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業:反恐是認識和爭奪青年心靈的戰役

如果貝魯特是「中東的巴黎」,那麼今天的巴黎就是「歐洲的貝魯特」。法國從2014年始不斷經歷恐怖襲擊,巴黎似乎從最初震驚到接受恐襲漸漸成為生活常態。昨天是在聖母院,今天巴黎香榭麗舍大道發生槍擊,國人好像只有被動地等待明天另一宗恐襲發生?以往法國殖民地貝魯特發生無日無之的暴力襲擊讓世界留下對中東不息戰禍的困惑,今天前宗主國首都巴黎經歷的恐襲陰雲亦籠罩整個歐洲。 巴黎:歐洲的貝魯特? 縱使法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極右反移民的總統候選人馬琳勒龐最終敗給中間偏左的馬克龍,馬克龍的共和前進黨(LREM)早前在兩輪國會大選中取得壓倒勝利,贏得超過300個的大多數議席,預料馬克龍能順利推行改革。但在香榭麗舍大道又有針對警方的恐襲發生,國內對穆斯林移民和難民的爭論沒有畫上句號。 對於近年在法國各地發生的恐怖襲擊,法國學界的討論非常熾熱,特別是對怎樣去除國內激進化(de-radicalization)就有很多深入討論和反省。其中,中東問題專家凱佩爾(Gilles Kepel)和法國社會學家魯瓦(Olivier Roy)的爭論就最引人關注。 他們的爭論不止停留於學術界的「象牙塔」,例如在法國總統選舉投票前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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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核電破產 「盲幹風」愈吹愈近

剛過去的個多月有3宗少人留意的新聞,從美國到歐洲席捲香港,對全球核能工業意義重大。只要連在一起解讀,便明白中國核電發展已步入騎虎難下的困局,連累香港勢要承受一場愈吹愈近的風暴。 3月29日,威斯汀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mpany)在紐約市申請破產,震驚整個核工業界,因為威斯汀堪稱美國民用核電始祖,逾半世紀以來象徵美國核能霸權。2006年日本東芝集團以54億美元購入威斯汀時滿懷雄心壯志,銳意發展號稱「更先進、更安全、更便宜」的第三代核電站AP1000,2008年獲政府批准在美國南部兩州興建4座核反應堆,是1979年三里島核災以來美國本土首次新建的核電站。誰料新電站從設計到建設問題不斷,超支總額達170億美元,母公司東芝需為威斯汀承擔63億美元虧損,東芝主席引咎辭職,威斯汀難逃破產宿命。 威斯汀破產是中國的噩夢,因為中國一直寄望AP1000設計會成為第三代核電站的主力,不僅在2006年決定引入4台在浙江和山東興建,更一直寄望以AP1000為原型發展國產第三代核電技術CAP1400。在建4台電站的投產日期已從2013年推遲到今年,但現今AP1000在美國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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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現在.將來》 巴黎女人 哲學傷逝

從阿多諾到傅柯,從叔本華到列維納斯,觀賞電影《從前.現在.將來》(L’avenir, 2016)的一百分鐘,觀眾彷彿走進哲學的大千世界。女主角在每一幕都是書不離手,哲學不離口,時而繾綣卻又時而糾結。生活的瑣碎,人際的衝突,即使受過多少哲學訓練的人,似乎仍焦躁無力。 這些際遇,是她也是你和我。若哲學家也會陷入無盡的不安,需要在人世的迷霧中叩問意義,那麼生活何所為?念哲學又有何價值? 《從前.現在.將來》,是法國著名女星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t)跟三十出頭青春才女導演Mia Hansen-Løve配搭下的傑作。雨蓓飾演一個巴黎的哲學老師Natalie,如何在小資的中產生活中,接連遇上人生的各樣失意:出版計劃被拒、老公有外遇、母親的無窮控制欲與驟然離世、師生的政見不合等,令Natalie進退失據。一個女人,在破碎的關係和孤獨的空間,摸索着前路。 學生問政見不容沉默 戲中最顯而易見的張力,首先是政見分歧。筆者認為,單從電影安排上,很容易讓觀眾產生錯覺,以為政見之爭出自世代之爭。舉例,電影開首,Natalie入學校遇上示威學生的阻撓。學生質問Natalie的政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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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選舉彷彿美國翻版

