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家驊:不要仁治變人治

每當有人跟我說,中國人認為「法律不外乎人情」,我聽了總是覺得有點不自在。是否說中國人認為法律可以隨着人際關係左扭右轉、因人而異?如果是的話,為何中國人對法治思想如此薄弱?法律有否酌情處理這回事?當然有,但是酌情處理也須具一些令人信服的基本原則。 假如一位年紀老邁的拾荒者被控違法,法官可能從輕發落,甚至不要求被告支付堂費,這是法官有仁義之心所致,很多人會認為這並不違反法律原則。但同樣情况可否套用於最近宣誓事件的被告?在這類案件,豁免被告須負上堂費責任是否可算是行仁施義,相信很多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法庭要求敗訴者支付堂費並非要懲罰他們,而是要求他們負上法律上應有的責任。要求法庭偏離這責任必須具有力及符合公義的理據;例如官司由勝訴者所引起,又或勝訴者在整件事上有不符合公義或浪費時間之行為,也須為堂費負上某些責任。儘管如此,在這些案例中,完全豁免敗訴者支付堂費之例子可說是絕無僅有。 社會上有人認為喪失議員資格的被告乃受「政治迫害」,法庭漠視選民意願,所以不應或不需負上支付堂費的責任。「政治迫害」之說是指政府利用法律,在政治上打擊異見分子。首先,事件起因不在政府,候任議員的行為乃經深思熟慮後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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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辰:一地兩檢內地口岸區 應增更多法律例外情况

醞釀多時的一地兩檢方案出台,一如所料,引起各方意見紛紜。高鐵撥款獲批後7年,一地兩檢始有定案,其中橫跨3屆政府,當中的複雜程度可想而知。高鐵可以帶來什麼好處,政府和我本人過往都已多次論述,也不可能讓已花上近千億元公帑興建的工程付諸流水。然而社會上仍有聲音覺得根本不需要高鐵,更不值得為了高鐵的好處去處理一地兩檢這個燙手山芋。其實這是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我相信兩方的朋友都難以說服對方改變看法,所以只有在「需要高鐵」這個前提之下,討論才可以繼續下去。 法律上不容有所妥協 即使我是支持「需要高鐵」的一方,我也認為在法律上不容有所妥協。政府和內地的法律專家已就此研究多年,我相信出台的方案必定經過深思熟慮。社會上很多法律專家、學者、執業大律師和律師,甚至是我自己都曾經提出不同建議讓政府考慮。無論政府拿出什麼方案,一早可以預見必定會引起爭議。對我來說,每個方案都有其合理性,也有缺點,而最終判斷是否合法的就是法庭。據聞已經有市民就政府方案提出司法覆核,雖然程序上是否可以在這個階段提訴仍有疑問,但我相信到最終這個爭議將會是法庭解決。 除了少數專家在研究法律問題,社會上十之八九的討論都是關於觀感和信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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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卓廷:一地兩檢令基本法淪為廢紙

2010年立法會通過撥款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政府一直拖延至近日,終於公布一地兩檢方案,聲稱借鏡深圳灣口岸模式,在西九龍站劃定的內地口岸區連同營運中的列車車廂,將由內地管轄,實施內地法律,由內地法院行使司法管轄權。有關安排明顯違背《基本法》第18條「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引起社會人士尤其法律界的質疑。 律政司長袁國強解釋,因為內地口岸區租賃給內地,基本法(包括第18條)便不適用。有關說法及安排極其荒謬及危險,試想只要香港領土租賃給內地後就不實施基本法,中央政府日後就可以以此為例,在不修改基本法下只需特區政府配合,宣布香港某個港口碼頭、機場,甚至某個香港地區已租賃給中央,因而行使內地法律,客觀效果是香港土地範圍毫無保障,一國兩制隨時遭侵蝕。 袁國強又在電台節目比喻一地兩檢情况有如房東將單位租給租客,但後來發現空間不夠用,便向租客租回單位其中一個房間。這個比喻可謂荒謬絕倫:如果中央是業主,業主是可以隨時單方面收回單位。而將香港政府比喻為租客更是非常駭人:現時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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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豪:就是害怕大陸的法律

