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主任的權力

梁天琦被否決參選資格,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選舉主任的決定是否有法理依據,取決於相關的法律規定。我們大可批評選舉主任的決定,但近日一些言論對選舉主任作人身攻擊甚至刑事威嚇,這種行為不但對探討問題毫無幫助,亦將人與事混為一談。近年這種人事不分的手法愈趨普遍,此風實不可長。參選權是一項重要的基本權利,亦受《人權法案》的保障。因此,法例對參選資格和程序均有明確的規定。《立法會條例》第38條列出參選資格,包括年齡、居港年期、國籍等。第39條則列出那些類別人士喪失參選資格(如法官)。第40條列出一些程序的要求,如提交按金及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第38至40條所列的要求,大都是簡單和客觀的事實,選舉主任當然有權核實這些事實,如查驗參選人的身份證、居港年期、有否簽署第40條所要求的聲明等;故對那些沒有簽署有關聲明的參選人,選舉主任有權認為他們並不符合參選資格。有沒有作出聲明和參選人是否真誠作出聲明是完全兩回事。選管會的相關規例指出,選舉主任只可基於提名表格是否填妥或簽署而宣布提名無效,這並不包括信納作出聲明的意圖或誠意。後者涉及對法律的詮釋、搜證和對證據的裁斷:選舉主任得解釋聲明的內容,何謂擁護基本法?如何詮釋基本法不同部分的條文?繼而他需要裁斷有關人士的意圖,他的搜證權力有多大?什麼證據可以考慮?可否傳召證人?他對聲明的內容和基本法的解釋,或是對所搜集的證據的判斷,參選人可有答辯和逐一反駁的機會?要決定聲明者的意圖,已超越核實事實而屬行使司法聆訊的權力,需要明確的法律授權。再者,法例列明選管會乃獨立於政府的中立機構,其設立的原意正是為保障選舉和參選的權利不會受政治因素的影響。選舉主任的決定,正令選管會陷於作出政治裁決以限制參選的境地。我也不支持港獨,但光有一個良好的理由,並不足以賦予選舉主任否決參選人的資格的權力,這是法治的根基。在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和授權下,選舉主任的決定便踰越了法律的權限。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8月10日) 立法會選舉 法治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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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選大陸化

有「整個特區政府和中央作後盾」,政務官出身的選舉主任被擺上枱。他們無受專業的法律訓練竟可被僭建成「法官」,以法律之名行政治審查之實,以充斥「我認為」、「我不能信納」、「我信納梁先生實際上並不」、「我注意到」、「我留意到」、「我決定」等以「我」為先的言詞,褫奪梁天琦、陳浩天等人的參選資格。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今次是重大的政治動作,某程度釐清香港政治遊戲規則,就是不能侵犯中國領土完整。以「任性」理由剝奪他人政治權利據了解,梁天琦在上次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以一成半選票高票落敗,雖小試牛刀但得票之多已讓北京感到十分意外,擔心梁真的參選會勝出,紛紛派人南下分析其得票來源、原因及如何能對本土派作出有力打擊。在此背景、京官不停施壓和有人想領功的情况下,遂僭建了「選舉主任政治審查」這一關。有意見擔心,假若讓本土或港獨人士入閘,選舉論壇將成為宣揚港獨之地,這些主張將由小眾走入千家萬戶。而這些人一旦當選,他們在議會的港獨言論將更肆無忌憚,並受法律保護,因《基本法》第77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發言,不受法律追究。」