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選確認書、大一統與分離主義宿命

本文參考北京大學教授李零近作《我們的中國》第一冊《茫茫禹迹》(2016)作為介紹中國大一統的內涵、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並推論香港分離主義的宿命。今天發生的立法會參選確認書事件,本文就算是借題發揮,亦有歷史文化深意。香港是商業社會,缺乏從大歷史及大趨勢看問題的土壤。缺乏這種角度而作出的努力及激情往往徒勞無功!參選確認書與分離主義宿命今屆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按條例要求立法會參選人須簽署聲明,表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以確認參選人資格。有人認為多此一舉,此事亦惹來司法覆核。選舉臨近,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無限放大,加以炒作,以收競選之效。這是選舉政治常態。選管會要求立法會參選人簽署確認書,表面的解釋是堅守「一國」的主權底線,更深層是歷史文化因素,表示選管會行政決定客觀上符合中國大一統的歷史傳統。從這個角度看,短期或許導致建制派選情失利、政府管治困難等狀况,但為了封殺分離主義,使之不能利用議會平台宣傳獨立主張,這是符合民族國家主權及統一的前提。李零,考古學家,但文章上天下地,中外古今,考古、歷史、地理、國際政治,讀之興趣盎然。筆者細讀《茫茫禹迹》,作點讀書報告,希望對香港政治形勢有點啟示。筆者並不是歷史決定論的信徒,但還是相信歷史造成的路徑依附。所謂「勢」,有結構改變的因素。若政治人物逆勢而行,必然事倍功半,或徒勞無功。港獨分子對中國主權的挑戰,但面對中國大一統正在上升的勢,有着無奈的宿命。借用李零的說法,「有『大一統』,就有挑戰『大一統』」。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有反抗精神,要讀小說才能深刻體會。例如《西遊記》的孫悟空,特能搗亂,最後還是逃不出如來佛的五指山;西天取經,「鞍前馬後,好像一條狗」。《水滸傳》的宋江殺人放火,最後還是被招安。港獨分子面對歷史宿命的反抗掙扎,可能被筆者美化,但最後是否「一條狗」,大家拭目以待。大一統、禹迹與九州什麼是「中國」?「中國」指天下之中。李零表示「天下」是天底下,千山萬水,很大很大,各民族、國家都生活在同一天下。但「中國」不是天下,「中國」是相對於包圍中國四邊的外國,如漢代西域36國就是西邊的國。在周秦,「大一統」是指覆蓋禹迹九州的中國統一。「禹迹」與「九州」是同一概念:大禹治水,足迹所至,劃為九州。九州地理覆蓋活躍於黃河、長江中心流域華夏諸族。例如黃河流域,先是夏商周三代,後是戰國秦晉齊並列。長江流域,先是蜀楚吳,後是蜀楚越並列。李零指出禹迹或九州是一個有彈性的地理概念。夏商周或秦齊等國,它們的活動中心或範圍很不一樣,但都說自己住在禹迹,這點說明九州的大小和劃界並不重要。「大一統」何所指?李零認為「大」指國土大、疆域大,「一統」指制度統一、政令統一、文化統一。中國秦代大一統,三者齊備。自秦代大一統至清代約2000多年的「中華帝國」只是朝代更迭。李零表示中國第一次大一統是西周封建。西周武王克商,由夏至商,差不多歷史上準備了1000年(約數,下同),終結夏商周三代。第二次秦合戰國七雄領土為「天下」,是承繼周。由周至秦,又歷史上準備了800年,再加上漢朝後續的400年,總共1200年。李零亦補充一句:「而中國的大一統,嚴格講,是秦漢大一統。」李零意指秦漢行郡縣制中央集權,大一統才有真正意義。兩次大一統奠定了中國至今的版圖。李零以中國歷代行政單位數目來論證大一統的完成:漢朝平帝,人口近6000萬,縣、道、國、邑近1600個;清代,人口近4億,府、州、廳、縣約1700個;現代中國,人口13億,縣市約2300個,若減去東三省、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約500個縣市,大約還有1800個縣市,與漢代數字很接近。中國文明漩渦:大一統的發展基礎1905年孫中山的同盟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1912年孫中山在《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改稱「五族共和」。李零的講法,孫中山後來才意識到「驅逐韃虜,則滿蒙去;滿蒙去,則回藏離。四裔不守,何以恢復中華?」「五族共和」並不純粹是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下的發明創造,它是中國傳統的延續。元清兩個王朝都是多民族國家,現代中國亦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1935年胡煥庸在中國地圖上畫了一條線,從黑龍江璦琿到雲南騰衝,西北64%土地養4%人口,東南36%土地養96%人口。漢族主要住在東南,少數民族住在西北。這條線不止是人口密度,而且是生態環境的分界線。此線與年均400毫米降雨量脗合,西北畜牧,東南農業定居。今天,古時東南面的夷及越等少數民族已被「漢」化。李零的研究結論是「文明像漩渦」,「文明以定居農業為中心。旁邊轉悠的」。古人叫住在中國大陸四方邊疆的「夷狄」為「四裔」。「裔」是邊緣的意思。華夏在中間,地勢比較低平,也叫「中原諸夏」。中國民族特點是四裔趨中,被文明漩渦吸納。漢族統治過其他民族,其他民族也統治過漢族。他認為「漢族史和少數民族史一直糾纏在一起,打斷骨頭連着筋,少了哪一半都講不清」。他表示,少數民族其實不少,只是掉進文明漩渦,很多成為漢族;同時,他們也給漢族輸入新養分,使中華文明重振雄風。可以說,中國的漢族基本上是多族源的民族。李零根據族源姓氏線索,考證中國邊疆四裔與華夏諸族密切往來的脈絡。例如西周姜姓之戎的申戎勾結犬戎攻滅西周,周室東遷後的陜西留給秦。秦逐西戎,留居當地的戎,不是被滅,便是被同化。餘部遷入山西、河南,也被同化。又例如狄有兩大系統——赤狄和白狄。白狄是姬姓之狄,主要活動於山西滹沱河流域。春秋戰國的鮮虞、中山國屬於這一支。李零總結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見解十分精闢:「中國,小族變大族,小國變大國,任何一族,任何一國,都不能憑一族之力,一定要聯合其他部族……所有覆蓋大地域的國族,其實都是強族代表的符號,每個符號下面,成分都很複雜,沒有一個純而又純的種族。漢族也不例外。」這個多民族的文明漩渦在於它強大的文化感染力,也是大一統傳統凝聚力所在!