為什麼有深圳灣例子在前,仍然有人反對西九高鐵一地兩檢? 答案很簡單,深圳灣是香港擴權,西九高鐵是香港削權。一個加數,一個減數。香港執法人員在深圳灣自律,不代表大陸執法人員在西九高鐵也同樣會克制。 這絕對是信心問題,即使這個安排在「割地放權」的操作下「真的」符合了《基本法》,也不能解決香港人的信心問題。 另一個問題,便是香港法律比起大陸的法律更文明。 政府不停列舉英國法國的一地兩檢例子,但首先,這些國家的執法人員只享有清關和處理出入境的權力,而不像西九高鐵把其口岸區整個地區變成大陸司法管轄區。 第二,人家法律體系相近,至少英國人不會擔心過了法國境內能否上facebook的問題。 而香港和中國大陸,一個是普通法體系,一個是行大陸法。這還只是表面制度的差異,實際上就是「法治」和「人治」的分野,是小熊維尼能否「生存」的分野。 這個分野一直都以深圳河作區隔。今天的安排,像把深圳河突然劃到在香港的西九家門口,僅有的自由少了一塊肉,叫香港人如何不擔心? 《基本法》第20條變成了「香港用基本法授權自己違反基本法」。 一切關鍵在於基本法第18條,規定了全國法律不適用於香港。 政府卻很古怪,引用了基本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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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一地兩檢 開極危險先例

傳聞多年的「一地兩檢」終於現身。政府方案是先把高鐵站租予內地,以及將行走中的列車納入內地司法管轄區,然後在內地口岸區和高鐵列車內全面實施內地法律。 這是自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違反《基本法》,同時對一國兩制造成不可挽回的致命破壞。 容許內地法律在港實施必違基本法 基本法第18條訂明,內地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實施。而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僅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 另外,基本法第154條訂明,香港可對世界各國或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這即是說,與出入境有關的法律、政策和措施,一律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事務,內地法律不能透過第18條引入香港。 法律就是如此顯淺易明。任何「一地兩檢」方案,一旦容許內地法律在香港實施,就必定違反基本法。 基於此,特區政府擬先引用基本法第20條,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授予香港權力實施「一地兩檢」。然而,任何授權均不得違反基本法,亦不應以削弱本身已有的權力為目標或效果。因此,即使中央政府按第20條向特區政府作任何授權,亦不能違反基本法其他條文,更不應削弱香港既有的司法管轄權。 此外,就算將香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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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匯思:高鐵屠城記

高鐵直通香港,好壞本已參半。雖然通勤時間縮短,但隨之而來的問題,還有天價費用,令人不得不質疑其效率。為了令這大白象「得其所用」,我們還要拱手相讓區隔中港的邊界。名為一地兩檢,實為割地條款的安排,不就是隻特洛伊木馬嗎? 興建高鐵,本來就非香港人的整體意願。對於那些經常穿梭兩地的人而言,省下數分鐘或許是比較方便。可是,對於市民大眾而言,數百億的開銷,還有帶來的環境、發展、政治和法律問題,省下的幾分鐘,真的值得嗎? 好了,不說了,高都鐵開工了。可是,隨之而來的並不是好處,而是問題。沿線動工要拆遷,受影響的人卻得不到妥善安置;開鑽隧道時遇到問題,又要延遲進度,難道一開始就沒有想過嗎?工人不足、工序延期,開支破頂,承建商追討費用,這些一開始都沒有計劃的嗎?整個高鐵的建造工程,與其說是設想周到的世紀大建築,倒像一班迷失方向的人,見步行步,真正的「摸著石頭過河」。 到了快完工了,錢都用得七七八八了,這時才處理一地兩檢。在請求動工的時候,政府不是說已經有了萬全計劃了的嗎?為什麼早不說,非要等到最後才公佈呢?是當初在說謊,還是繼續在說謊呢? 這個一地兩檢的方樣,只想著要服務高鐵,把千千萬萬香港人最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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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專訪張善喻談誹謗與言論自由