可是,要剝奪一個人的參選權是一件很嚴重的事,相信只有經由法庭審訊才能作出權威、獨立和服眾的裁決。它的分量顯然並非一名選舉主任的職務所能承受的重。單單看以下兩條基本法條文:第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2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要處理以上條文與參選人言行的衝突,相信根本就不是選舉主任的能力所及,亦不會是他們工作的原有職務範圍設定。以「我相信」、「我不能信納」等「任性」理由為理據剝奪他人政治權利的事,不獨在香港出現,在內地亦時有發生。六七十年代,話說國家主席習近平仍十多二十歲時,他連續申請入黨10次、申請入團8次才能成功,之前次次皆被打回頭或不了了之,被相當於「我認為」、「我不能信納」的理由拒絕。1969年,15歲的習近平赴陝西延川梁家河插隊當「知青」,上山下鄉7年。當時,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文革前因《劉志丹》小說被打成「反黨集團」,之後被迫害16年,全家皆受牽連,習近平亦淪為「黑幫子弟」。其間,習近平不甘「被黑」,希望洗底,不停申請入黨入團,但上面不是說他父親有問題,就說他姓氏有問題;不是說他有黑材料,就是說他信不過,諸多刁難。連習近平都自問「我是什麼?我幹了什麼事?是寫了反動標語,還是喊了反動口號?」最後,得到貴人相助,冒險把他的黑材料一把火燒了,習的申請才獲接納。為先發制人 官方用流氓招數被無緣無故剝奪政治權利的又豈止此事?香港9月選立法會,內地今年則開展5年一度的全國縣、鄉兩級地方人大換屆選舉,涉及9億多選民、2850個縣市區、3.2萬鄉鎮,屆時將選出250多萬名兩級人大代表(新華社)。參選地方人大,候選人幾乎清一色都是官方提名、官方支持,再由官方明示或暗示選民,最後由選民投票選出。只有極少數人能按《選舉法》「選民10人以上聯名推薦的代表候選人」的規定,作為所謂的「獨立參選人」出選甚至勝出。由於不少「獨立參選人」都是維權律師、維權人士、教師、工人、新聞工作者、作家及意見領袖等人物,他們都有敢言、改革、敢於挑戰官僚等特質,官媒批評他們製造政治風險、帶來對抗性文化、傷及社會凝聚力及帶來不安,警告他們切勿觸及政府的「紅線」。為了先發制人,上屆地方人大選舉,官方就使用不少流氓招數,打擊「獨立參選人」,這些招數包括:(1)將參選人和助選者帶走拘禁。(2)恐嚇參選人及其家人致其退選。(3)對聯名支持某「獨立參選人」的選民施壓,令其撤回聯署。(4)搞秘密投票,以流動票箱幾乎只讓支持官方候選人的選民投票,其他支持者不知投票時間、地點,甚至連選民證都拿不到。(5)明示、暗示選民投票支持官方候選人。(6)由於內地選票有「另選他人」一項,不少無法進入官方候選名單的「獨立人士」,以此作為後着,希望支持者在此欄寫上「獨立參選人」的名字。有「獨立參選者」在小選區得到左右大局人數的選民支持,可能夠票當選;但投票前一晚,選民人數突然大增200人,官方說之前有遺漏登記的選民需緊急補上。於是,「獨立參選人」支持度被大幅溝淡,最後敗於官方候選人。看到內地打壓和操控選舉的陰招,主要是讓不聽話的參選人無法入閘,香港在這方面可謂青出於藍,在第一步就設限,要法律有法律,免了槍砲,為國家除了大患。他日,香港的選舉主任應多到內地交流交流,吸收多點先進經驗,為選舉的大陸化多作貢獻。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0日) 選舉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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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選舉」的分化陷阱