國家「統一」和「獨立」是現代國家的前提。李零提醒我們,在近代中國這個前提得來不易:「民國,軍閥混戰,國家四分五裂,所有志士仁人都是為了再做中國才投入革命。」香港位於中國大陸的南端邊陲,秦代受南海番禺管轄。香港在鴉片戰爭後割讓予英國,成為大英帝國與中國通商的前哨站。今天是中國的金融中心。香港特區地理上遠離中國大陸的中心,處於中國文明漩渦的最邊緣位置。文化上,中國自甲午戰爭敗於一直師從的日本。日本歷史學家溝口雄三所講的「西洋衝擊」便是中國民族恥辱的根源及民族復興面對的難題。在這還未完成的過程中,西方文化在這邊緣地區影響還佔主導地位,當然掩蓋「中國文明漩渦」及溝口雄三所講的「中國衝擊」(指中國崛起的深遠影響)的吸引力。香港分離主義分子的宿命總的來說,香港殖民地的歷史、地理及文化位置使不少香港人忘記了國家「統一」和「獨立」的前提,以為這些都是唾手可得。若從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歷史來看,秦大一統3個內容——制度、政令及文化,香港特區的設計當然是過渡性。李零在總結「西周族姓考」上中下三章中特別提出要從歷史大勢看大一統。他表示:「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乃歷史常態……由分到合,不能倒過來講。」因為經歷西周大一統,「東周是禮崩樂壞」,歷史大勢便由分而合;中國百年恥辱終結於新中國成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30多年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點歷史趨勢明眼人一望而知。今天的中國「由分到合」,即從陷於國族存亡邊緣到國土完全統一的階段。這個歷史文化背景下,立法會參選人要確認不搞分裂,只是正常程序而已。就算有人說香港人有頑皮品性,這做法可能適得其反,又如何呢?中國經歷了西方列強及日本的侵略,並沒有土崩瓦解,還有能力再次站起來,就是因為有大一統的歷史感、民族的危機感。中國崛起惹來超級大國的圍堵,在東南沿海製造事端。相對而言,香港的分離主義分子就算如何「熱血」、狂妄,擲磚頭、搞暴亂,都不會有《西遊記》「齊天大聖」的特能搗亂,只能是小事一樁,改變不了無奈的宿命!作者是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日) 港獨 民族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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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反美反得極精明

南海仲裁結果公布後,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似乎舉國都在反美反日反菲,甚至有不少人叫囂要跟美國開戰。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喬良說,就算開戰中國也佔優勢,在南海的兩艘美國航空母艦可能都「回不去」了。這種盲目性,很有當年義和團的影子。拳民們自稱練就一身刀槍不入的功夫,不懼洋槍洋炮,並以「扶清滅洋」為己任,替不方便出面的清政府對付「洋鬼子」。不過,他們其實也「鬼」得很,口頭說要滅洋,身體卻很誠實的多針對沒槍沒炮沒自保能力、被指為「假洋鬼子」的中國人,而殺最多也是穿洋裝、點洋燭、看洋書、用洋燈、信洋教的中國人。命喪在「忠勇」的義和團大刀之下的中國人不下數十萬,僅教徒就有2萬之眾!今次中國人的南海反美怒潮,也是精明得很。他們只打口水仗,在網上起哄叫囂,絕不會大規模走上街頭請願抗議,踰越當局的維穩底線,更不會衝往南中國海,登島明志。這些行動的代價都很大,甚至小部分人砸爛iPhone、iPad等,也都是表演居多。網上流傳一段相信是一名大媽的女子在河北唐山肯德基自拍短片。大媽在店內呼籲食客杯葛肯德基,甚至堵在門口,勸阻想入內的顧客。她向顧客演講:「忍兩天,美國都欺負到咱們身邊了是吧!大家都在吃,都在給美國人造炮彈。」但沒人理她,她又逐枱呼籲,旋即被人發現用的是美國蘋果手機。這名大媽緩和了聲調說:以後絕不會再用,也不會讓子女使用,更不會來肯德基。她說:「咱們不可能上前線去打仗,但是支持一下習主席,是吧……咱們都是中國人,以前消費了就算了,但12號(宣布南海仲裁結果)之後再消費,就有點對不起『中國人』這3個字了。」當一名女食客要她走開時,她還在擾攘,對方立即指着她大喝:「摔了!你給我摔了(蘋果手機)!這樣大家都出店!你摔!」大媽愣了一下,語無倫次講了幾句,鏡頭轉向店內其他座位,自打圓場說:「今天真的不錯,人挺少的!」這種愛國主義的精明之處就是,自己出嘴頭,要其他人去犧牲。他們鼓吹打仗,但他們絕不會上戰場;他們說要杯葛外國貨,但對手上的美國貨日本貨卻惜之如金!給他們美國護照,他們會拒絕嗎?這種精明愛國主義,從移民美國的司馬南、嫁到美國的北大反美女生馬楠、據說已移居美國的《中國不高興》主編宋曉軍等愛國人士身上,可見一斑!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26日) 愛國 民族 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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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怕這樣的愛國者

南海仲裁案鬧得沸沸揚揚,放眼中華大地,網絡上盡是大義凜然的愛國者,忙不迭地主張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表達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態度。對美國這個「背後主使者」,多數人予以聲討,但也有人指出:鬧劇看似得逞,實則失算,因其激起了中國人的愛國和團結。如其所料,愛國者們很快從網絡世界走入現實。本月17日,河北唐山樂亭縣的肯德基門口聚集了大批民眾,他們拉出橫幅「抵制美日韓菲,愛我中華民族」、「你吃的是美國的肯德基,丟的是咱老祖宗的臉」。猛然間,想起電影《霸王別姬》中一個片段:主角段小樓和程蝶衣被遊行的愛國學生堵在樓梯上,質疑兵臨城下,他倆為何還在唱戲。好在圓滑的經紀人出來打圓場才解了圍。事後,段小樓仍憤憤不平:「日本兵就在城外頭,打去呀!敢情欺負的還是中國人!」時過境遷,但愛國同胞們的思路和行徑並未大改,他們欺負的還是中國人。