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此路不通?

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台的消息好像已「消化」了,我們開始學習「適應」。「狂人」都能當總統,更似乎是對民主制度的最殘酷的諷刺。但吃完花生,我們要問的似乎是常掛在口邊的「自由民主」,到底在十字路口,還是此路不通?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告別演說中,掛在口邊的也是「民主」。他說「當我們視民主為必然,民主則會受威脅。」視為必然的意思,可解讀為我們好像對選舉耳熟能詳,但一好像是投完票民主實踐也就完了。奧巴馬提醒我們︰「民主需要一種基本的休戚與共:即使我們表面差異很多,但我們都在一起,共同進退。我們的歷史上,有些時候破壞這種休戚與共,例如本世紀初:世界在退縮、不平等不斷擴大、人口改變、恐怖主義不散。這些力量不僅考驗我們的安全和繁榮,也考驗我們的民主。 可見,沒有孤立於其他因素的民主制度,市場經濟、全球化便可說是與民主關係密切。猶記得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一書指出,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是人類歷史的終點。這看法當然吸引目光,但同時有一個重要的說法是,自由民主制和市場經濟最吻合。可以說,這一波民主發展不但證明歷史沒有終結,反而迫令我們思考全球市場化下的民主到底該怎樣一起走下去,還是市場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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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搬走港人普選特首的芝士?——寫在小圈子選舉之前

筆者無意貶低民主選舉「人人平等」的普世價值,但通過普選形成的集體決定,有「數量感性」和「質量理性」之間的矛盾和內在短視的一面。政治從來都是複雜的,特別是選舉期間的明爭暗鬥,內幕有時是骯髒的、不擇手段的。在政治頂層鬥智角力的糾葛,普通人無法理解。由於互聯網的普及,資訊來得容易,真假難分,知識外在化,人民有錯覺以為自己能夠掌握全部事實,變得自以為是、堅持己見,導致對立。兩極分化非黑即白,競爭民意以決定選舉勝負,這種思維傾向已無法逆轉。網上匿名留言,集體不負責,流於膚淺、情緒發泄的居多。網絡新聞嘩眾取寵,媚俗以爭取眼球,為了高點擊率和出位搶鏡,有些人甚至不惜粗言穢語,庸俗低下的東西實在不少。立場先行,政治也成為「即食式」,簡單地造成對立,撕裂後無法統一。資訊爆炸的同時,市民獨立思考的能力反而大幅倒退。 港人要反對「普羅民粹民主主義」 物極必反,民主選舉氾濫,會墮落為「討好主義」。一切為了選票,競相出位。為了引人注意,出名就好;極速出名更好。反正幾萬票就可當選立法會議員,那真是一條捷徑。民主潮流,沒有人敢於反對。筆者甘冒大不韙,在這裏明確指出:港人要反對存心討好民眾的「普羅民粹民主主義」,要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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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退潮之際反倒退

大約10多年前,研究民主化的學者開始爭論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是否出現退潮。由1990年亨廷頓開始提的「三波民主化」論述,頭兩波都是有一個大漲潮、有一個大退潮的。第三波民主化由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開始,到了今天超過40年。近幾年學者的共識是:全球正在民主化的一個大退潮中。 民主退潮已是難以否認的事實 剛很快地看完一本由戴雅門和柏特拿編著的《民主在倒退?》(Democracy in Decline?)的小文集,書中不少都是近年來在Journal of Democracy討論有關民主是否退潮的文章。大約10年前,不少學者不願承認民主在退潮,還會爭論衡量民主程度的標準、應該從哪時開始計民主在某國是進步還是退步了,或者說某些國家從來就不是穩固的民主體系等。到了2010年爆發「茉莉花革命」,樂觀情緒更令人覺得民主沒有退潮,而可能「阿拉伯之春」會帶來「第四波漲潮」。但幾年下來,「茉莉花革命」並沒有真正的帶來民主化,各國中其實只有突尼斯有民主進步,到了今天不少國家如埃及或巴林,甚至比以前更高壓,更遑論被內戰蹂躪的敘利亞了。 戴雅門要我們「直面民主的退潮」(facing up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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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的危機

