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你是什麼人

上星期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表新一輪身分認同的研究調查。結果沒有任何新的突破,但部分傳媒卻「引用」民調數據大做文章,說香港人對國民身分認同跌至有史以來之「新低點」。假如我們細看這調查的基本數據,會發現認同中國人身分的升幅為4%,較認同香港人身分升幅的2%為高。至於對中國國民之認同則得分5.85;雖較其他身分之認同略低,但分數也不差。港大這項民意調查久已為人詬病之處在於把香港人與中國人放在對立面,要求被訪者二者選其一。這調查方法不但排除了港人擁有雙重身分的可能性,更有借用切身地區身分掩蓋廣義國家和民族身分之嫌。至於要求被訪者表達對中國國民身分認同更是令人大惑不解。國民身分是由法律界定,嚴格而言是沒有選擇的,更何况在「一國兩制」下,雖然香港人在法律上是中國公民,但在制度上卻擁有很多與內地國民不同的權利和表徵。例如我們出外可用香港旅行證件;我們有身分證但沒國家戶籍;我們前往內地需要過關,需要回鄉證等等。把香港人和中國國民放在對立面所引起之謬誤,與把香港人和中國人放在對立面如出一轍。這樣的調查有何意義,相信見仁見智。我不敢問你是什麼人,但我很清楚我是什麼人。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我是香港居民,也是中國公民。在這些不同身分中,我不感到任何矛盾,更引以為傲,不用向任何人解釋或致歉。[湯家驊]PNS_WEB_TC/20180629/s00202/text/153020996398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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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不愛國

「不敢不愛國」,這句話,可圈可點。 又是西環法律精英王振民的原話,他談到全世界國家地區,熱愛祖國是基本政治取態,在外國無論建制派或反對派,「誰也不敢說自己不愛國,誰也不敢說不維護國家的安全、國家的主權。」(原話引自文滙報) 重點在「不敢」,「不敢不愛國」解釋了好些愛國者的思維,也能窺探專制愛國推手的策略。 為何放眼所見,「愛國者」集會後,會把一堆國旗丟在地上?為何好些人擁抱外國護照卻又聲嘶力竭高呼愛國?為何他們紛紛把錢移走又不敢回國定居,卻又頌揚國家建設偉大發展一日千里?原因簡單,因為「不敢不愛國」。 「不敢不愛國」,西環精英說漏了嘴,展露了他們「不敢不愛」的方略。他們明知自己軟實力稀缺、不能令人心悅誠服地愛,只能透過籠絡、收買、餵飼、蒙騙、操控、恐嚇,毀諾,傳媒姓黨,國家也姓黨,人人「不敢不愛國」。 美帝子民真的「不敢不愛國」?共和黨多年來以「愛國」為名反恐排外,很多人反對;斯諾登大爆國家安全部門監聽,很多美國人夠膽說人權更重要,爆料有理;波多黎各公投前途,可選獨立成國或變成美國一個州,沒有多少美國人認為這樣做是損害國家主權。 就算愛國,為何要用你的標準去愛?為何要由幼稚園開始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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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八九」的「六四」?

