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檔案

對於七一，心情總是糾結。二○○三年七一我是遊行者的身分，之後好幾年的七一都在採訪中度過，直至我由報紙轉做雜誌記者，當日毋須開工，才重新拾回遊行者的角色。可雨傘運動之後，大概跟不少人一樣，對七一遊行的意欲跌至新低。望一望艷陽天，心卻是消沉的，何不卻道天涼好箇秋？嘴巴說不要，身體很誠實。我還是出門了，相約幾個新聞系的老同學一起走，再次用記者的眼光去看遊行，看人的表情，看人的年齡，偷聽他們的說話。路上碰到「傳真社」記者阿包，孭住籌款箱的眼神，閃出了熱誠，讓我不能視若無睹；走到灣仔，看見《消失的檔案》攤位，嘩，幾乎被人潮淹沒。跟導演羅恩惠打過招呼後，我被卡在攤位裏走不出來。人是潮水式的湧至，眼神是那種向着標竿直跑的氣勢，如虹地朝我們進逼。「嘩！發生咩事？」我忍不住向身邊那位義工Yuen喊了出來。她雙手拿着一個收錢的膠箱，眼睛濕潤地說：「好感動。」但隨即嚴肅地補了一句：「你不要走！」我往攤位捧來廿幾張DVD，跟她成了拍檔，我賣碟，她收錢。我未試過如此被夾道歡迎，人人追住我要碟：「兩張！」「五張！」「唔使找！」我捧在手上，疊到下巴高的DVD山，一秒就能賣出幾隻。然後我在這些人的臉上，發現了一個秘密。[鄭美姿]PNS_WEB_TC/20180707/s00314/text/1530901901376pentoy

直到近日，才有機會購票入場看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這件事說來慚愧，從事電影寫作，影片從三月上旬首映開始，轉輾經過四個多月的社區放映之後，才掙到一票去看去寫。但這事又令我反思到——香港電影製作的第三條路。 二月份，紀錄片製作人與香港國際電影節總監因選映問題引起話題，製作人於是另覓空間，聯絡大學及民間機構，租用場地，展開社區放映，既是話題作，場次又有限，令到《消失的檔案》「一票難求」。輾轉多月，早前得知映期，第一時間上網購票，終於掙到一票。影片近日在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院放映，我看的那場接近爆滿。 散場時，我在想，假如影片在電影節放映，之後在一兩間戲院正場上映，我有可能在影片上映四個多月之後仍然看到嗎？答案是沒可能。一般戲院給予新片的映期，約一星期，票房不達標，就拜拜。這種打游擊式社區放映，變相令映期延長，雖然場次有限，勝在長做長有，反而減慢了被消失的速度。 商業電影當道，又話舖租燈油火蠟貴，電影院霸權已成定局，獨立電影又何去何從？大概「社區放映」是另一條出路。《消失的檔案》雖說是獨立製作，但最有商業電影潛力，因為影片開始時，已經道明一個事實：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只得二十多秒沒聲音而且不相干的片

