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社會對誠信還有要求嗎?

《論語》孔子曾說「言必信,行必果」,視為誠信的原始解釋。 所講話必可信、做事一定會有結果,這個今人以為是最高的誠信原則,其實在孔子原文中,只是屬於「次等」的德行。很不幸,古代中國以為「次等」要求,今天的政治人物根本未能達標。 梁振英的UGL事件,纏擾經年,言必不信。他倒是「行必果」,發出律師信告誹謗絕不手軟。不論是立法會議員還是法律學者,只要是批評質疑甚至只是要求他交代UGL細節,都被他看作是「誹謗」。 他認為張達明不信任自己及UGL的聲明,是誹謗UGL。這名特首以為聲明便是「聖旨」便是「真理」,不容任何人質疑詰問嗎? 對梁振英以及UGL的聲明提出疑點提問,只要言之成理,有何不可?談何「誹謗」? UGL事件背後是誠信問題,包括作為特首有無申報收取UGL報酬的誠信,包括作為被收購公司的董事有無維護自己公司最大利益的誠信。 公眾利益,提問有理,何來「誹謗」?似乎梁表英認為,他的「言」社會便要「必信」,否則便是「誹謗」。霸道做法背後突顯心虛。 周浩鼎身為監察角色,卻和被監察調查對象私自接觸,隱瞞迴避,何來「誠信」? 「保皇黨」輕輕放過,只視為「手法可以更好」的技術問題,視誠信為何物? 港珠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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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犯結構

無可選擇,豬隊友終於退出專責委員會,是止蝕的指定動作。但退是退了,卻不是壯士斷臂,而是拖泥帶水。 五分鐘記者會,三番四次強調沒有違規違法,也沒有隱瞞,請辭是為了平息政治紛爭,讓調查委員會能正常運作。 表面聽來,他並沒有絲毫認錯。但試想想,若仍留在委員會內,繼續擔任副主席,今後提交的每份文件、提出的每個建議,甚至講的每句話、寫的每個字,都會給對手質疑是否鸚鵡學舌地反映長官的意思,不但委員會無法正常運作,很可能搞到他自己的腦袋也無法正常運作。 五分鐘記者會,豬隊友只回答幾個問題。記者問他辭職有沒有問過長官?有沒有得到長官批准?他並沒有回應,一臉尷尬,匆匆離開。 你可能覺得奇怪,豬隊友是最有前途政黨的副主席,又是民選議員,並不是長官的下屬,他的辭職,與長官何干?為何要問過長官,得到他的批准?記者是問錯了問題嗎? 有個說法是這樣的:醜聞曝光後,政黨高層緊急開會,除了少數強硬派外,絕大多數都建議豬隊友辭職止血,以免危機惡化,變得失控。 但當天的記者會,豬隊友只拋下充滿懸念的一句「不會留戀」,然後就沒有下文。黨友高層當然感到錯愕。 說好了的辭職呢?忽然不見了,當然是有苦衷的。政圈耳語稱,是長官不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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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萬的問題:梁振英自我炒作

現在不是百萬富翁遊戲節目,答對了不會有五千萬獎金。應該說,那五千萬要交稅與否,一毫子都不會進入任何一位香港市民的口袋。可是我相信很多人都對梁振英感到憤怒,不因為錢,而是因為梁振英連日濫用傳媒公器和立法會議員辯論那五千萬的稅務問題。事情給我的感覺,就好像大家在談判合作條件時,有個人跳出來討論合約上的標點符號用得正不正確、字體大小是否適當,而迴避了問題的主體(這好像不是比喻,梁先生真有這嗜好[1])。 五千萬問題的本質是甚麼?其實就是香港廉潔的精神。試想想,為甚麼要有許仕仁案?新地和許仕仁,一個願付,一個願收,與人無尤。這不是六七十年代的警察收黑錢,無人被脅逼,有誰是受害者?但是這不容於香港,因為我們期望任何一位公職人員都有至高的廉潔標準,不單不能收受利益,更不能讓人覺得可能在過去現在或將來,因公務之便收受利益或給人好處。 梁振英的五千萬問題是申報。只要合約存在就應該申報,因為UGL有權向就任特首後的梁振英作請求,即使如梁振英於星期二的回應所言,UGL沒有向他要求提供任何服務[2],但UGL提出要求的權利還是存在。況且,與UGL簽署一份與DTZ有關的合約而DTZ相關人士不知情,本身就涉嫌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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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的公開信

