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伯農:英宜以「弱勢顯大能」策略談判脫歐

今年6月英國大選的意外結果,使執政保守黨從多數派政府變成為少數派政府,只佔下議院不足一半議席。為了達到議會內過半數的議席數目,首相文翠珊與北愛親英政黨「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組成聯合政府。但由於合共議席只僅僅過半數,於保守黨內部叛變、倒閣的陰霾之下,文翠珊政府已淪為一弱勢政權。原本想以6月大選重奪議會更多議席,去籌組大多數強勢政府的美夢不但落空,更失去了之前去跟歐盟談判「硬脫歐」的民意支點。 由於首相文翠珊於年初提出於今年內訪華,於中國為英國繼歐盟和美國後的第三大貿易伙伴的背景底下,本文嘗試提出一個觀點:我認為,縱使英國已處於弱勢,但若然倫敦能以「弱勢顯大能」(strengths of weakness)策略謙卑接受各種內外結構因素和現實,順着這弱勢而為,脫歐談判過程雖然充滿動盪不安,但結果或會出人意表地平安。 本文有以下目的:一、勾勒現時脫歐談判的客觀結構格局;二、提出「弱勢顯大能」的策略內容。 英國脫歐談判的結構格局 不同分析和評論指出以下為當前英國進行脫歐談判的結構格局,規限了談判的發展可能和方向。 英國駐法國前大使Lord Ric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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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的無限制移民政策真相

德國聯邦總理府府長彼得•阿爾特邁爾 (Peter Altmaier) 是默克爾的難民政策的主要代表人。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訪問時,阿爾特邁爾表示,面對人道大災難的默克爾沒有其他出路,只好打開德國邊境大門,讓來自中東及北非的難民跨入德國。(The Isolated Chancellor – What is Driving Angela Merkel, Der Spiegel, 2016.01.25) 事實上,對於自己的決定,默克爾一直以來都給出同樣的解釋。這個道義上的優勢使默克爾被命名為《時代雜誌》的2015年度人物,亦曾經使她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之一。2015年8月31日,在年度記者招待會上,默克爾表示德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能夠處理移民危機。當時已經有好幾個月,來自中東及北非的難民和移民人數在不斷增長。記者招待會4天后,德國打開了邊境讓集中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中東與非洲移民難民湧入境內。其實,就歐盟情況來講,因為「神根地區」取消了邊境管理系統,打開一個國家的邊境,等於打開了整個「神根地區」的邊境。打開邊境後,入境人數按日增長。據統計,每天入境難民人數曾經達到1萬人,使德國行政機關應付不來。隨後,以德國為主要驅動力的歐盟要求所有的歐盟成員國(除了與歐盟另訂協議而允許不用接收這個政策的英國、愛爾蘭和丹麥之外)接收一定數量的難民,導致中東歐國家(大部分是前蘇聯共和國和衛星國)的強烈反對。當年歐盟眾議院通過的移民配額方案,今天基本上已經注銷了,默克爾在其難民政策上做出了一個U形轉彎。2016年11月7日,德國命令歐盟國家攔截載有難民的船隻並送返非洲。讓我們比較一下歐盟國家宣布的(願意)接收難民數量。在人口和經濟上,歐盟最大的三個成員中,英國許諾接收2萬、法國許諾會在兩年內接收2.4萬,只有德國一個國家宣布對移民數量沒有上限。2015年,共有130萬人申請歐盟移民庇護;其中,44.2萬申請者向德國申請庇護。2016年中,德國的《聯邦移民及難民署》(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預期2016年全年約有30萬難民打算在德國避難。那麼,依今日的德國總理的移民策略為標準,似乎只有德國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先看一看有沒有其他原因能夠解釋柏林的決策。德國是全歐洲在經濟上最繁榮的國家。德國大型企業早就立足全球。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企業對國事的影響很大。其實,德國有不少大型企業都創造了很多屬下的基金會、研究院或智庫(在德語里,智庫叫做「Denkfabrik」,直接翻譯就是「思想工廠」,比英語的「think tank」或中譯的「智庫」更接近經濟範疇!)。這些機搆研究的主要事項(當然)是經濟與其發展。德國貝塔斯曼公司(Bertelsmann SE & Co. KGaA)屬全球最大媒體公司之一,商業範疇包括電視與無線電廣播、雜誌與書籍的出版、音樂、教育和服務。除了商業外,貝塔斯曼還經營一家建立於1977年的貝塔斯曼基金會。自1993年起,貝塔斯曼基金會持有貝塔斯曼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剩下的股份由莫恩(Mohn)家族擁有。據基金會的自我介紹,其目標在於為現實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貝塔斯曼基金會的董事會有一位叫莉茲·莫恩(Liz Mohn)的女士。她是該基金會的創立人,2009年去世的貝塔斯曼公司所有人的妻子。2004年,莉茲·莫恩公開表示支持當時為總理候選人的默克爾做總理。德國網上媒體《自由世界》(Die Freie Welt)曾報道稱,莉茲·莫恩與默克爾總理保持親密的友誼關係。(“Warum es kein Zufall ist, dass so viele Flüchtlinge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Die Freie Welt, 2015.09.14.)貝塔斯曼基金會有發行其研究成果的傳統,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最近的一項研究發表於2015年,標題為“Zuwanderungsbedarf aus Drittstaaten in Deutschland bis 2050”(中譯:到2050年為止,德國所需的第三國移民數額)。研究的開頭就指出說,「勞動力供應是增長潛力的決定因素之一。勞動潛力下跌可能會導致經濟停滯。」 勞動力潛力下跌的原因是人口數量下降,多半由社會老年化造成。這個理論導致中國大陸今年啟動第二胎政策。