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客行動」是在驅趕本港經濟和民生

非法佔中之後,來港的內地旅遊團隊和遊客明顯減少,旅遊業和零售業已經受損,而一周一行的政策也使水客大幅度下降,幾乎銷聲匿迹。然而,就在此背景下,近日卻有百名激進人士再度在上水發起所謂「光復上水」的反水貨客遊行,驅趕來此購物的遊客,着實讓人匪夷所思。如今,上水港鐵站一帶街道上冷冷清清,沿街的藥房、化妝品店等店舖門可羅雀。人們不禁要問:「趕客行動」到底要驅趕什麽?「趕客」是自砸「飯碗」衆所周知,旅遊業是一個朝陽產業。而作為人口大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去年的出境旅遊人數已經達到1.1億人次,增長13%左右,是該年度GDP增長率的近兩倍。早在2012年,中國境外旅遊消費就突破10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旅遊消費國。未來10年,中國的出境遊人次將翻一番,達到每年2.2億人次,旅遊消費將佔到全球的20%。許多國家和地區看準了中國這個巨大客源地,紛紛到中國內地推介自己的旅遊資源,吸引中國遊客。由近及遠,是遊客選擇旅遊目的地的基本規律。對於許多中國內地遊客來說,出境遊的首選之地是香港、澳門、台灣,其次才是日韓和東南亞,再次是美洲和歐洲。因為,到港澳台,地理上相近,心理上相親,文化上相同,便於溝通。從這個角度看,吸引內地遊客,以旅遊業帶動零售、餐飲、運輸、酒店、百貨等產業的發展,香港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事實也印證了這一點。近年來,內地來港遊客佔遊客總量的70%左右,內地遊客消費約佔香港零售消費的三分之一。在旅遊的拉動下,香港零售業向社會提供了34.3萬個就業崗位,香港飲食業提供了23.9萬個就業崗位。然而,在非法佔中和去年以來的多次反水客行動之後,內地來港遊客明顯減少。以今年3月為例,內地來港旅遊團隊大跌45%,許多門店生意難以為繼,一些店員處於半失業狀態,昔日人滿為患的酒店,房租已下調10%至20%,生意慘淡。旅遊業是香港一個重要的產業,對香港GDP的貢獻是4.7%,是法律、會計、工程、建築、測量、醫療等之和。眼下,且不說從內地出境遊的增量中分一杯羹,做大旅遊產業,為市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如果任由激進分子「趕客」,香港旅遊業將會萎縮,現有的許多從業者也會失去「飯碗」。因而,「趕客」的實質是驅趕本港的經濟和民生,是自砸「飯碗」,愚蠢之極!提升接待能力是最終出路對於「趕客行動」,不少市民在網上議論說,送上門來的錢都不賺,腦子肯定進水了。這是外界對香港一些人「趕客行動」的基本看法。而作為本港新界地區一些基層市民來說,由於內地遊客突增,擠壓了生存空間,特別是水客混雜其間,更使一些商品斷貨,給市民生活造成不便。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怎麽辦?兩個字:堵,疏。堵住水客,疏導遊客;近期靠堵,長遠靠疏。適當限制內地遊客自由行就是堵的辦法。自今年4月13日起,深圳居民赴港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這個政策實行幾個月來已經見效,一度困擾香港上水、元朗地區的水貨活動明顯減少。堵是權宜之計,治本之策還是疏導。不妨看看其他地區和國家是怎樣對待中國內地遊客的。近在咫尺的澳門,比香港小得多,接待內地遊客的人數不比香港少,澳門並無出現反自由行、反水客行動。筆者近日在倫敦,親眼看見這裏的零售、百貨、旅遊業,都把中國遊客當成「財神爺」,當地大小商舖充滿了會說普通話的店員。巴黎、羅馬、蘇黎世等地,都是如此。這些城市的旅遊區每日都人山人海,中國遊客最多。客觀地講,中國遊客的不文明行為也屢見不鮮,許多景點還有針對中國遊客善意提醒的標識,卻鮮見有當地市民反對中國遊客前來消費的。為了吸引中國遊客,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還放寬對中國遊客簽證的限制。應該看到,不是來港的遊客多了,而是香港的接待能力小了。香港應該興建新的遊客景點、增建邊境購物城、開發新的風景線,既滿足遊客遊、購、娛等多種需求,又讓本港居民擁有更大生活空間和更多就業機會。這才是最終出路。「閉關鎖島」是不安好心此次「光復」行動的搞手主要來自兩方勢力,一是所謂「上水人上水事」及「本土同盟」,二是「本土民主前線」等「本土派」組織。這些組織並非反水客那麽簡單,其背後有複雜的政治背景,不排除有「港獨」勢力參與的可能。在元朗發生的反水客行動就變成了宣揚「港獨」戰場,一些示威者高呼「光復香港」、「光復元朗」等口號,還有人揮動港英龍獅旗,以及新的鳳凰龍獅旗,完全是假借打擊水客而為「港獨」搖旗吶喊。再追溯近年來香港市民與內地遊客衝突事件,也不難發現其中刻意炒作的痕迹。比如,香港人將內地赴港遊客稱為「蝗蟲」、香港導遊辱罵內地遊客、內地遊客香港港鐵內進食引發罵戰、內地女童香港街頭小便引發衝突、香港民意强烈反對內地遊客强購奶粉……這些事情被刻意放大,明顯是有人在離間兩地民衆的關係。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海納百川」是這座城市應有的素養和標誌。面向全球,都有足夠寬廣的胸襟,緣何對同為中國人的內地遊客如此牴觸,做出「閉關鎖島」的姿態?顯然,是一些勢力推波助瀾的結果,其險惡用心就是要讓兩地民衆人心分離態勢,為「港獨」提供土壤。因此,「趕客行動」除了驅趕本港經濟民生以外,還有配合「港獨」的居心,其心險惡,不可不防!作者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永遠名譽會長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水貨 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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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問題老師答:如何看反水貨客示威?

