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教會由冷漠到分歧

在推動「和平佔中」的十多個月,我去過很多基督教堂會解釋公民抗命的理念和「和平佔中」的計劃。有一次我被邀到一個堂會,主任牧師告訴我,過去堂會搞一些與社會議題有關的論壇,最多只會有三人出席,就是他自己、牧師太太和執事會主席,但那次有過百人參與,是過去未發生過的。堂會中的老中青信徒都有參加,問了很多問題,有贊成,也有反對。在另一間堂會,邀請我的主任牧師對我說,在堂會內有來自不同政黨的信徒,故他自己及堂會都不能就「和平佔中」及公民抗命公開表態,因無論怎樣說,都會有會友反對。他能做的,就是提供一個平台讓我向信徒們解說公民抗命與基督信仰的關係,由他們自己決定是否支持和參與。還有一間邀請我去擔任講者的堂會,主任牧師告訴我,這關於政改的論壇險些要取消,因執事會中一些信徒領袖反對讓我來到堂會分享,但一些年輕信徒知道了,就向牧師說若不讓我到堂會分享,他們就會離開。最後,堂會邀請了一位也是基督徒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與我同場分享,平衡我的看法,才能平復爭議,讓論壇終搞得成。政治議題如民主發展,在過去是香港教會少去關注的。但當「二○一七年普選特首及應否以公民抗命去爭取」在香港社會開始激烈爭辯之時,一些基督教堂會雖是後知後覺,還是能及時在堂會內開展討論。教會與香港社會一樣,在堂會內也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對、有人觀望,還有人認為這事與基督信仰無關故不予理會。隨着事態的發展,不同意見的信徒間爭拗愈來愈激烈,各自都引用《聖經》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一些信徒就此政治議題本沒太大意見,但當見到教會內的弟兄姊妹為此而爭拗不斷,有違彼此相愛的教導,就埋怨不應把這麼複雜的政治議題帶進教會內,製造不必要的分裂。他們認為這些問題與信仰無關,信徒們要爭拗這些事,大可以在教會外,教會應只關心信仰的事。但當民主發展必會影響整個社會,教會能逃得掉嗎?教會應迴避嗎?(愛與和平之旅.八十九)[戴耀廷]PNS_WEB_TC/20170909/s00202/text/150489318629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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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香港教會與香港民主

香港基督徒佔人口比例雖不高,但香港的基督教會對社會的影響力卻不小。因香港曾受英國殖民統治,而英國是基督教國家,故教會在體制內享有一些便利。主權移交前,很多歷史悠久的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都是由教會籌辦,並得政府財政支持。主權移交後,教會得到的特別照顧減少了,只是眾多主流宗教之一,但不少主要基督教宗派,仍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為了延續影響力,就算不是積極支持政府,也少就敏感的政治問題發聲。至於大部分的基督教堂會,會友人數都只是約一百人,這些堂會大都是相當內聚,焦點都是放在內部培訓及能增加會友人數的傳教工作。基督信仰重視窮人,故教會也有關懷各類弱勢社群的活動,並在活動中向受助者傳教。他們傳播的信仰內涵,主要關乎靈魂得救。在教會內,教會領袖多以政教分離為由,少有談及社會議題如香港民主發展,令信徒不知如何按信仰回應這些爭議。若有關注社會議題的,焦點都是道德議題如反性傾向歧視、同性婚姻等。即使教會普遍是非政治化或傾向保守,但還是有少數基督徒成立關注政治議題如民主及公義的組織,或是加入其他公民社會團體,直接或間接地按着他們的信仰,關注及推動社會和政治改革。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矛盾開始浮現時開始,到中英兩國政府談判香港前途,至主權移交後,直至現在,都不乏基督徒在不同崗位,以他們的信仰為基礎,為香港的民主發展與社會公義發聲。他們人數雖少,但因不少都是有學識的人,在社會的地位不低,故他們在社會的影響力是超乎比例的。基督教信仰在英國的統治時期,是塑造香港文化的重要源頭,但因香港始終不是以基督信仰為文化基礎的社會,故能對社會發揮影響力的基督徒,少是基於他們的基督徒身分,而是源自他們另外的身分,如政黨或公民社會團體領袖、獲委任公職或學者。到了關鍵時刻,即使主流教會噤聲,香港社會仍能聽見基督信仰的聲音。(愛與和平之旅.八十七)[戴耀廷]PNS_WEB_TC/20170826/s00202/text/150368423709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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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教會與民主運動