集體回憶的出現,往往由意料之外的偶發事件開始。不過要讓偶發事件成為一代人的集體回憶,以至是代代相傳的故事,則是「鬥長命」的深耕細作。社運組織持續不斷的抗爭活動、支持者的堅持和參與,以至是公共論述的持久呈現,才能建立傳承與傳統,好好保存這片集體回憶的社會力量。 然而,引發集體回憶的偶發事件,卻必然有着歷史的年輪。時光飛逝、改朝換代,當年的偶發事件,以及由是以來的集體回憶,亦可能隨時代不同而增添或刪減了一些文化意義。問題是,若集體回憶的新詮釋跟其歷史背景的文化意義截然不同時,其社會力量是會持續更新還是削弱了? 上述這抽象的問題,或許能以另一種方式提問:你覺得「六四事件」能脫離「八九」的中國歷史背景嗎? 這問題,大概就是把「六四事件」「本土化」或「香港化」最大的爭議。 集體回憶的社會力量 自本土思潮席捲香港後,帶有「中國」或「大中華」味道的意識形態,大部分都難逃本土化的拷問。「六四事件」,是來自1989年北京天安門學運以流血收場的中國歷史:百萬香港市民在1989年自發上街,及後香港人更組織了支聯會,並於選舉中支持民主派政治人物。這些的確是香港社運史和政治史的重要一頁。不過難以否認的是,這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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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情不再 悼念何時了

1989年6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於天安門暴力鎮壓、屠殺八九民運人士,可見中共乃是殘暴不仁的殺人政權,本性難移,古今一轍。事隔廿八載,今日「六四維園邪壇」再現,「建設民主中國」綱領依舊,「平反六四」訴求遙不可及。支聯會不思進取,行禮如儀的悼念,意於消費六四,換取政治本錢。如此低劣之行,本會絕不予以認同,同時寄望港人認清六四之本土意義,以免使悼念淪為愛國情懷的政治搖籃,或是將悼念成為另類政治正確。 集體式悼念終要有結束一日 六四屠城28周年,中大學生會將不會舉辦或參加任何六四悼念活動。不舉辦紀念活動並不代表我們會遺忘六四,屠城史實已經記載於史書,記憶亦早已深印於腦海,燭光無助傳承和延續意義。本會絕對尊重當年六四學子為民主自由的付出,我們需堅守其所堅持之普世價值。港人廿八年來風雨不改的悼念,可印證我們對此之執著,如基於人道理由悼念六四亡魂,日後港人仍可自行悼念;而集體式悼念終需要有停頓或結束的一日。 面對赤化之禍,政權壓迫港人,不必依靠六四記住這個不義的政權。打壓民主、自由和本土價值的戲碼,每天都在香港社會上演,活生生地警惕着我們,港人應立身本土,先時刻認清中國殖民之事實,而非悼念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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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留學生在日本的身份認同尷尬

相信不論是留學或是旅行,大部分香港人在外地被問及自己從哪個地方來的時候,都會回答自己是香港人。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我亦不例外,來到日本留學,對著教授也好同學也好,自我介紹時我總會說自己是香港人。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我卻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手持留學簽證、作為一個中長期在留者,我在初來日本時有不少需要填表格的時候,例如申報住所、加入國民保險、申請打工許可等等。然而,在官方文件上,香港只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世界並不存在香港籍。運氣好的話,他們會照樣保留我在一切文件的國籍一欄上加的括號,把我寫成「中國(香港)」人,但更多的時候,他們只會覺得不用分得那麼細,實際上亦不容他們分得那麼細,乾脆直接把我寫做中國人就算了。不過,令我覺得更尷尬的其實是,除了文件上不存在香港籍外,不少日本人根本分不清香港、台灣和中國。我留學的大學不時會協辦外國留學生與日本本地中小學的交流活動,通常這類活動每個國籍的學生名額都有限,先到先得,香港的留學生當然也被視為中國籍(而台灣是另外計算的)。記得在一次到小學的交流活動的簡介會中,原本那間小學是想安排每個留學生各自介紹自己國家的特色,然而因為同時有兩名泰國留學生報了名,所以負責老師就提議她們兩個人一組,她們亦欣然接受。此時負責老師亦提出讓我和另一名中國留學生一組,我只好尷尬地說香港與中國其他城市差別甚大,要求獨自一組。幸好,最後他們亦接受了我的建議,我才有機會向日本的小學生介紹香港。