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家麟:眾籌始祖

獨立媒體(香港)眾籌,希望循序漸進做大社區新聞,他們要求不多,目標只是30萬,用以訓練記者、印刷社區報、扎根社區,想起剛到德國參觀過的左翼報章Die Tageszeitung。報章名字,直譯就是《日報》,1978年於西德創辦,早於幾十年前已用眾籌集資,只要捐出500歐羅,你就成為「股東」。股東定期開會,決定報章內容方針,但沒有人事任免權。董事會則由兩個創辦人加員工選舉的幾個代表參與。報章頭版每天都會大大隻字報告股東數目,去年底,是17,383人。《日報》立足柏林,記者200人,強調沒有金主,不受財團利益影響,獨立編採。現時在德國發行近6萬份,在5份德國全國報章中敬陪末席,但以小眾聲音來說,算是有一定影響力。《日報》以記者工資低而聞名,但財政穩健,在柏林市中心有自己的物業作總部。《日報》的經營環境與模式,當然與香港有差別。在香港,眾籌搞社區報,有前景嗎?社區新聞須勞力密集,讀者群又分散割裂,難以圖利,一直以來為主流傳媒忽略;但社區事貼身,也可以從小見大,絕非雞毛蒜皮,只在乎你如何說故事而已。美國經驗,報業深受互聯網衝擊,地區報章找出路,其一正是社區新聞,社交媒體往往被大新聞佔據眼球,印刷媒體轉移深挖社區,填補空白,正是其時。[區家麟]PNS_WEB_TC/20180109/s00311/text/151543536591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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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區選須立志破舊立新

傘運三周年,香港特區民主法治倒退,踏入威權時代。如何抗拒從上而下的全面打壓?唯有建立由下而上的社區自決力量。「傘落社區」不是一句空言、口號,用來安撫自己的夢想,而是為民主香港奮鬥的人必須認真實行的工作計劃。這個工作計劃的核心是改造區議會、監察區議會。區議會選舉,甚至比立法會選舉更重要。區議會議席,不應視為立法會選舉的「樁腳」,而是推動社區自決的主體。非建制派在挑選參選人之際,也要以此為原則,這是不問黨派的社區公民約章的一貫精神。破舊立新,第一要破除舊思維的、以向居民提供個人服務、為爭取選票及對所屬政黨的支持這個策略。我們譏諷建制派的「蛇齋餅糉」手法,其實遠遠低估對方對居民所提供的利益和貼身服務,從長期噓寒問暖到永遠得到官員熱情接待,在資源上在政治上坐享的力量,都不是在野組織所能企及。打「服務居民」牌,非建制派絕非對手。但更重要的是,我認為這是不適當的交易,而且與民主背道而馳。區議會的任務,應是組織社區力量,讓區內公民能充分參與關乎社區公益的政策的施政,令居民透過區議會監察政府,促進政府與區內公民共議,善用議會資源推動目標。我們應發動每一區仍然潛伏的年輕、在職、專業、退休、主婦等等力量;我們關注的核心議題,應是當區的土地、規劃、環境、公共空間、建築物及樹木、道路和交通的安全、歷史及文化面貌——這些屬於整個社區的資產,也是這個社區的身分認同。這才是只有非建制派才能發揮的功能,敢站在居民立場,既能對政府持獨立、批判目光,亦能與政府溝通、合作。改善社區內居民得到的服務,我們要做的不是以個人或政黨填補政府服務的不足或欠缺,而是要促成改善政策、政府施政、對非政府組織提供所需資源,令公民享有他們應得的服務。這是一套政策大綱,也是一套理念:實踐「傘落社區」、「命運自決,由社區開始」的初衷。我個人相信,要改變區選命運,這是唯一的方針。[吳靄儀]PNS_WEB_TC/20171002/s00202/text/150687983273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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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杏城風雨