貝塔斯曼基金會的這項研究結論是,德國目前有大約4500萬的潛在勞動力,到2050年為止便可能降至約2900萬,即下降約1600萬。(原報告第4頁)研究的政策建議是,只有大規模的移民浪潮才能夠平衡下跌的潛在勞動力,具體建議包括「在2015年至2025年間,每年接收大約45萬移民;2026年至2035年間,每年接收60萬;然后在2036年至2050年間,每年接收55萬移民」。(原報告第79頁)上述為經濟上的原因。勞動力不足,交稅的人數下降,等於稅額下滑,導致國家年度預算的數額也相繼下降。預算少了,不足以支持社會、教育、軍事、經濟等方方面的建設。勞動力不足,社會保險公司和健康保險公司等的支出(主要是老年人,身體脆弱人士的保險支出)將大於收入(主要來自年輕和身體健康人士的保險費)。退休基金就不用提了,企業沒有足夠工人或工人能力不足時也容易轉化為該企業的前途問題。除了人口下降對經濟帶來的壓力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默克爾總理沒有提到:就是權力。當德國要應對人口不斷下降的現象時,為什麼沒有呼籲其他歐盟國家的公民移民德國?因為來自歐盟國家的移民數量遠遠不可能滿足上述貝塔斯曼基金會的數字。歐盟基本上每個國家都正處於人口增長困境。根據CIA World Factbook的說法,於2014年,歐盟的28個國家中有11個的人口增長率為負值:從波蘭的 -0.06% (最低)到保加利亞的 -0.78% (最高)。德國的增長率為 -0.18%。與中國大陸相比,2015年的人口增長率為 +0.52%(數據來自worldometers.info)。相比之下,中國現在就已經開始進行二胎政策了。在歐盟這個組織裡,人口帶來特殊權利。歐盟眾議院的席位數量(也就是一個國家在歐盟里的影響程度)取決於各國的人口數量。目前,德國的人口最多,佔歐盟總人口的15.92%。其後有法國(12.98%)、英國(12.67%)和意大利(11.98%),都屬人口強國。英國可以忽視,因為英國不久後便要離開歐洲聯盟了。但身處負增長率中的德國不能忽略法國和意大利。兩者的人口增長率都是個正值,分別為 +0.45% 和 +0.30%。如果德國的人口繼續下滑,這樣的趨勢會導致德國失去其在歐洲的決定性位置。在此次的難民危機中,歐盟被分裂為東西兩個部分。東部反對歐盟強制的移民配額政策,西部基本上願意接收這個政策。除了最明顯的原因,即中東歐的經濟狀態沒有德法英好之外,還有幾個原因使這些國家對歐盟配額政策保持反對態度。第一,中東歐國家已經接收了很多來自烏克蘭的移民和難民,這類移民亦已成功地融入這些國家的社會和經濟體制之內。就波蘭而言,自2004年(波蘭加入歐盟的一年)起便有約80萬波蘭人移居英國,主要在服務業領域工作,以應對國內的極高失業率。此後,到波蘭的烏克蘭移民便主要在服務業和建造業找到了工作。這個流入波蘭的移民潮導致國內的失業率保持一個比較固定的水平:10-13%。單2014一年(即烏克蘭政變的一年),波蘭有關當局便向烏克蘭人批出了33萬張短期工作許可證。波蘭政府建立的智庫《東部研究中心》(Ośrodek Studiów Wschodnich)估計目前波蘭領土上有30-40萬烏克蘭人。(“Ukraine’s refugees find solace in Poland, Europe’s most homogenous society”, The Guardian, 2015.05.13.)再湧入新一批的移民可能會嚴重影嚮波蘭的經建計劃。第二,中東歐國家沒有在外建立殖民地的傳統。與此相反,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國、英國、法國、荷蘭或比利時等國家曾經在亞洲、非洲和南北美洲都建立過殖民地。這些國家因而有較長接收來自不同世界地區的移民的歷史,也就是說在醫療、教育和語言培訓方面具有適當的基建,使之能夠吸收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這不是殖民主義的「優點」,請勿誤讀!)這不是說,有了基建便能夠順利吸收來自其他文化系統的移民。這個題目不在本文的範圍內,故不多談。如要提一個反例,就看較早前發生在柏林耶誕節市集的攻擊。報道移民事項的西方媒體不願意違反「政治正確性」和「人道」的原則,沒有報道德國對難民移民打開德國邊境的真實原因與人道原則沒有太大的關係,因而造成了公眾對本次難民移民問題的誤解。德國沒有因為道德至上原則而允許大量難民移民入境,背後的政治原因是因為歐盟體制內的德國需要盡快解決人口增長問題,從而維持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最終則是要繼續保有其在歐盟內的實際主導勢力。文:Renata Wong,波蘭人,在華學者。量子計算機科學家,通波蘭語、俄語、德語、英語、中文及廣東話。 德國 歐洲 難民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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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也許沒有德國人想的這麼簡單

德國人對於自己的「融入」(integration)政策是很在意而自豪的。赴德讀書前,一直幫助辦理入讀手續的教授幾次建議我盡力在開學前早一兩個月到:「海德堡房子不好找,更重要的是,你愈早愈可以開始integration。」也許是運氣好,很快就找到住的地方,融入卻剛剛開始。她又建議去學校的Buddy Program或是語言學校的 Integration Course,後者可以提供德語之外,你需要了解德國的教育、醫療、工作、生活等等方面一個普通人需要知道的知識。到達海德堡沒多久,我南下去朋友在瑞士的家過周末。那時尼斯慘案剛剛發生,我和她的瑞士家人聊為什麼恐襲總是發生在法國和比利時,在談到尼斯有大量北非難民和移民後,他們很快比較起法國和瑞士、德國——「法國人把難民扔在貧民窟裏,沒有工作,沒有融入,都是毒品和犯罪——好像美國的黑人一樣。瑞士人會很快幫助新移民學習語言,然後工作,德國也是這樣」。在從蘇黎世回去海德堡的火車上,坐在對面的阿富汗少年用破碎的英語和我攀談,他不是難民,是被在蘇黎世的家人申請來團聚的,他不覺得說英語很必要:「你為什麼不說德語,這裏的人會幫助你學,很快就會,非常有用。」我問他來了幾個月感覺怎麼樣,他吐出了幾個詞:「和平、公平,沒有衝突,沒有戰爭。」可萬沒想到我融入的第一課卻是觀察融入政策的某種挫折或失敗——星期日晚上在德國鐵路上發生的難民少年用斧頭砍傷香港和德國乘客,然後是星期五晚上慕尼黑奧林匹亞商場外伊朗裔德國男子涉殺十人。在德國民間流傳的一則視頻裏,在慕尼黑殺人逃逸中的男人對着幾個德國人大喊:「我是德國人!但我恨你們,我要殺死你們!」「我不明白德國還有什麼沒有做好」「我不明白德國還有什麼沒有做好的,我們接收了最多的難民,竭盡全力給他們提供幫助。」一位漢堡老人嘟着嘴從唇間擠出一口氣,這好像是德國人表示無奈或是莫名其妙的固定表情。