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廣德:林鄭上任第一課:謙卑不容造假

林鄭月娥上任特首後翌日,到中環荷李活道參觀一項名為「文物時尚」的20周年慶回歸活動。先不說「文物時尚」(Heritage Vogue)這特區官員創製的四字詞如何突兀,直有貶損文化遺產價值之嫌(「時尚」是指一時的潮流,是否意味潮流過後文物就喪失價值?),林鄭月娥在眾官簇擁之下從中區警署沿荷李活道走到元創方主持儀式,沿途擺放攤檔,顯然是為了向市民宣示她「保育中環」的功績。 提防特區新政走上歪路 政府重視文物保育固然是好事,但實情是否如此?林鄭月娥究竟有多少貢獻?這不僅關乎新特首有否貫徹她勝選時聲稱要「多加一份謙卑」的承諾,更須提防特區新政走上美國總統特朗普以「後真相」謊言治港的歪路。 林鄭自2006年起擔任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2007年轉任發展局長兼任古物事務監督,可說過去11年香港文物古蹟保育的成敗都與她息息相關。細數維多利亞舊城的古蹟,確有不少保留下來,但在林鄭急於領功之際,大家不妨看清真相: 「大館」(中區警署建築群)——2003年4月,政府決定把中區警署古蹟群發展為旅遊項目,民間團體擔心項目變成尖沙嘴山「1881」翻版,反對以商業形式招標,成立中區警署古蹟關注組,着手從事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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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給林鄭月娥一個機會!

特區首位女特首林鄭月娥已經正式上任,自今年三月她當選以來,社會上不時都會有人呼籲「給林鄭月娥一個機會」。其實,她當選後見記者時也曾表示,「希望大家給我機會、時間……修補撕裂」。其主要競爭對手曾俊華的敗選感言,亦是期望「大家給她一個機會,協助她履行行政長官的使命,一起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重燃希望,讓香港可以變得更好」。 筆者當然明白,所有倡議「給林鄭月娥一個機會」的人,都是希望香港社會能夠正面地看待她就任特首一事,暫且不要全盤否定她,請大家「聽其言、觀其行」後,才決定是否支持她及其施政。 然而,對林鄭月娥來說,港人是否給她機會修補社會撕裂,實在不過是次要。最重要的還是中共治港者會否給予她機會,讓她能以民為本地為特區做事,而非事事操控她。 最簡單的例子如,林鄭月娥早前受訪時,指對港獨已成「思潮」有所保留,認為港獨「只是小撮人提出的不切實際」言論,「未去到一個勢頭」。但「港獨之父」梁振英卻隨即公開駁斥其說法,針對港獨主張「我們要防微杜漸,不能掉以輕心」。 日前,訪港的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時,稱讚梁振英「有效打擊了港獨勢力」,外界擔心這是否意味着他認同梁振英的說法,而非林鄭月娥的。 但既然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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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特區二十週年系列】重拾互信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每半個月進行一次特首民望調查、每月進行一次政府民望調查,而對政府的信任程度調查就每三個月進行一次,全部都是呼應有關數字的可變性和重要程度。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屬於比較深層的取向,不易受到個別政策的影響。 特區二十週年前的最新調查數字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淨值較三個月前大幅回落17個百分比至負1個百分比,是「後梁格局」結束的先兆。縱觀各項民情指標,在市民得知梁振英不會連任後,民情迅速從谷底回升,現在似乎開始回落,新的領導班子似乎要面對嚴峻的考驗。 回顧過去二十年的數據,回歸二十年來,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普遍比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為高,唯獨在2001 至2004及2008至2009期間,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比對特區政府的為高。前者是董建華年代七一大遊行前後的香港民情低谷,後者則是因為北京奧運和汶川地震刺激起香港人的愛國情懷。前者可謂此消彼沒長,後者則是彼長此亦消。 具體而言,市民對北京政府的信任程度在香港回歸前一直偏低,淨值低至負35個百分點。回歸後,在1997至2000 期間有所改善,徘徊在零淨值的水平,及至2001年下半開始回升,並超越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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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最禍港

