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光:大哉李銳

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在醫院度過一百零二歲的生日。過百歲的老人,見盡歷史滄桑,親身經歷了中共最重要的黨爭:大躍進時的廬山會議,毛澤東與彭德懷的鬥爭,死裏逃生,得享高壽,是大時代的倖存者和見證者。回首往事,思潮起伏,是非分明,更奇妙的是:他的廬山秘書歲月,輾轉留存了一本現場紀錄;當政治風雲過去,他把握機緣寫下了《廬山會議實錄》,記下了毛澤東、彭德懷及其他領導人的說話,真實地呈現了歷史的是非曲直,誰是梟雄與英雄,誰是野心家與風前柳,尊賢賤不肖,盡在李銳書。李銳筆下的彭德懷,批評毛澤東的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病,惹怒了龍顏天威,下場極為悲慘;即使罷官歸田,仍難逃文革大禍,被紅衛兵揪鬥了數百場,最後成為一個號碼:145,在病牀含恨而終,留下鐵骨錚錚的遺言:「我的一生有許多缺點,但從沒有過陰謀,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聲,問心無愧。」毛澤東是廬山鬥爭的勝利者,將一場經濟路線的爭論,升級為階級路線鬥爭,但政治的權術、謀略與誣陷,不能改變經濟的客觀規律,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萬人,歷史誰對誰錯,是非早已分明,但毛澤東不甘失敗,發動了文革,讓中國再死二千萬人,那是怎樣深重的罪孽啊!當歷史快到忘卻的邊緣,幸好還有李銳,仔細地記錄了歷史的真貌,讓人間的公義長存;更不止此,他在六四前夜,公開反對鎮壓,往後更呼籲民主憲政,盡顯老一代革命者的良知。赤子之心,春秋之筆,大哉李銳,願他健康長壽。[張文光 cheungmankwong@ymail.com]PNS_WEB_TC/20180421/s00193/text/152424721070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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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還原軍人血肉之軀

中國大閱兵,電視鏡頭所見,男女士兵大多是單眼皮,身高亦接近,頗似倒模出來的人肉玩具。 可惜在所謂「軍事機密」的保護罩下,我們對軍人的big data所知甚少,沒法得悉數百萬官兵的詳細資料,譬如說,籍貫的地域分佈、教育的高低程度、身高的長短差距,以至日常生活的消遣喜好等等,箇中數據其實對「什麼是軍人」和「如何打造軍人」之類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甚有幫助。軍人,再威武,終究是人,是人便值得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探究,在神秘面紗背後,理應還原他們一個血肉之軀。 中國近代史上的軍人,或南或北,都出過不少英雄梟雄。蔣介石祖籍江蘇宜興,據他在日本振武學堂留下的量度紀錄,身高一米六九,在那年代不算太矮。孫中山是老廣,是文人並非武將,照片顯示他比蔣介石矮了半個頭,大概有一米六,後人曾把蔣說成一米八,又把孫說成一米七,皆為尊諱誇大,把牛皮吹到死人身上,對歷史真相踩在腳下。 蔣介石有個老戰友和老對手叫做馮玉祥,安徽人,生長於直隸,天生身長手長腳長,《時代》雜誌訪問過他,說他身高一米八三,站到蔣介石旁邊,把他壓下去了。但又有人把馮玉祥壓下去。此公名叫吉鴻昌,河南人,原屬馮玉祥手下的西北軍,好打得,他的部隊有「鐵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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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年代:中學生煉鐵/為了毛主席 我拗柴

一九五八年我考入廣西梧州高中讀書,學校前身是成立於一九○五年的冰井學堂,有一百多年校史,後曾為廣西大學的附屬中學,進而衍化為梧州高中,簡稱為「梧高」,是廣西省的重點中學之一。想不到是年九月剛進梧高,就遇上全民大煉鋼鐵。「出鐵嘍!」高年級的師兄師姐,在禮堂對開的地坪,砌了幾個「小高爐」煉鐵。高個子的鄭校長,上身穿運動背心,下身穿著陰丹士林藍「大底衩」,頸搭毛巾,足踏木屐,手持兩米多長的鐵鏟,戴一副黑眼鏡,瞅着「1號高爐」旁開豎立的一塊小黑板,上面用粉筆寫着煉鐵的配方:鐵礦多少、鐵種多少、焦炭多少、木炭多少……高爐旁的空地放有一個磅,有專人將各種材料放進篸簊,稱了重量用紙標記好,以便使用時迅速投料入爐。他用濃重的河南口音吆喝道:投料!高年班渾名雷老虎的高爐組長,帶領幾個健碩的男同學,迅速按比例投料入爐。鄭校長再吆喝:鼓風!霎時間電動鼓風機和人工手拉風箱一齊啟動,幾個負責拉風箱的同學輪翻換手,保證人停機不停。剎那間土高爐火光熊熊,劈啪作響的火星和煙塵籠罩高爐附近的上空,熱浪逼人,人們灰頭土臉,汗流浹背,身上沾滿黑色塵土,活脫脫一群包黑子。鄭校長和高爐組長雷老虎不時打開瞭望孔,觀察鐵水熔化情况,憑「經驗」估測鐵水熔化時刻。約莫一個小時左右,他大吼一聲;出鐵嘍!雷老虎也跟着吼起來;出鐵嘍!