「德國人對我們真的像對德國人一樣平等,尤其是普通人。」一位剛從德國中學下課的敘利亞難民也這樣說。到底是哪裏出了錯?——媒體、學者、政客、普通人這一周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有人說是宗教極端分子瞄準孤單、年幼的難民,迅速將其極端化——可顯然這無法解釋慕尼黑的德國殺人犯;有人說也許這和宗教無關,是兩個精神異常、反社會的個體受到某種刺激後的瘋狂之舉,警方不停表示沒有證據顯示兇手和ISIS或其他極端伊斯蘭組織有聯繫——可是火車傷人的少年確實在視頻裏宣布自己效忠ISIS,而慕尼黑案犯則大喊:「我要殺死你們(德國人)!」政府官員小心謹慎地表示,火車傷人案介於「精神異常犯罪」和恐怖襲擊之間,慕尼黑警方則委婉措辭:「當殺了這麼多人的時候,很難不假設這是恐怖襲擊。」「德國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啊!」「大量的精力花在定義這是恐怖襲擊還是精神病患者犯罪——這種討論真是太德國了。」一個常駐柏林的義大利記者這樣說:「在法國、比利時,沒有人有這麼多時間討論這些,也許這是德國人無法接受自己終於也上了恐襲名單。」這個觀察不無道理,周日慘案發生後城市、鄉鎮小報不那麼在乎政治正確,他們在標題上打個問號:「巴黎、布魯塞爾、尼斯,下一個:德國?」幾個不滿的居民也說,感覺上周尼斯恐襲還是另一個世界,這周兇手就到了五分鐘之外一條街上的房子裏,「德國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啊!」難民的反應也很強烈,好幾個組織開始發起小規模遊行,希望能提醒所住之地的居民,發動襲擊的只是萬分之一都不到的少數個例,千萬不要只一想到恐襲就想到難民和穆斯林。一個在德國出生的阿富汗裔女孩哭腫眼睛說害怕,「為什麼瘋子代表了伊斯蘭,而我們要遭受罪名?」敘利亞難民少年說現在要更好地學習和工作,努力奪回定義穆斯林的權利。但遺憾的是,看起來這已經晚了,不管人們如何定義恐怖襲擊,如何驕傲自己或其他德國人如何幫助難民融入,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在短短一年內湧入這個國家後,確實給整個社會的治安、文化、教育、就業提出各種挑戰;躺在維爾茨堡裏仍然深切治療的港人遊客也是恐怖發生過、繼續存在的明證。當呼籲理性、善意的民眾不住提醒人們防止簡單標籤的時候,也有很多人小心說出反方面意見。「這些事情確實是他們來以後發生的,對吧?」一位斯圖加特的汽車工程師坐在自家陽台上喝着啤酒,盡力委婉地說,他正計劃着和家人去慕尼黑過周末。他的中國妻子更加直接,來斯圖加特一年,她觀察到難民愈來愈多:「我分不清楚難民是哪裏人,就是看到中東那種面孔覺得害怕,坐車的時候如果離得近,我都不敢抬頭看他們。」但也許「integration」沒有德國人想的那麼簡單。我來這裏時間很短,有一個直觀(所以也許有誤)的感覺,就是這個國家的人們遇到問題習慣通過實際的手續、制度去解決,迅速把事情制度化。例如慕尼黑慘案發生兩三個小時,市內醫院就已經全部準備好迎接大量可能來的後續傷者;市內外交通停滯,要給趕來的菁英警察讓道,就連通過慕尼黑領空飛向其他地方的航線,也都滯留始發機場;警方迅速掌握情况,要求記者和普通人不要分享照片,免得引發恐慌或給兇手提供情報——這也是德國人對於自己國家安全的信心來源。可另一方面,這樣「德國經驗」的處理方法也許還是不夠完善。比如在訪問接收了幾百個難民的小鎮時,我得知雖然絕大多數難民是穆斯林,鎮上居民也熱心提供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融入,但鎮上沒有一座清真寺,也沒有伊瑪目可以幫助年輕難民理解經書、進行朝拜。很多鎮民其實也不了解國家具體的難民政策,有人認為難民拿到很高的政府補助,其實青少年每月只有100歐元補助;有人認為難民偽裝自己的年紀,因為看上去「他們像三十歲」。即使住在一個鎮上,距離不到十分鐘的居住空間,「我們」和「他們」的分野仍由語言和文化鑿出來。這個基督教人口仍然佔多數的國家,對於伊斯蘭和穆斯林的認識仍然尚在進行,並隨時可能被對於恐怖主義引致的恐懼騎劫。作為歐盟強國……而作為歐盟強國,德國人也許還沒能接受並非所有事情都能為自己掌控,難民分配首先就要和其他歐盟國家配合,希臘、義大利的邊檢疏鬆,就有可能放行很多原本不是難民的人;而席捲全球的宗教極端勢力,即使無法在物理層面從外面進入並滲透德國社會,但無所不在的社交媒體可以衝破時空封鎖,攻入脆弱的心靈。更大層面上的中東、美國、歐洲地緣政治更是超越普通人意志和意願。去年這個時候我在雅典訪問國家經濟破產和退歐公投對於國民的衝擊,那時難民危機剛剛開始,大街小巷都有非洲面孔的年輕難民。希臘人沒有德國人這麼小心自己的言談,中產和工人階級都直言要難民滾蛋,或者滾回老家,或者滾去德國——「反正德國人覺得自己是歐洲老大,什麼都能解決,默克爾那麼仗義,那他們就趕快去德國吧」。只一年,歐洲已經進入新的時代,不管能否接受和承認,德國終於也榜上有名,而一切才剛開始……文:楊靜圖:楊靜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7月24日) 德國 難民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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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與歐盟潛在危機

英國公投結果,決定退出歐盟。英國內外為此結果大為驚惶失色。綜觀這兩星期英國市民反應,很多投下脫歐的人都表示後悔,想不到自己的一票真的使英國脫歐成真。公投前支持脫歐的政客所許下的承諾,也紛紛落空。至此支持脫歐的市民如夢初醒,才知就算英國所謂「脫歐自主」,根本解決不了外來人口入境問題;上繳歐盟的經費,也不會因脫歐而回放到國內福利。加上很多大財團已表示會遷離倫敦,於是很多人便致力發動第二次脫歐公投,希望再用公投使英國重回歐盟。但是次脫歐公投籌備已久,正反雙方都已盡量說明脫歐利害,市民理應已有足夠時間衡量輕重。再推公投,根本就是輸打贏要。所以英國政府與歐盟絕不容許英國在短期內再推行公投。英國瓦解危在旦夕公投過後,最有趣莫過於各地各國的反應。英國內部面對的是聯合王國瓦解危機。北愛爾蘭、蘇格蘭已表明,絕不會因這次公投而使兩地脫歐。所以兩地極有可能推動公投,希望藉此脫離英國,而保留兩地在歐盟的成員身分。雖然上次蘇格蘭獨立公投失敗,但今次蘇格蘭借脫歐危機而再推動獨立運動,實是高明之策。現在甚至有傳言,倫敦市民為了保留在歐盟,也希望爭取公投倫敦脫離英國獨立而留在歐盟。由此可見,英國瓦解問題危在旦夕,或許幾年後英國真的成為歷史,不復存在。雖然北愛爾蘭、蘇格蘭的盤算如此,但是否成功也要視乎歐盟決定。對於北愛爾蘭、蘇格蘭推動公投而留歐,歐盟似乎未有定論。但西班牙率先表明,一定反對北愛爾蘭、蘇格蘭以獨立身分加入歐盟,兩地必須與英國一起退出歐盟。