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和雨傘

去年六四前夕,雖然煽起一股反紀念惡潮,但也因此形成話題,反而有助宣傳紀念。今年六四前夕,卻是冷冷清清。學聯、港大、中大、科大都缺席六四活動,幸好還有嶺大及理工等五間學生會舉辦六四論壇。原本親泛民的媒體,更冷待六四紀念。這或者預示了日後的發展?然而,有一天維園六四所餘無幾,便再無所謂本土了。可惜今日之「本土派」,很多連這點常識都沒有。 今日之「本土」,自然遠比去年低調,信心低落,鬥志缺缺,不過思想依然混亂。最有趣的講法,是說「港人對大陸民運沒有責任」、「鄰國政治,與本城無關」。 好吧,即使沒有責任,但利害呢?難道沒有利害關係?請問「鄰國」繼續專制和輸出貪腐,難道不時時刻刻把「本城」拖進專制貪腐大黑洞嗎?難道689的五千萬,與委任他的中央沒有關係? 世上任何一國,都非常著緊鄰國,更不用說一個由敵意統治者所統治的「鄰國」。這不用懂得現代地緣政治學。大家都記得「以鄰為壑」的成語,它出自《孟子·告子下》:「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為壑」。意思是從前大禹治水,會把四海當成排洪水坑;但今天有些國家的治水專家,竟然把鄰國當成排洪水坑!這哪裡是仁者所為呢。這個成語的教訓很多,其中一條,就是鄰國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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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需要端傳媒

端傳媒大幅裁員,最應該感到憂心忡忡的,應該是本土派。在這個時候,最應該支持端傳媒,向編輯同人說聲加油的,也應該是本土派。 回顧過去數過月,本土派圈子出現了一種聲音,就是不應該再圍爐取暖,不要再把精力放在黨爭私怨,要盡快提高本土派領袖的質素,讓社會大眾相信本土派有水平,可以為香港帶來出路。對於這種聲音,我百分之二百支持。一直以來,我相信我和大多數香港人都認同本土派對香港自主的追求,問題只是這個追求該如何表達,和通過怎樣的公共政策去落實。過去半年來本土派失去了動力,除了政府的打壓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在於本土派的領袖未能回答這些問題,才遇到樽頸。 那麼本土派該怎麼辦呢?近來也有不少來自本土派內部的討論指出,本土派要更有國際視野,也要更主動了解中國大陸社會的各方面。例說中國崩潰論說了這麼多年,越說越空泛,已經慢慢變成一個沒有內容的符號,比之前所批評的永續社運更不堪。要擺脫這一點,就要主動學習,起碼能說得出中國政府現時面對的問題具體上是什麼,才能準備好在未來中國變局的時候,為香港爭一口氣。 端傳媒恐怕是近年來華文傳媒當中,在國際視野和中國社會分析最有質素的媒體。本土派要成長的話,正正需要它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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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的「民望之痛」

到最後,並無任何戲劇性發展。昨天,林鄭月娥順利當選特首,並且拿下777票,高過「689」近百票。 但777票的風光,卻始終掩蓋不了「贏了選委,輸了民望」的尷尬。 唯一一名民望低於選舉對手的特首 林鄭是九七之後,唯一一名競選期間民望低於對手的特首。在3間大學(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嶺大公共管治研究部)所作的多輪特首選舉民調中,林鄭一直落後於曾俊華。當受訪者被問到支持哪人當特首(即所謂「N揀1」民調)時,揀她與揀曾俊華的比例,長期維持在三成多對四成多之比,且到了選舉最後階段,差距更進一步拉闊,在港大及嶺大的民調中,曾俊華的最新支持度甚至衝破五成!拋離林鄭逾20個百分點(當然也有具建制派背景的機構,如香港研究協會,所作的個別民調,林鄭在民望上曾偶爾試過反先曾俊華;但這些機構與3間大學相比,公信力和可信性如何,由讀者自行判斷)。 我曾經以為當葉劉淑儀不能入閘,其支持者會歸邊,轉過來支持林鄭,讓她在民望上飈升,衝至四成,追貼曾俊華。但最後這卻沒有出現,反而差距進一步拉闊。這顯示部分「淺藍」人士,極有可能反而由曾俊華所吸納。 林營本來的如意算盤,是當林鄭政綱出台、出席電視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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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出的未來