文: 陳曦彤田方澤老師問:有人認為反水貨客示威是向受害者開刀是不道德的,卻很有效。即使採用和平手法,「合乎道德」真的是政治參與的一個考慮嗎?「合乎道德是否政治參與的考慮因素」,在語意上可二分成兩種詮釋,其一是現實上政治參與是否存在道德考慮,其二是政治參與「應否」合乎道德,又或化作文憑試的比較題型:「在政治參與時,應優先考慮運動成效還是道德規範?」由於前者的問題需要使用大量政治參與的例子作量化分析基礎,難於本文充分回應。因此,以下將從價值或概念分析後者;政治參與跟「成效及道德」的關係。有人認為,政治參與應以「有效性」作指導原則,考慮法律及道德問題,只會阻礙達到政治目的,例如在歐洲近年便出現投擲汽油彈及搶掠等傷害性的示威活動,以達阻嚇政府之效;在香港的反自由行示威中,亦開始見到有武力抗爭及作傷害性言論的傾向出現,以逼使政府修訂一簽多行政策。但我認為,「有效性」即使是一項原則,卻不比道德考慮重要。首先,「有效性」是一空泛概念,以雨傘運動為例,由於參與群眾對運動的目標或所針對問題並不一致,即使運動有效達到啟蒙民眾之目的,但對渴望爭取2017真普選的群眾而言,有效性卻是絕對不足。由此可見,以「有效性」作為優先原則的政治參與,很可能導致運動形成虛假共識,群眾最終會因為理念不同而使運動瓦解,成效反而降低。反過來,道德原則卻能夠作為群眾一致的行為規範,例如雨傘廣場民眾的和平非暴力,有效團結群眾,使運動能夠持續產生影響力,獲取得更多中立群眾,甚至全球公民支持,促進運動成效。從政治參與的內在價值而言,道德考慮更是促成政治參與的必要條件。政治參與在理念上,是由一群對社會存在身分認同的公民,以促進公共利益為目的,所作出的政治手段。因此,公民在參與時,必須考慮其行動是促進,還是損害了公共利益,否則便未能達到目的及滿足其身分所帶來的責任。這種對公共利益的價值判斷,例如考慮應否佔領道路時,衡量經濟收益及政治權利,當中必然涉及道德考慮,就是好壞對錯或優次的判斷。因此,缺乏道德考慮,根本就不可能是完整的政治參與,甚至可能成為部分民眾或權貴基於自身利益或權力而作的政治衝突或鬥爭。當然,若廣義地理解政治參與,詮釋成為達政治目的而採取的任何手段,則政治參與便可以毫無道德可言,例如財委會主席在議會內為保障所屬利益團體,而粗暴通過撥款議案;又或激進示威者為獲得傳媒及大眾注視,而採用暴力衝擊手段。這種政治參與並非以公共利益,而是個別團體或自身利益為動機,道德考慮當然並非必要,甚至相互矛盾。但衡量以上兩種政治參與,前者比後者更能持續達到政治參與之目的。合乎道德的政治參與,在實踐上具有延續性,例如香港的民主運動,由於在社群內孕育自由、平等甚至國民身分認同等價值觀,使影響力能隨社會發展而逐漸壯大,形成具廣泛認同的活動。相反,以私利為目的政治參與,由於各人利益或關注不同,根本不可能有傳承的可能,甚至因利益衝突而引致社會矛盾,使運動變得短暫且不被認同,難達影響政府施政之目的。因此,合乎道德的政治參與,是更具成效、完整及持續發展的模式,道德規範自然是政治參與時的優先考慮。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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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行動的激進是無解的嗎?

文:林非實在想不到,「光復行動」中誤中副車弄哭一個小女孩的事件,可以令香港社會討論近一星期之久。「光復行動」的本質,是針對在市面出現的走私者,透過直接向他們抗議,形成社會輿論與壓力,由此希望政府去改弦易轍,從政策上去改變走私者肆虐的情況。這是由「症狀」直接入手,本質上就是希望以較激烈的對壘去迫使政府正視問題。而事實上這種方法也確實使政府花較大精神氣力去回應──雖然政府的回應往往只揭示了香港行政機關的無能,使民怨更火上加油。從本質上看,這種抗爭的手法的確是「不理想」的。最好的方法,是政府主動發現問題,在問題正式影響民生前已解決,社會根本從頭到尾都不會感覺到有問題出現過。次之的,是政府透過「有權階級」的通報而得知問題所在,然後以政策措施處理,香港的區議會制度便是這種解決社會問題的其中一種形式。再次之的,是受影響的民眾發現問題,透過示威或請願方式表達訴求,然後政府作出反應。在這個層級表之中,直接由民眾向政策問題的表徵抗議,引起關注,當然不及以上的其他方法妥善,對社會的衝擊也較大。然而,人有理性思維,社運模式的改變,並不是孤立的單一事件,而是自有甚背景和原因。假如只拔空由理論出發,只從理論層面去批評這種針對表徵的社運方式,那一方面無助於解決問題和轉化形式,更加會使人脫離當下的社會環境,反而去群眾日遠。這其實是「後佔領時代」的必然,佔領行動維持近三個月,但政府竟可以用老一招「不聞不問」一直迴避,只推警察出來作鎮壓的工具,賠上警察的公信力換取「正常生活」。而一切政治問題皆沒有回應的後果,就是令民間對於「直接要求政府處理問題」的做法失去信心,取而代之,「製造政府不能不正視的情况」就成了新的指標,「公民抗命」的本質也是與之相類似。而佔領行動值得留意的另一點,是令抗爭不再局限在港島區,而隨着地理環境的改變,抗爭的力度和形式也起了變化。新界各區被走私者、過多的購物人流滋擾已非一朝一夕的事,「針對表徵」式的抗議行動,本質上在辨識「表徵」時就有「誤中副車」的可能,由此造成副作用,本來就只是時間問題。然而假使我們認同上述的模型,認同原有的抗爭手法已逐漸失效時,那民怨走向激進本來就是不可避免,只能盡可能減低「點錯相」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發現「誤中副車」時必須承認錯誤,盡力改善,否則只會像這次一樣陷入爭論得愈來愈離題的泥淖之中。當然我也很希望香港的社會議題能透過理性的辯論去找出解決方法,然而我們應該明白,在大風大浪的後佔領時代,激烈抗爭的出現有其背景原因,如果我們希望扳回純理性和平的社會,就只能多線發展,直接嘗試在公共討論和現有制度下逼迫政府行動,對於前線激烈抗爭的示威者,請永遠記着他們是我們香港人的一分子,而他們更是在前線受影響受壓迫最深的一群人,發出吼聲,其來有自。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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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我不怕 — 一名反水貨被捕者的自白