特朗普當選,對很多人是難以接受的事實。號稱「最大的自由民主國家」,選出一個不少言論立場都違反自由民主精神的人。這其實反映了現代自由民主體制面對的深層危機。而這危機,不光是因為特朗普這個人當選,而是現代西方民主政體的政治精英已經無法應付急速轉變的選民文化,民主體制亦未能承載人民的期望。「不滿的公民」問題西方的歷史悠久、發展水平較高的民主國家,近10多年來一直面對所謂「不滿的公民」(disaffected citizens)的問題。隨着人民的教育水平和民主意識提升,公民愈來愈不滿意當權者的民主表現,例如他們覺得民選政客講一套做一套、不能實踐政綱和真正代表民意,以及既得利益操控政府過甚、民選政治領袖都會犧牲和出賣普通民眾的利益、行為往往違背傳統自由民主精神等。「不滿的公民」覺得傳統政黨和枱面上見着的政治人物,不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價值。為了抗議政治現狀,他們訴諸直接行動(例如佔領)抗議,把票投給「素人」或新生政黨,甚至支持極端或激進政治主張的新力量。他們覺得正常的政黨輪替根本不會帶來真正的改變,於是希望有更「出位」的政治領袖,希望可以「shake things up」。選民覺得傳統政治找不到出路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世上各國受壓迫的人民,10多年前紛紛把票投給左翼的政黨和候選人(最佳例子是拉丁美洲產生不少民選的左翼總統);到了近年,不少弱勢和不滿的選民把票改投給右翼的、主張排外的政治力量。更多的選民覺得傳統的政治找不到出路,於是愈願意接受「另類」的選擇。當然,沒有證據顯示右翼當政真的會解決他們的困境和壓迫,因為資本壟斷和既得利益的優勢不會輕易因選舉結果改變,社會上的各種不公和壓迫對民選政治也有極強的抗力。透過民主政治改變公共決策,未必便能抵擋各種全球政治經濟帶來的衝擊。特朗普在整個選舉過程中有某種話語應該是對不少美國選民很奏效的:他經常說「those in Washington……」(那些在華府的人),利用一般民眾對主流政治和當權者的不滿和厭倦、渴望變遷的心態,鼓動他們投票把非主流的人送進權力中心。相較之下,他個人的道德問題便變得沒那麼致命,因為不少選民覺得長期在華府打滾的人,也不會是什麼好人。這個情况其實和5年前的香港有點相似。有不少人當年支持梁振英,因為他們希望帶來改變,因為他們相信當時香港的狀况已經爛透,而應該只會蕭規曹隨、一直處於建制權力中心的唐英年一定不會帶來改變,於是心理上支持梁振英「博一博」。5年後的今天,他們當然可以清楚看到梁振英帶來的改變了。政黨失選民信任 傳媒與民意脫節前陣子在看一本書,是《衛報》前記者格雷活(Glenn Greenwald)寫有關他採訪斯諾登「吹哨」的經過。斯諾登執意要找英國(或者非美國)的傳媒作泄密,因為他覺得美國的所有主流傳媒都和華府太熟、關係太密切,找他們的話可能未揭密他的人就消失了(而斯諾登說揀香港發布,主要原因之一是希望身處的地方,是一個其人民與他同樣珍惜政治價值的地方,他的印象是香港雖然受中國的高壓統治,但卻努力奮鬥維護某些基本政治自由)。特朗普當選暴露的危機,是現在美國的主流政治和政黨,已經慢慢流失選民的信任和支持。而主流傳媒更和新的民意走向有脫節現象。這種趨勢在不少西方國家已經出現一段時間,英國的兩黨壟斷輪替在2010年已經結束,脫歐公投充分反映政治精英無力掌握民意走向,只是這次美國總統選舉以全球注目的相當戲劇性的方式表達出來而已。各國政治精英似已找不到應付方案在網絡世代,選民的觀感變得相當快,快過主流傳媒和政治精英可以掌握的速度。各種社會的主要建制,都已經變得「離地」而無法掌握和管理這種極快轉變的選民情緒。於是民選上台的朴槿惠可以民望跌至5%,然後網上謠傳她辭職,很多人即時便會相信、轉發。問題是:當這種快來快去的民意找不到有效的載體,要持續推動建制改革,其實是相當困難的。結果是周而復始的失望而再找尋出路,而主流政治和群眾愈走愈遠,無法掌握民意也就無法以政策回應。格雷活的書,以這段作結:「即使最堅決的活躍分子往往也會陷入失敗主義。現有的體制似乎太強大、難以挑戰;正統似乎根深柢固、難以撼動;似乎有許多既得利益者努力要維持現狀。但是,我們要在怎樣的世界生活,不應是由一小撮精英黑箱作業決定,而是由我們人類集體來決定。吹哨揭密、政治採訪和各種運動,正是為了推進人類思考和做決定的能力。」這段看似很合香港人用的東西,說的可是美國呢。這是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批判公民(critical citizen)對現今民主建制的評價。