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布羅陀對香港的啟示

英國脫歐面對意想不到的難題。3月31日,歐盟同意西班牙有權決定英國與歐盟的貿易協議是否適用於直布羅陀。英國在歐洲的這塊飛地將會面臨困難的抉擇。 直布羅陀面積僅約6.5平方公里,人口3萬,本只是一個細小的地方,惟它位於直布羅陀海峽北岸,緊扼地中海往大西洋的出海口,軍事意義極為重要。它是英國的海外屬地,但西班牙也一直主張對它擁有主權。 直布羅陀在歷史上多次易手。羅馬從迦太基帝國把它奪過,在西羅馬崩潰時又轉到從巴爾幹半島遷徙而至的西哥特人手上。8世紀初,阿拉伯帝國跨過直布羅陀海峽佔據了直布羅陀。它之後相繼被穆斯林摩爾人建立的馬拉加與格瑞納達統治。直到1462年,基督教國家卡斯蒂利亞王國才把它從格瑞納達的手中搶過來。幾年後,卡斯蒂利亞王國和阿拉貢王國合併形成現代西班牙。這樣它才被西班牙統治。西班牙人既不是最早統治直布羅陀的國家,也不是統治時間最長的國家。 英國得直布羅陀 完全合法 1704年,英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佔領了直布羅陀並一直佔領到戰爭結束。1713年,各方締結了《烏德勒支條約》,英國等承認腓力為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西班牙則割讓土地給它們作補償,其中規定直布羅陀「毫無保留、無條

