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曦彤:罷課的第四堂課︰合力打破犬儒

作者:陳曦彤,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哲學系及通識教育文學碩士。愛好思考、閱讀、辯論,對通識的可能性充滿期待。在香港談民主,我們總不能太「離地」;也就是說,在空談概念理論之時,我們必須想一想,究竟真正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主要因素,是港人缺乏對民主理論的理解,還是對香港前景問題漠不關心的態度。 在我看來,一切因素的根本,在於港人的犬儒心態。 在中大教育學院時,聽得最多的教育分析框架,便是ASK;態度、技能及知識三者的區分。後兩者,只要配合香港學生對考試的盲目崇拜,要大幅度提高並不困難,但往往最讓一眾教師頭痛沮喪,甚至抛諸腦後的,便是學生在學習上的態度;而這正正是香港民主問題的癥結所在。  香港人(學生)很聰明,你要他們口裏說說自由平等,分析經濟政治,批判時局和政權,我的學生很少讓我失望,但當涉及具體行動,就只餘下補習及打機的二元選擇。這種知行不合一的情況,正正是民主教育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為此,我們必須以這種犬儒心態作為課堂重心,引導學生從根本批判自身作為公民的先天缺陷。我會在課堂討論這些問題︰一、「阻礙香港民主運動發展的因素是港人的犬儒心態。」,你在多大程度同意這說法? 二、 「在參與民主運動時,港人應優先考慮成效高低而非公民責任。」你是否同意這說法? 三、 「對中國政府採取抗爭行動,會降低港人的生活素質。」你在多大程度同意這說法? 四、 「在民主運動上,作搭便車者(free-rider)比在前線抗爭更能保障自身利益。」,你是否同意這說法? 以上四種題型,是在通識科文憑試(DSE)中常見的評論題型(成因評論/價值衡量/影響評論/策略評論),在教育心理學上,可促成追求成績學生的外在動機。接下來的工作,便是教師的備課工作;預備以上各項問題的可能論點及解說,以恰當的例子說明等等。但這種進路,便難以超越教協式的「力點(powerpoint)+工作紙」套路,在教學上將面對很大限制,礙於篇幅,在此不贅。 我會採用的教學法,是以合作學習模式,以四人小組形式共同商議問題,使過程中盡可能體現學生為本及民主參與的精神。但這種做法,通常會面對學生討論質素未符問題要求的困難,因此,教師必須預先建構論點,並以逆向思維編製相關資料,引導學生建構論點。以第一題為例,教師必先構思「犬儒作為一個因素」的論點內容,例如對犬儒的定義,以及相關犬儒心態的例子(可參考「我的四個撐建制朋友」系列),使學生自主學習相關概念及具體內容後,透過教師給予的思維框架(成因推論的方式),按步就班建構完成論點。 這種教學法,相當耗時耗力,備課及實際課時將比一般單向講授做法多至少一倍。但根據我過去的經驗,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自身,都會工多藝熟,大多初期面對的困難都能夠逐漸解決。最重要的是,這種學習模式將能打破「老師才是權威」與「平等的公共討論」及「公民自主思考」等命題的內在矛盾,使民主教育真正民主起來,以改變制度扭轉課堂上價值教育的缺失。我相信,犬儒將被打破。 校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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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言曷:罷課的第三堂課::成長與不聽話

作者:雨言曷@教育工作關注組,曾任小學老師,現職中小學教育心理學家近年,香港的中、小學都在各科課程加入「訓練創意思維」、「提升批判技巧」等目標。乍看之下,大家會以為香港歡迎「有個性」、「不聽話」的人,可是,只消稍為留意坊間對「抗爭」這概念的評價,你會發現,我城裡,安於聽命令、跟大隊、守常規的人還不少。神學家Henri Nouwen 於著作《Out of Solitude》中指出「若然我們的行動是出於恐懼,而非內在的自由,我們便容易被困於自製的幻覺中。」順從如是,抗命亦然。輔導的前線經驗告訴筆者,太多的餵養和規範,不會有空間; 沒有空間,不會有思考; 沒有思考,不會有個人; 沒有個人,不會有「獨立判斷」,更談不上成熟。在這種資訊科技充斥、各方頻頻動員群眾、說法似是而非的大時代,自我省察、整理經歷、了解人心的功夫,可能比不斷收集外來訊息來得更重要。因此,如果要筆者為學校構想第一堂課,以回應近日政改的事宜,我會建議由為學生營造一個寧謐的空間開始。寧謐者,沒有手機、沒有閱讀篇章、沒有討論、沒有工作紙也,目的是要學生學習安靜下來,接觸自己已經盛載了很多資訊的心靈。進行地點可以是學校的花園或附近較空曠、較多自然景物的位置。形式可以參考覺知操練(Mindfulness)的「行禪」(註1),指示學生緩步跟從領行的老師行走半小時至一小時,期間不互相溝通,只盡量留意自己的呼吸和步履接觸地面的感覺,同時也要覺察沿途所見所聞,及腦裡出現的每點想法和情感。如果嫌太抽象,亦可著學生在靜默行走時,集中思想一個與主題相關的詞語(如「規則」、「和平」、「自由」),或一道問題(如「我是不是一個真誠的人?」)