在很多公認民主體制較成熟的歐美民主國家,他們的民主表現已經滿足不了人民的期望了。對民主要求很高的公民,對各種常規的政治參與程序不存厚望,覺得代議制度和政黨政治只是某種「必要的惡」。但各國的政治精英,似乎已經找不到應付方案。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各國右翼抬頭,看來只是這種危機的前奏。反民主制度邏輯的政治變遷,恐怕會陸續有來。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1日)其實文章:「青政抵死」是低層次的想法?(袁海文) 民主 民粹 右翼 特朗普 2016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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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馬嶽:激進右翼民粹主義比「習以為常」更危險

馬嶽副教授的文章〈最大危險是習以為常〉(《明報》2016年9月26日,下稱「馬文」),主張推動民主化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人各有志,沒有問題。但是公共知識分子對香港民主運動朝激進右翼民粹主義(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方向走,坐視不理,甚至推波助瀾,我們這些想要安居樂業的人就不能再沉默。激右堅持排外主義激進右翼民粹主義(下稱「激右」)是歐洲右翼思潮自1990年代起,藉移民問題衍變出來的一股新強勢。它跟極右(extreme right,例如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區別,是後者不認同民主,但前者積極參與選舉。然而,這類激右分子堅持排外主義(xenophobia)的本質不變,只是為了避免被指摘為種族主義者,改而強調「我們」與「其他人」在文化、歷史方面的差異(we-vs-rest),推動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說本土民族文化是多麼優越、外來人是多麼惡劣。其中最令人側目的是瑞士人民黨(Schweizerische Volkspartei,SVP)。為求贏得選民的支持,他們運用民粹口號,宣稱代表基層群眾意願,抵制官商勾結、抗擊建制權貴、打破財團壟斷、增加農業補貼、追求直接民主(註)。自1999年聯邦選舉後,瑞士人民黨進為主要政黨之一,並在咒罵之聲不絕的情况下,推動在2014年全民公決中,通過(50.33%勝49.67%)訂立新的法律限制移民。這不僅造成國內德語和法語系族群之間嚴重分裂,還導致瑞士政府違反2002年與歐盟訂立的雙邊自由流動協議,雙方繼而停頓了在教育、科研、電力設施等多項合作計劃,食品巨企雀巢公司(Nestlé S.A.)表示如果問題不能解決,會離開瑞士。深挖仇恨 鼓吹暴力歐美及香港激右思想主要的問題不是弄垮經濟,而是它偏愛自我孤立、散布恐懼、深挖仇恨、鼓吹暴力。他們仇外、仇富、仇官,甚至仇恨上一代,並推崇所謂「以武抗暴」。香港近幾年從網上論壇、大專學生會刊物,到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競選口號,我們都可以看到「蝗蟲」、「中國劣質文化」、「左膠與販民的賣港惡行一脈相承,是目前香港最大的敵人,是必須清剿的賣港賊」(見《學苑》)、「以武抗暴,何罪之有」(見《學苑》)、「好仔唔當差,當差正×街」(見街上貼紙)、「香港禮樂崩壞日漸沉淪,香港社會病入膏肓」(見鄭松泰競選傳單)這類歧視、敵對、末日恐慌性質嚴重的言辭。到現在「馬文」甚至要求我們香港全體居民發動「戰爭」:「領匯上市、貧富懸殊加劇……各種扭曲已經愈陷愈深……不需要再暴露政府高層缺乏誠信,一個已經在破產狀態的人是不能再破產的」、「只能走向全面的抗爭,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基本自由、社會自主與香港自治……思考如何把2017年的特首選戰,變為指向消滅選舉委員會制度的戰爭。」香港社會危在旦夕?香港政府真的那麼差勁嗎?香港社會危在旦夕嗎?所有西方民主國家都比香港更好嗎?民主可以解決貧富懸殊嗎?雖然香港政府沒有實行西方式民主制度,行政缺失經常發生,但我們的免費教育制度及公立學校設施比美國優勝,病牀與人口的比例達到5.2,高於美國(2.9)和英國(2.8),方便各類傷健人士的公共設施不下於歐洲平均水平,地鐵及公共汽車的可靠性和舒適性比紐約和倫敦的更好,從這些層面看,實在很難令香港市民相信這個政府施行暴政、誠信破產,香港社會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如果說到「言論自由」這回事,大家又是否知道歐美公營廣播機構,例如英國的BBC、美國的PBS、德國的ARD,是不會讓右翼團體在他們的電台和電視節目發表含有歧視性質的言論?