明顯可見,西班牙不想北愛爾蘭、蘇格蘭在歐盟開下先例,因為萬一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省公投成功獨立後,便可借北愛爾蘭、蘇格蘭之例,順利加入歐盟。觀乎歐盟整體對英國脫歐的態度,除了言辭表示可惜外,實質並無任何惋惜之舉。反而歐盟核心六國外交部長——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已要求英國要立即啟動脫歐申請程序,態度十分強硬。眾所周知,英國自19世紀一直對歐洲大陸國家採取「光榮孤立」,各自不相往來。就算英國在20世紀中後期加入歐盟,「光榮孤立」的想法仍然揮之不去。所以英國加入歐盟一方面想在單一市場獲利,但又不願授予歐盟更多權力,處理歐洲的公共事務。歐盟一直對此十分不滿,現在難得有此機會,誓必盡數取回英國在單一市場的利益。歐盟藉此向英國、其他成員國想發動脫歐公投的右翼政黨表明,歐盟絕不因為脫歐威脅而屈服,改變為右翼的排外路線。所以今次英國脫歐公投,非但不會使歐盟瓦解,反而會使歐盟更團結。把歐盟潛在問題擺上枱面雖然英國脫歐已成定局,但脫歐的談判仍有爭議之處,例如人口自由流動便是難題之一,因為已有相當多的英國公民在歐盟成員國內工作、生活。如果突然趕走這些英國公民,勢必影響成員國經濟。但如果要求這些英國公民入籍當地國家,也不是可行辦法,因為成員國必然只想工作人口入籍,但不希望退休的英國公民入籍。再者,如果英國與歐盟達成其他經濟協議,也會因而影響歐盟與瑞士這類非歐盟成員而有緊密合作國家的協定。所以英國脫歐,一次過把所有歐盟潛在問題擺上枱面。至於如何解決,仍有待觀察。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歐盟為了維繫歐洲的和平理想,絕不會因為利益問題而輕言解體。作者是旅德學者原文載於2016年7月13日《明報》觀點版 歐盟 英國脫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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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誤會了歐盟?從國家主權說起

經過多個月來政治上的拔河,英國人最終選擇了讓英國脫離歐盟。這意味《里斯本條約》第50條將會啟動,進入可能長達兩年的脫歐談判。無論結果是好是壞,英國公投無疑擊起了直捲歐洲各國的千重浪。在意大利,荷蘭,丹麥和匈牙利等國,爭取公投的聲音日益高漲。根據愛丁堡大學4月公布的調查,在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地有約半數人支持舉行公投(註1)。就連之前積極爭取入歐的土耳其,其總統埃爾多安在6月22日也表示有意舉行公投讓國民選擇入歐與否(註2)。驟眼看,歐洲一體化進程似乎遇上了前所未有的衝擊,這個史上最大規模的政治實驗,有剎那倒塌之可能。疑歐之背景毋庸說,在英國脫歐之爭論中,主張歐盟威脅國家主權的呼聲最為突出。自從金融海嘯和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大量移民從歐洲各地湧入英國尋找機會。社會福利,就業和工資等均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2015年英國因移民增加了約三十三萬人,相當於倫敦百分之四的人口(註3)。《歐洲聯盟運作方式條約》第45條訂立了歐盟境內勞工自由流動的規則,這意味著英國無法就經濟移民實行獨立的邊境管制。在英國憲法傳統下,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享有司法上至高無上的權力,構成英國主權的基礎。正如牛津大學英國法教授戴雪(AV Dicey)論道:「在英國憲法之下,議會有制定和廢除任何法律之權力。而且,沒有人或機構有英國法律承認之權力,來凌駕或駁回議會之立法」。由是,不少英國人認為,因歐盟法規而令英國議會無法獨立處理國內問題,跟歐盟褫奪了國家主權無異。英國人要求重奪話語權的情緒在這背景下發酵,漸次形成了對歐盟甚至歐洲一體化之不信任,導致了脫歐的局面。事實上,英國自歐盟前身「歐洲煤鋼共同體」(ECSC)起始之初已對歐洲一體化存有懷疑。歐洲經過大蕭條和二戰蹂躪以後,英國大部分的貿易已由歐洲轉移至英聯邦國家。50年代的英國出口總額中,歐洲只佔百分之十(註4)。英國與歐洲各國之經濟往來亦不及與英聯邦之間般重要。因此,在1951年《巴黎條約》簽署之際,英國基於經濟和政治考量,放棄了加入「歐洲煤鋼共同體」。經濟上,作為當時歐洲一枝獨秀之經濟大國,英國擔心過度投身於整歐洲一體化,會對其歐洲以外的利益產生負面影響。再者,在歐洲各國都抗拒國有化重要產業的氣氛下,這意味著舒曼計劃(Schuman Plan)的實踐將會與工黨領導下的英國的經濟理念扞格不入,威脅工黨之經濟政策(註5)。政治上,英國質疑「歐洲煤鋼共同體」是為歐洲聯邦化鋪路,戰後英美的特殊關係和英聯邦網絡更令英國自視為國際社會一員多於歐洲一員。1951年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中明確表達了這種懷疑和自信:「英國不能夠認真考慮參與歐洲統合當中。除了考慮到地緣和戰略因素,英聯邦之關係和英國作為英鎊中心的特殊地位,我們更無法認為英國能夠將自身的政治和經濟交託給一個超國家機構。」(註6)。由此可見,雖然概念上「歐洲煤鋼共同體」只是一個以經濟為燃料的政治穩定器,但經濟和政治誘因並未能說服英國付出入歐之潛在代價。正如當時英國外交大臣貝文(Ernest Bevin)所言,歐洲的進一步統合,是「打開後不知會跳出什麼特洛伊木馬的潘朵拉盒子」(註7)。主權之迷思既然歐洲一體化需要一套制度,而制度的約束力本身又難免與國家主權產生矛盾,那麼我們在主權問題上應該如何理解英國與歐盟之關係?歐盟法律適用於英國,源於英國國會通過《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案》。法案第2(1)條和第2(4)條規定,共同體內的條文無須另行立法便適用於英國領土內,而任何英國已通過或將會通過的立法將受共同體法律約束,並按之解釋和執行(註8)。面對英國與歐盟在法律上的特殊關係,不少人都認同脫歐派靈魂人物,前倫敦市長約翰遜所言:「你不能彰顯議會主權,又同時接受《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案》」(註9)。然而,這個關係包含法律和政治兩個重要面向,必須釐清:一,《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案》是英國主動及自願地讓歐盟法律適用於英國領土的一項法案。簡單而言,立法確認了歐盟法律凌駕英國法律,但其效力源自法案所賦予之權力,並非取代英國主權。