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人們往往有天變成了自己所曾討厭的人

立法會補選將於3月11日舉行。民主派為此而籌備的初選亦於上個周日(1月14日)舉行。結果新界東由范國威勝出,他在電話民調及實體投票均取得約六成支持;至於九龍西則由姚松炎勝出,他在電話民調及實體投票分別取得約五成及八成的支持。 初選成績理想但卻反留下矛盾伏筆 這次初選的成績本來可說頗為理想,能夠為兩名參選人取得相當的認受性。首先,投票人數超乎預期。民主派首次以初選決定參選人是2012年的特首選舉,當時全港五區加起來總共有3.4萬人投票。按這個比例,今次兩區初選如有1.4萬人便達標,結果卻有高達2.6萬人。民主派支持者踴躍投票,大大增加了這次初選的認受性。第二,范、姚兩名勝出者皆以壓倒性姿態勝出,民心向背清晰明確,讓兩人代表民主派出選,陣營內再難有人可質疑挑戰。但卻沒有料到,為此卻反而留下了矛盾的伏筆。 姚松炎雖然以壓倒性姿態勝出,但近日卻傳出消息,說他可能再次被政府DQ不獲參選資格。原本初選機制中已有所謂「Plan B」的替補安排,那就是由得分排第二者頂上。但就是因為姚的強勢,令排第二的馮檢基,在電話民調及實體投票分別只取得三成及不足兩成的支持。有人因此質疑馮的代表性和勝算,要把這個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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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子祺:動員懶人

近期最大的爭議,當是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民主派在制度上處於劣勢,動員群眾支持是他們唯一的出路。過去一兩星期網上充斥民主派的宣傳,各式各樣的懶人包,還有非常煽情的口號,將事件包裝成民主的末日。以我所知,懶人包的資訊大多不盡不實。如何可動員更多群眾,是永遠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非常主觀。但動員的手法有沒有違反原則,卻可以客觀討論。民主派說建制派修改立法會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違反《基本法》關於立法會法定人數的規定,那麼有沒有人解釋建制派的法理根據是什麼?有沒有人解釋過什麼是全體委員會?有沒有做到「let the other side be heard」?建制派有他們的法律意見支持,民主派的支持者真的完全沒有需要知道?如果認真解釋,可能動員的人更少,但你會得到對問題有深入了解的群眾,而不是在關鍵問題上也靠懶人包的懶人。我始終認為,片面和膚淺的理解對解決問題並無幫助。我非常認同已故古巴領袖卡斯特羅的一句話:「我與八十二個人發起革命,如果我現在不得不再次這樣做,我將與十到十五個有絕對信仰的人一起幹。如果你有信仰和行動計劃,人少並不算什麼。」如果對大是大非的問題都用懶人包去了解,這肯定不是絕對信仰。[謝子祺]PNS_WEB_TC/20171220/s00315/text/151370727092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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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DQ及財委會之後的民主運動

緊接新一輪DQ,是立法會休會前財委最後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幾項據說是「與政治無關」的「民生」撥款,包括36億元教育經費,同時也惹來泛民之間的爭論,一些傳媒更稱之為「內訌」。大眾傳媒樂見矛盾紛爭,在苦悶而尋求hit rate的年代,自是不足為奇。然而,以爭取民主為志業的朋友,更重要的或許不是承認或否定由傳媒設定的議程,而是如何理解及處理不同判斷和路線之間的差異和分歧,這顯然不是簡單地提出減少「內訌」、爭取團結就能解決。 要理解及回應泛民之間的差異和分歧,或可嘗試從理解「DQ立會議員究竟意味什麽」這問題出發。 DQ了什麼? 不少論者已指出,DQ一役,民主運動失去的,不僅是6個議席,以及隨之而來的少數派否決權,同時更是有關法治遊戲規則的改寫,也就是立法及司法制衡行政的力量進一步被削弱,而來自北京與西環的干預則更暢通無阻。這裏只補充一點,如果我們把DQ議員與過去幾年由上而下、自北往南的政治變化連在一起考察,亦可發現,這些新的政治局勢,也同時在改造公共輿論中的常識,調低人們的道德底線。 循此或許有助我們思考陳日君先生提出的疑問﹕為什麽釋法取消有十多萬選民支持的議員席位,不會引起暴動?說香港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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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彌昌:回歸戰略現實 建新陸港關係