反觀香港電台第一台,從早到晚經常讓某些較激進本土主義者暢談各類歧視性意念。由此可見我們的言論自由冠絕全球。官商勾結、建制權貴、財團壟斷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歐美民主國家都有這些問題,近幾十年來更變本加厲。由此可見,民主選舉制度壓根兒不能解決此等矛盾(實行馬克思主義說不定有機會),反而在全球各地帶來了不少麻煩:「歐豬四國」、委內瑞拉的政黨用福利主義政策奪取選票,導致經濟崩潰、社會暴亂;在沒有相應的公民社會配合下,民主選舉使伊拉克、埃及、巴西、智利、南非等多國內部的教派、利益集團或種族衝突急速惡化;右翼民粹主義政客到處利用激發仇恨、倡議隔離的競選綱領吸引選票,美國的特朗普就是其中之一。多年來社會穩定 憑恃的是求同存異香港自開埠至今,居民來自五湖四海,人口稠密,跟其他大都市一樣,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多年來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憑恃的不是民主,而是求同存異。如今年輕的激進右翼民粹主義者仇外、仇富、仇官,求異不存同、好戰不妥協,已經是高度危險。大學學者、公共知識分子不去擴闊和加深普羅大眾、青少年讀者對管治的多元化認識,竟然鼓吹宗教式崇拜單一政治價值,與激右結盟、發動「戰爭」,危如纍卵啊!註:Damir Skenderovic(2009), The Radical Right in Switzerland, NY:Berghahn Books;Pippa Norris(2005), Radical Right: Voters and Parties in the Electoral Mark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文:許劍昭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6日) 民粹 右翼 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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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脫歐與香港管治問題——皮凱提、福利資本主義到民粹主義

管治問題的分析本文認為英國脫歐的現象反映的管治問題,其本質與香港特區面對的管治問題同出一轍。在眾多影響英國脫歐因素之中,移民被認為是最關鍵的;亦有人認為全球化趨勢下,貧富差距擴大是結構性,尤其是全球一體化進程中利益傾斜問題嚴重,所以民怨積累,人心思變。但實際上,管治的關鍵不單止梳理社會經濟的問題,誰來梳理、誰有力論述可能更為重要。香港管治問題,上一屆政府遺留下來的責難如地產霸權、官商勾結及貧窮問題,都是客觀實在的,但好像逐漸淡出。反而管治爭議集中於抹黑特首人格,以及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引發的反共及分離主義思潮。這些都是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變成泛政治鬥爭,並非屬於理性的政策倡議。究竟英國脫歐的推力與香港管治問題本質是否由結構性因素轉化為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呢?這是本文探索的目的。首先,本文透過介紹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資本論著作,檢視21世紀全球一體化是否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不可逆轉趨勢。跟着介紹福利資本主義改變結構性不公的顯例,作為例證說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貧富差距並非不可解決的問題。最後,本文討論英國脫歐是否政客及媒體炒作造成的問題。皮凱提貧富結構論證是否一錢不值?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2014年英文版的《21世紀資本論》引起廣泛注意,並經常被引述為全球化帶來貧富懸殊的論證。但數學家艾倫堡(Jordan Ellenberg)取笑道,儘管這全書厚達655頁(中文版685頁),讀者平均瀏覽至導言第26頁而已,其瀏覧比率(約4%)低於英國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時間簡史》的6.6%(Kindle計算的霍金指數)。