他們用鐵鏟捅開高爐出水口,烈焰熊熊的鐵水流進枕型砂模槽,瞬間定型成兩塊火磚大的鐵錠,顏色很快由紅轉為灰黑,與其說是鐵錠,不如說是鐵疙瘩,用鐵鉗、鐵鏟將它移過一邊,與先前的成品匯集成堆,無人檢驗其成分,一堆「成品」就堆放在此,日子有功,不幾天就堆成了鐵錠小山。鄭校長的笑臉,流着涔涔的汗水,像是一朶綻放的黑牡丹。據說鄭校長是老革命,軍人出身,從北打到南,來到廣西南寧,轉到地方財貿系統,在劉少奇主政時,曾滿腔熱誠地上過萬言書,闡述他發展經濟、搞好財貿工作的理念,不料「貼錯門神」,不但不受賞識,還被貶到小城市作中學校長。煉鐵時用到的「鐵種」,那才是真正的鐵。同學們響應學校號召,從各廢料堆搜尋鐵器的邊角料,不少人將家裏的生鐵鼎鍋、生鐵炒鍋拿回學校,砸爛作「鐵種」。更有甚者,有人將家中老式欖形鐵拉閘門拆下,用鋼鋸截短,充當「鐵種」。根據國家統計局估算,一九五八年在公布完成的1,108萬噸鋼中,合格鋼只有800萬噸;1,369萬噸生鐵中,合格品只有953萬噸;土法煉鋼,虧損達50億元。我們是剛入梧高的低年級新生,我們的任務是到郊區扶典鄉去挑木炭。從梧高到扶典鄉約七公里,再走三公里才到燒炭場,全程約十公里,來回二十公里。 沿途除坭沙公路外,還有礫石路,道路很不好走。去到燒炭場,看到一堆堆燒好的及未燒透的木炭,也看到被砍伐成堆大小不一的樹木段,放眼山上,到處都是砍伐過後的樹樁,若要恢復青山舊貌,非要幾十年不可。那時我們大約十五六歲,許多同學從來都沒走過這麼遠的路程,每人挑着二三十斤重的木炭,搖搖晃晃魚貫而行。那時我很瘦弱,又有「鴨乸腳」(平踱足),在礫石路上踽行,不小心踩着一顆石子,右腳一歪就「拗柴」(右足踝關節外韌帶挫傷),右腳眼局部立即紅腫,劇痛入心,我被迫坐在路邊歇息,看着挑炭緩緩前行的同學,心急而徬徨,不知如何是好。這時領隊的班長陳國生同學走來,看了看我的腳,随即把我挑的炭分攤給幾位同學,又請人將我的畚箕及扁擔給帶走。然後背朝我蹲下來,要揹我走,我不肯讓他揹,他說你走得了嗎?這段路不好走,我將你揹到平路上,才讓你慢慢走。無奈之下,只好聽話。陳國生同學大約一米七高,身材墩厚壯實,同學們親切地稱呼他為「大叔」。他揹了我約一公里,涔涔流汗,走出礫石路後才放我下來,拗了一根粗樹枝,讓我柱杖慢行回家。在危難時獲人相救,大恩大德我銘記一輩子。一九六一年我們梧高畢業,陳國生同學服從國家需要參了軍,沒有參加高考,他便和我們分別了。後來聽說他隨軍調動,去過蒼梧縣武裝部、廣西軍分區,上了南寧市,同學們都與他失去聯繫。五十三年後,二○一四年十月同學聚會,當得知一位姓黎的女同學知道他的下落時,我立即撥通了他的電話,朗聲高呼:「大叔你好!」回顧他的俠義相助,得人恩典千年記!他笑道小事一樁,何足掛齒;我現在退休了,弄孫為樂,生活幸福愉快。(世紀版編按:毛澤東逝世40周年,有人排長龍擠進紀念堂拜祭,有人憶起痛苦記憶。親歷毛年代的羅啟明,憶述當年煉鐵歲月,今明兩天(註:即2016年9月12及13日)連載。)文:羅啟明原文分載於2016年9月12、13日《明報》世紀版 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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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回憶錄 談歷史教訓

最近看了許多回憶錄,有正面的、反面的,有本港的,有內地的。羅海雷寫他的父親羅孚(羅承勛),周恩來的衛士寫周總理,此外有羅瑞卿的兒子羅宇(也是狄娜的丈夫)寫的一本。還有四人幫爪牙的《戚本禹回憶錄》。這些書都有若干政壇內幕,也有引人入勝的故事。不過其中情節真真假假,有為自己的歷史塗脂抹粉的。最惡劣的就是戚本禹的兩大本回憶錄,在扉頁大書「謹以此書紀念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文革已為中共中央決議中確認為一塲浩劫,這家伙還敢於為文革招魂,真是可惡之至﹗功過三七開其實,俗語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世界上不少偉大的人物,都是既有功勛,也有缺點,哪有偉大到了極致?自奉為世界無產革命領袖的斯大林,死後還不是被揭發也是一個暴君,鎮壓反革命擴大化,殺了多少無辜的革命幹部和無辜平民﹗毛澤東生前說過,他死後能得到後人評價他三分錯誤,七分成績就很不錯了,即所謂七三開。毛去世已經40年,至今還不能說已經論定。有受害者認為他是一個暴君,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害死了多少人!但也有人認為他開國有功,成績是主要的。總之,歷史人物,要加評說不容易。秦始皇逝去逾千年,又如何評說?對人,特別是對時代有影響的人物,歷史上的評價總有反覆,要作定論不容易。隨着歷史資料的發掘和重現,對一些偉人的評論也就有了變化。不過,對毛澤東的三七開的論定,卻是可以「下錘」了,因為這是他自己生前自評的。當然,對毛澤東的對錯三七開的評論還是有爭議的。是三分錯誤,還是七分錯誤?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從肅反、三反、五反、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毛澤東倡導和發動的,都不免有過左的成分。歷年從內地跑來香港的人及其後代,都會對內地的政治運動抱有反感,因此對毛澤東也就與官方的評價有不同的看法。這也難怪,身受其害的與冷眼旁觀的感受當然大不相同。蓋棺未定論所以,說毛澤東是三分錯誤還是七分錯誤?