在樂亭事件看,雖然抵制的是美國餐飲品牌,但該餐廳從經營者到服務員,再到用餐者,都是中國人,示威僅僅是對當地百姓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不便。即便遊行範圍擴大,全國所有與美日韓菲相關的商店、產業都倒閉,也只是徒增中國自己的失業人口,降低社會穩定性,與中共維穩的工作思路唱反調,但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影響實在有限。記得讀書時,歷史老師分析清朝衰落的原因,其中有一條便是「閉關鎖國」。相反,在中國重新崛起的理由中,絕離不開鄧小平高瞻遠矚的「改革開放」政策。兩廂比較可以發現,全球化貿易對各國發展的重要性。一味抵制洋貨,好似重蹈當年覆轍,既不可能實現,於國於民也毫無利處。融入國際模式 才可能爭最大利益即便只是普通民眾,也應該清楚,國與國之間,從來只有利益,只看實力。若弄懂了這點,應該明白,真愛國就應努力讓中國變得更加強大。中國當下正處於政治改革和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雖然並非人人都有能力為國家建言獻策,但至少可以立足本職好好工作,這才是所謂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至於國家層面,只有盡量融入國際關係領域既定模式,才有可能爭取最大的利益。然而,在南海問題上,「不參與」的態度已然失了先機,事後將烏合之眾洗白為愛國者,要麼是思想和手腕都太幼稚,要麼就是有意培植暴民和愚民。對於有實力的敵人而言,只會害怕錚錚鐵骨、理智,從來不會被暴民和愚民構成的「紙老虎」嚇倒。截至目前,那些「鍵盤俠」不過只是借網絡媒體撒氣,若說他們愛國,那就真是在侮辱「愛國者」這3個字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22日) 愛國 民粹 民族 中國網民 南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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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族的」到「公民的」六四紀念

香港人當年為了什麼去紀念六四大屠城?當年港人支持北京學運,背後幾乎都是一種國族主義所帶動的感情與感覺。而近年香港紀念六四背後的國族主義,則慢慢擺脫一種基於血緣、文化傳統或中華民族中心觀的「民族的」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而過渡到一種奠基於個人自由、權利、以法治制衡專制等價值為核心,一種「公民的」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香港年輕人,對事件無切身感覺,實屬常態。而對任何紀念團體而言,要求沒有實時感受的人,以什麼民族家仇國恨的感覺,用中華民族的心態唱《血染的風采》,不啻是種苛求。不過,對追求任何政治認同的參與者來說,無論是中華兒女也好,或者香港城邦,以至香港公民國族身分的人來說,忽視香港紀念六四,都是遺忘香港身分認同的表現,也是任何追求個人、自由、民主、法治、人權此類普遍價值所不齒的行為。六四紀念 分辨人鬼冷漠不是罪行,抽離感情,歸園田居,擺脫塵世,也可以是一種解脫。不過以政治為志業的人,以「行禮如儀」、「綑綁式集會」、「自顧不暇」這類似是而非的口號,遺忘六四,這等政治人物,似乎忘記了六四作為一個至今有效的測試機作用:「我睇人睇咗幾十年,邊個係人,邊個係鬼我睇得到!」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就六四表態,是「綑綁式」,那所有政治人物接受這種道德綑綁,也是應有之義。當然,你可以不同意支聯會、點蠟燭、去維園。而任何人有興趣,也可以用任何方法去做或者不做任何事物。無論出於民族、公民、個人、普世的考慮,安坐家中用鍵盤紀念六四,多少也能協助推翻共產黨的道德根基。不過今日竟然有大學學生會會長說紀念六四毫無意義,這多少也是香港嬰孩世代固守老舊大中華民族觀、未能有效將體驗傳遞到下一代之過。而這種警告,年來已有不少人提出。不過,無論是否使用燭光,六四乃映照世間「係人係鬼」的法眼,這點倒是沒有改變。任何一個政治人物,不論世代、立場,否定紀念六四的用途、否定六四大屠殺乃反人類的罪行,就是鬼。不但是香港國族的敵人,更是全人類的敵人。本土國族主義者應主動更新六四意義六四在香港史的意義,當年是一種出於「民族的」國族主義情感。香港人的文化認同中,民族認同、國族認同並非一種根本的認同;但八九六四事件,則幾乎塑造了香港人國族主義與意識的第一波。從「中華民族」一分子的立場,控訴共產黨屠殺中國人,中共乃全中華民族之敵。中共一貫沉默,就是為了逃避道德責任。六四測謊機,觀察政治人物發聲或沉默,辨別人鬼,行之有效。香港回歸前後的政治版圖,可以說就是以「如何評價六四」為政治對立軸的,而背後都是以民族的國族主義作為動力,不過兩邊陣營各有不同理解:民主派徹底追究中共的六四責任,才是中國人當仁不讓之舉;愛國陣營則認為快點忘記屠殺、大家發達才是正路。前者以道德的,而後者以經濟的理解去定義國族利益。時至今日,每個人是否還因為當年這種基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客觀上變成個人如何選擇自己的身分認同;而不少年輕一代則轉投以公民的國族主義去理解世界。國族主義(nationalism)泛指一種根本的認同與文化世界觀,而以個人的、公民的價值去建構國族,取代集體的、民族的綑綁國族感情,為這年頭的改變。紀念六四的意義,也自然從浪漫主義式的悲壯,變成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公民覺醒。不把老舊的事物賦予全新的意義、爭奪話語權、重塑道德感情,反而主動放棄集體記憶,呼籲遺忘香港文化史過程,從香港公民的國族主義立場,確實無異於歷史修正主義的道德惡行吧?「賜予我勇氣,去改變能夠改變的事物。賜予我冷靜,去接受不能改變的事物。還有,賜予我智慧,去識別能變與不能變的事物。」(Serenity Prayer)原文載於2016年5月28日《明報》觀點版 六四 民族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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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同胞書》的歷史謬誤──與香港民族黨訂正