皮凱提的論證是二次大戰後歐美國家的財富最頂10%(其實集中於最頂1%組別,因之有「1%對99%」的民粹口號)有上升趨勢,使貧富懸殊惡化,引致個人努力可以改變命運的希望幻滅。這個結論影響深遠,即表示資本主義已經淪為世襲資本主義(patrimonial capitalism)。這是對資本主義公正性致命的批判,引起經濟學家廣泛迴響自然不過。對皮凱提「資本論」評論此起彼落,首先重拳出擊是《金融時報》(2014年5月23日)的賈爾斯(Chris Giles)。他發現皮凱提的數據有錯誤之處及有不可解釋的試算表入帳問題。他表示,當重新整理之後,財富不均趨勢是1970年後的事。即是說,皮凱提的原始資料錯誤,結論當然錯。皮凱提的回應刊登於《金融時報》(5月29日):他同意財富不均資料比收入不均較沒有系統。但在回應美國的數據時,他表示柏克萊大學的賽斯(Emmanuel Saez)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楚克曼(Gabriel Zucman),兩位學者提供的簡報(2014年)介紹美國數據「更有系統……尤其最近的時期……並應當作為美國財富不均的參考資料」。事實有點愈辯愈明的味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雷諾斯(Alan Reynolds)在《華爾街日報》(2014年7月9日)直指皮凱提的數據「一錢不值」(worthless)!這個批評十分嚴厲,究竟雷諾斯為何這樣斗膽?他指出楚克曼、賽斯沒有考慮美國1980年代至2000年代有3項資產稅收改變。第一1981至1997年美國資產收入報稅的改變,第二1980至1988年企業資產報稅改為個人報稅,第三1997至2003年的減資產增值稅。這3項稅制改變增加高資產者(最頂0.1%至10%)報稅而減少中產階級的資產報稅(詳情請參閱網上原文)。既然皮凱提推崇楚克曼、賽斯更有系統的美國數據,但雷諾斯發現他們居然沒有考慮美國稅務改革的制度因素,因此,他的評價是皮凱提對21世紀資本主義變成世襲資本主義(財富結構因素)的推論是錯的。雷諾斯的批評是基於資料蒐集方法的錯誤;但對於一般人來說,中國俗語「富不過三代」的解釋更來得容易理解。這正如做過美國財長及哈佛大學校長的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講法一樣,哪有什麼經濟定律可以有4%的年度實質回報!皮凱提核心理論,就是過去二三百年資本主義每年回報平均4%,而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回報平均只有2%,而工人工資增長更低。薩默斯還舉證,「福布斯400」列出美國1982年的富豪榜,30年後的2012年只有少過十分之一富豪還是榜上有名(Democracy 2014年夏季)。經過上文的討論,我們相信皮凱提基於財富統計資料作出全球發達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趨勢並沒有足夠證據。福利資本主義:結構被制度改變的顯例在筆者老本行的社會政策,研究貧窮問題或貧富差距是放在收入層次,而非財產,原因有二:一是方法上難於蒐集財富資料;二是若將收入分為市場收入及再分配後收入,則能將經濟結構與制度調整兩者結合,作出更為動態的分析。表1顯示英美、歐盟等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個形容詞——福利資本主義透過收入再分配的程度。這個社會資源再分配解釋了資本主義結構產生的貧富懸殊危機或矛盾被再分配制度化解,沒有造成社會及政治革命的原因。但是對於經濟競爭力薄弱的國家如希臘及葡萄牙,此等國家債台高築亦可以解釋為延續社會穩定的一個辦法。當然,這些社會政策研究曾經稱之為初步(rudimentary)福利國家能否支撐下去,是另一問題。葡萄牙在1990年代中期,其堅尼系數(0=絕對平等,1=絕對不平等,0.4是警戒線)是0.49,但經過再分配(稅收及轉移支付,各類現金援助如退休金及窮人的救助、家庭補貼、失業保障等褔利),大幅減少26.5%至0.36;2011年歐債危機初期,堅尼系數更高達0.54,但經過再分配之後,比1990年代的減幅更大,有36.9%,堅尼系數更減至0.341。希臘、英國與萄葡牙的再分配前後情况相若。美國是再分配力度較弱的國家:1980年代中期,其減幅只有15%;但是2011年數據反映再分配前(即市場收入)的堅尼系數是0.508,但經過國家的再分配,亦有23.4%減幅,堅尼系數還是低於0.4的警戒線(0.389)。北歐的丹麥與瑞典屬於同一類型的社會民主福利資本主義,其市場收入較平均,稅收及再分配力度亦大。例如瑞典在1980年代中期再分配前後堅尼系數分別是0.4及0.2,減幅50%;2011年巿場收入分配惡化,反映在堅尼系數是0.435,但再分配後亦只有0.273。若全球化是一個普遍現象,表1顯示它在部分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的分配前後亦有一些不同的格局。