雨傘運動歷歷在目；八九六四從未忘記；但對遙在50年前的六七暴動，大家還餘多少記憶？ 日前筆者出席了法政匯思及其他專業團體與羅恩惠導演合辦《消失的檔案》私人放映會，一起欣賞這齣有關六七暴動的紀錄片。名為「消失的檔案」是因為現存有關六七暴動的資料絕無僅有，香港的官方紀錄亦殘缺不全，完全不能反映事件對當年社會做成的嚴重影響。有見及此，羅導演花了逾4年的時間，翻查大量泛黃報章、策劃運動的私人筆記及英美解密檔案，又親身訪問了多位當年運動的參與者及其後人，以近乎「潔癖」的求真精神把六七暴動的來龍去脈拍成紀錄片，製作過程殊不簡單。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紀錄片完成後，居然沒有戲院願意上映。雖然原因不明，但相信是題材過於敏感所致。因此電影需要私人放映。而選擇在五月十六日放映亦有其意義：左派陣營在1967年5月16日於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可謂是六七暴動的開端。 紀錄片揭露了五十年前香港的一段瘋狂歲月。概括來說，六七暴動是一場由中共策劃，透過煽動基層和缺乏獨立思考的民眾擾亂公眾秩序，企圖藉此從港英政府手上奪回香港的暴亂。最後造成多人傷亡，經濟癱瘓，人心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就着羅恩惠所拍攝的《消失的檔案》在社區巡迴放映，得以在市民中間引起關注，也勾起了不少人的集體回憶。雖然這些回憶的內容並不一樣，甚而有時有所爭議，但它的確為欠缺歷史教育的香港人，補上寶貴的一課。筆者參加過不止一次的放映場合，觀眾既有曾經親身經歷六七暴動的一代人，也有太年輕而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的年輕人。 對前者來說，六七暴動可能是一段遺忘了的經驗，也可能就是久未審視過的疤痕。對後者來說，六七暴動有如一則傳說，一個故事。只是大多數比較年輕的人，除了少數可能透過網上一些片斷影像對六七有種模糊印象之外，大都不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這個故事原來就是發生在我們居住的這個城市的街頭巷尾，以至當年和這件事擦身而過的，就是平平凡凡的你、我、他。 自2006年清拆天星、皇后碼頭開始，人們琅琅上口的一個詞彙是「集體回憶」。大家也開始明白集體回憶對我們的集體身分的重要，可是，集體回憶並不止是對舊物的懷戀或不捨，或者情懷感覺的分享，因為集體回憶背後所指涉的其實是我們的歷史意識。如果缺乏了歷史意識，我們就什麼都不是。 大局不由自主 自我遺忘洗底 可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是殘缺不全、充

資深新聞工作者羅恩惠女士花了四年多時間，籌備及拍攝歷史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呈現香港六七暴動的歷史資料，幾經波折，各大院線拒接，繼而轉進社區、大學、媒體，近日放映，一票難求，好評如潮。我有幸獲邀看了兩遍，並與羅女士懇談箇中細節，獲益良多。 羅女士及其團隊無懼左派（港共集團及左報系統）踩場挑釁與肢體衝突，冷靜應對左報大篇幅鋪天蓋地的批鬥與謾罵（定性為反共反華、政治煽動、製造分裂）以及「六七見證」（以石中英為首）與「六七動力」（以陳仕源為首）這兩個「左仔」團體的恫嚇與抹黑，令人激賞。最令我難忘的是，羅恩惠女士秉承新聞工作者獨立、謹慎、公平的編採原則，拒絕為任何政治黨派或運動賣賬的專業精神，既有堅強的宗教信仰，也有深刻的人文關懷，令人折服。其中《吳荻舟筆記》的重要發現，更令她重新編輯全片，積極求真求善。 六七暴動，雖有勞資、官民、貧困、貪腐、歧視等社會矛盾，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政權，指揮港澳工委，借鏡澳門一二三事件戰績，志在向港英政府奪權，或者至少必須架空殖民政府，因而企圖在香港重施故技，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暴力手法挪用到香港。5月6日的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事件，正

我第一次參觀廣島平和紀念資料館是大約四分一世紀前的事了，當年印象最深是一個扭曲變形的學生水壺和一片指甲，指甲據說是原爆一刻高溫令人即時氣化，只剩下一片指甲。 最近重遊，紀念館改變了不少: 英文解說 從前館內的英文解說不多，所以上次參觀時令我留下深印象的只是相片和錄像。今次除解說原子彈結構外，其他資料都附英文說明，明顯地紀念館的對象已從從前的日本本土，轉向希望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了解事件真相。 倖存者的錄影見證 一進館便是親身經歷過原爆的倖存者的錄影見證，這是從前沒有的，現場幾十位老老嫩嫩、膚色種族各異的參觀人士都被吸住了，屏息靜氣看倖存者說他們當時的遭遇，其中一個老伯伯說他當年只是十三歲的學童，在課室看着原子彈在天空爆發，一瞬間學校只剩下他和十幾個同學，大家身受重傷待救，不約而同唱起校歌來，希望歌聲令救援人員知道他們未死，但歌聲漸弱，一個一個同學死去，最後剩下他自己的歌聲，無限的恐懼才湧來。現場的參觀者或沉重不語、或靜靜流淚。 當年決策的檔案 不肯定是否因為檔案已解密，我今次才在紀念館看到一些從前未看過的重要決策檔案副本，由愛恩斯坦親筆簽名去信美國政府，支持研發原子彈的信件。到美國政府

