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世有伯樂

前一陣子在大學咖啡店遇到黎青龍教授,隨後在報章得悉港大不和他續約一事。我和黎青龍教授不算稔熟,但他是一位我非常尊重的同事,也是肝臟方面享譽國際的權威。黎教授在港大服務了四十多年,桃李滿門,香港沒有多少醫生不曾是他的學生。多年來不少私家醫院不斷以高薪厚祿向黎教授招手,他都不為所動。雖然他已年屆七十,但仍然活力充沛,希望留在大學繼續教學和診症。以黎教授這種享譽國際的人才,若他願意留下,相信全世界不少大學都會認為是求之不得,但港大卻堅持要他轉為兼職僱員。對黎教授而言,他並不介意兼職合約下少得可憐的月薪,但在兼職合約下他不能再保持教授這職銜,而一句「大學要考慮續約是否符合大學的最佳利益,以及會否阻礙其他人士的晉升」更是如斯侮辱和冷漠!大學最重要的資產便是人才,好的人才方能提升大學的聲譽、研究和教學。這些人才願意留在大學任教,很多時都是基於一份理想和熱誠,他們着重的不是金錢的回報,而是大學對他們的尊重。過往港大有幸能吸引到一批頂尖的學者,可惜,近年港大似乎不再重視人才和經驗,以致流失不少資深的人才。這並非出於政治考慮,而只是僵化的官僚人事政策的結果。如果以處理黎教授的心態來處理人才,人心不思去才奇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但若機構不懂珍惜,伯樂和千里馬最終還是留不住的。[陳文敏]PNS_WEB_TC/20180627/s00202/text/153003806316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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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人文科學還是科技發展?

港大新校長終於塵埃落定,選賢與能,應該用人唯才,該考慮的是人選在相關方面的能力、經驗和識見,而非候選人的背景,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當大家着眼在人選的問題時,我覺得更值得討論的是大學的發展方向。據聞在遴選的最後階段,兩位候選人中,一位主張發展人文科學,另一位則主張爭取內地的研究基金發展科技。當然,兩者並非互相排斥,而只是側重點的問題。香港在發展科研方面,最大的困難是研究基金不足。科研需要大量投資,但香港政府多年來投入科研方面的經費是少得可憐。其實早在十多年前,港大各院長早有共識,積極參與內地的科研項目爭取經費,但在過程中亦需要面對不少困難。另一方面,科研是一個籠統的概念,由天文探索、生物科技、基礎科研以至實用轉化等,要發展科研便必須從香港本身的強項入手,而非籠統全方位的投入。相對地,香港社會不重視人文科學,但人文科學往往反映一個地方的國民素質,亦反映了該地方的文化軟實力。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被謔稱為文化沙漠,今天,香港在人文科學方面的研究,在國際間成就顯著,港大在教育、法律、文學、社會科學和商學等領域,在國際間均排列前三十位。香港位處中西文化的交匯點, 正好利用本身的強項,資訊言論自由的特點和一國兩制的優勢,加強對香港和中國在人文科學方面的發展和研究。 此時此刻,重申東西文化和人文科學的發展,可能更具時代意義。[陳文敏]PNS_WEB_TC/20171220/s00202/text/151370726855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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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問世事:當跳Dem Beat都要被批鬥的時候

港大一條網上流出的片段最近瘋傳,片段一班港大何東夫人紀念堂的女生,身穿黃色Hall Tee一齊邊跳邊唱Dem Beat,由於她們表情認真、動作整齊、歌詞亦相當「騎呢」:「入左何東就至醒目 問妹何所欲 問妹幾時申請入宿」(改編自關菊英唱的《事事未滿足》)。不少網民看完之後大呼尷尬,覺得大學生做這些事情「無聊」,「令人尷尬」,「有如集體破地獄」等等。「點解唔讀好書」「大學生做埋啲低能嘢」之類的聲音不絕於耳,其大驚小怪之情,就像發現新大陸一般。 但事實是,這類大學生集體跳唱的表演可說是歷史悠久,早在90年代的中大,當時「六四」「九七」的議題充斥在校園內,大量讀書組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現,不少同學都非常關心香港以至中國的前途,認真思考認真讀書,構想着如何可以改變國家及社會的命運,絕對是大家心目中有理想有抱負的大學生。但他們(當然不是全部大學生,香港不是北韓)一樣都會做一些如「何東Dem Beat」的所謂「無聊事」,只不過當時名字不是叫Dem Beat,而是叫「帶動唱」(此詞有說來自台灣)。 用現今網民的眼光,歌詞內容絕對無聊沒意義,例如中大聯合書院的「另類院歌」:《聯合山歌》,歌詞如下:「人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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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給同學的信

