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政治當道,我們還能獨善其身嗎?

2016年,香港多事,全球各地亦然;不少大國適逢改選元首,然而新人士上場,新作風竟是,以強化對他者的仇恨作招徠。國際特赦組織於2月22日發表全球人權狀況年報中指出,不少國家以「國家安全」、「資源有限」為名,將弱勢小眾妖魔化,造成「他者與我們」的對立,透過剝削「他者」的基本人權,而爭取自己的選票和政治籌碼;例如特朗普上場短短個多月,就已經禁止七個回教國家的移民和旅客入境——這種「有殺錯無放過」的拒絕入境方式,對來自這些國家的人來說,是無辜被剝削本來可享有的自由出入境權利。 仇恨政治唔關我事? 有人會覺得,一個國家要保護自己國民利益,而要採取一些措施,實施一些限制,天經地義;Well,保障自身利益,無可厚非,但保障利益同時製造仇恨便是問題所在。當政客打著「保障利益」的旗號而將某些群體抹黑,製造不同群眾間的對立和偏見,甚至推行不合理的限制侵害人權;這種種,表面上能令「大多數」的利益受到保障,但這些保障是真實而持久的嗎? 在菲律賓,自總統杜特爾特上台後,矢言打擊毒品;打擊毒品本身沒有問題,但菲律賓政府卻容讓執法人員,甚至一些殺手將販毒疑犯於未經審訊之下就法外處決——這與濫用私刑無異。 《世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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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初民主難題的根治策略

近百多年來,全球各地紛紛推翻帝制和殖民統治,或擴大了參選權後,不但普遍停滯和倒退(請見拙文〈21世紀初出現的民主結構弱點〉,《明報》2017年1月7日),還露出獨裁復蘇的可能。 最嚴重的獨裁復蘇例子是希特勒帶來的全球烽火,令德國內外數千萬人死亡、數億人無家可歸。他是民選出來的,跟現况不同的是:那時德國戰敗割地賠款,民生艱苦舉國同心,這跟最近特朗普在美國當選總統的民情不同。美國目前國強民富,貧民生活條件也優於許多外國中等階層。選他那不足半數的選民則各懷己意,反對希拉里容易,長期支持他則難測。上台之初也許可像杜特爾特那樣在菲律賓大殺毒販和吸毒者,暫時滿足民粹主義者一時之快,但也會很快引起多方反對,那時他會怎樣反應? 20世紀前的獨裁者有長期營造的勢力如軍隊、特務或世家支持,21世紀的野心家和機會主義者則可短期間利用硬化理性主義(請見拙文〈從特朗普當選看「硬化理性主義」失效〉,明報2016年12月12日)的氾濫和冒升,透過民選得權,並會利用民粹的急躁情緒,不顧各種民主制衡,迅速行事。但由於支持基礎不厚,反對聲浪也快速上升。 根治策略須超越政治 有人因特朗普不怕失信而相信他會務實行事,卻不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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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美投中」?杜特爾特獨立外交的政治盤算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上任僅僅4個月,但他的名氣已經響遍全球。除了國內弄得腥風血雨的禁毒政策,他亦屢次發表公開演說期間批評盟友美國,甚至用粗口辱罵美國總統奧巴馬,引來全球嘩然。兩星期前,杜特爾特在中國外訪期間,突然高調表示「脫離美國」、「美國會失去我們」,更向中國、俄羅斯兩個美國戰略競爭對手示好,聯合起來「共同對抗世界」。華文媒體紛紛把言論演繹成菲律賓「棄美投中」,視此次訪問為「向天朝稱臣納貢」之旅。「棄美投中」說法有過度簡化之嫌這套「棄美投中」的說法,主要源於3項觀察所得:(1)杜特爾特對待美國表現得特別兇狠,既詛咒奧巴馬「落地獄」,又要求外國駐軍從菲南(後來變成菲國領土)於兩年內撤出,揚言剛過去的美菲軍事演習是「最後一次」。杜特爾特的「脫美論」更是火上加油,讓人產生中斷軍事同盟的聯想。(2)杜特爾特對待中國盡顯善意,他不但選擇中國作為首個東盟以外的外訪對象,而且處理南海仲裁結果的手法異常低調,在這次中菲聯合聲明中並沒有出現相關字句。杜特爾特曾經在訪問中表示,為了獲得經濟開發援助,願意在南海爭議上「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正中北京脾胃。