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抗爭

萬想不到,三兩下工夫,本土抗爭已進入新階段,迅雷不及掩耳。擲磚青年,只是少數,但保衛本土,反抗中共的情緒正在滋長,遍及頗大比例的年輕一代。抗爭言論,坦然直述,在社交媒體,在競選論壇,不再閃縮,這是本土身分認同多年未見的現象。普及的香港認同,歷史不長,1960s至1970s是孕育期,那時港青疏遠大陸,認同港式文化,以物質繁華為基礎,以國際視野為外衣,以摩登時尚為裝飾。1980年代至九七回歸時進入第二階段,政治過渡的焦慮,一方面強化港人的優越感,另一方面港人又恐懼九七後赤化令港式文化凋萎於五星旗下。九七之後,香港本土認同進入第三個階段,赤化的預期並未兌現,香港經濟反覆,逐步的國族化緩步前行,港人摸索身分定位,學習做一個香港特區的中國人,期盼香港熱愛的普世價值有朝一日可以在中國開花結果。就算內地民主化的過程漫長,在香港也享有兩制屏障之內的相對自由。在此階段,本土身分不弱也不強,游走於國族與特區之間。本以為,這種中港雙重認同的狀態,會維持一段頗長的時間,港人適應國家,內地包納香港。但歷史充滿諷刺與驚奇,中央以及特區轉用強硬鬥爭路線,逼出來一個本土抗爭的新階段,以前覺得不可能的現在變成可能。分離分子是果不是因。以前對中共反感是游離的政治情緒,佔中以後迅速化成具體的身分認同以及政治族群。以前很少會想像香港是特殊自有的族群,華南與香港一直有綿密的聯繫,如今「本土」有實體化本質化的新傾向。文化身分並無不變本質,但在對抗過程反覆強化。本土青年面對龐大的國家。抗拒同化,保衛自身,大衛對抗哥利亞,悲情對立,陸續有來。原文載於2016年2月20日《明報》副刊 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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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本土化 勢不可擋

近日有指,民主黨與公民黨現正考慮,重新檢視黨綱,並有意將本土元素納入論述,作本土化轉型。年青的黨員大多認同,畢竟「民主回歸」已經走到盡頭,加強本土論述,方為出路;相反,資深黨員仍有歷史包袱,對「本土」仍有抗拒。泛民政黨會作出幾大程度的轉型,仍然有待觀之,但肯定的是,本土思潮已經成為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面向本土是與時並進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的政治光譜一直以「泛民對建制」為主,亦即是「國際標準下普選」與「中國式普選」之爭。主流泛民一直以「真普選」、「自由民主」為論述骨幹,較少觸及本土議題,原因之一是「本土」容易被視作「排外」或「歧視」,流失選票。可是,一個多月前的區議會選舉顯示,打出本土旗號的傘後組織、青年新政及新民主同盟,在選戰中打出漂亮一仗,泛民支持者並非一成不變,對本土訴求大有市場。在目前的港陸關係,香港本位是不可迴避之事,由核心價值到衣食住行,亦需要有一定清晰的立場,選民所需要的,是站在香港人角度,捍衛港人利益,在資源分配上,爭取港人優先的政黨。當下的「大中華」理念、「開明中國」的想像,不少年青人感到疏離。相比之下,本土議題來得實在,更加貼身。現在連民建聯亦表示要立足本土,支持本土論述,儘管他們在涉及港陸利益衝突時,會否以本土為優先,仍然有待觀察。但本土意識漸成社會主流,泛民主派還有抗拒的理由嗎?本土是為了保留香港的獨特性「本土」本是中性字眼,世界各地亦會談及本土,對生活的地方有一份認同感,是正常不過之事。但在香港,每當談到本土,或多或少都會被「港獨」、「分裂」等字眼扯上關係。早前,環球時報的評論文章,指控本土「不排除」與台獨勢力合流,又「不排除」有西方勢力支持,正是一個佐證。此扣連「港獨」帽子的污名,正是泛民主派所忌憚。香港本土思潮的興起,最根本的原因是,北京近年走向「天朝主義」,對香港的干預越來越明顯,特別是梁振英政府上台後,各個界別對香港核心價值的侵食越來越嚴重。在選舉中,「一屋多姓」、「幽靈選民」、「蛇齋餅糉」等選舉舞弊技倆層出不窮,而且越來越明目張膽。與此同時,大陸資本四出收購主流媒體,繼成功收購南華早報後,又盛傳正洽購明報。在高等學府,校監梁振英強行安插,受校友及學生所反感的李國章,出任校委會主席,甚至呼籲商界勿捐錢大學,公然整頓學界,打壓學術自由。北京的步步進逼,港府的狼狽為奸,才會令港人作出抵抗情緒。在此情況下,香港的主體意識、身份認同就被「迫」出來。本質上,香港本土意識是一種防禦意識,為的是保留香港的獨特性,捍衛應有的自治權。當北京始終以一種「天朝」心態對待香港,捍衛的意識只會越來越強。守護本土為號角 擴大抗爭力量一直以來,民主派以爭取民主,為與北京博弈的籌碼。但一個人大8.31決定,將博弈籌碼一掃而空,為過往三十年的抗爭方法、論述主張,劃上句號,亦宣告民主回歸論的終結。可以預料,未來十年,主宰香港政治的,就是「香港主體意識與中國天朝主義」之爭。本土意識就是嘗試整合各界,為下一波民主運動,作好準備。面對鋪天蓋地的政治操控,民主運動不能只停留在議事堂,而必須走到各個界別「在地抗爭」。香港民主運動的戰場,不再局限於普選制度,而務必擴大到社會各層面,不論專業界別或地區組織、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公營機構或私人企業,以捍衛本土核心價值為號角,長期在各界別連結群眾。由林新強事件到陳文敏事件,都反映連結及動員界別群眾在地抗爭,是目前抵抗政治操控的有效方法。俗稱「網絡23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即將再續審議,各個團體,包括泛民政黨、界別團體、傘後組織、本土團體等,打出捍衛網上言論自由,抵抗網絡封鎖的旗號,廣泛動員不同界別的市民,起碼令建制派受壓,不敢「盲撑政府」,甚至要求政府,先撤回、再諮詢。事件會如何發展,會否令政府讓步,值得留意。可以肯定的是,打出捍衛核心價值的旗幟,會更容易整合抗爭力量。既要民主,又要站「大中華」的立場,這樣的位置似乎已被擠掉。香港本土意識不單包括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所指的,對身份、傳統和文化,有份強烈的感情和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對天朝中國的抵抗,捍衛核心價值,並不是具侵略性的主張。泛民主派不管過去如何,面對當今形勢,必須向本土轉型,否則就難獲社會支持。在北京天朝主義與本土思潮的角力,「泛民本土化」已是大勢所趨,亦是唯一的出路。〈延伸閱讀〉【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https://goo.gl/aAAKqv【《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鄺英豪(《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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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流電

