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家麟:眾籌始祖

獨立媒體(香港)眾籌,希望循序漸進做大社區新聞,他們要求不多,目標只是30萬,用以訓練記者、印刷社區報、扎根社區,想起剛到德國參觀過的左翼報章Die Tageszeitung。報章名字,直譯就是《日報》,1978年於西德創辦,早於幾十年前已用眾籌集資,只要捐出500歐羅,你就成為「股東」。股東定期開會,決定報章內容方針,但沒有人事任免權。董事會則由兩個創辦人加員工選舉的幾個代表參與。報章頭版每天都會大大隻字報告股東數目,去年底,是17,383人。《日報》立足柏林,記者200人,強調沒有金主,不受財團利益影響,獨立編採。現時在德國發行近6萬份,在5份德國全國報章中敬陪末席,但以小眾聲音來說,算是有一定影響力。《日報》以記者工資低而聞名,但財政穩健,在柏林市中心有自己的物業作總部。《日報》的經營環境與模式,當然與香港有差別。在香港,眾籌搞社區報,有前景嗎?社區新聞須勞力密集,讀者群又分散割裂,難以圖利,一直以來為主流傳媒忽略;但社區事貼身,也可以從小見大,絕非雞毛蒜皮,只在乎你如何說故事而已。美國經驗,報業深受互聯網衝擊,地區報章找出路,其一正是社區新聞,社交媒體往往被大新聞佔據眼球,印刷媒體轉移深挖社區,填補空白,正是其時。[區家麟]PNS_WEB_TC/20180109/s00311/text/151543536591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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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蕙芸:天文台

事先申報,我對香港天文台充滿感情。家父曾服務天文台長達數十年,他做的工作頗有趣,需要在尖沙嘴天文台總部的騎樓觀測天空,例如記下雲量、雲的高度和類型,估計能見度距離等。長大後我當記者,他已退休,我特意回天文台訪問從事這崗位的公務員,寫成人物專訪稿子。這份工一點也不輕鬆,需要輪更工作,有時更會通宵開工。自小我已經有記憶,每遇到打風的日子,父親似乎特別忙碌。從小他已經向我解釋天文現象,例如「東風」是從東邊吹來的風,不是吹向東邊的風;和他外出散步,我會識別一些羽毛狀的雲,學名叫「捲雲」,屬離地面最遠的高雲,代表天氣不錯。近年在大學教書,也接觸了天文台的同事們,去年台長岑智明邀請我到天文台與他們切磋如何運用社交媒體。其實天文台已做了一些工作,推出專頁收集各區的漂亮天文照片,而岑台長在臉書也是活躍分子,記者們直接用臉書找他,他也會盡力回答。我也參觀了天文台的小型直播室,看到這班科學家,能夠接受時代挑戰,學習用短片拍攝和臉書與普羅市民接觸,我是感到佩服的。因為和天文台有這份的淵緣,明白到他們是一班解讀數據做預測的科學家,有時看到朋友圈子寄出那些「碼頭工人收到未來三天颱風信號時間表」的短訊,明顯是造假的信息,但仍廣泛流傳,就特別感到難受,覺得有些人還是很愚昧。我會傾向細心閱讀天文台發出任何信號的理據,例如颱風是從香港西邊還是東邊登陸,颱風風速達到每小時多少公里,還有海水潮漲影響。上星期天鴿導致澳門出現災難性破壞,也因為客觀上天鴿對澳門威脅比香港更大,當然,香港天文台預報做得好是要讚,但也不必像一些人說道,香港的一切都比澳門勝一籌,至少從這次風暴上來說,香港預測除了做得好,也因為好彩,因為天鴿離我們遠了一點點,香港地理也沒澳門那麼低窪。[譚蕙芸 whyvan123@gmail.com]PNS_WEB_TC/20170828/s00191/text/150385728002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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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災難小編炒晒未?睇清網絡大忌保平安