早前結束的法國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以最意外的結果吸引了全球目光。彷彿整個美國大選的翻版,以最意外的結果給了世界一個意外。 是什麼原因使得那些具有豐富治國理政經驗的政黨在最後一刻折戟沉沙?難道法國真的需要那個缺乏執政經驗的年輕人馬克龍或者揚言退出歐盟的極右翼候選人馬林勒龐嗎? 其實無論是法國選民還是美國選民,他們玩的是一個不選誰的「躲貓貓」(捉迷藏)遊戲,他們早已經對那個兩黨輪流執政的體系缺乏耐心了。有4名候選人分別獲得兩成上下的選票,票數居於前兩名的候選人的政綱不一定是他們當選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不選誰。在「不選誰」下,選票投給他人。那個「他人」是誰?能不能帶來法國的重煥風采?他們並沒有多想。 法國此次大選是幾個月前美國大選的翻版。在去年的美國大選中,對精英政治的厭倦,令美國選民不再相信精英集團那些美好卻空洞乏味的許諾。 法國近年經濟不振,失業率居高不下,恐怖襲擊屢屢發生。也許未來法國的希望讓國民對執政者徹底失去了信心。到現在,已經有兩名總統未得連任,薩爾科齊與奧朗德相繼只幹了一屆就難以為繼。這些年中,法國在捍衛其大國榮耀中也屢屢受挫,作為當年二戰的五大戰勝國、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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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執政左翼的挑戰

法國4月總統選舉在即,執政社會黨1月29日第二輪初選確定了候選人阿蒙(Benoit Hamon),代表社會黨及其盟友參與總統大選。現任社會黨總統奧朗德放棄尋求連任,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在初選中落敗,表明執政社會黨現任的政治家失去民眾支持。在未來兩個多月裏,執政左翼要連任要面對哪些挑戰?如何才能對抗右翼和極右的聲勢? 須重建支持者信心 深化任內成果 首先,在這次初選裏,我們看到執政社會黨在過去5年任期裏的失誤,完全蓋過其成就,左翼民眾認為社會黨必須重振左翼的施政方針,因而在初選裏轉而支持偏左路線的阿蒙,唾棄偏右路線的瓦爾斯。事實上,奧朗德任內致力改善就業,從教育和經濟層面提升競爭力,就任初期向最高收入的10%人口加稅,同時寬減中產階級和單身人士稅收。2012年「競爭力協定」、2014年「責任和團結協定」和2015年「馬克龍法案」等,促進企業投資和開設職位,其中「馬克龍法案」旨在為傳統行業引入大量競爭。這一系列措施,的確令2016年中期失業率下降至2012年以來最低;但是到了2016年尾,失業率又再爬升。奧朗德曾經揚言如果不能處理失業,就不會連任,結果不幸言中。 對工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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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考卷:法國高考哲學科演繹課三:工作即「搵食」?

簡介哲學是每年6月法國高考開考的第一個科目。哲學是必修科,每年約有60多萬名考生參加哲學科考試,4小時內,考生須從3條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論文。本系列會挑選一些練習試題或昔日試題,參考法國學者的答題建議,引入香港讀者熟悉的例子來演繹,希望藉此說明,哲學科不是純粹法國人的專利,而是訓練人們思維的普遍方法,可以增進對人生和世界的了解,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成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性格。今周我們選出2016年理組考試的題目,和法國49萬多名考生,一同思考工作的意義。百多年前,馬克思的女婿保爾.