文:小呢這陣子我一直都逃離關於被捕的消息,我很努力不去回想被拘留的時光。是鴕鳥的,但若去回想,只會令自己更難過。直到各報章把被捕者的資料一一列舉出來(此等厚愛怕是連殺人犯也沒有,不才難以擔當),我就知道已經回不了頭。要面對的,逃不掉。對於每次的光復,其實我是很難過的。難過的不是因為自己被捕了,而是每次在這些行動中都很看到同一班孩子,10多歲,男女都不是高個子,男的還未完全變聲,女的梳着一條馬尾,是那種很純良很普通的中學生。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時候不是在光復,是經過旺角鳩嗚的時候,同一班的孩子帶頭叫口號,唱改編歌,好幾個孩子還身穿校服。聽他們說話,說自己守過金鐘、守過旺角,我很難過,這些孩子大抵十四五六歲,一個社會要多混帳才會令這群孩子走出來,以自己的身體捍衛自己的地方?用自己的身軀擋着警察的棍學生啊,學生自雨傘革命後做了這麼多,為什麼到現在還是他們?這個時候的學生理應是談論旺中哪一間買裙會比較好,學校的老師很煩,oppa新演的戲可好,並不是在北區叫水貨客走,不是用自己的身軀擋着警察的棍、不是要用雙眼親吻胡椒噴霧。是要怎樣的社會才令學生從學校的象牙塔走出來?是要怎樣的政府才令一班本應被保護的孩子變成捍衛這個城市的守護者?你聽到那些孩子最悲涼最無助的喊聲嗎?未來的香港是他們的啊,你怎麼忍心留下一個滿目瘡痍的香港給他們?大人的荒謬,要一群孩子去承受。胡適說:「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大人呢? 孩子被打了,政黨關心的是誰去執手尾,要割蓆,要批評示威者暴力。女童被嚇哭了,全城憤怒譴責示威者,男孩在警署被打至吐血,他手上一張潔白的紙巾變了殷紅,一句問候的話也沒有。批評很容易的,尤其是你不是涉事者,置身事外所以不用照顧被犧牲的人的感受,不需考慮到他們抗爭的成本。孩子被拘留40小時即提堂,家人的不諒解,制度的不公平,外人的冷言冷語,我們用這種方式對待孩子,然後說他們偏激、激進,不能以你的目光看到更宏觀的事情。二次的傷害比起警察的粗暴對待來得更痛。我們終究只是想要一個家而已。走不了的孩子,留下來為自己的家園努力奮鬥,但變成了議員口中的ISIS。我一問議員,你可知ISIS是什麼?我二問議員,你可見到有女童被賣至當性奴?我三問議員,你可見到水貨客被毆?我四問議員,你知道示威者大多是孩子嗎?孩子很善良,明明已經很憤怒,但沒有人對警察揮過一拳,明明已經很痛,但一聲哭泣也沒有。沒有媒體報道的傷與痛孩子想要一個家,一個屬於他們的地方,當他們對於自己的地方有這麼大的歸屬感,你倒要批評他們激進。這我在你家門前撒一泡尿,你又會如何?叫警察嗎?放了我再來撒,今次要開大。你會不憤怒嗎?你會不保衛自己家嗎?72天的「遮打革命」因為種種原因而失敗,政客在最後一刻留守、被預約拘捕,發起人去自首不被拘捕繼續生活,我認識的孩子都受了很多很多傷,沒有媒體的報道,沒有人知道他們有多痛,沒有人明白他們對於「遮打革命」的失敗有多難過。即使已經過去,仍然不停地被消費被討論,成為眾人茶餘飯後的話題。一片赤子之心,被說成外國勢力、被說成收了錢去做。要收多少的錢才甘願蒙着被打的風險,留案底的風險,去為自己深信的信念而抗爭?本土的力量被說成是鼓吹「港獨」,但香港有言論自由啊,為什麼連提出這個議題也得被大人們集體批評?這樣的社會如何教人不沮喪?當你看不到未來,努力奮力一戰,換來的你那誤信的同伴說那晚只是想要證明反抗是不可行的。你對這個城市能不死心嗎?每次看到警察拉人的時候,我們就認定了那個是罪犯,那是未審先判。對於被捕的孩子我們一樣採以這種手段對他們,只要警方說他們有罪,他們便是罪人。而法庭上似乎也開始以此為判,面對孩子站在被告席,明明什麼證據仍未提出,只是控方提供的罪名以及一句等候律政司的意見,法官就說案情嚴重,過門都是客,孩子們要宵禁,不得踏足犯事地點、不得離開香港。將孩子當成了大毒梟嗎?把孩子假定是有罪嗎?因為警察從來都不會有錯?錯的是所有站出來保護自己家園的孩子?議員到底在幹什麼世代間的鴻溝已經愈來愈大,孩子們放棄了說服大人,大人繼續閉門造車。三跑通過,議員走出來說香港有這樣的需要,我不知道香港需要什麼,但我很肯定香港不需要那些對七警案不聞不問,長期說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理想主義者。我們一直向前走,但大人卻向後倒退,我們努力承受你上一代留下的惡果,但你說我們不會捱苦,你說我們沒有上進的決心。龍門任你擺,你說什麼都可以,孩子喊一句你說捱不起苦。現在知識型的年代,為什麼還需要像你從前一樣死做爛做?為什麼我們連自己居住的地方都不能保護?我沒法再以同樣的目光面對世界了,我沒法繼續相信警察是可靠的,我沒法相信將來。(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警察 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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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出手反水貨

上周日幾個被反水貨運動列為攻擊目標的地區,商場難得清靜,本周相信也熱鬧不起來。反水貨分子先不要以為得逞而洋洋得意,因為這個「功勞」你們頂多只能佔一半,更大的作用是深圳市政府採取了行動,打擊水貨活動,當然他們也不能邀功,因為他們遲遲不動手,最後要中央壓下來才採取行動。本欄(2月15日)就曾經質疑為何深圳當局不採取行動反水貨,分析這對深圳經濟有利,他們沒有誘因這樣做,况且他們也有氣,不想這樣做。日前有報道指,內地打擊水貨客的行動並非什麽大規模的掃蕩,只是在過關系統中設置亮燈報警裝置,截查「一日多行」旅客,水貨客立即偃旗息鼓。中央擔憂「閉港建國」任何最有效的行動,都是從源頭做起的,水貨從接收到銷售,無論是公然在聯檢大樓外設攤接貨,還是在網上做代購,都是在深圳市政府眼皮底下,要採取行動,易如反掌,問題是為什麽他們要這樣做。現在有了一個在中國國情中最大的理由,中央指令。李克强總理在人大結束後的記者會上明確表示,會繼續加大對香港的支持,使香港、內地在交流合作當中都更多受益,進一步深化經貿和文化交流,使兩地民衆都滿意,增進兩地人民的福祉。