公關災難何其多?先有紅十字會捐血危機,再有西九龍中心因為兩球雪糕要道歉,還有開價萬一蚊請「十項全能」奴工的不知名公司。涉事小編和發言人,成為眾矢之的,但有時只是他們太老實,將自己心目中的真相如實稟報,並犯了大忌:命令公眾。 紅十字會動輒得咎,大背景是極右思潮在互聯網壯大,反對大愛互助。所謂捐出的血會運上大陸,一早實證是假消息,普羅市民不會相信。不過,去捐血要人排隊4句鐘,又希望「奴隸」調整作息時間以遷就捐血,就觸動很多人神經了。 紅會的呼籲,只是實事求是,而同一時間,該會已承諾改善安排,理應問題不大。奈何,部分網民僅僅擇取其發出的呼籲,放大事實,斷章取義為其炮製公關災難,一呼百應。 在未有社交網絡的時代,大家聽了紅會呼籲,不會出聲質疑,因為指摘紅會是道德不正確。來到現在,大家在網上匿名抒發,才發現同道中人那麼多,自然愈鬧愈大聲。紅會只能從善如流,減少依賴以臨時呼籲的方式管理捐血者,調整捐血安排。若重演類似失當,恐怕將成為仇恨者的助燃劑。 無論真相如何 網民要的是抒發情緒 至於西九龍中心不跟雪糕店續約,是商業決定,但商業考慮從來不是網民考慮。中心在社交網絡專頁暗諷網民力撐的雪糕小店,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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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中「媒介化參與」的發展和弔詭

對從事或研究政治傳播的人來說,剛過去的特首選舉可算弔詭。選舉傳播過程有非常壞的一面,主要是大批主流媒體延續了5年前特首選舉中的歸邊現象,並同時配合各路人馬的放風行為,構造出一個具中國特色的「跑馬仔遊戲」。但選舉傳播也有進步的地方,一言以蔽之,香港可說是首次出現了一場由社交媒體帶動的參與式選戰。 所謂參與式選戰,是指普羅大眾在選戰過程中不止是競選宣傳的受眾,而是直接地參與到選戰過程之中。當然,就算是傳統的選舉,選民都可以透過參與候選人的集會或成為選舉工程中的義工而參與到選戰之中。但在傳統的選舉中,展現這些參與行為的選民始終是非常少數。到了數碼媒體和社交媒體的世代,選民則可以有更多機會和方式,對選舉過程有「媒介化」的參與(mediated participation)。 一場由社交媒體帶動的參與式選戰 談是次特首選舉中的「媒介化參與」,自然要從曾俊華的選戰談起。撇除大家如何看「曾俊華現象」的政治含意,沒有人能否認其選戰的出色。重要的是,他的選戰出色的地方,不止在於他的文宣比別人做得好、短片比別人拍得感人,或口號比別人的「貼地」;突出的地方,在於他的選戰真正由網絡和社交媒體帶動,而且讓市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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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網絡言論中的「不文明話語」

剛過去的星期天,3名特首選舉候選人在教協舉辦的特首選舉論壇中同場比併,林鄭月娥在回應一名高等教育界選委的提問時,自言是「白色恐怖受害人」,又指影星蕭芳芳為她拍宣傳片,結果卻被網民辱罵,香港社會不能容忍這種「恐怖」。 林鄭月娥的「白色恐怖論」,是小事化大和引喻失義。林鄭月娥也許指向了一些確實有其不妥之處的網絡現象;但那些現象,不能以「白色恐怖」來形容。 閱讀不文明網絡評論 減開明程度 有問題的現象,是網絡往往是「不文明話語」(uncivil discourse)的溫牀,如措辭強烈的髒話、人身攻擊、帶有種族或性別歧視的語言等。就算是「互聯網2.0」到來之前,很多傳播學者就已經關注到網絡上的不文明話語或行為的問題。在較早時期,網絡論壇主導的時代,因為人們在論壇中毋須以真實名字出現,行為和說話會變得不受社會規範約束。就算後來到了社交媒體時代,大多數人都用上了真實身分,但因為說話時看不見「聽眾」,而且聽者不一定會就着言論作即時回應,所以傳統社會規範的約束力仍然會比面對面傾談時低。結果是人身攻擊或帶有歧視性的言論較容易出現。 實證研究發現,閱讀言語上不文明的網絡評論,會使人們對自己已有的態度更為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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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對立法會候選人重要嗎?從「常態化vs.平等化」談起

