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選舉所帶出的香港政治碎片化問題

在早前結束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中,地區直選的選民登記人數、累積投票人數以及投票率均創下了歷史紀錄。這正好說明,市民對香港近年政局的普遍不滿已經到達一個臨界點,許多人都希望藉手中選票改變現狀。同時這也預示着,由政治冷感轉變為熱中政治的香港將繼續整體步向政治化社會。對於立法會選舉的結果,人見人殊,有很多不同的分析版本。筆者認為,其中較為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本次選舉所帶出的香港政治碎片化問題。參照美國學者拉里.戴蒙德(L. Diamond)等人《政黨與民主》一書的界定,「碎片化」(fragmentation)主要是指進入議會的政黨愈來愈多,具體表現為議席的碎片化及選票的碎片化。議席碎片化和選票碎片化(1)議席碎片化,主要表現為立法會內部的政黨組成愈趨分化。經統計可知,進入新一屆立法會的政黨已超過10個。建制派代表有民建聯、經民聯、工聯會、自由黨等,傳統泛民代表有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本土/自決代表有香港眾志、青年新政、熱血公民等,整體數量已超過上屆立法會。而且這種現象本身也是不正常的,在諸如踐行完全比例代表制的威瑪德國以及蘇聯解體後的早期俄羅斯均曾出現過類似情况。(2)選票碎片化,突出表現為雖然建制與非建制陣營雙方在立法會內的整體力量對比格局並沒有大的改變,但非建制陣營內部卻發生了重大變化——新增了6個本土/自決派議席。由這6席所代表的本土/自決力量在本次選舉中從傳統泛民處切割了40萬選票,比如新界西選區「票王」朱凱廸的8萬多票就是主要從謀求連任失利的李卓人、馮檢基處吸收過來的。那麼,這40萬選票是什麼概念——佔了全港地區直選累積投票總數的19%,也就是說每5名選民中就有一名支持本土/自決。這反映,本土/自決派已然成為了香港社會不可忽視的一股政治力量,未來不僅會在立法會中與建制、傳統泛民形成鼎足三立之勢,而且也會導致非建制力量內部的政治光譜進一步拉闊,選民將被分割為分別支持傳統泛民、激進泛民、本土/自決、港獨等不同陣營的多個零碎群體。碎片化政治的成因及其影響概而言之,香港之所以出現碎片化政治而且呈漸趨嚴重的態勢,與政治體內部尚未出現多數黨並形成穩定的政黨體系有莫大關係。一般認為,碎片化的程度能夠反映政治體的政黨體系模式。當碎片化程度較高時,政黨體系可以被界定為有限的或者適度的多黨制;而當碎片化程度達到極高時,政黨體系就可以被界定為極化的多黨制。我們基於上述認識並結合政治學者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所提出的政黨體系分類標準可知,香港目前的政黨體系已經可以被歸類為「極端多黨制」。對於這種帶有自身特色的不完整政黨體系,又可以稱之為:港式半政黨政治。而深究香港之所以生成這樣一種不完整政黨體系的緣由,筆者認為,它除了內含社會分化、社會矛盾激烈化等深層次原因外,更多的則是源於香港目前採行的涵括功能界別選舉、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加黑爾基數當選基數計算方法等特色元素的選舉制度。世界各民主社會的發展經驗表明,碎片化政治下,政府要實施有效管治是異常困難的。為此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在新一屆立法會任期內,特區政府要想扭轉目前困局迎來政通人和,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由於非建制力量繼續掌握立法會全體總數及分組表決的關鍵否決權,未來4年議事規則的修改亦難有希望,立法會恐怕也將要繼續飽受拉布的困擾。政局變化為香港管治帶來新挑戰不可否認,本次立法會選舉的最大看點就是本土/自決力量的異軍突起。其在引出香港政治碎片化加劇的問題之同時,亦將為香港的未來管治帶來新的挑戰。在此不妨做一個簡單預測:隨着本土/自決派當選者履任議員,自決、港獨等極端主張也將堂而皇之進入立法會議事堂,屆時勢必會在社會形成示範效應,最終使得激進本土及港獨勢力進一步蔓延。未來4年,香港不僅街頭暴力社運會持續增加,社會亦將進一步撕裂。面對諸如此類的嚴峻考驗,中央和特區政府負有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憲制責任當然是責無旁貸,而生活在香港這個共同體中的每一名有識之士,不管分屬建制或者泛民陣營,豈不也應該放下成見為香港前途深思?(作者按:本文原為筆者參加北京清華大學香港立法會選舉的有關問題與法理研討會發言稿)文:黎沛文(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講師、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5日) 立法會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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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陣營的碎片化與選舉配票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民主力量得以穩住而略有進步,傳統民主派成功世代交替,更有多名雨傘運動積極參與者當選,一減民主人士兩年來的鬱悶及挫敗感。