。其後亦可讓學生將所思所感記下、畫下,不必與人分享。要學會只為「正確」的事選擇「抗命」,學生必先看見已經刻畫在自己身上的「誡命」,並覺察自己順從或反抗的真實原因: 恐懼或內在的自由。我們可由列舉校規開始,請學生逐一探索自己的家庭裡、社會文化中、道德上成文及不成文的規矩,瑣碎如「剪腳甲要在廁所內進行」、微妙如「在公共交通內選座位盡量不選在異性旁邊」也是值的記下和思量的。之後,老師可以引領學生反思遵命/抗命的原因,是出於恐懼失去關係、尊嚴、力量、資源和自主,還是出於愛與公義的自由選擇? 同一規條 (如「為爭取真普選而罷課」)、同一反應(順從/反抗),可以是出於恐懼(如「害怕被認為不關心政治」),也可以是出於內在的自由(如「我不一定要來,但我認為這方式能夠提醒更多的人關心公義」)。看到恐懼,是追求自由的第一步,克服是第二步——縱然跨越了恐懼,學生可能不再參與我們認同的行動。這自省的過程不可能於一天在完成,答案不可能是最後的,教曉學生之後,他們要花一生去不斷尋索。最後,筆者提議播放社會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於1963年進行的關於服從權威的經典實驗(註2),讓學生儆醒,人類即使如何自命有理性和良知的動物,面對一個不合理的權威,仍然傾向助紂為虐。歷史從不乏血腥慘痛的「服從」,順從領袖屠城的出發點是甚麼? 是恐懼,還是自義? 而我們又如何能免於重蹈覆轍?結語: 我們每天在世界生活,世界每天也在要求我們回應。我們無法完全整合所有思緒才去生活,況且,沒有經驗又何來整合? 只有學會敏感於每一刻的所見所聞所感,資訊才會內化成經驗,才為獨立反思提供材料。同時,我們不能夠對自己行動的對錯、意圖有著百分百的定案,必須養成不斷反省的習慣。反思、認錯和修正的勇氣,是極權者所沒有的。註1: Plum Village行禪介紹: http://plumvillage.org/mindfulness-practice/walking-meditation/註2: Stanley Milgram實驗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VlI-_4GZQ原刊於《明報》世紀明報世紀facebook 校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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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瑞明:邁向學校民主化的時機 如何在學校舉行商討日

中學生要罷課,但在他們在法律上、社會文化傳統上仍是受保護(或監護)的對象,因此父母師長有責任「照顧」他們。但是,比較成熟的學生在經過對事件深入、理性的思考過後,又有什麼理由剝奪他們的道德權利?出於為學生好、家長主義式的對學生的「強制」在法律及傳統上有極大的威力,但這無可避免地將青少年等同為未成熟/不成熟的公民,只有「不完全」的政治權利。這種學生未成熟和不成熟的假設該如何驗證?即使為真,我們又應做什麼改變這種狀態?另一方面,中學生尚未有一「程序的合法性」讓他們擺脫那種應該受保護的「一般情况」。因此學校、家長跟學生三方不得不進行有意義、開放的商討,尋求合理的回應各方合理的訴求、權利的方案。此時候,在學校辦商討日(不是公民教育周放幾塊展板)也是讓師生、家長和學生都有一個討論和作抉擇的空間,才會是突破之道。 不能再用官僚系統解決另一方面,在現今的學校文化,教師只被視作學校的僱員。學校開的「大會」,也往往只是校長走出來講明對佔中、罷課的立場。一般都是公式地指出校內罷課不贊成,因為會影響學習云云;在校外參與罷課,需有家長信請假,但學校亦不會批准等等。這些理由是否不能討論或質疑本身就是一個課題。然而,教師失語,沒有工會,沒有力量,也沒有方式表達意見,更不可能作集體決策。教師對學生呢?就算談民主,也可能不能擺脫授與受的框框,苦口婆心,但在生活上沒有轉化學生,也沒有轉化自己。開明的家長,如陳惜姿女士,也指出支持罷課的前提是中學生經過獨立思考、徵得家長同意及罷課集會環境安全,「如果學生自己諗過,唔係受其他人影響。對香港民主真正關心而決定罷課,都希望家長支持」。筆者同意學生必須自己做決定,然而最明智的「個人」決定,卻應是經過一個互相尊重,互相交流的集體公共空間和程序產出。討論、商討才是讓「理由」得以深化、鮮活、經過挑戰的途徑。現在,家庭未必是一個最佳的空間談政治,而在校園往往只有行政決定,老師和老師之間、老師和學生之間、學生和學生之間沒有討論,也沒有思考的文化,人們只在生活逆來順受,於是漠不關心,或者忍氣吞聲。我們知道,很多反對校政民主化,往往說不能事無大小都經民主程序決定。但當牽涉到罷課與否這樣重大的事參與者都無從置喙,那就實在難以推諉,不能再用官僚系統解決,而應相信民主過程。否則,我們如何再有道德理由教育下一代民主、平等這些價值?另一方面,學校卻對市場式、選香港小姐式的「民主」樂此不疲,課檢、問卷調查都卻用來加大老師壓力,甚至破壞師生關係,對建立「團結」的民主卻畏怯,恐怕正是此時代的寫照。 佔中以外有商討大家對「佔中」的注意力全放在公民抗命,當中商討的元素可能不夠刺激,沒引起太多討論。很多支持民主的人也未參與商討日,態度較為冷淡。在學校,老師也會把商討界定為浪費時間。