詳情

默克爾的無限制移民政策真相

德國聯邦總理府府長彼得•阿爾特邁爾 (Peter Altmaier) 是默克爾的難民政策的主要代表人。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訪問時,阿爾特邁爾表示,面對人道大災難的默克爾沒有其他出路,只好打開德國邊境大門,讓來自中東及北非的難民跨入德國。(The Isolated Chancellor – What is Driving Angela Merkel, Der Spiegel, 2016.01.25) 事實上,對於自己的決定,默克爾一直以來都給出同樣的解釋。這個道義上的優勢使默克爾被命名為《時代雜誌》的2015年度人物,亦曾經使她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之一。2015年8月31日,在年度記者招待會上,默克爾表示德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能夠處理移民危機。當時已經有好幾個月,來自中東及北非的難民和移民人數在不斷增長。記者招待會4天后,德國打開了邊境讓集中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中東與非洲移民難民湧入境內。其實,就歐盟情況來講,因為「神根地區」取消了邊境管理系統,打開一個國家的邊境,等於打開了整個「神根地區」的邊境。打開邊境後,入境人數按日增長。據統計,每天入境難民人數曾經達到1萬人,使德國行政機關應付不來。隨後,以德國為主要驅動力的歐盟要求所有的歐盟成員國(除了與歐盟另訂協議而允許不用接收這個政策的英國、愛爾蘭和丹麥之外)接收一定數量的難民,導致中東歐國家(大部分是前蘇聯共和國和衛星國)的強烈反對。當年歐盟眾議院通過的移民配額方案,今天基本上已經注銷了,默克爾在其難民政策上做出了一個U形轉彎。2016年11月7日,德國命令歐盟國家攔截載有難民的船隻並送返非洲。讓我們比較一下歐盟國家宣布的(願意)接收難民數量。在人口和經濟上,歐盟最大的三個成員中,英國許諾接收2萬、法國許諾會在兩年內接收2.4萬,只有德國一個國家宣布對移民數量沒有上限。2015年,共有130萬人申請歐盟移民庇護;其中,44.2萬申請者向德國申請庇護。2016年中,德國的《聯邦移民及難民署》(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預期2016年全年約有30萬難民打算在德國避難。那麼,依今日的德國總理的移民策略為標準,似乎只有德國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先看一看有沒有其他原因能夠解釋柏林的決策。德國是全歐洲在經濟上最繁榮的國家。德國大型企業早就立足全球。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企業對國事的影響很大。其實,德國有不少大型企業都創造了很多屬下的基金會、研究院或智庫(在德語里,智庫叫做「Denkfabrik」,直接翻譯就是「思想工廠」,比英語的「think tank」或中譯的「智庫」更接近經濟範疇!)。這些機搆研究的主要事項(當然)是經濟與其發展。德國貝塔斯曼公司(Bertelsmann SE & Co. KGaA)屬全球最大媒體公司之一,商業範疇包括電視與無線電廣播、雜誌與書籍的出版、音樂、教育和服務。除了商業外,貝塔斯曼還經營一家建立於1977年的貝塔斯曼基金會。自1993年起,貝塔斯曼基金會持有貝塔斯曼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剩下的股份由莫恩(Mohn)家族擁有。據基金會的自我介紹,其目標在於為現實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貝塔斯曼基金會的董事會有一位叫莉茲·莫恩(Liz Mohn)的女士。她是該基金會的創立人,2009年去世的貝塔斯曼公司所有人的妻子。2004年,莉茲·莫恩公開表示支持當時為總理候選人的默克爾做總理。德國網上媒體《自由世界》(Die Freie Welt)曾報道稱,莉茲·莫恩與默克爾總理保持親密的友誼關係。(“Warum es kein Zufall ist, dass so viele Flüchtlinge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Die Freie Welt, 2015.09.14.)貝塔斯曼基金會有發行其研究成果的傳統,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最近的一項研究發表於2015年,標題為“Zuwanderungsbedarf aus Drittstaaten in Deutschland bis 2050”(中譯:到2050年為止,德國所需的第三國移民數額)。研究的開頭就指出說,「勞動力供應是增長潛力的決定因素之一。