一直以來,不同學者研究香港政治,都覺得難為香港的政體分類,因為香港固然不是民主政體,但一直都有相當的公民自由和完整的法治,而立法會的「部分選舉」一直都是相對公平地進行的,和不少選舉威權政體(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或競爭性威權政體(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那種操控選舉和經常侵害人權有所不同。香港愈來愈接近選舉威權政體但近3周發生的事情,反映香港已經愈來愈接近選舉威權政體,明目張膽的操控選舉以影響選舉結果。確認書的安排和剝奪參選人參選權,都是沒有法理基礎的。《基本法》和現行選舉法例,都沒有列明立法會參選人不可以宣揚港獨(23條尚未本地立法),也沒有授予選舉主任權力判斷參選人的政治立場是否符合基本法,或者簽聲明時是否「真誠」。是否「擁護」基本法是主觀情感,不是某選舉主任可以主觀判斷某人現在或將來是否擁護的。選舉主任的解釋,根本就是以政見篩選參選人,本質上已經違反了國際上對自由選舉的標準。港視發牌、8.31決定和這次的剝奪選舉權,是一脈相承的。政權要把不喜歡的人踢出局,不讓他參加競爭,這過程可以完全是任意(arbitrary)的。踢出局的標準是什麼,沒有人會告訴你,因為標準隨時可轉,2月和8月就已經不同了,而且標準都是迎合當時的政治需要的,政治需要隨時可轉換,不說明對政權最有利。機制和標準,都只是服務政權的政治目的,隨時可以順手拈來。對反對派而言,正因為這種手段沒有法律根據,所以最難應付。這代表法律已經不是政權的底線。政權甚至沒有道德底線。它的原則很簡單:為了鞏固權力,它可以不斷的改變遊戲規則。它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沒有道德或法律的牽制,背後只是赤裸裸的權力考慮和計算。反對派的兩難這對長期鬥爭的反對派來說,造成某種兩難。長期堅持自己的原則當然是道德高尚的要求,容易贏取民眾的支持;但如果你明知球證和賽事主委都是對手的人,對手隨時可以在比賽期間改變遊戲規則,你是不是永遠堅持你打的是宇宙最強的戰術,一直不變就一定會戰勝呢?但是,如果你不斷因應對手改變遊戲規則而改變原則,那麼你不是變了和你最鄙視攻擊的政權中人一樣嗎?重要的是:政權是可以不斷改變原則的,因為他們其實沒有原則沒有底線只有權力,反對派要號召群眾建立理想社會,是不可以跟他們一樣的。政權要的其實不是反對獨立或防止什麼,是要顯示權力,令你屈服。他不斷改變遊戲規則,令人無奈地習以為常。慢慢,民眾覺得梁天琦承認不再推動港獨,和李波、王宇等人在電視「認錯」那樣正常地無奈、無奈地正常。然而結局都是一樣的:梁天琦口頭上改變了原則仍然不能參選,李波「認了錯」仍然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Levitsky和Way為人引述最多的文章”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反覆論述了競爭性威權政權有不同的競技場域(arenas),不是完全的受控,而令反對派可以用作抗爭,其中一個場域是選舉。選舉威權政權通常有選舉,有些可能不是全面普選(像香港或伊朗),有些是並非公平公正的選舉,政權透過各種方法巧取豪奪,目的是操控結果以維持權力,像香港這樣以提名或註冊規定將某種政見人士排拒在外的做法,國際傳媒都覺得太熟悉了。這種「部分選舉」(partial election)有兩個特點:第一,政權需要保留某種選舉令其有一定認受性,以向國際社會顯示政權獲得人民支持;第二,這些選舉很少是真正自由和公平的,因為政權害怕民意能忠實表達時,他們會被攆下台。像現在政權這種明目張膽操控選舉,另一難搞之處是他們似乎已經置選舉的認受性不顧,如此厚顏是非常難應付的。有限度的選舉其實是把雙面刃。樂觀的學者認為反對派可以利用定期的選舉對政權施壓,包括對國際社會突顯政權的不公不義:選舉縱使不是完全自由和公平,但執政黨要重複的交出施政成績以賺取民意支持,有機會犯錯而帶來改變政權的契機。Levitsky和Way則指出部分的選舉可以是不利改革的,因為民意會覺得已經有一定的表達渠道,令反對情緒降溫,而反對派亦會因為爭奪有限的選舉席位而出現分化,反而不利推動全面民主化。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直面對這個「部分選舉」的兩難。