日積月累,這「想法」其實是實踐民主的死穴︰我們不相信自己和其他人在政治上有主動角色,所謂民主最多只是保障自身利益的一張選票而已。美國政治學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S. Fishkin便提出商討日(Deliberation Day)的意念。他們提出一個新的國家假期,在重要選舉前的兩星期前舉行。選民聚在一起,商討重大事件。參與者更會有工資,作為「公民」工作的報酬。想像我們在香港如果有一天假期談政治,的確可以將我們公民的身分突顯,或將「我要搵飯食」的藉口掃除。Ackerman和Fishkin有此構想,當然源於對美國政治的不滿。政治變成了政黨、說客、利益團體和政治化妝師的競技場,主角「公民」反倒變得被動和無關重要。透過實際經驗,他們相信一些制度安排可令公民重回舞台。公民真的能委以重任嗎?要知道不少美國人連前蘇聯是否在NATO也不知,西柏林曾被東德包圍又不知,基本事實都搞不清,怎能應付更複雜的論政?不如交給尊貴的立法會議員吧!「民主不適合中國論」其實可用於美國,適用於全世界!政治是專門工作,交給專家,交給學者吧──這可算是「極權的誘惑」。學生不能委以重任,甚至教師不能委以重任,卻是更容易接受的說法。但兩位學者在Deliberation Day一書最重要的觀點是,如果人們給予足夠理由去專注和投入,他們會更有能力以民主規範的形式生活。現代的生活無比急速、繁忙,人們閱報的時間已很少,討論機會不多,別談其他公民生活了。但是,這不代表我們沒有能力參與公共事務。如果有一個制度能讓我們放更多心血,更多注意力,我們對公共事務的認知會準確得多。筆者當年教「政府與公共事務」,有一個學生努力背誦特首的權力和責任,但我們每次問她特首是誰,她竟張口結舌。這是因為她的生活和知識割裂,我們的生活也不強調公共事務認知。兩位作者透過他們在社區的經驗,證明商討日可以改變這種文化,將公民放回政治的中心。某種說罷課影響學習的論調其實只是重申罷課會影響「考試、升學和就業」式的學習,對真正讓人成為人的公民教育和生活教育視以不見,或加以隱藏,讓人失去改變的想像。最適合試行商討日的該是學校,最應該行商討日的也是學校。學校本應是議事之地,也是培育公民的地方。如果全體師生用一天月旦時事,相信會是一個難忘的體驗,也會是一個更深刻的公民教育學習機會。「普選」正是無從迴避的話題,是我們時代每個人都要解答的艱難命題。袋住先,還是否決再爭取?更進取的,或會直接拷問自己罷課與否,去作抗命抗爭── 這該是與師生息息相關的道德抉擇,而非僅僅是學生的個人選擇。我們有極大的理由在刻下讓學校成為一個尊重每個個體,讓每個人都在理想言談情景下進行反思和討論,並進行集體決定。這也能讓罷課與否不變成一個只是個體決定,而是一個社群的集體行動。在我城大家在爭取普選三十年黯然落幕之際,代議式政黨政治無力失效時,我們是否更應由根本做起,讓民主精神深植於我們的下一代?這是每個視教育為志業的都不能迴避的問題。社會上如有人心底不信任民主,學校責無旁貸。公民黨主席余若薇便指出在深圳參與政制座談會,當中有人便以學生選班長比喻普選行政長官,認為課室班長都是由老師委任,若由學生選班長則會「好佻皮」。其他參與者聽到這番話,表現高興,大力拍掌,讚揚該發言者。學校,竟可成了篩選式民主的典範。學校、社會互為鏡像,似乎校園沒有真民主,社會也沒有,反之亦然。作者簡介﹕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文.曾瑞明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明報世紀facebook 校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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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奕豪:罷課的第一堂課︰民主教育,由班會開始

作者︰蔡奕豪,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現職中學教師,客串為教育工作關注組寫稿在教協的網頁,有教材教民主,佔中等議題,不過如果細看,那其實和考卷無異。可是,民主教育,公民教育的培養的,從來都不是「知識」,而是「意識」。前者是要先有理論學習,輔以例證,令學生能純熟理解民主的不同理念如「代議政制」,「三權分立」,「公民抗命」,然後用此思考問題。後者,往往不須亦不能單單透過理論傳授可得,它必須以制度實踐的形式,令學生切身處地明白不同情況下思考個人權力的運用及其局限,促使學生反思權力分配的問題(而學生反思時,卻並不一定要讀遍民主的理論) 。最明顯的例子(恕我未能舉學校例子,畢竟能成功實踐校內民主的例子不多) ,是之前一位婆婆大罵自由黨李梓敬涼薄時的講辭中,婆婆的講辭,其實包含的理論基礎,但明顯地婆婆是未看過此書的。所以婆婆有正義論的意識,而沒有其知識。因此教師的責任,正在於創設情景,令學生親身感受自己是權力的個體,令學生明白自己的權力是附帶甚麼義務。我建議教師由班會入手,進行公民教育。首先,為何要是班會?一來,現行學校教師被學校的管理層監管,剩餘權力有限,但以班主任身份管理班會,校方干涉較少,此可免去教師與其他高層同事在制度下討價還價的成本。