到底誰殺了港英警察?凡走過的,必留痕。昨天已引《人民日報》的報道,中方承認是「我邊防戰士同時同港英警察及『防暴隊』開槍還擊」,其實《南方日報》亦有報道,指「英方警察和遊行群眾發生衝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傷幾名,駐守邊防的我一民兵小組衝出邊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圍,不得已,我邊防部隊只好開槍掩護民兵和群眾撒退,打死了英方幾名警察」。看到了吧?若報道屬實,開槍的其實不止是民兵而更有「邊防部隊」。此外,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亦曾宣讀中方照會,指香港警方須為衝突負上全責,事緣於英警首先開火,「中方邊防士兵隨即開槍保護群眾」。如果翻看金堯如的《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一書,更知當時的老左派們極欲借力使力,把事情鬧大,故亂放流電。第109頁這樣寫:「中國邊防部隊和民兵同香港這一邊的英軍巡邏部隊和警察爆發了槍戰……第二天我去香港新華社,有人就重其事的告訴我,沙頭角之戰是林副統帥親自指揮的。我大吃一驚,又問,中央有傳達下來嗎?對方說,是深圳邊防指部來的消息,估計還有下文,所以報紙上也可以透一透。」畢竟是老江湖,金堯如不相信,認為只是偶然事件,不會勞動到林彪出手。他在《文匯報》任職,跟李子誦商量後,決定不發這流電。那陣子的流電如流彈般亂飛,譬如說,鯉魚門外出現中國炮艇和兵船數艘往返巡邏、指揮塔上有解放軍用望鏡瞭望香港海邊……金堯如亦是不信此事,但有新華社高層表示:「即使是個謠傳,他們傳一下我看也無所謂,多傳一傳這類消息,我剛才說了,鼓舞香港同胞嘛。」就這樣,消息在《香港夜報》刊登,大字標題,「鯉魚門外突出現中國炮,駛向香港海域」,報紙第一版賣了六七萬份,立即再版,再賣五六萬份。金堯如從沙頭角和鯉魚門事件中得到的啟發是:「當時新華社黨委領導層思想處於極左狀態,他們一廂情願地幻想毛澤東、林彪和江青之流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會正出面或直接插手支持我們的反英抗暴鬥爭,迫使港英投降,讓他們在香港取得澳門反葡萄牙殖民統治那樣的勝利,使他們成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反帝反修的英雄,不但可以免於挨揪挨鬥,而且可能論功晉爵。」六七抗暴,六七暴動,六七事件,六七騷亂。不管叫乜名,真相原來亦是如此。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本土意識 香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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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系列之四 士人——讀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

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一句話,可堪解答:「身為香港人、讀書人,在此亂世中有種責任,都要盡一己之力書寫自己之歷史。」亂世當下,民間史家徐承恩立心治史,新著《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洋洋四百多頁,決意書寫香港本土歷史。筆者不同意徐氏的民族史觀,但見作者志氣宏大可敬,在此介紹,下文稍有批評,惟願集思廣益,還請同道指正。一城舊事幾多,看看書店那一列「香港研究/香港學」書架,尤見史家著述甚豐,惟史觀不離既有框架,每每沿用以下幾種——政權治術、世家大族、社會民生、行業發展、地方風物。本地史家善於剖析歷史,條分縷析,藉以理解各級階層風貌。上有權貴,大家回顧港英政府如何管治,也知道名門望族發迹軼事;還看社會,看看六七暴動,檢討社運路線;深入民間,考證村落宗祠,查找廟宇由來。學者用心研究,解開歷史脈絡,細緻歸類……然而我們只顧斬件切細,少有綜合歷史全局,也沒有整合香港主體——常覺香港歷史零碎得很。前人「演繹」 徐氏「歸納」史事徐承恩此書則不循傳統框架,今另闢蹊徑,不再斬件切細,而是整合香港主體,極具野心。前人史家大多「演繹」,徐氏試行「歸納」,收回歷史碎片,砌成完好主體,而此主體名為「香港民族」。徐氏大筆揮灑,捨棄細節,取其神意,兼有近觀、遠望之景。遠望嶺南舊事,秦漢時期短暫立國,此後幾番戰亂攻伐,嶺南位處邊陲,山嶺阻隔,故此文化異於中原;近觀明清以後,香港位於中國之外,處於中國之旁,遭受帝國壓迫,漸成族群意識,後來形成公民民族。徐承恩推演民族意識,次序如下:海洋族群、本地精英、文化國族、公民民族。這一切從明清時期說起。話說明代中葉,中國各地族群圈地競賽,填海造地,搶佔水土耕作營生。有些嶺南人未及圈地,或因山多地貧,於是以舟為居,出海經商,活躍南海一帶,當中有商旅背靠香港海港,也有武裝勢力打劫商船謀生。投奔怒海,狂風巨浪,練成一身大膽。他們懂得在各方勢力之間周旋,早與外國商旅交易,走私運貨;有時與清廷合作,有時反抗。因勢利導,海洋族群從不效忠故國,此後洋人與中國開戰,鴉片戰爭時候服務英人,也不忌諱私通外敵。推演族群 鼓吹民族海洋族群靈活多變,好為「中間人」,促成交易,從中取利,正是「買辦」人格。開埠之初,英國商賈聘用本地華人與混血兒充當買辦,這些貿易中介盡握政商人脈,躋身上流,成為本地精英。那時候清朝衰亡,民國初開,廣東地區動盪頻繁,革命黨人煽動香港華工罷工罷市,抵制外國勢力。這些本地精英身處香港,正是中英帝國狹縫,為保本土利益,多番出手談判,不想得罪中國,實不可倚靠外人英國,只好以本地身分出面解決。本地精英此後知道,想要保護自己的本地家當,必須自信自力,立根本土,不假外求。然後中原風雲突變,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文人南來香港,北望故土花果飄零,政治鬥爭不息。但看世道淪喪,感懷故國,悠生文化國族之志。文人倡導文化國族,雖自認中國人,卻不以地域為限,不歸附共黨政權。中原既為中共竊據,傳統舊學盡毁,大家今後毋庸眷戀舊地,而在香港靈根自植,重振古典,書寫正體漢字。七十年代有中文運動,也有年輕學生保衛釣魚台,在在可見時人深感文化國族意識,雖在香港,無礙報效中華。所以八十年代中英談判,論政團體與組織大多願意民主回歸,承傳文化國族。後來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港人目睹解放軍鎮壓北京學生,醒悟英國去意已決,才認真思考前途。徐承恩如此形容港人心境:「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 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徐氏認為六四促成公民意識覺醒,大家遊行抗議,對抗鄰國暴秦。後來我們有二〇〇三年七一大遊行,然後一輪保育運動,繼以二〇一二年反對國民教育,還有去年雨傘革命。幾經抗爭行動,大家認同一些公民價值,力行法治精神,爭取民主自由,然後生成公民民族,告別文化國族身分,此後只要認同香港公民精神,即成香港公民民族一員。