當民主化浪潮捲到時,教會在不同地區、在不同時候,曾選取不同的定位。不少教會面對專制政權,都選擇獨善其身,只關注單純宗教的事。即使這樣,教會對民主發展仍能發揮正面作用。教會起碼能在專制社會內,保留了僅有的自主空間,讓人們可在有限的自由下追求真善美,就算焦點只是天上世界。 有了這基礎,即使大部分信徒只是在教會建構起的安全區內向上天祈求,但還是會有少數信徒,能把追求屬靈的真善美帶回到地上,並走出教會的四面牆,成為他們在屬世盡可能實現公義的原動力。 教會所宣揚的基督信仰雖不是直接關乎民主的教導,但所包含尊重人類尊嚴的信念,卻與民主的價值是相容的。因此,民主理念逐漸成為信徒評核政權是否正當的一個重要指標。即使教會選擇噤聲,但有一些信徒仍會組合起來,組織社會行動,以基督信仰去勸誡專制政權得尊重人民的基本權利。 教會所提供的自主空間,亦成為了政治人才的培育場。有一些加入專制政權,成為內裏較開明的力量;有一些則成為民主運動的核心。到了關鍵時刻,因有着相同的信念,他們雖站在不同位置,卻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協同效應,帶來巨大改變。 教會或教會領袖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也能發揮直接的作用。在以基督教為文化基礎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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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教會與專制政權

綜觀人類歷史及教會歷史,基督教會在不同國家和社會,在民主化的歷程中曾扮演過不同的角色,對那社會的民主化產生過不同的作用。民主化是在近代人類歷史才出現,故教會也是在近代才需就民主取態。 民主化就是要把人民從專制的統治中釋放出來,並由人民建立起由民主選舉產生、向人民問責的政府來肩負管治社會的責任。在人類歷史,早期的專制政權多是血統承繼的王權統治。在教會的歷史,教會與專制政權有過千絲萬縷的關係。在一世紀當基督教初開始的時候,教會是被當時統治以色列地區的羅馬政權所迫害的宗教群體。但當在三世紀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成為了基督徒後,基督教逐漸變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基督教反被利用來為王權提供統治的正當性。政教合一,由政主導教,教會成為了幫助王權實施專制統治的工具。 在羅馬帝國崩解後,教會的統一系統卻能維持下去,令教會可以在之後歐洲的不同王國中,在不同的領域,與王權競爭主導權。教會在不少涉及人倫關係的範疇享有獨一的管轄權;在一些關乎社會秩序的,則由王權享有獨一的管轄權。在另一些範疇如商業活動,教會與王權則共享管轄權。在羅馬附近的廣闊地區,更受羅馬教廷的直接統治,政教合一,教主導政。 但隨着羅馬教廷的權威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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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真的被壓迫到需要全面抗爭嗎?

一直以來,我怎樣也想不通,為何今天社會有部分人士認為被政治壓迫至無可接受之地步,必須「全面抗爭」。回想殖民地時代,除了港督是英國委任外,主要官員如唐明治、夏鼎基等,均由倫敦政府直接委任至香港出任律政司和財政司,不要說華人,便是香港人根本也沒有任何機會出任政府主要官員。 到了八十年代,《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民主發展也是無片言隻語,其重點是嘗試把整個殖民地架構轉交中國。事實是要到了九十年代,我才第一次感到改變的起端。當時港督衛奕信爵士找人接觸我,希望我出任大法官,甚至暗示,希望我能過渡至首位華人首席大法官。我經過詳細考慮後,最終還是婉拒了。衛奕信不死心,又找人游說我出任律政專員,並承諾三年內,我可成為首位華人律政司。我一向討厭政治,想也不想便回絕了。也許我的決定是錯誤的,但我實在看不見一兩位香港人出任主要官員怎能改變整個制度?為何那時候沒有人高呼被政治壓迫? 這一切在《基本法》制定後開始有所改變。立法局由只有寥寥幾位委任的社會代表充當顧問議員,至今天有半數議員由民選產生。很多人批評今天的主要官員不能代表民間社會,但最少他們全是香港人,而政府缺乏代表性,多少也因為民主派拒絕走入政府影響施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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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不民主可能更好