另外,班會人數少,意味著每一學生的意見,都十分具決定性,而班會每一個活動都直接影響學生自身的利益,這令學生更切身感受個人的權力及影響力。如何籌組班會?老師在籌組班會整個過程中,永遠只擔任顧問角色──只提供資訊,不給予意見。首先,班主任可先指出班會的任務及角色,例如搞聯歡會,整壁報,籌備旅行日活動等。然後要求學生自薦主席,如沒有,則班主任可解釋如沒有班會,以上一切活動都不會舉辦!然後再著學生考慮再決定。這樣,學生會十分切身感受到自己不負班會的「義務」,就沒有聯歡會的「權利」──這正是權力與義務問題的思考。當有學生願意承擔此工作時,如果只有一位,則投信任/不信任票,如多於一個,則投票決定。這個就是人民授權的過程,令學生要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亦令主席明白自己權力來源。至於其他職位,可由同學推薦或自薦,然後按上程序處理。教師要做的,是確保選舉過程的公平性及提供職位資訊(如該職位負責甚麼?沒有該職位對班會工作有何影響?)此舉同樣可使學生對自己選擇負責同時令班會成員明白個人的權力來源。經歷這次選舉,學生能切實明白個人的義務及權利的關係;上位者的權力來源。是簡單直接的公民教育。如何搞班會活動?商討班會活動時(以下以旅行日為例), 教師則完全中立,除校規外,其他資訊概不提供。當班會商討旅行地點時,班主任可著各地點的動議者,當同學面前介紹該地點的好處,然後再由同學發問,直至同學對各地點的好壞再沒疑問,才開始投票。除非觸犯校規,否則教師不否決任何提議(縱然那是很壞的動議) 。這樣,學生正正在經歷類似法例草擬,諮詢,表決的過程,其間學生必須就影響自身的議案進行比較,思考,說服群眾,下決定,令學生明白政治上開放透明的重要性。教師的心態如何調整?角色最好盡量抽離:不少教師怕班會活動不成功令班中氣氛不好,不自覺地在籌備活動中參與太多,這很容易令學生成為班會政策的被動接受者,失去了參與決策過程的機會,亦令學生失去反思失敗的機會。接受並尊重學生的決定,不主動介入:學生的決定肯定是不成熟,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但是合作解難,在政策不可行時作出妥協,不正是民主社會可貴的特質?希望以上方法,能為前線孤軍作戰的教師,在重重的枷鎖下爭取民主教育的空間。 校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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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關注組:校園民主對談錄──《請投我一票》觀後談

這個夏天,教育工作關注組伙拍Incu-Lab舉辦教師電影節,希望藉著觀影,拓闊公眾對教育的理解和想像;更希望身在前線的教育工作者,認清我們所處的困局和出路。電影節的頭炮便是以「教育X反教育」為主題,在八月廿四日播映了《請投我一票》,嘗試回答學校裏的教育如何出現理想與現實的極大落差。學校民主與社會民主息息相關。學校有時是社會的縮影,但有時「社會」卻也愛用學校來作類比。公民黨主席余若薇便指出在深圳參與政制座談會,當中有人便以學生選班長比喻普選行政長官,認為課室班長都是由老師委任,若由學生選班長則會「好佻皮」。其他參與者聽到這番說話,表現高興,大力拍掌,讚揚該發言者。學校,竟可成了篩選式民主的典範。學校、社會互為鏡像,似乎校園沒有真民主,社會也沒有,反之亦然。但是,當中的張力和艱難是如何的?在我們的談話中自有呈現。校園可推行民主嗎?問︰學校能推行民主嗎?答︰我認為學校裡的民主,也可以理解成給學生某程度的自主。自主的程度和範圍,應按學生的智能、情緒管理能力、溝通能力和各種技能而訂定。就像恩威型(authoritative)的父母,給予孩子的自由,是富彈性的。沒有自主,學生根本沒有機會應用分析、選擇的技巧,亦沒有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的經驗。在沒有道德基礎、能力支援的情況下的絕對自主,「民主」則與森林法則無異。問︰意思是不是政治教育和德育有關?答︰是的,德育、思考能力、其他技能也是。問︰但這能力需要時間培養,那是否意味學生未能實踐民主?答︰學生在不同階段應有不同程度的自主。問︰有沒有什麼框架/標準可幫助我們判斷?答︰按我個人的理解,民主的核心精神並非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尊重及關注弱勢社群的價值及需要,推深一層來說,就是尊重每一個個體的價值。理想中的民主精神應該與以學生為本的教育是彼此相融的。可是現今的教育強調要滿足所謂不同持份者的需要,即使學生會會長甚至校長是透過學生以民主方式選出,他也未必可單單向賦予他權力的人做正確的事。設計能體現民主精神的制度及選舉方法的複雜技術性問題,我認為是可以解決的,法學上研究國際標準的便是研究這些東西。但是,當社會甚至教育界本身對教育場所的功能沒有較開放的看法,那就是制度變了,人心還是變不了問:假如校內管理的程序不符合民主原則,如何使學生相信民主制度的價值?(言教和身教有所矛盾?)教師本身在權力關係之中,如何可以擺脫這種關係去教民主?答︰我覺得可以討論民主是不是all or nothing,成熟程度也有一個scale量度。