日前,香港民族黨在Facebook發表《致香港同胞書》,號召香港人「效法美國先賢,開展抵抗殖民者暴政的民族運動,抗擊所有犯我同胞的異族人,將其永遠驅逐出香港境外」。不過,《致香港同胞書》對美國革命歷史的描述,與事實有許多出入。筆者支持本土,支持港獨,但始終對民族主義抱有懷疑。因為民族主義的極端,就是只談身份,不問是非。例如,只要有助團結香港人,對「民族大義」有幫助,就算憑主觀意志任意詮釋美國革命歷史,都沒有問題。希望民族黨回歸現實,作出修正。首先,美國獨立戰爭在1775年爆發,不是1776年。筆者斷言,有些網民看到這裡,已經覺得這是歷史佬「雞蛋裡挑骨頭」。那是你不知道這一年對美國革命有多重要。打個比喻,1775年列星頓及康科德戰役,擦槍走火,就如香港的佔中和佔旺,令殖民地的反抗者對宗主國的幻想破滅。抗稅和反抗《強制法令》(Coercive Acts)的和平抗爭,竟然換來血腥鎮壓。醞釀已久的新思潮迅速冒起:武裝自衛,繼而自決,最終獨立。華盛頓穿起軍服出席大陸議會(Continental Congress, 美國國會前身)、大陸議會決定組軍支援波士頓的素人民兵,但思潮始終需要思考縝密的人加以疏理。Thomas Paine就是這個人。他的《常識》(Common Sense, Jan 1776)在北美引發極大迴響,今日重讀仍然擲地有聲,因為他說出了「開槍之後」那一個時代的心中所想,勇往直前,最終促成議會在1776年7月宣佈獨立。對此,Thomas Paine有獨到的見解:Time makes more converts than reason. 時代比說理更能改變人心。民族黨把美國革命概括為一場外來人與本地人的爭鬥。雖然箇中的政治動機可以理解,但這是把香港今天的問題移植到美國的歷史,完全格格不入。美國革命不是「英國侵略美國人,美國人起而反抗」而爆發。恰恰相反,美國革命的遠因,正是英國協助北美殖民者開疆拓土。18世紀初,英國殖民者為了爭奪俄亥俄谷地,與法國殖民者時有衝突,最終因為華盛頓魯莽攻擊法國堡寨,而引發了法國印第安戰爭(1754-1763,歐美現在多稱為The Great War for Empires)。這反過來把英國拖入戰團,繼而引發連鎖反應,席捲全球,成為七年戰爭的一部分(1756-1763)。最終英國奇蹟地同時在歐洲、北美、和印度擊破法國,一躍成為全球帝國。戰後,北美英國殖民者的愛國熱情達到頂點,沒有人想過12年後會與英國兵戎相見。美國革命的近因,是1760年代英國施加的徵稅政策。或許民族黨是把這些政策視為侵略「美國」,而有「政府優待英國人而賤視美國人」之說。但北美抗稅運動,首要目的是維護英國王室賦予子民的一切權利,亦即所謂The Rights of Englishmen。北美抗稅運動的前提是「大家都是英國人,應該享有同等權利」。香港本土主義的前提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不能為了中國而犧牲香港人的福祉」,兩者根本不能直接類比。北美抗稅運動,早在17世紀末已經出現。1687年,新英格蘭自治領開徵新稅,牧師John Wise決定反抗。他在Ipswich的市鎮大會中主張抗命,不派稅吏徵集新稅,結果被總督Edmund Andros以煽動罪拘捕審訊。當時Wise在法庭辯稱抗稅是「英國人的權利」。這些權利,建基於大憲章及英國國會通過的多項權利法案,但當中有很多灰色地帶。新英格蘭的幾位法官隨即嚴詞駁斥:”Mr. Wise, you have no more privileges left you than not to be sold for slaves.” (懷斯先生,你現在只剩下免於出賣為奴的權利了);”They must not think the privileges of Englishmen would follow them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殖民地的居民,不能妄想把「英國人的權利」帶到這個世外蠻荒)。這番說話震驚了整個北美殖民地:英國人在殖民地,原來不能享有「英國人的權利」。這對1760年代抗稅運動,乃至後來《美國獨立宣言》的撰寫,都有重要影響。1760年代,英國為了解決法印戰爭及七年戰爭的財政負擔,向殖民地徵收新稅;又為確保殖民地邊境安寧,限制殖民地開拓(即侵略)俄亥俄谷地的原住民土地,隨即引發殖民地強烈反彈。當時抗稅運動的宗旨,是「無代表,不納稅」,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我們為大英帝國交了稅,打了仗,盡了英國人的義務,卻在英國國會沒有議席,被英國國會剝削開拓土地的權利,連「英國人的權利」也朝不保夕。解決方法,就是英國國會撤回法案,賦予殖民地更多政治權利,讓大家開開心心當大英帝國的子民。後來,英國國會多次撤回稅收,又多次重提稅收,和殖民地的衝突日益加劇,「殖民地與英國不是同路人」的思潮冒起,但雙方區分敵我的標準,始終是政治立場。簡單來說,親英國的稱為托利黨(Tory)、效忠派、保皇黨(Loyalist),親殖民地的稱為輝格黨(Whig)、叛黨(Rebel)、革命派(Revolutionary)、愛國者(Patriot,愛的當然是美國)。這個劃分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英國最終承認美國獨立,是因為國會表決通過對首相諾斯勳爵(Lord North)的不信任動議,托利黨政府倒台,輝格黨上台執政。而英美雙方的停火條件之一,就是容許托利黨安全離開美國。為了避免美國迫害協助英軍而重獲自由的黑奴、重新奴役這些按理要物歸原主的「財產」,北美英軍總司令卡爾頓(Guy Carleton)還把他們帶到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安置。凡此種種,可見美國革命區分敵我的標準,根本不是種族、血統、文化、民族,而是政治立場。由此可見,美國革命的目標不是驅趕異族人,不是區隔美國人與英國人。這是19世紀20世紀的民族觀念,在18世紀根本就不存在。美國革命的確鼓吹身份政治,強調北美人民「合眾為一」,但用來論證「中港區隔」、鼓吹驅逐「中國人」,則大可不必。當年美國大陸議會,把保持中立的魁北克想像為「第十四州」,為了「招攬」魁北克居民加入革命,不惜在1775年派兵北伐,最終被英軍和魁北克民兵擊退。今天的加拿大歷史,仍然把此事件視為美國的軍事侵略。另一方面,北美十三州並不包括佛蒙特州,因為紐約州和新罕布什爾州都想吞併佛蒙特,而佛蒙特人卻想爭取獨立。美國獨立戰爭之初,佛蒙特只是以盟友身份從旁協助,後來在1777年建立佛蒙特共和國,甚至曾經考慮加入英國。