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近在咫尺的死刑

生命權相當重要,倘若失去,其他權利亦無從談起。然而,死刑乃國家以剝奪生命的方式懲罰罪犯,此是否符合人權? 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六六年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至一九七六年生效。公約第六(一)條訂明「人人皆有天賦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即使是威脅國家存亡的緊急狀態,締約國也不能限制生存權。 不過,鑑於當年仍有大量國家執行死刑,公約第六(二)條容許死刑,但只限於「最嚴重罪行」,判處死刑的法律必須是「犯罪時有效」,且不違反公約規定。除非是法院終審判決,否則不得執行死刑。此外,公約第六(五)條禁止判處兒童死刑,亦不得對孕婦執行死刑。再者,第六(四)條訂明死囚有權「請求特赦或減刑」。 負責解釋公約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指出死刑「應當是十分特殊的措施」,必須嚴格規定「最嚴重罪行」的定義,並應確保由獨立法庭公平審訊、遵守無罪推定原則、確保被告享有基本保障和「由較高級法庭審查的權利」。[1] 何謂「最嚴重罪行」?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保護面臨死刑者權利的保障措施》訂明死刑只適用於「蓄意致命或其他引起極端嚴重後果的罪行」。[2] 聯合國法外殺人、草率與任意處決特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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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很危險

港鐵發生汽油彈縱火案,全城義憤填膺,人人譴責兇嫌,然見到一些網路留言,令人心寒,鄙人覺得香港確實很危險。 誠然,犯罪者應該受到制裁,然網民提出的方法,令人毛骨悚然,例如:把患者安樂死,終身隔離在精神病院,恢復死刑。這些也許是基於「公眾安全」的良好願望,但請冷靜下來,如果基於有「潛在危險」便把人終身囚禁或殺死,基本上可以殺死任何人。 第一,醫學常識是任何人都有機會患上精神病,今天見不少名人,如詞神林夕、名嘴曾智華、藝人林建明,皆曾有情緒問題,張國榮更是因抑鬱症跳樓自殺,隨手拈來,已經這麼多「我們以往想不到會患病的人」。我們根本不能保證任何人,包括自己永不會患病。以彼等邏輯推論,人人也有傷害人的嫌疑動機,基本上,人人也應判終身監禁或死刑。 不妨從數據著眼,每年香港的暴力罪案,精神病人所佔比例,是極端少數。而有暴力傾向患者,亦從來不足一成。這些也是精神醫學常識中的常識。如果以「對公眾有潛在危險」而隔離或殺死所有患者,我倒認為歧視者對社會潛在危險更大,因為他們可以「公眾安全」為理由,殺掉任何人。 繼續「對社會有潛在危險」人士,今天色情影片大行其道,其中不乏強姦類別,我們不難推測到社會有人潛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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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後仕》:推上死刑台的勇氣