勞動潛力下跌可能會導致經濟停滯。」 勞動力潛力下跌的原因是人口數量下降,多半由社會老年化造成。這個理論導致中國大陸今年啟動第二胎政策。貝塔斯曼基金會的這項研究結論是,德國目前有大約4500萬的潛在勞動力,到2050年為止便可能降至約2900萬,即下降約1600萬。(原報告第4頁)研究的政策建議是,只有大規模的移民浪潮才能夠平衡下跌的潛在勞動力,具體建議包括「在2015年至2025年間,每年接收大約45萬移民;2026年至2035年間,每年接收60萬;然后在2036年至2050年間,每年接收55萬移民」。(原報告第79頁)上述為經濟上的原因。勞動力不足,交稅的人數下降,等於稅額下滑,導致國家年度預算的數額也相繼下降。預算少了,不足以支持社會、教育、軍事、經濟等方方面的建設。勞動力不足,社會保險公司和健康保險公司等的支出(主要是老年人,身體脆弱人士的保險支出)將大於收入(主要來自年輕和身體健康人士的保險費)。退休基金就不用提了,企業沒有足夠工人或工人能力不足時也容易轉化為該企業的前途問題。除了人口下降對經濟帶來的壓力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默克爾總理沒有提到:就是權力。當德國要應對人口不斷下降的現象時,為什麼沒有呼籲其他歐盟國家的公民移民德國?因為來自歐盟國家的移民數量遠遠不可能滿足上述貝塔斯曼基金會的數字。歐盟基本上每個國家都正處於人口增長困境。根據CIA World Factbook的說法,於2014年,歐盟的28個國家中有11個的人口增長率為負值:從波蘭的 -0.06% (最低)到保加利亞的 -0.78% (最高)。德國的增長率為 -0.18%。與中國大陸相比,2015年的人口增長率為 +0.52%(數據來自worldometers.info)。相比之下,中國現在就已經開始進行二胎政策了。在歐盟這個組織裡,人口帶來特殊權利。歐盟眾議院的席位數量(也就是一個國家在歐盟里的影響程度)取決於各國的人口數量。目前,德國的人口最多,佔歐盟總人口的15.92%。其後有法國(12.98%)、英國(12.67%)和意大利(11.98%),都屬人口強國。英國可以忽視,因為英國不久後便要離開歐洲聯盟了。但身處負增長率中的德國不能忽略法國和意大利。兩者的人口增長率都是個正值,分別為 +0.45% 和 +0.30%。如果德國的人口繼續下滑,這樣的趨勢會導致德國失去其在歐洲的決定性位置。在此次的難民危機中,歐盟被分裂為東西兩個部分。東部反對歐盟強制的移民配額政策,西部基本上願意接收這個政策。除了最明顯的原因,即中東歐的經濟狀態沒有德法英好之外,還有幾個原因使這些國家對歐盟配額政策保持反對態度。第一,中東歐國家已經接收了很多來自烏克蘭的移民和難民,這類移民亦已成功地融入這些國家的社會和經濟體制之內。就波蘭而言,自2004年(波蘭加入歐盟的一年)起便有約80萬波蘭人移居英國,主要在服務業領域工作,以應對國內的極高失業率。此後,到波蘭的烏克蘭移民便主要在服務業和建造業找到了工作。這個流入波蘭的移民潮導致國內的失業率保持一個比較固定的水平:10-13%。單2014一年(即烏克蘭政變的一年),波蘭有關當局便向烏克蘭人批出了33萬張短期工作許可證。波蘭政府建立的智庫《東部研究中心》(Ośrodek Studiów Wschodnich)估計目前波蘭領土上有30-40萬烏克蘭人。(“Ukraine’s refugees find solace in Poland, Europe’s most homogenous society”, The Guardian, 2015.05.13.)再湧入新一批的移民可能會嚴重影嚮波蘭的經建計劃。第二,中東歐國家沒有在外建立殖民地的傳統。與此相反,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國、英國、法國、荷蘭或比利時等國家曾經在亞洲、非洲和南北美洲都建立過殖民地。這些國家因而有較長接收來自不同世界地區的移民的歷史,也就是說在醫療、教育和語言培訓方面具有適當的基建,使之能夠吸收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這不是殖民主義的「優點」,請勿誤讀!)這不是說,有了基建便能夠順利吸收來自其他文化系統的移民。這個題目不在本文的範圍內,故不多談。如要提一個反例,就看較早前發生在柏林耶誕節市集的攻擊。報道移民事項的西方媒體不願意違反「政治正確性」和「人道」的原則,沒有報道德國對難民移民打開德國邊境的真實原因與人道原則沒有太大的關係,因而造成了公眾對本次難民移民問題的誤解。德國沒有因為道德至上原則而允許大量難民移民入境,背後的政治原因是因為歐盟體制內的德國需要盡快解決人口增長問題,從而維持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最終則是要繼續保有其在歐盟內的實際主導勢力。文:Renata Wong,波蘭人,在華學者。量子計算機科學家,通波蘭語、俄語、德語、英語、中文及廣東話。 德國 歐洲 難民 歐盟