早於1982年區議會引入「部分選舉」,壓力團體便辯論是否應參與這有限選舉來進入建制。民主派的前輩告訴我,1980年代民促會時代的民主派,兼職搞民主運動時是比較團結的,因為大家都在建制外;到了立法局有直選議席,分歧便開始出現了。當政權容許某些人參選,又不容許某些人參選,有些支持港獨的可以選另一些又不可以選,第一個直接的效果是分化了反對派。這明明是不公平的選舉,為什麼還要參與?繼續參與不是對被逐出門的不公平嗎?除了策略的鬥爭外,還有「誰是人誰是鬼」的猜忌。在「部分選舉」的政體內,不同反對派其實在競逐相近的票源,有人不能透過選舉獲得政治資源,對其他反對派組織有利,本身就是一個帶來分化的結構。面對不公的遊戲和被操控的規則,不同人有不同反應和對策,大家都覺得自己正確,但在長期選舉威權下沒有人可以真正證明自己是走了正確的路線,於是長期虛耗在內部鬥爭之中。退出選舉 教訓沉重多年來世界各地的反對派面對過無數這樣的分化鬥爭,全面退出選舉的教訓是沉重的。反對運動完全退出建制,往往令資源和政治空間萎縮、民意代表和發言平台被佔,於是只有無奈地繼續把這個不公平的遊戲玩下去。像在香港,政治空間太狹小,「部分選舉」的席位是絕無僅有可直接面對群眾而公開競爭的公權力位置。面對選舉愈來愈不公平,各反對派也只能抗議完後照樣抽籤,然後開始宣傳自己的號碼,令人相當無奈。延伸閱讀: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April 2002, pp.51-65.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8日) 選舉 基本法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部分選舉 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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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火煮蛙

一九八三年底,中英談判期間,我在以保存中國傳統文化為使命的月刊發表文章,公開談論香港獨立為香港人須面對的選擇。文章題目為〈妥協與頑抗——擺在眼前的路〉:沒有底線的妥協,就是完全與中共政權下的中國大陸同化;徹底抗拒同化,邏輯上就只有香港獨立。兩條路都難以接受,但香港人必須破除禁忌,正面討論,面對代價,作出選擇。文章刊登之後,一片沉寂(可能文匯、大公除外,但我忘記了),因為香港人視抗拒為畏途,寧願寄望於一國兩制方針之下,香港會五十年不變。《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既成事實,我們就努力建立一切能守護香港那一制的原則與制度,堅持在《基本法》之下我們所有的空間。三十年多年之後的今天,為何港獨成了家傳戶曉的熱門話題?為何有17%港人支持港獨,而年輕人之中有四成人支持?是不是獨立的條件忽然成熟?是不是香港人忽然有興趣成為獨立國家?決不是。自1999年人大釋法以來,香港人的原有生活方式、自由權利、自治自法的範圍已不住遭到蠶食,尤以2003年反對23條立法大遊行之後,中央改變政策,香港機構干預香港事務已日深,雖然已有人警告這是「溫水煮蛙」,香港人會在不知不覺中盡失自由,但「港獨」仍沒有變成話題。忽然變成熱門話題,始於特區政府及中聯辦為了自己的理由,忽全力加強火力,猛火煮蛙,於是半昏迷的青蛙,忽然紮醒,看到原來原有的生活方式,已完全沒有了「一國兩制」之下的生存空間。要生存,就只有極力扎掙,跳出沸水,在蓋子壓下之前。起碼,17%的人相信。這場扎掙,不可能不流血,在現在的條件及狂人強權領導之下,鮮血必然會是白流,要消滅港獨何其易?只要香港人的原有生活方式在一國兩制之下確實受到尊重,港獨就沒有銷路,反之,就會愈亂,在添馬廣場上不過二十餘的陳浩天向聚集的群眾說,革命不是時候,因為未有足夠的群眾基礎,這是十分正確的決定。未來幾年如何發展,就要看雙方的智慧了。