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譚耀宗議員的公開信

致 尊貴的譚耀宗議員:你好,本人最近從傳媒報導得知譚議員身體抱恙,曾到伊利沙伯醫院作手術治療,並從社交媒體上觀察,不少市民感到十分擔憂,因此特意來信作「真誠的問候」。譚議員工作繁重,因勞成疾,忙於籌謀為香港政府削減開支,抵消高鐵的超支。閣下的政績,香港市民有目共睹。公立醫院資源緊絀,譚議員地位超然,醫院因此特事特辦,優先為譚議員提供服務。閣下及貴黨的宗旨「禮義廉」矢志不移,忠誠地為人民服務。本人懇請閣下能體裇市民,誠邀譚議員購買住院醫療保險,當閣下身體抱恙之時,可於私家醫院接受治療,使有需要的市民能夠使用公立醫院服務,讓緊絀的資源得以善用。在此提示閣下,立法會議員每年可享有32,400元醫療津貼,以支付其醫療開支,包括實際的醫療及牙科開支,以及個人醫療及牙科保險的費用。如譚議員接受建議,本人承諾將上述投保所獲得之佣金收入,全數捐助無國界醫生作慈善用途。保險起動 亦願意為尊貴的譚議員提供專業的保險意見。最後再次送上「真誠的問候」,祝貴黨職工及譚耀宗議員身體健康!保險起動成員羅柏豪2016年6月6日 特事特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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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特權」……

《新華網》二○一一年二月十六日發表了一篇題為〈看毛澤東子女親屬有啥「特權」〉的文章。文章指出了毛澤東子女的四大「特權」,就是「為革命犧牲的特權」、「飽受苦難的特權」、「被執行紀律的特權」和「艱苦奮鬥的特權」。四大「特權」指的是毛岸英在韓戰中陣亡;毛岸龍三兄弟一九三一年曾流落街頭,乞討為生;長征時,毛澤東的妻弟,十七歲的賀敏仁因拿了老百姓的銅板被槍斃;以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的子女和尋常百姓一樣餓肚子,有時還會找警衛要飯吃。「特權」也者,就是「特殊的權利,或只有少數人能享受而多數人無法享受的權利。」該篇「奇文」談的所謂「特權」,或可一笑置之,但值得一提的,倒是文章末段指出,「在當下一些官員卻不是這樣,他們以權謀私,作威作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同毛澤東的偉大風範形成巨大反差。」繼梁特千金「行李門」事件後,香港第一大黨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被揭在公立醫院插隊割除瘜肉,而該黨另一立法會議員陳恒鑌的太太,也被揭發獲得優待,跨區在廣華醫院產子時,入住每天僅一百元的單人病房。真的「特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譚耀宗第一時間錄音機上身,連番「沒有補充」。陳恒鑌則否認要求特事特辦,還表示不知道住院費用多少。不過,有沒有提出要求已不是重點,重點是兩人均接受了特殊對待。而兩人的「解釋」,說明兩位尊貴議員不是毫無常識,便是睜眼說瞎話。首先,「致歉」不是「表示」的。雖然大陸的字典沒有「致歉」一詞,但根據台灣的《國語辭典》,「致歉」的意思是:「表示歉意」。例如:「我為昨日的魯莽行為,向你致歉。」故此,「表示致歉」一語說明甚麼,不言而喻。常識也告訴我們,專科門診的輪候時間,動輒以月計算,而根據傳媒的報道,譚耀宗接受的手術的輪候時間,平均約四十多個星期。至於陳恒鑌,身為丈夫,焉有不「全程跟進」,親自接太太出院之理,即便是由他人代為結賬,也不可能不知道付醫管局多少錢,因為最終付鈔的也是他。千百年來,在中華大地,皇親國戚一向擁有特權,夫貴妻榮,父功子蔭;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當官,全家享福。不過,譚耀宗和陳恒鑌沒有行使特權,也可能是事實,因為,這些特殊待遇,是別人主動給予,而非兩人要求的。中華人向來都有一種特異功能,叫做「挑通眼眉」,即便是經歷了百多年的英治,香港依然不乏「醒目仔」,或強字之曰「識時務者」。俗語有云,「朝中有人好辦事」。在香港,有人事,懂門路,走後門,講關係,已是常識。但觀乎譚陳二人的特殊待遇,正確的說,並非特權,只是貪便宜。事實是,兩人壓根兒沒有特權,只是有人主動提供特殊服務。問題是,兩人竟然接受了這些「不公平對待」!不知兩位尊貴議員會否到平機會投訴呢?