十號風球下的杏花邨旺水,巨浪衝上岸,乍看還以為海嘯般觸目驚心。我曾住該處十三年之久,正對海邊,如果未搬走,停在樓下的車子必成為受災物。瘋狂雨水無情浪,也無什麼可怨。隔著電視屏幕重見舊居,倒仍心有戚戚焉。跟風雨無關,只是錢銀問題。話說大概十年前,自住物業面對全海,實用八百多方呎,時值四百萬。但忽然不斷有人致電問價,一個月內升到六百多萬。我本來不等錢使,根本無需要賣,但覺得香港樓價升到咁黐線,必會爆煲,一時恐懼生,亦一時貪念起,竟然點頭答應簽紙賣樓。其後的情節不消說了。樓價確是爆煲,但只爆了一個月,也只爆了百分之十,然後高速反彈,不到兩年,我賣出的單位由六百多萬跌至五百五十萬,卻即回升到八百萬、九百萬、一千萬,聞說目前市值一千六百萬左右。唔係你財,唔入你袋,算是買個教訓。後來我再有物業投資,一直死守「寧出租,不出售」的老派策略,這不一定是正確的投資之道,但心裡比較舒服,唯恐當年憾事重演,我被激到跳樓。而每當聽見有人說「樓價咁癲,遲早爆煲」之類斷語,我亦在心底暗笑。香港狂城,癲有癲買,貴有貴賣,彷彿樓價有它的迴旋上升定律,癲狂是一回事,不變又是另一回事,或許等到它變時,我早已不在人世。那就唯有依循當前軌迹玩它的遊戲吧。其實即使跟賣樓無關,亦甚後悔搬離杏花邨。我發現這社區內的居民大多很長情,一住十年、廿年、卅年,不太願意離開。主要或因交通方便卻又自成一區,雖有店舖卻又只屬小量,生活環境寧靜,不似太古城或沙田中心般人來人往,出了地鐵站須穿越幾萬人的身邊始回到家裡,整個腦袋被嘈吵得爆炸。杏花邨尤適合剛有孩子的年輕夫婦居住,我認識好些居民,一住不走,孩子由誕生住到十八九歲,出外留學了,他們才考慮轉換居所。我家小女孩亦在此由三歲住到十八歲,她到澳洲讀書後,我才渡海北上,由「港島人」變「九龍人」。住杏花邨時,有一回打十號風,門鐘忽然響起,鄰居來邀共飯,兩家合共八人,圍坐桌前,關掉電視,用露台外的濤濤浪聲做背景音樂,用孩子們的笑聲做主旋律,時為八月天,閒話家常,雅淡飯菜皆甘甜。十多年的「杏城」生活,如果只讓我回憶一頓吃喝,就這風,就這飯,就這樣的一個晚上,沒有其他。[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PNS_WEB_TC/20170825/s00205/text/150359764539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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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琪:抗衡領展 藉社區組織重寫真正生活

早前《明報》報道指,領展拆售青衣長康商場,新業主的電梯工程將封閉普通科門診和母嬰健康院出入口,該單位正好6月底租約到期。據悉,兩租戶均於6月中才得知工程會圍封其出入口,業主也未告知通道後備方案及實際完工時間。消息一出,「變相逼遷」的質疑聲不絕於耳。 老店、小店被逼走,公共空間被翻新為千篇一律的「城市巨獸」。近年領展算盤打得響亮,外判街市管理、將商場拆售,社福機構也不能倖免。當年政府一個「套現」,全港逾200萬人的生活從此被「出售」,現在看病都要問「何地有方」。居民痛批領展,舊屋邨人情味成了口口相傳的詩;也有人認為,上市公司只顧利益,無可厚非。獨立店舖、社福醫療機構「被領展」,真的是自由市場運作而政府不應插手嗎?我們可以怎樣做,才能奪回被出售的生活? 偽自由市場 政府責無旁貸 常謂老店小店關門,是自由市場規律所致,政府不應干預。不過,正如政治哲學家Michael Sandel指出,「市場不該被管束」的辯護通常有二:市場增進社會福祉,以及市場尊重個人選擇自由。顯然,居民生活「領展化」,一來沒有增進社區福祉,反令居民承受騰飛物價,逼走社福醫療機構;二來,「領展化」商場街市從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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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活醜化城門河計劃