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8月8日) 立法會選舉 港獨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陳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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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女麗嫦

香港女性當中,叫阿娥阿嫦,年紀應該有番咁上下,行事風格,氣質態度,很難跟今天的港女相比。但發夢都估不到,選舉主任麗嫦姐,否決梁天琦的參選資格的邏輯,竟然同今日港女有得比。港女:「你愛唔愛我?」港男:「我對你咁好,梗係愛你啦!」港女:「我點知你係咪真心㗎?」港男:「你咁都唔信,唔通要我挖個心畀你睇咩?」港女:「咁你點證明你真係愛我吖?除非咁,你簽張確認書畀我,確認你愛我,如果有個年限,就係一萬年!」港男:「為咗確認我對你真心,睇下,我已經火速簽咗確認書嘞!」港女:「我都係唔信,點知你係咪真誠咁愛我㗎?」港男:「咁你想我點吖?」港女:「你將你前度送畀你所有嘅嘢,咩嘢信物、情信,喺我面前燒晒佢,咁我或者會信……」港男:「好……我燒晒啦,幾乎屋都燒咗,連fb、WhatsApp都剷走埋,咁你信啦!」港女:「總之我就係唔信,你咁多前度,點知你同我拍拖嗰陣,心裡面仲會唔會諗住前度㗎?我哋都係分手啦!」港男:「……」梁天琦已經剷走所有「港獨罪證」,聲言轉變政治立場,不但簽署了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別行政區的聲明,更補簽了確認書,但麗嫦姐仍然不信納梁天琦是真誠的,否決了他參選的權利。嚴格地說,梁天琦所做的一切,等於簽了悔過書。今是昨非,迷途知返,對他的粉絲來說,立場是否堅定,已經大打折扣。梁天琦要做的都已經做了,難道像上面的港男所說,要挖個心出來畀麗嫦姐睇,才能證明梁天琦的真誠?梁天琦說得很對,今次被判「不符合立法會候選人提名資格」,等於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為什麼是終身呢?梁天琦主張過港獨,現在公開宣布悔改,但選舉主任仍不相信他的真誠,今屆被取消參選資格,那麼下屆呢?再過4年、8年、16年,真誠也可繼續被懷疑,參選資格也可繼續被取消,這不是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又是什麼?在中國大陸,無論是維權人士,又或習大大的政敵被檢控被判刑,好歹都經過法律程序,刑期多少年?剝奪政治權利多長時間?都會正式宣判。今次選舉主任的做法,比大陸還不如!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8月7日)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選管會 確認書 梁天琦 選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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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亮底線 公僕心慌慌

選舉主任褫奪被指支持港獨的立法會參選人的提名資格,惹起公民社會連串反彈——干擾選管會簡介會、社交媒體「洗版」式的抗議,就連一些平日不支持港獨、不喜歡本土派、少談政治的人,也憤言選管會欠缺一致及清晰的行事理據,破壞香港行政機關按制度辦事、保持政治中立的傳統價值和信譽。的確,網民列舉了不少選管會、選舉主任至今仍未能讓公眾釋疑之決定。其中有意參選立法會新界東選舉的梁天琦,曾出戰幾個月前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並在選舉論壇表達港獨立場,惟當時選管會並未褫奪其提名。