以上的結果可以說出乎大多數人在選舉前期的意料,因為大家當時看到的是雨傘運動期間以至後來民主力量面臨嚴重分化的威脅。配票的社會基礎最能表現這種威脅的,莫過於立法會選舉時碎片化的現象:各種新舊大小不一標榜民主的政團紛紛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同時又否定選舉協調機制,大有為了給自己一個機會而不惜讓建制派坐享漁人之利之勢。選舉開始後相當一段長時間內,民意調查顯示民主陣營確實為碎片化所累,候選人當選的機會不是低迷就是不確定,連民主力量能否保存議會關鍵否決權也成疑問,積極支持民主的選民莫不憂心忡忡。局面已經變得甚為明顯,如果民主陣營不想它在立法會的影響力大倒退,彼此必須有所協作,好讓選票不會過分分散而浪費。各方要有所協作無疑成了大局所需——這就是配票的社會基礎。不過有了社會基礎,配票還要有其他條件的配合才能成事。一個是組織支持。香港民主運動一向沒有強而有力的統合組織,在雨傘運動中,所謂大台也受到衝擊,誰也說服不了誰,選舉時更連協調機制的影子也見不到,絕對談不上有什麼組織基礎。自發配票與政團配票結果,傾向民主的選民自己行動起來,聯繫網絡中的親友而自行配票。這種配票無法精確,只是根據自己的政治傾向和對形勢的估算來分配選票,主要目的是在於把同類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最大化,把選票盡量集中在有機會勝出者身上,即是平常我們所說的棄保行為。事實上,配票者之間是沒有什麼聯繫的,大家只是參考民意調查的結果而配票,對最終結果沒有全面及切實的掌握。不過,他們的行為可算是高度的政治參與,因為箇中有分析、議論和說服,比一般投票投入很多。選民自行配票在過去的選舉中也有過,但這次從社交媒體所見,配票活動應比以往熾熱,大概跟民主形勢危急以及選民民主覺醒有關。另一層次的配票行動是由政團來進行。基本上,政團的配票是以資源分配的辦法來進行的,這包括時間、人力、地區、樁腳等因素的調動,從而影響宣傳範圍以至票數的分佈。民主黨把涂謹申的票分給鄺俊宇大概就用上這些策略。這種策略基本上是個別政團的配票行為,間接影響到其他對手的競選策略。雖然團體之間沒有協調機制,但這次選舉卻有公民黨等政團的候選人在最後關頭宣布棄選,形成跨團體的棄保局面,透過犧牲個人而增大其他同一派別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會否有人願意棄選,最重要的是看有關團體及其候選人有否大局觀念及犧牲精神。處於相對弱勢如鄭家富者在勸退聲中就不為所動,正是其中另一種例子。配票的資訊及傳播網絡基礎配票要成功,除了考慮社會及組織外,也需要資訊基礎及溝通網絡。一個候選人的機會,可以透過往績和競選期間民眾的直接和間接反應來估量,但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科學的選民調查,是以政黨、候選人以至想參與配票的選民都緊盯着民意調查的起伏,從而制定選舉及配票的策略。配票的精確度是跟選民調查的真實性成正比的。香港有能力支持大型調查的政黨大概只有建制派,而民主陣營力量分散,只能依靠民間社會集合力量而進行的調查。由於資源有限,加上各區候選人眾多,鍾庭耀的調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的樣本有欠充分,調查結果甚為不穩定,參考價值大打折扣。情况要到後來累積樣本夠大了才好轉,使各種配票、棄保、棄選等配票行為有較為切實的依據。選民如何得知有關數據?分散的團體及選民如何商議策略,又如何把策略傳揚開去?這都得助於香港甚為發達的傳媒網絡。一方面新聞媒體每天報道調研的起伏,其次各種社交媒體及群組都加以轉載,並議論紛紛,讓所謂民間智慧有所發揮。這趟配票的行為好像特別普遍,大概跟社交媒體近年高速普及有密切關係。雷動計劃的配票統合潛能這次選舉的配票除了上述的形式外,最特別的是戴耀廷主持的雷動計劃。計劃的基本做法是集合幾萬有興趣參與配票行動的選民,他們分區定下自己認為值得支持的候選人,同時參考民調及其他因素而估算候選人當選的機會,從而制定配票策略。當然,雷動計劃的估算和配票也不可能精準,但從最後票數走向以至一些票站最後熱烈投票的情况來看,其配票作用確實存在。事實上,雷動的配票策略透過各種渠道輻射出去,影響範圍超越原來的參與者,大大超乎主辦者的想像,足見其潛力之大。香港民主運動缺乏大台的統籌,一旦走向碎片化,民主力量只會被進一步邊緣化。雷動計劃是非常規組織,獨立於個別的政團,卻為整個民主陣營起着一定的配票統合作用,可算是民間社會因應香港獨特社會環境和社交媒體興起的創意回應。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以雷動方式配票,而是如何使配票計劃更符合民主原則,如何使配票更精確,及如何增大效用。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兼榮休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9日)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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