在政治傳播研究中,談到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如何影響傳媒和政治生態時,有一個叫做「常態化vs.平等化」(normalization vs. equalization)的辯論。這個辯論有近20年的歷史。起源是1990年代初期至中期,互聯網剛開始普及時,很多論者認為,由於互聯網是個橫向和非中心化的傳播網絡,它讓所有人和組織可以繞過大眾媒體直接跟他人溝通,所以它可以打破現存的傳媒和政治結構,讓以往難以被聽到的聲音都可被廣為傳達。亦因此,網絡對各領域中的新興挑戰者有利,整體效果是競爭愈趨平等,此之為平等化。但不出幾年,就有另一批學者指出,雖然所有人和組織都可以運用互聯網跟大眾接觸,但要活用和發揮互聯網的各種可能性和優勢,始終需要各種資源。例如新聞媒體,雖說網上人人是記者,但不是人人都有讀者觀眾。所以,到最後最能得益於網絡的,會是現存的業已主導市場的傳媒機構。同樣道理,在各個領域,現存的領導者因資源優勢,最能得益於網絡。整體效果是領域中的生態不變,雖然新網絡科技可能在短時間內帶來一些轉變,但很快又會回歸常態。此之為常態化。「常態化vs.平等化」這辯論歷久不衰。其實,大家都知道沒有簡單的答案。世界很複雜,不可能所有東西所有領域都出現明顯的常態化,或所有東西所有領域都出現明顯的平等化。可以說,「常態化vs.平等化」這辯論提供的,是研究議程(research agenda)上的一個值得關注的題目,讓研究者在自己的地方和領域作探討。朱凱廸選情得力於網絡傳播那麼,將這問題放到今次立法會選舉中,社交媒體和候選人選情的關係上,我們又可以說些什麼?筆者收集了一些關於地區直選候選人facebook專頁的數據,做了個簡單分析。首先,84名地區直選候選人中,79名在facebook有公開專頁。從網站Fanpage Karma,筆者找到每名候選人的專頁從8月2日到9月4日每天的「粉絲」數。不過,其中11名候選人中的數字不是很齊全,有可能是部分候選人的專頁較遲才建立,也有可能是跟網站程式本身的一些限制有關。但68名候選人的數據,足夠作分析了。圖1顯示了朱凱廸、葉劉淑儀和梁美芬的專頁「粉絲」數。非常明顯的是,葉劉淑儀和梁美芬的專頁「粉絲」數在選舉期間上升幅度極小,一個月間,葉劉淑儀多了1023名「粉絲」,只是選舉開始時的69,509人的不足2%。梁美芬的增長只有230人,是選舉開始時的6417人的3%至4%。相比之下,朱凱廸的「粉絲」數由選舉開始時的17,395人上升到投票日的35,490人,上升了超過一倍。明顯地,兩名建制派本身支持度高的候選人,毋須太在意網絡選戰,畢竟,建制派支持者熱中網絡的比例較低。我在上星期於「香港01」發表過一些分析,就指出建制派候選人的網絡活躍度,跟他們的選舉期間民意支持度走勢沒有關係;但非建制派候選人的網絡活躍度,則跟選舉期間的民意支持度有正相關。朱凱廸的選情,除了本身質素和往績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力於網絡傳播。對粉絲數原本不高不低的候選人最有利但本文關注的是常態化或平等化的問題。為進一步分析,我們可為每名候選人計算兩個數字:第一是專頁「粉絲」數的實際增長,第二是專頁「粉絲」數增長比例。例如對葉劉淑儀來說,前者是上面提到的1023,後者是1.47%;對朱凱廸而言,實際增長是20,135,增長比例是115.75%。有了這兩個數字,我們就可以回答一個問題:比較原本知名度和「粉絲」數較低和較高的候選人,誰更有能力吸納新「粉絲」?換句話說,在選舉過程中,候選人專頁「粉絲」數之間的差異,整體來說是擴大還是收窄?如果是擴大,就是常態化的現象;如果是收窄,就是平等化的現象。結果如何?對數字觸覺敏銳的讀者可能已經估計到,用實際增長和增長比例來分析,結果會相反。首先,圖2顯示,專頁原有「粉絲」數與實際增長,是正相關的(r=0.55)。