拉法格(Paul Lafargue)曾寫過《懶惰的權利》(Le Droit à la paresse),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把工作視為宗教,工人遠比古希臘和羅馬時期的奴隸更為辛勞,工作摧毁了人們高貴的智力和身體,因而主張工人高舉「懶惰的權利」,對此香港人大概感同身受。早前一項調查發現,香港工時全球最長,每周逾越50小時。於是,人們很自然會認同減少工作,生活會更有質素。但是,想深一層,完全不用工作的人,如退休人士、百萬富翁或死囚,是否生活得最好?從哲學的角度看,我們需要釐清工作的意思,並說明生活質素怎樣才算好,才可更好地理解工作為生活帶來的意義。題目﹕減少工作,會否活得更好?為生存而工作電視劇中老闆經常用一句話教訓員工﹕「唔使做呀?」這個「做」字的意思是工作,整句話是反問「難道你不用為了負擔生活所需而工作嗎?」老闆藉此提醒員工,你是不可能不為生活而工作的,假如你失去工作,你就可能失去生活的依靠。換言之,在一般老闆和打工仔心目中,工作是用來換取金錢,減少工作,收入自然會更少,生活就會更差。馬克思稱這種工作方式為僱傭勞動(Lohnarbeit),以工資來量化工作,而為了工資而工作日漸成為了資本主義常見的現象。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如果工作只是獲取工資的途徑,那麼,人們為了生存,是否不管什麼工作都要接受呢?如果自己不喜歡做收銀員,但一時間找不到其他工作,為了溫飽或養妻活兒,就要接受了,這似乎是許多打工仔的經驗。這樣算活得好嗎?工作的本義是表達馬克思提醒我們,工作日漸成了變賣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工資,其實不是工作的本義,僱傭勞動是現代工作的一種方式,工作還可以有其他方式。他主張工作本身的意義,在於人運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表達自己的思想,既改造了自然界,同時成就了自己。例如我在西藏旅行途中,看到漂亮的風景,於是想畫一張明信片出來,寄給朋友留念。我就把靈感(思想)表達在紙張(自然界)上,這張明信片就帶有我的思想印記,成了我的作品。同理,一個漁夫從海裏捕魚,在市場上出售,這些魚類就不是純粹大自然的產物,而是漁夫勞動的成果。在表達思想的過程裏,我們可以精益求精,繪製更精美的明信片,或者學懂操作各種漁船和機器,令航行變得更安全快捷,魚獲更多。這個工作的過程裏,我們跟同事互相砥礪,就可以令彼此更能肯定自己的價值,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發揮了人類跟動物不同的物種特性(Gattungswesen)。在《資本論》裏,馬克思說在勞動之中,「人類改變了自身的特性,發展了其沉睡的潛能」。換言之,人類不是為了生存而工作,工作不純粹是一項工具,可有可無,不同的工作亦不是毫無差別,因為工作本身有一定的意義,當人們選擇工作時,同時選擇了成為一個怎樣的人,為生活創造哪一些意義。對馬克思來說,減少工作,並不會活得更好,反而是活得更差,因為人們更少地開發自己的潛能,更少地表達自己。當一個植物人難以工作,也就無法開發自己新的潛能,可以說活得比常人更差。表面上好像很令人羨慕的百萬富翁,當他不再需要為了生存而工作,於是什麼也不幹,他就會跟植物人陷入同樣處境,不能繼續開發其潛能,即使富可敵國,但不一定活得更好。掙扎求存與生活意義當我們說馬克思主張工作可以活得(vivre)更好,這裏所講的生活,是指追求自己興趣,發展自己的才能,肯定自己的價值,形成跟其他人共同生活的社群,更貼切的法文是exister。但是,假如人們要為了生存而工作,這樣就不一定活得更好,這裏所講的生存,是指維持生命或掙扎求存,更貼切的法文是survivre。中文有時說工作,有時說勞動,後者聽起來好像是特別辛勞的工作。其實,在馬克思的用字裏,工作和勞動基本上是同一個字,德文是arbeiten,法文譯為travailler,也就是考試題目的用字。雖然馬克思經常說工人(Arbeiter)的處境怎樣悲慘,但我們不要以為馬克思只關注工人,而是他看到工人反映了工作的意義在資本主義社會被扭曲了,工作不應該成為工人勞動那個樣子。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他受恩格思(Friedrich Engels)對英國工人的生活狀况的調查所啟發,見證十九世紀歐洲工業化促使大城市出現,工人從鄉村遷徙至大城市的工廠周圍,以便尋找工作,但是工人的生活環境極其惡劣,經常陷於失業、饑荒和疾病之中,因而特別在意揭露他們的境况,期望社會正視。