又有另一次,在上課前的閒聊中,日本教授得知我是香港人,便高興地表示自己剛到香港出席了學術會議回國。不過,當我問他到了香港哪些地方時,他竟然回答說九份,顯然地,他以為香港和台灣是同一個地方。他在課堂上甚至問過我香港能不能用Facebook和Google,聽到我回答可以後,更一臉驚訝地問我為甚麼,說明明全個中國其他地方都不可以之類。上一代如是,年輕一代亦是如是。有次與新相識的日本朋友談起日本的電視劇時,我告訴她香港人很喜歡看日劇,然後她竟然說香港的電視劇在日本也很出名。我大吃一驚,不禁問她是哪一套電視劇。結果,她說的是當年在亞洲風靡一時的F4版的《流星花園》。日本好歹也曾經統治過台灣五十年,我真的不知道面對以上這些情況,是香港人應該感到悲哀,還是台灣人更應該感到悲哀。在我意料之外的是,上述例子在這幾個月的留學生活中實在是多不勝數。連香港、台灣、中國的關係都幾乎不知道,更遑論一般日本人會知道繁體字與簡體字、廣東話與普通話的差別,每一次認識新的日本朋友,我大概都會聽到一次「Ni hao」。每次遇上以上情況,我都會盡量花唇舌解釋清楚,對香港人說「你好」要說「Nei5 hou2」而不是「Ni hao」,再談談香港的情況,不過他們到底有沒有聽進去,就是另一回事了。文:娜木罕(一個拖延症及儲物症患者,機緣巧合下毅然前往日本留學) 日本 民族 香港人 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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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而來的__

昨日有一件小事,原本不想花筆墨寫出來,兒子的家人還說很小事、不要寫。本來也想順他一次意,可是至今仍然氣難下,還是不要鬱在心裡、寫出來好了。昨日有要事所以很早帶弟弟出門。入[車立]時已有一位五十幾歲的大叔在,他是小學同學的父親,我就如常打招呼說:「X生,早晨!」豈料他黑面。那沒關係,每個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時候,我也不再說話。過了三四秒,他似要確認什麼的,問我:「之前我和兒子傾偈,知道你老公是日本人?」我從來不會介紹自己的老公是什麼人,然而他這樣問,我也只好直接答:「哦,是的。」大叔不屑地望我一眼,說:「我最憎日本人!」噢,天啊,原來是民族主義憤青!此時我已十分後悔為什麼我這樣誠實回答他。餘下的時間,在升降機裡如困獸鬥,他確認了我的丈夫是日本人之後,就開始轟炸我。我一直聽他的髒話和咒罵,篩走髒話、節錄如下:「死日本仔殺咗幾多中國人呀!」「死人日本仔將人隻手雪在冰裡二十個鐘然後劈隻手落嚟!」「呢個國家根本應該滅亡!最好一年有十次九級地震,震_死晒所有日本人!」「輻射好呀!報應嚟架!最好死哂!」「而家個死安倍,咪又係想打中國!睇住嚟啦!好彩中國強盛!」一字一句聽在心裡,我很想回他:「我又不是日本人,你罵我幹麼?我嫁日本人,又干卿底事?就算我嫁日本人,也不代表我認同侵華,不代表我認同他們的戰爭罪行,好嗎?我老爺、丈夫、兒子都在戰後出生,根本沒有參與過戰爭。參與過戰爭的人都死得七七八八了,戰犯也處死了,最應該承擔戰爭責任的昭和天皇也死了,日本現在的國民也不能改變過去侵略過的歷史吧?也不能代替那個年代道歉。(有點像《瑯琊榜》的概念,那個皇帝出錯就應該由那個皇帝去平反,由繼任人平反已經太遲了,那平反也不完全)我真的搞不懂要日本人因為上一代的罪過而下一代、下下一代、下下下一代都要死光是什麼心態?日本已經沒有軍隊,只有自衛隊。我倒想知道安倍怎樣繞過憲法、得到天皇支持、民眾響應去『打中國』。對啊中國很強盛的所以日本好驚不會侵華,事實上日本發動戰爭侵華和中國經濟自動爆煲,後者的可能性大數百萬倍。大叔,你真的要仇日要抗議要追究戰爭責任我阻止不到你,也不會阻止你。不過希望你先從生活做起抵制日貨,也可親自到日本領事館抗議,甚至到靖國神社和神社外的軍國主義分子理論。而不是找婦孺去發洩!算什麼英雄好漢?!」可是我懦弱。那時我用孭帶抱住弟弟,初生嬰孩就在我懷中。升降機裡就只有我和他,我連大聲說話都不想。我不想頂撞他,我怕我反駁後,他就只會罵得更起勁。我就一直低頭、詐聽不見由他繼續咒罵,希望他沒趣自動收聲。這時有人入升降機了,是一對叔叔和嬸嬸。那叔叔是我爸爸朋友,平日會打招呼的。我以為有其他人在,大叔就會收口,始終是左鄰右里日見夜見,如此爆粗有失斯文吧?豈料憤青大叔繼續重複上面的咒詛,他還補充:「(望叔叔和嬸嬸)你話我講得有冇錯吖?我性格直話直說!日本仔全部都抵死!」嬸嬸見我抱住嬰孩,心生憐憫,她說:「都不用咒罵全部人死啊……」對啊,我手抱的嬰孩是日本混血兒,在憤青大叔的定義下,他只要是日本人就該死。升降機到地下了,終於可以離開那個鬥獸場!憤青大叔箭步離去,此時另一個叔叔安慰我:「他太奇怪了,正常人不會如此說,不要理睬他。」我擠出微笑裝作沒什麼,心裡卻感到無比的屈辱——而那屈辱其實不應該是我的屈辱。