正如 John Laws 法官在著名的 Thoburn 一案中所言,歐盟和英國之間的憲法關係是建基於英國議會之立法上(註10),「作為主權個體,英國議會無法放棄主權」(註11)。在之後的 HS2 一案中,英國最高法院確認了以上原則,認為歐盟法律凌駕性是有條件地進入英國的司法系統,並無絕對凌駕英國憲法傳統的特質(註12)。英國國會亦明確表示,「多年來,國會通過了限制國會主權運用的立法。這些法律反映了英國內外的政治發展。這些法律包括《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案》」(註13)。由此可見,無論在法律和政治上,英國與歐盟的權力關係並無矛盾。由始至終,轉讓權力的主導權和最終權力都掌握在英國人手中。1975年留歐的公投如是,2016年脫歐的公投如是。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結合憲法傳統而建立出的議會主權,是任何機構都不能取代的。誤會歐盟是吞噬國家主權的洪水猛獸,無疑是把國家主權視為「絕對」和「不能妥協」。前英國首席大法官Tom Bingham 在晚年著作「法治」中提醒我們,雖然當今議會的至上主權仍然是英國憲法的普遍原則,普通法的構成部分,但戴雪教授所提倡的議會主權的絕對性在當今英國已不復存在(註14)。從此路進,《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案》和彰顯議會主權,在法理上是順著同一脈絡的。二,在全球化年代,國家往往不能獨立存在於縱橫交錯的政治體系之外。不少國際組織的成立無非是以制度連結不同的主權國,促進經濟或政治之有序運作。制度通常伴隨著一種義務或法律責任,當中難免對權力有一定約束。今天不少國家再不止於韋伯(Max Weber)宣稱的那種在領土內能正當地使用武力的權威,而是地域或世界組織的一員。這意味著國家的權力不在局限於國境之內,必須和其他權力磨合。按社會學家 Saskia Sassen 的分析,全球化無可避免削弱國家的「排他領土性」(exclusive territoriality),即國家在領土內的權力運用將會受到挑戰(註15)。舉一個簡單例子,任何國家要進入歐洲的單一市場,必須和歐盟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例如無法隨便訂立關稅,或限制貨品和人員的流動。但這決不是對國家主權的威脅,而是國家按協定或組織規定,來履行其承諾,義務和責任。這是政治道德的問題,國家主權無關宏旨。《金融時報》首席經濟師 Martin Wolf 曾言道,英國無疑是歐洲國家,英國人面對的問題只有一個--希望英國成為怎樣的歐洲國家。是歐洲的邊緣國家,還是塑造歐洲未來的國家(註16)?今天,英國人選擇離開這個潘朵拉盒子。諷刺的是,他們卻打開了另一個潘朵拉盒子。雖然前後兩次的決定不可同日而語,但其精神脈絡卻如出一轍。經濟,地緣政治,國家主權等仍舊是爭論之焦點。英國所面對的,始終是國家在歐洲共同體中的角色和利益問題。然而,在任何制度之中,利益永遠不會單方面傾斜。功利式思維無助我們創造或改善任何依靠真誠合作的制度。順此邏輯,如何適當地約束和授予國家權力,將會是今後國際化的重要課題。這不單是政治家需要研究,我們每位公民更必須思考。因為國家,是屬於每一個國民的。作者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alexdiscuss1.Europe split on Brexit and single market2.Turkey considers following in Britain’s footsteps with referendum on whether to give up stalled EU accession bid3.Migration Statistics Quarterly Report: May 20164.The English & Their History by Robert Tombs, page 7975.The Making of Eurosceptic Britain: Identity and Economy in a Post-imperial State, page 306.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1986), series II, vol. I, no. 4147.The Origins &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45-2008: A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age 248.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9.Reality Check: Did the UK lose its sovereignty in 1972?10.Britain in the European Union by Paul Craig in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11.If EU law is supreme, can Parliament be sovereign?12.“Vote leave, take control”? Sovereignty and the Brexit debate13.https://www.parliament.uk/about/how/role/sovereignty/14.The Rule of Law by Tom Bingham, page 16615.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y Saskia Sassen16.Why I believe Britain belongs in Europe 歐盟 英國脫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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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大不列顛