網上閱讀:請按此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 答:張善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問:有人說誹謗法是為有錢人而設,你認為這是香港言論自由的寫照嗎?例如窮人被人誹謗,法律援助並不受理,有錢人被誹謗,可藉律師信以至興訟令對方噤聲。 答:在香港,無論是否誹謗法,打官司也很昂貴。誹謗法某程度上對窮人不公。歐洲人權法庭有宗著名的麥當勞案,亦稱McLibel。事緣麥當勞入稟英國法庭狀告派發傳單的志願者誹謗,可是志願者沒有錢打官司,只能自行籌錢。於是,他們入稟歐洲人權法庭,指政府不提供法律援助違反了尋求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原則,並獲勝訴。後來英國修改法例,訂明在某些特別情況,誹謗案的涉事人也可申請法援。英國亦於誹謗法容許「按條件收費」(conditional fee)。 問:你認為誹謗法是否過於複雜和技術性,以至有損公眾尤其時事評論員的言論自由? 答:我認為不是因為誹謗法過於複雜和技術性,令時事評論員或其他人作出批評時覺得受到掣肘,而是因為誹謗法歷史發展一直都是有利於原告人,原告人舉證責任相對容易,此令被告人覺得對其不利。 問:前特首梁振英曾向報章、時事評論員及立法會議員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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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誹謗與言論自由

「誹謗與言論自由」—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第22期夏季號2017 網上閱讀:請按此 許多地方也有誹謗法律,以保障個人名譽免受惡意損害。不過,一旦當權者或大財團濫用誹謗訴訟打壓批評者,或向傳媒施加不當壓力,就會窒礙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誠然,誹謗限制言論自由,但關鍵是何謂合理限制。 限制必須出於必要,合乎比例 人人享有言論自由,此乃《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二)條所保障。不過,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權利,可受到限制,但限制必須符合公約第十九(三)條:經法律規定,且為「尊重他人權利和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所必要。誹謗法正正出於「尊重他人權利和名譽」的合理理由,只要限制出於必要,合乎比例,符合公約第十九(三)條,就可屬合理限制。 政府首腦應有包容不同意見的胸襟 香港終審法院指出「言論自由(或發表自由)是一項對香港這個文明社會極其重要的自由,並獲《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給予憲制保證。作出公允評論的權利則是言論自由的一項最重要元素」。[1] 言論自由對民主社會舉足輕重,因為它讓不同意見百花齊放,促進公開討論,有助解決衝突和消弭緊張局面,亦可實現問責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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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權:自己破壞法治 如何信你一地兩檢?

「一些領導幹部法治意識比較淡薄,有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甚至徇私枉法等問題,影響了黨和國家的形象和威信」——習近平,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全面依法治國研討班講話,2015年2月2日。 「中國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習近平,於巴基斯坦議會引述《論語》,2015年4月21日。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昨天,特區政府公布廣深港高鐵西九總站「一地兩檢」方案,在香港境內設內地口岸區,由內地執法人員在內行使內地法律,希望香港市民相信內地講法治。 港人對內地法治信心已被破壞 可惜,「回帶」一看,香港人對內地法治的信心已被嚴重破壞,正如習主席所講有些領導幹部有法不依、徇私枉法,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舊事包括:銅鑼灣書店案的越境執法疑雲,無回鄉證者被「擄走」,「強力部門」對目標對象可行使「專政」,超越法律行事;2013年,禁書商姚文田被誘騙到深圳拘捕,判刑10年;2013年,港商潘維曦被人在香港綁架回內地,判囚16年半;1995年,港商蘇志一被內地拘捕,肇慶公安多次「押人」回港取證,蘇被囚終身;2004年,內地公安懷疑到摩星嶺跨境執法被警方拘捕,最後不了了之釋放。 在推銷「一地兩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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