2008年的《經濟學人》說個最「民主」頭幾位都是北歐國家,美國是排接近20的,另成名教授不久前也寫過一篇文章說半民主制度才是令政治最不穩的制度,例如泰國和現在的香港便是例子。 民主VS效率?問︰香港的老師和學生政治成熟嗎?答︰我個人觀察本地有效率、辦得好的學校都是有一位強勢領導的校長有關,跟民主精神沒有多大關係。問︰老問題,要民主還是要效率?如何答學生?答︰參與民主制度的人都認識接受參與民主制度有可能付出的代價,例如班會與學生會,那是沒問題的。但環境不成熟,去到PTA、校董會有更大權力的地方,「安全系數」是首要考慮,便不ready 民主了問︰安全系數?類比國家安全?答︰靜靜告訴你,一所我曾任教的學校PTA是「做馬」的,便是害怕不知選了什麼家長入PTA,令原有的做法運作不了。問︰那篩選不是很有道理嗎?問︰這些「運作」如何「教」學生?答︰這告訴我們實踐民主的困難。即使在最自由國家,永遠有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改變遊戲規則。但是沒有什麼東西或制度在學校是必然地推翻或保留,不同人會有不同的對世界運作的理解。學生要找出他們理想世界的看法,並想辦法在現實實現。 要相信學生答︰我也想回應學生是否足夠成熟參與民主。成人世界,當然包括我們老師,整天批評學生處事不夠成熟,未能顧全大局,而質疑學生的決定,亦因而justify我們對學生的干預。但這些手段,不少可能是鞏固自己教學的權威及地位。看看現實社會政客的相互抹黑,如何算是成熟的表現?如此,便可以同時回應森林法則,老師正是要放下自己在學校中那種強者角色,學校管理層也要放下統領地位,才可在平等的環境下實踐民主。誰說中學生不能理解民主、實踐民主?有時是老師對學生的不信任,或者是我們本身虛怯,師生長期的強勢差異,已令不少老師安於這種處於強勢的安穩,而不願見到些微轉變。其實權力運作本身就是一種不同價值之間的爭奪。因此,不是著重權力運作便令講價值困難;而是在對其他人講價值時,已是爭奪某種權力。當某些學校篩選出家長教師會的代表,是因「安全系數」的考慮,想確保組織有效順利地運作,這已是「效率」和「程序」的價值爭奪。問:老師和學校管理層的權力是誰賦予的?他們有自主的能力放下嗎?天主教教區算是本地支持民主發展的先鋒,但為什麼面對校本條例卻強烈反對?答︰所以篩選並不是很有道理。篩選背後反映的是執政者在規劃一套有利穩定自己權位的制度,這是一種追求「(個別人的)穩定」的價值。看過錢鍾書談及《伊索寓言》的一些分析和體會。其中談到我們可以如何理解現代的文明價值和古代的分別。意思大概是說,我們時時提及一些傳統價值,並不因此代表現代人尊重或認同,相反,可能是為了突顯它們的落後/幼稚。以我所知,老師和學校管理層的精英心態,形成已久。其權力地位,便是教育不斷發展的結果。師生這種以前看似理所當然的權力強弱差異關係,來到現代,可以受到挑戰。選擇放下這種權力關係,我想非老師一人之力,社會環境更形重要。要在校內推行民主,社會欠民主氛圍,只會讓制度裏的精英輕易找到藉口阻礙實踐。我們的社會會否有這樣一種人:在外帶領爭取社會民主,可是在家卻十分專制,不容他人挑戰其一家之主的地位?天主教區,可否以此作類比?如果成立,那她就仍不夠民主。答︰還有我覺得有趣的是,本地最能體現民主精神的學校會不會就是前線教育工作者一直有所保留的大型補習社?學生用學費向他心儀的名師投下神聖深思熟慮的一票,不夠票的便要「下台」,整個系統的權力分佈都由學生決定。從校政與教材也必須(至少表面上)做到學生以為先為本,但又被人質疑教育商業化了。問︰商業和市場不也是民主的敵人嗎?答︰我相信完美的市場可讓民主發揮得最好。我們也可以說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下,政府權力理應受人民所賦予。 學校和社會不同?問︰學校和社會的不同在哪裏?這種「不同」如何影響民主實踐和教育?答︰學校為社教化建制,本質上與監獄相近。如果學校需放權,以建立學生良好公民素質,那麼監獄也是將違反一系列社會規條的人再培養為良好公民,那麼是否也應該一同放權。關鍵在學校與教育兩者是有根本衝突。前者為一組織,講效率運作,後者為理想,講道德價值。所以要學生實踐民主前提還是要先建立他們的民主素養,但這就離不開灌輸,灌輸就會產生話語權力,那由回到舊路了。至於補習社是否最民主,我認為是傾向民粹,又有新問題,在學校實踐民主如何避免民粹,兩者如何區分。問︰社會本身不也是大組織嗎?哪豈非不能講道德價值?眾沉默。 校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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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文:從「執髮事件」看香港教育之弊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306"] 新聞圖片[/caption]九月初出了一單新聞(連結),指一名男學生因前額頭髮長過眼眉,竟在校內被訓導老師將其頭髮剪短至露出前額。看畢之後如鲠在喉,可惜之前一直事忙,沒空執筆,至今才有空討論該事。對於這次的「執髮事件」,網上有評論指出老師沒權隨便剪學生的頭髮(連結),個人對此贊同之極。因為老師的托管權力來自家長,他若覺得學生教而不善,大可以見家長,而不是未經家長授權擅自剪掉學生的頭髮。