要到1791年(美國立國15年),佛蒙特才獲准成為美國第十四州。「美國民族」,並沒有民族黨想像得那麼簡單。究其根本,美國革命不是保護「美國民族」而起的反抗。那是大美國主義的說詞,把追尋自由、利益、公義、守衛家園的決心,通通縮略成「美國人vs英國人」的正邪對決,得罪講句,嘔心程度不亞於中國抗日電視劇。民族黨宣言提及「英兵逐家逐戶傷害美國人」,筆者估計是指1776年新澤西州的戰事。新澤西州的人口,本來是傾向中立及保皇黨佔優。1776年冬季,美國革命因為連番敗仗而瀕臨崩潰,英軍和德裔傭兵卻在新澤西州強姦劫掠,令到包括保皇黨在內的新澤西人民起而反抗。他們四處狙擊英軍,向大陸軍提供物資情報,才促成了華盛頓在聖誕節強渡特拉華河,於特倫頓取得戲劇性勝利,徹底扭轉革命劣勢。但歸根究底,那幾千個衣衫襤褸、飢寒交迫、長期欠薪的美國士兵,冒著寒風暴雪,在佈滿浮冰的特拉華河強行前進,不是為了什麼「美國民族」而戰。新澤西戰事結束後,他們各散東西,還令到華盛頓的軍隊差點解散。數十年來,香港人相信中國民族主義,引狼入室,助紂為虐,最終釀成香港今日亂局。香港人必須訴諸身份政治,甚至動用民族主義理論,建立以香港為本位的身份認同。這點無可厚非,筆者完全贊成。但香港人就如革命中的新澤西州人民,我們的終極關懷始終是自由、利益、公義、家園,而不是民族構成。我們不介意梁天琦的出生地,也不介意鄭松泰在北京大學修讀博士,因為我們根本不關心一個人與「中國」有多少瓜葛。只要視香港為家,以香港本位思考,為香港謀幸福,他就是香港人。建立香港民族,無需挪用美國革命歷史來鼓吹煽動。多談家園,少談民族。Time makes more converts than reason. 自然水到渠成。 歷史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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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民族與國族

張彧暋博士不久前在《明報》上討論民族、國族(〈是「民族」還是「公民」?〉,4月16日),那是很有意義的。惟一些概念及源流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根據王柯的《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2015),漢語「民族」一詞是在19世紀末直接從日語接受過來的。日語中原本並沒有一個可以同時表達「nation」所包含的政治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雙重意義的詞彙。這個概念當時在日文中翻譯為「國民」與「民族」兩個詞彙。「民族」一詞由日本國粹主義者傳播開去,其含義就是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日本國民」之「民」,與作為文化、血緣共同體的「大和民族」之「族」的結合。而中國近代思想家之所以會直接從日語接收「民族」一詞,顯然不僅因為漢字相同,還因為與日本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產生了共鳴。「民族」一詞的兩種概念「民族」一詞在現代漢語中至少有兩種不同的概念。一是純粹基於血緣和文化的族裔(ethnic groups)。有時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下會特指「少數民族」(例如民族問題、民族幹部等)。這個概念的「民族」曾在大陸被翻譯成「minority nationalities」或「national minorities」,但從1980年代開始逐步被改譯成「ethnic minorities」。「民族」的另一個概念是「nation」,包含政治(territorial-civic;civic;statist)與文化(ethno-cultural;ethnic;cultural)兩個不同但又不能截然割裂的層面或類型。西方關於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現代論著汗牛充棟,限於篇幅只能蜻蜓點水。歷史學家Hans Kohn在1955年著作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中認為:territorial-civic nationalism主要起源自英國、美國和法國的啟蒙時代,其目的是要建立代表中產階級的自由、理性的公民社會,而公民擁有或形成同一的文化符合國家利益;ethno-cultural nationalism則主要是位於中歐、東歐的中產階級力量薄弱的國家的特色,它們是建立在感性、想像和民眾無意識的發展之上,根基於古老的文化傳統。民眾的意願在於保留和傳承自身的文化。他認為這是生活在這些相對落後社會中的精英階級面對更為進步的西方所作出的應對。兩個順序相反的過程Michel Seymour等在Rethinking Nationalism(1998)中則認為territorial-civic nationalism是個人根據自願、主觀和個人主義的原則建立國家(state),再通過國家來整合民族(nation),因此在本質上是個體的、主觀的,並非凌駕在個體意願之上,也就是先有國家才有民族(即國家民族,state nation)。而ethno-cultural nationalism中,民族是建立在包括共同語言、血緣、文化和傳統等客觀因素之上,故民族的存在先於國家(即民族國家,nation state)。這是兩個順序相反的過程。須指出的是,儘管也有學者,如Jürgen Habermas,提出建立完全與文化無關的純粹的公民政治共同體,公民只需遵從一系列共同制定的政治和憲法原則;但是,若沒有文化和歷史的注入,這種政治共同體就根本無民族或民族主義可言,連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也談不上。只要看看作為典範的英法兩國的歷史就不難發現:她們在民族的建立過程中絕非僅僅只要建立憲政原則,而是同時亦堅持公民在宗教、語言、傳統、共同歷史和民族命運等文化層面亦須認同(註1)。張博士認為「民族」是歷史誤譯,應為「國族」。對此我不贊同,因為:首先,「nation」帶有政治與文化的雙重意義。前者強調的是公民價值,着力的是個體;後者強調的是文化承傳,重點在於集合。因此「民族」比「國族」更為貼切。其次,中國近代思想家直接接受「民族」一詞的時候,它同時兼備了「國民」的西歐政治學意義和作為黃帝子孫擁有相同血脈的宗族之意。