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對伊斯蘭世界誤解舉隅

自911以後,全球反恐,不少人聞或見穆斯林色變。一些資深時事評論員,更認為敍利亞難民必夾雜恐怖份子,認為不應予以庇護。梁振英近期又指香港有恐襲威脅。伊斯蘭史,素在香港冷門,中學時,歷史老師曾云:「回教教義,一手拿刀,一手拿可蘭經,不信便殺死你。」又有一些藍絲亞叔,黨報云亦云,以伊斯蘭世界類比民主必內戰。以上這些,不勝枚舉,故鄙人認為有疾謬誤,正視聽必要。 首先,穆斯林與恐怖份子,是沒有必然關係,這幾乎是常識,香港的巴基斯坦籍人士,不少住了超過三代,紥根比不少「真香港人」還久遠。朋友爺爺,便為港英時期警察。除了這些大頭綠衣後代,我城難民政策,各南亞非洲國民的酷刑聲請不少,當中也不乏穆斯林。印尼傭工,遍布各區,每逢周日,佔領中環。尖沙嘴有清真寺地標。講了這麼多,只想說明一點,就是:伊斯蘭教徒在香港舉目皆是,但我城一宗恐襲也沒有,是一宗也沒有呀! 八十年代,台灣出版的世界的歷史漫畫,講到伊斯蘭部分,提到非回教徒只要納額外稅金,便可保持信仰,不被侵犯。事實上,傳媒報導伊斯蘭國在轄地殺害基督徒。如果其他伊斯蘭教派排斥基督徒,他們不會生存到被害之日。候賽因雖然千夫所指,但他的內閣,就有基督徒成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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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歧視」不是甚麼——回應法政匯思

筆者無意介入法政匯思與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之間的討論,然而我們希望指出「逆向歧視」這概念是十多年前一些維護家庭價值的團體提出來,作為反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其中一個理據;本會是其中一個主力提出性傾向歧視條例會對不認同同性戀關係的人士(即使他們接納同性戀者個人)做成「逆向歧視」的團體,因此,我們有義務澄清一些對「逆向歧視」的誤解。誠如法政匯思冼樂石君所言:「有討論才有進步,有真誠的討論才有真理」,筆者期望就反對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立法的理據,與法政匯思真誠交流。 支持立法的人士常說,性傾向歧視條例已討論了十多二十年,不能再拖。然而,維護家庭價值的團體,十多年前已提出有關法例會影響異見人士的各項基本人權,從當初支持人士矢口否認,到今天「逆向歧視」已是鐵證如山,可惜的是,社會的討論十多二十年來竟無寸進,原地踏步,怎可能帶來真正的進步? 「逆向歧視」不是「既得利益者繼續其歧視的行為」 關於「逆向歧視」的概念,詳細請參本會「『逆向歧視』FAQ」及一些具代表性的「逆向歧視」案例,本文只能作簡短回應。根據外國經驗,在實施了一些反性傾向歧視法後,異見聲音不斷受到打壓和邊緣化:教師不可表達不認同同性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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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愈辯愈明:再三回應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

兩個月前,法政匯思和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在數篇文章中討論同性婚姻立法問題。真理愈辯愈明,而關注組文章內的部份內容,實在不得不令人有與其辯論的衝動。簡單來說,關注組對平等和歧視的理解十分狹窄,無視了不同性傾向人士受的不平等對待,又對將來的性傾向立法非常恐懼,就如洪水猛獸一樣,以不實的資料和意見,希望博得大眾的一點同情。 回應一︰什麼是平等、什麼是歧視? 關注組對公民權利和政治公約的反歧視條款理解實在太狹窄,亦誤解了法政匯思的意思。他們認為,法政匯思要求所有「對不同人有不同對待的法例,也應修改至『平等』為止。」。反之,他們認為平等是指「在人權公約有提及的人權,及在法律前人人應擁有的權利來說」,又指在這些範圍外任意定義平等,就超出了基本人權,是危險的。關注組的這些說法,值得一一回應。 首先,法政匯思文章的意思,絕對不是關注組所認為的「絕對平等」。文章內的權利保障所有人,正如現有的反歧視條例一樣。法律要求的是平等對待,而並非令所有人絕對相同。相對於關注組的「絕對平等」,其實國際公約所指的是相同情況則相同待遇,而在必要之時,更加需要以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去保護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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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人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秋季號2016