只要我們想起近年富士康工人自殺的慘况,就會發現十九世紀並不那麼遙遠。工作變成出售勞動力為什麼工人不能在工業急速發展的時代裏活得更好?馬克思認為,工人並不能在工作裏實現自己的潛能,反而必須為了生存而工作,在工作裏工人不再把自己當做主人,而是把自己當成勞動力(Arbeitskraft)出售予僱主,勞動變成了生產所需的資源。因此,我們看到僱主和僱員不平等的地位。僱主擁有資本,如財富、土地、廠房和機器,他可以運用資本來聘請工人,生產各式各樣的商品,出售到市場上賺取利潤,支付生產成本後,再投資到工業裏,購買新的廠房和機器,改善商品,擴大生產。馬克思把擁有資本的人稱之為資本家(Kapitalist),把工人稱為無產者(Proletariat)。工人沒有資產,他必須依賴資本家的土地、廠房和機器來生產。一旦經濟下滑,市場對商品的需求減少,資本家為了減輕生產成本,避免虧蝕,自然要裁減人手,減少投資。這時資本家仍可靠累積起來的資本來過活,但工人就隨時失業,陷入貧困。馬克思強調,工人和資本家同時需要面對激烈的競爭,工人競爭職位,資本家爭取消費者的消費意欲。例如幾年前諾基亞的技術敗給新興的智能電話,導致大幅虧蝕和裁員,就成了市場學的經典例子。然而,工人倘若長期失業,在十九世紀隨時會餓死,這解釋了為何工人會把家裏的孩子送到工廠去做童工。在職貧窮與勞動異化從今天的觀點來看,人們可能會說,在經濟增長的時候,工人可以分享到經濟成果,工資有所增長。讓我們看看香港的情况,根據勞工學者的研究,從1986年至2005年,香港經濟大體上持續增長,同時出現去工業化的過程,有近72萬名工人被淘汰了出來,需要轉到服務業的職位,而服務業並不能即時吸納大量工人,於是工人必須把工資要求降低,導致大量在職貧窮的人口。近年,亦有研究發現,隨着大學數目增加,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中位數由1993年13158元,下跌至2013年10860元,20年間經濟並非沒有增長,但工資卻下跌了約17%。這些研究有力地證明,工人並不是必然地分享到經濟成果,也間接地印證了馬克思的判斷,不論經濟向上或向下,工人即使辛勤工作,也不會活得更好。然而,馬克思逝世後才出版的早年筆記《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當中的觀點遠比今天的社會學研究更為基進(radical),他認為即使工資增加,也不能改變僱傭勞動對工作意義的扭曲。他提出了異化勞動(entfremdete Arbeit)的概念,因為工人被資本家命令去勞動,是被迫去勞動(Zwangsarbeit),而不是自主去勞動,在生產過程裏不能實現自己的意願,開發自己的潛能,反而像機器般滿足被指定的要求,而且生產出來的商品也不屬於自己,工作本身帶來的滿足感跟手上的製成品完全分離,工作空間裏也不再有機會跟其他人溝通交流和互相砥礪。試想如果我為了滿足顧客的需求,每天必須畫20張明信片出售,或者每天重複斬叉燒供應300碗叉燒飯,我如何能在重複的工作和生存的壓力下,獲得工作的滿足感,不斷發展自己更多的潛能?共產主義重視共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揭示了現代生活的一個基本的困境。一方面,工作如果能夠表達自己,工作愈多,生活就愈有意義;但另一方面,如果工作只是被迫去勞動,工作增加,生活只會更貧乏,工作減少,生計隨時不保,完全談不上生活得更好。因此,馬克思有別於常見的旅遊雜誌、航空公司或奢侈品的廣告那樣,呈現一個不需要工作的畫面,只有閒暇和享樂,就會活得更好。與之相反,他提議人們應該尋求社會集體的努力,改變工作的方式,由被迫的勞動轉變為自主的勞動,從而解除工作對人的束縛,在工作裏實現人的自由,這樣才能令人活得更好,他把這個目標稱為共產主義(Kommunismus)。中文譯成共產主義容易令人誤解,以為是平分財產的意思,即俗語所謂「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但其實他的意思是共同擁有資本,共同決定生產和共同生活的社會,視共享比個人擁有更為重要,着重培養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展現對他人的關懷多於謀求個人的財富。鄂蘭重視自由行動毫無疑問,馬克思對工作提出了相當深刻的觀察,可是他同時留下了一連串疑問。 人們真的可以不為生存而工作嗎?工作真的可以完全自主嗎?