中國人民的看法與官方評定頗有距離,現在還不好妄下結論。中共中央當年作出的決定,還是有爭議的。所以當年鄧小平說作出的決議,只能是「宜粗不宜細」。因而連他也說,1957年反右鬥爭以後,毛的「錯誤就愈來愈多了」。甚至犯過「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他又說,如果否定了毛,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麼亂糟糟的一段時候,也不能說是一無是處。比如,外事工作就取得很大成績,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1971年7月美國基辛格訪華,同年聯合國決定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之後,尼克遜總統訪華,中日恢復外交關係,這些都是成績。鬥劉少奇 搞大運動說起鄧小平,人們記得的是,他對毛澤東說過「永不翻案」。這個永不翻案,是對毛澤東在解放後的一切過左的行動不加翻案,還是對鄧的評價和處分不翻案呢,這就不知道了。上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大談「階級鬥爭」,準備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對劉少奇指出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強烈不滿,準備要鬥倒劉少奇。為了鬥倒一個人,鬧了這麼大的一個運動,一個害死逾百萬人的悲劇,這才是真正的浩劫。俱往矣,讀回憶錄,就是要汲取歷史教訓,中國現代史的歷史教訓可多着,但人們汲取教訓了嗎?也許還要再待後人來評價吧。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8月6日) 書 毛澤東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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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展示不惜一戰的決心

南海仲裁之荒謬,縱有義憤填膺,敵愾同仇之慨,但卻又千言萬語,欲說無從。現實是,中共內鬥天下無敵,面對外侮卻軟弱無力!現實是,中共似乎也忘記了南海的名字,從來都是南中國海!首先要說明一點,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航行自由」只適用於公海。《公約》第八十六條列明,「本(公海)部分的規定適用於不包括在國家的專屬經濟海域、領海或內水或群島國的群島水域內的全部海域。」這包括第八十七條提到的「航行自由」。也就是說,打着維護「航行自由」旗號的美帝,不獨否認了大陸的「九段線」,也同時宣布包括菲律賓、越南等東南亞諸國,不擁有南海的主權。這與南海仲裁結果同樣荒謬,自相矛盾。由菲律賓單方面設立的臨時南海仲裁庭,七月十二日公布的所謂仲裁結果,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卻又啼笑皆非。一方面以現狀推翻歷史,宣布「九段線」無效。但卻同時以歷史否定現狀,宣布太平島是礁不是島。當鳳凰衞視記者拿着美國刊印,標示着太平島是「Island」的地圖,在記者會上質問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時,副發言人為之語塞,一時間啞口無言。有意思的是,聯合國七月十三日隨即透過官方微博澄清,與南海仲裁庭沒有關係。國際法院官網亦澄清與南海仲裁無關,更指出此案由「(海牙)常設仲裁法院提供秘書服務的一個特別仲裁庭」負責,不屬於國際法院或其他聯合國系統司法機構,其裁決不能依照《聯合國憲章》而申請強制執行。常識告訴我們,仲裁也者,是爭議雙方事前同意接受結果,才會共同尋求第三方仲裁。說到底,這次的臨時南海仲裁庭,是由菲律賓出面成立,美帝背後策劃,日本執行的圈套。這個庭屬臨時性質,因為得出所謂的仲裁結果後,便會解散。而由於大陸不參與,所以全部費用由菲律賓一方承擔。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寫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說過:「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是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因此,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鬥爭,……把他們打倒,制裁他們的犯法行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然後,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條件下和外國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假如毛澤東或鄧小平(或同級數人物)仍在,又會如何應對這宗「完全欺凌」事件呢?答案很清楚:不惜一戰!一九七四年一月,當時南越的軍艦竄入西沙永樂群島海域,向甘泉島上的五星紅旗開炮射擊,打死打傷中國漁民。