這本身就體現了他們對中國時局和命運的判斷以及日本政治發展對中國的影響和啟發,是帶有深刻歷史和時代烙印的用心之選。再次,「國族」一詞在中國歷史上有其特殊的概念和意義。孫中山在1924年三民主義演講中首次提出「國族」。他認為在中國應該用「國族」代替「民族」。原因有二:其一,中國人只重家族和宗族,缺乏民族精神,如同散沙一般,所以在家族和宗族之上必須要有強烈的「國族」意識才不會亡國滅種;其二,儘管中國還有滿、蒙、回、藏等民族,但他們只佔中國人中很少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基本完全是漢人,故民族就是漢族,漢族就是國族。之後,國民黨繼續推進「國族」論。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在民族主義基礎上,漢、滿、蒙、回、藏人民應該是組成強有力的『國族』」。同年5月,蔣介石將「中華民族」和「國族」相提並論,以黃帝為共同始祖。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國民黨的民族理論進一步走向「化國為家」,強調諸民族群體是「宗族」,融合在一起就是對抗日軍侵略的中華民族。蔣介石1942年在西寧的演講中明確提出:「我們中華民國,是由整個中華民族所建立的,而我們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5個宗族組成一個整體的總名詞……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樣。」(註2)共產黨建政之後,接受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論,棄用了「國族」一詞。中國政府從1950年代開始展開民族識別,確認了漢族外的55個少數民族。與國民黨認為的「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漢化為漢人的全體不同,共產黨所認為的「中華民族」是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集合體。此外,在香港使用「國族意識」這個詞,有着慣用含義,即「中國人的意識」。須以動態眼光審視概念因此,要明白究竟何為「中華民族」?何為「中國人」?以及「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感的源流歸屬,就必須以動態的、聯繫的,而不是靜止的、割裂的眼光去審視這些概念所承載和被包裹的歷史、政治、文化和社會因素,這些因素既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而相同的態度也適用於回答與香港現狀和前途息息相關的問題:何為「香港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是如何形成和變遷的?存在所謂的「香港民族」嗎?註1:Chaim Gans,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2003註2:松本真澄,《中國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論」為中心》,2003作者是歷史學者原文載於2016年5月7日《明報》觀點版 民族 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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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民族主義的框框 — 一位基督徒對香港未來十年的想像

《十年》給了香港人一個悲觀的想像,然而,五位導演都相信香港十年,為時未晚。那我們就要把握時間塑造香港的未來。六個傘後組織早前組成選舉聯盟出戰今年的立法會的選舉。在他們的選舉網領中,港獨是其中的一項。他們並且提出提出於2021年以公投的型式決定香港是否獨立。而同日北京的部分人士亦擺出一副強硬的態度回應。連同魚蛋騷亂、梁天琦與本民前人氣急升、城邦論鼻祖陳雲參選立法會、香港民族黨的成立等,一時之間,擺在香港面前的似乎就只有中國的強硬管治或者獨立這兩種選擇。這兩種選擇背後的動力都是帶有壓迫性和對抗性的民族主義(國族主義),兩者都是落入民族主義的框框當中。事實上,大部份的藍絲和大中華派所擁抱的其實是民族國族主義而支持港獨的本土派所擁抱(或自稱)的則是公民國族主義。但對於基督徒而言,重要的並不是統一不統一、獨立不獨立,而是超越國族,促進人類的合作和關愛。留在中國或獨立只是工具和手段,真正重要的是兩地人民能否平等和諧共存和兩地的自身需要能否被滿足。如果留在中國能令雙方和平共處,那就留在中國,如果獨立能令雙方和平共處,那就獨立。維持一國兩制還是獨立完全在乎於是否能令兩地人民和諧共處和互相尊重,與及雙方的自身需要能否被滿足。這裡所指的和諧共處並不是指「中國好、香港好」這種空洞無物的和諧。筆者所指的是包括雙方在政治權力分配上、雙方的經濟和金融活動上、和在民生和文化上的共識和尊重,是具有實質內容的和諧。然而這是需要通過兩地民間跳出民族主義的框框、不受政府內部權力鬥爭和政客所左右、以真誠和互相尊重的態度交流、溝通、認識和諒解去達成共識。當然,兩地人民需要在民族主義和其他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概念上有比較相近的認知下進行溝通,而這是困難的。而且中國政府和各種政治勢力因著各種原因並不一定樂見這種民間的交流和活動,也不一定願意見到兩地人民能達成協調和共識。然而,若沒有這種溝通和協調,按現時的方向走下去,在中國政府和各種政治力量的煽動之下, 兩地人民或許只會走到以全面攤牌的方式去解決香港的前途問題。就算香港能夠獨立,香港也會面對類似以色列建國之時四面受敵,隨時爆發戰爭的境地,前途將會十分崎嶇。這種由兩地人民在真實的商討後所達成的共識和民間聲音或許能平衡兩地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防止進行政治談判的政治勢力騎劫兩地的人民,但最重要的是為香港和中國的未來提供新的可能,讓人民去選擇。國家、統一、獨立等對基督徒(甚至兩地不少的人民)而言或許只是煙幕和紛擾(distraction)。我們需要超越國家和民族主義這框架,避免成為國家和民族主義的機器和奴隸。筆者明白要達成這理想雖然非常困難、甚至是過分天真的説法。然而,筆者認為或許這可以由共同信仰基督的本地和港漂基督徒開始作出嘗試。以各種不同的交流活動、研討會、共同宣言等方式去為兩地人民示範新的可能。或許這是基督教可以為這城市所付出的。原文於2016年4月20日刊登於《時代論壇》之時代講場網站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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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辱華」鬧劇