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就嘗試對上述問題,在《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提出另一種看法。鄂蘭提出,人類生活有三種基本活動﹕第一種就是工作或勞動(Arbeit),人類為了生存(survivre)而重複所做的工作,奴隸制的社會由奴隸負責供給人們生活所需,今天的社會則大部分人都要負上這項生活的重擔,人類成了生存的奴隸,沒有自主可言。第二種就是製造(Herstellen),人們製造器具以至藝術品,令勞動的意義更長久地留存在世界上,典型的例子是工匠或建築師着重的製成品。第三種就是行動(Handeln),行動不是任何行為,而是一切無關生活所需或製造器具的行動,行動的過程就是其目的,旨在公開地展現行動者的獨特的看待世界的觀點,以至和別人聯合地行動體現自由,例如公開發表演說,遊行集會表達意見。由此來看,上述三種活動並不是相應於特定的職位或社會階層,例如一個工廠工人固然需要勞動換取工資,懂得操控機械生產一個製成品,但亦有需要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在他人面前展現其不可取代的個性。如果一個社會視奉「搵食」至上,把所有人變成為了生存而工作的人,就等如無視了人同時需要其餘兩種活動,生活就變得更為乏味,變成機器的螺絲一樣隨時可以被他人取代。試想,如果一個人從沒有為自己創造出任何作品,從沒畫過一幅畫表達自己,從沒有為自己或別人織過一件毛衣,又從沒在公共層面為自己真正相信的看法而辯護,更沒試過跟別人不計較後果而攜手行動,即使他衣食富足,但這樣的生活稱得上是有意義嗎?閒暇的自由鄂蘭所講的製造和行動,需要人們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和更多閒暇,才能真正享受在其中。被工作佔據了大部分時間的香港人,自然需要減少工作,才可以活得更好。但是,我們不應忘記,減少工作騰出來的時間,要在世界留下自己的痕迹,在公共層面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他人建立共同體,這才算活得更好。自由的意思,不是在消費上有更多選擇,而是面對多元的世界,消除破壞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暴力,與他人攜手行動,鄂蘭稱之為政治的生活。文:劉況編輯:劉子斌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1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哲學 自由 法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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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式考卷:法國高考哲學科演繹課二:藝術之用

簡介法國高中哲學科始創於1808年,從1970年起至今,哲學是每年6月高考開考的第一個科目。哲學是高考的必修科,每年約有60多萬名考生參加哲學科考試,4小時內,考生須從3條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論文。本系列會挑選一些練習試題或昔日試題,參考法國學者的答題建議,引入香港讀者熟悉的例子來演繹,希望藉此說明,哲學科不是純粹法國人的專利,而是訓練人們思維的普遍方法,可以增進對人生和世界的了解,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成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性格。法國高考哲學科分為三個組別,分別為文組(littéraire)、理組(scientifique)和經濟社會組(économique et social)。今次我們嘗試演繹2015年理組的一道題目。藝術品總有一種意義嗎?人們日常語言的意義約定俗成,好像比較少爭議,藝術品的意義是否同樣呢?一方面,值得疑問藝術品的意義可以清晰地界定,抑或難以清晰界定,甚至可以挖掘出多樣化的意味?在商業掛帥的社會,藝術品的意義是否在於其商業價值,拍賣得愈貴是否愈有藝術價值?數年前,岳敏君的畫作《處決》(Execution)在英國以高達290萬鎊拍賣成交,創下中國當代藝術拍賣的紀錄,其商業價值可否界定其藝術意義?