死亡,是人人必經的頭等大事,但除了在哈囉喂,開開死亡玩笑,我們自動禁聲。甚至當死亡變成「死刑」的社會制裁,我們仍是一片沉默。不是因為死亡是禁忌,而是在新聞輕輕的帶過下,死者只簡化成一個冰冷的數字。死,輕於鴻毛。可是,對於所有和這個死者有情有愛的人而言,死,卻是不能承受之重。行刑官的視角新加坡導演巫俊鋒的《身後仕》一反常態,拍「死」大有不同。不像一般電影聚焦於受刑人的拍法,《身後仕》以年輕的行刑官切入。他既是局中人,又是局外人。角色和心理,因此同樣複雜。觀眾從另一個角度,體驗死囚身邊的人的切身感受。香港早已廢除死刑,但其實鄰近的地區如中國、新加坡,仍會處決犯人。電影的開場鏡頭,便迅速勾畫出主角的性格:年輕人艾曼想加入懲教署,面試的時候,他說,只因他想幫助犯過錯的人。人,應該有second chance。真誠對待對犯人、堅持要維修傢俬而不肯拋棄、以前是「爛仔」不過後來「從良」……都反映他是一個善良而正直的年輕人。熱愛生命與謀殺生命但很奇怪,和他相依為靠的姊姊,為什麼極力反對他在監獄的穩定工作?這裏設計了一個小小的謎團,帶出年輕人的秘密,推進劇情,也道出他想進懲教署的真正原因:他想成為死刑行刑官。但艾曼熱愛生命,主張更生,死刑的工作和他的信念,完全相反。於是天人交戰,內心產生極為激烈的衝突。為什麼熱愛生命的人,竟會想當上監獄中幾乎無人肯做的死刑官?純因為好奇?還是因為父親的事,想補償或報復?電影並沒有解釋清楚。或者就如導演所說,因為,看不透的人,永遠最迷人。不過,主角動機不明,無法捉摸,結果令人難以投入,成為了電影的唯一敗筆,甚為可惜。行刑人的困惑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生命,真的擁有生殺大權嗎?這些將要受死的人,真的完全沒有冤枉的可能?販毒的人,真的窮兇極惡,因此罪應至死?電影出色的地方,是拍出行刑人這種不為人知的困惑,直視他們無法迴避的內心詰問。不止年輕的主角迷茫,連經驗老到、表面毫無動搖的行刑官,也無法逃避。他只得尋找理由,試圖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否則如何安心?如何承受殺人的沉重責任?通往死刑的長廊有一幕非常難忘。通往問吊台的監獄通道,燈光昏暗,氣氛抑壓。這時。咚咚的鼓聲在長廊裏迴盪,像死囚的心跳聲,也像他沉重的腳步聲。他臉色蒼白,神色慌張,步伐極緩,直至依稀看見前面行刑人的身影。這時候,他再也無法控制自己,腳一軟,跌坐地上。想到將要發生的事,他的心跳聲和鼓聲越發越響,越見密集……他終於走到了通道的盡頭,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死亡,到底是輕還是重?電影告訴你,死刑永遠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一場人與所愛的悲劇。大眾很輕易遺忘,但家人卻留下難以癒合的傷痛。導演說,電影對死刑存廢,沒有先設立場。不過,從《身後仕》整片沒有仔細說過死囚因何入獄,意思很明顯:這個人犯了什麼罪,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無論這個人觸犯了什麼法律,都不應送他上絞刑台。(圖片由電影公司提供) 影評 電影 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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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外處決,豈可容忍

今年七月起,菲律賓民眾走在街上,有點提心吊膽。菲律賓總統杜特於6月30日上台執政後,矢志要菲律賓「脫毒」,打擊毒品。不過,他採用一個極端的手法,就是將涉嫌吸毒者或販毒者在街頭就地處決,聲稱”All of you who are into drugs, you sons of bitches, I will really kill you”。杜特不單容許警察在未經法律授權或公平的法律程序下就將涉嫌吸毒者或販毒者處決,更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呼籲民眾參與:”If you know of any addicts, go ahead and kill them yourself as getting their parents to do it would be too painful”;直至10月,大約已有3000人於菲律賓被警察和來歷不明的人殺害。法外處決:不經法律程序的處決販毒等罪案固然需要取締,但並不代表就能容許這種不經法律授權或公平法律程序的處決行為存在。