詳情

悲哀的源頭

若干年後,慕尼黑少年殺人事件必成歐洲電影的動人題材,典型的「仇恨暴力」和「復仇暴力」,而這樣的仇,這樣的恨,背景牽涉個人卻亦超越個人,用劇情片的手法拍之,或用紀錄片的方式攝之,皆足啟發思考。不是嗎?才十八歲的大好年華,本該把精力和心思放在尋夢逐夢之上,卻因仇恨積壓心底多年,鬱結難平,竟然日思夜念的是如何用子彈向人間宣泄不滿,終至屍橫遍地,煮鶴焚琴,因自身的不滿而引爆人間的更多不滿,個人悲劇,集體悲哀,悲上加悲,乃成慘劇。十八歲竟然積壓了這麼沉重的仇與恨,可憐啊。在德國出生,在德國長大,卻在成長的路途上處處遭受欺凌與排斥,仇恨的根源既是個人亦是集體,終於在一個錯誤的結構裡,選擇了一個錯誤的回應。錯上加錯,少年不知錯滋味,社會同悲,哀痛的是一個又一個再一個的許許多多人。所謂個人的仇恨根源,是成長路途裡的同輩欺凌。殺人事件後,有同學在網上承認多年以來一直欺凌這學生,德國警方已予調查,相信必會挖出欺凌的實質內容和真相。但,同學們為什麼會欺凌他呢?想必跟社會的集體排外和歧視有關吧?伊朗裔,德國人,卻終究不會視為德國人,out of place,格格不入,怨恨情緒終像洪水般以暴力形式湧出,淹死了自己,亦淹沒了他人。少年兇手據說一邊開槍一邊高喊「我是德國人!」其實等於說,「我也是德國人!」一言道盡所曾承受的萬千排拒。法國尼斯悲劇發生後,德國《明鏡》記者開車在兇徒每天上下班的路線上來往走了好幾回,結論是,望向車外街道,望向到處懸掛的廣告、標語、口號,盡是法蘭西民族的光榮偉大,但對像兇徒這樣的一位草根外來者、新移民來說,全無意義,不管看了多少年和多少次,仍是格格不入,仍是out of place,彷彿盡是嘲弄和反諷,似在告訴他,海角天涯,你有家回不去,可這亦不是你的家。當然承受排拒與屈辱的並非只有尼斯兇徒和德國少年,但並非人人都會像他們般選擇兇殘和破壞。集體再錯,個人仍應有個人的理智選擇,集體的錯說到底只是拉拉推推的繩線,個人畢竟不是木偶,自由的意志不見得全盤無能發揮。而若干年後的劇情片或紀錄片,如何拍出個人與集體之間的曖昧界線,正是一大考驗,這條難以捉摸的紅色界線,乃悲哀之源頭,面對它,我們竟是多麼無能為力。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7月27日) 恐怖襲擊 歐洲