一月十七日,越軍在金銀島登陸,強佔甘泉島。當天深夜,周恩來和葉劍英向毛澤東提出應通過加強巡邏及其他相應軍事措施,保衞西沙群島。毛澤東在報告上批下兩個字:「同意!」並指出:「看來,不打一仗,不足以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一月十九日,成立了由葉劍英、鄧小平等六人組成的領導小組,指揮西沙海戰。當時南越四艦總噸位超過六千噸,中國四艦總噸位不過約千七噸,僅有小口徑火炮十六門。雖然實力懸殊,但卻是中方大勝,收復了珊瑚、甘泉、金銀三島。當日下午約二時,收到前線捷報後,葉劍英連聲說「打得好!」鄧小平掐滅香煙,說「我們該吃飯了吧?」今天,台灣總統蔡英文第一時間派戰艦赴太平島。而大陸仍在叨叨絮絮,還與美國一起軍演。現在需要的可不是軍演,而是展示不惜一戰之決心!不知道老毛泉下有知,此刻又會否向習李批出「同意」二字呢? 毛澤東 南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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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毛澤東遇上六四事件

各位讀者見到上面這個標題,大概十居其九都會先入為主地以為筆者嘩眾取寵,居然在一份著名的知識分子大報上惡搞穿越,玩弄歷史,欺騙世人,應受唾罵,對吧?不過筆者相信只要論據充分,何妨暫時拋開正統史學,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基礎上,多角度分析研究爭議性問題,擺脫沉悶的線性思維,為血腥沉重的血淚史注入一點活力與新養分,相信反而有助於回過頭來,進一步看清主流歷史的對與錯。這總比因為27年前那段歷史太沉重血腥,認為與身處的時代格格不入,缺乏興趣繼續關注,從而令當權者鬆一口氣,要來得有意義吧?「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一個忘記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對於陸續有人一朝得志,忽然忘記,又有人不斷宣揚,要求新世代主動跟27年來偉大的民間抗爭運動及其歷史切割,不應再用傳統無意義的方式悼念民主先烈,以此作為世代交替先進性的標誌,來彰顯其本土自主意識的獨特,那請先讀一讀上述兩位先哲的金句,再從普世價值和人類良知的角度,獨立分析、撫心自問,自然就不會人云亦云。今年是毛澤東去世及其領導的文革結束40周年,而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發生在這之後13年。所以在現實世界中,兩者當然不可能在同一時空中相遇,由毛澤東決定這場自發民主運動的結局。但不妨從毛的性格及其講過、做過的事,去研究毛、鄧二人,在對待群眾運動時的手法,到底會否相同?毛害怕一開槍萬劫不復2015年4月24日,筆者在本報神州論壇〈牢記六四 毋忘四五〉一文中,已簡介了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民主運動中,毛澤東只是下令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負責清場行動。面對200多萬聚集民眾,官方只動用1萬名首都工人民兵、3000名民警、1600名北京衛戍區步兵。以銅頭皮鞋、皮帶、木棒作武器,抓獲388人,拘捕了其中十分之一人,打傷了數百人。其間沒有人帶槍,當然由始至終未開一槍。這是偶然的嗎?非也,早在1950年代反右運動,其實已提前反映出毛澤東將會在19年後結束事件的底線。他當時的講話就是最好的證據。1957年1月毛在內部講話中曾警告說:「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作者按:筆者在去年4月3日本報神州論壇〈段祺瑞侄孫(六四)被殺 成大時代縮影〉一文,已嚴肅否定了這一以訛傳訛的主流說法),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這段話清楚表示毛尚有自知之明,十分害怕一開槍萬劫不復,從此威信掃地。他認為黨外勢力就是要逼他走這一步,所以絕不能上當。還有沒有更早的證據呢?當然還有。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在《炎黃春秋》前社長杜導正所著《趙紫陽還說過什麼?》有云:「1990年9月27日上午,蕭克一位秘書對他說,去年六四時,蕭克等7位老上將上書中央,反對開槍鎮壓。那時我們在蕭克身邊,七上將上書後,仍有幾位上將來電要簽名。我們答:你們自己上書吧。蕭克在旁補充說,王平也上書了,是單幹。他說,事後李先念給張愛萍打電話,說國家已到生死關頭,不開槍不行。張愛萍答:我沒感到什麼生死關頭。以後王震打電話給張愛萍批張上書事。張答:我是接受歷史教訓的。東北解放戰爭時期,老百姓哄搶我軍繳獲的軍用物資。我們急電中央,請中央指示能否開槍。毛主席答:你們這是要中央承擔開槍的責任,辦不到!要不要開槍?你們自己決定。這位秘書說,蕭克上書後,心情非常沉重。6月3日夜聽到大街上槍聲大作,蕭克難過地說:這下完了!以後兩餐飯吃不下去。」這一段既有歷史,又有歷史中的歷史精彩內容,進一步把毛在建國後反對動用軍隊向人民開槍的歷史加以旁證,並把時間再前伸到約1948年建國之前。為什麼他在這一點比鄧小平英明?也比鄧小平害怕呢?