我打電話給兒子的家人,問他是不是曾經在我們大廈裡得罪了什麼人了?他說沒有。我再把升降機內的事複述一次。我以為他會為我抱不平,說句安慰的話例如:「怎麼可能要我妻子受氣!」這樣,當然他沒有。他輕描淡寫說:「那個大叔之前我和兒子也遇過。也被他罵。」我就驚訝說:「你遇過?為什麼不告訴我?」他說:「小事而已。那時我和兒子談天。那個大叔知道我們說日文吧,然後就開始罵我們了,但我聽不懂。」我說:「可是我兒子聽得懂呢!」他說:「不要太執著了,世上有仇日的人,正如有人不喜歡中國一樣。當然我也驚訝原來在香港的普通屋苑內也有這樣的人呢。」他補充:「那個人好像還是民X聯的支持者呢?我見過他拉票。」對啊,我也聽過他在升降機罵泛民「搞事」、「亂港」,只是那時不以為意。那我開始明白為何一句「支那」,某政黨就可上綱上線要梁游向全世界中國人道歉了,因為「日本」仍然能挑起香港某些人的神經——儘管,最多中國人被殺害的時期並不是日軍侵華,而是共產黨治下。(本想題為「突如其來的屈辱」。可是我不明白他向一個香港人發洩/他帶給我的屈辱/我要承受這屈辱,其實有沒有合理性?所以還是作罷,變成填充,待我想到一個合適的名目再填上。如果想知道我對日軍侵華這段歷史的看法,請參看舊文《回顧、反省,也是祝福-寫在香港九月三日一次性的假期》)原文載於作者網誌,作者facebook專頁 愛國 民族 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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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從來就不是一個「民族」

無論從學理上分析,還是在現實中的表現,「香港人」從來就不是一個「民族」。因此,「香港民族論」以及建基於此的「香港民族主義」、「香港民族獨立運動」都站不住腳。民族有核心要素 非隨心所欲一、民族只是人們身分認同的多種類別之一,有其特別的核心要素,並非隨心所欲在中國有着最大影響的民族定義是斯大林提出的。他認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它具有4個核心要素: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和反映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史密斯認為,民族有兩種模式:「市民的民族模式」和「族群的民族模式」。西方「市民的民族模式」(nation)標準的組成部分有(1)歷史形成的領土、(2)法律和政治共同體、(3)成員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權利、(4)共同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在亞洲和東歐地區同時還存在着另外一個「族群的民族模式」(an ethnic model of the nation),它強調的是人們出生的共同體和本土文化,是具有相同血統的共同體。在這個模式的標準中,(1)對血統和譜系的重視超過基於領土的認同;(2)在情感上有強大感召力和動員效果(popular mobilization);(3)對本土文化(語言、價值觀、習俗和傳統)的重視超過法律。這些方面在亞洲和東歐地區一些「民族」(nation)的形成過程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用史密斯的模式分類法,斯大林所表述的觀點傾向於「族群的民族模式」,除了領土和經濟因素外,強調了文化、語言和心理素質。而史密斯強調的是「民族」(nation)「所有成員所具有的法律權利和義務」這個具有政治、法律和行政組織含義的特徵,而把「族群」(ethnicity)只作為「nation」諸特徵之一,實際上體現了西歐社會的特點,即「市民的民族模式」。史密斯認為,在今天世界上的每個民族主義運動中都可以看到某種「雙元」現象,在不同程度上都包括了「市民的民族模式」和「族群的民族模式」兩方面的要素。在同一個民族(nation)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裏,有時強調的是「公民的」和「領土的」因素,有時強調的是「族群的」和「文化的」因素。因此,需要用一種辯證的和動態的眼光來看待和理解這兩種「民族模式」(models of nation)之間的關係。史密斯最後總結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基本特徵有:(1)歷史形成的領土、(2)共同的神話傳說和歷史記憶、(3)共同的大眾文化、(4)所有成員所具有的法律權利和義務、(5)共同的經濟。一個社會群體,能夠被稱為民族,不僅要有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還要有強烈的民族認同,二者缺一不可。