詳情

冰島足球的制勝之道

冰島力壓捷克和荷蘭,以小組首名躋身歐洲國家杯,在她的足球史上也算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你對於冰島足球崛起的緣由有所理解,便發現她的成就絕不僅限於此。截至今年一月為止,冰島人口只有區區33萬人,而小國寡民竟可另創新天、培養出施古臣(Gylfi Sigurðsson,效力英超史雲斯)和施科臣(Kolbeinn Sigthórsson,效力法甲南特)一類的技術型球員,足為冰島人口20倍有多的香港足球借鑑。基層教練培訓冰島足球的崛起,實在有賴基層教練培訓系統的成熟,並要歸功冰島足總負責教育的主管艾祖夫遜(Sigurdur Ragnar Eyjólfsson)。他推動本國的足球教練課程,讓一切教練學員經受充足的訓練,才完成歐洲足協的專業教練牌照(UEFA pro-licence badges)。根據冰島體育博客Sportbloggid資料,當地有520名完成冰島足總B級和歐洲足協B級教練牌照的教練,至於獲取冰島足總A級和歐洲足協A級教練牌照者也有165人。照這數字看來,冰島的足球教練培訓絕不比歐洲大陸的足球大國遜色:英格蘭的B級教練人數只有1759人,考獲A級教練牌照者只有895人,而按人口比例而言冰島完勝之。由此可見,冰島的教練培訓相當完善,是為本國足球的重要人才儲備。基層教練對本地的足球發展有多重要?青年球員受到技戰術涵養豐富的教練指導,是為其日後足球事業的關鍵。冰島嚴格要求一切青年軍的主教練或者青訓主管必須至少具備歐洲足協A級教練資格,而一般的青年軍教頭亦要考獲B級教練資格(資歷12年或以上的教練必須具備B級牌照,而11年或以下者至少須完成2項B級教練課程)。反觀香港,考獲亞洲足協A級牌照的教練只有14人,B級教練只有60人。雖然這一數字是根據香港足總每年註冊教練牌照的數字所得(不排除有部分考獲教練牌照者沒有註冊),但相信現實情況不會相去甚遠,無怪乎兩地足球發展相距甚遠。優質的教育制度和體育設施冰島既擁有充裕的優質教練,亦有優質的教育制度和體育設施。一般6歲大的冰島孩子,在一週裏有3或4次踢足球的練習,而且他們同時會接觸其他運動如籃球、手球和田徑運動,而每所學校每週亦設有兩課強制性的體育課。至於體育設施,根據艾祖夫遜的說法,在2002年該國只有5個草地足球場和1個室內足球場館,對於嚴冬氣候下訓練球員極為不利;經過十多年來的投資和規劃,冰島已經坐擁7座大型室內足球場館、3座小規模室內場館和22個草地足球場。為了便利孩子踢球,冰島足總更在國內建有112個小型草地場。這些18x33m規模的小型球場搭建在學校旁邊,方便當地孩子課餘使用。對於只有寥寥33萬人的小國而言,如此規模相當可觀。值得一提的是,冰島人民苦苦撐過了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境內三家大型私營銀行破產,並經人民授權下歸政府接管、經營),當地的足球運動並沒有受到連累。在硬件設施持續增長之餘,甚麼條件繼續撐起冰島足球?紥根社區的冰島足球答案是國內的聯賽制度和紥根社區的足球風氣。另一位冰島足總教育主管比爾(Arnar Bill)指出,冰島一直維持着半職業聯賽制度,讓球員得以延續大學學業和尋求其他生計,和其他足球大國差異甚大。他解釋,如果冰島球會根本沒有能力參與歐聯賽事,在得不到巨額的收入之下毋須執意引進外援、拖垮球會財政。另外,比爾又說冰島的年青人在業餘的地區球會下長大。他們既不隨便搬家,就會長久地效力同一家球會,並接受同一教練指導。業餘球會去精英化、去商業化,每一青年球員都有同等的訓練機會,並在社區凝聚力下和鄰里朋友一起踢球、長大。更甚者,表現好的新秀會和年齡較長的球員跟操,並有男女子混合訓練。在這樣的氣氛下,冰島球員享受足球,心理質素更強。前曼聯後衛、目前在挪威聯賽執教的貝治(Henning Berg)表示,冰島球員給他的基本印象是勤快、抗壓能力極強,而且受到充份的基本訓練,這亦成為他們吸引國外球會的一大賣點。冰島足球紥根社區,加上健全的設施、厚實的教練培訓,似乎已找到了健康的永續發展模式。文:尋找簡東拿原文載於運動公社facebook專頁,圖片取自UEFA EURO facebook專頁 足球 歐洲 冰島