專頁本身「粉絲」愈多,代表候選人原來的知名度和網絡活躍度就較高,而這些候選人亦較能吸納較大量的新「粉絲」。但若看圖3,專頁原有「粉絲」數與「粉絲」增長比例是負相關的(r=-0.39;計算時,兩名候選人因數值屬異常值,所以沒有包括在分析中,所以圖3只包括66名候選人)。其實這也非常容易理解:如果一名候選人本身已有很多「粉絲」,要有大的增幅是很困難的。既然兩張圖趨勢相反,那麼社交媒體對誰最有利呢?答案就是對原本「粉絲」數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的候選人。原本「粉絲」數太低,「粉絲」量以多少倍增長,數目仍然很低;原本「粉絲」數太高,增長空間不大。原本「粉絲」數在中間的,既有增長空間,而實際增長數也較有意義。局部範圍內的平等化若用圖表顯示,我們可先把「粉絲」量增長和增長比例相乘,得出一個總增長指數。圖4顯示專頁原有「粉絲」數和總增長指數的關係。直線關係沒有圖2或圖3那麼明顯(r=-0.19)。但圖4的重點是,3名總增長指數最高的候選人,都是原有「粉絲」量在中間至中上的候選人,其中包括了是次選舉表現最突出、在選舉過程中迎頭趕上最後得勝的兩名非建制立會新丁劉小麗和朱凱廸。圖表也顯示,總增長最高的,是最後關頭棄選的司馬文。社交媒體不是萬靈藥,選舉結果很大程度上反映基本因素。而且專頁「粉絲」不等同選票。不過,如我在之前的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對朱凱廸和劉小麗而言,社交媒體配合電視論壇,是為他們的選情帶來一些重要助力的。當然,社交媒體能帶來的主要是關注度;能否將關注度轉變為支持度,就取決於候選人的質素和理念。回到文章開首的討論,我們可以說,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社交媒體帶來的是在一個局部範圍內的平等化。對完全名不見經傳的候選人而言,社交媒體幫不上多少忙;對建制派候選人而言,社交媒體不那麼重要。有些常態,社交媒體改變不了。但在傳統泛民政黨和一些知名度較低的社運出身的非建制派候選人之間,社交媒體算是起了平等化的作用。在未來的選舉,我們也不能小看任何稍有知名度而又具有實力的選舉新丁。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9月15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2016立法會選舉 網絡 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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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活動影響立會選情?

上周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C研中心主辦了首屆中大研究峰會兼工作坊,由阿姆斯特丹大學Richard Rogers教授等傳授如何運用數碼研究方法來推動社會發展,包括4項議題:音樂社會企業、空氣潔淨運動、倡導工人權益、臉書(facebook)和立法會選舉。共有20名本地及海外的師生參加臉書和立法會選舉的研究。我們集中分析所有參加地區直選候選人的臉書,並利用港大民意研究網站進行的立法會選舉滾動民調結果以作比對。這項研究有3個焦點:(1)候選人臉書的使用情况如何?誰人較活躍?可否找到一些主要網絡板塊?(2)在不同群體中最活躍的候選人有何特點?他們投射了什麼形象?(3)臉書活動和民調結果有否關係?是互相影響還是有因果關係?真正投入臉書用家是較成熟一群我們發現,在臉書平台上最活躍的候選人是梁國雄,他的參與度遠高於其他人。較為活躍的還有楊岳橋、王維基、葉劉淑儀和毛孟靜。再接下來的活躍候選人包括劉小麗、陳淑莊、譚文豪和鄭錦滿。有趣的是,大家原以為積極使用臉書的應是年輕的候選人,但真正投入的用家卻是較成熟的一群。可能後者明白到臉書的重要性,願意投入更多資源和時間去經營。在泛民陣營中,楊岳橋的臉書最為突出,他和公民黨友郭家麒及陳淑莊均有聯繫,也和泛民中的梁國雄、張超雄、何秀蘭等有連結。