4名立法會議員被取消資格(DQ)幾乎已成定局。其實早在人大釋法和梁頌恆、游蕙禎被DQ的時候,民間對此早已消化得七七八八,而且策劃的梁振英現已離任,所以民主派無計可施也不是沒有道理。 在此劣勢下,民主派所拋出的論點的理據卻非常薄弱——4名議員背後的確代表着12多萬市民的支持沒錯,但他們自己犯錯也是事實,與人無尤,令該理據難以站得住腳。 民主派的戰略邏輯 民主派之所以遭此重大挫折,歸根究柢是他們從來都沒有攻守的觀念。一直以來,民主派憑着其民意支持和「光環」,以及作為一個沒有執政壓力的反對派,令它全然不用顧及防守,而且能夠以極低成本,全力狙擊中央、港府及建制派。換言之,這不僅是一種只攻不守的戰術,更是一種「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al warfare)——建制與民主派即使是強弱懸殊,但民主派仍能以與建制不一樣的條件,與整個建制抗衡。很大程度上,激進派與港獨分子也是這種只攻不守戰術和「不對稱戰爭」的產物。 當然,可以盡情進攻而不用理會防守,可說是戰略家的夢想,可遇不可求。然而,民主派在長久享受着只攻不守和「不對稱戰爭」所帶來的戰略純利,並且慢慢視之為常態,甚至覺得是理所當然,卻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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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麟:6個議員換一個特首

上星期泛民支持者接連兩日收到壞消息。劉曉波事件固然令人悲憤,跟住4名泛民議員被法院判決違反宣誓而喪失議員資格。4名民主派議員,加上之前的梁頌恆、游蕙禎議員被DQ(撤銷資格),民主派在立法會一時之間少了6席。 過去5年,民主派各黨派雖然多時互相鬥氣,但大抵都有一個共識,就是梁振英下台。去年梁振英終於「倒下」,不尋求連任,民主派求仁得仁。但代價,就是不單止要「硬食」人大釋法,以及接二連三有關立法會議員資格的追擊。暫時來說,6個議員,換一個特首,之後的補選恐怕也會多丟幾席。在建制、民主派的資源愈見懸殊之下,民主派的代價不可謂不大。 支持民主者有兩件事可重新思考 所以,支持民主的朋友,其實有兩件事,希望可以重新思考一下。 其一,不應迷信香港法院的「法治」。民主派內有很多大狀律師,不斷強調不要挑戰法院、法庭云云。誠然,據Wong Yeung Ng v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1999)的案例精神,筆者也不想有支持民主的朋友,在網上罵法官而給抓去被控藐視法庭。特別是,我們很難估計,現在的香港法院或律政司,究竟還有多大器量接受外界批評。 但大家要理解,在全球實施普通法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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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有關總辭的十個迷思

DQ6 之後,竟然很多人認真談「總辭」,請先搞清楚事實:    總辭能剎停議會運作?沒有泛民議員,建制派還有 40 人,足夠人數開什麼會都可以。議會不單只不剎停,更會加快運作,隨時隨地立惡法、改規則、廢法例,順風順水零阻力;然後法官跟法例判案,可以依法剝奪自由、依法判重刑,更壞情況,可以依法實行網絡審查、依法不准你上網、依法禁絕示威遊行。一切依法,因為那是立法會立的法。    總辭是把監察權還予人民?有沒有總辭,人民都可以監察政府,兩者毫無關係,立法會有議員監察,人民在街頭也可監察,議會抗爭與街頭運動並非對立,可以同時做,可以互相補足。    廿三條現在可以隨時立法?廿三條立法是政府提出的議案,只須過半議員投票贊成,政府如要立法,DQ 之前之後都有足夠票數通過,只是不敢冒險。惟當政府提出法案後,建制派議員可能會提出更狠更辣的修正案,泛民於直選分組點票因為被 DQ 少了五人之後已不夠票阻止,亦阻止不了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禁絕拉布及賦予主席無邊權力。    那麼,泛民留在議會已無事可做?以泛民現時的議席,仍有足夠票數阻止政府突襲,改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產生方法,阻建制派罷免議員。泛民議員仍有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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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賢:積穀防饑 充實民間

