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備忘:誰可否定《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責任?

中國官員近年開始不斷放風,稱《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完成歷史任務,同時不忘警告外部勢力不可干涉香港事務,好像說到香港已經與「其他人」無關,不再需要履行國際承諾。 但事實是否如此?大家都清楚,香港前途問題由《中英聯合聲明》決定,這份聲明是屬於中英雙方同意,具有真正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協議(International Binding)。無論是中英雙方甚至港方,都有責任保證香港制度的運作沒有違反聲明內容。我們可以從近年英國陸續解封聯合聲明簽訂前後的機密檔案,重溫一下這個無人能篡改的憑據。 在2014年解密的一份英國首相府的密檔(PREM 19/1267)中,記錄了聯合聲明在84年9月26日草簽前,戴卓爾夫人與時任港督和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在唐寧街10號的一次關鍵會面。當時戴卓爾夫人言之鑿鑿強調,英國政府將有持續責任確保《聯合聲明》「不會違約」(she was confident that any British Government would accept a continuing obligation to ensure that there were no breaches of the a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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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六四、檔案法:歷史真的可被消失嗎?

引言:如果政府檔案從一開始就被刻意銷毀,檔案法會有用嗎? 檔案法的目的是確保公共歷史得以保存,令公眾有據可憑向政府問責,因而訂明公共檔案的開立、管理和公眾查閱等權責,以及破壞、丟失公共檔案的刑責等。本文將簡單探討即使在檔案被銷毀的情況下,檔案法可如何協助還原歷史真相。如想進一步了解檔案法的背景,可閱讀法政匯思另一成員戴穎姿的評台文章「為何香港急切需要《檔案法》」。 香港檔案法最新發展 立法會議員莫乃光、陳淑莊及郭榮鏗,正準備向立法會提交《公共檔案條例草案》,並於上月底與前政府檔案處長朱福強及退休法官王式英等人士召開記者會,介紹該草案,並指出草案文本已提交律政司作審核,以確認文本是否合乎法例規格[1]。 至於成立近4年的法律改革委員會檔案法小組委員會,至今仍未有就檔案法進行公眾諮詢的具體時間表[2]。 檔案法真的有用嗎? 雨傘運動期間,公民組織「檔案行動組」曾去信政府,要求保存與雨傘運動有關的檔案[3]。不過,在 2014年,政府銷毀的檔案達到近8年來檔案銷毀數量的高峰,比2013年多出超過一倍、比2015年則多出一半[4]。 政府是否有系統地銷毀與雨傘運動有關的檔案,單憑數字,市民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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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看檔案

香港人開始對香港檔案興趣濃厚,一群立法會議員已啟動程序,以私人草案方式提《檔案》條例草案,雖然涉及公共政策,要先得行政長官書面同意,而法律改革委員會又已有研究訂立檔案法的小組委員會,但前者可以促使後者加快步伐,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表示了支持立法,那麼香港終於趕上國際,通過檔案法應會成為事實。當然,從提交草案到法定檔案制度正式運作,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藉着這個時間,向市民推廣關於檔案的常識和運用,最適當不過。 我特別要推薦葉健民教授六月二日本報觀點版的文章〈尊重檔案、尊重歷史〉,特別指出正確和不正確引用檔案的方式。不正確的方法,主要是「走捷徑」的做法,以為找到一份「機密」檔案,就可以直接引用為「真相大揭露」或「驚人發現」,其實以這個目的查閱檔案,一定會大失所望,而找到的所謂「真相」,往往因為缺乏對背景的認識而理解錯誤。我們做法律工作的人,永遠記住一句話:Context is everything——語境決定意義,對檔案尤其關鍵。因此我非常同意葉健民所說,必須對事件及對當時的制度、社會和政治實况背景有一定的掌握,才能知道一份文件中所說的話有什麼意義,或根本意義不大。尤其要戒掉在檔案中找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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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檔案 尊重歷史

近年來,愈來愈多朋友喜歡閱讀香港歷史,也開始重視檔案研究。出現這種以認真求知態度去了解這個家的過去的潮流,自然是可喜可賀的現象。我不是歷史學家,但大約從10年前開始迷上了歷史檔案,每年都會往英國的國家檔案館走走。近年每到一個地方,假如語言相通,也總會嘗試拜訪當地的檔案館,感受一下當地人民的歷史研究氛圍。所以,也許有一些閱讀檔案的經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翻查歷史檔案的樂趣,在於過程有一點做「偵探」的吸引力:要找出答案、要「重組案情」,便要抽絲剝繭、順藤摸瓜,一步一步小心求證,當中也講求一點經驗和技巧。我們看到的歷史檔案,其實大部分是各個政府部門的文件,或者內部溝通紀錄。我個人經驗,是不管是否民主政體,也很少會出現由領導人一句說話說了算的決策情况。大部分情况,決策都是經過不同部門討論磋商,才會得出結果;同時一般來說,決定也會牽涉多個政府單位。在細閱這些材料時,我們可以看官員個人風格、部門利益以至長官的判斷如何左右決策,這對了解公共行政和現實政治操作,相當有用。 然而,由於決策有多個部門參與,有關檔案如何分類、應存放在哪裏,就難以有一套簡單辦法可以處理。很多時候,文件如何存檔,取決於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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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有軀殼的資訊自由

近年多宗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醜聞,多是由傳媒或是局內泄密者(whistleblower)告發才得以曝光。橫洲醜聞、西九故宮、鉛水事件、民航處新空管系統、機場填海區疑海堤崩塌等事件上,政府若不是沒有保存會議紀錄,就是在東窗事發後才肯將資料局部公開交代。立法會議員、傳媒(尤其是網媒)以及政策研究員,均意識到愈來愈難獲得有用的政府資料,政府施政的能見度每况愈下。由此可見,如果要妥善監察施政,除了訂立檔案法以規管政府部門開立及保存所有決策文件外,亦須訂立能賦予公眾知情權的資訊自由法,兩者缺一不可。 徒有軀殼沒有靈魂的公開資料守則 為了政府的正常運作,適度的資料保密亦是必須,但過分的資料保密則損害市民應得的知情權(right to know)。根據政府的《公開資料守則》(《守則》),若資料披露對「公眾利益」造成損害,政府有權不披露資料(註1)。以橫洲事件為例,在傳媒披露背後黑幕後,政府才肯披露數份幾千頁的發展計劃的顧問報告,而這些顧問報告對於公眾了解政府如何規劃橫洲,至關重要。由此可見,如果沒有適當的制衡,政府便有很強的動機不披露它認為屬於敏感的資料。 現時市民若要獲得未公開的政府資料,需要援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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