特首梁振英先生: 你在過去一星期多次指立法會梁繼昌議員不應繼續擔任調查UGL事宜專責委員會委員。你的連日舉動無疑在干預立法會運作,並予人瓜田李下之嫌。我們作為金融從業員對你有以下意見: (一) 你確實曾收取港幣5,000萬元而沒有作出申報。在金融界中,從業員在收取禮物時需面對監管機構及公司合規部的諸多限制,例如在收到港幣500元以上的禮物要向合規部門申報,當超過港幣2,000元以上的禮物甚至必須要審批才可以收取。一個普通的金融從業員尚且面對諸多限制,何況是擁有實權的特首? (二) 你確實曾透過周浩鼎議員影響UGL事宜專責委員會的運作。你沒有否認過你曾修改周議員的文件,而我們認為此舉不但無助委員會發揮其尋找真相的作用,更令香港市民對你有瓜田李下的觀感 ─ 如你真的如你所言般清白,為何你不向全體委員作出建議,而要秘密地進行? (三) 專責委員會早在今年三月已召開會議,但你在委員會成立初期並無對成員組成表達任何異議,但卻選擇偷偷透過周浩鼎議員影響委員會研究範圍。到了醜聞爆出後才多番指摘梁繼昌議員,我們認為這旨在轉移視線。 (四) 你的行為失當。特首作為特區政府最高決策人擁有龐大公權力,但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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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熊貓

「浩鼎門」發生了超過一星期,事件不但未因主角周浩鼎辭去UGL專責委員會副主席而平息,反而愈炒愈熱,原因是特首梁振英堅持,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的梁繼昌議員必須辭去委員會職務。 梁繼昌周一在多名泛民議員陪同下見記者,聲稱不會辭職,會繼續在專責委員會內完成工作。 風波緣起,是周浩鼎在提交專責委員會的文件中,被發現40多處由行政長官梁振英對調查範圍修訂增補的建議;而這些增訂,立法會和公眾都毫不知情。事件經披露之後,「輿論嘩然」,周浩鼎身為立法會議員、專責委員會時任副主席,竟任由行政機關的首長「指點教路」如何決定調查範圍,如此作為不但有違常規,更自貶立法會作為監督行政部門角色的地位,極為不智。 工聯會榮譽會長陳婉嫻在報章撰文,對周浩鼎作「最語重心長的勸告」:進入議會工作,應抱持律師專業(周是律師),堅守法治和維持公平公義的原則;但到事件被揭發,再到向公眾解釋,陳婉嫻說「在他(周浩鼎)身上看不到理念兩字。別人說什麼就說什麼,寫什麼,做什麼……既沒有理念亦沒有自我」。陳婉嫻在政治光譜中屬於建制派,但對周浩鼎的批評毫不留情,亦不護短,有理有節,非常難得。 事實上,另一名來自工聯會的吳秋北(工聯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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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聰與梁振英

陳振聰與梁振英兩個人,除了名字中間的一個字相同之外,還有什麼相似之處? 答案是他們兩人都以為自己的稅務知識凌駕稅局,收入是否需要交稅,由他們指指自己鼻哥說了算。 參考陳振聰跟稅局纏繞多年的官司,我們可以歸納出梁振英在收取 UGL 五千萬的事件上,在稅務問題上有什麼需要跟進的地方。 根據香港現行稅務條例,饋贈無需交稅。陳振聰從龔如心手中收取超過20億港元,他就稱之為「愛的饋贈」,亦因此沒有向稅局申報。可是,一筆收入是否屬於饋贈,顯然不是饋贈者或者收款人自己說了算,就這筆二十億的收入,稅局不同意為龔如心給予陳振聰的饋贈,稅局認為陳振聰提供了看風水的服務,因此這二十億元可以視之為酬勞。陳振聰就這個判決接連敗訴,最終在終審法院裁決,陳振聰需要補交三億多元的稅款。 陳振聰的官司跟梁振英有什麼相似之處呢?根據香港稅務條例,離職酬金並不需要繳稅。但一筆酬金是否屬於離職酬金,顯然不是收款人說了算,不然總會有狡猾的人試圖把酬勞包裝成離職酬金去逃避繳交稅款。尤其是梁振英所簽署的明顯並非一般的離職協議,合約中除了一般離職協議有關挖角及競爭等限制外,還特別加入條文,提到梁振英需在離職後為UGL作為介紹人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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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男子在郊野公園埋地雷