近日,筆者發現在城門河的三座橋,分別為沙燕橋、翠榕橋、瀝源橋忽然安裝了LED燈。翻查沙田區議會網頁,該計劃名為「活化城門河河濱沙田市中心段」(註1),網頁說明這項目旨在「在瀝源橋、沙燕橋和翠榕橋上安裝具特色的新燈飾系統。3條橋樑的燈光會互相配合,使燈飾系統更為美觀及統一,並可按需要於特定時間展示特別燈光效果」。筆者曾到現場觀察,這個燈光設計是分別以紅、綠、藍這三種光三原色(RBG)以大概六秒時間轉換一次,轉換後又停留大概六秒時間,三色互換。從遠處看來,還以為自己走進國內的妖艷低俗紅燈區,現場只欠幾個大媽穿著三點式扭動身軀。 (實景影片︰https://youtu.be/iiQXurw33VQ) 引用胡恩威先生在《香港風格3——城巿應該是這樣建成的》的一句話:「要分析一幢公共建築的設計,可以考慮以下幾方面:(一)建築物的社會功能與其設計概念的關係;(二)建築物與周遭公共空間的關係;(三)建築物外表的設計語言,與其內部的關係。」我認為幾乎任何公共設計都可以同樣方向分析,我們就試以這三個方向剖析這燈光設計。第一,據沙田區議會網頁說明,燈光設計的社會功能與設計概念,是裝飾、美化,但選擇燈光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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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十年,文學地景的豐收

「社區」是文化公共資源的關鍵字,如今社區導賞如雨後春筍,更多有與文藝創作結合的。有一年我想全面認識市面上的社區導賞形態,研究其與文學創作可以如何結合,一口氣帶了六個不同組織的文學導賞團。其中社區資料做得最詳盡且有庶民角度的當是莫昭如的「社區文化發展中心」(CCCD),但文學資料最詳盡、時間跨度最大且類型最廣的,當然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研究中心(下稱中心)。別的社區導賞經驗多半可以寫成二三千字的散文,獨中心背倚「香港文學資料庫」及「香港文學地景資料庫」,以學院研究的高度來給導賞備戰,帶完可以寫出一篇論文。結果中心真的策動了帶領十八區文學散步導賞的導師,寫成關於十八區文學地景、夾敘夾評的隨筆文章,編出《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下稱《疊印》)一套兩卷,甚具分量與時代意義。到今日,「本土」已成熾熱到有點禁忌色彩的關鍵字,但香港本土的記憶流佚與歷史斷裂卻時時發生、浮現,叫人憂心。對此,《疊印》的信念,對於我城的愛,應是認識、了解、記憶。筆者認為,愛應該還包括行動,而中心已經在持之有恒地做,那就是文學散步。文學散步的必備工具書是香港文學研究者小思所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記錄魯迅、戴望舒、許地山、蕭紅等多位中國文人在香港的足迹,讓香港的尋常風景有了文學的底氣,此書過去十多年來我們受用不盡。想當年小思老師在中大,首次開動「文學散步」,正是系裏一大盛事,我這不成器的學生,那天卻不知怎麼,缺席了。事後賠罪,被老師飽以老大白眼:「蝕底的是你自己。」後來每次帶文學散步導賞、重組文學與地方歷史、策劃社區文學創作時,我就嘟囔自怨,那時竟然錯過了,蝕底到死。《疊印》中小思序、樊善標序均提到「瞻前顧後」,意思大概就是在前人的實踐中再拓展,從中國大作家的生活與書寫,到本土作家的生活與書寫,再由後來的青年學子們體驗傳承。參與的青年們,也許可能像當年的我一樣不知這有多重要,但教育就是在風中揚播種子,也許有一天會生出我們想像不到的植物。留在心裏很久參與多次導賞、聽前人口談社區記憶與香港歷史,筆者深自感到,有些東西是要有活生生的人親身用把口講出來,特別好聽。變成書面資料,難免平平無奇。而部分文學作品則需要原文閱讀,口講不易明白其力量。《疊印》中的作品涉及大量資料,包括史料、個體的社區經歷,但它們不是導賞的口述資料,而是需要成篇閱讀的文學作品。比如,劉偉成寫「說修頓是市肺,但我想它更像一片葉子,吸收遭人擯棄的負能量,再排出陽光的氣息」——「市肺」是容易口傳的,球場吸收負能量的過程卻需要想像,書寫的隱喻力量在這裏,需要閱讀的慢速才能發揮。而隱喻的象徵力量,則可以在我們心裏留很久,以後看到球場裏龍蛇混雜的人群,感覺都會不同,可能心靈會比較開放。