原因在於毛的封建帝皇思想比鄧嚴重得多,對中國歷史認識也深刻得多,至死前仍在看《明史》、《二十四史》,自然明白中國歷史遍佈農民起義,明白農民這樣的水能載中共的舟,亦能覆中共的舟,所以才不敢向人民開槍,更遑論動用坦克了。精於借刀殺人 更具封建色彩但毛不直接開槍,卻精於借刀殺人,文革中發動工農和學生鬥垮官員、知識分子和右派,更具有封建色彩。故此兩人處理群眾運動孰優孰劣,實無從說起。只能說毛若能活到六四,天安門應該真的不會死人,但事後大規模監禁、批鬥、勞改,情况不一定更好。至於傳聞雨傘運動中,當局沒有開槍的原因,其實上面已多少能找到答案。不過如果勇武抗爭是把成功寄託在這樣的浮沙之上,只能說太天真太儍。還是那一句,要抗爭就要知己知彼,先好好學習中國古今歷史吧。自以為跟歷史劃清界線,文革早已發生過,結果就是被毛澤東利用了10年。希望下一個10年不會這樣。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11日) 六四 毛澤東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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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毛澤東遇上六四事件

各位讀者見到上面這個標題,大概十居其九都會先入為主地以為筆者嘩眾取寵,居然在一份著名的知識分子大報上惡搞穿越,玩弄歷史,欺騙世人,應受唾罵,對吧?不過筆者相信只要論據充分,何妨暫時拋開正統史學,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基礎上,多角度分析研究爭議性問題,擺脫沉悶的線性思維,為血腥沉重的血淚史注入一點活力與新養分,相信反而有助於回過頭來,進一步看清主流歷史的對與錯。這總比因為27年前那段歷史太沉重血腥,認為與身處的時代格格不入,缺乏興趣繼續關注,從而令當權者鬆一口氣,要來得有意義吧?「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一個忘記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對於陸續有人一朝得志,忽然忘記,又有人不斷宣揚,要求新世代主動跟27年來偉大的民間抗爭運動及其歷史切割,不應再用傳統無意義的方式悼念民主先烈,以此作為世代交替先進性的標誌,來彰顯其本土自主意識的獨特,那請先讀一讀上述兩位先哲的金句,再從普世價值和人類良知的角度,獨立分析、撫心自問,自然就不會人云亦云。今年是毛澤東去世及其領導的文革結束40周年,而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發生在這之後13年。所以在現實世界中,兩者當然不可能在同一時空中相遇,由毛澤東決定這場自發民主運動的結局。但不妨從毛的性格及其講過、做過的事,去研究毛、鄧二人,在對待群眾運動時的手法,到底會否相同?毛害怕一開槍萬劫不復2015年4月24日,筆者在本報神州論壇〈牢記六四 毋忘四五〉一文中,已簡介了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民主運動中,毛澤東只是下令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負責清場行動。面對200多萬聚集民眾,官方只動用1萬名首都工人民兵、3000名民警、1600名北京衛戍區步兵。以銅頭皮鞋、皮帶、木棒作武器,抓獲388人,拘捕了其中十分之一人,打傷了數百人。其間沒有人帶槍,當然由始至終未開一槍。這是偶然的嗎?非也,早在1950年代反右運動,其實已提前反映出毛澤東將會在19年後結束事件的底線。他當時的講話就是最好的證據。1957年1月毛在內部講話中曾警告說:「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作者按:筆者在去年4月3日本報神州論壇〈段祺瑞侄孫(六四)被殺 成大時代縮影〉一文,已嚴肅否定了這一以訛傳訛的主流說法),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這段話清楚表示毛尚有自知之明,十分害怕一開槍萬劫不復,從此威信掃地。他認為黨外勢力就是要逼他走這一步,所以絕不能上當。還有沒有更早的證據呢?當然還有。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在《炎黃春秋》前社長杜導正所著《趙紫陽還說過什麼?》有云:「1990年9月27日上午,蕭克一位秘書對他說,去年六四時,蕭克等7位老上將上書中央,反對開槍鎮壓。那時我們在蕭克身邊,七上將上書後,仍有幾位上將來電要簽名。我們答:你們自己上書吧。蕭克在旁補充說,王平也上書了,是單幹。他說,事後李先念給張愛萍打電話,說國家已到生死關頭,不開槍不行。張愛萍答:我沒感到什麼生死關頭。以後王震打電話給張愛萍批張上書事。張答:我是接受歷史教訓的。東北解放戰爭時期,老百姓哄搶我軍繳獲的軍用物資。我們急電中央,請中央指示能否開槍。毛主席答:你們這是要中央承擔開槍的責任,辦不到!要不要開槍?你們自己決定。這位秘書說,蕭克上書後,心情非常沉重。6月3日夜聽到大街上槍聲大作,蕭克難過地說:這下完了!以後兩餐飯吃不下去。」這一段既有歷史,又有歷史中的歷史精彩內容,進一步把毛在建國後反對動用軍隊向人民開槍的歷史加以旁證,並把時間再前伸到約1948年建國之前。