雖然毛澤東在《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中狠批「蘇聯特權階層」,認為「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不過,毛澤東本人和中共高層,卻從來沒有離開特權。據《毛澤東晚年讀書紀實》一書記載,一九七四年一月,毛澤東的貼身秘書張玉鳳致電正在家中休假的徐中遠,要求他馬上為毛澤東找一些線裝大字本的笑話書。徐中遠領命後,首先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了四種九冊笑話書。但被告知那些書不理想後,徐中遠又到北京圖書館、中共中央辦公廳圖書館和毛的存書處,找到笑話書十四種二十一冊,隨後還將其中兩種:《新笑林一千種》和《歷代笑話選》專門為毛印成大字本。當年的二月到六月,徐遵照毛澤東指示,以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名義,動員了數十單位為毛找笑話書。單是為了印製給毛澤東看的大字本笑話書刻字模,便徵用了二十多位全國頂級刻字技師,花了一個多月時間。以今天的價格來評估,徐中遠在半年之內動員了數以百計官員、知識分子和技術工匠,耗費國家財政數以百萬計。所謂特權,就是這樣,堂而皇之,一聲令下,莫敢不從。絕對不是偷雞摸狗,事後閃爍其詞,「表示致歉」,甚或懵然不知。假如老毛在天有靈,看到這些不肖徒子徒孫如此窩囊,又會否嘆一句「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 特事特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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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鹽燈機場行李事件

(本文原刊於晴報專欄《風起幡動》)這可能是我在外地買過最重的「紀念品」,印度山區上機前,買了一盞有五、六公斤重的「喜瑪拉雅山岩鹽燈」。岩鹽,就是一塊半透明淺啡紅色的石頭,燈膽塞在石頭中心,發出柔和燈光。坊間說什麼釋放負離子正能量有益身心,我就只喜歡那色彩與超便宜的價錢,而且,我家房燈已壞了好多年。機場轉機又轉機,今次大鑊了。石頭重,不要緊;但一大塊橢圓型石頭,附着電線,X光機照射下似甚麼?沒錯,就像帶着炸彈去旅行。最後一程機,德里回香港,旅人慣犯的本性,不到最後一刻鐘不上機;航空公司職員「嘟」機票,一起轉頭用「終於找到你」的奇怪眼神盯着我說︰你的行李藏有甚麼?你可能趕不及上機了。職員要我親自打開寄艙行李,但寄艙行李卻在老遠不知名處。職員說,我帶你去檢查,要跑去,可能趕不及上機。他再次提示。是的,我沒有向機場職員抱怨,我沒有要求職員送行李來讓我檢查,我沒有大罵職員為何早已安檢完畢又說不行,我明白把一件疑似炸彈的東西寄艙是本人責任。於是,那夜凌晨,我在德里機場來回狂奔,估計有三千米,終於在保安監視下,示範點亮一盞鹽燈,最後趕得及上機。故事教訓︰一,好好練長跑,有用的。二,人微言輕,自知不是特權階級,亦深明機場保安有嚴格規矩,航空公司職員公事公辦,沒有特事特辦,我也沒有一個姓梁的爸,午夜跑跑步,不會死。原文載於作者網誌,圖片取自作者網誌。 機場 特事特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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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李「特事特辦」試看中西法治觀

梁特首的「行李門」事件,建制派和親政府報紙紛紛出來為梁特首辯護,不是說情有可原,就是說沒有不符指引,或者說外國政要也有獲得豁免的例子。從這些言論來看,足見香港人雖說受西方影響百多年,但還是有不少概念是非常傳統,尤其是法律方面。古中國法律不監督當權者首先官員說,特首的行為沒有違反安檢指引,這似乎是在引用普通法的精神:法律不禁止的事都可以做。但是當民間有聲音討論港獨之時,這個原則似乎不再適用,上至政府,下到黨媒,都批評言論違犯法律,要求律政司研究檢控。然而,在西方國度,反而是官員和領袖受到最嚴格的限制,對他們的要求甚至高於法律;而民眾只要守法就可。不少國家如加拿大和英國,部分民眾都有言論上鼓吹獨立,但是不見當地政府對他們要拉要鎖。這反映了這些治港精英的法律概念和古中國一樣,法律是用來管治民眾,而不是用來監督當權者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法家已指出法律是為君王服務,而民眾都是刁蠻任性。