《疊印》瞻前顧後,同時需要顧及文學歷史、現實歷史、個人記憶還有隱藏的散步路線及經驗,實在是負重甚大。究其實,文學地景是個人與公共的交集點,文學的個人性不應被視作低於公共,公共也應該是文人可以舞起的一件外衣。張婉雯〈中文大學的飲食日常〉在這方面堪稱妙作,寫中大餐廳裏的檸檬批、蛋糕仔、頹飯、餐廳裏青春搭訕、泳池外吹水社交,小眉小眼到不得了,以為是劣食潮文,但裏面原來記了讀理論的青年知識分子、鼓勵學生製作激進粗口報的博學老師,筆鋒輕輕一轉,平淡的回憶原來是評論當下時代,愈看心裏愈驚動。「凡在小食吧久坐之人,多數是為了閒聊、辯論、爭議。這些言論大多數隨風飄落清涼的泳池水中;小部分可能成為論述、文獻、經典。而文獻經典欠了美食是無法形成的。」短短數語,將文學的私密與公共互為動力,說得那樣明白。文學重虛構與個人,與重事實與集體的歷史素有頡頏相抗之態。當年董啟章的《地圖集》以虛構的香港地方史,向歷史爭奪權力;《繁勝錄》則亦以虛構介入紀實的地方誌式寫作。經歷保育風潮,世界書業亦經歷轉向非虛構式人文類寫作,《疊印》中全為散文,彷彿要與歷史重新言歸於好。確實,歷史梳理的工作官方不做,文人自己就去做。《疊印》着眼「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即專指文學文本中的地方書寫,也不排斥包含地理文獻、航海日誌、旅遊指南等非文學文本的「地誌書寫」(topographical landscape)。從這兩個術語的成分,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來自文學與地理交叉互涉構成的觀念。背着資料與現實,寫起來就如揮舞沉重的大氅,是要多點力氣的。文學地景到社區文學然而我始終記得, 某年的文學節講座,當時正是保育運動熾熱之時,我在碼頭不得參加,有位保育運動朋友參加了回來覆述說,有位作家說「現實的建築物拆掉了不要緊,在文學裏可以保留下來」,他覺得不滿,好像文學是為市區不義重建作止痛劑。我當時就警覺到,要與社會上的進步力量維持對話,文學就不能只是現實的殘餘或補償,而必須是一種對現實的超越,蘊涵價值與意志。曾與文友及社區藝術家討論,「社區藝術」現在說得鼎鼎沸沸,那有沒有「社區文學」呢?文友是資深作家,認為文學作品還是最好自己形成,作者忠於自己所見所感,而不必背負上塑造社區的使命。這是可敬的老式自由主義看法。筆者的想法則是,文學創作需要某種距離,而社區藝術經常是以帶動人際關係為目標,而人際關係對於很多作者來說都是負擔,對創作造成限制。阿三寫葵青區,寫到一位在葵青設立工作室的篆刻藝術家友人,她有多元的創作活力,卻未曾想要為葵青區刻一枚印章。社區是一種自我界定的身分,而不少文藝人則以身分界定之困難作為創作動力,對於社區反應緩慢疏離,很自然的。疏離不代表無感;所有香港的社區運動,都是以疏離的社群為前提的。陳智德曾在十年前保育運動的背景下,提出「社區文學」的觀念,認為社區文學寫的是「一種具有情意和觀念傾向的風景,創造了比實體形象更多的信息」,他強調文學的抽象部分,指文學中的批評和願景可以幫助開創更美好的現實。陳氏高舉文學的人文價值,認為文學也可以在對抗政府、商業財團之粗暴發展的過程中,與本土認同、公民意識、社區保育、綠色環保等範疇結合,「參與一整個社群的文化想像,探討社區和人的關係,參與建立社區文化,締造社區理念和願景」,是為「社區文學」。惟討論未見承接,陳氏自己就寫成了《地文誌》,以氣質比較孤絕的個人創作,去實踐他自己的理念。能夠同時有參與感、與陌生人產生認同感、自我的能動力、深刻的人際信任,可能只有在社會運動中才能短暫綻開如此理想的花朵。不約而同在《疊印》中,有些作者虛構人物角色、塑造敘述接受者,這是文學技巧的演練,但也是一種徵兆(symptom)。敘述接受者的問題可以折射為對話對象的問題,香港的作家究竟以誰為對象?他們認同的社群到底是什麼?鄰居街坊?知識分子社群?純粹個人朋友關係?具有同樣理念的人?文學史上的前人?以上問題都不必急於回答,而對現實的認識可能會在《疊印》出版後改變。《疊印》作者群中,輩分最高的是1958年出生的陳德錦,年紀最小的應是九十後、中心的職員蘇偉柟。陳德錦〈從鐵路到古巷——元朗文化影蹤〉一文徵引最多古文,所溯歷史上下四百多年,對官方開拓最為重視,稱大族鄧氏為「書香世家」、褒揚其對地方的貢獻;下筆最具堂皇風範,並對張愛玲寫及元朗的〈連環套〉不假辭色,深顯文人傲氣。