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美姿:七一的秘密

對於七一,心情總是糾結。二○○三年七一我是遊行者的身分,之後好幾年的七一都在採訪中度過,直至我由報紙轉做雜誌記者,當日毋須開工,才重新拾回遊行者的角色。可雨傘運動之後,大概跟不少人一樣,對七一遊行的意欲跌至新低。望一望艷陽天,心卻是消沉的,何不卻道天涼好箇秋?嘴巴說不要,身體很誠實。我還是出門了,相約幾個新聞系的老同學一起走,再次用記者的眼光去看遊行,看人的表情,看人的年齡,偷聽他們的說話。路上碰到「傳真社」記者阿包,孭住籌款箱的眼神,閃出了熱誠,讓我不能視若無睹;走到灣仔,看見《消失的檔案》攤位,嘩,幾乎被人潮淹沒。跟導演羅恩惠打過招呼後,我被卡在攤位裏走不出來。人是潮水式的湧至,眼神是那種向着標竿直跑的氣勢,如虹地朝我們進逼。「嘩!發生咩事?」我忍不住向身邊那位義工Yuen喊了出來。她雙手拿着一個收錢的膠箱,眼睛濕潤地說:「好感動。」但隨即嚴肅地補了一句:「你不要走!」我往攤位捧來廿幾張DVD,跟她成了拍檔,我賣碟,她收錢。我未試過如此被夾道歡迎,人人追住我要碟:「兩張!」「五張!」「唔使找!」我捧在手上,疊到下巴高的DVD山,一秒就能賣出幾隻。然後我在這些人的臉上,發現了一個秘密。[鄭美姿]PNS_WEB_TC/20180707/s00314/text/153090190137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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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亞:《消失的檔案》香港需要獨立——紀錄片

直到近日,才有機會購票入場看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這件事說來慚愧,從事電影寫作,影片從三月上旬首映開始,轉輾經過四個多月的社區放映之後,才掙到一票去看去寫。但這事又令我反思到——香港電影製作的第三條路。 二月份,紀錄片製作人與香港國際電影節總監因選映問題引起話題,製作人於是另覓空間,聯絡大學及民間機構,租用場地,展開社區放映,既是話題作,場次又有限,令到《消失的檔案》「一票難求」。輾轉多月,早前得知映期,第一時間上網購票,終於掙到一票。影片近日在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院放映,我看的那場接近爆滿。 散場時,我在想,假如影片在電影節放映,之後在一兩間戲院正場上映,我有可能在影片上映四個多月之後仍然看到嗎?答案是沒可能。一般戲院給予新片的映期,約一星期,票房不達標,就拜拜。這種打游擊式社區放映,變相令映期延長,雖然場次有限,勝在長做長有,反而減慢了被消失的速度。 商業電影當道,又話舖租燈油火蠟貴,電影院霸權已成定局,獨立電影又何去何從?大概「社區放映」是另一條出路。《消失的檔案》雖說是獨立製作,但最有商業電影潛力,因為影片開始時,已經道明一個事實: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只得二十多秒沒聲音而且不相干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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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放映會映後感