4月14日,澳洲新任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首次訪華,隨行的千名商界領袖烘托出經貿在中澳關係中的焦點地位。然而就在13日中午,由上海優盤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主辦、自稱「發布優質客觀內容」的微信公號「澳洲紅領巾」發出題為〈憤怒!悉尼大學華人教師在微博搞種族歧視,燒中國護照!這怕是真要上天呢……〉的文章。雖然此類煽動在眼球爭奪白熱化的微信圈並不鮮見,但14日下午4時左右,兩國總理會談尚未結束,號稱獨立的大陸「觀察者網」就發布了此事,當天被《環球時報》微信公號轉載。這一傳播鏈條足以保證此事傳遍內地,這樣的指控也足以激起成千上萬條辱罵。其實事件的源頭13日下午1時才出現在「悉大商學群」,當事人吳維很多言論都是「憤怒」的中國學生當時才從他的新浪微博扒出來的。次日,在悉大商學院社團要求下,吳維被停課調查,還有人揚言要威脅他的安全;15日他的微博帳號被封,一些聲援的人士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人肉搜索」。吳維罪在何處按「澳洲紅領巾」的指控,吳維「令人髮指」的罪行統稱「公開辱華」,具體分為3類:稱中國留學生為「海豚」(「海外支那豚」),稱自己通曉的是「你國語」,侮辱中國人是「支那人」;說釣魚島是日本的,支持藏獨;公開發布焚燒中國護照的視頻。「豚」者,豬也,但與更直白的「肉豬」一樣,均基於當代中國特定政治語境,表達對部分國民安於專制的態度「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無涉民族整體。且「豚」已屬婉詞,並無不雅;「你國」,近年對中國國內政治不滿者通用反諷語,雖令喜強制同胞愛國的狂熱分子不悅,但最多表達一種不認同感,於理於法無可指摘。對釣魚島歸屬和西藏前途等問題有不同意見,在當代世界政治文明範圍內屬於言論自由,中國國內法即使強制國民在領土歸屬問題上與政府一致,也屬對公民自由的侵犯。何况,狂熱愛國群體要求同胞不得認為當前爭議領土不屬中國,那中國現政府歷史上多次隨意轉讓領土,通過條約承認被俄侵佔領土合法,豈不又非要全體公民只能贊同?更何况當事人此時已屬外國公民,這一點也排除了其焚燒中國護照的非法性,哪怕中國國內法對公民此舉視為非法。至於以「支那人」為辱,顯然是一種無知。「支那」源自佛經對梵語「Cina」的音譯,指衣冠文物之地。從公元9世紀初在日本民間盛行到明治後隨大量新知識傳回中國,素無貶義。倒是「中國」一詞是末代封建王朝「大清」衰亡前由近代改良政治家借古語生造,與「支那」並用,與同時創造的「中華民族」概念共同服務於反清共和。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密友梅屋莊吉1912年初在日本成立「支那共和國公認期成同盟會」,推動日本政府次年發文:今後不論中國國號如何變化,均以「支那共和國」相稱。由於近現代中國積貧積弱,郁達夫、陳獨秀、郭沫若等留日學生時常深感屈辱,才對「支那」之稱愈聽愈感羞憤,郭甚至可笑地認為「比歐洲人稱猶太人還要下作」。其實,同納粹排猶並不等於猶太人稱謂從一開始就是蔑稱一樣,民國政府在1930年要求日本改稱「大中華民國」時,理由也只是「『支那』一詞意義極不明顯,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係」。隨着中日開戰,在國人的主觀感受中,「支那」之稱才愈發被視為歧視之詞,也因此在1946年迫使戰敗的日本迴避使用。然而,在民族自尊心比郁達夫時代還要纖弱敏感的今天,中國官民兩界都有人對「支那辱華說」如獲至寶。可是,即使「海豚」構成辱華,內地青年成天「俄毛」、「鬼子」、「棒子」、「台巴子」、「港燦」、「猴子」、「阿三」、「黑鬼」和「白皮豬」不絕口,聽到一句不悅耳的就要「遠征」、要「核平」,這算什麼?極端民族主義意欲何為其實,目前指控吳維的悉大「維權」學生幾乎無人與他有過深入接觸,吳維也從未將微博言論拿到教學領域。即使在《環時》公號下留言的學生也有不少慶幸此人已不是同胞,並承認「他有他的自由」,最多建議永久拒絕此人入境中國。因而,在從外交、司法、教育和個人權利領域均無權發難的情况下,試圖借「種族歧視」罪名在西方的嚴重性試圖使吳維受到懲罰,顯然大有背後勢力借題發揮、殺雞儆猴的嫌疑。不過,此事是否構成種族歧視,西方主流社會自有判斷準則和程序。若以大學生源利益脅迫知名大學在這種根本性問題上不公平處理,不僅構成干預外國內政和公民言論自由,也破壞西方基本價值準則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誠然,澳洲甚至美國政府往往利益第一而中國貌似有的是錢,但這已是當今世界的主旋律了嗎?披着「多元文化」和「民族尊嚴」外衣,中國極左勢力及其裹挾下的機構就得以在全世界大興文字獄了嗎?其實,在借民族主義上位方面近年大陸屢出奇聞。據透露,2014年之所以大張旗鼓紀念甲午戰爭,蓋因某旅澳歷史作家撰文稱此戰是先進文明戰勝落後文明,被好事的保守人士呈上金殿,遂有社科院受命專題研究、喉舌集體熱議,最後以「甲午敗在未能反腐」的光輝結論對全國人民進行一次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2016年4月13日,大陸公安從肯尼亞將台籍詐騙嫌犯直接抓回大陸,引發台灣朝野抗議,也暴露出一種顢頇自負。而那些狂躁的「小粉紅」已然以其罔顧事實和道德的表現自證其無知無畏。不難預料,在挑釁世界的過程中,他們的主子並不敢率他們一戰立威,卻會毫不遲疑地給他們剝奪個人權利、隨時保持愚忠的戰時待遇。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18日)文:張士超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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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族」還是「公民」?