敬恩、峰琦:獲悉法院的判決後,當時的心情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是放下了心頭大石,衝擊事件發生至今已差不多21個月,在這段期間,你們要面對社會和學業方面的壓力,亦要承受刑事檢控帶來的心理壓力、焦慮和不安,事情終於告一段落,法院的判詞情理兼備,社會服務令亦是一個恰當的判刑。另一方面,我不敢用「高興」二字,畢竟當日的衝突並非無可避免,大學在處理這次事件中有多處不足的地方,如果不敢面對學生,不願和學生溝通對話,又怎能做好教育的工作?春風化雨,諄諄善誘,這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需要耐心和諒解,訴諸法院,只令所有人均成為輸家。我對大學當日報警的決定始終未能釋懷,但還是感激校委會的成員石禮謙和紀文鳳願意冰釋前嫌,為你們求情,亦希望校委會日後能更多聆聽校園內的聲音,加強和持份者的溝通。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現在是好好休息的時間,用些時間好好去充實自己,思考自己的角色,然後重新上路。在這個過程中,我希望你們不要放棄對理想的堅持和對公義的執著。人生總難免遇到波折起落,問題不在於這些挫折,而是經歷這些挫折以後,如何在當中學習和成長,如何在挫折之後重新站起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所謂「明德」,就是明辨是非,關心社會,對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敢於質疑,敢於批判。先天下之憂而憂,不平則鳴,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才是知識分子應有的胸懷和良知。我常常和念法律的同學說,當他們翻閱案例時,不要光認為這是冷冰冰的原則,而是要去反思何謂公義。每宗案例都是活生生發生在我們社會裏的事情,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我們應該感到憤怒,應該挺身而出。沒有激情的社會是冷漠的,不能反思的社會是無情的,不敢或不願意再說真話的社會是可悲的。改變社會的觀念,令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合理,要依靠的不單是一腔熱誠,還要理性、學識、勇氣和承擔。武力衝突往往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經一事,長一智,願我們學會穩重和理性,但卻無損對社會的熱忱和對公義的承擔!祝好!文敏[陳文敏]PNS_WEB_TC/20170927/s00202/text/150644969157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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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學生定罪 港大師長們在想什麼?

真想知道那些大學校董,終於成功將「衝擊」他們的學生定罪、送入監牢或留下案底之後,心裏到底是何感覺?是心涼還是心痛?看樣子應該不會是心痛吧,否則何需選擇報警,「大義」滅學生。 今時今日,如果還停留在只是要求學生尊師重道、聽聽話話、老師說一學生不能說二的世代,這樣的教育工作者,要不活在前世,要不將腦袋埋在沙堆。當然,這些教育權貴,追逐的是權力,稱不上是教育工作者,否則,怎麼會學生要求跟他們溝通、尋求對話,他們拒絕不止,學生憤怒了,將他們團團包圍,他們繼續迴避,衝出重圍之餘,還要羅列罪名,務求將他們服務的學生送上法庭。 服務學生?開什麼玩笑?以他們的「身分」,當然不作這樣想。看看他們經常擺出的高高在上姿態,對着反對他們的學生,不時掛在臉上的不屑嘴臉,他們非常清楚,他們服務的對象,當然是委任他們的更高權力,而不是下面那群喜歡搞事的「廢青」學生。 更不要跟他們說,今天面對學生,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的是溝通與同理心。如果他們願意溝通,就不會狠心讓一個熱愛大學的學生身陷囹圄。而他們的同理心,卻只用在那個以打壓異見者為務的政府。 如果掌握大學權力的人,依然秉持這樣的心態,請不要問為什麼年輕人愈來愈敵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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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我給港大校長的一封電郵

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當天我由中午開始上課,一直到晚上近十時才下課。下課後有學生告訴我同學包圍校委會,一些校委會成員未能離去,李國章及校長退回會議室內靜坐了好一會。已離去的校委會委員張達明因擔心校方不肯與學生對話會令同學情緒激動,故特地折返會場安撫同學。在我下課時,示威者已經散去,亦沒有任何人受傷。 事後李國章在校長陪同下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對學生作出了措詞強硬的譴責,並稱會報警跟進。我在一月二十九日向校長發了一封電郵,部分內容是這樣的: 「我認為新聞發布會是一場災難。除了為爭端火上加油外,它沒有達到任何有建設性的目的,亦不利於建立信任或對話…… 就當晚的事件而言,我直到晚上9:30才下課,只能從媒體的報道中了解事件。我相信你會有比我更好的評估。不過,在評估時,希望您亦會考慮張達明和同學們對事件的論說。從我所見,學生們當天等候了六至七個小時,他們希望在會議後與李國章對話。他們以為大學正在安排這樣的對話,卻發現警察已被召喚到場,並以胡椒噴霧指向學生,示威群眾中亦有人不斷辱罵學生。張達明基本上確認了學生這方面的說法。學生以為校方會和他們開會,但當校方根本無意安排會面及李國章企圖溜走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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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小濤:馮敬恩有錯 但港大當局有大罪