杜特爾特在訪華期間表示可以考慮與中、俄進行聯合軍演,卻一口拒絕與美方共同演習,可見兩段關係出現極大反差。(3)杜特爾特對華、對美取態與前總統阿基諾三世(Benigno Aquino III)剛好180度大轉變,後者在2012年黃岩島對峙一役後一面倒跟美國靠邊站。相反,杜特爾特口裏強調「獨立外交」,對中國處處忍讓,對美國卻似無的放矢。在零和遊戲的此消彼長格局下,自然得出「棄美投中」的結論。然而,這套說法有過度簡化之嫌,未能完全勾勒出杜特爾特的外交政策方針。而且,單以阿基諾三世看成定位指標,會令人忽略了菲律賓過去曾經實行「對等平衡策略」(equi-balancing strategy),盡量與大國保持對等距離,從中賺取最大經濟及安全利益。「棄美投中」的說法容易教人忘記菲律賓作為主權國家,具有獨立外交操作空間,不必非黑即白。大國角力中游走 實現國家發展事實上,杜特爾特外交政策中還有一個大家遺忘了的角色——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南亞十分活躍,過去幾年致力推動與東盟建立「戰略協調」關係,亦分別加強越南和菲律賓等南海爭議國的雙邊防衛關係。日本去年承諾向菲國提供10艘最先進巡邏艇,今年再承諾借出5架小型飛機巡邏南海,便是安倍外交的成果。此外,日本多年來都是菲國開發援助最大來源國,又是菲律賓最大貿易伙伴,兩國關係殊不簡單。杜特爾特上星期訪問日本,便高調稱呼該國是「比兄弟更親密的特別朋友」(special friend who is closer than a brother),願意加強在地區議題合作。他更澄清自己無意與中國建立軍事聯盟,在南海問題上更會在必要時「站在日本這一方」,在聯合聲明中也重申尊重「以法則為基礎」(rules-based approach)的裁決結果,把訪華期間觸發的日方外交焦慮一掃而空。日本是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安全盟友,即使安倍晉三不打算積極調和美菲關係,但也不會隨便把菲律賓拱手相讓予中國。縱使美國日後與菲律賓翻臉,只要兩者戰略利益沒有出現重大衝突,華府仍可借助日本的幫忙平衡中菲關係。杜特爾特也許看準這點,因此在嘴裏與美國碰撞,但實質上無意打亂亞太格局,最多是加強與亞洲國家的互動關係,從大國角力中游走實現國家發展。日菲在價值規範上走得較近,安倍理應能夠好好發揮中介人的角色協調美國亞太政策。「棄美投中」,確實言重了。杜不希望國際衝突擾亂國內政局而且,「棄美投中」的說法往往把杜特爾特一人言行代替了菲律賓國內其他聲音。假若仔細留意,每次杜特爾特發表涉及「脫美」論以後,外交部長雅塞(Perfecto Yasay)及國防部長洛倫扎納(Delfin Lorenzana)都會出來為言論進行「詮釋」和「微調」。縱使近日兩人言論趨向認同杜特爾特的「獨立外交」說法,包括檢討2014年美菲簽署《加強防衛合作協議》(EDCA),但底線仍然維持於美菲同盟關係不變的條件上。根據憲法規定,杜特爾特如要廢除或修改外交條約,都需要獲得參議院通過,而且執行上必然得罪國內親美派和依靠美國資金的軍隊。如果杜特爾特因為執意反美而放棄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其改革國家大計恐怕胎死腹中。目前杜特爾特在國內的首要任務,除了打擊毒販及貧窮問題以外,還有啟動修憲把國家政治結構改造成聯邦制度,加強地方自治以及開放外資限制。這些都要通過國會和公投才能成效。杜特爾特趕緊與中國恢復關係的原因,就是不希望國際衝突擾亂國內政局。據菲國民調組織Social Weather Stations的調查數字,只有22%受訪者表示「非常信任」中國,與「非常信任」美國的76%可謂立竿見影。在缺乏民意基礎的認受下,杜特爾特的「反美」姿態可能源自其個人背景。杜特爾特有別於歷任總統,他的政治地盤扎根於菲南地區,而其言談間經常流露出對該區的關注,這是來自馬尼拉或北部地區的政治家族所缺乏的。杜特爾特經常暗示檢討EDCA,亦因為美菲此前已協定開放南部一所民用機場作美軍輪流駐守的基地之一。菲南人民長期對於當地出沒的美軍感到不滿,認為他們刺激更多族群衝突,讓穆斯林武裝分子針對棉蘭老島一帶進行恐襲。杜特爾特堅持趕走駐菲美軍,亦出於相同理由。反美言論隱含懷疑心態及焦慮細心閱讀杜特爾特的反美言論,不難發現內裏隱含着傳統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宣揚「普世」價值的懷疑心態,同時擔憂國家主權被侵犯的焦慮不安。