2017年3月25日,新一屆特首選舉前一天,我失聲。 之前連續數天作感冒,昨天早上開始惡化,卻要一連講課三小時。到了下午,情況已經變得相當嚴重。傍晚去中環看「薯片大會」,遇到幾位朋友,都說「嘩你病得好緊要」。晚上本來答應出席的一個分享會,也被迫缺席。今早起來,基本上不能說話。去看醫生,拿了一大堆的咳藥水和藥丸回來,有點恐怖。 想起來也有點滑稽。我病了,失聲。香港人面對特首選舉,同樣集體失聲。想講,講唔到,是否也是因為生病了?這病是怎樣來的,可以醫得好嗎? 不能說話,對於一個人來說,是一個基本生活的問題。今天吃飯的時候,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要找個有餐牌的地方,好讓我用手指點菜。但吃飽後,人還是要過精神生活的。我過去一年無厘頭多了一個「KOL」的名號,雖然日子還是那樣過⋯⋯但失了聲,我也想到這兩天我將不能接受任何的傳媒訪問,下星期一上課恐怕也成問題(醫生聲稱我到時沒事的了,我沒有多大信心,不過麻煩同學不要走堂,我會嘗試安排代課的)。總的來說,有話不能說,就是不好受。 一個人如此,一個城市更甚。 這幾天在網上很多爭執,原則派策略派鬥個天昏地暗,你說我港豬我說你離地,看得很傷神。我自問也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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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香港的「本土價值」?

香港本土派口口聲聲說要維護香港的本土價值。那麼,究竟什麼是香港的「本土價值」?香港有自身獨有的本土價值嗎?如果有的話,那又是些什麼樣的價值呢?這些價值又是否值得維護? 本土價值抑或普世價值? 本土派所謂的本土價值,有時指的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然而,這些都是普世價值;要維護這些價值,直接說「維護普世價值」不就行了?為什麼非要冠以「本土」一詞不可呢?本土派的許多言論是針對中國內地而發的。也許他們想說的是:由於中國內地沒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價值,而香港目前具備這些價值,為免將來失去這些價值,我們必須努力維護之。 然而,「中國內地沒有……價值」是什麼意思?是指內地人民不追求這些價值?還是指內地社會沒有這些制度?如果指的是前者,那就大錯特錯了!內地人民一樣追求這些普世價值,而且追求起來往往比香港人更勇敢更壯烈。如果指的是後者,那麼內地在這方面確實有待進步;但香港也一樣沒有民主,照這樣的說法,民主就不應包含在本土價值裏?本土派或會反駁說,在內地只有極少數人關心民主、自由等價值,絕大多數人對此不聞不問,因此它不是內地人民普遍追求的價值。但在香港何嘗不也是如此?絕大數港人對這些價值也都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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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決」議題把「本土」議員推到了懸崖邊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有6位被稱為「本土派」的年輕人當選。他們從街頭抗爭到進入立法會,有利於將香港年輕人的訴求傳遞到建制內,幫助特區政府改進施政方案,更好服務市民;但也應看到,如果「本土」議員無視規則,公然違反《基本法》,則如同行走在懸崖邊上,隨時可能墜入萬丈深淵。「本土」候任議員、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近日就在電台節目表示,將推動「全民公投」,包括詢問市民「會否支持香港人有自決權利?」。他解釋說:「有自決權利即自己有權去選擇香港的政治地位」,他還說:「希望可以為『自決運動』打下基礎,長遠希望能透過推動憲制性公投,提供『港獨』選項給港人選擇。」朱凱廸等也以不同方式表示,與羅冠聰理念相同,將合作推動「民主自決」。「自決」聽起來很誘人,符合一部分選民「求新求變」的心態,但不要忘了,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從法律的角度分析,「香港自決」是沒有出路的。「香港自決」不會獲國際社會支持對於羅冠聰的表態,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有一番安排,他稱將再到美加大學作「巡迴演講」,希望爭取各國甚至聯合國支持,令「公投」獲「官方認可」,表達香港在國際公約下有「自決」權利。那麼,從國際法的角度看,香港有「自決」權力嗎?根據《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只有被外國佔領的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或者民族,才可以進行「自決」,而香港不具備這些必要條件。首先,香港不是殖民地。