「性別平等—香港性別平權二十周年」—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秋季號2016網上閱讀:請按此「人人平等,無所歧視」是國際人權公約的基本原則,見諸國際人權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第二條,當中包括人人免受性別歧視。上述兩份公約第三條更訂明男女一律平等享有公約所載的權利。專門公約,保障婦女雖然如此,各地婦女仍受各種剝削﹑歧視及不公平對待。因此,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七九年通過專門保障婦女權利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並由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監察締約國實施公約的情況,包括定期審議締約國呈交的報告,提出關注議題和改善建議。公約自一九九六年起適用於香港。禁止歧視婦女,促進平等權利公約旨在消除婦女於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範疇受到的歧視,譬如選舉、參與公共生活、法律、教育、工作、婚姻及家庭等。它既保障婦女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利,亦要求政府採取特別措施促進實質平等,更着眼於改變歧視做法和風俗。歧視婦女:基於性別且損害平權的差別待遇何謂歧視?公約第一條闡明歧視婦女的定義,即「基於性別而作出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影響或其目的均足以妨礙或否認已婚或未婚婦女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認識、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換句話說,任何基於性別的差別待遇,一旦「有意或無意不利婦女」、「阻礙社會確認婦女於公私領域的權利」或「阻礙婦女行使人權和基本自由」,皆屬歧視婦女。消除歧視,政府有責要消除歧視,須有相應執行部門。公約第二條訂明,政府肩負消除歧視婦女的重任,包括「立法禁止歧視婦女,並採取適當懲罰」、「確保法律保障男女平等權利」及「政府與公共機構不得作出歧視婦女的行為或舉措」。除了公領域,政府必須消除私領域中歧視婦女的行為,包括「採取適當措施保障婦女免受個人、組織或企業歧視」,並「修訂或廢除現行歧視婦女的法例、規則、習俗和慣例」。採取適當措施,促進婦女權利即使婦女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利,仍不足以確保她們於日常生活中享有平等待遇。因此,政府須採取積極措施,促進婦女發展及權利保障。譬如公約第三條訂明,政府應採取適當措施「保證婦女得到充分發展和進步,其目的為確保她們在與男子平等的基礎上,行使和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採取暫時特別措施,加快實現男女平等如性別不平等情況已持續多時而未見改善,政府甚至可推行「暫時特別措施」,以加快實現男女實質平等,確保婦女享有平等機會和結果。公約第四(一)條指「暫時特別措施」不屬歧視,不過這些措施「不得導致維持不平等或分別的標準」,並應在達到男女平等機會和待遇後中止。而出於「保護母性」的特別措施屬必要,不應廢除。移風易俗,消除歧視普世人權適用於任何人和地方,文化或傳統習俗並非侵犯婦女權利的擋箭牌。聯合國曾屢次批評女性割禮及家庭暴力等損害婦女健康及人身安全。公約亦訂明政府有責任移風易俗,致力消除延續性別角色定型的社會、文化及傳統,以實現性別真正平等。公約第五(一)條訂明,政府應採取適當措施「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的觀念或基於男女定型任務的偏見、習俗和一切做法」。多個公約關注性別平等此外,其他核心國際人權公約亦保障性別平等。譬如《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條禁止性別歧視,《殘疾人權利公約》第六條確認殘疾婦女和女童受到多重歧視,並要求政府確保其平等權利。禁止酷刑委員會亦關注針對女性的暴力情況。參考資料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Fact Sheet No. 22: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The Convention and the Committee. February 1995. The United Nations. 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New York and Geneva. 2014. 性別 人權 歧視 性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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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飛人》誰說體育與政治無關?