國際特赦組織對這種不經法律授權或公平法律程序的處決行為非常關注,認為不能容忍;各國政府按國際法,嚴禁境內煽動暴力和歧視,以及導致暴力加劇的行為。官員命令或默許下而進行的故意非法殺害,視為法外處決,是違反國際法的罪行。聯合國《執法人員行為守則》第三條訂明,「執法人員只有在絕對必要時才能使用武力,而且不得超出執行職務所必需的範圍。」並指出,「使用武器應認為是極端措施……一般說來除非嫌疑犯進行武裝抗拒或威脅到他人生命,而其他較不激烈措施無法加以制止或逮捕時,不得使用武器。」不過,菲律賓政府卻無視國際法以及國際守則,容許警察,甚至來歷不明的人士將他們認為的「吸毒者/犯毒者」殺害。這種法外處決的程序固然有違國際標準,同時亦危害國內無辜者的人身安全。這數個月期間,除了涉嫌吸毒者和毒販,也有圍觀者,包括一名五歲兒童遭殃;亦有報導指,有司機被誤作販毒者而遭殺害。對執法人員的規管,不能鬆懈菲律賓執法人員的紀律一直為人垢病。2014年1月,菲律賓拉古納省 (Laguna) 的一間警署被揭發藏有一間隱密的「酷刑囚室」,囚室還莫名其妙地置有一個輪盤,上面寫有不同的項目,代表了不同的酷刑,據報有44位被捕者曾被迫參與此「酷刑遊戲」,轉動輪盤以決定自己要接受甚麼酷刑。縱使此「酷刑輪盤」被揭發後引起國際廣泛關注,該44名曾被迫參與的被捕人士亦對10名涉嫌參與酷刑遊戲的警員作出投訴。不過至今仍然未有人被追究責任;有評論指,正是菲律賓政府處理執法機關酷刑時這種有罪不罰的文化,令酷刑不能完全消弭。警察具有執法的權力,亦裝備有足以致命的武器,因此對警察執法和使用武器上應當有嚴格的規管,方能令一般市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保障;然而,若果一直縱容犯錯警察而不受處分,一般市民的人身安全又能如何得到保障?而如今菲律賓政府更帶頭縱容執法機關進行法外處決,更有威脅菲律賓市民的生命安全之虞。延伸閱讀: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世界看似和平,其實暗藏酷刑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菲律賓:杜特總統治下 法外殺害事件持續Times: (25 Aug 2016) The Killing Time: Inside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s War on Drugs 死刑 菲律賓 法外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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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殺戮對付殺戮:當政權藉反恐之名對付異見者…

最近出現有關死刑的討論,主要以到底死刑能否有效預防犯罪;上週我們講過,其實並無研究證實犯罪率與死刑有關;而香港自廢除死刑後,犯罪率持續下降。不過,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國家權力的問題:到底為何一個國家政權能夠有權宣判及執行死刑,將剝奪市民生存權變得合法?當出現濫用情況時,作為一般小市民,生命和權利有能得到甚麼保障,特別是死刑一旦執行,就不可挽回——而事實上,死刑受到政權利用打壓異已或用作恫嚇手段,殘害無辜市民的例子,比比皆是。巴基斯坦:在絞刑台痛哭的15歲少年死囚巴哈杜(Aftab Bahadur)站在巴基斯坦法庭等候判刑那一刻,他才15歲;隨後他被指謀殺三人罪成,被判處死刑。在死囚牢中折騰了24年後,最終於去年六月在巴基斯坦的拉合爾監獄被絞死。在行刑前的一刻,巴哈杜在絞刑台痛哭:他一直堅持自己的清白:當年審訊,是被警察毒打後才於庭上認罪;他的「同黨」亦承認,是因為受到警察的毆打,才於庭上作供指控巴哈杜。在巴基斯坦,巴哈杜是去年326名被處決的死囚之一。該國本來已暫停執行死刑多年,但自去年塔利班槍手闖入校園屠殺百多名師生後,總理隨即恢復執行死刑;2015年共處決326人,是國際特赦組織在該國錄得的最高紀錄;當中有不少人曾被反恐法庭定罪。