「城邦」與「民族」論 難磨合兼述這是徐承恩的推演:說香港位處嶺南邊陲,關山阻隔,文化大異於中原;明清以後遺傳海洋族群人格,圓滑聰明;繼以本地精英立根本土,既不親附中國,也不仰賴英國;後有文化國族意識興起,苦戀中華而徒勞一場;到現在大行公民價值,是為公民民族。話說回來,書名《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並置「城邦」與「民族」,作者似乎有意兼行兩邊論述。然而陳雲倡導的城邦論(始於2011年)與民族論(見港大《學苑》2014年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徐承恩是其中一位作者)是不同的,而徐氏此作的民族立論,與城邦論不可磨合,大相逕庭,尤見民族論的三大弊處,僅此拋磚引玉,略述如下:一、捨棄華夏 甘作蠻夷城邦論講「夏夷之辨」,認為香港秉承華夏正統,粵語本為上古雅言,保留正體漢字。華夏蠻夷本是一家,香港既為華夏正宗,必須固存禮教,教化蠻夷。但民族論只論述嶺南香港與中原漢族之別,不取華夏正宗之說——如此立論危矣!一旦香港捨棄華夏正統,我們的文化地位無從立足,然後媚共(徐氏用語)輿論進攻香港,貶斥港人為蠻夷後代,徐承恩筆下的海洋族群與本地精英,將成百越蠻荒先民……那時候,他們大條道理取替粵語,消解港人身分。文化無根,甘作蠻夷,是民族論者未有顧及的。二、民族自決 用字缺失徐承恩建構當下公民民族,界定港人身分,不限人種血緣,只要認同本地自由民主法治的公民價值,即為香港民族一員。徐氏原意是鼓吹民族認同,此認同感覺不分種族,而取決於公民價值。只是,中共才不理會這是哪門兒的民族觀念,管你什麼「公民民族」、「人種民族」,官員一見「民族」二字,可以巧妙地承認「港族」,劃分「港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十七個」民族,特別行政區降格淪為「少數民族自治區」,香港丟失現有主權,不堪設想。大家搬用「民族」此詞論事,宜審慎為文,不要妄為。三、鬱躁壓迫 消極防守徐承恩的香港民族設想,源自近代歐洲建國風潮,歐洲民族遭受強鄰壓迫,鬱躁不安,只好謀求自立,建成現代國家——此為「鬱躁城邦」命題。是故,徐氏讀遍歷史,回顧舊時香港如何抵抗壓迫,遊走中英帝國之間,試圖喚起港人共同想像昔日「鬱躁」,今後奮起共建「城邦」。但以帝國壓迫為由,鼓動鬱躁思潮,最終注定只作消極防守,不敢文化反攻,因為人們心中的帝國強盛不衰——清帝國如是、英帝國如是、中共亦然。循此途建成鬱躁城邦,自守邊陲,終而偏安一隅,等待帝國日落,遙遙無期。陳雲的城邦論則放下壓迫歷史,宣傳本地管治制度,揚言共建華夏邦聯,香港與中國、台灣、日本締結友好,而香港的理性清明制度可以惠及廣東省,接管深圳惠州,共建香港大城邦。比較兩者,徐承恩的「鬱躁城邦」顯得消極,而陳雲的「大城邦」則進取得多。筆者不同意徐承恩的史學觀點,但深感徐氏立心治史,另闢蹊徑,險行畏途,不逐學院名利,正是士人救港救國之志,崇敬可嘉!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徐承恩心繫香港民族,而梁啟超晚清民初倡說中華民族,皆胸懷大志,逆流而上。且引梁啟超一句作結:「吾雖不敏,竊有志於是,若以言論之力,能有所貢獻於一方,則吾所以報國家之恩我者,或於是乎在矣!」梁啟超雖然失敗了,但香港共此時刻,士人思量出路,總好過哀嘆行動無力,重演失敗。香江有幸,一城士人俱在。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本土意識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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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我們有了真正的「香港隊」

晚上八時,我才剛下班回家,要幫孩子看功課,迫不得已,沒有開電視看香港大戰卡塔爾。雖然沒有辦法看,卻是仍然心繫旺角場。心掛掛,唯有偷偷打開耳機,像幾十年前的球迷一樣,聽「球賽」直播。我知道的,港隊和卡塔爾程度有差別,難以言勝,甚至乎要和波也不易。果然,一球,兩球,三球,八十分鐘輸了三球,如果看其他球賽,大概就已經打定輸數。不過即使輸了一球又一球,大家看得出香港隊還是很努力在球場上拼搏;球員沒有放棄,球迷當然也沒有放棄。某程度上,港隊一直輸慣了,反而輸少當贏沒有包伏。八十分鐘的時候,大家多少接受了三比零這個事實,但港隊卻竭力為球迷送上一個入球。能破蛋已經是喜出望外,直至港隊射入第二球的一刻,相信對很多球迷來說都是超越驚喜的激動。我忘了自己帶著耳機,竟然也大聲地在客廳裏大叫,直把一家大小都嚇得跳起來。即使最後還是輸了比賽,這兩個入球所帶來的熱血和激動,大概和真正贏得比賽沒有分別。夜闌人靜之後,終於可以靜心想一想:對香港隊的支持其實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明明,香港足球自從精工和寶路華的年代以後,沉寂了好幾十年, 連香港人自己都不再看香港足球。所有國際賽輸多和少,次次打九零一,美其名「穩守突擊」,實際上是「只守不攻」,鬱悶到出汁。那時候球迷也會爆粗的,只是開火的對像是港隊:「X你又失波!」「上喇,縮X曬係後面托咩!」。更詭異的場面是每年賀歲盃或者邀請賽,香港球迷竟然多數會熱烈支持外隊,「欣賞」他們「凌虐」香港隊。那時候我常常覺得,香港人只有一群喜歡「睇贏波」的球迷,卻沒有可以心有依歸的一隊球隊去訓身支持,好可憐。記得許多年前自己在一篇博文裡面寫過,香港根本就沒有地區或者國家意識,自然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榮辱與共。豈料今時不同往日,這幾年之間我們拒絕和「中國人」類同,竟有意無意之間強化了「香港人」這個身份。從前中國隊對香港隊,感情雖然複雜,敵我分明的感覺卻沒有如今的深刻。現在「香港隊不是中國隊,香港人不等如是中國人」,香港隊的存在,不但確立了這個意識,更是自主意識的最佳寄托;在香港政府處處矮化香港,加插一些「黃皮膚黑眼睛就是中國人」的殖民教育之後, 香港隊卻重現了昔日華洋共處,逆流而上的精神面貌。這隊膚色有層次的港隊,我們的感覺反而更親切。又或者是因為香港人自從沙士之後打了十多年的逆境波,洗去了多少在九十年代所謂「香港幾好都有」的風光, 香港人終於學會了尊嚴的可貴, 也明白了過程比結果更重要。這一切的機緣巧合,煉成了今天的香港球迷:精神第一,不怕輸波,要贏一齊贏,要輸一齊輸,”We are Hong Kong” 嗌到完場,不再埋怨球員技術差,不論如何支持到底。而球員也明白他們背負的不止是個人的榮辱,更是「香港人」的期望,在洪亮的打氣聲中,燃起無盡的鬥心。到今天有這樣的球迷和這樣的球員, 我們才終於有了自己的香港隊 。即使和中國負卡塔爾,精彩之處不下於任何世紀大戰。香港人終於不必羨慕99年的曼聯和05年的利物浦球迷,因為我們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come back moment。而我肯定,十年後會有香港的足球代表說因為小時候看過這幾場賽事,激發了要成為港足代表的決心。如果,香港政府和足栛肯認真花錢在香港足球培訓,由現在開始,香港又怎會是永遠的弱旅?通過足球,或者更多人會明白任何事都離不開政治這個現實,也應該更明白足球所能動員的大眾情感。錯有錯著,多得大陸和689的大中華政策,「香港人」這個意識現在是前所未有的清晰,”We are Hong Konger”,這已經是回不了頭的方向。我嚇到孩子以後,向太太賠了不是,然後打開電視,讓孩子看著球迷為港隊打氣。「香港勁揪!香港加油!」 孩子們叫得高興叫得響亮, 這就是他們的公民教育第一課。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足球 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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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系列四之三/平民——讀陳雲、甄小慧《殖民地美學》