不作商業用途的藝術品,又可否衡量其藝術意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莫奈(Claude Monet)決定把多幅畫作《睡蓮》(Nymphéas)無償捐贈法國政府,以示紀念和支持和平。他的繪畫表達對大自然與和平的熱愛,可以如何界定其「價值」?意思和意味有別首先,我們需要解釋一下「意義」這個字。意義的法文sens有多重意思。第一是指意思,一句話的意思,一個作品的意思。莫奈以《睡蓮》命名的一系列畫作,這個平平無奇的名字,指毫不起眼的水中植物,為何值得一畫再畫?是否因應不同地方、季節、光線和氣氛下的睡蓮,造就每幅畫中的睡蓮各有特色?文化中心外的一件雕塑,據說原名為「自由鬥士」(The Freedom Fighter),後來為淡化跟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關係,被改名為「翱翔的法國人」(The Flying Frenchman)。雖然不同的名稱會引起不同的聯想,但人們看到的仍然是同一個雕塑,當中的人物只有一張翅膀,由此引發人們思考雕塑中人為何會有翅膀?是人還是天使?他是否斷了另一張翅膀?斷了翅膀如何能翱翔?不能飛翔的人是否不自由?不自由的人是法國人、香港人,抑或人類?觀看這些作品,這樣思考下去,就觸及了sens的第二個意思——意味(signification),意味就牽涉解釋。意義和五感互通sens的第三個意思是人類的五感,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和嗅覺。藝術品和語言的一個差別在於,藝術品更着重五感的運用。雕塑除了可以觀看外,更可觸摸,雕塑家更需要觸摸物料來創作其雕像,建築更加可運用到味覺和嗅覺,例如中國和日本等木構建築,年月會把木材的氣味蘊蓄在建築空間裏,傳統庭園多置假山假石、流水和園林等,自然令園中洋溢植物的氣味。音樂當然表現了高度精巧和敏銳的聽覺,同時可以描繪景物,觸發人們從聽覺到視覺的想像。莫奈就非常喜歡德布西(Claude Debussy)《貝加馬斯克組曲》(Suite bergamasque)中的〈月光〉(Clair de lune),除了因為此曲在作曲上有所創新,跟他追求突破傳統繪畫的志趣相通,更在於它用音樂來描繪明亮而寧靜的月色,呼應了他對大自然的熱愛。藝術是真實的生命文學作品表面上只牽涉文字,着重視覺,但如果我們記起普魯斯特小說筆下咬一口瑪德蓮蛋糕(madeleine)的經歷,蛋糕融化在口腔的味道,那種美味和愉悅完全連繫着主人翁的童年,回憶收藏在味覺裏,再由味覺重新引發出來。文字一面令主人翁追尋回憶,另一面重新描繪回憶,呈現在讀者面前。普魯斯特對文字藝術的重視,甚至稱文學為真實的生命(vrai vie),因為藝術令我們離開自己,了解到同一個宇宙裏他人看到的景致,如同在月亮上看到不為人知的異象。借助藝術,我們可以徜徉在多樣化的世界裏,幾個世紀之後,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荷蘭畫家倫勃朗(Rembrandt)和揚.弗美爾(Johannes Vermeer)的畫作綻放的光彩。藝術品的方向感Sens的第四個意思是方向。在日常生活裏,sens可指列車行駛的方向。當人們說藝術品有一種意義,除了上述指意思、意味和感覺外,還可指通過藝術作品,人們獲得某種方向感,彷彿從觀看的位置通向領悟到某種意義的境界。在文學作品裏,人們閱讀文字,通往想像的世界。聆聽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就領略到俄法戰爭的場面,法軍前進和俄軍抵抗,最終俄軍凱旋而回,正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用文字把戰爭重現眼前,讀者由經歷外在的戰爭,到疏解生命的疑惑、欲望和衝突,最終體會到內在的和平。回到真實的視覺在繪畫裏,最顯而易見的例子,莫過於運用了透視法的繪畫,畫家在平面上運用幾何規則,把事物呈現出深度,把看畫的人的目光最終引向消失點。換言之,透視繪畫呈現特定的觀看角度。有趣的是,印象主義的代表塞尚(Paul Cézanne)和莫奈的繪畫完全擺脫了借用幾何學的傳統繪畫風格,塞尚多幅聖維多克山(Montagne Sainte-Victoire)的畫作,以顏色來呈現前景和背景的遠近,而非運用合乎幾何學比例的佈局來呈現深度,因而令畫中景象更接近人在戶外的自然光下觀看風景的視覺經驗。莫奈的《印象·日出》,也是在同一方向上的努力,通過獨特的顏色調配,捕捉人們(畫家)對一瞬即逝的自然風光的真實視覺,而非假設了看畫者站在室內應該看到的客觀景象。因此,廣義來說,印象主義的繪畫不是要引領人們發現幾何原理背後所設定的「真實」,而是回到人們早已在戶外看到的「真實」。