回望二十年來三位特首董建華、曾蔭權及梁振英,最禍港的是董建華,難辭其咎。 九七回歸初期,居港權案帶來首次人大釋法、首次法律界上街抗議,但整體來說,中港大致上河水不犯井水,京官或中聯辦主任尚算收歛,直至董建華推動《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不得其法,激發五十萬人上街,成為轉捩點,弄至北京開始不信任港人,收緊對港政策,動輒向港人訓話,普選承諾不認帳,不惜違反《基本法》而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以白皮書或口頭方式重寫《基本法》,一再衝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董建華「腳痛」下台後仍不放過香港人,不甘隱退,反而栽培梁振英當第三位特首。梁不辱使命,青出於藍,製造社會撕裂,加劇中港官民、民民互不信任,破壞一國兩制不手軟。近日歌功頌德梁振英之作《這個特首不太冷》,內有章節敘述董建華「獨具慧眼」表揚梁振英:「不少人誤會了梁先生,其實他做事深思熟慮,是個難得的好人。」董的盲點實在無可救藥,或者因為他與「被下台」的梁振英同病相憐。董、梁同樣沉醉於小圈子權鬥遊戲,自得其樂,自得其利。即將履新的第四位特首林鄭月娥須引以為鑑。 董建華對香港的另一個深遠傷害,是設立高官問責制,破壞公務員制度。除了○三、○四年先後有葉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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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在政治上的「去梁化」

在特首選舉期間,林鄭月娥曾經被泛民冠以「CY 2.0」的稱號,指若然由她選上特首,梁振英的政治路線就會通過她來延續,實行一條「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 但平情而論,觀乎林鄭當選後這3個月的表現,以上指控似乎並不對確,相反,她似乎在嘗試扭轉梁振英於過去5年所鋪下的政治路線,並企圖把很多他為人所詬病的做法,撥亂反正,包括:(1)拒絕渲染港獨;(2)以「大和解」取代「以鬥爭為綱」;(3)與「西環」保持距離;以及(4)清洗部分政府裏的「梁粉」。 拒絕渲染港獨 上周六,有線電視播出由曾鈺成主持的一個訪談節目,當林鄭被問及2014年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到近日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是否因為本港出現港獨思潮時,她指兩者或有關連,但對所謂港獨成「思潮」卻有所保留,她說,「我都時常同中央官員或者內地朋友講,這個所謂港獨是否去到一個思潮?我都有保留」,且說牽涉的「可能是好小撮人」,港獨至今「未去到一個勢頭」。 不要小看這寥寥幾句話,因為這與梁振英一向的說法,口徑明顯不一,且近日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北京出席《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才剛剛強調過,不能對「本土自決」、「港獨」視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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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特區二十週年系列】彈劾特首

特區成立即將二十週年,「後梁格局」很快會被林鄭衝破。不過,離任在即,特首梁振英還是要第四次面對立法會的彈劾動議。 上星期,立法會經過兩日辯論後,最終否決了由28名議員聯合提出的彈劾議案。事件主要圍繞特首在 UGL 事件中有否存在利益衝突及作出適當的利益申報等。 翻查紀錄,回歸二十年,三位特首先後七次面對立法會不信任動議或被要求辭職。而單單梁振英,今次已經是第四次,佔了一半以上。 2003年5月,立法會議員陳偉業動議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辭職,是回歸後首次同類動議。最終,議案未能在功能組別中獲過半數贊成下被否決。及後,董建華又避過了同年10月由劉慧卿議員提出的「要求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下台」的議案。但董建華終於在2005年因腳痛提早離任。 至於曾蔭權,2012年4月陳淑莊議員提出「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議案,結果同樣被否決。 到了現任特首梁振英,甫上任就於2012年12月面對由胡志偉議員提出的「對行政長官投不信任票」議案,然後是2013年1月、2013年10月及2017年6月等多項類似議案,原因各異。雖然全數被否決,但可算是破盡紀錄! 資料顯示,過去七次「彈劾特首」的議案,全部都是由民選議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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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候任特首系列】起步艱難

筆者進行民意調查,經歷過一任總督和三個特首,他們的民望全部有升有跌。 末代港督彭定康,不愧為政治高手,熟悉民情,掌握民意。民望低落之時,總是處之泰然,從不怪罪民調機構。 董建華商人出身,不懂科學,民望不妙之時,特首唯有請教校長。 曾蔭權屬於技術官僚,當然識得細眉細眼。曾特首說「民意如浮雲」,筆者估計他是希望借用「富貴如浮雲」去表白自己豁達的心情,不想怪責民調機構。 至於特首梁振英,則明顯靠民調上位。可惜,成也民情,敗也民意。當自己民望逆轉,便由身邊智囊發動不智的攻擊,配合自己的語言藝術,結果弄巧反拙,民望愈跌愈低,一眾智囊還賠上了自己的聲譽。 至於林鄭月娥,剛剛當選,情況仍待觀察。競選期間,選擇性引用了不科學的民調數據,似乎是延續了現屆政府的弱點。不過,一句「假如香港人主流意見令我無法擔任行政長官,我會辭職」又令筆者刮目相看。將來的林鄭特首如何理解和詮釋民意和「主流意見」,筆者疑中留情。 今天,候任特首可能需要研究數據。 歡喜也好,討厭也好,任何人士當選特首,便要接受民意監察。港大民研今日發表林鄭月娥當選特首後的首次民望調查,顯示其民望得分為 55.6,支持其出任特首者不足 43%,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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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對立,是臣服