有說,體育、政治及宗教不應混為一談;有說,電影不應被政治綁架──近年,很多人患上政治潔癖,彷彿生活的一切應該與政治劃分,只有政治歸於政治。可笑的是,這些指鹿為馬的語言背後,往往就是一場政治的把戲。《美國飛人》(Race)以傳奇運動員Jesse Owens(Stephan James)的經歷為藍本;英文片名Race,既解「賽跑」,也解「種族」,語帶雙關,正正點明體育以外,電影也談其他議題,而兩者無一不與政治有關。既然如此,為什麼有人依然堅持這與政治無關?1936年,距離二戰爆發還有三年,納粹崛起,這是一個無法不討論政治的年代。於是,體育競技較量以前,首先要處理政治問題──美國應該參加,抑或杯葛這屆奧運?就這項討論,主張參賽的Avery Brundage(Jeremy Irons)代表美國奧委會往柏林視察,要求德國宣傳部長Joseph Goebbels(Barnaby Metschurat)保證,沒有歧視的問題出現;而為了讓美國參賽,Goebbels與Brundage之間私下定了協議,交換利益。這次的奧運會的背後,有的是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協議。就算美國決定參加柏林奧運,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整場奧運的確展現了活力開明的一面,但當Owens的教練Larry Snyderr(Jason Sudeikis)一離開主場館,走在尋常的街頭,看見的又是另一番景象。諾言是霎時的政治籌碼,沒有實質的作用;納粹最後甚至打破承諾,向Brundage施壓,禁止美國的猶太裔選手出賽,這些政治的介入是交易中的一些意外,而誰都知道收取利益以後,從來沒有容易的差事。若然清醒,沒有人能否認政治的勢力覆蓋整個奧運;然而,這不代表賽場最終淪為政治的舞台,至少有人在舞台上擺出了另一種態度。Jesse Owens曾說,「在賽場上的幾秒,是他最自由的時間。」沒有人能夠阻礙他的衝刺,心無雜念地比賽,這是賽場的魅力,而這也造就了他與德國跳遠運動員Carl Long(David Kross)幾乎沒有不可能的友誼。Long憑一己之力作出最徹底的政治反抗,拉起了Owens的手,環繞賽場,讓他接受全場的恭喜,狠狠地打破擺在桌上的政治威脅。同樣,為納粹拍下奧運會紀錄的導演Leni Riefenstahl(Carice van Houten)也以她的專業作出反抗,懶理Goebbels的命令與威脅,與團隊走上攝影台上,拍下Jesse Owens勝利的一刻,展現奧運中最真實的一面;甚至,後來再請Owens表演跳遠,讓她捕捉那一剎那的神態。很多時候,誰都不能否認政治在不同場合的角色;只是在壓迫的情況下,政治依舊有不能控制的事。《美國飛人》說明正正在紛亂的時代,一個偉大的運動員,一個偉大的導演,在獎項以外,還會以生命與信念成就,Long與Riefenstahl正是當中的表表者。當其他國家的人被收賣,掩著良心為納粹工作時;他們認清了事實以後,依舊照著自己的意思而行。當信念大於恐懼,他們自由了,做了不讓自己後悔的事。最後,回答問題,誰說體育與政治無關?甚或延伸至,誰說__與政治無關?有利益的人。 種族社群 影評 電影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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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騷擾

有幾個媒體都在share這段短片,短片的主角是Matahara Net的創辦人小酒部沙也加。她比喻自己是「第一隻企鵝」,因為她決定站出來為其他受到懷孕騷擾的女性發聲、爭取權益。為什麼她會成為「第一隻企鵝」呢?因為她經歷過兩次小產,兩次都是因為來自公司、上司的懷孕騷擾而失去小生命。這個題目於我有切膚之痛。2012年,我還是中學全職教師,年初的時候發現懷孕,並立即告訴校長(她還是一個女人)。她沒有詢問預產期或其他事項,表示知道了之後便著我離開校長室。然而,我當時不知道,她已開始盤算怎樣結束我的合約、要我離開學校。我是教中文科的,一共三班,中三、中六。恰巧有一位體育女老師,她之前有教中一中文的經驗。