柏拉圖貶低繪畫說繪畫要回到人的視覺經驗,是否等於說畫家不過是複製現實的事物?這樣的話,如何談得上畫家的創造力?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在《理想國》(République)就提出過這個疑問。他認為畫家不是模仿真實,而是模彷真實的表象(apparence)。如果一個木匠是按照他心目中的構思來造一張牀的話,畫家比木匠更草率,他不需要學懂製造一張牀的知識,只需要運用繪畫的技法把牀畫出來,因此畫家不是模仿真實(牀的原理),而是模仿真實的表象或複製品(任何一張牀)。愈有才華的畫家,其畫作從遠處來看就愈能騙人,特別是小孩和缺乏理性的人,進而令人們更遠離牀的知識,以為從畫中就可看到真實的牀。由此來看,柏拉圖重現的是認識真實,而真實是不變的理念(牀的原理),畫家以至藝術家並不關心真實,他們只關心感官知覺所接觸的世界,並複製到一定的媒界上,讓人以為這個複製出來的世界就是真實,最終忘卻了追尋真實,釀成重大的錯誤。換言之,藝術品沒有獨立的意義,其意義只能依存於真實,柏拉圖並不重視藝術家的獨立創造,繪畫扭曲了真實。印象派創先河然而,印象派的偉大創新之處,不就在其嶄新的繪畫理念和色彩運用嗎?一方面,印象派採納城市景觀為主題,如莫奈的《聖拉薩火車站》(Gare Saint-Lazare),雷諾(Pierre-Auguste Renoir)的《煎餅磨坊的舞會》(Bal du moulin de la Galette),這些都是巴黎都市生活的剪影。可以說,印象派畫家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宗教、神話和古代歷史等題材、反而更着重捕捉十九世紀以來都市化的急速步代,促成了繪畫上的現代性。另一方面,印象派畫家得力於外攜顏料,可以在戶外寫生,從而有利他們繪畫大自然。莫奈在繪畫時,不依賴草圖,因而不着重呈現事物客觀不變的一面,而着重事物在不同環境下變化不息的多種面向,畫中事物必定離不開光影,光影變化造就異樣的事物。為了呈現光影中的事物,莫奈極少採用黑色,正如他所講,「總之,我使用銀白色、鎘黃、朱紅、茜草的深紅色、鈷藍、翡翠綠等,這就是一切」。莫奈用顏色配搭來取代分割事物的線條,不用黑色來繪畫陰影,應該說連陰影都有色彩!莫奈創造真實莫奈經營的吉維尼(Giverny)花園裏,《從玫瑰園所看到的家》(La maison vue du jardin aux roses)是一系列的畫作,以不同的筆觸來繪畫同一棟房子。他68歲時雙眼患上白內障,視力嚴重受損,他把花園中同一條日本橋畫成很不同的模樣,之前大量採用綠色、紫色和藍色等冷色,後來就讓路給紅色和深色,而且整座橋的細節變得相當模糊,離客觀事物的輪廓愈來愈遠。晚年繪畫的多幅睡蓮,陰沉的色調幾乎佔據了畫布上的所有空間,營造了極度飽和的視覺,睡蓮和水的質感遠超其輪廓給人的印象。不是長年住在吉維尼花園的人,缺乏對光影和顏色高度敏銳的人們,沒有白內障的人,會看到莫奈眼中看到的「真實」嗎?當然不能。因此,印象派絕非模仿客觀的真實,更不是模彷真實的表象(如攝影),而是回到人的視覺經驗,捕捉了日常生活所忽略的事物的模樣,在畫布上創造了自然風光裏千變萬化的色彩。印象派畫家追求美感,同時練就了一雙追求真實的目光和一支創造真實的畫筆。藝術不離詮釋和爭議印象主義對西方藝術史的貢獻,有力地挑戰了柏拉圖輕視畫家的看法。海德格在《藝術品的起源》(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裏,就以梵谷(Vincent van Gogh)的《鞋》(Schoenen)為例,人們看到的不僅是一雙帶着泥濘的舊皮鞋,而且是農夫的整個生活世界——終日辛勤而疲累的勞動,踏着油膩和濕潤的田野,穿過孤清的郊野小路,收成期和旱季交替來臨,時而憂慮溫飽,時而豐收帶來喜悅,在生存與死亡之間掙扎求存。 由此看來,繪畫不是扭曲真實,而是真實本身。複雜之處在於,繪畫的真實總是需要觀看和詮釋,真實的世界不是單一的,而是不斷由畫家和看畫者詮釋出來。因此,藝術品的意義不等同商業價值,商業價值是單一和明確的,但藝術品的意義必定是多樣化的,而且每每引起爭議。四十多年前安迪.華荷(Andy Warhol)把《金寶湯罐頭》放到紐約的美術館裏,挑戰了人們對優雅藝術的定型,呈現了現代社會最日常最刻板的面貌,跟莫奈努力呈現被現代社會遺忘了的大自然,形成鮮明的對比,藝術和生活的關係為何?藝術的意義在於不斷吸納和擺脫傳統,不斷再現生活和挑戰習慣,這才能有力地拒絕商業價值主宰藝術和生活,釋放人類創作的自由。文:劉況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12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藝術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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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如何紀念六四