第一,1980年代中期的市場收入(即分配前)比差不多30年後的2011年,從堅尼系數顯示貧富懸殊普遍是差了。但英、美及希臘、葡萄牙情况較丹麥及瑞典惡劣。第二,1980年代中期與差不多30年後的2011年(英國是2010年),從堅尼系數顯示的再分配效果,貧富差距亦普遍差了。但丹麥和瑞典貧富懸殊還是較低,在0.3以下;就算是英國、希臘及葡萄牙亦在0.3的中游。美國則近0.3上游,幾乎觸及0.4的警戒線。若從這些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的分配及再分配格局來看,討論「1%對99%」是指分配前的市場收入抑或經過政府干預後再分配的情况,是完全兩回事!如果全球一體化造成貧富差距擴大,表1顯示起碼在英國而言,再分配後的堅尼系數變化不大——1980年代中期是0.33,2010年是0.344,就算市場收入同期由0.44擴大至0.523。英國脫歐:客觀數據與民粹主義表2顯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及蓋洛普民調(Gallup Poll)有關移民實况與民間支持的跨國比較。《華爾街日報》作者Greg Ip(2016年6月29日)認為澳洲及加拿大非本地出生人口比例高,但民眾對移民支持高;反而美國、德國及英國有差不多的非本地出生人口,分別是13.1%、12.8%及12.3%,而英國民眾對移民的淨支持率卻是-40個百分點,其餘兩國卻是正數(美國、德國分別是16個百分點及29個百分點)。因此,這不可以說與移民搶走本地人工作及拖低工資的客觀現實,反而是社會心理方面如國家身分認同及邊境管制問題。而較早前,英國廣播公司比較2015年歐盟部分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申請人數的跨國比較(2016年3月4日)。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亦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接受移民的深度。以10萬本地人為基準,歐盟平均是260人。其餘部分國家:匈牙利1799、瑞典1667、德國587、法國114、英國60。上述兩組數據反映若移民問題是導致脫歐的主因,第一個國家不應是英國吧!看來,客觀事實如移民佔本地人比例不足以解釋本地民眾為什麼對移民有正面或負面的情緒。英國脫歐公投發生在6月23日。我們在6月21日還看到有傳媒大幅報道在英法隧道法國入口的加萊(Calais)的公路上,有300名非法移民準備偷上赴英的貨櫃車,因失敗而用粗話辱罵英國(f*** the UK)及擲石的煽動性新聞。英國脫歐是一項影響國家命運的重大決定。英國的政治領袖居然不承擔責任,可以說是隨隨便便交給人民,理論上是理性但事實上證明亦受周遭及短期發生事件影響情緒的民眾來投票。筆者不懷疑脫歐支持者亦有其理性考慮。《紐約時報》(2016年6月29日)的佛理曼(Thomas Friedman)稱事件為西方領導的失敗——不負責任的領袖用民粹方法,要求選民用簡單的答案(脫歐或留歐)解決複雜世界的問題。基於這些討論,我們是否可以說,若對移民的態度是影響英國脫歐的主要因素,即是說文化及社會心理因素蓋過經濟利益等結構性因素?總結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脫離基本生活滿足的層次,這是我們要清醒認識的事實。因此,馬克思撰寫《資本論》的時代,工人階級及窮人被嚴重剝削的情况不可能普遍發生在今天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今天貧窮是相對的,是關於生活方式的選擇。同樣道理,貧富差距問題的客觀事實,經過再分配後已經大幅縮窄。究竟再分配的堅尼系數是0.2或0.4之間,哪一個點是民眾可以接受的?這是一個包括稅收分擔及政治勢力對比的政治判斷,以至基於現實限制下理想的追求。這些都不是純粹客觀事實的陳述。舉例說,基於主觀的政治判斷,我們想追求的榜樣是瑞典、英國抑或是自己的道路呢?說到這裏,問題便較為清楚了。管治問題優先應該是培養政治領袖的判斷、承擔及論述能力,以爭取更多民眾支持對社會長遠發展有利的路線及政策。在一個活躍的傳媒環境下,政治領袖要有論述能力,除了減少政策被誤導的機會外,最重要是讓大多數民眾相信政治領袖的承擔及道德感染力。這些能力都是任何政治領袖必須具備,比解決結構及制度改革的努力同樣重要。尤其在民粹主義氾濫的社交媒體年代,政治領袖更需要有能力反擊對手抹黑的操作。最後補充一句,這個道理誰都比我懂,但知易行難!作者是香港特區政府中策組全職顧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19日) 民粹 英國脫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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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會怕這樣的愛國者