學校於是請求體育女老師在下一年把一些體育堂撥出來、然後教一班中一中文;與此同時,學校出了招聘廣告,招聘中文兼教體育的女老師,那位新請的老師將會教兩班中文和之前那位體育女老師撥出來的體育堂。專科專教的前提底下,不是中文系畢業的老師是不能教高中中文的,所以新請的女老師只能教初中中文。結果我那三班中文,就移形換影,先和其他老師換了初中中文班,然後再把那三班分成兩份,由兩位體育女老師任教。事前毫不知情,直至懷孕五個月,校長才告知我:「你的職位已經不復存在了!所以也不能續約了!」就算事前知道又如何呢?首先我沒有教體育的資格(是故意加上體育一科的,以杜絕我申請或控告的門路);就算有,我懷孕,我適合教學生體育嗎?校長告知我不獲續約的時候,我哭昏了。回家後告訴外子,他卻淡淡然的說:「不續約,很正常啊。你真的沒用,自己的職位也守不住。」當時肚子已經凸出來了,我就算求職也沒有人會請我,因為新的僱主還要負責我的產假。結果我就被迫失業和離開我的工作崗位了。我不服氣,去了很多部門投訴,包括勞工處、教育局、平機會、教職員操守議會、勞資審裁處等等。可是勞工處說這不是他們的範疇,因為我不是勞工,我是教師;教育局說,我是「合約員工」(可是學校在教育局的登記,學校標示我為CM,即是長約教師;但離職信又說我擔任GM,人工也是GM。可見當中有多少人虛報資料去壓榨我),所以不受教育則例保護之類;然後平機會,經歷了一整年的仲裁,他們說:「投訴人未能舉證被投訴人心裡歧視懷孕員工的意圖。」而說我的投訴不成立。請大家教教我如何「舉證」一個人心裡的意圖?她明明已經做了這麼多多餘的舉動,就是為了請一個未知的人都不想和懷孕的我續約。教職員操守議會,沒有結果。勞資審裁處勸我:「你勝訴,只會補你幾千元代通知金;你敗訴,卻要付堂費。」失業,外子毫不諒解支持,投訴的過程中承受很大的壓力再加上處處碰壁、心灰意冷,感到沒有地方能為我伸張正義,結果真的得到很嚴重很嚴重的產前抑鬱。嚴重到要入院小住,防止我自尋短見;嚴重到孩子出生之後,必須有護士在場才讓我抱她,因為擔心我會因抑鬱傷害孩子。已經是4年前的事了。那個女校長依然是校長,她沒有任何後果;我失去了年資,之後幾年都是兼職教夜校或接一些freelance來做。幸好我身邊有很多家人、朋友、醫護、社工,還有宗教信仰的支持。最重要是女兒真的長得像天使,她使我更有勇氣去尋找新的目標。我花了很長時間才離開了抑鬱的陰霾,然後在上年也重新投入工作-當然,我不會再任教中學了,上一段經歷讓我太難受。我寧願花時間好好照顧我的家庭,因為學校可以隨時炒了我、找任何一個教師代替我;但孩子卻只有我一個媽媽。我當然沒有小酒部沙也加般決斷和勇敢,成立一個專為懷孕女性爭取權益的NGO。我可以做的就只是分享自己的經歷,令同路人感到:「你不是毫無用處,你不是孤單的!」真的,做媽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事,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懷疑自己,也不要一個人躲起來哭,你不是一個人的。原載於作者博客、Facebook專頁 歧視 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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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人」背後:黑人艱難平權路

There ain’t no black and white. There’s only fast and slow.近日電影《美國飛人》(Race)上演,看到英文片名,相信大家都估到,該片是講述有關種族問題的故事。摑了納粹的人種優越論一記耳光這是一段發生在當年柏林奧運會有關種族問題的傳奇故事。二次大戰前夕,納粹鼓吹人種優越論,為他們侵略別國提供理論基礎。納粹聲稱德國人的祖先雅利安人(Aryans),是世上最優秀的人種,在智能、體格、外形上都較其他劣等民族優秀,因此他們這些後裔,理應得到土地和資源進一步發展。1936年,納粹德國舉辦柏林奧運會,並認為這是宣傳其人種優越論的最佳機會,於是投入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去訓練運動員。結果,也不負納粹之望,德國真的贏了89面獎牌,比美國還多了33面,更是其餘國家所得的4倍,為其人種優越理論成功造勢,讓納粹可以以此大做文章。