以反恐之名大幅增加處決,並非巴基斯坦獨有。根據國際特赦組織於今年三月出版的《全球死刑統計報告 2015》,伊朗及沙特阿拉伯分別增加了31% 及76%的處決數目,伊朗至少處決了977人,而沙特阿拉伯即至少處決158人。但當中有多少位,像巴哈杜般含冤而逝?沙特阿拉伯:抗爭三兄弟被屈打成招曾參與阿拉伯之春示威的Ali al-Nimr曾參與阿拉伯之春示威的Ali al-Nimr 於2012年被捕,當時他年僅17歲,其後以12項控罪包括參與反政府示威、襲擊安全部隊、持有機槍和持槍行劫被起訴。他的另外兩位兄弟,上庭時也同樣只有17及16歲。三名少年均是經毒打後認罪,於2014年被判處死刑;三人後來表示曾遭毒打才認罪,但法庭拒絕重審。其實早於今年一月,Ali al-Nimr的叔叔Nimr Baqir al-Nimr,一名積極爭取於沙國推行全面普選以及經常對政府作出批平的民運人士,亦與另外46人一起在同一天被處決;他們一家是當地的穆斯林少數族裔,經常被歧視或騷擾。這三名曾上街參與抗議示威的少年都非常害怕,自己隨時有機會被處決。很明顯,沙特阿拉伯政府意圖利用大規模的處決以阻嚇人民反對政府,而對於案件內發生的濫權,包括屈打成招、不公平審訊等卻視若無睹。中國以死刑嚴打「恐怖組織」至於中國,則繼續利用死刑「嚴打」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內的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組織。據悉,2015年有3名維吾爾族人士於雲南省被處決,他們因謀殺及領導「恐怖組織」被定罪,並被裁定與策劃2014年襲擊昆明火車站襲擊的5名人士有關,該次襲擊導致31人死亡。有報導指,該次襲擊原於維族人不滿中國政府偏袒漢人的政策,以及對他們持續的打壓而造成;而中國政府藉今次的襲擊,進一步向維吾爾族人士進行鎮壓,到底是治標,還是治本?去年,中國採取了幾個步驟去加強保護死囚的權利及防止誤判。1月時,最高人民法院發出新指引,促成辯方律師參與有關案件死刑判決的最後評審。9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及司法部共同發出另一份指引,保障辯方律師能無限制地接觸他們的客戶,及能更廣泛地參與警方的調查。但是這些保障,並未包括與國家安全、恐怖主義及貪污有關的案件——是以,去年維權律師被抓捕時,未能與家人聯絡及會見律師,亦被當局以「國家安全」為由搪塞過去。以暴易暴,愈反愈恐根據《全球死刑統計報告 2015》,全球不少國家政府均使用死刑以回應及防範國家及公眾安全的威脅,包括中國、伊朗、黎巴嫩、北韓、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國(西岸及加沙地帶)、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相關罪行包括不同形式的「叛國」、「危害國家安全」、「質疑領導政策」、「勾結外國勢力」、「間諜活動」、參與「叛亂運動和恐怖主義」及其他「危害國家的罪行」,無論是否導致人命損失,都被判處死刑。另外,更有國家對犯案時未滿18歲的人士判死刑,有違國際法律及標準。當政權掌握剝奪人民生存權的權力時,是真的能消除罪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抑或只是淪為其打壓異己的工具,最後是真的保障人民,還是只是讓無辜者受害之餘,卻又只是令「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一直延續下去?延伸閱讀:國際特赦組織:“My heart is exhausted”: A mother’s story of death row in Saudi Arabia國際特赦組織全球死刑報告2015 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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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是打擊犯罪的靈丹?

