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

香港的民主進程處於停頓狀態，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曲終人散。即使選舉事務處不知為何連全港所有選民的資料也帶到票站去，但假的依然真不了，林鄭月娥是中共「欽點」力撐的行政長官人選，中聯辦為保林鄭月娥向建制選委作出「集中票源、排除對手、高票當選、完成任務」的16字命令，只是香港人選擇了戲假情真，在曾俊華身上發現「希望」，甚至跟他一起「夢想有奇蹟」。曾俊華「集氣」而成為一個「現象」有如曇花一現，他只有一次機會，也掌握到這個機會爭奪話語權和推高個人聲望，編製了一個動人的香港故事，牽動了大眾的情感。但這樣的一個「希望工程」已成歷史了，日後任何人，甚至曾俊華本人，實在也無可能重用複製。 如果香港人沒有變得絕望，如果民主派沒有忘記初衷，如果香港仍要繼續追求真正變革，我們就需要認識香港政治正經歷一波「後真相文化」危機。這裏所指的「後真相」（post-truth），不純粹是借用西方國家政治的狀?，指群眾情緒和偏見較認識客觀事實更有力地主導民意民情（feelings trump facts）；候選人論壇和立法會選舉每?愈下的口水戰看齊，要檢討的地方在於「後真相」的「真實謊言」（true lies）衝擊改革運

佔中——傘運的代名詞，激勵着年青一輩對民主、自由、本土思潮的追求和執著。時隔數載，不少人仍追隨昔日的步伐、依從當天的覺醒，在不同環境和限制下，表達對「佔中」的尊敬。但話雖如此，不少人亦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實是令人感慨不已。誠然，就「法例」而言，佔中者確是犯了法，起訴、審訊、入獄差不多是最低消費。為此，部分泛民向下任特首拋出橄欖枝，提出同時赦免佔中者、七警及朱經緯等人，實行大和解。對此，筆者實是感到可笑和可惡，與其是說和解，不若說是推倒重來的求饒。 第一，這提議無異衝擊了法治。「法治」，向是香港社會的絕對基礎，但自回歸起，由於中港的文化差距及政治分歧，造成對「法治」的理解落差。佔中一役，市民大眾對所謂「法治」更有不同的醒悟，亦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佔中」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很多人都自發上街，支援佔中者，而他們大多都有為理想而犯法的覺悟，但這亦是其崇高的表現。印度聖雄甘地，為爭取脫離殖民地統治，屢次犯法，屢次入獄，但都無怨無悔，堅持的就是「尊重法治」的精神，認為「犯法」只是手段，亦是必需代價，以換取國際社會的注意和輿論傳媒的報道。但泛民竟以此作為籌碼，欲抵銷「佔中」的「原罪」，這無異向外宣告「

上任後一直形象模糊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因為拋出一個特赦和解方案，霎時被各界圍剿，由「白鴿」變「箭豬」。也許他是出於欲修補社會撕裂的好意，但這想法顯然未經深思熟慮，也忘卻了不應以政治壓倒司法公義。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當選後大吹和風，表明上任後會努力修補社會的撕裂，此時胡志偉建議林太上任後運用特首的權力，特赦佔領行動的涉事者，當中包括已定罪服刑的「七警」，以及涉揮動警棍襲途人的退休警司朱經緯。 胡志偉的特赦建議一出，激起民主派和建制派的批評，令他兩面不是人。 對民主派的人士而言，他們雖然會同情發動及參與佔領行動者可能面對法律制裁的處境，但他們會記得兩年多前，願意走到前台參與佔領行動的人士，是希望透過個人的犧牲，透過公民抗命，感召市民，形成強大的力量，希望向北京爭取一個真普選政改方案。換句話說，參與者清楚明白日後可能面對的法律風險。 事到如今，民主派人士更渴望看見的，是被控的佔領人士，不會被律政司作出不合理的政治檢控，提出於理不合的控罪，讓他們可在香港獨立專業的司法系統下，在法庭獲得公平的審訊，不論是罪成好，還是脫罪也好。 胡志偉錯得最離譜的，是提議林太同時特赦七警和朱經緯，這兩宗案件均牽

面對林鄭月娥「修補社會撕裂」的口號，各個民主黨派不應該對此心存盼望，也不存在我們對來屆政府有疑中留情的空間。或許「修補撕裂」的確正中社會廣泛市民的想望，但面對政治局勢，我們並沒有配合一己的主觀意願而忽視林鄭月娥將會延續有害民生和民主前途的現實。 「修補撕裂」是一個正面的口號，講求同舟共濟、重新團結。梁振英玩弄權鬥，實行專橫管治，固之然是造成撕裂的重要原因，但這只是加劇撕裂的催化劑；真正造成撕裂的核心力量，是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的強硬手腕和意志，令香港種種溫和對話的聲音都走向死胡同。並非溫和理性、解決問題的方法出了問題，而是北京根本不希望認真處理香港的社會問題。 北京政府在國內面臨的統治壓力與日俱增，經濟增長放緩，過往依靠經濟巨大增長以轉移國內社會問題的方法，已經難以延續。坐立不安的中國在對外方針愈來愈與「韜光養晦」背道而馳，不論政治抑或經濟上日益進取、步步進逼。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同時是中國統治下的屬地，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無可避免會日漸被中共掌控，「紅色資本」湧入，由日常生活、物資採購到巨額基建，愈益讓利中國企業，根本地改變了香港的經濟版圖。而歷史告訴我們，由戰前華資大班的崛起、戰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