朋友傳來一輯正在網上瘋傳有關新加坡機場最新客運大樓的短片。片中介紹的新客運大樓確是美輪美奐,有天幕瀑布、空中走廊、奇花異卉,確是羨煞港人。看了這短片,令我想起幾年前到新加坡與一位的士司機的對話。 也許這位的士司機有留意香港新聞,我一上車,他已認得我,繼而便閒談起來。他豎起大拇指說:「你們香港人真了不起,能夠不斷與政府抗爭!」片刻間,我們經過機場,他又滿臉自豪地介紹正在建築中的新客運大樓;他笑着說:「我們新加坡政府效率非常高,你看這超級客運大樓不消幾年已快完成,將成為全世界最先進和最完美的客運大樓;與你們相比,只怕那第三條跑道,再爭拗十多年也未能建成!」我聽了頓時一呆,心想:這諷刺真是大! 沒錯,新加坡有直選卻沒有民主;有普通法制度卻沒有法治;政府有效率卻沒有多元社會。儘管如此,還是有些香港人渴望身在新加坡。我們渴望有民主卻不懂得尊重不同聲音;我們追求法治,但當法律對我們不利時,又抱怨法律是政治迫害的工具;像這位新加坡的士司機一樣,我們渴望經濟起飛,但又把所有經濟項目看作政治鬥爭的戰場。究竟我們的價值觀是什麼?我們有沒有目標,那目標又是什麼?我們的社會領袖有沒有時間表、路線圖達至這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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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哲暐:基本法教材淺陋低劣 教育局配得上教育之名嗎?

早前《明報》報道,教育局官方提供的教材「憲法與《基本法》」中,某些內容被批評為偏頗。我特意找那份教材來看,發現所謂的教材可謂淺陋低劣,教育局枉稱教育局。 「多角度」不能成為曲解藉口 在單元四「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簡報中,「活動二」類似通識科題目,論及示威自由,提供3項資料,繼而再提出問題供思考。資料一謂:「即使香港已成為示威之都,好像亂了很多……現在大家仍享有這種自由,是不少人在回歸前很難想像的。」資料二則表示:「遊行示威是表達訴求的一種手段,但不應是唯一的手段,捨有效的諮詢溝通機制不用,卻搞街頭抗爭,只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民主意識的粗糙和膚淺。」最後資料三引述數字,指出近年愈來愈多示威者被檢控。 問題有二。問題一:「為什麼遊行示威好像是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官方答案:「遊行示威是港人使用的其中一種表達方式。」問題二引述資料二和資料三,問:「為什麼還要保障市民示威遊行的自由呢?」答:「示威遊行的自由是需要得到保障的,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云云。 儘管3項資料看似代表了不同立場,但所謂「多角度」並不能成為曲解和膚淺的藉口。先談最不堪的資料二。假如你說街頭抗爭會影響營商,也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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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DQ及財委會之後的民主運動

緊接新一輪DQ,是立法會休會前財委最後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幾項據說是「與政治無關」的「民生」撥款,包括36億元教育經費,同時也惹來泛民之間的爭論,一些傳媒更稱之為「內訌」。大眾傳媒樂見矛盾紛爭,在苦悶而尋求hit rate的年代,自是不足為奇。然而,以爭取民主為志業的朋友,更重要的或許不是承認或否定由傳媒設定的議程,而是如何理解及處理不同判斷和路線之間的差異和分歧,這顯然不是簡單地提出減少「內訌」、爭取團結就能解決。 要理解及回應泛民之間的差異和分歧,或可嘗試從理解「DQ立會議員究竟意味什麽」這問題出發。 DQ了什麼? 不少論者已指出,DQ一役,民主運動失去的,不僅是6個議席,以及隨之而來的少數派否決權,同時更是有關法治遊戲規則的改寫,也就是立法及司法制衡行政的力量進一步被削弱,而來自北京與西環的干預則更暢通無阻。這裏只補充一點,如果我們把DQ議員與過去幾年由上而下、自北往南的政治變化連在一起考察,亦可發現,這些新的政治局勢,也同時在改造公共輿論中的常識,調低人們的道德底線。 循此或許有助我們思考陳日君先生提出的疑問﹕為什麽釋法取消有十多萬選民支持的議員席位,不會引起暴動?說香港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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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劉曉波給我們的痛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罹患末期肝癌的消息,恰恰在香港回歸20周年期間公布,頓覺百感交集。 劉曉波,內地知名異見人士,這位內地學者長期在艱苦的環境下,為內地的民主、自由、人權發聲。 作為六四事件的代表人物之一,劉曉波由30多歲起,持續過着被捕、監禁、釋放、被監視、再被拘捕入獄的沒自由歲月,但他一直沒離開內地。在這樣的嚴峻政治環境下,他仍堅持用自己最擅長的文字寫作,趁着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的日子,發表《零八憲章》,對國家政制、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提出19項建議。 《零八憲章》提出「聯邦共和」的說法,倡議維護港澳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劉曉波的太太劉霞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言,劉曉波相信《零八憲章》是和平、理性和低調的。但對於北京而言,這樣的一份網上聯署,根本是以推翻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足以令劉曉波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由2009年底一審判刑起,現年61歲的劉曉波在囚已7年多,本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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