詳情

打工換宿,窺探瑞典森林的自然風景

你會為了甚麼原因而選擇旅行目的地?是當地美食,主題樂園,歌劇表演,一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建築,還是醉人的風景?北歐,被譽為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度,近年更成了香港人前往的旅遊熱點,冬天勇闖芬蘭、挪威、瑞典北極圈內觀賞極光,夏天啟程去世界的盡頭——北角看午夜太陽,或到冰島冰川健行,親近自然,遠離繁囂。可是,旅途中的港人最具拼搏精神,想用最短時間暢遊最多景點,往往走馬看花地跑景點,只見城市的美好,未能細看沿途風景,失卻旅行的意義。要認識北歐真實一面,不只旅遊,更要停留。去年有幸到瑞典交流半年,見識過北國的教育模式。瑞典義務教育為九年,小孩七歲上小一,七歲前不用學寫字,幼兒課程是遊戲取向。孩子直到十歲才開始學習英語,一至五年級並沒有設立成績等級,讓他們自由發展,培養創意和思維能力,真正做到求學不是求分數。雖然瑞典小朋友沒有贏在起跑線上,但英文程度非常高,我在瑞典待了半年,幾乎沒有遇到不會說英文的人,無論是街邊賣熱狗的小販,巴士司機,抑或年過七十歲的公公婆婆,都能操一口流利英語。問瑞典友人原因,朋友都說小時候從日常生活中學習外語,「電視台常播英美劇集,玩電子遊戲接觸到英文,公共場所又有雙語標誌,不用上補習班。」常聽人說北歐福利好,工時短,工作量輕,一到夏季,瑞典連免費報章都放大假,大部分咖啡店不營業,店外玻璃門上掛著休息的牌子,全民一起放暑假,北歐福利制度之好,令工作壓力大的香港上班族羨慕不已。以學生身分出國留學,未必能看清社會的全貌,忽然想起打工換宿這念頭,於是今年五月開始在網上搜尋合適工作,首選國家當然是瑞典,丹麥和挪威也有找過,最後決定去瑞典森林內一間青年旅舍打工,那時七月,正值旅遊旺季。距離瑞典中部城市Laxå約20公里的森林區向來是瑞典人的遠足勝地,每年夏天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和第二大城哥德堡都有不少市民往森林跑。查看天氣記錄,森林早晚清涼,打工換宿主人在這兒蓋了幾間小木屋,作為青年旅舍,招待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感受不一樣的生活節奏。青年旅舍由六個三字頭的瑞典人打理,我的工作就是由他們安排。在網上招募義工的女主人叫Lisa,她負責旅舍和咖啡店的日常工作,大廚Tom、二廚Mikael烹調午市和晚市的餸菜,有時我要清晨五時起床,跟麵包師傅Martin搓麵粉,整麵包的時候會聽見園藝師傅Frallan用剪草機的聲音,飼養動物的工作就交給Daniel,他們都是好朋友,各自有自己的家庭。數年前家人跟著他們一起搬到森林居住,Lisa的爸爸為旅舍義務當木工,幫忙修理桌椅,基本上森林大小事務都由他們一手包辦。而我和另外三個義工同住一房,分配做不同工作,每天工作六小時,然後便是自由活動時間。有一段日子我被安排到餐廳廚房當值,即是洗碗,每天連續六小時,中間沒有休息時間。當我從中午踏進廚房起,帶上圍裙和手套清理食物殘渣,洗刷洗碗盆內堆積如山的杯碟及食具,站在火爐旁邊洗碗熱得半死,下班的時候又是滿身油煙味,因為這樣,明白洗碗工人的辛酸,為什麼那麼多食肆開出過萬月薪聘請洗碗工,但仍然僱不到人。北歐社會強調「職業無分貴賤」,洗碗以外,當然還要從事其他體力勞動工作。每週要將曬乾了的禾稈草搬去儲物草房,來回共搬十多次,用來餵羊。朋友常問工作辛苦嗎?廚房洗碗、園藝工作 、照顧動物、搬搬抬抬,每天都是體力大考驗。雖然工作辛苦,打工換宿卻是難得的生活體驗,自然環境、清澈的湖水、叢林裏的小教堂、國家公園……都是大城市少見的好風景。瑞典森林的魅力也引來不少行山愛好者,德國人佔大多數,其次是瑞典人,他們自行駕車往Tiveden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內設不同難度的行山徑,大人小孩帶備食物去野餐,熱愛冒險的年青人穿越石階路向湖區出發,入夜後返回旅舍休息,一留便十天八天。旅客雖多,但這兒仍是一個沒有過度開發之地。某天放假出外郊遊,出發前Frallan告訴我:「瑞典國家公園的樹林山地從未被砍伐開墾,嚴格規定行山人士不准露營及生火,同時禁止車輛駛入生態範圍,以免受到人類活動造成的污染影響。」可見當地政府在環境保育方面處理得非常妥善。相比香港,早前路政署快刀斬殺西環般咸道百年老樹,沒有努力尋求解決方法保護樹木,只會逃避管理的責任。其實香港也有許多美麗的自然景點值得拜訪,保護天然資源的態度,香港應向北歐好好學習。原文載於作者面書  歐洲