上周一,梁振英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對於外界質疑他兼任國家領導人及特首存在角色衝突,他反駁指不應將香港官員的職責與國家層面的職責對立,聲稱會視乎政協副主席未來兩三個月的活動,不排除有部分需要請假。 五年前梁振英當選特首後,曾以「專注做好特首工作」為由,而辭去全國政協常委,為何如今就沒有需要呢?難道他認為政協副主席比常委的工作更清閒,還是卸任在即的他已毋須「專注做好特首工作」? 梁振英不僅自相矛盾,其「對立」之說,更是惡人先告狀。按照政協官方網站資料,政協全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由中共所領導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線(即統戰)組織。對中共來說,統戰就是排除異己的手段,一層層地攻擊並消滅矛盾(即敵人),直至只剩一言堂。毛澤東說過「統一戰線」,是中共在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主要法寶之一。 梁振英如今已是國家統戰組織的領導層,即使向政協申請休假,他還是必須遵守和履行政協的決議,亦即是他凡事都必須與北京同一口徑。例如今次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提出,「助推港區政協委員走進校園開展國情教育活動」,新官上任的梁振英更應以身作則,即時在港再次強推國民教育。然而,難道他作為特首,就可無視特區社會極為抗拒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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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總督到行政長官:政府首長的權力運用