為了管治民眾,法律必須嚴厲,而且訂立得鉅細無遺;而到了貴族階層,可以迴避法律。民眾為什麼景仰虛構小說中的包青天敢用法律來懲罰權貴,因為基本上絕無僅有。西方法治精神 首要限制政府權力相反,現代西方的法治精神,首要任務就是限制政府的權力,政府和官員不可以因為法律沒有寫明,就藉着灰色地帶恣意妄為;相反一有灰色地帶,就得立法堵塞之。但是在香港,商討多時的《防止賄賂條例》,還未把特首納入監管範圍,相反提出要求的議員就被林鄭月娥譏為是為選票。而一般市民對特首用特權一事沒有太大反應,可能就是受到傳統的法律觀影響,以為法律只是用來管治人民,而忽略了法律的首要任務是監管政府和官員。筆者亦想起一個小新聞,反映到市民法治觀的貧乏。英國有一間學校改校規禁止男學生穿短褲回校,有一個男學生不滿,改為穿裙子回校抗議。校方不僅沒有懲罰他,校長還稱讚他有智慧。這就是英國人貫徹法治的精神:法律沒有禁止的,都可以做。相反,筆者曾經在中學的早會因為太熱而撥扇解熱,遭到訓導老師懲罰。筆者原本以為可以用校規沒有規管來作抗辯理由,不料換來該訓導的連番辱罵,最後只能屈服。這些學校訓導口口聲聲說要訓練學生守法,但是卻不依法律行事。連一些受過大學訓練的老師在執法時也無法無天,又如何能期待一般市民知道特首這次「特事特辦」的問題?原文載於2016年4月18日《明報》觀點版 特事特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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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與梁振英的「關公危機」

黎明第一場演唱會在開場前兩小時突然取消,歌迷們當然是晴天霹靂,加上事涉「天王」黎明,故轟動全城。若處理不當,黎明固然蒙受巨大金錢損失,他及香港聲譽也會蒙污,再難以娛樂及演唱會吸引外地遊客。但黎明以一人之力扭轉乾坤。其做法很簡單:透過臉書直播功能,第一時間與公眾溝通;每當有進度或要澄清誤會都及時露面。這種高透明度、直接與公眾溝通的方式很有效,不僅讓買了餘下各場門票的歌迷安心,也令公眾獲得足夠資訊去判斷,也就不會胡亂猜測,消防處及食環署也毋須成為眾矢之的。綜合而言,他化解危機的手法就是:一、講出事實;二、誠懇道歉;三、承擔責任;四、盡力補救。他表明,他們錯用了中國製的物料才不獲消防合格證,與消防處無關,願意一力承擔;每次出場都合十雙手連聲道歉;拆掉布幕,令第二場演唱會得以進行。這些補救措施必會造成巨大金錢損失,但這是他們一手造成,從中也可見其補救的努力。就這樣,迫在眉睫的危機得以化解。與此同時,深陷「關公危機」的《明報》及梁振英,所做的跟黎明完全相反,效果自然就相反。明報以「節省資源」為由解僱執總姜國元,本就令人難以信服,不說出事實之餘還拒絕跟公眾溝通,更令人擔心事涉新聞自由。更甚者,專欄作家「開天窗」抗議無理解僱,明報竟強行在欄內畫蛇添足加上幾句「編者按」。而加東版明報更卑劣,以豐子愷漫畫去封窗,這種掩耳盜鈴的挑釁完全不尊重作者,與報人應有胸襟相去甚遠,結果招致更多批評,事件也就無法淡化。同理,梁振英在「行李門」被揭發廿多小時後,始發出不盡不實聲明,他聲稱沒在電話表明特首身分,其妻女也沒用特權。但機場職員為何會將行李送入禁區內給頌昕?之後,梁振英卸責予航空公司及機場職員,是他們替頌昕送行李的;又詆譭機場安檢制度,指頌昕所獲「禮節送遞」每天都有發生,以示每年有500多人與頌昕同享這種「特權」。而實際上這只是機場失物認領處處理的個案,跟頌昕的「特權送遞」是兩碼子事,令人誤以為機場安檢有漏洞。總之,梁振英由始至終既沒講出事實,也沒為女兒無心之失遺留行李在禁區外卻造成如此大風波致歉,更沒承擔應有責任及作出補救。結果,風波不止。3個危機的處理方式告訴我們,只要第一步「說出事實」走對了,之後道歉、承擔責任及補救皆順理成章;相反,第一步走的「不明不白」、「不盡不實」,則必然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編者按:《明報》集團於4月20日發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原文載於2016年5月3日《明報》觀點版。 明報 特事特辦 黎明 行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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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算甚麼?雙面特權才惹火!