死刑在不少香港人心目中,似乎是很遙遠的事 – 事關香港早已於1966年停止執行死刑,更於1993年全面立法廢除。不過近日台灣的「小燈泡」事件,在台灣掀起關於死刑的激烈討論;我們在香港通過社交媒體也能隱約感受到這討論的溫度,然而總覺難以參與其中;不過,原來相似的討論,在二十多年前也曾在香港出現。香港廢死後,犯罪率持續下跌九十年代初的香港,以重型武器行劫的案件十分猖獗,當時香港已停止執行死刑多時,這些案件掀起社會熱烈討論應否恢復執行死刑;當時也有支持死刑的人士認為,死刑可以減少犯罪。不過,最後立法局以香港作為文明的社會、死刑沒有阻嚇作用、考慮到被冤枉定罪的個案等理由,於1993 年 4 月 21 日以大比數通過廢除死刑。這二十多年來,香港的犯罪率一直下跌,有關兇殺案的犯罪率,由1993年的86宗,跌至2015年的22宗。而每十萬人口的罪案率則由 1993 年的1394.9 宗跌至 2015 年的 910 宗;這正正反證了不少人單向地一口咬定,廢除死刑必導致犯罪率上升的說法。國際特赦組織反對所有死刑執行和判決,因為死刑是對人類生存權最赤裸的剝削;生存權與免於酷刑的權利一樣,是絕對的權利;我們可以容許國家政府於合法的情況下限制一個人的人身自由以作罪行的懲罰,但絕對不能容許一個政府剝奪人民的生命權;這種剝奪生存權的行為是無法回復的 – 若有無辜者遭處決,就是不能挽回。死刑誤判,比比皆是在我們經常說無辜者死一個都嫌多時,事實上死刑的誤判比比皆是。例如於日本,曾當職業拳擊手的袴田巖因被指犯下1966年的一宗殺人縱火案而遭判處死刑;袴田巖指自己受到嚴刑迫供,提出上訴,不過上訴於1980年遭駁回;此後,袴田一直活在可能被處決的驚恐中;而幸好他的死刑一直未有執行,最後於2008年,被告律師向靜岡地方法院提出第二次聲請再審終獲受理,而2014年靜岡地方法院因此案疑點甚多,包括於案發現時發現的血衣與被告身形根本不符等,判決袴田無罪釋放。而台灣亦於90年代發生一宗誤判死刑的個案;1996年,於台北市的空軍營區內,有一位五歲女童被發現遭姦殺身亡,引起社會輿論譁然;當時是台灣空軍士兵的江國慶未能通過測謊檢測,被送至禁閉室,並於受到酷刑逼供的情況下寫下自白書。江國慶後來被判處死刑,上訴後亦維持同樣判決,於翌年執行,江國慶當時只有21歲。直至2011年,警方對該案重新檢視證物,發現該案兇手應為另一人,而江當年的自白書亦疑點重重。根據台灣新通過的《刑事補償法》,政府需向江的家人賠償近億元台幣(即約2千5百萬港幣)的撫慰金。這些誤判,一宗也嫌多。廢除死刑乃世界趨勢國際特赦組織剛發表的全球死刑報告中發現,雖然全球死刑處決人數正在上升,不過於2015年,斐濟、馬達加斯加、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蘇利南等四個國家先後修例徹底廢除死刑,而蒙古廢除死刑的新刑法亦將於 2016 年生效;不同國家對死刑的態度趨向兩極 – 一方面愈來愈多國家廢除死刑,但少數仍堅持死刑的國家的執行情況就變本加厲;2015年處決人數最高的中國和伊朗,每年仍處決超過或接近1000人。到底死刑制度會否淪為政權控制人民自由的工具,不少人士對此亦存有擔憂。因此,我們亦支持全球各國全面廢除死刑,不要讓政府擁有剝奪人民生存權的權力。延伸閱讀新聞編輯作業用平台:江國慶案懶人包國際特赦組織全球死刑報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全球最長冤獄 當上48年死囚的袴田巖 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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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別失去你自己

台北內湖女童案再度讓死刑議題在台灣受到關注,新興崛起的「第三勢力」政黨時代力量在案件發生後翌日(3月29日)早上火速召開記者會https://youtu.be/4WM9nTtTB2g,黨主席黃國昌表示,時代力量選前針對14個重要議題提出的政見,並沒有包括「推動廢除死刑」,變相強調他們從來沒有主張推動廢除死刑。作為一名生活在對岸的香港人,我其實沒有甚麼資格對台灣的政治說三道四。在這個時間辯論死刑的存廢,或許亦模糊了案件的焦點,無助解決問題。但由於今次事件實在值得所有從政者借鏡,所以我還是想表達一下自己的意見。由於香港仍未有民主政制的緣故,我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憧憬,亦曾經兩度到台灣觀察選舉。