近年,香港有關悼念六四與否的爭議愈趨激烈,有人甚至公開說出悼念六四已沒意義的話語,惹起不少的風波。辯論筆戰的文章如雨後春荀,不過始終萬變不離其宗,圍繞着人權、民主、自由、是否參與建設民主中國及悼念的效用有多大這幾方面去論述。如果從這幾方面看,各位不妨看看追求人權、民主、自由均處於領先位置的城市巴黎如何紀念六四,從中總結一些值得香港參考的地方。眾所周知,法國是首個接收六四流亡人士的國家。另外,中時電子報的報道指:「巴黎20區政府於六四事件發生後,在市政府後方公園立了一塊紀念碑,上面以中、法雙語寫著『獻給爭取自由、民主的烈士』,並標註『4-6-89 PEKIN』(北京,1989年6月4日)。」但是,在巴黎悼念六四並非沒有遇過當地的官方限制。根據BBC News中文網於2004年6月5日的報道,「主辦者原本向法國警方申請從人權廣場集合後,步行到附近的中國大使館門外進行和平燭光晚會,但被官方以美國總統布殊到訪而加強安全和反恐措施為由,拒絕在中國大使館門外示威。巴黎警方最後只批准他們在人權廣場聚集三個小時」。不過,整體而言,在巴黎人權廣場集會紀念六四和在市政府後方公園的紀念碑獻花悼念並不會受到官方的阻撓。在巴黎,參與悼念六四活動的人數並不多,參與者主要為六四的流亡人士和中國人權學者,但筆者未曾聽過有巴黎的人認為六四是沒有紀念的意義。一些因事未能出席悼念活動的學者和政客,也會從不同的途徑去轉達對悼念六四活動的支持。在巴黎的悼念六四活動中,並沒有任何參與者高調地喊出「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但這並非表示他們不支持中國建立民主的政制。問題的關鍵,在於參與建設的力度和積極程度有多大。在官方的層面,法國外交部不時表達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而中共以「不要干預中國內政」作為官方的回應,基本上已成了例行公事。法國礙於自身的經濟條件限制,加上她不希望在經濟層面與中共交惡,所以她並不會輕易提升表態的力度。在民間層面,示威、悼念六四等各種形式向中共施壓的活動多不勝數,政客和民主或人權倡議者甚至公開向法國政府施壓,要求對方加強對中共施壓的力度。但即使如此,亦不見得中共會從善如流。若然有人公開指,中共冥頑不靈主要是香港過往悼念六四無效用所導致的,那他/她無疑是在歪曲事實。至於為何巴黎的悼念六四活動沒有被批評為行禮如儀,筆者並不清楚,但至少這個城市並不是選擇性地舉辦悼念活動的。當然,巴黎人並非沒有本土身份認同的情意結。眾所周知,有不少巴黎人認為法語是較英語優越的。另外,去年巴黎發生兩次恐襲,每一次的恐襲均引發大量市民走上街頭聲援受害者,並且罕有地顯示這個自由至上國度的團結性,其規模並非在同一個城市舉辦悼念六四活動所能比擬的。然而,若一個城市一方面高叫「Je suis Charlie」,另一方面貶低悼念六四活動的意義,那不免顯得是持有雙重的標準。巴黎悼念六四活動的形式和規模,顯示出參不參與悼念活動是閣下的個人自由,但即使不參與,也毋須貶低悼念的意義,這一點頗得值得香港所有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的人士參考學習。而另一方面,任何組織也有權另起爐灶主辦有關紀念六四的活動。這既是基於有競爭才有進步的原則,亦是令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士也能找到紀念六四的意義的契機。現實是殘酷的,若某個主辦單位舉辦的悼念六四活動毫無吸引力和賣點,往後再舉辦紀念六四的活動,便會有愈來愈多的原先參與者蟬過別枝。無論如何,若然各主辦單位能求同存異,把焦點集中在譴責中共暴力鎮壓與普世價值有所牴觸,另暫把認同中國人身份與否的問題擱在一旁,那便不會產生那麼多分散注意力的爭拗。 六四 巴黎 法國 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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