殖民地港督任期結束後,行政長官一職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產生,以管治新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透過比較《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賦予港督的權力,以及行政長官在《基本法》下享有的權力,我們可以從政府首長在1997年前後行使權力的方式,取得一些啟示。本文將會比較港督和行政長官的憲制權力,繼而討論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行使權力的方式。從殖民地時代走向後回歸時代,即使新的憲制文件已經對行政長官施加更嚴格的權力規範,香港人仍期望行政長官比港督更自我約束地行使權力。今昔首長的憲制權力在比較港督和行政長官的憲制權力的異同之前,我們必須留意殖民地政府和特區政府在憲制框架上有著很大分別。在殖民時期,總督享有被視為不受限制和任意的特權。也就是說,所有未被寫入憲法文件的權力都歸屬於主權國家,即英國政府。總督直接向英皇負責,並且獲得英皇的酌情授權。因此,港督葛量洪卸任後,以親身體驗總結:「在一個殖民地裏,總督的權威僅次於上帝。」然而,行政長官的權利卻由憲法授權,意指權力只限於《基本法》內解釋的權力,而香港特區政府亦沒有剩餘權力。某些行政長官的憲制權力事實上繼承自殖民地總督。然而,從回歸前和回歸後的憲制文件(《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基本法》)中可以看出,兩者在行使權力的細節上確有不同。在行政部門方面,行政長官與殖民地總督一樣,有權任命或罷免政府主要官員(見《基本法》第48(5)條及《英皇制誥》1917第14段)。而根據行政會議作出的多數決定,行政長官或總督有權選擇不採納(見《基本法》第56條及《皇室訓令》1843第30條)。可是,《基本法》第56條同時列明在哪些情況下行政長官無須諮詢行政會議的意見,而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相比之下,殖民時代的憲法文件中並沒有這樣的明文約束。而在立法機關方面,《基本法》第50條列舉了行政長官有權解散立法會的情況。當行政長官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時,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基本法》第52條更寫明,如果行政長官仍然拒絕簽署重選立法會中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原法案,行政長官必須辭職。另一種情況則是當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法案,而經諮詢後未能達成共識,行政長官可以解散立法會,如果重選立法局也拒絕了原法案,行政長官也必須辭職。行政長官在任期內只可以解散一次立法會,並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然而,總督的權力在這方面顯然受到更少限制。根據《皇室訓令》1971第28A條,總督可隨時解散立法會,並沒有提及任何執行條件。由此可見,在總督與行政長官的權力行使方面,兩份憲法所賦予的限制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就司法機關而言,行政長官和殖民地總督均有權赦免或減輕罪犯的刑罰(見《基本法》第48(12)條和《英皇制誥》1917第15段)。他們都有權參與法官的任免,但兩者的參與程度就有一定分別。於殖民時代,法官的任免全由總督決定,不受立法機關的任何監督。 但根據《基本法》第88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官應由獨立委員會推薦,再由行政長官委任。終審法院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及免職,亦須獲得立法會同意(《基本法》第90條)。這些增設的程序要求能避免司法機關的運作受到行政長官的影響,並確立了行政和司法機關的權力分立。現任行政長官的問責在殖民地的憲制框架下,港督只須向英皇直接問責。但《基本法》第43條要求,行政長官不單向主權國(即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同時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因此,如果行政長官像以往的港督般,只求在主權國訂定的憲制界限內行使權力,並不足以達到《基本法》的問責要求。他更要自我克制地履行公責,方能維護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但最近的一連串事件卻顯示行政長官梁振英把個人和政治動機放在公眾利益上。在2013年10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無視廣播事務管理局(現稱通訊事務管理局)的建議,以「一籃子因素」拒絕香港電視網絡的電視牌照申請。事實上,政府委托顧問撰寫的報告證明香港電視網絡的表現比另一個成功的電視牌照申請人更好。雖然高等法院上訴庭駁回了對香港電視的司法覆核,但行政會議至今仍未公開解釋其決定的理據。由於整個發牌制度嚴重欠缺透明度,這惹來了行政長官梁振英因政治目的而打壓香港電視網絡的指控。在2014年12月,香港大學副校長(學術及人事資源)遴選委員會在全球招聘中決定推薦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為唯一人選。但在翌年8月,行政長官梁振英被指藉其委任的校委會成員作政治干預,否決陳文敏教授任出副校長。雖則《香港大學條例》(香港法例第1053章)第12(3)條訂明港大校監由行政長官出任,但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指出:「殖民地時代,港督出任港大校監,不是以行政機關首長身份,而是以英女皇個人代表的身份;而英國大學由皇室成員或皇家貴族為校監,俱是禮儀角色,不行使任何實權。」在2016年10月18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入稟法院,就立法會主席容許議員重新宣誓之權力申請司法覆核,並要求法院頒下臨時禁制令阻止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及游蕙禎重新宣誓。根據慣例,律政司已經足以作為政府的入稟代表,而行政長官沒有任何需要加入成為申請人。對於是次司法覆核申請,陳文敏教授認為「這似乎是一個政治而非出於公眾利益的決定」。儘管《基本法》第48(2)條列明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和其他本地法律,但區慶祥法官在原訟庭判詞第80段指出:行政長官沒有資格以其行政長官的身分,就《立法會條例》第73條對梁頌恆及游蕙禎申請覆核。在梁振英之前,從來沒有任何港督或行政長官曾經入稟申請司法覆核。他的政治決定使司法機關介入立法機關的內部事務,嚴重威脅三權力分立的憲制原則。以上種種的不透明決定和政治舉動反映,行政長官梁振英無論在行使權力或履行職責時都難以達到《基本法》中向香港社會問責的要求。權力與法治法治精神不僅要求行政長官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自我約束和公正地行使權力。Lord Bingham(前英國上議院首席大法官)在他撰寫的《法治》一書中討論到權力運用:「各部大臣和各級公職人員在行使所享權力時,必須真誠、公正,並依照法律授予其權力之目的,不越權,亦不違理性。」因此,行政長官所作的任何決定均須符合權力設立的目的:維護程序公義及保障公眾利益。由於港督和行政長官都不是由香港人直接選舉產生,其管治的認受性完全建基於他們對捍衛法治和自由的承諾。港督只須向英皇問責,但行政長官同時向中央人民政府以及香港社會負責。因此,行政長官甚至應該比港督行使更高的自我約束,不應以推進自己的政治或個人議程為目的,並按照公共利益行事,以維護法治精神。一旦行政長官任意使用其權力和影響力,將會嚴重削弱政府的管治威信,進一步撕裂香港社會。文:姚旻岐、鄺智浩作者簡介:姚旻岐是香港大學工商管理學學士(法學)及法學士二年級學生;鄺智浩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政治學與法學)及法學士二年級學生 特首 行政長官 香港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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