那就是說,自由行等交流形式,一是要兩地都能更多收益,二是要兩地民衆都滿意,對於香港民衆來說,就是既要從中得益,又要减少水貨客對日常生活的滋擾。據《大公報》的報道,經中央和廣東相關部門密集聯合協調,目前已經就限制「一簽多行」旅客每日出入境次數等方面初步形成多個方案。該報沒有透露多個方案的具體內容,但相信包括「一日兩行」,以及「一簽X行」,具體數字還需要商定,而且是「可加可减」。具體方案相信很快就會公布,難以迅速拍板不是愁缺乏手段,愁的反而是什麽才是適當手段,因為要區分水貨客與正常購物者,用藥過猛會打擊香港的零售業,連鎖反應是商舖租金大幅下調而影響香港經濟賴以生存的地產業,以及就業人數;用力不足則不能顯示政策的權威,導致反對勢力死灰復燃,對中央和特區政府反戈一擊,功敗垂成。從李克强總理的表態,除了顯示中央要採取行動的決心外,還有一條就是要促進兩地的文化交流。從中可以看出,北京的看法是,目前香港反對自由行的背後目的是破壞兩地的正常交流,向「閉港建國」路邁進,雖然很多港人會認為中央是小題大做,但這確實是中央的最大擔憂。跨境購物全世界都有世界上任何政權,都會為保衛領土與主權的安全而不惜一切代價,更何况中國的歷史,對於統治者的最高評價是疆土和有效管治的領域是擴大還是縮小,廢除帝制成立共和之後,再加上一個標準,就是人民是否能够安居樂業和參政權,習近平上台後,在促進和諧的基礎上,又給自己一個任務,就是帶領全國共築中國夢。很不幸,充當水客,是某些港人和深圳人追尋中國夢的唯一途徑,這還不是新鮮事物,過去一個多世紀,水客不斷穿梭兩地,因為香港有最新款的舶來品,加上香港是免稅的自由港,價廉物美,過去還標榜是購物者天堂,只不過是在沒有等到國人富起來以前,香港因為租金太貴而喪失了天堂的美譽,而今租金比以前更高,但國人富起來的速度更快,再貴的物品也有購買力消化,正常的貿易渠道未能滿足消費者,水客才會應運而生。跨境購物全世界都有,美國人到墨西哥購物,俄羅斯海森崴人到黑龍江綏芬河掃貨,原因也是對方的稅率低以及海關允許適量帶進,跟港深之間的情况沒有什麽兩樣,只不過美國和俄羅斯的總體經濟水平高,做水客的成本高,而墨西哥人到美國,和國人到俄羅斯,簽證的限制很大而做不成水客,非不為也,而不能矣。反而是港人利用過關的自由而可以當水客。購物有序政府有責回歸以後,香港與內地之間,人民的往來本來就不應設置任何限制,但畢竟兩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才需要限制部分內地同胞來港「自由行」,而隨着內地的經濟發展日益提高,限制應該有序地逐步放寬,直到完全取消。有序的限制,只是兩地經濟發展過程的過渡措施,而不是最終目的。誠然,水貨客對於某些香港市民確實造成一些不便,如何讓購物(不是鳩嗚)更有秩序,這是政府和公營機構的責任,比如港鐵可以要求托箱子的旅客走最邊的閘口,一般旅客便可以暢順無阻,這麽簡單的措施都不做,才是市民應該不滿的地方。我們必須很清楚,究竟應該反對什麽,由於一些生活上的不便而反對兩地人民的正常交往,是得不償失的,失的不只是市場和經濟上的受惠,而是拒絕跟十三億同胞的來往,讓全國人民視香港如畏途,視香港市民如嫌棄同胞的異類。最差的情况是,香港旅客到內地旅遊或者購物,跟當地人因為一些小事發生爭端,很多內地人圍着港人責駡,這才是不可收拾的局面。中央當然是看到這個最壞的局面發生的可能性,才會果斷地採取措施,聯合多個部門商議對策,暫時將水貨活動剎車,但這只能是暫時,而且在「優化」自由行政策後,還會開放更多城市自由行,以顯示這個政策的合理性,不會因為香港某些人反對而全面禁止。其實,讓內地同胞安心來香港購物,以及跟香港有交流,真正的責任是香港的政府與整個社會,中央出手只是從外力協助而已。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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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與光復

有一種說法,認為反水貨客或「光復」新界的連串行動,是「佔領運動」的後續。表面看來,這說法有一點道理,一些「光復」行動的參與者,確實是來自金鐘旺角等佔領區;「光復」行動中,也偶爾可聽到「我要真普選」的口號,亦能看見胡椒噴霧。不過,深入一點分析,卻可看到一幅更為複雜的圖象。 「光復」什麼?提出「光復」,首先需要理解什麼已被「佔領」。過去幾星期的「光復」行動,矛頭直接指向的,是來自大陸的「水貨客」和「自由行」,隱含的假設是,香港老百姓的生活空間,正逐漸被這些北方來者所「佔領」。這假設並非毫無根據。讓我們看看以下的數字﹕2014年有超過4700萬人次的中國大陸旅客到港,當中大部分(2800萬)是即日來回,主要原因大概是為了購物,買各式日用品以至奢侈貨。來港的中國大陸旅客(陸客)增長速度很快,2002年只有638萬人次的陸客到港,十二年後就增至4700多萬,增幅超過七倍。陸客佔訪港總旅客的比例,也從2002年的41%增長到2014年的77%。這自然與由梁振英於2003年SARS後大力推動的「自由行」政策有關。本來,旅客增長,不一定會引起「光復」行動,但倘若人數太多、速度過快,便容易激化矛盾。來自食品安全缺乏保障、假貨次貨充斥地區的即日往返陸客,與一般遊客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們主要購買的,並非是當地的特產或紀念品,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須品或黄金名牌等奢侈物,導致整個香港不少商場和街道店舖,已改造成藥行或金舖。商舖轉型後,除了與本土居民的日常需求關係逐漸脫鈎,還推高地租、增加交通壓力,造成各種生活上的不便。因此,歸根究柢,「光復」意指的,是要重奪社區的舊有生活秩序。然而,能夠影響香港民眾生活的,並不是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低收入大陸民眾。假設陸客平均每年來港4次,4000多萬人次就等同1000多萬人,約中國總人口的1%左右。除卻當中少數的以運水貨為生的民眾外,這些陸客大都具備一定的購買力,來自小康中產甚或富裕階層。他們基於改善生活的追求,到港購物旅遊,儘管帶動了零售消費,但在香港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下,其引來的中港衝突或矛盾,對香港底層民衆生活的影響更大。 