南海仲裁案鬧得沸沸揚揚,放眼中華大地,網絡上盡是大義凜然的愛國者,忙不迭地主張中國對南海的主權,表達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態度。對美國這個「背後主使者」,多數人予以聲討,但也有人指出:鬧劇看似得逞,實則失算,因其激起了中國人的愛國和團結。如其所料,愛國者們很快從網絡世界走入現實。本月17日,河北唐山樂亭縣的肯德基門口聚集了大批民眾,他們拉出橫幅「抵制美日韓菲,愛我中華民族」、「你吃的是美國的肯德基,丟的是咱老祖宗的臉」。猛然間,想起電影《霸王別姬》中一個片段:主角段小樓和程蝶衣被遊行的愛國學生堵在樓梯上,質疑兵臨城下,他倆為何還在唱戲。好在圓滑的經紀人出來打圓場才解了圍。事後,段小樓仍憤憤不平:「日本兵就在城外頭,打去呀!敢情欺負的還是中國人!」時過境遷,但愛國同胞們的思路和行徑並未大改,他們欺負的還是中國人。在樂亭事件看,雖然抵制的是美國餐飲品牌,但該餐廳從經營者到服務員,再到用餐者,都是中國人,示威僅僅是對當地百姓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不便。即便遊行範圍擴大,全國所有與美日韓菲相關的商店、產業都倒閉,也只是徒增中國自己的失業人口,降低社會穩定性,與中共維穩的工作思路唱反調,但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影響實在有限。記得讀書時,歷史老師分析清朝衰落的原因,其中有一條便是「閉關鎖國」。相反,在中國重新崛起的理由中,絕離不開鄧小平高瞻遠矚的「改革開放」政策。兩廂比較可以發現,全球化貿易對各國發展的重要性。一味抵制洋貨,好似重蹈當年覆轍,既不可能實現,於國於民也毫無利處。融入國際模式 才可能爭最大利益即便只是普通民眾,也應該清楚,國與國之間,從來只有利益,只看實力。若弄懂了這點,應該明白,真愛國就應努力讓中國變得更加強大。中國當下正處於政治改革和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雖然並非人人都有能力為國家建言獻策,但至少可以立足本職好好工作,這才是所謂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至於國家層面,只有盡量融入國際關係領域既定模式,才有可能爭取最大的利益。然而,在南海問題上,「不參與」的態度已然失了先機,事後將烏合之眾洗白為愛國者,要麼是思想和手腕都太幼稚,要麼就是有意培植暴民和愚民。對於有實力的敵人而言,只會害怕錚錚鐵骨、理智,從來不會被暴民和愚民構成的「紙老虎」嚇倒。截至目前,那些「鍵盤俠」不過只是借網絡媒體撒氣,若說他們愛國,那就真是在侮辱「愛國者」這3個字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22日) 愛國 民粹 民族 中國網民 南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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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中的民粹與去民粹

目前海峽兩岸民粹不容忽視(包括網絡上的民粹言論),須予以密切關注,因為其以往曾給兩岸關係造成負面影響,未來仍可能會這樣。不過兩岸民粹有所區別:台灣反中民粹以「政黨動員型」為主,以「自發型」為輔;而大陸反台民粹則以「自發型」為主,以「政黨動員型」為輔。另外相較大陸來說,台灣反中民粹主要為「原生民粹」;而大陸反台民粹則主要是在對岸民粹刺激下形成的,可稱為「次生民粹」,但也混雜有「原生民粹」。兩岸有必要避免矛盾激化就台灣而言,綠營在野期間,利用民粹可以有效進行動員(包括對青年的動員),並有力展開對國民黨的攻擊,確實有過不少收穫。但現在民進黨已經執政,須着重於「解決問題」比如經濟問題等,為此理性務實的態度必不可少,而這種態度與民粹難以相容。另外,在海峽兩岸關係趨冷的情况下,雙方有必要避免矛盾激化,而台灣新政府若對民粹採取放任、縱容的態度顯然不利於此。還要指出的是,台灣民粹若能降溫,會增加大陸民粹降溫的可能性,畢竟後者以「次生民粹」為主。對大陸來說,網絡上存在不少反對台灣的民粹言論,比如近期又有針對台灣演員戴立忍的抵制呼聲,理由是他支持台獨。這種抵制後來引發大陸官方注意,並導致趙薇《沒有別的愛》劇組發聲明撤換戴立忍。數月前周子瑜事件之所以帶來重大負面影響,原因之一是在明確無誤認定她為台獨人士前,大陸網民已經對她及其所屬公司進行攻擊並展開抵制,而這就反映了典型的民粹情緒。大陸主流媒體固然不能隨網絡民粹起舞,官方也該對此密切加以關注。