杜特爾特在訪日期間,批評美國經常就菲國禁毒政策指手劃腳,把他「看成狗一樣」,總要菲律賓跟隨美國意願行事。與此相反,中國和日本至今未曾批評半句,北京甚至表態支持,便可突顯東西外交文化的差異了。而且菲律賓在主權問題至今未曾作出確實退讓,低調處理南海爭議主要是為漁民爭取在黃岩島捕魚權益,而非割讓領土(不過中菲「共同開發」則需要修憲後才可實行)。畢竟,「擱置爭議」和「放棄主權」是兩回事,杜特爾特如果放棄領土完整,必定招致國內民族主義反彈。歸根究柢,「棄美投中」的說法都是杜特爾特的狂言狂語所促成的。這些言論到底是精心部署,還是無心插柳的政治鬧劇,我們暫且無從得知。然而,他言辭經常前後矛盾,長遠下去隨時得罪美、日、中及其他周邊國家,既失去安全保障,又得不到開發援助,外資再沒信心投資菲國。玩火自焚,最終弄得焦頭爛額。文:馮嘉誠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原文載於2016年11月4日《明報》觀點版 菲律賓 杜特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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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仁者能以大事小 如何理解菲律賓?

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菲律賓是一個「神奇」的國家。這種「神奇」既體現在該國素有「世界上最專業的保母」之美譽上,也體現在該國外交政策的隨意與反覆上。上一任總統阿基諾三世執政期間,中菲關係由於南海島礁主權及其附近海域主權權益爭端,爆發持續的外交、國際法與輿論鬥爭,甚至引發經濟戰。然而新任總統杜特爾特首次訪華就憑藉「一嘴之力」使不斷惡化的中菲關係實現180度的大轉彎,快速進入「蜜月期」:精神上收穫了中國對菲律賓的善意和誠意,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好感,親切地稱呼他為「老杜」;物質上也收穫了雙邊合作的「大禮包」——價值135億美元的協定、中方取消了幾年前發出的對菲律賓的旅遊提醒、恢復27家菲律賓企業對華熱帶水果的出口。流動性很強的多文化有機體但是,我們猜到了開頭,沒有猜到結尾。「老杜」剛回到菲律賓就澄清「與美國分道揚鑣」並不是斷絕外交關係,也無意終止《美菲共同防禦條約》;隨後馬不停蹄奔向日本,敘「溫暖和兄弟般的關係」,不但重提南海仲裁案,而且發表了旨在促進日菲戰略伙伴關係的聯合聲明。看到這裏,普通的中國人可能會有一種受騙的感覺:這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怎麼跟「鬧着玩兒」似的?實際上,這種感覺是對菲律賓不了解所致。地緣政治學把地理因素視為影響和決定國家政治行為的基本因素之一。人類居住的陸地在很多地方是分裂的,不同的地理因素使國家或民族常常處於嚴重的不平等狀態,甚至導致衝突。菲律賓國土面積30萬平方公里,由7000多個島嶼組成。儘管存在呂宋島這樣的主島,但總體地理形態依然呈現明顯的破碎狀態。這大大削弱了該地區尋求統一、安全與穩定的能力,在歷史上一直是流動性很強的多文化有機體。不同民族、種族和宗教信仰在該地區交融,卻也因此難以出現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和統一的中央王朝。這使得菲律賓既容易受到外部強大民族的殖民侵略,又對這種外部強權所帶來的統一和穩定的秩序形成依賴。處第一島鏈中心 成博弈陣地最為關鍵的是,菲律賓地處西太平洋「第一島鏈」的中心位置,戰略意義格外重要,成為海權大國和陸地大國進行戰略博弈的前沿陣地。對海權大國來說,由於遠離歐亞大陸,必須借助菲律賓這樣的地區作為介入大陸事務的戰略支撐點。在西班牙殖民統治的300年間,菲律賓是連接亞洲、美洲和歐洲貿易的核心樞紐。在冷戰期間,菲律賓則成為美國主導的西方陣營封鎖和遏制蘇聯勢力擴張的關鍵鏈條。今天,美、日等國積極拉攏菲律賓,邏輯出發點依然是地緣政治需要。面對實力不斷崛起的中國,菲律賓作為地理上的緩衝區域,是施展對冲戰略的最佳選擇:既可以牽制、制衡,又可以避免直接對抗。相反,對中國來說,菲律賓則既可能是威脅國家安全的「麻煩製造者」,也可能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哨所」,更是從「近海」真正進入「大洋」的關鍵跳板。