雨傘運動歷歷在目;八九六四從未忘記;但對遙在50年前的六七暴動,大家還餘多少記憶? 日前筆者出席了法政匯思及其他專業團體與羅恩惠導演合辦《消失的檔案》私人放映會,一起欣賞這齣有關六七暴動的紀錄片。名為「消失的檔案」是因為現存有關六七暴動的資料絕無僅有,香港的官方紀錄亦殘缺不全,完全不能反映事件對當年社會做成的嚴重影響。有見及此,羅導演花了逾4年的時間,翻查大量泛黃報章、策劃運動的私人筆記及英美解密檔案,又親身訪問了多位當年運動的參與者及其後人,以近乎「潔癖」的求真精神把六七暴動的來龍去脈拍成紀錄片,製作過程殊不簡單。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紀錄片完成後,居然沒有戲院願意上映。雖然原因不明,但相信是題材過於敏感所致。因此電影需要私人放映。而選擇在五月十六日放映亦有其意義:左派陣營在1967年5月16日於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可謂是六七暴動的開端。 紀錄片揭露了五十年前香港的一段瘋狂歲月。概括來說,六七暴動是一場由中共策劃,透過煽動基層和缺乏獨立思考的民眾擾亂公眾秩序,企圖藉此從港英政府手上奪回香港的暴亂。最後造成多人傷亡,經濟癱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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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讓歷史消失的文化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就着羅恩惠所拍攝的《消失的檔案》在社區巡迴放映,得以在市民中間引起關注,也勾起了不少人的集體回憶。雖然這些回憶的內容並不一樣,甚而有時有所爭議,但它的確為欠缺歷史教育的香港人,補上寶貴的一課。筆者參加過不止一次的放映場合,觀眾既有曾經親身經歷六七暴動的一代人,也有太年輕而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的年輕人。 對前者來說,六七暴動可能是一段遺忘了的經驗,也可能就是久未審視過的疤痕。對後者來說,六七暴動有如一則傳說,一個故事。只是大多數比較年輕的人,除了少數可能透過網上一些片斷影像對六七有種模糊印象之外,大都不知道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這個故事原來就是發生在我們居住的這個城市的街頭巷尾,以至當年和這件事擦身而過的,就是平平凡凡的你、我、他。 自2006年清拆天星、皇后碼頭開始,人們琅琅上口的一個詞彙是「集體回憶」。大家也開始明白集體回憶對我們的集體身分的重要,可是,集體回憶並不止是對舊物的懷戀或不捨,或者情懷感覺的分享,因為集體回憶背後所指涉的其實是我們的歷史意識。如果缺乏了歷史意識,我們就什麼都不是。 大局不由自主 自我遺忘洗底 可是,香港人的歷史意識是殘缺不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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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消失的六七暴動真相

資深新聞工作者羅恩惠女士花了四年多時間,籌備及拍攝歷史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呈現香港六七暴動的歷史資料,幾經波折,各大院線拒接,繼而轉進社區、大學、媒體,近日放映,一票難求,好評如潮。我有幸獲邀看了兩遍,並與羅女士懇談箇中細節,獲益良多。 羅女士及其團隊無懼左派(港共集團及左報系統)踩場挑釁與肢體衝突,冷靜應對左報大篇幅鋪天蓋地的批鬥與謾罵(定性為反共反華、政治煽動、製造分裂)以及「六七見證」(以石中英為首)與「六七動力」(以陳仕源為首)這兩個「左仔」團體的恫嚇與抹黑,令人激賞。最令我難忘的是,羅恩惠女士秉承新聞工作者獨立、謹慎、公平的編採原則,拒絕為任何政治黨派或運動賣賬的專業精神,既有堅強的宗教信仰,也有深刻的人文關懷,令人折服。其中《吳荻舟筆記》的重要發現,更令她重新編輯全片,積極求真求善。 六七暴動,雖有勞資、官民、貧困、貪腐、歧視等社會矛盾,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政權,指揮港澳工委,借鏡澳門一二三事件戰績,志在向港英政府奪權,或者至少必須架空殖民政府,因而企圖在香港重施故技,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暴力手法挪用到香港。5月6日的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事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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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島平和紀念資料館的改變想起《消失的檔案》

我第一次參觀廣島平和紀念資料館是大約四分一世紀前的事了,當年印象最深是一個扭曲變形的學生水壺和一片指甲,指甲據說是原爆一刻高溫令人即時氣化,只剩下一片指甲。 最近重遊,紀念館改變了不少: 英文解說 從前館內的英文解說不多,所以上次參觀時令我留下深印象的只是相片和錄像。今次除解說原子彈結構外,其他資料都附英文說明,明顯地紀念館的對象已從從前的日本本土,轉向希望讓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了解事件真相。 倖存者的錄影見證 一進館便是親身經歷過原爆的倖存者的錄影見證,這是從前沒有的,現場幾十位老老嫩嫩、膚色種族各異的參觀人士都被吸住了,屏息靜氣看倖存者說他們當時的遭遇,其中一個老伯伯說他當年只是十三歲的學童,在課室看着原子彈在天空爆發,一瞬間學校只剩下他和十幾個同學,大家身受重傷待救,不約而同唱起校歌來,希望歌聲令救援人員知道他們未死,但歌聲漸弱,一個一個同學死去,最後剩下他自己的歌聲,無限的恐懼才湧來。現場的參觀者或沉重不語、或靜靜流淚。 當年決策的檔案 不肯定是否因為檔案已解密,我今次才在紀念館看到一些從前未看過的重要決策檔案副本,由愛恩斯坦親筆簽名去信美國政府,支持研發原子彈的信件。到美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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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還看六七