不過這件事件反映出的問題,是我們的中小學管理方法遠比西方專制,並且某程度上反映出香港那種時常講求紀律和服從的教學文化。不得不說,香港的中小學很像一所監獄,某些學校校規異常嚴謹,有時甚至對學生的打扮很多不必要的限制,這類男生額前頭髮不能長過眼眉的規定,其實只是冰山一角。在鄙生過去所讀的學校中,校規對於學生打扮的限制簡直多不勝數︰女生頭髮不能過肩,長頭髮女生需要紮辮,校服裙不能善自栽剪,不能戴耳鐶﹑首飾,波鞋款式不能穿螢光色﹑顏色太鮮艷也不可…甚至校服衫由於是白色,學校甚至不許你穿深色的汗衣。在那個九十年代,你連帶傳呼機回校都會被沒收的,Discman﹑手提電子遊戲機自不用說。面對這麼多森嚴的校規,我們應該先要思考一個問題︰校規建立目的究竟是甚麼﹖它應該禁止甚麼才是合理的﹖為何香港的中﹑小學要有這麼多奇怪規定,還要逼學生穿校服回校﹖愚見認為,一條合理的校規其實應該跟法律一樣,應以保障所有學生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為目標。是故,校規需要禁止打鬥、禁止上課時說話以避免影響他人學習,除此之外皆不該管,學生也不必強逼穿校服回校,而打扮和禁止攜帶所謂「違禁品」回校,也是十分專制而荒謬的規定。學生雖然未成年,不過他有學習和不學習的自由,只需要他的言行不影響他人,他要在不聽書在課上聽音樂也好、打電動也好,學校憑甚麼禁止﹖當然有家長或者老師會反駁,認為學生在堂上打機、聽音樂或者睡覺,會影響學業。然而,培育學生學習興趣,吸引學生專心聽課的責任,不是本來在教學者的身上嘛﹖如果學生覺得上課的樂趣比玩電動、聽音樂、看雜誌大,他們自然會被老師的講授吸引過去﹔反之,即使學校禁止學生攜帶所有遊戲玩物回校,也禁止了學生上堂睡覺、聊天、曠課逃學,學生要是無心向學,他們要發白日夢,你也管不了,答不出問題要罰企,也是管不了。說到這裡,便必須指出香港填鴨式教育的失敗,我們似乎忘記了教育應以培育學生學習興趣為目標,也忘記了我們應以培育學生的自學動力才是正道。我們的教育乃至某些家長,總以功利的方式去看待學習這回事。我們瀏覽那些網上的親子論壇,發現總有些家長關注怎讓孩子「贏在起跑線」,卻赫然不發現,這種揠苗助長會扼殺學生的學習興趣,令他們覺得學習只是一份差事,最終只會培育不到學生在學術上的自學能力。君不見香港免費教育培育出來的學生,學習大多水過鴨背,考試過後便課堂所學還給老師﹖這,正是填鴨式教育的惡果,耗費大量資源教育學生,利用高壓專制的方式逼著學生留在課堂,結果卻只是少部份成績優異的學生愛上學習,其他學生則變得厭惡學習,學過的東西轉瞬即忘。即便退一步來說,我們的校規應以促使學生學習為目標,因此必須禁止任何影響個人學習的行為,那也不構成禁止攜帶所謂「違禁品」回校的理由,堂上玩樂即使不容許,小息、午飯時間又憑甚麼禁止﹖至於校服﹑髮禁和打扮的規定,則更是荒謬,衣著打扮又如何影響到學生的學習﹖難道穿著便服、學生頭髮過長,上課便會變得不專心﹖如果真會影響學習,香港的大學何解又不硬性規定學生穿著校服上課﹖那些國際學校也沒這樣的奇怪規定﹖歸根結底,這些服飾規定,目的只是想將學校軍營化,以便培育學生的紀律和服從。為甚麼需要穿著校服這個問題,在個人的求學生涯裡﹐也從沒聽任何教師解釋過,有如不容質疑的天條一樣,學生則必須無條件服從。當我們的教育體制以軍事化方式管教學生,利用毫不合理的規定逼使學生遵守之時,學生的批判思維(critical thinking)也會因此而被扼殺了。當然,這種教育制度能夠屹立不倒的原因,是香港不少家長其實都喜歡孩子「乖」和「聽話」,學校既然幫忙調教,他們自然樂見其成。遺憾的是,這種講求「聽話」甚至絕對服從的教育方法和觀念,其實也是一個「紀律馴訓」,人們在這樣的社教化過程(socialization)下成長,自然培育出一大批「聽話」的順民。是故,當某些人批評香港有很多所謂「港豬」之前,不要忘記問題的根源,極有可能來自我們的教育制度和觀念。當這一切再配合香港功利現實的社會風氣之時,某些人對於社會不公逆來順受,那便是自然不過的事了。伸延閱讀﹕Those disgusting school uniforms一篇在1998年批判學校強逼學生穿著校服的澳洲文章。 校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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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奕豪:在學校實踐公民教育的一些思考

作者︰蔡奕豪,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現職中學教師,客串為教育工作關注組寫稿[caption id="attachment_29297" align="alignnone" width="600"] 圖為中學生政改大會[/caption] 自回歸以來,香港一連串的政治事件。正反映了香港這個經濟為先的城市,公民教育是何等的薄弱。結果,連公民抗命這些普世價值,竟也可因為「犯法」而蒙上污名。(有不犯法的抗命嗎?)公民教育的基本,一是「權利」及「義務」之間的關係,二是對權力的思考(例如權力來源) 。二者,都是你隨便找本書都讀得到的。可是公民教育,實踐永遠比理論傳授切實。因此,學校到底有沒有制度,令學生切身感受自身「權利」、「義務」的存在,然後明白自己也是獨立個體?