社會變遷,往往見諸新理念、新思維的出現。固守舊有想法,固然不能對應新時代的新問題;只不過如果概念不清、用字含混,就容易導致思維混亂、行動出錯。別說在意識形態主導僵化思維的中國政治語境,在思想史訓練不足的香港也容易迷失在含混理念之間。談香港「二次前途」問題,我們就先撇開一類容易帶動感情,卻無助解決問題的話題,諸如是否用武抗爭或者獨立的問題。我們回到基本一點:我們必須審視種種新概念是否符合主張者的立場,譬如我們可看看主張香港是個「民族」的說法,是否符合提出這些政治理念的人的立場。何謂國族?整部近代東亞史,就是一部翻譯西方制度的歷史,也就是一部誤譯史。譬如內地將西洋的「國族」(nation)翻譯成「民族」、「國族主義」(nationalism)翻譯成「民族主義」,就是好例。本來「國族」的概念,出自16世紀英國,後延伸到18世紀法國與美國,意思就是「精英」與「人民」的結合,也就是不論出身背景如何,人人皆可靠自己努力與才能也可成為精英,社會階層開放的一種現代文化觀的誕生。國族主義就是玫瑰戰爭之後的新興英國統治階層,他們不明白為何一介庶民可以當政治精英,透過賦予字詞新的意思,令他們能接受一個全新的政治環境與社會現實感的文化過程(本文討論,參考格林菲爾德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國族主義之初,簡單來說就是「公民」。我們出生不是因為「我爸是××」而享有特權;世俗化、個人平等、人民主權,這些價值幾乎是當今所有國家都會分享的,因為我們現代社會上所有的職權,都不是依從與附屬於個人本身的血統,而是一種職位。從元首、總書記到總統,都必須是經由人民授權,而並非屬於某一個人的私產,而所有現代國家必然是民主的國家,因為其合法性,必須來自人民主權。當公民成為民族首先引入這個制度的非西方社會,是明治日本;而製作這些全新字詞的人,是福澤諭吉。不過當明治末期,還有清末民初想法傳到中國的時候,「國族」的概念就發生了變化。所謂「國族」本來就是「公民國族主義」,可是比英法遲發展的19世紀德國認為,如果按照英法基準,就一定落後別人,現代國族的尊嚴就建立不起來;於是乎就把國族的基準,說成是來自血緣、文化與傳統的「民族」,從而建立「民族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這樣一來,就是「我們人民的血緣天生就比你威風」的集體身分。至於後來德國的「種族主義」(racism),則更進一步以血緣基因等生物學決定的特質定位自己。同樣是「自high」(自我滿足),但採取了兩個不同的基準。一個含混理念的展開「民族國族主義」只是「公民國族主義」的一種變體。「民族國族主義」把人民主權與認同放在集體與文化、血緣之上,並只承認「國族」只能是一種集體的血緣/文化共同體。因此按照大陸翻譯,「nation」都翻譯成「民族」,而「ethnic nationalism」卻翻譯成「種族民族主義」(而非「民族民族主義」),實屬古怪。同理,很多本土派人士,主張「公民民族主義」或者「香港民族」,先不理會他們立場如何,起碼是個概念矛盾:公民就非民族。「公民」談的是基本個人權利、法制與規定;「民族」談的是文化傳統與血緣。其次,民族國族主義並不一定意味單一民族國家。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也公認56個民族,乃一多民族國民國家;如果中國忽然承認「香港民族」乃「中華民族第57個覺醒的最新民族,是漢族的新類型人」,這些政治主張的人,又該如何回應是好?這是否主張「香港民族說」的人所樂見?最低限度,要說,也要說「公民國族主義」。筆者無意進入這些政治議題的實質討論,而只是指出,各種政治討論,必先基於清楚的概念界定。我們的討論是否詞不達意?除了挑起政治情緒,其實毫無任何討論的意義的,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而關乎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更形如此。諸如討論《香港城邦論》一書,卻不知何解被認為是鼓勵獨立之說,其實書中論述「城邦」基本上支持《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安排。又譬如,究竟何為「本土」呢?其實,當然中國與香港兩方面,連何謂一個「都市」與「市民」的意思也搞不清楚的時候,對討論毫無幫助。我們的討論是否詞不達意?除了挑起政治情緒,也毫無任何討論的意義,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討論什麼。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16日) 公民社會 港獨 民族 前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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