中國的和平發展離不開周邊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成功更離不開沿線國家的理解和支持。無論是從地緣政治還是地緣經濟上來講,菲律賓都是中國需要爭取的關鍵目標國。在大國間縱橫捭闔才是理性選擇確實,與中國相比,菲律賓是一個「小國」,但從人口總量和發展潛力來看,菲律賓卻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等強國」。菲律賓人口總量超過1億,位居亞洲第7位、全球第12位,而且年齡結構也非常年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6年菲律賓經濟總量將超過3100億美元,在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名列第33位。但是,作為「中等強國」,菲律賓的綜合實力卻遜於韓國、越南、馬來西亞,突出表現為軍事實力嚴重不足,經濟發展也後勁乏力。因此,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事務上,菲律賓對美國、日本和中國等大國都存在較為嚴重的依賴。總而言之,菲律賓對其他大國既有安全或經濟上的迫切「需求」,又有一定的討價還價能力,因此在大國之間縱橫捭闔才是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不會輕易倒向任何一國。外交政策的反覆無常無疑會導致國家行為不可預期。但和平與穩定的周邊環境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孟子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唯智者能以小事大。」作為「大國」,中國應以足夠的心胸包容其作為相對而言的「小國」「耍小聰明」玩平衡的做法。《伊索寓言》中「北風與太陽」的故事告訴我們,想要靠寒風吹掉別人身上的帽子和外套,只會導致對方裹得更緊;只有施予陽光和溫暖,才會讓對方主動敞開胸懷。《論語.季氏》有言:「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智也。文:梁亞濱作者是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11月4日《明報》觀點版 菲律賓 杜特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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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心態 區域普遍

每當我們遇上一些不如意的事而終日悶悶不樂甚或怨氣冲天時,常有長輩會「美言」一句,什麼「人生是很『化』的,有時要看開一點!」的確,有時大國,尤其是超級大國,需要以更大的「平常心」來處理他們肩膀上因為自尋(其煩?)或因國力使然所扛着的國際事務,當然還有應對一些相對中小國家「善變」的態度。之前討論過在東南亞以至更廣闊的國際形勢下,泰國近百多年來在其外交與戰略態勢上必須小心謹慎地維持平衡。而這其實也是多個世紀以來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必須務實地拿揑與眾大國之間的關係的其中一個典範。無他,東南亞地處東西方貿易與交通要道,長期以來吸引了各大世界勢力的關注與興趣;如何在列強的逐鹿之間維持國家的相對獨立性而又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遂成為東南亞多國時刻必須警惕的事項。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最近選擇中國作為他東南亞之外第一個出訪的國家,以及在華時發表了一些聽似菲律賓從此要緊靠中國(至少經濟上如此)的言論——令人也即時聯想到這是否意味着菲律賓從此要從多年來與美國堅決的盟友關係「轉軚」——也還是不足為奇的。類似的例子在本區域也還算是多不勝數的。五六年前的緬甸,之前多年來與中國在政經關係上極為緊密,但在軍人政權宣布願與明顯獲得大多數民眾支持的反對派妥協之際,也暫停了如密松水電站建設等與中國合作大型項目,一時之間也曾引起緬甸在外交上是否也自此「轉軚」的疑問。