近年上街,常見遊行隊伍揚起「龍獅旗」,正是勇武衝陣的本土派。幾年前陳雲寫下城邦論,鼓動本土思潮,港中區隔,不謀獨立,但求劃清權界——他說香港是城邦。皇皇香港,那一面龍獅旗繼承英殖時期香港政府徽號,到底什麼意思?搬用這一記符號,用心何在?陳雲與甄小慧近著《殖民地美學》,圖文並茂,淺述殖民時代符號,漫談香港島前朝建築。書名題曰「美學」,不為眷戀舊日美好,而是兼備欣賞批判,唯美唯學。享受視覺觀感,欣賞線條結構,是為「美」;然後理解設計歷史背景,即物感懷,方為「美學」。那一面龍獅旗,那一牆殖民建築,皆為舊物,而對照今昔,我們才知道自己得了什麼,也失了什麼。本土派現在高舉的「龍獅旗」,本為港英政府戰後徽號,中間一面盾牌,左右龍獅拱衛,龍為中華,雄獅代表英國。另有一隻小獅子直立盾上,手握明珠,象徵管治權力。盾牌上畫有帆船兩艘,並與龍獅置在山丘之上,就此合成徽號,自然教人想起香港開埠航海通商,太平山上曾為英人居住統治,龍獅兩相照,飛龍育我中華,獅子高貴勇猛,中西文化交匯此地。如此堪作一城徽號,多少往事,凡人一目了然,符號足可比興歷史舊事,有其美,也不失其義。飛龍圖騰也見於香港義勇軍軍徽,活現雙龍頂冠(書本封面),下書拉丁文「Nulli Secundus in Oriente (second to none in the Orient)」,意為冠絕東方,展示軍威。龍獅旗與義勇軍軍徽皆有龍騰,港英政府雖為外來政權,管治香港也懂得傳承華夏文化。《殖民地美學》書中論道:「然則中華民國的國徽、軍徽,中共的國徽、軍徽都沒有傳統神獸(龜、鳳、龍、麟),可見這些所謂新中國政權,是離地的境外殖民者,在文化保存方面,這兩個反華政權劣迹斑斑,比不上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現在香港徽號怎麼了?筆者想起洋紫荊圖案,特區區徽不見往日神獸,只見一旋抽氣扇團團而轉,標識那一朵洋紫荊,對稱過甚,面面俱一,望之只覺無情,斷絕生機。再看看金紫荊廣場那座金身雕塑,花瓣半開不合,盛放無期……洋紫荊本是野外混種而成,本身不能自然繁殖,不育無嗣,今作市花寓意,似有不祥。一城徽號舉足輕重,選擇設計即物作圖,該當細心思量,但九七之後,圖章不如往日精緻。往日精緻,大概因為港英戰前曾有明確管治意識。英人初到小島,倚靠英王威望治理華人,所以紋章圖案與建築設計力求顯現威嚴,教百姓臣服,才可劃地而治。洋人安放界石與銅像,雕飾建築重塑古典,嘗以大英帝國聲望統治海外治領。開埠早期,港府在上中下三環劃定維多利亞城,行使現代城市管理,後以界石為記,散落港島各處,標示城市範圍。中國大陸所見界石多為長方立體,而維城界石則是方尖形,異於新界鄉野石碑,頂部呈金字塔,就如古時日晷報時器,投影時間。觀其方尖神秘感,昭示一地管治權威。殖民時期好多設計也刻意配上權威象徵,例如舊最高法院大樓(即舊立法會)有圓拱屋頂,亦見迴廊圓柱工整排列(三軍司令官邸也有)。平民在街上步行而過,望見大樓形似聖殿,頓覺皇權在上,莊嚴不容侵犯。香港徽號 龍獅拱衛戰前英人治港,華洋分隔,華人眾多而英人少數,遂以殖民權威折服本地人。是故維多利亞城建築講究華美,瓊樓雕飾,各處可見王室銅像,確立威信。那尊維多利亞女王銅像,本在中環皇后像廣場,戰時丟失,重光後奉還香港,安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現址。認真看看,女王手握權杖與地球,雄獅在旁,座台墊高,眾生抬頭仰望,正是君臨香港之意。英國人征服清廷,然後管治香港,於是建成權威建築與銅像,告訴平民:我們是來管治你的。九七主權易手,英人出走,港人本應當家作主,高度自治。但現在誰主我城?不知道,而本來稱作「港督府」的元首住處,現在叫「禮賓府」……你說誰作賓客誰作主?今日香港主體意識薄弱,早有遠因。舊時平民不甚過問主權誰屬,現在也少理誰人當家作主,吾民主體意識薄弱,大概與戰後英國國策有些關係。二戰後英國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殖民政府難再仰賴王權治眾,港英政府卸掉昔日權貴形象,篤行務實官僚行政,避開政治意識爭辯。戰後政府放下王權冠冕,清拆象徵權威的古典建築,替以樸實無華的官署大樓。時至七十年代末,中環一帶古典建築盡皆拆毁(舊立法會除外),中央郵局、香港會、美利樓也相繼消失,維多利亞城湮滅,換來方正樸實的現代建築。戰後建築 平易近人你如何形容政府舊總部西座?既似屋邨學校,也像社區中心,親近平民,內有公務員餐廳,只要打聲招呼說約了朋友,即可進入總部。附近叢林草莽雜亂,雖有園丁打理,也任得野花樹木隨緣生長,全無官威氣象,平易近人。其他建築,如新大會堂、中環街市、舊天星碼頭(已拆)等,也秉承現代功能主義,別無額外裝飾,稜角分明。政府建築與平民建築相似,官民一家,力求實用清明,減省奢華雕琢,如此社會精神值得傳承。但古典建築盡去無存,舊日雕欄玉砌不再,政府也容易丟失管治威信。《殖民地美學》書中寫道:「(新大會堂)方正挺立,好像脫去王朝華麗袍服,穿上黑色西裝的紳士……英國殖民政府在二次大戰之後,放下了維多利亞王朝舒服的權威外衣,披上功能主義的現代西裝,就要抖擻精神,精進服務。一個官僚坐上了類似大會堂裏面那種建築物,是膽戰心驚的,因為毫無外物可以幫助自己建立權威,必須靠自己的本領。」殖民威權不再,平民不知效忠誰家,只信靠官僚行政主導,不復關心主權問題,不與爭辯,種下今日大眾政治冷感的禍根。往日官署建築親民,收起管治威信,雖有其弊,也不隔絕官民溝通,平民匆匆路過中環鬧市,從不覺舊總部阻礙步行。現在新總部「門常開」那管褲子獨立金鐘,中空大門,北風呼呼而過,雙腿虛弱無力,不覺可靠堅實。廣場圍起鐵欄,禁止平民往來,官民生死相隔,此生不見一面,威望無從樹立。返照舊物,可以知道這個城市失去了什麼。我們追撫殖民往昔,既要欣賞其美,也要批判弊處。港英政府嘗以王室威望治眾,戰後革新治領,卸下威權,理性行政,親民可嘉,但因此丟失威望,只奉官僚行政,不認真看待主權意識,吾民此後也不問政事。陳雲與甄小慧寫成《殖民地美學》,不為戀殖,復見平民觀賞舊物心境:「(殖民時代建築)有它輝煌和動人的一面,但也埋藏了今日的危機。我們欣賞的時候,該懷着這種心情吧。故此,(書中)照片是彩色影的,但本書用了黑白的排版。」不為戀殖 復見平民黑白照片,光影實在,毋庸眷戀舊日精彩。筆者猜想,書中敘述「維多利亞女王」、「英王佐治六世」等,寫「王」而不取「皇」,大概因為作者視之為前朝往事,皇權已逝,平民不再留戀(宋朝遺民敬立「宋『王』臺」亦如是,免犯元朝忌諱)。但願本土派揚起「龍獅旗」,不為歸英戀殖,而為平民開道,立足當下。我們緬懷舊事,既欣賞也批判,醒悟以往得失,然後放下過去殖民包袱,自信自力。景仰前朝建築,該知道英王權威一早離去,今日官僚不復理性,吾等平民必須奮發精進,熱心問事論政,此後不做冷漠順民。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本土意識 歷史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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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香港重光的兩點反思