過去一星期,你是不是都被兩名男子弄得氣憤難平?此刻正在看報送早餐的你,是不是打算吃完後便去郊遊一下,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排悶解鬱? UGL打龍通事件最近的確是「光芒萬丈」,但它的光芒也許會令活在其陰影下的其他重要新聞被大家忽略——例如政府邀請房協展開在大欖和馬鞍山兩個郊野公園起樓的研究。 對於在郊野公園起樓,香港人一直都反應甚大;偏偏現屆政府和親政府團體久不久便會放風,說應該研究發展郊野公園,以解決香港土地不足的問題。去年已有民間團體指,政府喋喋不休地把輿論焦點集中在郊野公園,其實他們真正覬覦的,是綠化帶和郊野公園邊陲地帶。 這次由房協出面去研究發展大欖和馬鞍山郊野公園邊陲地帶,果然證明了他們的狼子野心,這些邊陲地帶是城市和郊野公園的緩衝區,郊野公園裏的生態系統,正是有了緩衝才得以生存;邊陲變成高樓大廈後,這些生態系統離滅亡,還會遠嗎? 至於為什麼是由房協出手?因為它是自負盈虧的非政府機構,政府可以繞過立法會,直接「邀請」它做事。當然政府說,房協只是做研究,報告2019年寫好後,仍然要諮詢公眾和由立法會通過。但到了那時候,能DQ的都被DQ了,議會內還剩多少位民主派議員呢?還能不能守住這些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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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鼎門」成建制派現形記 議會豈容特首隨意指點?

立法會調查特首梁振英收取UGL利益事件的專責委員會時任副主席周浩鼎,被揭發原來他提出的修訂文件,乃出自特首辦手筆。梁振英身為受查對象,竟向調查方「提議」調查範圍,甚至直接修改有關文件,不但嚴重破壞立法會職能,更違反作為特首應有的職責和誠信。而周浩鼎當時作為委員會副主席,竟對特首辦的改動照單全收,至此三權分立蕩然無存。若今次輕易放過兩人,議會尊嚴從此將無處容身。 揭示兩個關鍵 自東窗事發以來,風波愈鬧愈大。有趣的是,梁振英一方面稱自己有權表達意見,更表示「完全不介意」修改的內容被公開;另一方面,他又指摘有委員違反閉門保密協定,更「無厘頭」地將矛頭指向立法會議員梁繼昌,意圖轉移公眾視線。可見他至此已方寸大亂,為了掩飾企圖,自相矛盾得令人發笑。 事實上,從干預委員會調查,到被揭發後梁振英的反應來看,至少揭示了兩個關鍵:一是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無疑觸及了UGL事件的敏感地帶,使梁振英即使冒着干預議會的風險,也要插上一腳;二是他「心裏有鬼」,如果收取UGL 5000萬元酬金是光明正大的,那麼何不大方接受調查,好還自己一個清白?答案呼之欲出,只因兩個字——心虛。然而,他愈是不顧一切地插手,我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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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朗普與特振英

日前周梁淑怡以建制派身分,怒轟梁振英干預立法會。另一方面,去年底特朗普當選,自由派克魯明(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悲情文章,說「我們曾經以為,這個國家會變得更加開放和包容。我們都錯了」。明顯地,不止香港,而是世界都在變。 梁振英和特朗普,在政治光譜上,同樣是民族主義的排外極右。到今年4月,特朗普已經逮捕了2萬多無證移民。梁振英在國情不同的香港,則徹底反民主和與民為敵,連自由黨也受不了。 斯密:商家不宜作管治者 還有一點共通,兩人都是商家出身。這涉及一個有趣辯論,那就是:究竟商家是否合適的國家管治者?資本主義社會,理所當然由商家管治——中共在35年前中英談判前後,就是這樣講這樣做,所以一直鼓勵香港大商家模仿日本自民黨打造本地商家黨,以一黨獨大來代理中央管治香港。35年後的今天,這個政策徹底失敗了。固然一方面因為本地商家是扶不起的阿斗,另一方面,中共的設想本身也大有問題。 資本主義,真的最好由資本家管治?阿當斯密被奉為市場經濟祖師爺,他又怎樣看呢? 在《國富論》第四篇第三章中,斯密乾脆認為「商人和製造商們的無恥的貪婪和壟斷的精神」,使他們「既不是也不應該成為人類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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