香港被英國佔領是鴉片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是英國人通過戰爭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強行「租借」的土地,聯合國早在1972年就已經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除名。其次,香港不是一個民族。「民族」是經長期歷史發展而形成的穩定共同體,在文化、語言、歷史或宗教與其他人群在客觀上有所區分的一群人。香港雖然是國際大都會,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但與中國內地同宗、同源、同文、同習俗,文化的主體是中華文化,生活習俗與廣東相同。所謂「香港民族」是沒有事實支撐、不被世人認同的。再次,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英國歸還香港,中國政府已把聯合聲明送到了聯合國備案,國際機構肯定了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且所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均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最後,領土原則優先於自決原則。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說法只是個別國家的主張,世界大多數國家並不接受。關於人權公約,在1975年簽署的《赫爾辛基最後檔》中,聯合國、國際法院、國際法專家等均認為,自決原則與領土完整原則之間並沒有矛盾,領土完整原則優先於自決原則。由此看來,「香港自決」的議題於國際法無據,不會得到國際社會支持。「香港自決」沒有存在的空間羅冠聰在表達了「自決」的想法後,又說「希望推動《香港約章》,補基本法之不足」。此說法不符合邏輯。「約章」的核心內容是「自決」,「自決」違反基本法,兩者是對抗關係,並非補充關係。首先,香港沒有自決權利。基本法第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所謂「不可分離」,就是說在任何情况下,中國對香港都擁有主權,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一天,對香港擁有主權就擁有一天,任何國家沒有權利剝奪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也沒有權利「自決前途」。道理很簡單,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不是聯邦制,更不是邦聯制,香港、澳門與中國的其他行政區一樣,與中央政府都是從屬關係,只不過作為「特別行政區」,港澳實行「高度自治」,自治權大一些。其次,「五十年不變」不是說「主權五十年不變」。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由此可見,「五十年不變」沒有涉及主權問題。一些「本土」人士據此認為,香港回歸50年後(即到了2047年)何去何從?可以選擇是否留在中國,這是偷換概念。再次,基本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規定,中國所有法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不可能例外。基本法第158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也就是說,香港有沒有「自決」的權利,不是香港高等法院說了算,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說了算。因而,羅冠聰「透過推動憲制性公投,提供『港獨』選項給港人選擇」,本質上是違憲違法的。執意推動「香港自決」等同「政治自殺」成龍有部電影《我是誰》很出名;現時的香港,正需要搞清楚「我是誰?」。「我」不是英國曾經的殖民地國家印度、澳洲,「我」也不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中的愛爾蘭、北愛爾蘭;「我」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搞清楚了「我是誰?」,才能做出「我到哪裏去?」的正確決定。「本土」候任議員如果在沒有搞清楚「我是誰?」的情况下,執意推動「自決」,會將香港引入死胡同,也可能在把香港引入死胡同之前,自己先被淘汰出局,無異於「政治自殺」。依筆者觀察,「本土」候任議員即將入場,但場內的「遊戲規則」並不熟悉。比如,一位「本土」候任議員公開表示,立法會主席當然由得票最多的議員擔任。他不清楚基本法第7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立法會議員互選產生。」