今年8月30日是香港重光70週年紀念日,意義非凡。1945年8月30日,海軍少將夏慤率領英國軍艦登陸香港,象徵英國恢復統治,成立香港軍政府,終結日軍3年零8個月恐怖統治。此後,港英政府將每年8月最後的星期一及之前的星期六定為重光紀念假期。然而,1997年赤化未幾,重光假期很快就被取消,令人遺憾。今年適逢70週年紀念,香港本土意識逐漸抬頭,大家撫今追昔,重溫香港歷史,開拓人文視野,實屬難能可貴。40個民間團體合共近200人,舉起中華民國國旗,於中環遮打花園集合紀念香港重光。另有10多名退伍華籍英軍、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浸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張崑陽、本土民主前線及青年新政成員,以及本土組織時代思進成員梁繼平、李啟迪等人,親赴柴灣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出席重光紀念日悼念儀式,向當年在香港保衛戰中犧牲的軍人獻花。另一方面,中共外圍組織、14個青年制服團體、有中共背景的東江縱隊老戰士,合共約800人,在尖沙咀舉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巡遊」,充滿黨疼國愛的氣氛。對於殖民地時代的香港重光紀念日如何在1999年後突然消失(當年只有梁耀忠議員一人投票反對廢棄紀念日),以及當時哪個國家在香港接受日本投降等事實(當年中華民國與英國最後達成協議,授權海軍少將夏慤代表英國及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受降),我已在今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敘述,在此不贅,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閱覽。由此足見,中國共產黨正是導致香港人無法繼續以公眾假期紀念重光達16年的始作俑者,甚至企圖抹煞英軍、加軍及華籍英兵等合力血戰保衛香港,以及英軍代表蔣介石及英國受降而中共毫無地位等諸多歷史事實。對於這些事實真相,近日坊間評論多有提及,我就不擬深論,但願談談另外兩個比較少人關注的話題。一、本土意識回顧香港淪陷,紀念香港重光,不應只是懷緬前塵舊事,以及僅止於為保衛香港的軍人由衷致敬,更應全盤了解當年香港人根本無力自決命運的歷史困境,以及缺乏自決命運社會氛圍和主觀願望的歷史脈絡。香港重光畢竟是機緣巧合的產物,也是中、英、日三國外交與軍事角力的結果,但卻不是香港人自己主動奮鬥爭取回來的成就。驅逐日軍、港英保港、排拒國共,以上三點實在缺一不可,然後才有機會促成戰後香港快速復原與邁向現代化,但是香港人根本對這三點無一能夠主導與自決,只不過是政治亂局下的被動棋子。重光後的香港人其實相當幸運,得以享受和平紅利,但從未想過自決命運。因此,香港人逐漸培養出在「認命、避難、惜福」的前提下「自強、忍耐、逐利」的本土文化和時代精神。這種意識至少延續至上世紀80年代,導致當時香港和台灣兩地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出現了不同的氣質和表現。一時之間,夏蟲不可語冰。及至近數年,兩地社會的啟蒙程度才逐漸趨近。這一點剛好也正是香港年青一代與中老年人的文化斷層。時至今日,與其還要繼續陷溺於當年根本不存在的香港本土自救情懷(其實當年是宗親、鄉親、民族、反日情懷至上),不如反省過去不足,不要胡亂美化過去,反而應該擺脫奴性,打破緘默,積極培養今後保衛香港的本土自主意識。回顧過去,畢竟在當年的「香港保衛戰」中,保衞香港對抗日軍侵略的,正是駐港英軍、華籍英兵及其他外來兵團,不是任何香港市民自主游擊隊。前者奮戰到底,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為了保護一般香港華人的生命及安全(估計至少4000平民死亡),而是為了守住維多利亞港這個天然良港,防止日軍佔奪啟德機場及太古船塢以利日軍繼續「南進」作戰。在這場18日戰爭中,駐港守軍,不分國籍,的確英勇,但是畢竟以弱抗強,以寡敵眾,無制空權,早已注定功敗垂成。需知道全球一盤棋,當時英軍保衛香港而抗擊日軍,不是為了愛護香港城邦民俗文化,而是為了固守英國在整個東南亞戰略利益。這些都不是作戰軍人當時需要知道的,但卻是英國整體戰略部署的重點。畢竟,當年除了少數華籍英兵作戰抗敵之外,絕大部分生活在香港的華人是沉默的受難者、侵略的犧牲者。無人相助,自助無力,相當淒涼。當然,還有為數不少投向日寇懷抱的所謂「漢奸」,那是後話了。儘管當時香港的命運已經不是掌握在自身難保的中國手上,駐港英軍更加作戰失敗,回天乏術,但是今天論者絕對不可扭曲歷史而聲稱這是「香港人保衛香港的對日抗戰」,因為事實真相是「英軍保衛香港的對日抗戰」。今天的本土意識絕不應建立在錯誤的歷史知識上。華籍英軍是為英國而戰,效忠英國,不是效忠香港或中國,這一點必須弄清楚。明乎此,才能夠理解為何許多華籍英兵不斷要求英國批准他們擁有居英權,才能夠理解為何於1941年12月駐港英軍向日本投降後,約160名華籍英軍表示自願作戰到底,先潛伏到廣西的英軍情報基地,被編成香港志願團,到印度受訓,再被派到緬甸與日軍作戰,亦即離開香港(離地)效忠英國抗擊日軍。雖然他們相當英勇,但是如果把他們吹捧為香港城邦建國或者香港獨立自治的圖騰或偶像,顯然虛妄無稽,罔顧歷史事實。香港重光,說到底就是當年恢復英國對香港管治,絕對不是香港人形成獨立自主意識的開始,不可不察。今天正是要完成後者,路漫漫其修遠兮。二、東江縱隊中國共產黨屬下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並無正式對日抗擊作戰。這一點比較少人查究言明。時至今日,坊間竟然有人不懂歷史,一窩蜂走去推崇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抗日功勳,知慮淺薄,跟風起哄,令人費解。需知道在八年抗戰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根本沒有真正抗戰,連「一分抗日」也沒有,我在先前文章已有詳細分析。(網絡五毛黨批評該文是「一派胡言」,但毫無反證,畢竟中共賣國卻是鐵證如山。)