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專訪:石永泰談法治

問: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答:石永泰資深大律師、前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你對香港法院保障人權有何評價?國際人權公約透過立法方式引入香港,即一九九一年透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人權法)及一九九七年回歸後透過《基本法》引入。回歸後,香港人權保障來自《基本法》第三章及《人權法》,並由香港法院審視立法會制訂的法律是否符合上述兩份法律文書。當有人對政府舉措作出司法挑戰,指其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訂明的人權原則,香港法院就會負責裁決。香港法院是否稱職,這不由我品評,我亦不應指指點點。我會說香港做法如同一般崇尚法治的社會,透過獨立司法機構執行國際人權公約,保障人權。香港制度有幾個特點:一、香港司法獨立,法律制度完全獨立於行政當局和內地法院,且公開透明;二、終審法院有足夠國際視野和質素;三、法庭援引國際案例,判案有充足理據。此外,有人擔心法律界被染紅(意即被中共滲透),法官遲早會淪為強權的一部分,但我覺得此時未必需要擔心,因為《基本法》規定終審法院可邀請海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終審法院以往一直都有非常任法官是來自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等領導性普通法地區,並為當地德高望重的現職或前法官。這機制確保終審法院有足夠國際視野,了解其他地方對權利保障的看法,亦有助建立外界對香港法院公正和權威的看法。有海外法官來港出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是因為對香港法治有信心,相信法院獨立運作。若當權者破壞香港法治制度,海外法官因而離開,就會造成很大震撼。中央於今年工作報告提到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指「要『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你有何看法?全面準確的潛台詞:奉中央理解為尊許多公共論述都是「阿媽係女人」(人所共知的事),很空泛,表面字眼不會有異議,但背後演繹截然不同。純粹說「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我對此不會有異議,但問題在於一國兩制的內容是甚麼。同樣,《基本法》是憲制文件,一定要全面準確理解,但內地說「全面準確理解《基本法》」,潛台詞是要根據中央的理解來理解。法院對憲制文件的理解就是正確理解內地評論指香港政府甚至法官不太全面理解《基本法》,這是倒轉來說。因為在普通法制度,如果法律或憲制條文含混不清,應由獨立法院解釋,而非當權者說了算。香港有人大釋法,但人大常委會尚未釋法之前,在我們的文化中,正確理解應以法院為準。這些內地講法,令人覺得當權者、內地教授、護法或權威人士,好像手執正確理解《基本法》的marking scheme(評分表),然後視乎香港法院判決是否合其心意,能合意就是司法獨立,不合就是理解錯誤,需要糾正,但這並非香港或崇尚法治文化應有的說法。你可以不同意,但要道出理由,而不是抱持這種居高臨下,我手中就是正確的態度。以後再有不是來自我們法治文化的人,說香港法院未能正確理解《基本法》,大家要洞悉其背後思維,是與香港一向崇尚的法治文化相違。人大常委會掌握《基本法》最終解釋權。你認為此如何影響香港法治?狹義而言,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會有權釋法。但另一方面,由非獨立司法機關演繹憲制文件,甚至是立法者演繹立法原意,並不符合國際社會一貫的法治原則。如果人大常委會過於有權必用,會潛在地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傳統的看法。人大常委會不是經常釋法,但當年釋一兩次法已很震撼。由法院要求提請人大釋法,震撼不大,因為香港人相信法院,但政府輸官司,主動要求釋法,就會引起軒然大波。當年大律師公會曾言,內地需要知道,每釋一次法也會潛在引致對法治的震撼。中國國務院於二○一四年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提到法官是治港者及必須愛國。你認為此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曾有人說「法官是治港者」是翻譯問題,但我覺得這是基本思維問題。法官的責任並非管治,而是監察政府行事是否符合法定規限,所以將法官界定為治港者並不正確。若要求法官愛國,會有好大問題。愛國是否一定要將國家利益放於前提?若是,法官裁定政府敗訴和賠錢,或說政府舉措雖然出於好意,但法律不容,那是否愛國?法治精神其中一個元素就是司法獨立,即是法官判案不應因愛不愛國或訴訟一方是否國家而受到影響。近期有團體批評「警察拉人,法官放人」。你有何評論?這種說法突顯香港有許多人對司法獨立認知皮毛,口頭說尊重,但心底毫不明白。我所詫異的是,有所謂研究組織或有頭有面的人,竟然說出如斯評論,真的令人懊惱和氣憤。有法律知識的人甚至前執法者居然有這種看法,令人心寒。「阿爺吹雞」(中央號召,眾人隨從)就一定要跟主調,但司法獨立豈是如此。「警察拉人,法官放人」這句說話,前設是警察一定是對的,法官放人就不行,但事實是否如此?若警察「拉人」,法官全部奉旨要「釘」(判罰),這並不是司法獨立。第二,現在法官並無釋放所有被告。好多人放大「法官放人」的案件,但其實可能只有少數案件如此。法官放人可基於不同理由,譬如可能警察秉公行事但錯誤拘捕;「砌生豬肉」(誣捏);警察拘捕疑犯時覺得證據足夠,但法官認為證據不足;有肢體碰撞,但是否蓄意有疑點,而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法官放人的理據都寫了出來。如果不滿法官某一判決的理據,大可公開討論,無法官會絕對正確,但明顯早前對香港法院的攻擊,完全不是學術研究。這些情緒化謾罵,完全缺乏分析案件證據,純粹說法官皆是泛民主派人士。如此說三道四,實在是對司法獨立最大衝擊。不過,當法院判決不利抗爭者,抗爭者或網民亦會大肆批評。譬如二○一三年八月反林慧思老師公眾集會中,參與集會的退休警員與持相反立場的示威者有肢體衝突,被控普通襲擊,但法官基於控方未能證明蓄意襲擊,裁定退休警員罪名不成立。平心而論,這些事情經常發生,不過這次法官釋放的是親建制人士,但二○一四年二月十三日一篇題為〈雷老虎與法治〉的報章評論文章卻上綱上線,竟說成各級法院陷落,「習近平的『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必須合作』指示已經大致實現」,「蒙眼司法女神」「今天還危立香港,但顯然已經改用透明蒙眼布,能夠清楚分辨誰是權貴,誰是權貴眼中釘」。