《消失的檔案》，好一部信息量非常密集的紀錄片。它以「六七暴動」為題，按時間編列事件始末，鉅細無遺。訪問不同陣營的人物或其家屬，還有記者、警察及當年港英官員；已故的則採納生前受訪影像或聲音，交織成完整的歷史拼圖。 《消失》背負的擔子不輕。從殖民到九七以來，關於「六七」的材料一直不多。坊間欠缺系統的專著，學校教育不（敢）碰，網上也沒有齊全的資料庫。多得記者張家偉幾年前先打開缺口，他到英國翻查檔案、用心匯編寫成《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分水嶺》（港大出版）。導演羅恩惠彷彿把棒子接去，獨力考查採訪，歷時四年拍成影片《消失的檔案》，敘事跟張的著作有些一脈相承（由1966年反天星小輪加價及澳門「一二三事件」說起）。從紀錄片類別去看，《消失》的確是比較傳統的「闡述型」（expository）紀錄片，內容量比流行的「觀察型」多。此類影片重視說理與修辭，旁白極重要。 《消失》今天出來正好，2017年恰恰是暴動五十周年。雨傘運動之後回看「六七」，發覺當下社會的黃、藍撕裂，政棍動員群眾鬥群眾，愛國分子的要打要殺，原來有歷史影子。《消失》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盡地一煲」，它要追回逝去時光。過去這段歷史太受忽視，現

今年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生於1990年代，我似乎注定是這場歷史的門外漢──既非經歷者，亦因教育課程裏缺乏香港歷史的教育，對「六七」的一切都是模糊的。 可是「六七」餘震下的漣漪直至現在依舊不斷浮現，因為香港警隊修訂網頁相關條文而愈鬧愈熱──「六七」研究組織的出現、新的史料面世（例如吳荻舟的工作筆記、書信和口述等）、年輕的創作人開始關注這場風暴。而就在3月8日晚，因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我有幸能觀看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除了影片，當晚最讓我感受深刻的，尚有影後談的兩句話，一句是梁文道所說：「適逢『六七』五十周年，相信六七暴動的論述會再次發酵。」另一句是來自火石文化出版社的石中英所言：「當時我便向Connie（按：羅恩惠導演）說，關於『六七』這件事，我怕你走進去便出不來了。」看畢紀錄片後，圖像並沒有變得更清晰，這不是說羅導演的紀錄片藝術成分不高，或是拍攝手法有問題，正正因為她的鏡頭分寸拿捏準確，才勾出更多的問題來，《消失的檔案》不是亦不能是六七暴動的答案或定案，它的出現應該是為後來研究者打開多一道門。 真相的虛妄 關於「六七」，後來者如我，所知不多，欲查證真相亦苦於無門──不，

3月8日，我去中文大學邵逸夫堂參加了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的首映。1400多人的場地幾乎座無虛席，觀眾按照登記入場的渠道被分坐在幾個區，兩個小時的放映觀眾全神貫注，這是我在香港十六年來一次非常特別的觀影體驗。 研究電影的我，立刻注意到受訪人中兩位香港新浪潮人物：編劇陳欣健和導演嚴浩，在此片中他們1967年的身分分別是警務處見習督察和香島中學的學生。當陳凱歌的導演處女作《黃土地》在香港受到歡迎時，嚴浩的《似水流年》在大陸叫好，兩部1984年的電影都是牆內開花牆外香，而今天看《消失的檔案》卻對兩部電影又多了一層理解。 歷史追尋的艱難 我和羅恩惠的共同之處，是首次拍紀錄片，就接觸到棘手的歷史題材，我們都用了四年時間，才拿出第一個公開放映版本。我在2007年底《紅日風暴》荷蘭首映之後，又用了一年半時間，重剪出2009年4月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的版本。對於她在找尋材料、剪輯定稿過程中遇到的所有辛苦和糾結，我都有深刻體會。作為一位新聞人，我能夠感受到她追尋真相的訴求非常強烈；因此當她面對各種對立的立場、矛盾的說法，會比原計劃多用三年去探尋真相。 首先應該說，這部紀錄片是迄今對於六七暴動最完整的呈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