,同時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由年滿40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20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那麼,議員在哪種情况下可能被請「出局」呢?基本法第79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7)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規定了不遵從誓言的後果:「如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出的某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a)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b)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就任資格。」這裏,「本土」候任議員就應看清楚了,誓言有一句是「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推動「自決」違反基本法,就是違反誓言,隨時有可能被取消議員資格。畢竟,在懸崖邊上行走,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1日) 立法會 本土派 自決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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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激進思潮的演進(2011-2016)

過去5年中,激進的本土論述以及港獨思潮在香港快速發展,對年輕人影響很大,並對「一國兩制」框架構成了衝擊。為什麼這樣的激進思潮會在香港發展出來?這一思潮發展下去,會否導致香港出現類似台灣那樣的「去中國化」?這是我們需要面對和認真研究的新課題。一、2011,分水嶺考察香港激進思潮的演進過程,2011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是年,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時任助理教授陳云根(筆名「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第一次梳理並闡述了香港本土主義的思路和主張,並嘗試提升為理論。陳雲的觀點略為龐雜,也不是學術範式下的標準進路。他的激進性主要在於以「城邦」(city-state)概念來抗衡「國家」(nation state)概念。從「城邦」視角出發,他設想香港與大陸的關係應該是一種邦聯制類型,在其中,香港是高度自治的行政區域。就此而言,陳雲不挑戰國家主權,也不反對「一國兩制」。但是在具體涵義上,他以「城邦自治」為基點,提出一套反轉式的理解和行動戰略。一方面,他反對香港「干預」中國內地事務,具體來說就是不期望、不支持、不參與所謂的中國民主化;另一方面,他也強烈反對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的直接干涉,要求嚴格控制來自於大陸的經濟、文化等影響,以保持香港的核心價值。核心價值問題在陳雲的理論乃至整個本土論述中都非常重要。陳雲將香港的「先民精神」沿兩條脈絡而追溯:一條源自於南宋至清初來港的「墾拓者」(explorers)精神,另一條源自於清末至中共建政來港的「避秦者」(freedom seekers)精神。陳雲的理論在兩個方面具有潛在的吸引力和動員力。在理想政治層面上,陳雲將香港本土精神與中國悠久文化對接,保持一種「文化中國」的想像,能夠迎合現實中各個階層的香港人的心理需求。而在現實政治層面上,基於城邦概念而重述歷史,可以免除「國家」敘事下給香港人強加的「歷史負罪感」和身分尷尬,也不再負擔「民主」敘事所帶來的責任感。兩個方面綜合起來看,一直以來就存在的、以保育香港本土文化為訴求的「文化本土」,開始演變為「政治本土」。作為城邦派的發起者,陳雲的一系列論述也成為近年香港本土言論乃至激進行動的肇始。二、2014,全面登場陳雲著書立說,還只是一種書生議政。其中的理念之所以變成了(當中也有很多變形)年輕人在街頭的激進主張,最重要的觸發機制是2014年秋天的佔中運動。佔中是近30年來香港泛民派發起的最大政治抗爭運動。就發起者的原意來說,它並不是「激進本土」的運動,然而它卻產生了一種非預期的後果,就是本土意識和激進本土派的快速崛起。導致這種後果的原因有3個。一是在行動方式上,本土派反對和平靜坐方式,發動某種程度的衝擊和暴力,這既符合年輕人的性格特點,也符合佔中僵持期部分民眾渴望有所突破的心情。二是在解決方案上,本土派從開頭就斷言佔中不會取得成果,最後也證實了他們判斷,這為他們的激進對抗策略贏得了支持。三是從領導地位上看,泛民在佔中過程中消耗太大卻一無所獲,其主導香港反建制運動的地位被空前削弱,失望的民眾轉向支持高調行動的本土派。