但在緬甸反對派業已正式上台執政的今天,其國務資政、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同樣也極為高調地官訪中國,所聚焦的,也還是經濟方面的合作。再看東南亞的鄰近區域東北亞吧。韓國在近20多年來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可謂一日千里,不但在經濟合作上愈趨緊密,在如日本一些方面不肯承認二戰侵略歷史事實面前,也頗為同仇敵愾。但在韓國持續地需要生活在來自北邊的核子與導彈威脅陰影下的國家安全現實考量下,韓國當局也決定要讓駐韓美軍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雖然如此勢必(也已)引起中國對其戰略利益是否會因而受損的關注。杜特爾特作為無甚差別東南亞各國領袖多年來在對外交往方面所盡力推動的,當然是彼等的各自最佳國家利益,即便這只是短暫的利益,因為長期的預測坦白說在許多時候都是極為困難得以明朗的。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當下在本區域內外的各種形式的對弈,看似極為真實,也考驗各國的應對能力,但這的確只是當下的狀况。如果我們把時段稍微拉長一點來看的話,自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訪華的近半個世紀以來,中美之間其實享有很長一段時間的極為緊密的關係。在這緊密關係的大框架下,中國專注於她一飛冲天的經濟發展,今天業已躍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美國則得以相對無後顧之憂地在與前蘇聯的冷戰中獲取勝利。只是在近年,中國勢不可當的全方位崛起,起碼從美方的角度來看是有威脅到美國長期以來在本區域以至全世界的領導地位的憂心,中美關係裏一些較為緊張的部分才會受到更大的關注與突顯。即便如此,中美之間貿易額也還是全世界最大的,兩國之間也正努力不懈地發展「新型大國關係」。所以,國與國之間的友誼或敵意,看起來都需要很「努力」才能長久地維持下去;但利益,尤其是國家利益,卻還是相對長久的。菲律賓杜特爾特總統這些月以來的外交辭令與舉措,也許是說得「急」了些,也更為「色彩斑斕」了些,但基本上其實與東南亞其他各國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無甚差別,雖然後者可能是選用了較為沉默,至少是沒如此「色彩斑斕」地表達出來而已。東南亞國家軍購早分散投資在過去的好一些年裏,眼看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與美國經濟的持續不振,東南亞多國都已穩定而低調地竭力提高彼等與中國的貿易量,也努力吸引中國到來投資。當然,這都是在不過度傷害彼等與美國長期以來緊密的雙邊關係的基礎上進行。如中國與馬來西亞之間的貿易量,不但已是東南亞國家裏最大,也比中國與俄羅斯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貿易量多。所以,如果杜特爾特把他的政權的優先作為放在重振菲律賓的國民經濟以及推動更多的急需而又短缺的基礎設施的話,而如他也認為在當下世界經濟形勢下中國是最實際的得以幫助到菲律賓從事這些事項的外國勢力的話,那麼他的「緊靠中國」之舉,其實與東南亞其他許多國家的做法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其他國家可能選擇略為低調,把精力專注於把中國的投資拉到彼等的各自國度來落地、落實。即便是從戰略角度來觀察,菲律賓風聞會考量向中國購買武器之舉也並不出奇。東南亞好一些也算是多年來與美國軍事合作緊密的國家,其實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已從彼等傳統上只有幾個意識形態相似的主要武器供應國家「分散投資」開去了。馬來西亞這些年來曾購買過法國甚至俄羅斯製造的軍備,而不止是購買自傳統上的美國與英國。越南近月來不也考慮從其以前越戰時的死對頭美國那兒開拓新的軍備來源嗎?因此,菲律賓就算如被報道般決定從中國採購軍備,那其實與本區域各國多年來的軍備採購來源多元化的做法,也還是頗為一致的。在軍購的決定上,武器的威力與是否能與現有系統高度融合以便戰爭時期得以順利應用當然極為重要,但價格與採購條件在許多時候也不遑多讓。