記得特首選舉前後都提過不論曾俊華上台還是林鄭月娥上場,表面溫和的政治氣氛將佔上風,民主派在新政府的換屆初期也不會有太大的對抗。當然這個推論被一些年齡、立場近似的人訕笑。不過觀乎近日泛民主派的表現以至七一的整體氣氛,這個推論也較近似當下的現實。 在這個政治氣氛的低谷,我們最需要做的是「積穀防饑」,在議題、論述、政策上深耕細作,創造一個可達至在野派別政治或政策共識的空間。我們闡述政治理念、倡議政治路線都是為了展現一些對香港未來的願景和想法。倡議和研究政策就是為了將政治願景變得具體,達到社會改變與轉化。 我們認為民間組織應該主張經濟自主、社區自治、體制自強、文化自成、國際自立,就是為了促進政府政策轉變,透過自強和政策改變充實民間社會實力,鞏固整個城市的優勢,為香港未來累積最大的條件。 大家都必須承認,即使未來要促進什麼政治改革甚至捍衛一國兩制、希望「永續《基本法》」,都需要條件才可以提升以上政治目標可達到的機會。假如香港優勢殆盡、失去國際獨特的地位,屆時只會淪為中國的普通城市,一國兩制也自然名存實亡。 現時香港最需要的未必是非常激烈和大型的政治抗爭,而是在目前空間為未來爭取最大的籌碼。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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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黃之鋒說成是港獨是莫須有

最近黃之鋒先生被指為「香港獨立主義者」,而香港各政黨與社運組織開始接觸台灣的政黨互相交流,也被指為促進「香港獨立」的行為。他們跟明確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先生,或者至少在2016年集會中為陳浩天所辦的港獨活動站台的梁天琦不同,黃之鋒以及那些新世代應該沒有任何公開的、明確表達支持「香港獨立」的言論。 在我們香港人眼中,泛民主派明顯跟「香港獨立」無涉,甚至本土派也有很多人是不主張「香港獨立」的。但在中國大陸的媒體描述,以及代表百姓的網民的眼中,一切反對派都是分離主義者。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大陸多少也有些文革遺風,他們指控別人是不需要證據的,甚至不需要根據的,是先找要打擊的對象,再羅織罪名。 但我們不要少看這種說法。雖然它是沒有道理的,但如同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所主張,謊話說一千遍就會成為真理。北京政府無疑是這點的信奉者,除非受到瞞騙,否則他們應該也很清楚黃之鋒和泛民主派並不主張「香港獨立」。但他們都並不在意這點,他們的做法是,先把「香港獨立」污名化成為大逆不道的罪名,然後再安在他們所有的政敵身上。如果我們理解到其實這是文革時代把人說成是「走資派」的變種,也想像到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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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來的大和解?

其實「大和解」這個口號,自九七之後,偶爾都在政治新聞再聽數遍,不是北京跟泛民大和解,就是泛民與建制大和解。老掉牙的字眼,但總會把當時的民意弄得眾聲喧嘩;但明眼人一看就知,即使神女有心,但襄王依然無夢。 現時在民生議題上,泛民與建制仍會間中合作,力圖爭取政府讓步,修改政策。可是政治鬥爭不斷,就令一切好事變成壞事,泛民建制難以在議題有更大合作空間,最終令政策難有空間改動。在市民利益的層面,這些合作是必要和必須的,更不需要什麼和解才可促成的。 和解本身,其實極需要當權者有自我修正的意志,將錯誤的決策改正過來,同時交代當時一切決策和行動的真相,才能促成不同陣營、不同立場的人和解。如今,政府對8.31決定毫無讓步,港人利益未得到完全的保障,連討論空間都沒有時,又談何真相與和解? 在特首選舉過後,我們整體社會的氣氛仍趨「休養生息」的方向,要溝通、要不斷討論。但這些溝通、討論,最後要帶我們到哪個方向?似乎在特首選舉過後,非建制光譜仍未有認真地檢討和思考。而這種無定向的方向,才是大家都需要擔心的事。 在這種抗爭乏力的情况下,大家其實需要思考在現時爭取到一些實質轉變,令不同朋友都重視獲得充權,從而令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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