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篡漢:延續強硬治港路線的真正代價

以前筆者在〈官渡與赤壁:兩場特首選舉〉(《明報》,2016年8月13日)一文中,指出2012年特首選舉的歷史意義,就如同東漢末年的官渡之戰(200年),是一場建制的內戰,是梁振英(曹操)與唐英年(袁紹)兩個利益集團和階級的鬥爭:唐英年代表的是在回歸以前一直掌握香港意識形態與經濟命脈的大財團利益與秩序,企圖染指政壇;而梁振英則是要終結香港傳統「政商霸權」的統治,同時主張加快陸港融合、以法治港。結果如易中天所說,寒族的曹操戰勝了士族代表袁紹 ,袁紹的「士族儒家」政治路線,為曹操的「寒族法家」路線所取代,改變了整個局面。 處理「梁振英問題」 而梁振英當選後的情況,亦跟曹操的遭遇相似:曹操打敗了士族階級,想要建立一個「非士族政權」,因而遭到了士族階級的集體抵制,結果「士族和曹操都面臨兩難:士族不能撇開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開士族尊奉天子」——這正是梁振英政權所面臨的困局:其施政團隊缺乏「士族」(唐營)支持和參與,出現了認受性不足和施政維艱的問題。而士族與曹操的對立,實質上也跟商界與梁振英的矛盾如出一轍。 另一方面,梁振英的勝利同時強化了強硬治港路線的發言權。強硬路線的增強,意味着「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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