進而思考權力的正當性問題?很遺憾的是,很多以上的問題,學校建制內的持分者(例如老師、校長、家長教師會等) 也沒好好想過。以下略舉數例:經常有老師說學生經常挑戰老師權威,不尊師重道,所以要祭出更強的校規,打壓校內的「壞分子」,此乃學校管理學生常見的思維模式。但在這模式管理下的學生,卻是愈管愈反叛。不少老師對此現象,可以有很多論述如「學生正處反叛期」、「社會不尊重老師」等,彷彿一切的錯都是外在環境建構的。但如果從學校制度分析,學校教育中,往往沒有好好道出學校管教學生的權力正當性所在,結果在師生相處中,對老師深信不疑的才是「好」學生,對老師稍有不同意見的,就是「麻煩」學生。這樣的相處模式,學生慢慢地明白到,原來處世中,自己不是一個「權力」的主體,而是學校政策的受體,反而老師的「權威」才是至高無上的。更甚者,不少壞學生被罰反思自己錯誤時,也只說出自己錯在「唔聽老師話」,可見在學校中,學生長久沒有個人實踐權力的空間,亦因為老師的絕對威嚴,致思考權力來源的空間也欠奉。另一個吊詭的情況是,本來學生會的出現,是學生實踐權力的契機。可是有資格又願意進入學生會的學生,都是多年被馴服在學校建制中,沒有行使個人權力意識的高中學生。他們從不意識到學生會是可以為學生爭取權利的,只認為那是福利組織,因此十居其九的學生會政綱,都走不出商店優惠,聯校mock exam 的範疇。更甚者,有些學生會的競選政綱,竟也要由顧問老師「審核」「篩選」才能「出閘參選」。更甚者,當學生會沒人參選時,校方沒有順其自然地讓學生會懸空,使學生能對比學生會存與亡的分別,從而明白學生會於學校生活的重要性(沒有「失」的苦,哪能明白「得」的樂?)。反而是自己找一些上文中的「好學生」籌組福利內閣。是故,學生也很難透過學生會來行使權力,爭取權益。最等而下之的,是由學生會老師指派工作,以公務員心態完成學生會工作。引申下去,學生既然在學校沒有「權力」,學生也就不明白為何自己要負作為學校一份子的「義務」。故舉目所見,學生在校只求學校老師教好書令自己有好成績(權利) ,卻沒有想自己如何可以為學校付出(義務)。如果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學校中學生老師「權利」「義務」長久欠缺討論及完善,這就是長久以來師生關係屢遭挑戰的原因。 校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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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祺:中學學生會,有多民主?

作者:陳家祺( 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九月終於來了,大部份本港的中學都開學了。對不少學校的學生和教師來說,這也是為快將來臨的學生組織(通常是學生會)選舉作好準備的時間,這應該是民主教育的重要一環。例如,候選的學生領袖要想盡辦法為同學謀福址,以爭取同學的選票;其他學生也可以透過選舉和相關的選舉活動,對學校事務有更多的了解、並嘗試影響校內的公共事務。理論上,透過親身的參與,學生可以理解民主程序的重要性,甚至是反思民主的價值。但是,在每年的這些日子,筆者的心內都會不禁嘆息:這類學生組織的產生與運作,與讓學生親身感受民主決策的目標,實在相差太遠。不民主的學生會選舉筆者先就學生會的產生方法進行討論。撇除一些仍然停留在校方委任學生代表的階段、或是製造學生之間的特權階級(例如讓高年級的學生有較多選票)的學校,也許有些人會跟筆者說:現在學校已經很民主啊,每個學生在學生會選舉內都是一人一票的!誠然,以筆者早前任教的學校為例,的確每位學生(不論是就讀哪一級)都可以有一票去選出心儀的學生會內閣,而且票站的設計更令筆者大為欣賞:例如,每位學生投票時,都是在一個相對地封閉的空間內投票(即秘密投票),令他們可以安心地作出抉擇。但是,這些安排並不足以讓我們相信這是真正的民主。這令我們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甚麼是民主?不同的民主理論學派對民主都有不同的定義,但大體上都離不開一個宗旨,就是讓人民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務。這絕對是遠遠超過投票這個行為本身。例如說,如果學生在投票時,完全不理解候選內閣的背景、理念等等,他們的投票結果又怎能夠說是真正的學生意願?為應對這個問題,很多奉行學生會民主選舉的學校都會在選舉是為學生舉行諮詢會,讓學生認識參選人,也讓他們向參選人提出詢問。但是,以筆者就讀的中學為例,很多時這些諮詢會都只是形式化。例如,筆者記得自己還是中學生時,在上述的諮詢會前收到有關選舉的資訊(例如最基本的學生會會章)實在是少得可憐。更令人氣餒的是,這個應當是學生之間就學生會事務公開討論的場合,客觀上卻是阻礙著學生發言。例如,向候選人提出質詢的學生,往往在現場或事後被其他同學取笑,令很多學生都因此不敢發言。事實上,每場諮詢會參與的學生數目是半間學校這麼多(大約六百人),也令未經大眾發言歷練的學生怯於發問。而且,這些諮詢會只有短短的不足一個半小時,在候選人的自我介紹等環節後,普通同學可以發問的機會少之又少,有十個的話已經要謝天謝地了。