英國脫歐派在公投勝出,引發全球金融動盪。英國脫歐的長遠影響是什麼?沒有人說得準,因為一切還取決於一連串懸而未決的問題。選民大比數支持留歐的蘇格蘭,已經準備再次舉行獨立公投。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獨派以44.7%對55.3%無功而返。現在英國脫歐,蘇格蘭人希望通過脫英留歐,獨立成功機會大增。而英國正式脫歐之後,英國與歐洲將維持怎樣的經貿關係、英國和歐洲的資本和產品能否仍以低門檻進入對方市場,更是未知。英國脫歐不是黑天鵝事件很多人說英國脫歐是無人預期得到的「黑天鵝事件」。但細看一下,其實又不是完全無迹可尋。在臨公投前,支持退歐的民意飈升。移民人權工作者、國會議員Jo Cox在公投一星期前被疑似右翼瘋漢射殺。不少人以為這會為留歐派吸引更多同情票,但槍擊後的民調竟然顯示退歐民意不跌反升。在這脫歐派來勢洶洶、兩派叮噹馬頭的情况下,留歐支持者一定會空群出來投票,一票都不能少;相反,脫歐支持者因為要求激烈地打破現狀,引來巨變與不確定,稍有猶豫就不會出來投票或改投留歐。在這上坡劣勢之下,脫歐仍能以52%對48%勝出,不能說沒有說服力,即使再投,結果恐怕也會是一樣。那些說「投脫歐選民以為脫歐不會過才會這樣投」者,都只是無法接受現實自欺欺人而已。說年輕人都支持留歐、只有老人支持脫歐,更是無視年輕人是投票率最低一群的現實。脫歐派勝出,其實反映了一個英國自1980年代以來的大趨勢。很多人預計脫歐不會勝出,只是低估了這個大趨勢而已。年初《經濟學人》已經刊文,說脫歐公投,其實就是全球化受益者與受害者的對決,並預測在歐洲一體化下增長強勁的地區將傾向留歐,受自由貿易逼迫的傳統工業區則會投脫歐為主。如你看看公投結果的地圖,會發現這個預測基本正確,只是支持留歐的自由貿易得益區,除了要以歐洲抗衡倫敦爭取更大自主權的蘇格蘭之外,就幾乎只得倫敦及其周邊地區。這次公投結果,體現了英國的貿易自由化受害者,遠多於受益者。新自由主義受益者與受害者的對決這個「倫敦vs.全英倫」的格局,起源自戴卓爾夫人1979年上台後進行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戴卓爾夫人的政策,包括將政府經營的煤礦私有化、取消工業補貼、開放自由貿易、緊縮政府開支,同時進行名為「大爆炸」的金融業規管大鬆綁。這造成煤礦、造船廠、鋼廠和其他大工廠大規模倒閉,失業遍野。而福利被裁,更令工人階級家庭的生計雪上加霜。獲得更大自由的倫敦金融業,則愈做愈大,使倫敦成為與紐約並立的全球頂級金融中心。自戴卓爾時代起,英國中央政府的財經社會政策,全面向倫敦傾斜。整個中央政府,彷彿成為只服務倫敦、不再理會倫敦以外地區的中央政府。這個轉化,催生了「英國即倫敦、倫敦即英國」的格局。都市地理學理論家Neil Brenner稱之為「國家政權的尺度轉化」(rescaling of statehood)。這個新格局使倫敦以外地區成為寸草不生的廢土。樂隊Pink Floyd 在1983年推出的大碟The Final Cut其中一首「The Post War Dream」,對戴卓爾時代工人階級社區的絕望景况有很傳神的描寫:If it wasn’t for the nips being so good at building ships(如果不是日本仔那麼會造船)The yards would still be open on the Clyde(克萊德河邊的造船廠應該還未倒閉)And it can’t be much fun for them beneath the rising sun with all their kids committing suicide(而他們在上升的太陽下不會有什麼樂趣,因為他們的孩子都在自殺)What have we done Maggie what have we done(我們到底做了什麼?Maggie(戴卓爾夫人)我們到底做了什麼?)What have we done to England(我們對英倫做了什麼?)Should we shout should we scream(我們要叫喊嗎?)”What happened to the post war dream?”(「戰後的夢想怎麼了?」)Oh Maggie Maggie what have we done?(啊Maggie Maggie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撕裂英國的3股力量支持蘇格蘭獨立的左翼民族主義理論家Tom Nairn曾指出,戴卓爾時代的這種倫敦化政策,加上潛伏200多年的族群文化矛盾和英國君主立憲制的落後反動,乃是蘇格蘭民族主義崛起的底蘊。勢如破竹的蘇獨運動認為既然中央政府只管倫敦金融,蘇格蘭人便應乾脆脫離英國再造國家、復興工業和重建福利體制。這是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建國希望政治。英倫的傳統工人階級無法有獨立建國的願景,他們只能期待工黨回朝,逆轉戴卓爾時代的政策。但1990年代工黨在貝理雅之下全面向右轉,與保守黨只顧倫敦的金融化和自由市場政策趨同。之後歐盟東擴,東歐移民大舉移入英倫,成為低薪服務業的生力軍。傳統工人階級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沒有最絕望,只有更絕望。在「伊頓公學——牛劍——倫敦金融區——國會——唐寧街」一條龍的精英建制眼中,這些「失敗者」都是可有可無可隨時置換的廢人。這些深感被整個建制出賣的中年低下層,便是這次脫歐運動的中堅。脫歐公投之後,英國建制紛紛攻擊支持脫歐的選民,罵他們瘋狂不理性,被民粹右翼排外法西斯政客操控愚弄搞出大災難。但這些選民真的那麼不理性嗎?大家在講的,是誰的理性?從倫敦圈精英的理性來看,脫歐當然不理性,因為加速歐洲一體化,讓倫敦鞏固其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成為美國、中國等地資本進入歐洲的橋頭堡,絕對符合他們的利益。但這卻不是倫敦以外絕望一群的理性。對後者來說,生活早到谷底,不能再差到哪裏去。他們投票支持脫歐,就算無法改善自身處境,但若能為踩在自己頭上、蔑視自己的建制精英帶來巨大損失,讓他們驚慌嘶叫,也絕對是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理性行動。這是「你不讓我翻身,我便與你玉石俱焚」的絕望政治。蘇格蘭脫英留歐、英格蘭大部分地區支持脫歐,和倫敦支持留歐,代表的分別是1980年代戴卓爾夫人改革釋放出來的希望政治、絕望政治與新自由主義政治。英國在這3股錯綜複雜的力量拉扯下撕裂甚至瓦解,恐怕會愈來愈難避免。延伸閱讀:(1)Tom Nairn. 2003.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Common Ground.(2)Neil Brenner. 2004. New State Sp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7月4日《明報》觀點版 歐盟 英國脫歐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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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後悔脫歐、當中我們學會了什麼?