香港法院司法獨立於國際排名頗高,譬如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香港司法獨立全球第四。香港最高級法院的法官最精明,下級法院偶會犯錯,但可透過上訴糾正,這並非制度問題。香港法院制度很好,但無論抗爭者還是親建制人士說三道四,也會對法治造成衝擊,令不知就裡的人誤以為法官判案憑政治取態。久而久之,不同聲音重複同一批評,不斷蔓延,就會不得了。你認為香港法治是否籠罩「前所未有兇猛的暴風雨」?包致金法官未有言明「暴風雨」,我難以評論。不過,香港法治有需要保持警惕的地方。首先,我們需要教育公眾何謂司法獨立、法院角色及對公權力的限制,不然歪論一出,欠缺糾正,就如星星之火,令一般市民及學生對法庭完全欠缺尊重,或誤以為公權力永遠是對的,或警察「拉人」不會出錯,只是法院「阻頭阻勢」。我們要有所警惕。第二,香港和內地最大分別是香港有法治精神。雖然內地也談「法治」,也有自己所謂的法治,但與香港所說的法治截然不同。延伸閱讀〈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於二零一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中文譯本)〉。二○一五年一月十二日。原文刊於: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法治 〉2016 夏季號,全書請按此 基本法 法治 司法獨立 法院 石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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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專題:法治與人權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如是說。若要將保障人權付諸實行,則有賴法治。因為法治提供規範如何行使權力的共同框架,從而保障公民、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聯合國:法治原則法治是聯合國的核心價值。它是「適用於所有人包括政府的公開管治原則」,要求人人「向公布周知、平等實施、獨立裁決和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法律負責」。法治原則亦有下列要求:「法律凌駕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向法律負責」、「公平執法」、「三權分立」、「參與決策」、「法律必須明確」、「避免任意」及「程序和法律透明」。[1] 此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六條亦訂明「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基本法》訂明人人平等及司法獨立回到香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司法獨立」皆是法治精神要素,並有憲制條文訂明保障。譬如《基本法》第二十五條保障「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二條及第十九條訂明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八十五條訂明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亦指,法治乃社會基石,法院的目標是「確保基本人權可獲法院恰當執行」。而實現的起點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換句話說,無論任何人,包括行政長官,也不能凌駕法律之上。第二,法院「只會根據法律及法律精神斷案,並在判案時保持獨立,不受任何外界影響」。[2]香港法院:法治保障人權法治保障人權。香港法院亦不乏保障人權的例子,譬如二○○五年梁國雄未經批准遊行案,終審法院裁定在《公安條例》中,警務處處長以「公共秩序public order (ordre public)」而限制和平集會權利的法定酌情權,並不符合法律需清晰明確的憲法要求,並指出政府有積極責任協助和平集會及應用相稱性測試,闡明表達自由的合理限制。[3] 又如二○○八年囚犯爭取投票權案,高等法院認為投票權是重要政治權利,裁定《立法會條例》一刀切剝奪在囚人士投票權違反《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4] 二○一三年W小姐爭取結婚權案,終審法院裁定《婚姻訴訟條例》及《婚姻條例》將性別準則僅限於生理因素,剝奪變性人士以新性別與異性結婚的權利,違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法院亦指保障基本權利並不取決於社會共識。[5]法治促進社會穩定法治除了保障人權,亦可促進民主社會穩定和發展。譬如《世界人權宣言》序言訂明「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二○○五年時任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曾在判辭指出,「為保護社區而防止有人煽動以武力和暴力推翻社會制度的重要性愈高,便愈有迫切需要維護自由發言、自由報導和自由集會等憲法權利,確保這些權利免受侵犯,以維持自由政治討論的機會,讓政府可適切地回應人民的意願,並讓社會所渴望的任何改變能夠以和平方式實現。」[6]註釋[1]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UN Security Council. S/2004/616. 23 August 2004.[2]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二○一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二○一五年一月十二日。[3] Leung Kwok Hung and others v. HKSAR. FACC 1/2005. 8/7/2005.[4] Chan Kin Sum Simon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another. HCAL79/2008. 8/12/2008.[5] W and The Registrar of Marriages. FACV 4/2012. 13/5/2013.[6] 同[3]。段121。原文刊於: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法治 〉2016 夏季號,全書請按此 法治 人權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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