四肢健全卻要別人代勞拿行李免檢硬闖禁區的特權,其實算不得甚麼。以香港人一貫的EQ,未必有人反感。早前「李波事件」,香港人頂多接受不了中共那種爛透的編劇和設計對白。對國安超越特權綁架港人而感到憤怒的,只是寥寥可數。但今次機場的「李波事件」(行「李」風「波」),卻令二千五百人老遠走到赤臘角示威抗議,其怒人之處絕不止於四肢健全者的特權這麼簡單。這次真正令人震怒的,其實是雙面特權:一方面在平凡人裡,自稱擁有超然地位,時刻展現呼風喚雨的一男子霸權;另一方面卻在其超然地位裡,硬套上平凡人的身份,以免除當權者的責任。情況有如萬人之上的大公司老闆,擁有着超然地位和千億薪酬。在公司裡呼風喚雨,本來不會惹來員工的憤怒。但當大老闆生活極盡奢華的同時,在業務員計算業績時卻自視為普通員工,硬要一起搶佣金,又在周年晚會上與全體員工爭奪獎金獎品…… 如此的雙面特權,才最令人怒火中燒。特首之權是名副其實的「特權」。既有權委任各司局長和行會成員,也有權委任大學校董、平機會主席、城規會主席和醫委會成員等,更有權委任廉政公署委員會主席。其特權的戰績有目共睹,哪怕鯨吞五千萬賄款,廉署連調查也沒有開展!特首之權還包括叫停警察調查和阻止救護人員施救(詳見特首女兒梁齊昕上年三月在禮賓府疑遭家暴和被禁錮的來龍去脈)。「魚與熊掌」是特首口中那位五歲小朋友也明白的簡單道理。可是,梁振英卻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以超然身份享盡特權,同時又要求公眾給予他一家人如平凡人的空間,以免於傳媒監察。在其僭建事件被揭發後,保皇黨替梁振英辯護時表示,特首只是天下間的平凡男人,因此忘了花棚也不足為奇。特首極愛這個「平凡人頭盔」,因此在其施政報告中,自稱擁有平凡人一樣的言論自由,便盡情批鬥大學刊物。更令人沒齒難忘的,是他譴責老師在課餘時以個人身份批評警員,但同時特首以個人身份聯署政治表態。是次機場的「李波事件」未知如何收科。但肯肯定的是,保皇黨以至一眾官媒黨媒必定把事件定性為傳媒炒作:說每年有數百宗特事特辦、拿陌生人的行李過安檢也算同行同檢、這是九月選舉的惡意抹黑等等等等,把特首民望急跌9%的責任完全推卸給傳媒、輿論和非保皇政黨。民怨已成,只是我們無法動搖特首的超然特權。唯有衷心祝福特首可永久享受平凡人的身份,早日退下火線,回歸平凡,以平息極盛的民間怒火。 機場 特事特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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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倒忙

機場行李門事件,市民看着那個球,還在特首與幾個部門半空之間拋來拋去。新晉愛國人士,在電台為特首涉嫌濫權辯護,認為一宗兩宗不叫濫,經常性才叫「濫」。同場的老牌愛國駁而斥之:「如果我一次兩次強姦一個人,就唔使計啦呀嘛。你啲價值觀真係嚇死人,你自己講自己愛國,如果要愛國,首先要自己有水平,你係侮辱緊愛國人士。」之後,愛國老人續罵愛國新晉:「你幫愛國幫倒忙」、「做愛國愛港人士首先要確保自己唔係垃圾」。愛國陣營,應該慶幸還有這樣一位頭腦清醒的元老。自由社會,有容乃大,什麼立場的人都可以各自表述。所謂以事論事,立場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辯論水平。有些人讓你瞧不起,不是因為立場,而是為了立場,屁股決定了腦袋,說起話來,邏輯混亂、顛倒黑白,前言不對後語。行李門事件,是非不難分辨,搞到二千幾人圍機場,只因在上者死不認錯,在下者為了護主,什麼「一次不是濫」「父母愛女心切」等奇形怪狀言論,變得愈幫愈忙。本來,好好認次錯,道個歉,反而可能贏得幾分同情與尊重。這些人,除了自暴其短,也如這位建制元老之言:「你幫愛國幫倒忙。」他們當中,有的是水平有限,有能力,就不用以擦鞋為業。可是,當中也確有一些本來有能有才的,只是因為立場,才說出一些水平有限的話。「價值觀不要嚇死人」、「首先要自己有水平」、「要確保自己唔係垃圾」,是從政議政的基本要求吧?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4月29日) 機場 特事特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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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特欠公眾三個字