詳情

名人作免費導遊 漫遊巴塞隆拿

復活節假期到西班牙巴塞隆拿亂逛十天。亂逛這個說法是半真半假,因為我只帶了三本書﹕Lonely Planet、George Orwell的Homage to Catalonia和一本關於建築師高第(Antoni Gaudi)的書,其他準備工夫幾乎欠奉,只管先上飛機再開始讀手邊的書。事實證明挑一本關於當地的好書,猶如找到了一名好的導遊,令我對目的地城市有跨越時空的看法。享受了十天無可挑剔的地中海生活,回港後回復日常生活,心情不禁低落苦悶。我問自己,是否可以把香港當成巴塞隆拿,或者以遊走巴塞隆拿的方式,找一位素未謀面的名人導遊帶我重新認識香港?幾乎每個遊客到達巴塞隆拿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大街La Rambla,街名的意思本身就是漫無目的地散步。這條1.2公里長的大街雖然已被遊客攻佔,兩旁的食肆又貴又唔好食,但遊人在La Rambla的樹蔭下漫步已成了在巴塞隆拿的指定儀式。今天遊客坐在行人道上的咖啡座享受地中海明媚陽光,在媚俗至極的紀念品店挑選明信片和畢加索的毛公仔,他們如何想像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初期,由英國遠赴巴塞隆拿加入共產黨游擊隊的George Orwell筆下所描述的,竟是同一條街。我沒有將Orwell的精彩英文原文傳神地翻譯成中文的大能,只能不自量力地將其盡量意譯出來﹕幾乎每幢房子都被工人佔據,掛上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旗;每道牆都劃上代表共產黨的鎚仔和鐮刀;每間店和咖啡室都寫着已被集體擁有;所有稱呼別人的敬語一概消失,叫大家作同志;Orwell想為酒店的服務員打賞小費,卻被酒店經理教訓了好一頓;私家車已被徵用作軍事用途而從路上消失,電車和其他交通工具也塗上紅黑色。從街頭揚聲器傳來的革命歌響徹雲霄;街上沒有穿戴打扮特別用心的人,幾乎所有人都是穿著藍色一件頭的工人工作服和不同類型的游擊隊制服。共產黨曾短暫主導La Rambla如果沒有George Orwell作為我的導遊,我看到的只是當下的La Rambla的中產地中海悠閒度假情調,根本不會想到不過80年前這裏曾經短暫出現過工人或共產黨主導的社會體制。從此我每日經過La Rambla的感受便不一樣,彷彿看到一段陳舊的黑白流動影像在眼前的藍天綠蔭大道下重現,穿著背心短褲、一手捧着咖啡的遊人和身穿工人服的工人在我眼前相遇,高級酒店外飄揚的並非數算有多少顆星、有多高級的旗幟,而是紅黑相間無政府主義旗幟。後來我參加了以西班牙內戰為主題的步行導賞團,祖籍英國的導遊是西班牙內戰專家,他手執一本Homage to Catalonia跟參加者會合,我們在他和George Orwell幾乎二合為一的帶領下,更明白西班牙內戰如何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哨戰,納粹德軍和法西斯意大利如何以西班牙作為各種新型武器的實驗場。現代城市結合古建築很多大城市都有一位文學家為她撰寫一本文學巨著,後世來訪者要認識她從是無法繞過。伊斯坦堡有Orhan Pamuk由上世紀中筆耕至今天,在土耳其國力急升晉身為伊斯蘭世界楷模是,以灰冷悲觀的筆觸描繪後鄂圖曼帝國的憂鬱;關於巴黎、倫敦的文學更是讀也讀不完。很少城市的面貌可以幾乎單純地歸功一兩個人,16世紀的伊斯坦堡有建築師Sinan,幾近長命百歲的他為這個城市留下超過300座建築;近代巴黎以寬闊的樹蔭大道傾倒眾生,19世紀侯斯曼將他心中的現代城市藍圖在巴黎實踐時面對的反對,絕不少於新界東北和喜帖街。