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Goebbels),後來更說了著名的一句:「柏林奧運對德國的價值,實在抵得上20個師的軍隊!」但這個亮麗的成績表,對納粹來說,卻仍然有一個「污點」。那就是美國人Jesse Owens,個人奪得4面獎牌,分別是男子100米(10.3秒,平世界紀錄)、200米(20.7秒)、4×100米接力(39.8秒,創世界紀錄)及跳遠(8.06米)4枚金牌。但讓納粹最為尷尬的是,這個在奧運中贏盡風頭的耀目新星,竟然是一個黑人!——也就是納粹眼中的劣等民族。這名跑手的表現,無疑讓納粹尷尬,亦讓反對納粹人種優越論的人士雀躍。電影就是講述Jesse Owens排除萬難,代表美國參加奧運,最後為黑人吐氣揚眉的故事。電影不單勵志,發人深省,而且,就算我早知這段歷史背景,它也告訴了我很多原本我不知道的有趣細節。例如:Owens與德國跑手Carl Ludwig Long在田徑場上不跑不相識,進而惺惺相惜的動人故事;以及Owens如何因為納粹的「捉蟲」,因而「執二攤」跑4×100米接力,而多奪一面金牌的故事等。贏了奧運卻沒有取回尊重看了以上一段描述,有讀者或許會以為,故事順理成章的發展,自然是黑人從此吐氣揚眉,不單納粹被摑了一記耳光,美國國內種族歧視亦會大減,從此黑人地位有所改善。但可惜實情是,故事的發展,並非如此順理成章,黑人平權路上從此一帆風順;反而是,美國社會對此無動於中,甚至是,黑人在田徑場上以至在其他運動領域上的成績,竟可以反過來成為歧視黑人的論據。這話怎麼說起?雖然載譽而歸,但諷刺的是,迎接他的,卻是一個黑人仍受歧視、隔離、很多權利遭剝奪的祖國。在其奧運祝捷會上,Owens甚至不能通過酒店的大門進入會場,而只能用後門,並乘貨用升降機。這也是本片的最後一幕。拳王榮譽反惹來侮辱的故事就算是那位備受推崇的美國總統羅斯福,亦對這位田徑場上的英雄十分冷漠,不單從未邀請過他到白宮作客,甚至未有對其成就作出表揚。Owens對此是心裏有氣的,他甚至公開抱怨:「希特勒並沒有怠慢我,怠慢我的恰恰是我們的總統,這位總統甚至連一紙賀電也沒有給過我。」(Hitler didn’t snub me——it was our president who snubbed me. The president didn’t even send me a telegram)其實,在Owens同時期,有另外一位黑人體壇傳奇。那就是片中輕輕帶過,作為過場支線的Joe Louis。不同的是,他並非在田徑場上,而是在拳賽的擂台上揚威。這裏也讓我順帶補充一下這位拳王的故事。這位拳王屢挫勁敵,保持拳王頭銜超過11年,並成功衛冕達25次之多,在很多排名榜上,都被列為史上最偉大的拳手。他最矚目的一戰於1935年,在揚基(Yankee)球場6萬名觀眾前,擊敗另一意大利拳王Primo Carnera,轟動一時。可惜的是,這樣的成就,當時卻沒有為他贏得尊重,反而在記者筆下,他被形容為「像個野蠻人甚至野獸」(savage and animalistic)。他的拳速,也被形容為森林裏以至是野獸的速度。他在取勝之後,有記者甚至用如此侮辱性字句來形容這場比賽:「昨晚,有件狡猾陰險並沒有多少人性的物體,從非洲森林走了出來,打低並完全摧毁了……拳王Primo Carnera。」(Something sly and sinister and perhaps not quite human came out of the African jungle last night to strike down and utterly demolish……Primo Carnera)所以,弔詭地,Owens在田徑場以及Louis在拳壇上的成就,並沒有為黑人在種族偏見和歧視上贏得平反;反而反過來成了「論據」,來論證黑人本來就像野獸,因此自然較白人在那些動物本能上更加優勝,黑人天生更適合從事體力勞動,而非用腦的工作。種族偏見,在這種強詞奪理下,反而再獲演繹。我們就沒有犯上類似毛病嗎?大半個世紀以後,這樣荒謬的結論,今天當然再沒有幾個人夠膽說出。但卻並不代表不會曲線、婉轉的說出些類似說話,例如在黑人運動員犯上道德錯誤,或展現性格缺陷時,在其種族背景上炒作和大做文章。香港人冷眼旁觀,事不關己,或會對此冷嘲熱諷幾句,但撫心自問,我們面對大陸人、新移民等時,難道我們沒有犯上類似毛病嗎?