連陳雲本人都毫不掩飾地表示,利用香港和北京的政治紛爭局面,本土派已「在旺角開拓……空間,智取戰果,締造持久戰」。三、2015至2016,挫敗與意外收穫本土派雖然借助於佔中而迅速上位,在輿論場出盡風頭,但在傳統的基層選舉中卻遇到了重大挫敗。2015年6月,政改方案被否決,泛民爭取「雙普選」的目標正式落空。傳統泛民士氣降至新低,而在佔中結束後陸續出現的「傘後」組織也才開始嶄露頭角。但是,在看似對自己有利的條件下,本土派系卻在當年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慘敗。其中,黃毓民控制的熱血公民的6名候選人只獲得3,006票,陳雲的城邦派一人僅得可憐的172票(其對手得票為1,611票)。這說明,激進思潮在基層所獲支持還相當有限。然而事情再次發生反轉。2016年2月8日,在旺角爆發了嚴重的暴力衝突,激進本土再次名聲大噪。緊接着,小團體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在2月28日的立法會新界東選區補選中,意外獲得大量支持(6.6萬多票,得票率達15.4%)。分析人士認為,香港政治力量從此進入「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的階段。四、助推激進思潮的因素過去5年中,香港社會也處於激烈變化的時期。我們認為,有4個方面成為助推激進思潮的因素。微觀層面,陸港融合直接觸動部分中產港人切身利益。「雙非」產婦、北區學位緊缺、奶粉脫銷、樓價持續上漲等,均刺激民間對內地產生新的負面情緒。中觀層面,重要的政治事件集中發生。如特首換屆、國民教育、政改方案、中央介入香港管治,經政治組織推動,港人多年來對大陸政治的不滿及恐懼由此加深。宏觀層面,2008年金融危機後,各國普遍實行寬鬆貨幣政策,造成包括香港在內的各地資產價格快速上漲,本地權貴享受財富快速增值。貧富懸殊的加劇,加重了中下階層的仇恨情緒。此外,社交媒體與智能手機的普及,導致「部落化」現象。志趣相近的個體彼此交流並集結成社,激進情緒得以快速擴散、震蕩放大,並迅速地從線上轉化為線下。特別要注意的是,傳統主流媒體的信息傳播,無法進入這些年輕人的圈子,也使得極化現象難以克服。激進思潮的破壞力和衝擊力很大,但也不必對其過分高估。首先,從整體來看,香港人注重現實、偏保守及溫和的政治取態尚未發生根本變化。其次,在現實政治層面上,激進思潮基本沒有可行的治理方案,僅靠街頭行動是難以為繼的。(系列之一)文:鄭法平(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4日) 社運 一國兩制 本土派 抗爭 香港社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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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生與死

本屆立法會有6名本土派議員加入,對香港的政局有什麼影響?立法會共有70名議員,6名本土派還未足一成,他們合共獲得約19%的選票,也屬於少數,從數量上計,仍「不足為患」。然而,一股所謂本土獨立思潮冒起才不過二三年,其支持者已足可選6名代表入議會,發展勢頭豈容忽視!而據一項民調顯示,本土派在年輕一代中獲得四成左右的支持,隨着愈來愈多青年人成為選民,本土派有極大的發展空間,他們的影響絕非限於今時今日。已不能排除出現「最壞情况」事實上,很多人對本土/獨立派冒起的憂慮,不在於他們今屆得到多少議席,而是未來如果獨立分離主義成為主流,香港的命運可能從此改寫。最惡劣的情况,是獨立派的支持者走上街頭號召全民抗爭,中央要動用武力「平亂」,最後爆發一場大規模衝突。較和平但結局同樣悲劇的,是北京研判本土/港獨派威脅到國家領土安全,決定《基本法》在2047年之後「結束」,從此中港行一制,中央直接管治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從此結束……出現上述情况,香港其實已經玩完!這種可能性有多大?是杞人憂天,還是作大嚇人?我和我同輩不少朋友都沒有答案,但6名本土/獨立派議員加入議會之後,出現「最壞情况」的機會已經不能排除。香港人聰明,也很務實,上世紀70年代前途問題出現時,香港何去何從,大部分人心裏都沒底。即使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都明白,中國政府如果直接收回,把香港作為一個大陸普通城市去管,香港馬上就會完蛋。當年提出的中國延遲收回、以主權換治權等建議,都是希望能把大陸和香港「分隔」,讓香港能夠保持現狀。按英國在戰後的非殖民地化手法,它可以把香港的命運交付本地人表決,即當年地方行政綠皮書中宣示的「把權力植根於香港」,即所謂「還政於民」。這個可能導致香港獨立的選項,很快就被英國否決,因為倫敦不願為香港獨立而跟中國開戰。當下本土/獨立派中有部分人打出「歸英」的訴求,希望香港「回歸」英國,但1970年代尚有一線機會英國都不推港獨,到現在又怎會走回頭路?本土派呼籲要前途自決,激進的獨立派更聲稱要武裝起來,在爭取獨立時捍衛香港!