本土主義是如何煉成的?然而,這種帶有階級根源、基本上是因數量太多和速度過快而導至的社會問題,卻被化作為中港的「族裔」或「文明」差異。始作俑者,是香港政府的「中港融合」論述和「自由行」政策,容易把源自中港政權管治不善、貧富階級分化的問題,轉移為族群之間的矛盾,再加上以「本土」作動員的政治力量和媒體(尤其是網上)的推動,進一步放大了中港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樣的論述,把在空間擠迫、小店消失、交通受阻下的本地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階層)受損的生活品質,描述為「中港矛盾」的後果,很可能影響甚至改變整代人的身分認同。說特區政府是「本土主義」的始作俑者,因為它一直迴避管治體制不善,也不解決貧富懸殊、階級分化的問題,卻高調提出「港獨」、「戀英/殖」或「外國勢力」等虛假命題,一方面令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不斷積累,為「本土主義」所倡議的「勇武抗爭」埋下伏線,另一方面在收編了的傳媒配合下,也誘導輿論把議題設定於「中港」而非「階級」或「代際」等社會矛盾。在官方主導、高揚「中港融合」的語境下,「自由行」政策衍生的「融合」(或「佔領」?),惹來「抗中」的「光復」反彈,自然不難理解。如果說梁政權是「本土主義」以至「港獨」的催生力量,也不無道理。在這樣的一種環境之下,民間的本土聲音和力量,如何才能夠避免政權設定的「中港(民眾)矛盾或融合」論述框架,重新扣連真正的社會問題根源,包括中港兩地的不民主政制及貧富兩極分化?這或許是願意直面現實(或不想「離地」)、嘗試「光復」香港過去值得保留的生活方式的民間(或本土)力量,無法迴避的問題。 發展本土以外的身分政治齊澤克曾指出,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同理,香港「光復」行動中出現的「排外/拒中」傾向,也不能歸罪於「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而是植根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的香港社會脈絡。因此,「光復」或「佔領」運動應針對的,是中港兩地的不民主、欠透明、保護壟斷特權的政制,以至製造兩極分化、挑動民眾鬥爭民眾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論述。為此,我們或許應首先釐清「光復」或「佔領」的本意或初衷,然後嘗試跳出由政權設定的「中港」論述,開拓(或「光復」)其他的身分政治領域。從字義來說,「光復」的相反詞,正是「佔領」。前者希望能夠收復舊疆,也就是返回「被佔領」前的生存狀態。因此,「光復」與被指認為帶有侵入、霸佔味道的「佔領」,顯然針鋒相對,在這層意義下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後續,似乎並不怎樣貼切。然而,香港的雨傘「佔領運動」,最初參照的是歐美等地的occupy movements,當中occupy(名詞是occupation)的其中一重意思,與reclaiming public space的reclaim相通,追求的是重奪社會空間,自在地做喜愛的事情,而非指向侵入、霸佔,這與中文的「光復」的意思更接近。換句話說,雨傘「佔領」運動,從一開始已帶有「光復」的味道,希望reclaim香港舊有的、但正逐漸被劣質政治文化「佔領」了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循這角度,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繼續,自然順理成章。反過來說,真正干擾及宰制香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佔領」,在殖民時代以至政權轉移後,透過由上而下的政策和官商特權,其實每時每刻都在新界以至整個香港發生,例如小販、行人逐漸失去了被商場、汽車「佔領」了的公共活動空間;農民、小店、手工藝者逐漸失去了被地產霸權、連鎖店、進口商品「佔領」了的食物和日用品的生產和流通環節;學生、教師、家長逐漸失去了被政府官員、大企業「佔領」了的教育規劃;兒童、青少年及他們的後代也逐漸失去了被政權鼓吹的「發展大晒」、「經濟至上」、「中港融合」所「佔領」了的「未來」。而歸根究柢,官商特權的「佔領行動」之所以能夠發生,正源於保障壟斷特權利益的不民主政治制度,當中的決策位置,已愈來愈被大企業、殖民官吏或建制「梁粉」之流霸佔。循這思路,雨傘運動其實也是針對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特區政府樂於維持、保護官商特權的各式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自然生態的「佔領」,希望能「光復」被殖民或「被回歸」前的生存狀態,其所追求恢復的「舊疆」,顯然並非是其厭惡的殖民式管治體制,而是過去那些讓老百姓生活得較自在的社會空間。因此,如果要毋忘「佔領運動」的初衷,想「光復」香港,讓老百姓生活得更自在自主,除了需要針對數量太多、速度過快的「中港融合」和「發展主義」外,恐怕還需要把被「中港」及「本土」議程所擠壓掉的其他身分「光復」,探討影響民眾日常生活至深的代際、階級以至性別等議題。身分政治從來都不僅是「離地」與否的實證問題,而更是一場命名論述的爭持。如果大量陸客來港影響的主要是本地的家庭主婦、低收入階層及未來的一代的日常生活,那麽以性別、階級、代際等身分政治介入,恐怕不必然比以「本土」的身分政治介入更不切實際。文__許寶強編輯/梁詠璋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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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視陸客界外成本 變相補貼貪腐集團