到底是誰「咬」着「行李門」事件不放?也許不是別人,正是梁特本身。至於甚麼叫做小事化大,愈描愈黑,看看梁特的表演,便清楚明白。原先的劇本,應是讓機場管理局提交的「三合一報告」,為「行李門」劃上句號。然而,由於梁特選擇性接受,同時也選擇性反駁,而且還補充了報告沒有提及的重要情節,令事件又再度升溫。報告指出,在三月二十八日零時十六分,梁太表現煩亂,表示不明白為何無人為她將手提行李送入登機閘口交給行李的物主,並聲稱知道手提行李內沒有違禁品。梁太之後開始步往北面離境大堂(國泰的報告用詞是「ran with the bag」),表明要將手提行李親自送入登機閘口。(Mrs. Leung appeared upset, She said she couldn’t understand why no one could help her deliver the bag to its owner at the boarding gates as she knew the owner of the bag and there was no forbidden item inside the bag. Then, Mrs. Leung started to walk to L7 North Pre-Immigration stating that she would take the bag to the boarding gate herself.)梁特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主動向傳媒表示,「她(特首夫人)完全沒有這個意圖,亦無試圖這樣做。當時她收到的信息,就是航空公司人員正在陪同頌昕在北面離境大堂那個出口位那裏……會在該處出現取回那件行李,因此我太太在該處與頌昕會合。」不過,如此重要的情節,為何機管局、機場保安公司AVSECO和國泰的報告均沒有提及呢?根據報告,手提行李的物主一直在登機閘口,並在那裡將手提電話交給在場人員。而報告隻字不提的,還有梁特一再強調,透過電話向在場人員詢問關於手提行李之後的認領安排。雖然梁特一再強調沒有行使「特權」,但接受了「特殊待遇」卻是事實。假如不是因為梁特的身分,任何一名乘客,均不可能得到如此「禮遇」。而梁太的行為,亦已可能抵觸了《機場管理局附例》,甚至可能被視作擾亂公安而觸犯香港法例。真的可以依法處理。不過,三家機構「夾口供」挑戰特權的可能性實在不高,可謂微乎其微。何況還有機場錄影片段尚未公開。誰在說謊,昭然若揭。正是身不修兮家不齊,更遑論治國平天下。梁特妄顧公安,混淆視聽,包庇妻女,掩埋家醜,實在愚不可及。《左傳.隱公四年》載:「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州吁是衞莊公與寵妾所生,莊公非常寵他。石碏曾經勸諫莊公不要寵壞了州吁,但莊公不聽,終令州吁變得好戰驕奢。莊公死後,桓公繼位,州吁殺害桓公自立為國君。州吁的親信石厚是石碏之子。石厚問石碏怎麼才能安定民心,鞏固州吁的君位。石碏說:「只有覲見周天子才能安定君位。」並表示陳桓公受到周天子的寵信,而陳衞關係非常和睦,因此可以去拜訪陳桓公,請他向周天子請示,必定可以得見。於是石厚便陪同州吁到陳國。石碏暗中派人告訴陳桓公:「州吁和石厚就是殺了我國國君的人,請你們趁這個機會處置他們。」陳國果然將石厚和州吁抓住,殺了州吁。由於石厚是石碏的兒子,大家以為應該從寬處理,但石碏認為,州吁做的壞事,石厚也有參與,必須嚴懲,便派家臣到陳國殺了石厚。石碏重大義輕私情,深受後人敬佩和讚揚。原文中的「大義滅親」,後來便用來比喻為了維護公理正義,不徇私情,讓犯罪親人接受法律制裁的行為。常言道,坦白從寬。事實是,千言萬語亦抵不過三個字:對不起。與其一再以被視為謊言的解釋來澄清,只會予人不斷以大話掩飾大話的感覺。梁特要做的,其實很簡單,大義滅親,並向市民大眾說一聲「對不起」。 機場 特事特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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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可惡的特權