這種民粹情緒,持續時間未必會很長,冷處理(而非直接取締或打擊)對官方來說或許是更好的辦法——如果官方不企圖對它加以利用的話。去民粹的政治 更有遠見也更穩健海峽兩岸經過一段時間的疏離之後,可能走向有限交流、疏離與對抗並存的時期,這是與馬英九任總統期間兩岸以交往、合作為主的關係迥然有異的。未來海峽兩岸的交流固然當是理性的交流,對抗也應是理性的對抗,而不是非理性的衝突——盡量排除民粹影響,也有助於降低兩岸間非理性衝突出現的可能性。操控民粹的政治雖比民粹操控的政治好些,但反民粹或去民粹的政治屬於更有遠見也更穩健的政治——對兩岸來說都如此。文:林原(旅加學者、歷史學博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21日) 民粹 兩岸 中國 中國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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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一首熱血的歌︰《牆》

 [網上圖片]是日,想起了這首歌,舊文新作,介紹大家再聽一次,這首波蘭的革命抗爭歌。(Youtube連結在此,方便的話,可以一路聽,一路讀下去。) 這曲《牆》(波蘭語:Mury),流行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時波蘭未有民主,仍由共產黨管治,《牆》的旋律激昂動聽,歌詞振奮人心,鼓動人民對抗強權,是當年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的「抗爭之歌」。這首歌的故事,年前寫過,講革命,談中國共產黨。(見《牆倒下了 牆又築起來》)這首歌,是很久前,一位波蘭記者同學介紹我聽的,瞬即成為我的最愛,日 loop 夜 loop ,熱血沸騰。波蘭語我不懂,聽了好一段時間,我才開始留意歌詞。歌詞裡的「他」,是一個給抗爭者唱歌的歌手,「他們」,正是抗爭的群眾。開首的歌詞是這樣的︰他年輕煥發 他們是待命的大軍他用歌聲給他們力量 唱著黎明將近他們燃起千根蠟燭 頭腦火熱他唱著:這是圍牆倒下的時候他們一起唱誦:拉倒圍牆上的柵欄!解開鎖鏈 掙脫鞭繩!牆將要倒下、倒下、倒下埋葬舊世界這段副歌,不停重複︰「拉倒圍牆上的柵欄!解開鎖鏈!掙脫鞭繩!牆將要倒下!倒下!倒下!埋葬舊世界!」但是,《牆》這曲,有點奇怪,中後段開始,唱腔與編曲,由激昂轉為凄清。初時我沒有深究,後來才知道故事未完,這不是簡單一曲抗爭歌。已故的詩人、創作者兼歌手 Jacek Kaczmarski 曾說,大家都誤讀了這首歌。他不只寫革命的熱情,他有更多話想說。且看中後段的歌詞,群眾運動發展至另一階段︰ 他們羽翼漸豐、聲勢浩大 時機到了歌聲中黎明漸近 他們衝上街頭他們破壞豐碑 夷平土地──這個人支持我們!這個人反對我們!逆我者 是最危險的敵人!《牆》的終曲,是深沉的哀鳴。革命似乎成功了,但歌手發現自己孤獨無助。同樣的副歌,訴說歷史在重演︰牆倒下了,牆又築起來;鎖鏈擺脫了,鎖鏈又再扣上;暴君被驅走了,另一群暴君上場。 他看著前行的群眾沉默中他聽到他們如雷的腳步圍牆豎起、豎起、豎起腳邊的鎖鏈又再晃動… 最近,有人翻起了四年前一篇文章,安徒之《民粹主義的狂歡節》,抄錄數段︰民粹主義的主張的只有一條,就是可以無限彈性地定義的「人民利益」。它的特徴包括「沒有原則地討好民眾」、「訴諸恐懼情緒的動員」、「反智反精英」、「建構簡便的敵我意識」、「以我族為先的排外」。自由主義之所以可惡,是因為它是「人民利益」的絆腳石。民粹主義要把絆腳石掃除,就要訴諸廣大民眾的common sense,將智性反思的複雜要求打成精英主義。你若說它反智,它就會回敬你說:你是「脫離群眾,活在火星」。不過,民粹主義的威力並不在它們有助點出社會的真正問題,因為它根本就不是一套價值、理念或理想遠景。它的威力僅僅在於它能不斷製造「敵人形象」。他們樂此不疲的是去建構各種「敵我意識」,抽出「外部敵人」及「內部敵人」。他們相信,沒有敵人就沒有政治,於是天下都是充斥著敵人,也有無數抽不完的臥底。沒有敵人,不單沒有政治,也沒有生存意義。民粹不分左右,極左極右與梁振英,都有共同點︰訴諸情感動員,語言暴烈,不談理性;目的為本,不講對錯;訴諸缺乏根據的陰謀論,主觀臆測,疑神疑鬼謂之有遠見;敵我分明,無敵人則幻想敵人、製造敵人,才找到自己的立足點。當有一天,就算見到真民主,得到了全世界,不能消弭的仇恨已深種,大夢一場得個零。*** *** ***相關文章︰牆倒下了 牆又築起來Mury 歌詞英文翻譯 聽聽 Jacek Kaczmarski 其他歌,有啲嘢原文載於: 區家麟 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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