文:黎廣德(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反水貨由失禮變失控,無意中送給梁振英政府一份厚禮。警方擇日分批拘捕示威者,建制派人士加入聲援,共同轉移公眾視線,令在應對陸客一事上特首梁振英失信、特區官員失職的事實丟在一旁。相比之下,反而是內地官員更坦白: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呂新華直指自由行問題「需要檢討」,深圳市委書記王榮更承認深圳海關有「腐敗行為」。眾所周知,水貨是走私漏稅的代名詞,香港這邊不管,但在大陸即使走私普通貨物也可判無期徒刑。近年內地「港貨店」如雨後春筍開遍全國,主要貨源便是來自香港的水貨。港貨店數目沒有官方統計,但根據業內人士估計,單在廣東的實體店有幾千家,全國有上萬家。深圳市場監管局在2013年底查封了四家港貨店,共涉水貨約200萬元人民幣,即每家有約60萬港元存貨。假設這是港貨店的每月平均水貨流通量,全國一萬家港貨店一年便汲納了水貨總額720億港元。以大陸平均關稅5%和增值稅17%計算,每年逃稅總額約160億港元。簡單說,這160億元就是水貨低於正常完稅港貨的差額,主要得益者是水貨集團(有辦法疏通內地官員的異能人士)、零售商(靠賣水貨競爭的港貨店)、顧客(因港貨店便宜而光顧的內地市民) ,和內地官員(收受貪款的海關及縱容水貨泛濫的工商管理和稅務部門) 。假設四方利益均沾,每年流入內地貪官口袋的贜款便達40億元,還未計算網購水貨帶來的巨額收益。海關贓款 統一分配根據去年9月大公網轉載《華廈時報》偵查報導,今年二月深圳福田區人民法院審理皇崗海關涉嫌放縱走私案及去年11月披露的沙頭角海關受賄案,水貨集團與海關官員早已實施「聯網經營」:深圳皇崗海關汽車走私省內6000元人民幣一輛、省外一萬元一輛;沙頭角海關小轎車1200元一輛,商務車1500元一輛。海關內部對於這些「好處費」實行「嚴明管理、統一分配」:科長12%、值班副科長17%、不值班副科長5%、負責查驗的關員15%、連絡人8%、留存科室經費8%,還有剩餘份額35%未有披露,是否上繳給海關或市政府更高層便不得而知。在羅湖、落馬洲和深圳灣口岸,水貨客以螞蟻搬家方式進行,利用購物自用的自由行掃貨客作掩護,方便關員睜一眼閉一眼放行,但實質上仍是由水貨集團統籌,圈內以潮汕人居多。去年至今,深圳海關已有23人落馬,800名幹部的工作崗位被調整,難怪市委書記王榮只能以「所有海關口岸都存在腐敗行為」作辯解。據悉中央政府去年已有意調整「一簽多行」政策,但一直因深圳市反對而無法實行,只要了解水貨利益的流向,便不難明白箇中因尤。為了支撐內地官員每年收受幾十億元貪款,香港人付出了多少代價?這便需計算陸客消費對於社區和環境影響的「界外成本」。削減陸客千萬 社會淨賺70億筆者在《明報》3月4日《陸客成毒癮 梁振英推港入窮巷》一文中分析,為了向包含水貨客和掃貨客的7.7萬人「陸客流動社區」提供符合政府規劃準則所要求的公共空間,便須投資公帑1390億元,,由於「根據經濟學者關焯照及周文林去年利用計量經濟預測模型推算,一刀切削減兩成訪港陸客(即約950萬人次)會令本港生產總值減少400億元」,因此推論「若果全面考慮社會整體成本,每削減一人次陸客香港最少倒賺700元」。換句話說,將每年陸客數目從五千萬削減至四千萬人次,香港可穩賺70億元。中文大學沈建法教授在3月9日《明報》撰文《每削減1人次陸客,香港最少倒賺700元?》,認為上述結論「似乎不盡合理,不合邏輯」,因為「公共空間建設的投資是一次性的,每年可供7.7萬陸客使用,至少使用20至50年。如以20年計算,香港在公共空間方面的每年每人次陸客的補貼是二十分之一,即245元…因此每1人次陸客使香港淨賺3955元」。沈教授願意探討陸客消費引起的界外成本,補足多年來本地學者政策研究的一片空白,實屬可喜可賀。可惜沈教授的上述質疑,是基於兩項對筆者和關周兩位學者分析的基本誤解。低估社會成本 高估經濟效益首先,沈教授混淆了用於決定政策取捨的「靜態分析」和計算社會成本效益的「動態分析」。香港市民今天最擔心社區質素因陸客擠迫而變差,所以放在社會大眾面前的抉擇,是投資1390億元以回復原來應有的公共空間,還是削減950萬人次陸客而令本港生產總值減少400億元。這是此時此刻政府需要面對的政策選項,正是筆者進行「靜態分析」的目的。「每削減一人次陸客香港最少倒賺700元」的推論,是在削減兩成陸客的框架內分析,筆者從沒有如沈教授所言倡議「全部停止陸客訪港」。反過來說,若果要做陸客消費的社會成本效益「動態分析」,便需估算未來一段時期(例如20年) 的總經濟收益和社會環境成本,遠不止於增建公共空間的投資,例如額外的道路、鐵路、公共泳池和商場投資、以及由此引伸的廢物處理、空氣和噪音污染的健康成本,還有小商戶和創業者因租金推高而被擠壓掉的經濟活動,都是全社會實實在在付出的代價。這是十分有意義的政策研究,但並非筆者在《陸》文所涵蓋的分析,希望有本地學者能擔此重任,因為現今特區政府不重視科學研究,公眾早已不存厚望。其次,關周兩位學者去年發表的計量經濟預測模型推算,只是分析削減陸客後對本港生產總值的負面影響,不能引伸作為增加陸客對本港生產總值的貢獻。換句話說,削減陸客950萬人次會令本港生產總值減少400億元,不等於增加陸客950萬人次會令本港生產總值增加400億元。事實上,假設其他制約條件不變,增加陸客的效果,必然受經濟學上「回報遞減定律」所規範,即陸客增加越多,每人次陸客的經濟貢獻越少。因此沈教授說「每1人次陸客使香港淨賺3955元」,雖受業界歡迎,卻難有實證支撐。貪官賺盡 香港埋單窮根究底,香港人為陸客付出了千多億元的界外成本,其中一項是用來補貼內地貪官每年幾十億元的贜款,同時令很多本地商人在有意無意間成為受惠於走私活動的共犯。稍有智慧而尚未被政治計算沖昏頭腦的官員,都明白「反水貨」與「反反水貨」正在令界外成本與日俱增,而且社會譟動不會因官員齊聲譴責而消失,反而因為有人把問題上綱上線而製造更激烈的社會對立。「貪官賺盡、香港埋單」這種荒唐現象,恐怕只會在梁振英治下的特區才會出現。看來在深圳河對岸,上上下下感謝梁振英特首的官員真為數不少。 “水貨入關黑幕:水客和海關人員暗地私通” “深圳皇崗海關貪污汽車走私收費放行有價目表” “深圳海關現驚人腐敗窩案:每人每月受賄至少幾萬元” 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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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水貨客運動能夠正當嗎?