梁振英和妻女的「行李門事件」引發「第一家庭」有沒有使用特權和施壓的爭議,內地網民亦對事件議論紛紛。慣於特權的一方說:「這等小事何須一把手親自過問,找個秘書就搞定了」、「沒有特權叫什麼特首?」、「在大陸這還叫事兒?上了飛機想起來忘了東西都能把飛機停下來」、「內地一個省委書記,航班都能為等他晚點(延誤)」、「堂堂一個省長(特首)居然這麼低三下四」。質疑特權的一方指:「道相同,可相為謀」、「愈來愈有大陸官員風範了,真是可喜可賀呀」、「港人有血性,放在大陸,官員行使特權,哪個奴才敢發聲?」、「梁政委(特首),公布錄像」、「香港本來還是一片淨土,現在也慢慢被腐朽了」。在內地,民眾雖感討厭,但對官員、富人行使特權可謂見慣不怪。例如內地各大航空公司都有所謂的「航班特供」,對省部級、正軍級高官等VIP(很可能包括其家屬)提供特別照顧的特供服務。服務範圍包括優先保證機票、座位,優先辦理登記和上機手續,整個過程都有值班領導親自迎送。而為了確保「特事特辦」,航空公司在接受要人訂座時,會清楚了解他們的職務、級別和所需要的特殊服務,以免得失要人。除了坐得舒適,還要食得「招積」。航空公司會根據重要旅客的特別要求,配備保證「新鮮、美味、可口」的餐飲和供應品,絕不吃一般旅客所吃慣的苦頭。此外,要人的「等」,肯定不會寂寞到夜深。他們在貴賓室候機時,高官領導會有一套專用茶具,他們愛喝什麼茶葉、愛配什麼小點如鳳梨酥、牛肉乾等全都一一被記下來。細節關懷應有盡有,每次皆享熱情款待。除了這些門面招待,更重要的是高官的寶貴時間不會被浪費,通常會人等他多於他等人。例如首長們要務繁忙,遲了到機場,累延誤航班一整機人等候也是人之常情。機長這時會託辭向乘客解釋,只是由於實施臨時空管所以晚點,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廣州《羊城晚報》曾引述內地空管人員透露,有些航班延誤是因為高官巨賈乘坐的飛機插隊而造成的,平民飛機因而要靠邊站,等了又等,讓高官的飛機先起飛,航班左等右等左插右插自然令整體誤點時間延長。慣了特權的人,有時自己行使了特權可能也不自知。2013年5月,有武警就曾經因為要幫領導買免稅煙而要求航班「等埋首長」。話說當時一班由貴陽飛往香港的香港航空航班,航機起飛前,一名身穿制服的女武警對空姐說「讓飛機等一下起飛」,理由是她和領導要買免稅煙。結果空姐企硬,斷言拒絕了這無理要求。這名武警可能慣了在內地「也文也武」,對內地航班經常多多要求、指指點點;這次換了香港航班於是照辦煮碗,誰知香港慣了講法治和制度,令特權碰了一鼻子灰。特權意識 萬萬不能滋長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曾經說過:「一些幹部利用職權,非法安排家屬親友進城、就業、提幹等現象還很不少」,「有些高級幹部不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響到自己的親屬和子女,把他們都帶壞了。有少數同志在本單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於子女幹了壞事,家長背了黑鍋」。特權意識在內地愈來愈受抵制,在香港萬萬不能滋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19日) 梁振英 機場 特事特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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