同時,以曾生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支部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其他領導包括蔡國樑、陳達明、魯風、黃高陽、黃冠芳、劉黑仔等,於1942年2月正式成立,其隊員雖然身在香港,而且包括新界原居民、農民、學生、海員,並且主要在新界西貢一帶活動,但卻也沒有積極抗擊日軍,充其量只是有限度地扮演類似紅十字會那種救傷、轉移、營救戰俘、軍人及平民的角色而已,根本沒有武裝抗擊日本駐港軍隊,就連六七暴動那種真假菠蘿陣、火燒播音員那種層級的殺敵行徑都沒有,因此跟先前參與「香港保衛戰」英勇抗敵的英軍是處於完全不同的層次。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主要作用,就是擴充人員,招攬新兵,逐漸從200人擴展到超過6000人;待英軍撤退,即時撿獲棄槍,建立地下組織,潛伏多年,同時為中共蒐集日本在華南、台灣、東南亞的軍事情報,從大嶼山到澳門及廣州層層上報延安;待日軍投降,接收部分武器,一切蓄勢待發。這樣聽起來,是否有點耳熟?到頭來,他們只不過沒有像中共八路軍般衝出太行山撲向東北與姦淫擄掠的蘇軍會合而已,反而一切聽候中共中央指揮,最後當然被勒令繳械,作為中共親英倒蔣的甜頭,港九大隊最後也捲旗隱退。後來,部分東江縱隊成員,成為了中共建政初期香港地下黨(新華社及港澳工委)領導的前身。「縱隊」、「大隊」這些名詞只不過是煙幕。他們根本不是殺敵驅敵的軍人,本質上只是為中共服務的情報員,充其量只是比較英勇的救傷員和偷運者而已。如還不信,大家可以盡情搜尋網上資料,盡情閱覽有關書籍,盡情訪問老戰士,看看誰會告訴你:他打過甚麼仗、他殺死多少個日軍。了解這些事實後,大家還會上當受騙嗎?根據《文匯報》報導:曾德平(東江縱隊創建者曾生之子)一邊哽咽,一邊回憶,「最讓他感動的」是當年東江縱隊戰士在香港營救美國飛虎隊隊員克爾的經歷,當克爾成功轉移到大陸後,東江縱隊的戰士一直悉心照顧他。一位12歲的交通隊小戰士,為了表達心意,在為克爾送飯時,送上幾顆糖。曾德平總結道:「通過這幾顆糖,中美人民感情融合在一起,使美國對中國共產黨軍隊有更深的認識。」看到這裏,大家還不明白中共如何「統戰」嗎?畢竟「最讓他感動的」,竟然是營救克爾?請問,在那3年零8個月,他們真是殺敵的軍人嗎?畢竟,他們這些隊員不全是敗類,而且大部分也是壯懷激烈的抗日民眾。部分人心底裏真有強烈的抗日義憤,部分人是出於在日本鐵蹄下無可奈何的當兵抉擇,反正說到底,當時能夠在兵荒馬亂中能有穩定的軍餉養家餬口,已很不錯。但他們這些老戰士畢竟是情報人員、救難隊員,但絕對不是反擊日軍巷戰、野戰、山林戰、游擊戰的戰士!部分人或受中共政治意識形態及鬥爭思想影響,甚至今天更被中共政權利用,作為活生生的政治宣傳樣板,就已經完全脫離實際了。總括而言,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只不過是中共大搞「三國志」和伺機全國奪權的先頭部署。在中共心目中,抗日是假的,情報是真的,救傷營救就是假戲真做,樹立國際名譽,讓英美大國覺得中共是有異於蘇聯而且值得利用的善良第三勢力。那些年,這些事,不是當時那些隊員和士兵的視野所能理解的。他們當中有人出於抗日義憤而加入港九大隊,不懂中共幕後陰謀,冒險營救和轉移人員,我是相當尊敬的。但是如果他們今天依然為自己在戰時為狡猾的中共蒐集情報而感到高興,或者在戰後大肆吹捧中共獨裁政權,甚至至今仍然相信「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或者「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是香港抗戰勝利的中流砥柱」,那就是奴毒上腦,自我催眠,罔顧史實,值得警惕。 本土意識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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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的香港二戰歷史課:和老兵對話

文︰李卓峰(中六學生)歲月無聲,二次大戰已結束了七十年,人類活過了大半世紀的和平,新一代知道多少有關香港在二戰的歷史?又知道多少戰爭背後的殘酷?我是一名修讀歷史的中六學生,機緣巧合下,我有幸與三位戰時老兵會面,讓我知道更多二戰時鮮為人知的故事。日軍曾在香港屠殺暑假之前,我參與了一個有關二戰七十周年的電視節目(註1)。在節目中,在日本歷史學者和仁廉夫先生帶領下、我和幾位同學走訪香港保衛戰的戰爭遺跡,包括摩星嶺炮台和聖士提反書院,身歷其境,感受當年日軍攻打香港的情况。最令我驚訝的是,原來日軍曾在香港屠殺,地點正正是現在的聖士提反書院。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當日,日軍攻入當時是軍事醫院的聖士提反書院,屠殺正在療傷的英軍和加拿大軍人,以及醫務人員,犧牲了大約六十人。雖然這場屠殺比起南京大屠殺和萊因哈德計劃的規模相差甚遠,但這是香港最大一宗屠殺事件,而且在教科書或相關香港歷史的書中甚少提及,原來曾經有外國人為這片土地貢獻過,自己原來一無所知,實在感到汗顏,更認為香港人實在有責任要知道有這段歷史。在參觀聖士提反書院時,和仁先生向我們講解這段歷史和香港保衛戰的事,之後,先生對我們說,因為他認為日軍在過去戰時的罪行和現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走向,使他為自己的國民身分感到十分羞恥。日本人給我的印象是民族意識很強的,和仁先生長輩兩代都是軍人,在他口中說出這番話,確實令我十分驚訝及無法想像。電視節目的另一部分,我們與一位抗戰老兵黄樹開先生談話,他現齡九十歲,抗日時為國民黨通訊兵,曾參與緬甸戰役。他投身軍隊是應蔣中正「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加入救國軍隊之中,當時他只是十七歲。他服役前,只是在一所學校做校工,看到學生們紛紛入伍,而且當時戰情告急,他覺得應該要為國家出分力。在學生和教師的鼓勵下,他決定加入軍隊救國。1943年,他到南雄接受訓練,之後1944年正式到緬甸參戰,在戰埸上他當通訊兵,負責修理電線,確保盟軍通訊不受破壞。而他在戰埸上最光榮是擒獲三名日軍,他說當時三名日軍看似很累,而且其中一名是傷兵,加上他們都放下武器,他與幾位同僚用槍指着他們並且上前捉拿,而三名日軍並無反抗。抗戰結束後,他曾駐守南京和東北等地,1948年退役。暑假期間,我參與另一個與戰時老兵訪談的電台節目(註2)。第一部分是與一名東江縱隊的女兵林珍女士傾談,她現齡八十歲,本來居於香港九龍城,抗戰時期是屬港九獨立大隊,當通訊員,俗稱「小鬼」。當時她只是六七歲的小女孩。她成為「小鬼」源於她的姐姐也是東縱的通訊員和一場經歷所致。香港淪陷後的某一天,日軍逮捕了她的姐姐,誣告她偷竊軍票,然後入屋搜查她們的家,而且用軍刀威脅她的姊姊,逼她交出軍票,當時她與家人被日軍趕到露台,只聽到姐姐被折磨的慘叫,最後日軍搜索全間屋找不到,全家人因而得安全,但因這件事姊姊告訴家人自己是東縱的身分,而她的一家人都因此認為不能再退縮,決定一家加入抗戰組織裏。因「小鬼」當時年齡尚小,組織只派情報工作給她,負責運送盟軍的信件,有時會擔任護理員工作,照顧傷兵。1945年抗戰後,她平安留在香港生活。電台節目的第二部分,我與一華籍英兵黃勝先生訪談,他現年九十六歲,在香港保護戰時為皇家炮兵,亦以英國陸軍身分參與緬甸戰役。