「香港人」不符合民族特點二、「香港人」既沒有民族定義的核心要素,也不具備強烈的群體認同按照理論界都比較接受的民族的定義的核心要素,香港是一個地理區劃概念或者行政區劃概念,「香港人」是一個地緣關係為主的社會群體,而不是民族或者族群。無論是按照民族定義所具有的核心要素,還是按照民族認同的基本特徵,「香港人」除了在地理概念方面,即共同地域勉強可以算得上之外,根本不符合任何民族特點。1、共同地域現在稱香港的,多指「香港地區」,即是包括了英國人於1842年割佔的香港島、1860年割佔的南九龍半島和昂船洲,以及1898年租借的新界及鄰近島嶼的全部土地。這幾片土地在英佔之前,分別因不同王朝歷史與鄰近地域分分合合,隸屬於不同行政地區。也就是說,「香港地區」的組成部分雖然地理鄰近,但只是通過不同年代的逐步侵略佔領而形成的當代行政區劃,並非一個天然的地理概念。香港地區成為一個普遍接受的地理概念,其歷史年代也很短,彼此之間並沒有不可分割的認同感。2、共同血緣、共同的神話傳說和歷史記憶英國人佔領之前,香港島和新界一直是個移民地區,「香港的繁榮富庶是千百年來的外來拓殖者逐步建立的」(王賡武)。其特徵就是人口不斷流動,居民主要來自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漢族民系,難免因姓氏、地域、語言、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產生某些矛盾和碰撞。原有的南方少數民族住民被不斷同化,乃至消失。以新界為例,鄧、廖、文、侯、彭等五大姓氏,各有族譜及其歷史,並不屬於一個可以相互承認的共同血緣。除了「小漁村變成東亞四小龍」這一1970年代才出現的「經濟神話」之外,香港人沒有任何族群原生的神話。到21世紀,香港更加成為一個移民頻繁的地區。移入居民來源人群多元,有不同語言、宗教、種族、民族,只要在香港住夠7年都可以申請入籍香港。而移出人民對於香港人也不一定有着共同的族群忠誠。3、共同經濟生活在英國佔領之前,香港地區的主要生產方式有農業、鹽業、漁業和江海交通運輸業。這些產業分別屬於不同地區和不同人群,彼此之間不屬於經濟共同體,而是相互交換、互補的類型,並不像鄂溫克族、蒙古族這類民族一樣,全部都是單一生產生活方式,有着鮮明的民族或族群特徵。而英國佔領之後,隨着資本主義工業和現代城市的興起,香港人的經濟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更加不具備任何共同或者區別意義。4、共同文化香港一直以來作為移民和交通樞紐,以及近代以來作為東西文化共融交匯的代表,其文化特徵正是多元、包容和自由,完全不符合民族(甚至族群)的強烈認同和排斥外族的心理特徵。有史以來,「香港」的華人與洋人、精英與草根在語言、宗教、風俗習慣上彼此隔離。到後來跨國流動的增多,這些隔離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愈來愈大,愈來愈多。本地人語言、文化保留了很多傳統中國文化因素,是傳統中國文化的地方性文化中的嶺南文化。從官方規定「兩文三語」來看,英語和漢語這兩種完全不同語言體系的官方語言不僅無法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認同,反而成為香港人彼此區隔的明證。5、心理歸屬在共同心理素質方面,香港人或許與別的中國人群體有着比較明顯的區別,比如對於法治、自由和廉潔的追求,但這也不是香港從來的價值觀,而是在香港經濟騰飛基礎和中國回收香港主權的背景下形成的。持有香港居民身分證者對「香港人」這一身分的心理歸屬,無論是從外部態度還是從內部意見來看,也一直處於變動之中。6、政治機構香港不曾擁有自己獨立的政治機構,無法以「無國家民族」(nations without state)的名義要求獨立。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無國家民族可以為被視為一個分享共同歷史、據有可明確區分的領土,並且在沒有屬於自己國家的情况下,渴望自我決定其政治前途的文化社群。它們通常涵括在一個或幾個民族國家內,通常將自身定位於該國主流民族不同的異族。在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等具體實例中,它指涉的是與國家分離的權力。但是它們在過去或短或長時間裏曾擁有自己的政治機構,通常可以追溯到民族國家體系興起之前的時代。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之前,香港地區一直都是中華帝國的地方政權。1997年之後,香港正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依然不是獨立的政治結構。