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不滿校委會拖延檢討「特首必然校監制」,去年初率領逾百同學包圍校委會會議場地,阻止李國章等校委離開,李提議報警,校長馬斐森亦認為報警合理,指當日被學生推撞,感到安全受威脅。警方到場驅散人群,馮其後亦被捕及被控多項罪名,早前被判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成,代表律師李柱銘讀馮母求情信時潸然淚下。 求情信指馮敬恩成長於單親家庭,自幼家貧,更兩度患上生死攸關的絕症,第一次是小學時患急性血癌,在醫院接受一年化療,治療過程中要腰椎穿刺、打針,他都很堅強,「無嗌過一次痛,無流過一次眼淚」;馮敬恩中四頭痛發作,曾經神志不清,其後診斷為腦腫瘤,因此錢包內備有小紙張,寫着「如發現我迷路,請將我送往港大」,以備病發時之用,「他拚死守護他所愛的港大」。難怪李柱銘讀到此處就哽咽了! 雖然法庭判他有罪,但歷史將判他及同案被控的港大學生會前副會長李峯琦無罪,並會感念他們的付出和犧牲。 今次港大事件跟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有頗多相似之處,只不過港大學生溫和得多,所受的法律制裁更嚴重。1919年五四運動,北京的大學生不滿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準備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秘密將一戰戰敗國德國的山東半島權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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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抉擇

今天還是應該談談六四。開宗明義,不為抨擊任何人,就是一點個人想法。我這幾年來六四當天的行跡如下:兩年前先去港大論壇,再到維園參與往中聯辦的遊行,一年前六四人不在港,而今年還是進入了維園。 在維園的台上,呂秉權先生邀請在場的大專學生舉手。因為身處草地場,未能瞥見舉手的若干人有多少。雖然我自己因下午有事,未能親身回港大出席學生會舉辦的講座。但晚上我還是自然而然地有種忐忑不安的感覺。無論多少俗務尚待完成,我還是決定暫且放下,到維園去念記、憑弔為六四付出生命的人。 每年六四總有一番口誅筆伐,始於六四應否去維園,止於六四是否還有悼念的價值。當中有個偽命題,在於「世代之爭」:年輕人不願意悼念六四,就是希望忘卻六四。無可否認,這可能的確是部分年輕人的想法,但不去維園,便等於忘卻六四,便對不住先烈,恐怕也有以偏蓋全之嫌。 每個去維園或各個與六四有關活動的人出發點大概都有不同,我也無意臆測。但對於我個人而言,出席哪個場合,是否維園,並沒有太大分別。關鍵是,我沒有忘記六四當日失去生命的人是為著甚麼犧牲。有人說,不去維園是對支聯會不滿的一種表態,那麼我就會問:這種表態真的比對為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犧牲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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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特區二十週年系列】寒冬裏的風骨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訂明「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回歸二十年,學術自由作為香港核心價值之一有否變質,值得回顧。 檢視港大民研有關學術自由評價的追蹤調查,可以看到學術自由評分在2000年和2007年時都有顯著下跌,期間發生了與筆者有關的民調事件以及教院風波。而在梁振英任內,學術自由評分更一直下跌,甚至跌破了2000年發生民調事件時的分數,成為歷年新低。梁振英上任後,對大學所作的干預、佔中後管理層對相關人士的留難和懲處,都一一反映在民調數據上。 二十年來的經歷,罄竹難書。承接早前傳媒的訪問,筆者在此談談「學術禁忌」的問題。 學術無疆界,大學也應該是思想最自由開放的地方。只要是講道理、有風度,就沒有事情不可碰、沒有道理不能辯。不管是人生價值、政權喜好,就算是宗教信條、宇宙真理,也沒有東西不能碰、不可辯。這是筆者自小嚮往的思想浪漫。 不過,歷史的殘酷比比皆是,東方秦始皇焚書坑儒、西方教廷迫害日心論者,只是箇中一二。近代政權對「反動學術權威」的誣衊,以及對「異見學者」的殘害,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回望香港,政權打壓學者,大學自設禁區,應該是近代的事情。 算起來,民研計劃二十六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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