同一個人、同一地區的直選、同一個立場,如今卻被選舉主任否決參選資格,前後矛盾如斯,再多的官腔也無補於事。這次選舉主任褫奪參選人提名資格的風波,揭示了在北京「亮劍」露出「底線」後,香港公僕要「依法辦事」的尷尬窘態。事態發展至今,北京對港獨的「底線」看來頗為明確——就是香港的公權力絕不容許港獨勢力插手。這幾年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國民身分認同低下,看來已成大勢。相信北京也明白,如今要禁絕港獨言論及阻止其思潮發酵,幾近不可能。如今北京要做的,便是守住香港一切的公權力,防止港獨勢力藉着取得公權力進一步壯大自己,影響政策,讓人覺得港獨於政治權力的規則中「有得玩」。而立法會議員正是手握公權力的公職,而且政治能量難料—— 一個「怪醫」拉布,就可以讓政府、建制派及泛民主派束手無策。是故北京絕不會讓港獨勢力奪取立法會內任何一個議席。政治底線為港公僕帶來難題這一條政治底線,正為香港公僕帶來一連串的難題。最為明顯的是要「依何法來辦事?」北京的政治底線,不一定是(甚至通常都不是)香港的成文法律或案例。政治底線可以模糊多變,更有「不成文」的心領神會,但香港法律卻講究立法程序及咬文嚼字的條文內容。雖然《基本法》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卻未有對香港居民的參選權或參選資格列出定義;而《立法會條例》中列出的參選資格,亦並未有跟港獨相關的條文。就連選舉管理委員會訂定的指引,亦未有就如何構成港獨主張訂下釋義。結果選舉主任在褫奪被指支持港獨的參選人時,便惹起無日無之的法律爭議。再者,何為公權力亦是可大可小的問題。立法會議員當然是擁有公權力的公職人員;不過若把「公權力」的概念大幅延伸,則可以是任何於公務員職系、公營組織,以至是其合約員工,也可被理解為公權力的一部分。將來上述職位的聘任及任免時,會否也有機會被要求加入「防止港獨勢力滲透」的條件?如果連在公營組織當一份茶水差事也要「思想正確」,屆時公務員事務局及各組織的人事單位要如何「依法辦事」,真的不堪想像。早前康文署曾爆出「國立」事件:一名擁有台灣學歷的藝術工作者,不能把其母校名字中的「國立」兩字印於場刊,惹起香港及台灣輿論批評。這讓人費解的風波,體現了香港公僕執行北京政治底線時的尷尬局面——在無規可循下向公眾解釋自己是如何依法辦事。選舉管理委員會如今面對的局面,亦大概如此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6日) 立法會選舉 選委會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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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主任手中的尺

選舉主任何麗嫦真的厲害,一眼就看穿梁天琦放棄港獨、轉軚擁護基本法,全部都是虛情假意。搞個「頭盔版」的面書,剷走昔日的港獨主張和言論,只是策略考慮。故此,不能信納梁天琦的真誠,否定梁天琦作為立法會候選人的資格。這位何麗嫦女士真有過人之處,甚至真的是梁天琦肚裡面條蟲,對梁天琦的一言一行睇得通通透透。作為政府的一員,何小姐實有責任將她這手獨門秘技,傳授給其他選舉主任,教同事洞悉立法會參選人隱性或顯性的港獨分子,使他們進入立法會的圖謀無法得逞,利用立法會選舉作為宣傳港獨平台的陰謀,也要迅即消滅於萌芽狀態。但事實卻偏偏朝相反的方向發展。選舉主任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翻箱倒櫃,又剪報又cap圖,又從不知哪裡找出所謂法律理據,才成功阻截了一個梁天琦,和其他5位知名度不高當選機會不大的參選者,卻走掉了一大群漏網之魚。中央交下來的兩大任務無法完成,被確認參選資格的港獨分子,仍揚言會利用立法會的選舉平台宣傳港獨,特首梁振英將很難向北京阿爺交代。沒錯,提名無效的參選人,差不多全部都有宣揚過港獨,有些更旗幟鮮明態度堅決,表示不會因為要參選而改變初衷。他們當中,有些簽了擁護基本法的聲明和確認書,有些由始至終堅拒簽署。