脫歐公投塵埃落定,相信結果教不少人意外。英國脫歐擊起直捲歐洲各地的千重浪是意料中事。蘇格蘭脫英的二次公投,歐洲各國相繼的脫歐運動,甚至世界政治格局之丕變似乎在所難免。意想不到的是,在公投結果出爐之際,不少媒體報導有支持脫歐的選民表示後悔選擇,更有人發起支持二次公投的聯署,迄今收集到超過400萬人的簽署。網絡上充斥著後悔的呼聲,英國的街上亦不見載歌載舞的慶祝。公投的結果和英國民眾的反應,尤如兩個平行世界。究竟這是英國民主路上的一次意外,抑或如法國右翼政黨民主陣線主席馬琳勒龐所言,是一次「民主的耀眼課堂」呢?自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去年6月向歐洲理事會闡明公投計劃,英國脫歐之爭論持續了差不多一整年。留脫陣營舌劍唇槍,鋪天蓋地的資訊都交雜於爭議聲中。選民長時間浸淫於正反雙方的論調中,公投結果理應經過深思熟慮。然而,何解一部分人在結果公佈之剎那,會質疑自己之選擇,甚至期盼第二次機會的來臨?有人聲言,「脫歐」一票無非是姿態上的反抗,根本未有想過英國會脫歐;有人抱怨,他們被人利用,脫歐派用謊言背叛了英國人;有人表示,從未思考過脫歐之嚴重性,其負作用現在令他們如夢初醒。姑勿論事實到底如何,脫歐的衝擊似乎警示了我們,同樣的事情有可能在歐洲各國發生。民粹之形成和影響公投之政治博弈、有人形容為世代之爭、地域之爭、貧富之爭。民主本來是多元的、開放的。不同立場之間的討論理應能夠加深相互瞭解,逐漸建構出尊重全體人民意願和權利的社會。誠如歐洲人權法院指出,民主必須培植於「對話和妥協精神」之上,「不斷追尋對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更是構成民主發展的基本台階」。但自從次貸危機觸發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貧富懸殊的議論甚囂塵上。1789年《人權及公民權利宣言》第一條揚言:「社會差距只能基於共同的福祉而存在」,奈何在市場機制決定社會差距之現實環境下,人們開始意識到社會精英,財團和政府機構千絲萬縷的關係奪去了社會公義之鑰匙。由是,「我們是99%」的精神形成了新一代的民粹主義,試圖重奪人民的控制權。及後,這種民粹主義通過歐債,難民,恐襲等危機的爆發在歐洲各國落地生根,形成當今的政治格局。一般而言,民粹主張社會是由「人民」和「精英」這兩組對立的群體所組成。社會內的爭鬥不外乎是「純潔人民」和「腐敗精英」的對壘。由於民主所關懷的是人民的政治,民粹往往表現出一種一元性的道德觀,缺乏妥協空間。在歐洲一體化之進程中,文化和經濟的融合產生不少社會矛盾。歐盟作為牽頭的精英機構,固然成為眾矢之的。荷蘭的自由黨,法國的民主陣線,意大利的五星運動,到近日領導英國脫歐的英國獨立黨等均在如斯「反精英,反建制」的情緒下抬頭。民主建基於人民福祉,政治以人民為出發點本來無可厚非。但當民粹走向極端,形成強烈的「敵我意識」,妨礙理性溝通,就會成為民主的絆腳石。多個星期來,英國脫歐派一直在印有「我們每星期都給歐盟3.5億英鎊,不如留給NHS(國民保健署)吧!投脫離!」的巴士上巡迴英國各地,多個脫歐派的電視廣告亦以此作為宣傳重點。即使負責監督政客和公務員如何運用統計數字的英國統計局出來警告脫歐派的數字誤導選民,媒體不斷提出證據反駁其真確性,脫歐派之追隨者卻充耳不聞。直到脫歐派承認宣傳是「一個錯誤」,數字只不過是「一個目標」,英國人才恍然大悟。3.5億英鎊如是,經濟衝擊如是,移民政策如是,留歐派的證據都沒有被脫歐派的支持者認真檢視和討論。民眾不積極檢視事實之真偽,人云亦云,最終民主被一小撮人所騎劫,人民不能真正成就自決之民主。民主的自覺事實上,英國人後悔脫歐並非證成了脫歐的選擇為之錯誤。更重要的,是英國人不能實行極俱正當性之民主自決。在脫歐派揭開面紗之一刻,英國人才真正檢視脫歐爭議中的事實和根據,共同面對脫歐的命運。在此之前,大部人只拼命為自己的立場護航,並無真正為脫歐的議題進行深入和坦誠的討論。美國政治學者 Michael Walzer 曾警告「選舉中有不可預測的結果。分配性的決定(distributive decision)有時候是不公義的。因此公義必須面對民主上的危機。」其原因是,「少數服從多數」作為以數量解決政治問題的辦法,本質上並無斷定公義與否的能力。只有保持清晰的頭腦,孕育超越立場的理性對話,方能提升民主之合理性。只要是英國人經過理性討論,反思和審慎選擇,留歐或者脫歐,在民主的道路上都是值得驕傲的里程碑,都俱有其正當性。可惜的是,今次有部分英國人低估了選票的威力,有的盲目相信花言巧語,有的不曾思考後果,選票在他們手中成為了少數人的政治工具,最後為英國人帶來不願樂見之結果。民主從來不是教條式的「少數服從多數」。以選票代替理性討論來簡化民主,民眾就會不知不覺陷入精神撕裂的民主觀念中。缺乏對民主的自覺,民主難免會淪為純粹的政治博弈,而非人民意願和夢想的載體。誠如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所言,公民伴隨著一種道德責任,即是「能夠用公共理性就根本的問題向對方說明自己的原則和投票意向」,同時「願意聆聽別人和用開放的態度來決定怎樣合理磨合別人的觀點」。在民粹主義推波助瀾的多極化政治中,保持頭腦清晰殊不簡單。但正因為當今政治亂象風起雲湧,世界才更需要我們用文明對抗歪理,用民主精神克服民粹之衝動。英國人後悔脫歐,可能是英國民主路上的一次意外,卻又是教會我們民主之可貴,民主之脆弱,民主自覺之重要課堂。民主路從來不容易走,但只要大家同心協力,坦誠面對你我,必定會走出一條康莊大道的。原文載於2016年7月4日《明報》觀點版作者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alexdiscuss 歐盟 英國脫歐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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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宏偉的幻象