為什麼他在這一點比鄧小平英明?也比鄧小平害怕呢?原因在於毛的封建帝皇思想比鄧嚴重得多,對中國歷史認識也深刻得多,至死前仍在看《明史》、《二十四史》,自然明白中國歷史遍佈農民起義,明白農民這樣的水能載中共的舟,亦能覆中共的舟,所以才不敢向人民開槍,更遑論動用坦克了。精於借刀殺人 更具封建色彩但毛不直接開槍,卻精於借刀殺人,文革中發動工農和學生鬥垮官員、知識分子和右派,更具有封建色彩。故此兩人處理群眾運動孰優孰劣,實無從說起。只能說毛若能活到六四,天安門應該真的不會死人,但事後大規模監禁、批鬥、勞改,情况不一定更好。至於傳聞雨傘運動中,當局沒有開槍的原因,其實上面已多少能找到答案。不過如果勇武抗爭是把成功寄託在這樣的浮沙之上,只能說太天真太儍。還是那一句,要抗爭就要知己知彼,先好好學習中國古今歷史吧。自以為跟歷史劃清界線,文革早已發生過,結果就是被毛澤東利用了10年。希望下一個10年不會這樣。作者是澳門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2016年6月11日《明報》觀點版 六四 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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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文革的思想源頭:1956年

上文簡單回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共頭兩次黨內鬥爭史。雖然其規模及殘暴程度跟文革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不過那種敵我不分、真假不分、善惡不分、人鬼不分、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邪惡種子,當時就已播下,到建國後遇到更適合的政治土壤,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快速蔓延全國。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到1966年文革之間,除了1950年代初的鎮反、三反、五反等針對舊政府黨、政、軍漏網人員,即所謂反革命分子的全國性抓捕工程外,僥倖未擴展成為全黨、全國、全軍、全民的瘋狂政治運動。然而文革的思想源頭,正是在國共內戰開始的1946年,與文革開始的1966年之間,即1956年不幸萌芽了。事情的發生,要進一步追溯到反右運動之前的蘇聯及東歐集團。今年正是這一影響全球社會主義陣營的一系列大事60周年,可惜人們普遍都忘記了,以致只知文革不問源頭,這不是一種科學的探索精神。因為歷史從來都是環環相扣的,切忌割斷之間的聯繫,孤立地去做表面文章。1956年2月24日晚蘇共二十大秘密會議,中共代表團並未參加。會後不久西方傳媒開始披露內容,3月10日《紐約時報》陸續刊登全文,新華社馬上翻譯,中共才發現一場政治大地震來臨了。一周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10人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對國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毛當時反應不像後世研判,而未對此持完全否定態度。據吳冷西回憶,毛雖未閱畢全文,但初步定調兩點:一是指揭了蓋子,即揭露了蘇共及斯大林諸多弊端,有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此是好事;二是捅了漏子,指內容及方法上過了頭,有嚴重錯誤,用現在的政治術語就是政治不正確,那當然是壞事了。由此可知,毛此時的心態是喜憂參半,這跟後來反右運動開始時心態很相似,思路亦有連貫性。換個角度,這亦反映了毛對斯大林的內心想法:雖然厭惡,但絕不能在黨內否定,更遑論黨外了。所謂對領袖功過「三七開」、「六四開」等黑白二分評價,逐漸由評價斯大林開始形成。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 刺激毛澤東由1956年開始這種傳統,就一直延續到中共至今對毛的歷史評價,以及對鄧小平的評價。亦要注意自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後,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對黨內重臣疑神疑鬼的想法: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這些在黨內外足以功高震主的左右手,全部都是被他處處防範的「中國赫魯曉夫」,分別在反右和文革受到毛的迫害。按毛的思路和心態去理解,他們主要被視作應該打倒的類別之一:黨內修正主義分子,即使劉少奇表面罪名是「叛徒、內奸、工賊」也罷。總之生前畢恭畢敬、死後可能全盤否定的黨內隱患,都必須在他生前剷除。可笑的是在斯大林眼中,毛澤東同樣是當時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半個鐵托或準鐵托」,即半個修正主義或準修正主義分子罷了。