1939年,他加入駐港英軍為炮兵,因當時生活苦困,在朋友的介紹下,加入了皇家炮兵,駐守哥連臣角炮台上負責海上防禦。1941年,當日軍攻佔鯉魚門,收到軍官指領,退守赤柱兵房。12月26日,香港淪陷翌日,英籍軍官要求華籍士兵毋須犧牲,於是他和幾個同僚逃出赤柱兵房。但在逃走期間,不幸地遇上日軍,由於當時他們身穿便裝,就跟日軍說是在赤柱做苦工,最後日軍放行他們。於是回到內地與家人團聚。1943年,他在內地接到英軍的號召再次加入抗戰行列。之後,他到印度接受為期三周的陸軍訓練,轉折到緬甸參與戰事。1945年二戰結束,他返回印度,經新加波乘戰艦返港,直至1947年退役。三老兵欣賞日本民族受過戰火洗禮的三位老兵,我想像他們會十分憎恨日本人,但事實卻剛剛相反,他們不約而同地都沒有仇恨日本人。通訊兵黄先生認為大家只不過是接受軍令的軍人,都是聽從指揮行事,並沒有憎恨對方,他甚至認為欣賞日本這個民族。而曾為「小鬼」的東縱女戰士林女士初期是很憎恨日本人,但在抗戰時醫治過不少俘虜的日軍,漸漸了解他們,知道他們只是聽從天皇的指令,並非出自內心的仇恨。皇家炮兵黄先生最初都很討厭日本,但經過歲月的洗禮,都逐漸淡忘仇恨。其實三位老戰士的反應,的確讓我感到詫異。軍人本來應對自己的敵人存有一輩子的仇恨,但他們卻非常豁達,甚至欣賞對方。這種感覺可能由於他們經歷過戰爭的蹂躪,明白仇恨是帶來戰爭的催化劑,所以放下仇恨,才能締造和平之故。回望今天的日本和中國,兩個的民族依然彼此仇恨,中國先從海洋上擴大海軍實力,在南海建立基地,設空域範圍;那邊廂,日本登上釣魚台,又不理國民反對強修憲法,意圖復興軍國主義,令兩個民族仍未解下仇恨的枷鎖。參與過二戰的老兵都能夠這麼豁達,反觀現在的當權者,為了得到更多利益或者權力,互相猜忌,各國爾虞我詐,卻忘記上一代的付出,甚至互相憎恨,不懂和平的可貴,不是以國民為本,而是以利以權為本,敢問當權者何時醒覺?何解對二戰歷史感興趣?在電視和電台的主持都問過我,何解對歷史這麼感興趣?畢竟二戰距離今已七十載。二戰的確對我這新一代是十分遙遠的事,但我始終認為歷史是薪火相傳,新一代是有責任認識現在的和平與繁榮是怎樣得來。香港經歷十八日的戰爭,三年零八個月的蹂躪,是香港唯一一次的戰爭,但現在的年輕人又知道多少?無奈地當年港英政府是刻意避免提及這場戰爭,因為英軍當時作戰表現及戰略的確欠佳,短短十八日香港便失守。因當時英軍只着重防禦海上入侵,只在醉酒灣設下防線抵擋日軍陸路入侵,忽略了其餘的陸上防衛,日軍只消用了三天攻陷防線,結果令日軍長驅直進,相繼攻陷九龍及港島,迫使英軍投降。這段香港保衛戰的歷史在戰後的教科書甚少提及,當然英國不想讓港人知道英軍如何戰敗,而激起港人對英國國力的懷疑。反觀特區政府卻提及更少,選擇歷史的同學又逐年下降,2012年8月特區政府欲推行國教科,指望的是培養新一代對國家的認同,可惜這些高官並不明白這種情懷是出自內心,對國家的認同是一種尊嚴的自覺,若新一代根本沒有機會認識這片地方的真正的歷史,怎會認同國家,更遑論向馬列毛獻媚呢?相關節目︰註1:有線寬頻 ——《戰後七十年——學生與二戰》cablenews.i-cable.com註2:香港電台《自由風自由phone》 ——〈香港教育是否缺日佔歷史?〉programme.rthk.hk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本土意識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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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生死兩茫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 從墓碑說戰史

在外旅遊,不少人喜歡探走公墓,如法國的蒙帕納斯公墓,沙特和波娃二人合葬之地簡單清雅,除二人名字、生卒,碑上一無所有;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位處河畔,與林肯紀念堂隔河相望,遍野白碑,時有士兵換崗守靈,紀念奮戰沙場的軍人——但其實毋須游走外地,香港墓場一樣有如此良景,教人同參生死兩茫,生本無常。夏日午後,陽光漫爛,西灣國殤墳場墓園如葱。二戰七十周年,墓園卻一如以往,除卻鳥鳴,一片寂靜。回歸後,明天已不再是重光紀念日,可是先烈之死,永誌難忘。[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4"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赤柱墳場在日軍佔領期間,安葬了大量保衛香港的死難者、平民俘虜和戰俘的遺體。(劉焌陶攝)[/caption]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西灣國殤紀念墳場位於柴灣以南,為安葬二戰時在戰場上犧牲或被俘後死亡人士的主要墳場,共有1578個墳墓,當中包括59個海軍,1406個陸軍,67個空軍,18個商船隊隊員,20個本地抗戰軍人和8個平民,屬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所管理。墳場的入口是間白石小屋,屋外刻上墳場名字,還有一把長劍分開「1939」年和「1945」年兩個年份,進去後抬頭細看,牆上刻滿了密密麻麻的名字,遠看像小蛇,是2071名戰時殉難卻無法尋回屍體的士兵名字,當中1319人來自英國軍隊、228人來自加拿大軍隊、287人來自印度軍隊、237人為本地士兵,深刻得如同刻住歷史。另有兩塊石碑,一塊記下144位遺體被火葬的印度軍人與錫克教軍人的姓名,其中9位隸屬香港及新加坡皇家炮兵團,118位隸屬印度軍,17人隸屬香港警隊;另一塊石碑則記下72位二戰時在中國各戰場殉難的英聯邦軍人。[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3"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西灣國殤墳場內的墓碑劃一而整齊,令人有肅寧之感。(劉焌陶攝)[/caption]加拿大少兵 離鄉來港陣亡「二戰時,歐美國家多派兵到亞洲幫助抗日,如澳洲士兵派往新加坡,新西蘭軍人則往馬來亞與緬甸,加拿大兵則送往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項目主任周家建於加拿大成長,熟知當地歷史,他說,這批加拿大兵多自鄉間地方長大,年紀不過十八十九。他們聚集在溫哥華後便坐船到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抵港,他們自尖沙嘴九龍倉碼頭上岸後,沿彌敦道一直操兵至深水埗,「操兵是一種姿態,一是向日本人表示,他們不會放棄香港;二是向香港人表示,他們一定會堅守香港這個地方」。這班年輕的加拿大兵的日記寫滿了對香港的回憶:「從未見過如香港般繁華的城市」、「香港的夜生活令人大開眼界」、「香港美女如雲」、「地方優美」。美好的日子不過片刻,1997個被派往香港的加拿大兵,三分之一人最後在香港陣亡。[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5"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Lawson之墓。