本土派的鄭錦滿和鄭松泰、陳澤滔及梁國雄均有臉書往來。在建制陣營中,容海恩、陳恆鑌、黃國健各自和派系內的黨友有聯絡。候選人、政黨和傳媒關係密不可分從臉書的「讚好」連結中清楚見到,80多名參加地區直選的候選人中,共分為3個主要陣營:建制派、泛民主派和本土派。他們的臉書聯繫主要來自香港,也有小量源於台灣、大陸、澳門、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等有華人聚居的國家和地區。除了各候選人的臉書外,一些團體和活動組織的臉書也在聯繫網絡之中。例如工黨、職工盟和佔中臉書連結在一起,民主思路的黃梓謙似乎扮演了不同派系之間的聯絡角色。各主要政黨的臉書自然發揮作用,而一些新聞傳媒如《明報》、《蘋果日報》、有線新聞、獨立媒體、《熱血時報》、SocREC甚至BBC及ABC新聞也有在網絡中出現,顯示在選舉中候選人、政黨和傳媒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多人看政治火花及趣味惡搞統計各候選人臉書中表達「讚好」的網頁,這些網頁內容以5個類別為主,依次是政治人物、新聞傳媒、公眾人物、非政府組織、社區團體。候選人關注的核心人物和機構,都是和政治、傳媒和社區組織有關,他們可說是現實政治和選舉中的主要持份者。首10個最多人「讚好」、分享及評論的臉書網頁中,8個是影片,1個是年輕「長毛」被捕的照片,1個是網站連結。影片中多是來自傳媒選舉論壇中的片段,共同點是泛民或本土派攻擊親建制的候選人,而後者似乎難於招架。泛民或本土候選人對社會政治現况表達強烈不滿,政府及其盟友未能解決問題,而建制派作為政府盟友,在選舉論壇承受了被責難的後果。有些廣受歡迎的影片,出現了一些有趣或罕有的元素,例如卡通改圖或貼紙。可見多人看的內容包括政治火花、趣味惡搞及溫馨懷舊。仔細分析3個陣營各自最受關注的臉書內容,建制派同時談及香港身分及中國認同,喜歡用「發展」、「國家」、「中國」、「經濟」等詞語。泛民主派強調香港自主及力陳各項政治和社會問題,常用「社會」、「自決」、「希望」、「民主」表達己見。而本土派則以年輕活力和敢作敢為作賣點,掛在口邊的詞語有「社區」、「希望」、「義工」、「關注」。臉書傳播討論 或改變投票意向臉書這個平台和選舉民意走向是否有關?我們比較了近數星期的資料,發現臉書參與度和候選人支持度確有關係,而關係的強度介乎弱至中等之間。在7月底至8月中,兩者明顯相關但難看出因果;但在8月中後,從統計數字看到在時間上有先後次序——臉書參與度是原因,民意支持度是結果。可以說,臉書活動對一些候選人的選情是有幫助的,它可以增加認知關注,甚至導向好感支持。尤其到了選舉後期,各傳媒紛紛舉辦論壇,突發事件和抹黑醜聞相繼出現,新聞界有更多分析報道,遂引起市民對選舉有更多關注。這些消息在臉書及其他網上平台上再作循環傳播和討論,很可能改變了大家對一些候選人的觀感甚至投票意向,並且會在民調結果中反映出來。可以說候選人的具體行動表現、新聞報道的好壞,及臉書中的「讚好」、分享及評論,都會影響立法會的選情與結果。臉書在日常政治運作中也有角色候選人的傳統選舉工程主要靠親身接觸市民,宣傳自己的能力和往績,及透過新聞傳媒發放自己的活動信息。現時多了臉書這個平台,它的營運成本不高,潛力卻很不俗,而且臉書和新聞報道之間又可以有互動,彼此促進,我們在數據上也發現兩者之間的連繫。在現代選戰中,候選人免不了要充分利用這些不同的資訊平台。總括而言,臉書活動能夠反映現實的政治生態,清楚看見香港三大政治陣營的存在,它們各有特點和位置。泛民和本土候選人的臉書活動較建制的為頻繁,但三大陣營多是在派系內互動,極少有跨陣營的溝通。受歡迎的臉書選舉內容可以很嚴肅,涉及重大政治爭拗,並以精華片段表達政黨路線之爭,也可以是輕鬆搞笑的題材。網上的臉書和網下的民調有互動關係,選舉後期可見臉書對民意的影響。看來臉書不單是在選戰非常時期有其作用,日常的政治運作中也有相當角色,政府、議員和市民都應多加注意和利用。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日) Facebook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社交媒體 社交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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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社會觀:兩年半來一國兩制話語權的轉變