而讓學生接收候選人資訊後作反思的空間又不多,很多時當學生有問題想提出時,諮詢會已經結束了。更荒謬的是,諮詢會結束後,學生便要立即投票,連冷靜下來、好好思考的機會也沒有。這與真正的民主選舉,實在是大相徑庭。 不民主的學生會管治學生會的民主缺乏,並不是只在其產生方法見得到。容許筆者在這裡再次重申民主的基本理念:讓人民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務。管理公共事務,並不應只是在選舉時發生。政治哲學家盧梭(J. J. Rousseau)便曾經有一句名言:「英格蘭的人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他們嚴重地弄錯了。他們只有在國會選舉時才是自由的。」(The people of England think they are free. They are gravely mistaken. They are free only during the election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事實上,不少民主理論的學者都提出對這個現象的憂慮。在歐美民主國家內,民主選舉已經根深蒂固,也令政府至少在選舉年時不敢忽視民眾的訴求。但是,一些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或商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支持者並不滿意這個情況,因為除選舉以外,人民根本很難影響政府的決定。甚至有學者認為,這是西方民主制度下,民眾不想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的原因(註1)。為了回應這個問題,一些民主國家進行了很多不同的公共管治改革,期望可以讓人民真正的就公共事務進行決策(註2)。讓我們回想一下學校內的情況。撇開上述的學生會選舉弊病不談,學生的確是可以自由地選出自己心中所想的學生會內閣。但選舉過後,學生能否繼續參與學生會與校政的管理,還是只可以不自由地聽從那些學生精英領袖的決定?在一方面,在很多學校內,學生會在校政上都只是諮詢性質,在校政(例如學校設施的管理、校規、學校活動支排等等)都沒有真正的影響力(當然,不同學校在這方面會有不同的情況)。另一方面,即使是學生會幹事本身,也很少主動讓他們的同學實現真正的人民管理。例如,當部份學生對某些校規有所不滿時,學生會幹事有沒有主動向其他同學提供資訊,帶出這個議題,以更準確地得到更多同學的意見而向校方反映,或至少營造校園內就這議題討論的氣氛?又例如,在某些相對地開明的學校內,校方在某些重要的校政決策前知會甚至諮詢學生會幹事時,這些幹事在向校方回覆前,有沒有先諮詢同學的意見,甚至是製造機會,讓同學可以集體地就這些決策進行討論?遺憾地,這些做法在香港的中學內有多常見,大家都能明白。 學生會的民主管治:培育青少年的民主習慣 中學學生會的選舉與管治,應該是香港青少年民主教育的重要項目,以準備他們投身社會後,以民主的精神來參與公共事務,並尊重其他人的意見。但是,這個理想似乎並不能實現。筆者並不是認為學生代表或是學校應就這些問題負上全責。事實上,筆者作為一位中學教師,也深刻地體會到學生代表或是學校受到的制肘。例如,在新學制、教學語言、縮班等教育政策改動下,學校的管理層和教師實在是沒有太多剩餘的精力可以在民主教育上再花更多的心思和時間。近年出現不少學校提早於八月開學的情況,正好印正此點。相信不少教師都會想,如果要每星期多花兩小時讓同學全情管理學生會事務,倒不如用來補課吧!而在課程緊迫下,學生代表也不能有太大空間向同學宣傳校政議題。另外,我們也不能忽視家庭對學生民主教育的支持。例如說,如果學校「膽敢」加上更多的民主教育時數,家長會否因為少了其他科目的課時而反對?部份學歷較佳的家長在與他們的子女溫習考試科目的同時,又會否花一些時間討論校政和學生會的管治,鼓勵子女參與?始終,儘管學校有一定的專業自主,也不能忽視家長的意願的。中學學生會管治這個議題,在香港社會並不熱門。但是,筆者仍很想把這個議題帶到學生、教師、家長、教育官員、以至其他社會人士之間的討論。畢竟,如果學生在青少年時期在校內已經有民主參與、民主決策的習慣,要推行整的社會真正的民主化(而非單純的只有雙普選的民主化),就變得事半功倍。註1:Nabatchi, T. (2010). Addressing the citizenship and democratic deficits: The potential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0(4), 376-399.註2:這方面的文獻有很多,例如:Fung, A., & Wright, E. O. (2001). Deepening democracy: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Politics & Society, 29(1), 5-41.另一老師談學生會和校內民主:蔡奕豪:在學校實踐公民教育的一些思考 校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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