反水客運動與過往抗爭運動之不同反水客運動鬧得滿城風雨,先後有母女與老伯被誤認為是水貨客,與抗爭者發生爭執糾纏。今次反水客運動與過去的抗爭與雨傘運動都不同,它沒有針對公權力(政府或執法機構)。當一場社會運動針對公權力,它的正當理由比較容易找到,譬如,香港真的有人發動革命,理由必定是「政府腐敗,人民革命有理」,先不論這理由是否完全充分,至少革命者可以嘗試這樣宣稱;假如是抵抗不義之法,那麼人們可從公民抗命裡取得正當理由(先不論手段如何);假如是遊行示威,那麼人們可以訴諸集結遊行自由的權利。但最近的反水客運動既非針對實質的公權力機關,亦非針對法律,更不只是在辦遊行示威那麼簡單。它針對的是非公權力的水貨客,有些手段亦超越於一般市民的權力,包括包圍水貨客然後指罵、叫囂、截查別人的財產物品,再嚴重的甚至恐嚇,以及毀壞他人的貨物。可見,過往抗爭運動的正當理由都不適用證成反水貨客運動的正當性。激動的反水貨手段是行使公民執法的權力?有些運動支持者因而訴諸緊急而必需的理由,主張情況許可下,市民擁有行使公民執法的權力,就像雨傘運動時人們包圍毆打他人的藍絲,阻止他們打人後離開現場。然而,這真的能成立嗎?香港並沒有一條法律特別針對走水貨(中國則有,但香港不能行使中國法律)。走水貨並不違法,若然違法,勉強來說也只有「違反逗留條件」這《入境條件》。不過,讓我們先不討論法律的問題,把走水貨當成道德問題來談。讓我們先假設走水貨是香港人愈來愈不同意的行為,不同意到應當立法阻止。所以,在此先假設走水貨是有罪。然而,即使走水貨客真的有罪,他們的罪行是市民「緊急與必需」阻止的罪行嗎?一般而言,市民能夠行使公民執法的權力,都必須充分地說明:(A).有充分理由支持罪行已經或即將發生,以及所阻止的罪行是非常嚴重(譬如假犯基本自由權利)(B).可合理地預期,如果個人不阻止這罪行,這罪行很有機會發生(C).當時情況非常緊急,個人無法訴諸執法機構一般反水貨客運動的支持者,都有類似於(A)至(C)的理由。他們一方面真誠地認為香港已進入緊急狀態,水貨活動猖獗,嚴重影響市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政府,執法機關對此愛理不理,執法無力,只有靠市民自救。問題是,走水貨的問題真的嚴重到包圍水貨客,然後謾罵甚至私查別人的財產物品嗎?我相信每個人的感受都不同。對我個人而言,走水貨的確影響民生,但客觀上卻未嚴重到如同侵犯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罪行(譬如殺人、打人、打劫、禁錮……),但有些人,尤其是在水貨活動猖獗的居住的市民,對此問題非常厭惡,認為自己生活空間受到嚴重滋擾。因此,我們很難一刀切說走水貨問題是嚴重還是不嚴重。但是,我們可以用比例方式來談,假如水貨問題與公民執法的合理性成正比。因此,讓我們重新考慮反水客運動出現過的三個手段或形式,再討論它們是否合理:1.遊行示威、派傳單2.包圍水貨客然後指罵、叫囂,甚至恐嚇3.截查水貨客的財產物品哪些行動手段可被容許?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同意保護個人的財產物品是最基本的權利,在沒有得到財產物品擁有者的同意,沒有任何人有權力截查別人的財產物品。當然,有人可能說,假如我們能夠代替公權力執法,自然擁有警方查核別人財產物品的權力。但首先,如果我們不查核對方的財產物品,我們就無法確認對方是走水貨。因此,在未查核對方的財產物品,我們無法肯定對方是否走水貨,於是通不過上述的原則(A),我們無法肯定對方犯罪,因而也無法正當擁有公民執法權力私查他們的財產物品。大家別忘了前幾日的「點錯相」(認錯人)就是最佳的說明。其次,假如我們能肯定對方是走水貨,以我們因此就有權力私查水貨客的財產物品嗎?如果在雨傘運動時期,我們肯定對方是打過人的藍絲,因而包圍他們,這行為也許大家能接受。但如果包圍後,我們私查這個人的銀包、電話,我相信沒有多少人同意這種做法。如果雨傘運動的佔領,算是公民擁有半個自治權力的地方,我們都無辦法接受這種權力,為什麼在一般社會狀態下,我們就有這麼大權力?至於,包圍水貨客然後指罵、叫囂等行為,有些反對者認為這如同禁錮。禁錮是非常嚴重的罪行,讓我們先不立下這麼嚴重的指控。回想我上面提到的例子,雨傘運動時不少市民包圍襲擊他人的藍絲,阻止他們打人後離開現場。我們不會說這是禁錮,主要理由是出於打人者企圖離開現場,因此市民才包圍報警,直至警方交給警方處理。因此,市民能夠包圍某個疑似罪犯的先決條件是為了阻止他逃離現場,等警方來到交給警方。但反水貨客運動者絕不是以這先決條件而行事,所以包圍的唯一正當理由無法構成。運動需要一些基本原則那麼,就只剩下遊行示威、派傳單這模式(其實還有恐嚇,以及毀壞他人的貨物,但我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同意)。但很多運動支持者認為這是傳統「和理非非」的行動形式,失去效用。然而,另一邊廂,大部分批評此連串反水客運動,主要不是針對運動本質就是錯誤,他們都會認同水貨問題已影響社區,同時原則上支持反水客運動,最終令他們對反水客運動猶豫不決或卻步的是手段。不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反水貨客運動,我們也要認清一樣事實:如果反水貨客運動持續,之後只會發生更多受公眾非議的事件。我們怎樣能夠不「和理非非」地有效地抗爭,同時宣明行動的正當性,使得運動不會受到輿論所責難?這任務非常之艱鉅,是往後行動者必須面對的問題,考驗行動者的能耐。當然,如果行動者自以為能夠獨善行動,無須理會正當與否的問題,最終只會變得孤立無援,歷史上沒有運動是不需要證明自己是正義(即使不是真的正義)。因此,從運動者與實務的角度考量,行動者應該盡快訂立一些基本原則,使得明顯錯誤的行為如襲擊、恐嚇、截查貨品等行為不會發生,同時運動出現錯誤時,應該要有人走出來負責,至少像前兩天行動發起人道歉。原則上,人們應該暫時容許或容忍新的、實驗性的社會抗爭運動模式其實,在雨傘運動後,擴闊了很多港人抗爭的想像與膽量。