在今年1月,我亦見證著時代力量這三位「政治素人」當選成為立法院立法委員。可是,他們近日急於與「廢除死刑」劃清界線的行為,以及他們流露出來的政客面孔和語言偽術,實在令我感到失望。當一個「素人」參與選舉、走入了建制之後,原來便會漸漸變成投機政客,忘記掉從政的初衷嗎?究竟民主政治,能否促進人權呢?攝於2016年1月,筆者出席時代力量的造勢大會在2010年(當時時代力量還未成立),時代力量黨主席黃國昌曾經聯署「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公開信。於2010年至2014年期間(當時時代力量還未成立),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曾擔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積極推動人權。他在當選立委之後,曾出席一個台歐人權法制交流研討會(2016年3月1日),他在會上表示,自己長期支持廢除死刑,希望其他立委可以勇敢站出來,一起反對死刑。另一位時代力量立委洪慈庸,也曾於2015年3月公開表示:「絕對無法支持死刑,且不忍心再將痛苦加諸在另一位家人身上。就過往紀錄而言,時代力量的三位立委皆曾表達支持「廢除死刑」,所以我一直以為時代力量是一鼓新興的進步力量,在同志平權、 廢除死刑、稅制改革等議題上,都會站得比傳統政黨更前。可惜,台北內湖女童案成為了一面政治照妖鏡,照出了時代力量對政治信念的堅持有多大。在數天前的記招上,雖然林昶佐和洪慈庸仍強調死刑無法解決問題,但他們三人的態度,特別是黃國昌,已經告訴大家,時代力量不會(或從不)推動廢除死刑。那麼因為支持廢除死刑而投票給他們的選民,是不是被出賣了嗎?為何一個從政者可以突然拋掉自己的原則?從政者的道德勇氣去了哪裡?攝於2016年1月,筆者出席時代力量的造勢大會當你發現社會輿論好像與你的政治信念有所不同,你會怎樣面對?你會堅持信念,選擇說服群眾,抑或是盲目跟從所謂的「輿論」呢?這是每名從政者都要思考的問題,究竟你是為了實踐政治理念而從政,抑或是為了議席和選票而從政呢?兩者在大部份時間下,可能沒有衝突,但當你變得不敢捍衛自己的主張、不敢講自己所相信的說話,甚至改變立場,那就是成為投機政客的開始。你將會變得面目模糊,失去了你自己。希望這次只是時代力量的一時迷失,而不是民主的迷失。最後,我以曼德拉的故事作結。1996年,一項民調顯示僅有7%的南非民眾反對恢復死刑,但當時曼德拉仍堅持自己的政治理念,在執政期間廢除南非法律上所有死刑。他曾經表示「犯罪問題的解答是終結僥倖文化,而不是死刑。必須讓犯罪者認為可能會被逮捕、起訴和懲罰」(The answer to the crime problem is not the death penalty, but rather ending the culture of impunity. Committing a crime must bring the certain prospect of arrest, prosecution and punishment.)「死刑已經不是合法的刑罰。我非常理解大眾因為欠缺資訊而有疑慮。我們的任務是深入民間動員,並且說明降低犯罪率應採行的策略」(”We have outlawed the capital sentence. I appreciate the concern of the public, which is due to a lack of information. Our task is to go to the grassroots to mobilize them, and to indicate the strategies that should be adopted if we are going to reduce the level of crime”)雖然曼德拉的做法好像是逆民意而行,但或許他是寧願接受選民在下次選舉中「vote him out」,也不會放棄自己的政治理念,不會在大事大非的議題上作出退讓,這就是政治勇氣的表現。在2005年,一份民調顯示南非民眾有72%認為應該恢復死刑,證明有越來越多的人認同曼德拉的理念。 台灣 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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