:接近暴動武力的勇武抗爭能有成效嗎?假如武力抗爭的目標是民生議題,也許有時能因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而逼使政府妥協,但換來的卻是自身承受法律責任的代價。而且,觀乎政府近來的強硬態度,政府似乎寧願增加管治成本,也要捉拿違法的示威者,可見這方法只會愈漸失效。當然,若然示威者能夠獲得多數民意支持,又是另一回事。但多數市民真的會支持武力抗爭嗎?也許,從網上來看,支持者甚多,但只要回到現實,問一問家人與身邊的朋友,就會看到真相--他們最多只能同情與理解,不可能贊同武力抗爭繼續下去。假如武力抗爭的目標是脫離中國,這更匪夷所思。有論者經常提到只要等待「支爆」,即中國經濟崩潰連帶政權不穩甚至內亂,香港便能藉機發動革命。然而,這想法的成功率微乎其微。假如中國真的「支爆」,最大機會是大量中國難民、資金湧入香港、駐港與廣深解放軍亦會出動維航,香港想趁機實現獨立自決運動,幾乎不可能,除非已有足夠的武裝力量與解放軍打仗。反之,若然中國真的對香港失去控制,最有可能藉機介入與掌權的便是美帝,而不是本土派。屆時香港人的自主命運,只會成了美帝粉飾下的傀儡政權。除了武力抗爭外,還有什麼可行方法?事實上,我認為武力抗爭是不可能實現獨立自決。你要提台灣經驗,眾多研究兩地三岸的學者已指出不可類比。至於像沈旭暉沈旭暉所言,學越南建立強悍民風,也吸納不到港人支持。但是,和平示威又不可行。說到這裡,難道只能像沈旭暉教授所言,保留文化香港,離開香港?不。我自己就無能力離開香港,但我卻沒有一般人的政治無力感。因為我沒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更精準地說,我沒有「仇中」的港人身份認同(雖然我討厭中共,但不歧視、仇恨與看不起中國人,亦對中國人文與經濟發展不悲觀)。我的基本立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與特殊地位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偶然產物、是英國殖民政策的需要,以及歷史上英美與中共博弈下誕生出來的副產品,從來並非港人自己爭取回來;香港只不過是細小的港口城市,無政治人材、無軍隊、周邊大國虎視眈眈,加上地理位置,基本上注定只能成為某一國的特殊經濟區,這亦是香港素來的宿命,只不過以前是英國政府,現在是中國政府。假如你接受上述基本立場,便能推出如下的結論:香港從來都是靠經濟力量換取政治權利,包括過去、現在與將來,這是唯一出路。然而,香港要持續成為成功的特殊經濟區,就需要更大而且多元的經濟貿易,無可避免要與鄰近地區發展緊密經濟貿易關係,包括中國--當然,經濟不一定全面向中國靠攏,但這是必不可少。而經濟貿易會帶動人口流動與文化相交,同樣會產生中港文化衝突與所謂的「換血」,這其實無可避免。假如你接受上述的論點,你就會發現香港的位置。沈旭暉教授講的「活在灰色世界的藝術」,我自己的理解並非是叫大家「犬儒」做「世界仔」,而是像許寶強教授所言的「狗智」,即大家要忍受這幾十年的過渡,保住優秀的香港文化,同時想辦法發展自己的經濟優勢,在任何時候、面對任何政權,亦能獲取特殊的政治權利。 所以,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香港在全球化經濟底下,可以發展怎樣的經濟模式,建立特殊無可取替的經濟體。當然,有人可能說,以香港現時的政治環境,其經濟只會為中國政府服務。我不否認,上面的所謂出路絕非一勞永逸,但與中共進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博弈,可行性總比直接以政治鬥爭進行博弈較高。除此之外,組織與擴大工會亦是必不可少,因為只有龐大的工會組織支持,才可能實現成功的大規模抗爭,這亦是香港現今抗爭論述中最缺乏的地方。大家要緊記,對破壞基階市民的生活、影響民生最大的不是中共,而是已沒多少人提起的地產霸權。最後,即使你相信勇武抗爭、相信香港遲早能民族自決也好,至少要懂得從全球化經濟與國際關係的政治角度找到香港的位置,缺乏這個視角,所有政治理念都只會淪為空談、所謂的民族自決也只會帶來災難。 本土意識 旺角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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