人們有更多的親身經驗,以及不畏武力和強權的態度,以更激進的手段進行抗爭。我主張,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原則上人們應該暫時容許或容忍新的、實驗性的社會抗爭運動模式,除非它侵害個人的基本權利或嚴重影響公眾利益。我們不能因為運動稍變激進,就立即排斥它。因為社會抗爭運動的本質就是不斷在挑戰原本公共秩序來爭取自己認為正當的事情。因此,任何新型的抗爭運動都會瓦解原本的公共秩序及其想像,逼使社群重新討論與達成新的公共秩序的規範。不過,這同時說明,抗爭者必須有耐性與義務在公共場合裡證明自己的行動是恰當,並不應該像現在一些少數抗爭者,總是以傲慢與不屑的態度冷嘲熱諷他們的反對者,覺得有什麼需要理會「港豬」的批評,以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愛做什麼就什麼。原則上,我是支持反水貨客運動,但手段必須要正當、理念必須要清晰,到底是迫使政府關注改善政策從而杜絕走水貨活動,還是認為反水貨客運動直接能嚇走水貨客呢(這真的能夠嗎?我非常懷疑)?理念不同也將指向不同的手段,如果運動者不能整理出他們的理念、調整他們的手段,運動只會徒勞無功。母女被誤認為是水貨客的影片試想像,假如你是去日本的旅客,突然比幾個帶著口罩的陌生人,不斷罵你走水貨、叫你打開個箱以證自己清白?你會害怕或生氣嗎?我自己如果感到冤屈,也必定會誓死還擊,而且身旁還要有個小孩。因此,我不認為這阿姐態度有多惡劣。原文載於: 楊梓燁 社運爭議 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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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彬:細路女喊唔喊並非重點

連續多個周日舉行的反水貨客行動,近日明顯有升級的跡象。進入金舖指罵客人、包圍指罵疑似是水貨客的人士、飛腳踢向疑似是水貨客的人士的手拉車……有些人將焦點放在一位小朋友哭泣一事上,但那並非重點。以下是筆者的數點評論:(一)水貨客、自由行旅客等問題嚴重影響民生,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包括筆者,都清楚明白到問題的嚴重性,並同意示威者的訴求。但問題是,我們應該用甚麼手段去爭取我們的訴求呢?其底線究竟是甚麼?難道只要「目的」合理,就可以合理化一切的「手段」嗎?過去數周的行動,究竟是反對水貨客(包括內地人和香港人),還是反對內地水貨客(不包括港人)、內地自由行旅客,抑或是反對口音不純正的內地新移民或任何拉手推車的人士?究竟那些指罵和飛踢行李的行為,對解決水貨客問題有沒有幫助呢?為何不把「勇武」的精力用於狙擊政府官員?(二)過去多次反水貨客行動均反映出,這類行動「成本高」,而「回報率」成疑。先談談「回報率」的問題,雖然示威者稱要親自驅逐水貨客,但行動在週日舉行,其客觀效果只不過是引起社會對水貨客問題的關注,製造輿論壓力給予政府處理問題。而暫時的「階段性勝利」是成功把水貨客和自由行問題成為全國兩會期間的其中一個議題,但距離「取消一簽多行」還是很遙遠。「成本」是指法律後果、參與者的受傷情況,以及其他負面效果。在過去數次行動中,有無數示威者受傷,頭破血流,被捕的人數合共接近五十人,當中有三十多宗案件已經提堂。而更大的問題是,這類胡亂指罵和胡亂衝擊的行動,已經傷害了不少無辜的人。在高度情緒化的行動現場,根本就無法準確地分辨到誰是內地水貨客,其客觀後果是所有貌似是內地人的人士,只要拉著手推車、只要身在金舖,也成為了攻擊對象。最經典的一幕是,一名玩音樂、推著手推車的香港伯伯,他及其手推車也被人推跌在地上。為何這些並非水貨客的人士,值得為反水貨客行動而犧牲?有甚麼道德上的基礎去合理化他們受害的事實?當行動淪為情緒發洩,便會失去中間派市民的支持,更「消耗」了港人多年來建立的良好公民素質,行動者變得與「本土派」口中的「地獄鬼國蝗民」無異。(三)行動愈激烈,罪行和後果就更嚴重。筆者不禁要問:究竟有多少香港人願意為了反水貨客而留案底甚至坐監?過去每次行動的人數大約有數百人,並沒有明顯的增長。相比起「本土派組織」臉書帖子的數千個「讚好」,真正會走上街頭、肯犧牲的人只佔少數,其餘大部分支持者也只是「鍵盤戰土」,不願意承擔任何後果,扮演著「推人去送死」的角色。假如願意承擔法律責任的行動者一個又一個被捕和被判刑,相信仍願意繼續作出激烈行動的人數會漸漸下降。再者,當行動愈激進,公眾的支持度便會下跌,漸漸被邊緣化。亦即是說,這類激烈的反水貨行動將難以維持一段長久的時間。(四)最後,談談政府在政治上的博奕。范徐麗泰最近曾經表示,光復行動明顯是港獨行為;另外,梁振英最近上京後亦表示,要平衡內地人旅遊的需要。這反映出限制一簽多行和自由行將可能會徒勞無功,就算政府有新措施出台,相信其效用也不會太大。當光復行動被扣上「暴徒」和「港獨」的帽子,亦即是說政府是不會回應反水貨客人士所提出的訴求。獨裁政權最喜歡製造一個「外敵」,從而「團結」國民把矛頭指向「外敵」。煽動國民把民怨發洩在「外敵」身上,可以減少矛頭指向政權的機會。中共正利用「反水貨客」等中港矛盾的議題,將中港兩地人民放在對立面,群眾鬥群眾,互相內耗,從而鞏固中共的專制統治。治亂世用重典,當行動激烈至暴動邊緣,便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土壤給中共重推廿三條等惡法。到時候,中間派、溫和民主派人士和一些支持民主的中產階層與商界,或許也不會作出激烈的反抗,香港正式宣布淪陷,這正正是筆者希望自己預測錯誤的事情。 中港關係 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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