毛初期這種對蘇共秘密報告相對溫和、有條件地接受的態度,反映在同年4月〈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月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後來被解讀為「引蛇出洞」的「雙百」學術方針。但同年底〈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已依稀可見其心態逐漸發生了轉變,這中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大事?對毛帶來了哪些更恐懼的思想衝擊?使其政治態度由相對開明、局部接受否定斯大林,變成完全不能接受?其對文革又提前埋下了哪些影響深遠的種子呢?(中篇)原文載於2016年5月29日《明報》觀點版 毛澤東 中國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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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紅太陽

狂熱的意識形態總有其狂熱追隨者,尤其是在一個失去傳統權威的國度或空間,紛亂世局當中人們不求己反而求諸救星的出現。躺在天安門廣場中線的「毛主席紀念堂」內的毛澤東,今天在中國大陸仍是有着特定意義的意識形態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最後一人戚本禹現身接受《明報》記者訪問,其言其行,令人驚訝在改革開放政策推行三十年後仍然懷緬昔日的原來大不乏人。歷史的長河常會模糊焦點,就像近視一樣只能近觀而看不到遠,作為親身經歷文化大革命、並且廁身當時發動運動的中央文革小組最高層,戚本禹的親身經歷足可避免中國大陸再次墮入狂熱的意識形態、狂熱的階級鬥爭、狂熱的個人崇拜深淵。耄耋的戚本禹年輕時由毛澤東一手提拔,加入中央文革小組,於那個「打倒一切」的年代堪稱位極人臣。事隔三十多年,戚本禹受訪時的表白令讀者再次明瞭:偏激的意識形態加上革命浪漫主義,在心靈空虛的年代確有其巿場;尤其是包裝以民族主義外殼,一個於中國十五朝代任何層次來說都足以列入封建帝王一類的政治人物,搖身一變成為陝北民歌《東方紅》的「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是近代中國最大神祇毛澤東無疑是當代中國最大的神祇,一個去世近四十年的人依然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以各種形式活着,恐怕連篤信唯物辯證的毛澤東去世前都想不到。戚本禹的專訪價值在於令人從時代變遷的中國想起很多:五十年代中蘇大論戰毛澤東對修正主義吹起號角揮軍進攻、毛澤東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奠基者到紅太陽的嬗變,以及如今中共仍未全面批毛而毛幽靈在神州大地若隱若現。毛澤東的魅力是韋伯所言的三種權威並集,既有如同家族和宗教的魅力型,也有父權的傳統權威,更是形同國家法律的官僚型支配權威。有一種說法認為,毛澤東的時代是中國經歷封建王朝以及工業革命後,天下混沌不知往何處去的時刻。這種說法未必不合,不過,只要把時空倒退一百年或更遠,封建王朝的皇帝其實也是擁有韋伯說的三種權威本質,「天子」二字帶出的內涵便是如此——既有始於周朝的開國天命(mandate of heaven),也有久經黨內殘酷鬥爭而獲致的權威,更有從架構上來說足以睥睨天下的法律及國家權威。一九四九年之後,毛澤東地位定於一尊,《紐約時報》記者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在其著作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最寒冷的冬天:美國及韓戰)指出,經過死傷慘重卻能以戰逼和美國的韓戰,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無人能及,西方史家所言的「紅太陽」於焉冉冉升起。[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540"] 國內至今仍有不少人把毛澤東像放在神枱上供奉。(網上圖片)[/caption] 三種權威集於一身西方及遠東史家對毛澤東研究不在少數,日本的竹內實教授著有沉甸甸的十卷《毛澤東集》以及另外十卷《毛澤東補集》,著作等身,堪稱研究毛澤東的第一人。此外,英國倫敦大學教授施拉姆(Stuart R.Schram)是中國學術界最熟悉的毛澤東研究學者,他的Party Leader or True Ruler?(黨領袖抑或天子?)更是西方漢學研究毛澤東從革命家變神的經典著作。竹內實與施拉姆殊途同歸,前者認為毛澤東把一己塑造成秦始皇及孔子的混合體,擁有絕對權力以及思想。施拉姆則指出,毛澤東把自身與中國共產黨的正統性相結合,轉捩點是一九五五年七月,中共在省巿及自治區黨委會討論加速農業合作化,由於毛澤東要盡快解決問題,儘管會上沒有正式通過決議,但各地書記還是被推動地貫徹毛澤東路線。到了同年十月中共中央開會,其他領導人發現自己所面對的情勢變作既成事實,一種不能挑戰的權威業已形成。正如施拉姆說,毛澤東的權威是結合中國歷史上的天子文化以及西方政黨領袖的二者,這使得他在個人崇拜的過程快速上升。