(劉焌陶攝)[/caption]加國最高將領戰死 日軍立木條紀念在墓園漫步,青草地上一塊塊白碑無語,只有工人提着水桶,一遍又一遍往墓碑上掃上藥水,以防生苔,難怪一塊塊碑都無比潔白——John Kelburne Lawson的墓就在小道旁邊,碑上有象徽加國的楓葉,碑下小草中一直有小白蝶繞而不散。Lawson是加拿大軍官,是當時駐港加兵的最高將領,到港後,他被遣派到西旅,即現時的黃泥涌峽作指揮官,十二月十九日上午時分,日軍包圍Lawson的總部。他用無線電通知上司,指自己將「Fight it out」,然後雙手各拿一把手槍,衝出總部戰鬥中喪生。「日本人安葬這位加拿大軍官,更在他的總部外立了兩支木條,其中一支是為了紀念他的,但不要覺得日本人對他特別好,此舉只是日本人對死亡另有想法,對戰爭上死去的人有一份尊重罷了。」「你最忠誠的兒子, John」獄中撰給母親的家書另一位加拿大步兵John Payne的墓就在Lawson的不遠處——他並非在戰場上戰死的士兵,亦不是在香港保衛戰中的十八日中死去,而是在被日軍囚禁期間嘗試在深水埗集中營逃走而被殺。「被敵軍囚禁拼死逃跑是軍人的天職」,周家建扶着墓碑,輕輕說道,「談到香港保衛戰,我們都會提到John Payne在囚禁期間寫的信。」John Payne在獄中寫了好幾封信給他的sweetheart和母親,但他並沒有把這些信寄出去,「當時寄信手續比較轉折,要經過審查,是故他只把寫給媽媽的信交給同囚的同胞Manchester,Manchester把他的信緊緊收在自己的軍服中,直到戰後才把信給John Payne的媽媽,John Payne當時跟Manchester說的那句「請將信交給我母親,我們將會在溫尼伯再見(Get that letter to my mother. I will meet you all in Winnipeg.)」卻始終無法成真。英年早逝高材生 千里孤墳話淒涼除了加拿大的死士外,保衛戰中戰死沙場的也不乏香港的精英分子,當中包括前拔萃女書院校長西門氏夫人Dr. C.J. Symons的兄長Anderson。「在西灣墳場中,他是少有的華人而且在香港長大成長,受港式教育。據知當時他妹妹西門氏也被囚於拘留營中,幸保性命,戰後更成為女拔萃的校長。」Anderson為混血兒,於香港讀書,中學就讀男拔萃書院,曾為棒球隊隊長,大學就讀香港大學,完成大學課程後轉至英國讀法律。陰差陽錯,天意弄人,一九四一年,他剛好回港執業,被委任為裁判司,日戰開始,他回到部隊,即被派到黃泥涌峽當指揮官,在交戰時陣亡。[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1" align="alignnone" width="317"] 黃韶本之墳(劉焌陶攝)[/caption]「番書仔」當間諜 遭日軍殺死赤柱墳場於開埠初期主要為安葬香港駐軍和其家屬而設,墳墓後來曾關閉近七十年,直至一九四二年重開,以安葬香港逝去的戰俘和在拘留營中死去的平民。當中包括了大量因從事諜報工作而被日軍發現並殺死的英軍服務團成員——於日戰期間,英軍服務團大量聘請文職員工在中國的淪陷區工作,如協助戰俘逃走,為戰俘營供應藥物,收集軍事情報,為淪陷區內的美軍空軍提供避難所,協助拘捕軍人逃跑等。英軍服務團的成員並不僅為外國人,更多是具高學歷、英語良好的香港「番書仔」。黃韶本就是其中一員,他是聖保羅書院的學生,畢業後到英國劍橋大學就讀,學成後回到聖保羅書院任中文老師。在香港淪陷期間,他加入英軍服務團.從事間諜的工作,後被日軍發現,將之殺死。[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2"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七十年過去,墳地冷清,只偶有工人做整修工作,為白碑油上防苔藥水。(劉焌陶攝)[/caption]華人精英投身英軍間諜「當時很多讀傳統英語學校的青年人在日佔時期,因接受高等教育和熟習英語而投身英軍服務團服務,作為華人的他們易於隱藏人群之間,為間諜與地下工作作出很大的貢獻。」所謂的地下工作同時亦包括:留意海港船隻的往來與航行的方向。另,因當時日本人在多座建築物,如九龍公園、東亞酒店(今半島酒店)的外圍故意漆上隱藏色,使美軍空襲時不易被發現,故也有從事戰後工作的華人會為美軍繪畫地圖,方便美軍準確空襲。兩種碑 白石與花崗岩另一個同屬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管理的墳場,赤柱墳場的墓碑與西灣國殤墳場的整齊統一不一樣。赤柱墳場的墓碑遍佈一個又一個山坡,一些墓由白石製成,「這是最早期的墓碑,主要安葬戰前赤柱軍營中病死的軍人與其親屬」,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說,英軍初時抵港認為赤柱面南,有風流動,環境比較好,是故起了赤柱兵營。但不少英軍到港後因不適應亞熱帶氣候,死亡率高,因此就在兵營附近起了這座墳場,旁邊有大量粗糙的花崗岩墓碑,碑上只用黑漆塗上死者的姓名、生卒年份、歲數,小部分被加上部隊名稱,「這些全是日本人統治下死在集中營和拘留營中的人的墓碑,約為五百多個,因為打仗物資不足,又沒有時間,人們只可以在山上找花崗岩隨便做碑」。[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0" align="alignnone" width="331"] 大量華人姓名中間字為「ah」,周家建指,這些未必是死者真名,只是中國人的名難記又難叫,是故乾脆就叫「阿乜」。[/caption]墳場沉思地 戰場上生存對許多扣押在赤柱的戰俘而言,赤柱墳場曾經成為避難與沉思的天堂。「被拘留在此的人多為外國與上流社會人士,如港大教授和銀行大班等。但是營中物資很少,住在這裏的人多因營養不良而死,也有無端死去的。我聽過有人見屋頂漏水,於是他穿了一對不太合腳的鞋攀高想維修屋頂,但不慎掉下,死了。後來有人發現他原來偷偷藏着一對新鞋,想和平後穿這對鞋步出營外,但諷刺的是這對鞋,他永遠再穿不了。」丁新豹感嘆道。[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6"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一次高空轟炸失誤,炸彈易被風向影響,16條人命隨之消失。(劉焌陶攝)[/caption]他接着走到一個碑前,數着碑上的人名,「共十六個」。一九四五年一月,戰爭接近尾聲,同月十六日,美國高空轟炸赤柱不幸誤炸了聖士提反拘留營,結果炸死十六人,「從這可以知道拘留營的環境其實很擠迫。營中缺乏糧食,不少人只好自己種吃,把番茄罐頭的番茄拿去風乾,再把籽拿去種植。」周家建回憶,「當時香港的天文台長也曾被困這裏,他用煙仔盒中的紙,記下香港的天氣,就算被困,很多營中的人也沒有放棄他們的專業。」一碑一故事,歲月無聲流走,追憶戰爭無情,白碑下藏着戰爭中無數烈士往績,今日卻獨留青冢,朝向黃昏,月守青魂。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本土意識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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