新媒體崛起,智能手機和流動上網日漸普及,討論政治的地方也隨時代而改變不少。從2012年反國教運動到2014年雨傘運動,facebook在社會運動和政治層面,都發揮了巨大的角色。「一國兩制」自1980年代以後,一直是中國治理香港重要的政策方針,至今《基本法》最重要的,也是維護「一國兩制」的推行。然而,隨着時代進步,「一國兩制」此政策在如何落實、在將來如何調整等問題上,民間和官方的爭議也愈來愈大,而每一次立法會選舉差不多都會針對「一國兩制」進行討論。時至今日,由於社交媒體成為討論政治的重要平台,年輕世代參與政治討論成本逐漸減低,「一國兩制」話語權,也隨之轉變。建制派沒正視社交媒體影響力我們根據2014年至2016年6月當中,全港提及了「一國兩制」的「粉絲」專頁進行分析,並以年份為單位,將提及「一國兩制」最具有影響力的前40名「粉絲」專頁列出(圖1)。我們將專頁分成7類:「新聞媒體」、「社會運動社群」、「社群名人」、「建制派官方政團/政治人物」、「非核心的建制派專頁」、「非建制派官方政團/政治人物」、「非核心的非建制派專頁」。從七大類型之數量來看,我們能清楚觀察到:(1)提及「一國兩制」相關議題的新聞媒體數量,連年增加。這代表香港的新聞領域的編輯與記者,對於「一國兩制」關注持續上升。換句話說,從香港整體新媒體發展來看,具有編輯資源以及採訪資源的新聞工作者,增加關注「一國兩制」。(2)對應新聞媒體的,則為以反映特定訴求的社會運動團體。從2014年到2016年上半年的變化來看,提及「一國兩制」影響力的社運團體數量反而持續下跌。然而,我們進一步分析,卻發現這些社運團體的消失,是因為在2015年後開始,他們已由社運團體,轉型成為參與選舉的政治團體。(3)至於建制派的情况,關於「一國兩制」的帖文主要由非核心的建制派專頁發展。可是,「建制派政團/政治人物」專頁鮮有提及「一國兩制」,連續兩年半,他們都沒有任何一個排上網上最具影響力的前40名。總括而言,建制派政治團體、政治領袖根本沒有正視社交媒體的影響力,亦沒有投放資源至社交媒體,闡述他們的核心議題。一國兩制話題走向 應持續關注我們將提及「一國兩制」社群之前40名最具影響力的相關社群帖文,依據其「反應數」(讚好、心心、哈哈、嘩、難過、嬲嬲)與「分享數」進行加權,設計出「影響力分數」指標(圖2)。我們利用上面列出的七大類型社群數據,進行分析,再將每年的影響力分數列出來,可以發現:(1)非核心的建制派專頁雖然數量有限,但在2014年的影響力尚算高企,但其影響力在2014年後大幅下跌。2016年雖然只過一半,但單是上半年的表現,已經高過2015年全年。這樣的趨勢,值得大家繼續關注。(2)非建制派官方政團與政治領袖在2016年數量增加,當中有部分是從社運團體發展出來,其影響力分數維持相當高的數字。這表示住,他們掌握了社交媒體上「一國兩制」的話語權。(3)新聞媒體關注數量在數字上大幅增加,因此影響力分數大幅上升,但每個帖文的影響力依然不高。 在可見的將來中,港獨、特首選舉將會進一步主導香港的時局變化,香港建制和非建制陣營,亦會就此展開一場「一國兩制」話語權爭奪戰。在科技發展成熟的情况下,社交媒體將成一個重要的平台。「一國兩制」這話題的未來走向,各方應該持續關注。文:謝一平(思為策略成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20日) 一國兩制 網絡 社交媒體 社交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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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決定我們在看什麼?