電影中,男主角Owens說過這樣的一句對白:「(在田徑場上)沒有黑人與白人之分;只有快與慢之分。」(There ain’t no black and white. There’s only fast and slow)這讓我想起4年前看過的另一部電影《阿漢正傳》(My Name is Khan),當中另一句對白。Good people. Bad people. No other difference男主角童年時母親進行家教。她在兒子面前畫了兩個火柴人公仔,一個拿着棍子,一個拿糖,再問兒子,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壞人?他毫不猶豫的說,拿着棍子的是壞人,拿着糖的是好人。母親再問他,那麼,哪個是回教徒,哪個是印度教徒?男主角茫無頭緒,說分辨不出來。母親說出擲地有聲的一句:關鍵就是如此,「做好事的就是好人,做壞事的就是壞人,其他都無關宏旨。」(Good people. Bad people. No other difference)如果一個行為要不得,那麼任何族群的人做這個行為,也同樣要不得。我們要批評的是這個行為本身,而不是扯上當事人以外其他並不關連的人。一名祖國同胞做這樣不對的事,不會比起一名香港人做,要來得可惡。不錯,人與人之間,只有一處分別是重要的,那就是做好事還是做壞事,其他宗教、膚色、語言等分別,都無關宏旨。希望大家在公眾場合看到有人做出你認為不當的行為時,大家會想起這番道理。原文載於2016年5月5日《明報》筆陣 美國 種族社群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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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瓶頸:當遇上極右時

最近,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的極右言論,雖然照例的引起一些人的嘩然,但歡迎他的人更是不少;而支持他的,比起傳統的精英和中產,更是一大群弱勢的基層民眾。這對於長期基於善良而促進平等的人來說,是一種打擊。極右力量增加 原因或在國界最常見的解釋是對於平等政策,不接受的人,煽動排外反彈,但這其實不足以解釋右翼興起這個現象。平等性質的政策結果,似乎令極右的力量增加。原因很可能在於一個基礎的問題:國界。平等政策,不外乎追求平等、照顧弱勢。理論上,它是一種合乎社會正義的政策。但是實際執行時,我們會發覺一個問題:被照顧的弱勢者,他們被這樣的政策照顧時,卻不等於他們也會同意這種思想。特別是,他們自己已經有一套自己堅持的思想的時候。我們不能把這些人,視為一張白紙。我們想像一下這樣的情景:有一個國家,我們稱之為「甲國」,她在義務教育中,不斷向她的國民,自小灌輸帝國主義思想,認為世界都應該奉甲國為主。並認為應該消滅別人的語言、文化、宗教,認為其他價值觀沒有價值。並深信弱肉強食,善良的人對他好,並不會知恩圖報,反而視對方為愚蠢。對於異己,除之以後快。這種唯我獨尊的思想,可以稱得上為一種極右的思想。在很多信仰或者國家中,這種思想其實非常常見。這名甲國人,很可能自小已經在信仰或教育下,完全信奉這一套。而他們透過人口流動,例如移民或難民,走進了乙國。因為是移民或難民,所以他在當地,可說是一個弱勢。他們會陷入平等社會所建立的結構中,享受提供給弱勢的房屋、醫療,或者收入津貼。並尊重他們的文化多元,不改變他們的思想和習慣。被平等對待 不等於會平等待人問題是,如果他們的思想和習慣,就是逼別人接受他們的思想和習慣,看不起乙國的制度和社會,甚至鄙視,認為是不道德的呢?他們被平等對待,可是卻不等於他們也會平等待人;甚至他們是以國家或宗教的高度,去鄙視那個乙國的國家、制度、信仰。特別是當這世界上有國界的存在,那些移民去乙國的人,可能在甲國擁有龐大的家族與資產,只是在乙國查不到。乙國因為查不到,在制度上把這些人列為弱勢,而給予對弱勢的援助。可是這些在祖國擁有資產甚至土地的移民,根本就不是弱勢,甚至根本是富人。可是除了美國有可能之外,這世界其他國家,都難以找到一個擁有的東西散佈世界各國的人,真正擁有多少財富。而這樣的人,不少正正是抱着極右思想。