脫歐留歐,引爆了關乎本土化 vs. 全球化、新世代 vs. 中老年、利益主導 vs. 自決優先等等爭議,而歸根究柢,最核心的一組議題恐怕是:到底一個「集體的歐洲」是否可欲?即使可欲,是否或如何可行?即使可行,能否或如何長久?若不妥善回應這組困惑,實不容易理解歐盟之當下混亂,更難思考應對之方向。「歐盟懷疑論」絕非新鮮事,哈伯馬斯(Habermas)十多年前已寫《歐盟的危機》一書透露悲觀。他並非認為歐盟不可能落實,而是質疑落實一個期待中的歐盟要付出多少代價,並且要由誰來付。他當時已預見移民問題將是歐盟續存的其中一大挑戰,只因歐盟欲求成功,必須建立在持續擴張的外向基礎上,把周邊地區的新興或分裂政體吸納入內,亦即把它們「歐洲化」,但這過程必對歐盟成員的凝聚構成風險,令先進成員之間產生「分裂因子」,一旦遭遇經濟動盪,為求自保,崩潰即成。六年前病逝的英國左翼思想家東尼朱特(Tony Judt)更是著名的疑歐論者,他的幾場演講集結為《論歐洲》一書,開宗明義稱團結歐洲的想法為一種「宏偉幻象」,a grand illusion,他主要從歷史進程着手,闡釋歐洲人如何在過去千百年間不斷努力追求團結與擴張,卻又因為民族文化和地理條件等因素而趨向分裂甚至衝突。他說「有意思的是,歐洲人長期以來共有的並把他們聯繫起來的紐帶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識」,到處是「隱形的分割線」,他們不願承認,到最後又不得不承認;他們在共享資源之際,亦必然被迫共享恐懼,然後互相排斥,把恐懼怒擲向對方。東南西北各有歐,朱特教授問「到底存在幾個歐洲?當然只有一個歐洲」,但這個歐洲一直在不斷拆解,組合,再拆解,再組合,而每回拆解皆以血腥和痛苦為代價,人們彷彿永遠在遺忘歷史,好了傷疤忘了痛,不斷向着幻象的方向前進,而結果,每回都不見得比先前更接近終點。朱特說:「如果把歐盟看作萬靈藥,像咒語那樣吟唱『歐洲』之名,在頑固不化的『民族主義者』異端面前揮舞『歐洲』的橫額並高呼『悔改!悔改!』,那麼我們總有一天會發現,歐洲的神話不僅完全無法解決這個大洲的問題,反而阻礙了對它們的認識……歐洲並不是答案。在當下困局中,歐洲理念的位置大致相當於達爾文提到的退化器官——也許類似單詞中的某些字母,雖然仍被拼寫出來,但不發音,只是作為探究其演變過程的線索。」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7月1日) 歐盟 英國脫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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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出的是大國行列

英國脫歐,英鎊暴跌,舉世震驚,霎時間好像世界末日似的。事實是否如此?不見得。2016年下半年,英國有望馬照跑、舞照跳,貶值隨時催谷英國出口,市面繼續一片繁榮。不錯,英國與歐盟之間的條約兩年內報廢,但英國在歐洲舉足輕重,歐盟依然會跟英國實行自由貿易。至於英國公民前往歐洲,依然會免除簽證。便是對英國金融業的打擊,也未必大。早在10年前,便有人警告英國若不採用歐元,倫敦金融區就會遭受前所未有打擊,事後證明是杞人憂天。英國的資產,是法治、是教育、是英語,只要制度健在,錢還是會一疊疊的運到,人才還是會一批批的湧至。為何美國歐盟中國反對英國脫歐?那究竟是什麼,令得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歐盟甚至中國都反對英國脫歐?秘其不宣的原因是,英國是國際政治的樞紐,美國需要英國籠絡歐盟,歐盟需要英國提升自身實力,連中國也需要英國搭通美歐(一年前就是英國率先宣布加入中國的亞投行)。用香港的比喻來講,英國就像紅隧,接通港九脈搏;一旦紅隧被封,港九(美歐)溝通就需要其他渠道(如西隧)。結果是以後沒有人再使用紅隧,英國從此收不到過路錢(外交本錢)。說穿了,歐盟是英國立國以來第二個帝國。200年前,英國憑藉船堅炮利,強迫各國開放市場;200年後,英國戴卓爾夫人憑藉當時的歐洲共同體,推動歐洲開放市場。做法有異,效果卻是一樣。結果歐盟在英、法、德共同主理下,成為三國的共同後園,倫敦成為最新羅馬帝國的中心,英女王的御旨,用全歐洲的名義發出,(某程度上)號令群雄。萬般厭惡也好 仍要跟歐盟打交道在風雲變色的21世紀,脫離歐洲的英國卻將勢孤力弱,情况淪如戰後的日本,以一區區島國之力,抗衡經濟超級強國如美國、歐盟與中國。英國保守黨疑歐派說,脫歐的英國擺脫羈絆,可以躍身成為香港、新加坡,成為真正屬於全世界的經濟中心。疑歐派忘了提及的是,星港經濟繁榮,卻是「弱國無外交」,「硬食」大國制定的貿易、金融、勞工協定。在這種形勢下,如果英國選民真的以為靠着與英聯邦訂立自由貿易協定,就可以確立英國戰略地位,那麼只能回敬一句:Good luck。英國剩下唯一可取的做法,是英、美、澳、紐、加締結成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聯盟,成為英國的第三個帝國。五國同文同種,政治理念接近,或可一試。只是五國同盟內,美國勢必主導一切,其餘各國必會反對。去除美國之後,加拿大經濟規模有限,澳紐兩國雖然近年發展蓬勃,卻是位處地球另一端,難以接駁。到最後,英國萬般厭惡也好,還是要跟歐盟打交道。對美國選舉政情有擴散作用英國脫歐是慢性自殺,對於大西洋彼岸美國選舉政情卻有擴散作用。英美政治素來互通聲氣,由戴卓爾夫人、列根「新自由經濟派」執政,到後來貝理雅克林頓「第三條路」上台,兩國政壇間的蝴蝶效應本來十分微妙。經英國脫歐公投一役,美國打排斥移民牌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或會重振聲勢,引領世界新潮流,也未可知。文:張無忌(牛津大學國際關係系準哲學碩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30日) 英國 歐盟 英國脫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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