可見,簽確認書與否,與參選資格無關,港獨立場才是最關鍵的因素。如果港獨政治主張是被否定資格的確切標準,而且一視同仁,用同一把尺應用在所有參選者身上,即使在法理上仍不能服人,起碼算是說得過去。但事實卻並非如此。那些順利過關,拿到參選入場券的,有主張港獨,在造勢大會上更立場鮮明地表示初衷不改,更因此而拒簽「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的確認書,但他們照樣無驚無險地取得參選資格。我要問的是,選舉主任有多少把尺量度參選人的政治真誠?甚至是同一個選區新界東,同一個選舉主任何麗嫦,主張港獨的梁天琦被否定參選資格,但同樣主張港獨建國的參選人卻符合資格。梁主任,你手中拿着的是什麼尺,可否清楚告訴大家?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8月5日) 立法會選舉 港獨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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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崩樂壞的香港:選管會的人治

傘運後的香港,越來越陌生。我所愛的香港,都已不像香港。一些香港本身的核心價值如法治、自由、權利,正面臨被完全侵蝕的危機。一些歪理在香港已變成真理,善惡不分偏偏得到景仰。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好像已所剩無幾;相反有著中國特色的「人治」卻日趨猖獗。「選管會梁天琦事件」就是其一選管會如何踐踏香港價值的例子。在今年立法會新界東補選時,我相信大家最記得梁天琦與楊岳橋之爭,那時梁亦有著支持「港獨」的旗號參選,選管會當時沒有否決他的參選資水格。不過六個月後,梁再參選時卻被選管會認為「未能放低港獨主張」而否決其資格。首先,先讓我說說為什麼會用「禮崩樂壞」來形容香港現今的狀況。昔日香港的「禮樂」其實可以追溯到港英時代開放給香港人的權利,歷史課就能知曉英國政府如何逐步了解市民對於權利的需求,並逐步開放予他們參與政治的權利。其實這造就了香港以「依法」、「民主」、「自由」之道建立其核心價值,並以之為香港人的禮與道。這談得上是香港的基本價值及基石。不過,香港近年政治方面的敗壞,尤其顯著的傘運後種種政界醜聞、侵犯港人權利等事件,就看得出一種吏治墮落在香港不斷發生。這就是一種禮崩與樂壞,而何以見得?選管會事件的不同角度也能反映出來。這件事,很黑暗、很不合情理。黑暗的是,本身特首選舉政改已經是有著篩選的偽普選,而被否決後,竟然想故技重施。雖然立法會選舉並非完全公平,仍存的功能組別選舉就恰好地示範議席的分佈或架構如何有「自己人才有權玩」的意味。既然在非完平的情況下,為什麼香港政府可以連僅有基本法賦予我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要被剝奪?這猶如侵蝕香港人僅餘的「一小片天空」。在這層面及做法,基本法所寫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其實已經被視若無睹。不合情理的是,選管會的理據存在不少漏誤、混淆視聽及矛盾。首先六個月前後選管會變了樣已經是不合邏輯。補選時梁「港獨」的聲音比起是次立法會選舉更強,而今次有嗎?或許。如果政府是要打擊港獨勢力,為什麼補選還讓他參選成名?為什麼要留到現在才做這種黑暗的篩選?其實選管會這兩次的邏輯上很有問題。另外,整篇對梁參選的理據聲明書充斥著「我認為」、「應是」、「我不能信任」等主觀以及不肯定的字眼。其實這與有中國特色的「人治」沒什麼分別。都是那一句:香港,是用法治說話,這亦是香港核心價值中重要的一環。什麼時候「我認為」、「我相信」、「我認定」就成為了指正人的證據?為什麼你指正人不需要真憑實據,反而要求被告人拿回證據證明自己沒「港獨」的想法?這「莫須有」的罪名在宋朝有,今日香港亦有。另外,這次風波有著獨裁、橫蠻的意味。