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繼昌

UGL的問題，足足炒了近3年。除了某些政治人物之外，香港公眾人士顯得興趣缺缺，因為內容就是那一堆「舊聞」，沒有任何進展。而這些舊聞，已經一再解釋。如果真的是以事論事的話，提出指控的人士就應該針對當事人的回應，指出回應內容有什麼問題。但可惜指控的只是一再重複之前的論點，結果就是不斷打轉、沒完沒了。當然，目的單純是為了政治炒作的，「沒完沒了」可能是最好不過的選擇。 梁繼昌兩年半前去香港和英國稅局告了，稅局不查，立法會泛民議員要查，是為了什麼？立法會要查UGL事件，當然是有權去查，而立法會只需有20名議員支持就可以成立調查委員會。查是形式，查什麼才是內容。只是永遠無休止地強調形式的合法性，而不去充實內容，欠缺內容本質的形式就變得毫無意義。任何形式都要結合內容，那才是合情合理的行為。 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有興趣去調查行政長官在UGL事件中「有哪些屬應繳稅項目」。坦白說，個人印象中，立法機構從來沒有介入任何私人的稅務問題。本月初，稅務局向全港260萬市民發出報稅表。全港數以十萬計的公司企業，也須向稅務局呈交業務資料作為評定利得稅。稅務應如何評定，完全是稅務局的工作，也是會計專業上的工作。稅務局方

梁振英就其收取UGL 5000萬元的事件近日愈演愈烈。在立法會成立了專責委員會後，梁振英控告梁繼昌議員，指其就此事件的言論誹謗。 在周浩鼎被揭發代梁振英提出修改委員會調查範圍後，梁振英又指梁繼昌在專責委員會未有清楚申報誹謗訴訟，及作為投訴人的身分，存在利益衝突，應該像周浩鼎一樣辭任委員。 毫無理據的指控 首先，梁振英指梁繼昌可以在委員會發言或不發言或投票決定，作為要求梁振英撤回或和解其誹謗訴訟的籌碼，實是無稽。 《議事規則》第83條規定議員要向秘書處登記的利益，包括公司受薪董事、提供個人服務而收受的報酬、捐贈或贊助、土地及物業、公司等。而第83A條指出議員在未披露其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前，不得就該事宜發言等。訴訟和解的可能，不是立法會議員需要申報的利益。 再者，此種利益交換的情况，會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罪行。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况下，指有議員可能會犯刑事罪行所以會構成利益衝突，根本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可能而已，實是毫無理據、匪夷所思的指控。梁振英訴訟的勝算如何、梁繼昌的言論有否合理辯解、梁繼昌是否需要「乞求」和解，根本無從得知。 更離譜的是，梁振英是在梁繼昌加入委員會後才起訟控告，即使有潛在

特區政治人才貧乏、質素參差、缺乏深度，已是不爭的事實。最近立法會專責委員會調查梁振英UGL事件，更是愈弄愈不像話，正好證實了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先說梁振英寧捨向立法會秘書處表達意見之正途，逕而偷偷地走「政治後門」，企圖透過周浩鼎以議員之名提出修訂，明顯地是試圖在專責委員會不經意下修改調查範圍和方向；而周浩鼎竟然也缺乏政治智慧，糊裏糊塗地照指示而行，引起社會嘩然。尚幸周浩鼎最終能明白問題所在而退出專責委員會。 大家以為事件可見平息，誰知梁振英卻又不斷死纏爛打，務求令梁繼昌議員也一併退出專責委員會。梁振英的理據是梁繼昌過去不斷就UGL事件對他窮追猛打，及後梁振英向梁繼昌興訟，最終兩人需對簿公堂，所以梁繼昌不適合參與調查工作。 法庭的原則 從法理原則而言，假若審訊者與訴訟雙方之其中一方有特別關係，審訊者理應自動退席，以示公正。假若審訊者不肯退席而須由法庭作出決定，那麼法庭所堅守的原則是，必須有確實證據證實在客觀環境下，普通人會認為與訴訟其中一方有特殊連繫的審訊者，為了要確保公義得以彰顯而須退席。一般而言，審訊者與其中一方有密切良好關係，或有個人恩怨，均會客觀上令人產生審訊者有機會難以秉持公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