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根據王年一《試論文化大革命的由來》稱,時任上海巿委主要負責人柯慶施說,「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程度」。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陳丕顯在回憶錄透露,這句話是由張春橋撰寫,張後來飛黃騰達,與王洪文、江青及姚文元成為主宰大局的「四人幫」。一九五九年九月軍委會議,劉少奇公開說「我這個人,歷來積極地提倡要搞個人崇拜的,……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搞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我搞,我還要搞」。十年後的文革狂濤,劉少奇被他維護的「領導威信」迫害至死。 「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紅太陽初升,榮譽歸於一身。今天中國大陸貪污處處,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是,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初期對黨內貪腐現象嚴懲不貸,並認為只有毛年代始可如此。這種追求「英明天子」的思維源於封建王朝,無視除貪掃垢是正常政府治政的責任,以及是在政府與人民契約之下社會的合理期許,而非由上而下的施予。或許是禮失求諸其他,戚本禹受訪時談到如今大陸的貪腐現象頗有咬牙切齒之感,可是他的寄望是毛年代的強人重現,而不是從制度上根除國家腐朽,這不能不說,他的「發思古之幽情」只是對墓木早拱毛澤東的追憶。當然,這可以辯稱這是一家之言,但從近年湧現的類似片言隻語背後,是對大陸社會於變化大潮當中冒現的某些現象不滿,寄意反貪運動表達對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反彈。類似認為毛澤東年代在一些層面比起今天優勝的不僅在海內,海外及境外也有。這是以民族主義包裹的企望,海外遊子對祖國強大的期許古已有之,尤其是涉及領土更是一寸不讓。這是正常的期盼和願望,沒有一個國家的國民可以容忍外敵入侵失去領土,毛澤東年代與美國及聯合國軍隊在韓戰火併,與印度在西南高原惡戰,與南越軍艦南海炮戰,今天仍是海內外華人津津樂道的話題。然而這種企望在一些遊子身上出現異化,他們認定只有毛澤東才能改革中國,更認為根據歷史毛澤東是唯一敢於捍衛國土的領袖,遂對毛之後的領袖採取質疑態度,認為個別領袖是修正主分子,葬送毛澤東時代「清廉強大」的中國。 海外寓公的毛澤東觀這種海外毛派不算罕見,這並不是指那些從中國大陸遠赴新大陸讀書移民工作的「新中國人」,而是四十年代末與家人從大陸夜奔台灣,在台灣成長再到美國念書工作的一代。他們熱愛外抗強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腐壞不堪的蔣家王朝不屑一顧,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共是實現他們烏托邦夢想的家園,唯有毛澤東才能給予中國富強的機會。今天聽來也許有人會啞然失笑,可事實便是如此,周恩來毛澤東去世,在西方學界大有盛名的華裔教授痛哭不已,淚眼頻呼「周公」「主席」;鄧小平推動「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開放,則被稱之為「修正主義復辟」;至於六四鎮壓在這些人眼中是「該殺」,原因是學生企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拖到臭不可聞的西方腐化陣營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海外毛派生活在富足的倫敦紐約波士頓香港,心中一直嚮往自己永不會落葉歸根的祖國;他們的理想中國,是七十年代「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的文革年代夢裏中華。至於太陽如何在血紅的大地升起,那不是他們所關切的;午夜夢迴之際,到底是否「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只有海外寓公心裏才知。即便如此,戚本禹能夠自由接受訪問發表他的看法,其實是時代變化的折射。毛澤東年代的反右「大鳴大放,引蛇出洞」若回到今天,以戚本禹如此「戴罪之身」的重大政治犯身分,恐怕連家人都不可能見到,更遑論境外記者。毛澤東師從斯大林主義,對內鎮壓從不手軟,三十年代斯大林大規模鎮壓蘇聯內部,連念茲在茲想俄羅斯重塑舊日蘇聯風采的普京都不敢不劃清界線;斯大林主義隨毛澤東一同去見馬克思,客觀上也把斯大林主義隔絕中國國門之外。然則何以仍有人對毛澤東時代念念不忘,原因可以有很多,我卻想到竹內實於一九八七年日本蒼蒼社出版的《現代中國的實相》有着相當仔細的觀察:「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毛澤東時代建立的政治制度及不成文規定及思維方式,明顯仍然牢固的存在。人們雖然厭惡這些東西,但惰性及懦弱卻在蔓延,而且在這當中受益的階層並不希望發生變化。」文__安裕編輯/ 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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