所謂第二次前途問題,由香港人直接跟北京爭取,香港人到底可以靠什麼?看歷史,我們的第一次前途問題,主要是靠以下幾張「王牌」為香港爭取最佳利益,它們是—— 一、英國宣稱對香港要承擔「道義責任」;二、中國要保持香港穩定繁榮的承諾;三、國際社會監督中英兩國落實聯合聲明的責任;四、香港的獨特地位對內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貢獻;五、北京對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對台灣會起示範作用,有利兩岸和平統一。到現在,第一、第三和第五項所起的作用已不大,英國駐港時任總領事吳若蘭(Caroline Wilson)在9月離任前接受訪問時說,英國不會收回香港,香港的確屬於中國境內……對英國而言,與作為中國特區的香港保持緊密聯繫較為有利(good for business)。國際社會的監督,主要根據中英兩國在1985年5月27日互換聯合聲明批准書後,再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然而這項安排在當年只是中英兩國向國際社會顯示維護聯合聲明的決心,對香港政局發展的實際影響力微乎其微。至於對台灣的示範作用,香港能「示範」的已所剩無多!能夠維持香港地位,現在靠的主要是第二點:中國承諾要在基本法下的50年內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以及第四點,香港能夠對大陸作出多大「貢獻」?貢獻可以有不同層次,但簡單地說,是香港對大陸仍有多大利用價值。本土獨立派有什麼王牌在手?第一次前途問題香港能夠生存下去、繼續發展,主要就是靠上面說的五大王牌;本土派和獨立派提出二次前途問題,又有什麼王牌在手?我嘗試歸納如下—— 一、香港人的力量,前途問題全民表決;二、五區公投、永續基本法,主要也是靠港人以選票發揮力量;三、港人武裝起來跟中央對抗;四、自給自足,不靠大陸的食物、水、能源等,切斷與大陸的聯繫;五、利用國際力量,要求英國、美國等外部勢力插手。二次前途問題,對年輕一代來說確是切身問題,相信北京最後也不能迴避。然而本土派和獨立派手上的王牌,帶給香港的到底是一條生路還是死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4日) 立法會選舉 港獨 本土派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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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時代的力量

2016年,剛好是香港自1991年立法局引入地區直選的25周年。經過這四分之一世紀的民主洗禮,港人在剛結束的立法會選舉中,進行了一次破局的政治選擇,有兩成選民投票予「傘後」催生的自決與本土派候選人,結果令6人成功入局,成為議會內第三大勢力。在香港本土和自主的思潮下,這股新時代的力量,若「兩制」被持續扭曲,相信在未來只會有增無減。各個陣營在今次選舉的得票率,建制、傳統泛民、本土派為4:3:2之比,在上屆立法會選舉中約佔一成半得票率的激進泛民派已萎縮至約7%。這個變化代表着愈來愈多港人厭倦了傳統泛民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爭取模式。雨傘運動無功而還,可說是新一代年輕人正式對舊路徑說不的轉捩點。經過兩年來的沉澱和醞釀,本土與自決的主張,成為新一代尋找香港未來政治改革的新手段。可以預見,本土及自決派隨着在未來4年擁有立法會資源和議事平台的支持,加上一些蓄勢待發的「青年軍」,如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和黎汶洛等,極有可能在4年後加入戰團,這股在新時代新興的政治力量有可能會持續擴張。傳統泛民政黨如民主黨和公民黨,成功透過今次選舉做到新舊交替;但隨着第三勢力的興起,這些傳統泛民政黨的政治路線,也有可能在新人事新作風下,逐步與自決派拉近。這股第三勢力,比傳統泛民更不容易協商妥協。若中央與政府繼續奉行強硬路線,議會內的抗爭和混亂,只會比去屆立法會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批新晉的年輕議員,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支持力量,不難預計他們將來在議會內提出挑戰中央底線的言論或議題,諸如「港獨」和「港人自決」等。他們一旦觸及或踰越中央的底線時,特區政府會否採取更強硬的手法「處理」?會否引發更激烈的政治抗爭?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8日) 立法會選舉 本土派 2016立法會選舉 自決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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