《消失的檔案》,好一部信息量非常密集的紀錄片。它以「六七暴動」為題,按時間編列事件始末,鉅細無遺。訪問不同陣營的人物或其家屬,還有記者、警察及當年港英官員;已故的則採納生前受訪影像或聲音,交織成完整的歷史拼圖。 《消失》背負的擔子不輕。從殖民到九七以來,關於「六七」的材料一直不多。坊間欠缺系統的專著,學校教育不(敢)碰,網上也沒有齊全的資料庫。多得記者張家偉幾年前先打開缺口,他到英國翻查檔案、用心匯編寫成《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分水嶺》(港大出版)。導演羅恩惠彷彿把棒子接去,獨力考查採訪,歷時四年拍成影片《消失的檔案》,敘事跟張的著作有些一脈相承(由1966年反天星小輪加價及澳門「一二三事件」說起)。從紀錄片類別去看,《消失》的確是比較傳統的「闡述型」(expository)紀錄片,內容量比流行的「觀察型」多。此類影片重視說理與修辭,旁白極重要。 《消失》今天出來正好,2017年恰恰是暴動五十周年。雨傘運動之後回看「六七」,發覺當下社會的黃、藍撕裂,政棍動員群眾鬥群眾,愛國分子的要打要殺,原來有歷史影子。《消失》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盡地一煲」,它要追回逝去時光。過去這段歷史太受忽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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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檔案——那記錄過的,不能忘。

今年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生於1990年代,我似乎注定是這場歷史的門外漢──既非經歷者,亦因教育課程裏缺乏香港歷史的教育,對「六七」的一切都是模糊的。 可是「六七」餘震下的漣漪直至現在依舊不斷浮現,因為香港警隊修訂網頁相關條文而愈鬧愈熱──「六七」研究組織的出現、新的史料面世(例如吳荻舟的工作筆記、書信和口述等)、年輕的創作人開始關注這場風暴。而就在3月8日晚,因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我有幸能觀看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除了影片,當晚最讓我感受深刻的,尚有影後談的兩句話,一句是梁文道所說:「適逢『六七』五十周年,相信六七暴動的論述會再次發酵。」另一句是來自火石文化出版社的石中英所言:「當時我便向Connie(按:羅恩惠導演)說,關於『六七』這件事,我怕你走進去便出不來了。」看畢紀錄片後,圖像並沒有變得更清晰,這不是說羅導演的紀錄片藝術成分不高,或是拍攝手法有問題,正正因為她的鏡頭分寸拿捏準確,才勾出更多的問題來,《消失的檔案》不是亦不能是六七暴動的答案或定案,它的出現應該是為後來研究者打開多一道門。 真相的虛妄 關於「六七」,後來者如我,所知不多,欲查證真相亦苦於無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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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思考,就有人在記得。

3月8日,我去中文大學邵逸夫堂參加了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的首映。1400多人的場地幾乎座無虛席,觀眾按照登記入場的渠道被分坐在幾個區,兩個小時的放映觀眾全神貫注,這是我在香港十六年來一次非常特別的觀影體驗。 研究電影的我,立刻注意到受訪人中兩位香港新浪潮人物:編劇陳欣健和導演嚴浩,在此片中他們1967年的身分分別是警務處見習督察和香島中學的學生。當陳凱歌的導演處女作《黃土地》在香港受到歡迎時,嚴浩的《似水流年》在大陸叫好,兩部1984年的電影都是牆內開花牆外香,而今天看《消失的檔案》卻對兩部電影又多了一層理解。 歷史追尋的艱難 我和羅恩惠的共同之處,是首次拍紀錄片,就接觸到棘手的歷史題材,我們都用了四年時間,才拿出第一個公開放映版本。我在2007年底《紅日風暴》荷蘭首映之後,又用了一年半時間,重剪出2009年4月在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的版本。對於她在找尋材料、剪輯定稿過程中遇到的所有辛苦和糾結,我都有深刻體會。作為一位新聞人,我能夠感受到她追尋真相的訴求非常強烈;因此當她面對各種對立的立場、矛盾的說法,會比原計劃多用三年去探尋真相。 首先應該說,這部紀錄片是迄今對於六七暴動最完整的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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