一批美國的保守派人士,近來投訴面書(facebook)立場偏頗,壓制保守立場的聲音,讓其信息較難出現於用戶眼前。有報道指面書前僱員承認確有其事,而面書高層則跟保守派意見領袖會晤,並否認公司有針對保守派的政策。誰是誰非,仍待雙方解釋。惟此事帶出一個問題:在資訊爆炸、人人以手機自行選取資訊之際,是否仍有媒體能決定我們在看什麼?大家打開手機,按下面書的應用程式,便會收到一堆又一堆的「最新消息」(news feed)——朋友上載的照片、發表的感言,以至是有關政治及社會的新聞等。一般來說,社交平台都會參考一些因素,透過自動運算及個人化的設定,把最「適合」的消息優先放到用戶眼前:朋友圈之中較多人分享的信息、最新消息、得到很多人「讚」和「分享」的信息,以至是用戶過往選取的信息種類等。資訊篩選增人為因素 可致「消音」「造勢」效果在資訊氾濫、人們時間有限的環境下,以上「個人化」及「自動化」的資訊篩選,未嘗不是協助人們迅速消化資訊的工具。但問題是,假如有人在「自動化」的過程中加上人為因素,刻意減少某類資訊的「曝光率」,又或讓某些資訊更加顯要,則亦有可能造成「消音」或「造勢」的效果。傳媒影響社會大眾關心什麼議題,並非新鮮事。傳播學者早於上世紀60年代便談論傳媒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功能——在傳媒「曝光率」愈高的消息,便愈有機會成為社會所關心的議題。當然,傳媒未必能直接影響人們怎樣想(what to think),但卻可以左右大家去想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例如,傳媒未必直接影響讀者們對紀念六四事件的看法。不過,當不同的傳媒都報道有關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爭議,大家則較有機會去關心今年的六四晚會情况會如何。傳媒「議題設定」功能面對變數隨着社會發展,傳媒的「議題設定」功能亦面對林林總總的變數。首先,社會資訊爆炸,媒體的數量及種類的日新月異。除非是讓整個社會或世界哄動的大事,否則的話,不同的傳媒都有不同的讀者群,並設下不同的議題,是故傳媒行業設定社會議題的能力亦日漸存疑。此外,數碼化及傳播科技之發展,讓新媒體及社交媒體大行其道,大大提高人們自行篩選及製造資訊的能力。如今,與其說傳媒如何設定社會議題,倒不如說傳媒如何捉摸讀者及觀眾的心態去「搶客」,以至是公眾如何評論及監察傳媒報道新聞及製作節目的表現。不過,亦正是由於社會資訊爆炸,傳媒的數量及種類繁多,人們根本沒有時間去消化不同媒體的資訊。是故不同類型的資訊捷徑(information shortcut)亦應運而生,諸如「懶人包」(以簡短的片段、圖表或文字介紹複雜的社會爭議)、遊戲資訊(把社會議題結合簡單遊戲或測試,引起讀者興趣)及資訊視覺化(把資訊轉化為動畫、互動圖表等)。資訊捷徑主要是把複雜的資訊化繁為簡,讓讀者較容易「入口」,但這化繁為簡的過程,亦正好是設定議題、宣傳立場的機會。個人化資訊捷徑亦涉資訊篩選此外,我們在網上世界及社交媒體平台,亦有不少個人化的資訊捷徑,例如關鍵字搜尋器(keyword search)和面書的「最新消息」。這些看似讓人們能自行選取資訊的工具,其實也少不免涉及資訊篩選。中國大陸早前引起社會廣泛報道的魏則西事件,便使大眾質疑網絡搜尋器的誠信。事件主角魏則西,因患上罕有癌病而在百度搜尋器蒐集治病資訊。他在臨終前指摘百度,以搜尋器推廣不成熟的醫治方法,使他耗費巨款卻不得良醫。事件惹起大陸輿論質疑,是否有網絡搜尋公司篩選搜尋結果的先後次序?其次,社交媒體及網絡公司的資訊計算方程式,其實也引人入勝。如今,已有愈來愈多人研究和估量面書為用戶送上「最新消息」的運算方式(例如「讚」和「分享」的總次數和累積時間等),以增加網絡輿論的攻勢。議題設定理論,曾經於上世紀讓傳播學名揚學界;但其後隨着主流傳媒備受新媒體的挑戰,人們知識水平提高,並藉傳播科技自行選擇資訊,議題設定理論的學理探討亦未見有進一步的突破。不過,如今人們在資訊氾濫的環境下,漸漸使用不同類型的資訊捷徑以消化海量的資訊,並慢慢依靠互聯網搜尋器及社交媒體中「自動化」及「個人化」的資訊設定。這些現象是否意味了一種更仔細、更精準的議題設定功能?在人們覺得自己在自由選擇資訊時,會否有不同的持份者,正在運用這些更細緻的議題設定功能,去影響人們的所思所想?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6月2日《明報》觀點版 傳媒 新媒體 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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