「香港人」無法以「無國家民族」名義獨立綜合上述因素,「香港人」絕對不是學術意義上的民族或者族群,而是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漢族人為主體的一個地緣性社會群體。既然「香港人」不是民族,就無法以法理或學理上的「無國家民族」(nations without state)的名義獨立,更談不上「港獨」所妄想的實際操作空間。香港只是因為其特殊的城市地位而廣受關注而已。(系列之三)文:方平作者是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原文載於2016年9月17日《明報》觀點版 港獨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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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看香港國族主義之興起

港獨與反港獨的爭論,在近日掀起軒然大波。然而討論港獨之前,我們得先明白何為「國族」。Benedict Anderson定義國族為「想像的共同體」,此說常遭時人曲解,以為大師要指摘國族主義是虛構的。然而Anderson要說的是,當一個現代社會群體因地緣政治因素對外相對區隔,使其精英和民眾意識到自己是在同時同地面對着相同的命運,就會形成國族。像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國族雖是出於想像,但卻是真實的,也可以是正當的。事實上Anderson當年提出這個觀點,是要幫助身為蘇獨分子的老友Tom Nairn反駁英國統派「蘇格蘭不成國族」的論調。一片在中國之外 處中國之旁的特殊領域香港自漢武帝攻滅南越國後,就是華夏帝國的屬土,那「香港人」與「中國人」該屬同一個命運共同體吧?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家卻指出,嶺南原住民一直抗拒漢化,而漢族移民亦非嶺南主流。直到明代珠江三角洲填海,原住民才為了土地利益裝扮成北方移民,杜撰譜牒、制定祭禮、參加科舉。他們仍然保留既有語言和風俗,只是將其稍為漢化,再辯稱他們保留了未受北方游牧文化污染的華夏古俗。在圈地競賽中落敗的嶺南人,就淪為被主流邊緣化的海洋族群。他們為了謀生,只得從事走私貿易,遇上了到東方做生意的西方人。在鴉片戰爭時,嶺南海洋族群與英國人合作,將香港從渺無人煙的海島建設為商埠。這樣,香港就成為了一片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的特殊領域。雖然香港實行殖民地制度,但仍比東亞的專制帝國自由,其有限的法治亦比近鄰尊重合約精神。被視為「賤民」的海洋族群、被官府敲詐的貿易商人、被中國社會排斥的基督教徒,以至是與朝廷不和的異見人士,都能在香港容身,在此地尋覓自由和幸福。當中國於甲午戰爭後出現國族思潮,追尋自由和幸福的香港人亦視此為機遇,有的支持立憲、有的支持革命。但他們之所以關懷中國,是因為他們希望推動由下而上的變革,主導粵港兩地的公共事務,促進嶺南粵語區的自主自治。可是五四運動後,救亡壓倒啟蒙,中國國族主義者提倡要以專權的「先鋒黨」喚醒無知大眾。這種主張為國共兩黨所採納,並於北伐後成為獨一的主流。然而,縱使香港人有響應國共兩黨發起的省港大罷工,他們多放眼本土的反殖及勞工權益。當罷工發展為爭奪先鋒黨地位的內鬥,工人就陸續回港復工。除卻少數國共兩黨的死忠支持者,香港人對中國的感覺,主要是關懷原鄉的鄉土意識,以及自覺與西方有異的文化意識。這與膜拜先鋒黨的中國國族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一直以來香港的發展,雖然受惠於中國的資源、資金及人才,但此等優勢之所以能發揮,正正是因為香港不由中國管轄,能避免近代中國的種種政治風險,並能接通海外的商貿網絡。在清末,香港讓沿岸貿易商逃避太平天國及土客械鬥的戰亂;在民國,香港讓工業家免受軍閥及日本人的騷擾;到戰後,香港更是讓資本家逃避共產中國迫害的地方。香港工商業發展的前提,正是其超然中國之外的地位。反過來說,香港之所以能貢獻中國,正是因為香港不是中國,因此香港才能夠成為中日戰爭時的補給基地,或是冷戰期間共產中國的外匯來源。在1949年中國赤化後,其社會受到共產黨由上而下的改造,社會結構及價值觀與香港漸行漸遠。大批難民亦南來「避秦」,到香港尋覓自由和幸福。香港人自此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本土意識不再局限於精英階層而普及化。隨着香港人生活質素在戰後大幅改善,再加上本地流行文化與消費文化的興起,他們的自豪感與歸屬感亦與日俱增。政府此時積極改善公共服務,而廉政公署成立後,當局甚至鼓勵香港人舉報瀆職的當權者。香港人得以充權,初嘗尊嚴的滋味,從而相信香港是個自由幸福的家。他們對公民權利的追求,日趨殷切。