巴塞隆拿的幸運是它在城市進入現代化的關鍵階段有Sinan又有侯斯曼;一位城市規劃師和一位天才建築師奠定了巴塞隆拿今天在眾多宜居城市榜的前列城市地位。知道建築師的人遠比知道規劃師的人多,我也不例外。帶着一本關於高第的著作上路,穿梭巴塞隆拿大街小巷「集郵」,希望能親身造訪愈多高第作品愈好。世人知道高第至今超過130年還未完成的傑作——聖家大教堂,知道它為富商興建的住宅如Casa Batlló和Casa Milà分別將海洋和土耳其Cappadocia的自然景色融入建築的外觀和功能,為何以高第為首的現代主義(Modernisme)運動會在19世紀末的巴塞隆拿出現?為什麼不是另一時代另一處?隨着當時工業革命成熟為物料的進步提供物質和技術基礎,巴塞隆拿作為整個加泰朗利亞(Catalonia)地區、以至全西班牙的經濟龍頭(工業革命在西班牙可謂姍姍來遲,但巴塞隆拿是當中的例外,當20世紀初西班牙絕大部分地方還是以農業生產為主時,巴塞隆拿已是個外來人口眾多、經濟發達的國際都會了),聚集一批經商致富的富豪,很多Modernisme的作品都是這些富豪的物業。然而跟隨高第的步伐浪遊,高第導遊揭示的更深一層、關於現代巴塞隆拿的城市規劃。舊城擴展區步行者勝地1850年代時巴塞隆拿的舊城區已經抵擋不住高速發展和人口膨脹,當時接近2000年前羅馬殖民者興建的城牆,雖然經過多次擴張,但大抵仍然存在,絕大部分居民擠在衛生環境條件惡劣的舊城區內。市政府下令擴展城區,由城市規劃師Ildefons Cerdà主理。他為我們遺下的擴展區(l’Exiample)就是今天巴塞隆拿的「香榭麗舍大道」。當中的主要幹道Passeig de Gràcia今天路兩旁名店林立,雖然屬於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卻非常適宜步行,當中的行人路加上單車徑和行車路的闊度比例,居然是接近一比一!今天各地不少政府以改善的可行道路作為前衛的城市規劃政策,Cerdà一個半世紀已經想得到並且付諸實行。他規劃的街區令我想起紐約的blocks,每幢大廈的高度限制在約六層左右,兩個路口之間大約有十幢大廈,四邊組成一個接近正方形的blocks,這是非常適宜步行的尺度,有街,有店舖,過路又方便。而每幢大廈背後都有後園,從高處鳥瞰,藏在每個blocks中間的都是一片綠意盎然或經過悉心裝置的後園。Cerdà的規劃背後最重視的便是天然光和空氣流通,有意無意間亦構成適合步行、以行人優先、符合human scale的新城區。這樣設計怡人的新區自然吸引城中富豪爭相遷入,高第和一眾Modernisme建築師受到各大富豪委託,在擴展區和Passeig de Gràcia建房子,而且外表愈特別愈能炫富。一個半世紀後的今天,擴展區依然被指為有錢人的遊樂場。挑合適的名人說故事往往是旅行和了解一個城市的引子,他們彷彿是最好的導遊,以不同類型的媒介如文學、建築、藝術、音樂等帶我們翻開和深入城市的各種層次;深入他們的作品和生平,往往為我們揭開當時當地的獨特面貌。旅行回來後心情鬱悶,可能是為這個城市正在面對的政治經濟社會困境苦無出路而憂心。身為熱愛城市之人,我盡可能想出不同辦法「玩」城市,可是面對自己的所在地,卻往往最難在熟悉到閉上眼都不會迷路的城市找出新趣味。巴塞隆拿有高第和George Orwell帶路,或許也是時候翻書櫃、聽唱片,找出一件本土作品,請作者作嚮導重遊香港,翻開香港的歷史和文化層次,重新認識一遍。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歷史 歐洲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