蘇偉柟的〈閒人是怎樣煉成的——我和我的東區〉則寫出一個靈巧善「攝位」的小文青成長經歷,不時有私語性的人稱記號,包括一再碎碎念着「小西灣的冬天冷得要命」,手持溫暖魚湯好滋陰好得戚,文雅得來也像漫畫場景,似有社交媒體書寫方式的影響。兩者之間可能就是八十後青年學者李凱琳的〈大步往大埔〉,結合古史考察與現代好玩事物(由鐵路博物館到街市),一邊讀古書,一邊遊社區,不意就遇上了保育龍尾灘的灘主。十年前一連串城市保育運動爆發,對於城市空間提出了一套相當完整的分析和批判,對我們在城市生活許多看來微小的不適提出了解釋框架。文人向來敏感於事物的變化,不過以往的地景書寫,往往將城市的變化理解為類似生老病死般不能逆轉的變化,作者只盼在變化中保留自己的記憶;但在保育運動後,人們理解到這些變化乃是人為,包括政策和土地買賣的影響——如果感到不滿,可以批判反對。《疊印》作者多為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我在其中隱隱看到某種「保育一代」的形態,儘管他們可能疏離而散漫,卻分享着同樣的價值觀、感受品味與分析進路,包括類似的詞彙。書中最鮮明直接地述說香港發展之不公平、公共空間狀况不良的文章,出自文風素來私密抒情的作家呂永佳。兼具藝術家身分的阿三,自稱對葵青不熟悉,文章中卻對葵青區的空間規劃、包括政府文化政策開展詳盡的分析。而書寫香港地方多年的作家劉偉成,着筆時也明顯與早年的文章有別,更意識到城市發展中政府與財團的意志,尤其他寫的是灣仔。《疊印》既有社區文化歷史,也孕育對未來的願景。筆者一直認為多作者選集十分珍貴,因為可以看到一個較大的面貌,對公共論述的發展會有相當的推動。《疊印》是組稿成書,需要更多資源,中心真是盡到了學院的責任。全球化曾令各個學科都轉向關懷空間,筆者隱隱覺得香港文學亦有所謂「空間轉向」,見到《疊印》,就好像聽到自己的話由別人講出來,所謂「不約而同」,某種社群的感動:我們重視同樣的事物。儘管根據歷史,所有的社群或共同體,都將流散無蹤;但偶然的不約而同,卻可能生產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未來。起碼,眼前就是十年以來,文學地景的豐收期。編輯:孫志超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8月21日) 社區 文學 保育 香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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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補遺﹕看得見的中環歷史——再談閣麟街

香港開埠初期最早發展起來的中環城心地帶閣麟街、吉士笠街、嘉咸街、卑利街,如今正面對一場大型市區重建,居民已幾近全部遷出、舊樓房相繼被推倒,有百多年歷史的露天市集快要變成一個沙麈滾滾的大地盤。就在這時候,一組年代久遠的民房遺蹟竟被發現留存在閣麟街、吉士笠街之間,民間研究者日以繼夜追尋它的來歷,近日這些謎團正逐步被解開。這些遺蹟,究竟想告訴我們一個怎樣的香港故事?史上第一次重建(約1895年的閣麟街,圖中的建築物大都是1878年大火後重建。)今日的閣麟街、嘉咸街熙來攘往,原來英國人在170多年前接管香港島不久,這一帶已經是華人聚居及做買賣的地方,叫「中市場」(Middle Bazaar)。地理上,中市場沿兩條從山上流下來的水溪而建,這是當時區內唯一的水源。1844年4月,殖民地官員郭士立(又名吉士笠,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統計了維多利亞城的華人數目,中市場有2747人、254間商舖,有許多木搭的寮屋,當中亦有不少妓寨及賭檔。當時港督砵甸乍認為中市場品流複雜,影響旁邊的歐洲人住宅區,加上當時中英政府已簽訂《南京條約》且雙方已換約,香港的殖民地地位正式確立,位於海旁不遠、屬貴重地段的中市場不應再全由華人使用,遂決定收回土地及大規模遷移華人至太平山區,再將地段拍賣給洋人及少數華人作商住用途。當時中市場的華人聯署反對搬遷,後來政府透過免地租五年的優惠鼓勵他們遷往太平山區的新劃土地,事件才得以平息。