這後幾點對於好一些有其他各項龐大發展開支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也還是未能加以忽略的。東南亞以外的觀察對於菲律賓近月來的「外交大轉軚」,從之前阿基諾三世總統的明顯親美到當下杜特爾特的與美國若即若離,一般感到極為驚訝與困擾。但如大家把視野放長、放遠一點,可能就會發覺本區域多國其實歷年來都必須如此小心平衡列強的利益與存在,好像冲浪者般要順着水勢、浪頭小心往前挪動。當各項利益的乾坤有所轉移時,可能又會有不同的態勢了。即便是搞國際關係這重塊頭,有時也還是要有一定的「平常心」的。胡逸山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11月1日) 菲律賓 杜特爾特 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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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戰來管治——思索菲律賓的毒品戰爭

今年5月,杜特爾特當選新一任菲律賓總統,在任短短幾個月已爭議不斷,其中最為人詬病和不齒的,要算是他上台後立即提出的新計劃:向毒品宣戰。「如果你認識任何一個毒販,請隨便殺死他們,因為由他們家人動手會很痛苦。」這是杜特爾特在總統就職演說上的發言。之後幾個月,菲律賓的大城市腥風血雨。據報,目前在這場毒品戰爭中,至少有3000幾個道友或者毒販因拒捕而被殺。對此,國內外反應迥異。杜特爾特在民眾的支持度持續高企,但仍然有一些宗教和政治領袖表示反感。在西方社會,歐洲議會高度關注這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國際刑事法庭也立案跟進。禁毒,是各國政府的共識,但是這場無視法律秩序的毒品戰爭,呈現了當代政治世界一種日漸普及的管治模式:以例外和內戰作為常態的管治。因此,日常管治和內戰,奇異地結合在一起。禁毒變成內戰那麼,到底菲律賓政府是怎樣執行這場毒品戰爭呢?本月初,一名自稱在天使行列的資深菲律賓暗殺團(Death Squad)成員,向英國《衛報》透露這場毒品戰爭鮮為人知的一面:這些暗殺團,一般是警察的特種部隊,且會高度保密成員的資料。現時有至少十個暗殺團,每隊16人,每次行動前均先獲取一份長長的暗殺名單。這名單上的全是涉嫌吸毒、販毒或者觸犯其他罪行的疑犯。然後,就像我們熟悉的特工電影情節,在月黑風高之夜,潛入、暗殺、棄屍,而且在屍體上還可能放張卡紙,寫上該人的罪狀,以「方便」其他同僚不用再調查死因。這場無聲殺戮進行了至少3個月,只見一些菲律賓官員興高采烈地說﹕我們預期犯罪率會下降,此乃治亂世用重典之功呀!這種官方包辦的調查治罪模式,稱之為毒品戰爭(Drug War)實在適合不過,因為杜特爾特的確在國土內帶來一場戰爭。美其名是嚴懲罪犯毒販的非常手段,說穿了是向國內一部分人開戰。按常理來理解,日常法律秩序跟內戰或戰爭時期的秩序是完全相反的。在日常情况下,一個民主國家實行三權分立,警察的角色只在於執行法律,制服疑犯並帶進司法體系,再裁決其是否有罪。在整個過程中,疑犯也是公民,理應享有一切法律賦予的公民權利,例如保持緘默,聯絡律師或家人等。即使獲判有罪,犯人仍可按司法程序上訴,以求更正裁決或刑罰。但是,在菲律賓的毒品戰爭中,暗殺名單上的人只是涉嫌與毒品或其他罪行有關,從來沒有在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上得到合法的審訊,便悄然喪命。這種行為,顯然超越了執法的範圍。換句話說,在整個暗殺過程,警軍不分,被殺者不再是一個擁有公民權的疑犯,而是變成一個戰場上的敵人。戰場無父子,只有敵我,只有殺戮和生存。然而在這場戰事中,只有一方是國家,另一方是國內的一群人,名單上的一串名字。因此,它屬於內戰。但往往內戰最弔詭的是,只要主權國不承認對方是交戰團體,那麼整場殺戮便會成為平亂之舉,戰爭法也不適用。例外和日常即使我們認清了這場毒品戰爭本質上是場內戰,這並不因此指涉那些道友或者嫌疑罪犯意圖叛國、危害國家安全。正如杜特爾特在演說中所言,他的狠心為的是要肅清罪行,把菲律賓還原成一個守法和有秩序的地方。因此,這場毒品戰爭無疑是他心目中有效管治的方式之一。但到底應如何理解內戰和管治這對奇特的組合呢?當代的政治思想討論或者能提供到一些線索和洞見。