大家都以為這些荒天下之大謬的事情不會發生在香港。怎知……不用多說。在候選人的提名表格,是有聲明讓候選人簽署同意擁護基本法的,梁亦簽了。但選舉主任竟認為雖然他簽署聲明,但依然不符要求。如果只靠選管會信任誰才讓他參選,這份聲明有何意義?一方面是在人治,另一方面根本是獨裁專制的處事手法。剛才所說的「我認為」、「我不相信」亦是同樣的道理,如何知道你所信的一定是真?「不要問,只要信」只是電視劇的對白,不是在現實也能通用。「一言堂」就是這次事件選管會的一種態度。但你覺得能令香港人臣服嗎?有,或許是還未知道香港的醜惡的人。首先,我是不會信服的。總括而言,這次風波再一次印證了香港已陷入禮崩樂壞、政治敗壞的深淵。傘運後的政府更變本加厲地踐踏香港人的尊嚴、香港的價值、香港值得驕傲的基石。我只希望香港仍能堅守其核心價值,停止更多禮崩樂壞的場面出現。似乎這願望只是鏡中花,水中月。甚至連倒影都已消失。很多人(包括我)所愛的香港,還在嗎?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選管會 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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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篩」的香港

前年雨傘運動,大家走到街上餐風露宿七十九天,就是為了爭取香港特首的「真普選」吧?當時仍有不少人,還憧憬香港政府以至中共,在我們的堅持與領導者的「又傾又砌」下,會放手否定人大落閘決定,給予我們普選權利?大家很清楚,答案最後是「不會」。所以,由去年區選到今年新東補選,發生的大量種票、配票、界票加上失匙票箱,到今次選管會越權要求簽確認書,甚至「一女子」違法對候選人政治審查,以「我覺得」「我認為」對候選人作出的「真篩選」,也是我們本就應一早預見的事情。可笑的是,腐朽的政權要求市民擁護「基本法」,卻同時視「基本法」的承諾如無物。事至今日,可見他們在乎的只是政權的鞏固;一切法治制度,只是任由當權者搓揉的橡皮圖章而已; 基本「大法」就是用來箝制市民自由的黃符。其實由梁振英還未上任就提出的「五司十四局」起,已是以一己之好惡,為穩固權力滲透並破壞香港賴以穩定的所有制度。被揭發懷疑收賄犯法的行政長官,竟可以安坐權力寶座至今,若是真「港人治港」的民主政體,根本沒可能容得下這種領袖。而在權力底層的香港人一再退讓、談判、抗爭;為了「求存」,有人甚至自我摧毁一國兩制,進入中聯辦繞過港府直接向北京談判;得到的結果?大家也心知肚明。香港人的生存空間日益收窄,連安居樂業也已成不能實現的夢想;每天打開報紙,荒謬故事連載無間,一如其他國家。另邊廂,政府卻連選擇性的「以言入罪」都實現了:警察揚言「女姦男殺」逍遙法外;平民在臉書說說「掟炸彈」卻上門拉人。梁天琦、陳浩天等港獨言論被打壓,印證了中共和港共政權的心虛和無法無天;高達斌、李偲傿這等跳樑小丑都可「踏上」政治舞台,可見議會政治制度之可笑與名存實亡。從「自由幻夢」之中醒來吧。眼前的一切制度,只會愈來愈「篩」;我們的自由與權利,今天在,明天可能就不在了;甚至我這枝筆,可能明天也不在了。拉橫額、衝上台搶咪的騷已開到荼靡,大家能做甚麼、可做甚麼,我不能置喙;只道譚志強說,「香港年輕一代有無可能流血革命?」,馮智政說,「他們連抽血都不敢!」。我們是他倆口中的「年輕一代」嗎?或許,時間會說話。九龍東(12名單爭5席),各名單排首位者按序為:黃國健、胡穗珊、高達斌、譚香文、謝偉俊、柯創盛、呂永基、胡志偉、譚文豪、黃洋達、陳澤滔、譚得志。新界東(22名單爭9席),各名單排首位者按序為:方國珊、林卓廷、廖添誠、陳云根、梁國雄、張超雄、楊岳橋、麥嘉晋、鄭家富、葛珮帆、侯志強、李梓敬、鄧家彪、范國威、陳玉娥、黃琛喻、李偲嫣、陳志全、梁頌恆、梁金成、容海恩、陳克勤。 梁振英 2016立法會選舉 確認書 梁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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