一面拿着平等帶來的福利,一方面支持自己所歸屬的帝國統治、鎮壓和征服更多人和土地。他們在別人的社會,是領取福利的弱勢階級;當自己的國家強大後,又可以回去當地主和特權階級。而這些援助弱勢的資源,不僅沒有落入真正的弱勢中,反而助長了一個其他國家的極右,甚至間接變成日後統治、侵略、摧毁這個乙國的資源。這樣,平等不僅沒有促進平等,反而擴大了不平等。諷刺地,想要幫助弱勢,結果幫助了的只是裝成弱勢的極右主義。當大家看到社會上的所謂弱勢者,大張旗鼓的歡迎他的祖國,向自己的社會發動戰爭時,大家的感受可想而知。面對這種矛盾,如果無解,平等思想就遇上很大的瓶頸。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16日) 平權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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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難民問題」的政治價值

「假難民問題」至年初由《東方日報》、政府及建制派連番發功後,終於升格為近來的社會議題。不過,酷刑聲請制度其實自港英時期已經存在,為什麼突然獲得關注?關鍵在於其政治價值,作為西環於立會選舉時的部署。觀乎歷來選舉,建制派一向不善製造議題,往往在輿論戰中落於下風。反而傳統泛民早已擬定議題,把選舉和「梁特首」的連任問題掛勾,作變相公投。加上「行李門」事件再幫一把,打此議題基本上可以話無得輸。中央未就特首連任表態,與其陪同地位超然的「梁特首」欖炒,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早早跳船,由來屆不再參選的葉國謙頂上,以避免再次出現之前新東補選中,周浩鼎連「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也不敢回答的尷尬情況,頓變了半個月低能兒。同時,新東補選亦再次確認了一個事實,之前蔡子強教授提及過的一點,就是建制陣營的動員能力是有限的。由回歸以來,泛民建制的支持度大概都是5成多比3成多,新東補選亦不例外。加上鄉事派自立門戶,建制派面對的選舉問題其實與傳統泛民同樣複雜、困難。在此外圍形勢下,除了要跟鄉事分豬肉外,爭取游離的1成左右選民支持變得更為重要。歷史告訴我們,游離選民不大有明顯的政治取向,往往被受一些臨近選舉前發生的重要事件影響情緒和投票決定,像當年陳水扁選台灣總統的槍擊事件和新東補選前的旺角騷亂。所以,假如臨近選期前出現幾個左右大局的消息,如「梁特首」宣布不再連任,泛民突然失去能夠取分的議題,自然勝算驟減。但,西環怎會就此滿足?它還希望有一個角度能夠刺中泛民的軟肋, 讓其兵敗山倒。目前來看,相信就是成本低,且政治正確的「假難民問題」。難民,無疑是弱者中的弱者,對其開火相對阻力較低,甚至可以得不少支持,畢竟當中有一明顯「我者」和「他者」的分別。梁美芬倡議退出《酷刑公約》、葉劉建議提「禁閉營」、自由黨搞簽名運動… 可見建制派已埋首於社會營造反難民的氣圍,以便在立會選舉中借題發揮。「假難民問題」,所延申指控的不外乎是增加政府財政壓力和搶奪本地人的資源。基建於普世價值和協助難民的往積,傳統泛民如公民黨、工黨,定必被高調追擊,如不斷重提李志喜大律師協助難民的案件和高叫張超雄為「難民之父」。至於本土派,則陷入相類似的尷尬位置。以本土利益為依歸,邏輯上也應傾向反假難民;但現在連民建聯鍾樹根都自行掛上「本土」的招牌,支持反假難民,要與其切割變得困難,甚至令自身本土的色彩變得模糊,掉落泥漿摔角。相反,假若本土派於議題上靠近泛民,則不得不面臨左膠化的指控。不但被本身支持者質疑,而且也會陷入理念和選舉議題上自相矛盾的問題。除非本土派會采取比建制派更激進的倡議和手段(不太可能),否則只可能在此議題上支吾其詞,刻意模糊。總結而言,當傳統泛民還在飲茶吹水、本土派別還在搞銀行戶口、商業登記、大眾還在因為一件行李鬧翻天的時候,請留意一下「假難民問題」的陰霾正在悄悄擴散,隨時於九月立會選舉帶來一場狂風暴雨,禍福難料。文:韋文 歧視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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