德國威瑪共和時期的法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曾多番討論例外狀態、法律處境性(situational)和代理獨裁者(commissarial dictatorship)的關係。他認為,一切法律條文均有其預設的正常處境。只有在滿足了這些背景條件下,法律條文方能有效執行,整個法律秩序才得以維繫。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這正常處境受到衝擊,政府無法執法,整個社會秩序陷於崩塌邊緣,那麼政治最高決策者、又稱為主權者(sovereign),便應頒布例外狀態,懸置某些法律,讓政府得以享有非常手段,撥亂反正,令原有法治制度得以繼續運行,憲法所保護的價值不會消弭。但施米特十分強調,儘管在這階段,主權者享有無上的獨裁權力,但畢竟是代理的,不應立法或更改法制,而是要盡快恢復日常秩序,以便重新把權力讓回原有的制度。德國哲學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十分仰慕施米特,二人不單有書信來往,更曾互相送贈自己的著作。但針對施米特對於例外狀態的見解,本雅明有不同的主張。在1940年一篇名為〈論歷史的概念〉的文章,他寫道﹕「整個受壓迫的傳統都在告訴我們,緊急狀態並不是例外,反而是日常的管治方式。」本雅明身為猶太人,這主張固然攙雜了許多民族記憶,但同時也呈現了理解日常管治的新角度。這點上,啟發了往後許多政治思想家的方向,其中一人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他在《例外狀態》一書中點明,當施米特很着力去區分代理獨裁者施行的例外和日常的分野時,本雅明則明確地揭示,日常和例外的分隔早就打破了,這是純然虛構的法學概念(Fictio iuris)。維繫法律秩序,只能透過內戰和革命暴力來達成,單純依靠法律效力已經不足夠了。內戰和管治那麼,內戰和長期例外如何成為管治的方式呢?首先,這種內戰本身不會否定整個政治法律秩序原來的功用,也就是說,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法律所保障的政治、經濟權利,並無因此而消失。所以,主流的日常生活並未有太大惡化,這也說明了為何很多菲律賓人會覺得這種非常手段是可以接受。另一方面,阿甘本重新解讀霍布斯(Thomas Hobbes)對於自然狀態和主權者的關係,藉以理解當代政治的長期內戰狀態。在阿甘本另一本作品《內戰》,他認為霍布斯所談的自然狀態,並不是社會契約訂立前的歷史狀况,或者虛擬的思想實驗,而是陷入內戰的情形。人跟其他人彼此為敵,因為失卻了主權者或者國家的保護。霍布斯式的主權者,雖然是源於人民(people)的集合和授權,但這人民也隨着主權者的誕生而瓦解,變回不同的個體(multitude)。按阿甘本的想法,這主權者要獲取管治和擴張權力的合法性,或者維護自身的秩序,會不斷向臣民施行暴力,因為對於它而言,所有國民皆為潛在的罪犯或敵人。主權者打擊敵人,不一定需要倚靠法律或尊重人權,皆因主權者一方面在法制內,同時卻在法制外,故可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決」敵人,而沒有法律代價,例如美國的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監獄,或者菲律賓的暗殺部隊。如此繞過法律秩序,則人的權利自由也蕩然無存。因此,這出現了一幕多重弔詭的政治鬧劇:那些嫌疑犯本是公民,卻被主權者打成非公民、非外地人的純粹肉身狀態(bare life),因此遭暗殺也不構成謀殺;在暗殺的時候,這空間變成「沒有法的空間」,因為法的秩序真空了,令政府指示的暗殺得以可能,但同時法律秩序仍一直存在,故此這場毒品戰爭呈現了一種無以名狀的法律狀態。換句話說,這例外的暗殺手段形成了新的法律效力(force of law),但這法並不容於原有的法律秩序,它是在不存在的空間(non-place)展現的。因此,長期內戰狀態,能相容於日常的法律秩序,並成為日常的管治方式。文﹕李宇森編輯﹕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10月30日)圖片: 菲律賓一名男子(圖)在馬尼拉街頭被槍殺,身旁擱着一張紙牌,寫着「我是毒販,切莫仿從。」 菲律賓 杜特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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