斥港獨為不理性民粹 並不公允但之後前途問題浮現,香港在沒有選擇的情况下,被英國人出賣給中國。而六四慘案,更突顯中共乃無視民眾尊嚴的暴虐政權。香港人意識到要守護自由、幸福和尊嚴,就只能靠自己爭取。1980年代起的民主運動、主權移交後的公民抗爭,以及近年的「雨傘革命」,都是香港人爭取命運自決的努力。在這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其成員都相信他們是有着共同命運的香港人,這就是Anderson所指的「想像共同體」。縱然當中有人未脫大中華情結,而大部分人都只想追求更大的自治權,使香港發展為《香港革新論》主張的「無國之國族」,但毫無疑問,香港國族已經成形了。面對中國的「二次殖民」,進取的香港人提倡港獨,是自然的結果。輕率地指斥港獨為不理性的民粹,並不公允。從歷史的觀點看,香港人的自由、尊嚴與發展,均取決於香港有異於中國的特性。即使不是主張「香港獨立」,只要是支持高度自治、要求還政於民的,都是在追求香港的自立自主,都算是廣義的「香港國族主義者」。只是強鄰的中國國族主義,容不下對先鋒黨絲毫的質疑,不允許哪怕是最溫和的香港主體意識。此乃身為香港人的悲哀。延伸閱讀:(1)Anderson, Benedict(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2)Faure, David(2007).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3)Carroll, John(2007).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4)陳學然(2014),《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作者是《鬱躁的城邦》及《城邦舊事》作者(觀點版編者按:港獨議題近期成為城中熱門話題。港獨思潮是如何萌芽和興起的?港獨思潮為何會成為當今社會的熱話?它與當今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狀况有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都是市民揮之不去的疑問。《明報》觀點版邀請了各界人士撰文,期望展開一場平和理性、擺事實講道理的討論,以增進讀者對此議題的了解。本周我們從政治、歷史等角度探討港獨議題,希望帶出更寬闊的視角。)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6日) 港獨 民族 港獨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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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責備香港青年支持國家隊不力,甚至幸災樂禍,政要們作此政治表態尚可理解,若以為批評港青真有實效,那是對民情的嚴重誤解。男女談情說愛,伴侶榮辱當然是自己的榮辱。然而,如今都要鬧分手了,對方升職加薪,關我鬼事!猶記得中港雙方感情不錯的二千年代,劉翔與郭晶晶的肖像滿街都是;旺角行人專用區的波鞋及化妝品廣告海報,真係有幾十呎高,劉翔好堅強的望着你,Just do it!郭晶晶白裏透紅的冷艷面譜,介紹番你呀小姐頂級美白面膜。2008年是奧運熱潮的高峰,京奧開幕,火樹銀花,巨人的國步,有如時代烙印,宣告大國穩立國際競技舞台。運動員翻幾個筋斗,釘子一樣屹立不動,完美完成國家形象工程。當年也有不少雜音,什麼幕後代唱,什麼違規禁藥,但總體來說,港青為國家隊喝采,尤其是中學生大學生,爭相搜尋運動員的最新動向。中央第一時間安排金牌選手訪港,在大學的泳池表演花式跳水。幾年港情翻幾番,港青對國家急速累積大量負面情緒。甚至聽到普通話、國歌,都自然而然湧出反感。這當然不是絕大多數,但根據調查數字,對中國內地相關的人與事產生抗拒的年輕人,絕對不是「極小撮人」,而是每月增長的critical mass。所謂國家自豪與認同,並非神秘DNA,而是普遍不過的談情說愛。一點一滴的好感,事出有因;一點一滴的反感,也並非空穴來風。愛與恨不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國家吸引不到港青的熱情,就只能退回到運動員本身的性格魅力。孫楊性格不討好,但傅園慧七情上面,兩三個眼神就拉近一點港青與國家隊的距離。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8月12日) 愛國 民族 里約奧運 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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