1844年9月,中市場原有的全部房屋遭移平,街道重新規劃,這區進行歷史上第一次重建。翻查業權資料,閣麟街民房遺蹟坐落內地段(Inland Lot)第104號,該地段最初在1844年拍賣,後幾度易手及分拆,分別在1847及1848年由蘇格蘭人德忌利士.拉畢克(Douglas Lapraik,1818-1869)購入。德忌利士於1843年來港,白手興家,創立了德忌利士洋行,並買下香港仔臨海地皮,興建船塢。他又開設了德忌利士輪船公司,並參與建立黃埔船塢,旗下的輪船縱橫中國沿海地區,成為了一代船王。德忌利士投資有道,在中環擁有大量物業,又在薄扶林興建德忌利士堡(Douglas Castle)作為居所,今日已成為港大學生宿舍「大學堂」。1862年,德忌利士捐款興建位於畢打街的「大鐘樓」,鐘樓在中環屹立逾50年,而中環的德忌利士街亦是以他命名。1847年7月,德忌利士將內地段第104號A,即吉士笠街2至10號,售予美國船長安德葛(James B. Endicott 1815-1870),有趣的是,安德葛於1852年以信託形式將這物業贈予一個名叫吳阿嬌的華人女子。吳阿嬌,又名「紅毛嬌」,水上人,她從1842年起至1852年與安德葛共同生活,並誕下五名子女,當時這類受洋人照顧的婦女,被稱為「受保護婦女」(protected woman)。吳阿嬌本身行事獨立精明,早年販運鴉片,更曾直搗海盜巢穴談判,膽識過人。後來投資房地產,獲利甚豐,更成為一班「受保護婦女」的首領,生平事迹被收錄於《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及香港大學出版社近年出版的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真正華洋雜處的社區(1878年聖誕夜大火,遠至歐洲亦有報道,圖為當時法國一份期刊的插圖,顯示中上環火光熊熊的情形。)據已故歷史學家施其樂牧師(Rev. Carl Smith,1918-2008)的研究分析,十九世紀的閣麟街、吉士笠街、嘉咸街及卑利街一帶,是真正華洋雜處的社區,住有華人、印度人、巴斯人、澳門葡籍人士、少數歐洲人,也有妓女和「受保護婦女」居住(註1)。相對西面近太平山街的純華人區及東面的洋人商業區,這華洋雜處的社區(施其樂形容為「中間地帶」(「in between」area))比較適合這些有特殊身分的婦女居住,也方便她們的「保護者」出入免於尷尬。吳阿嬌在1852年來港定居,一直住在吉士笠街2至10號地段,而因為她,吉士笠街後來又叫「紅毛嬌街」。由於該地段屬安德葛所立的信託基金名下的資產(德忌利士為託管人),即使後來吳阿嬌因過度投資而於1878年3月宣布破產,她與女兒仍得以繼續在那兒居住,直至1914年,該信託基金才重歸安德葛後人名下。1878年聖誕夜,中環發生一場大火,改變整個社區的面貌。根據當時報章報道,火警警號於12月25日晚上十一時響起,由於當晚人人忙於慶祝,對火警不以為意,延誤救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最終燒毀中環三百多間房屋,範圍涵蓋皇后大道中至荷李活道、砵甸乍街至士他花利街,全部樓房付諸一炬,包括閣麟街及吉士笠街上的所有房屋。「背靠背」唐樓 見證城市轉變受破壞的地區於1879起全面重建,內地段第104號由於屬德忌利士家族持有或託管,因此便一次過規劃了一組共十間背靠背、邊貼邊的唐樓(吉士笠街2至10號及閣麟街25至33號)。這種唐樓設計當時十分普遍,用盡所有佔地空間及供多人居住。由於建得密密麻麻,缺乏窗戶,空氣流通欠佳,衛生環境惡劣,成為疫症溫牀。1894年,鼠疫大規模爆發,其後數年奪取成千上萬港人性命(註2)。隨後港府在1903年修訂《公共衛生及建築物條例》,要求唐樓背後加設最少1.8米闊後巷,「背靠背」唐樓才慢慢被淘汰。這十間1879至1880年建成的「背靠背」唐樓卻留了下來,於1900及1916年分別由富商何東及何甘棠購入再分售,其後經歷日佔時期、戰後內地難民湧港時期,單位間成板間房出租,住着從事各行各業的平民百姓。這組唐樓一直至1960至70年代成為危樓才陸續拆卸,但竟奇蹟地留下一整列由青磚及花崗石構成的背靠背牆、三間吉士笠街屋尾廚房間牆及閣麟街唐樓的地牢部分(註3),見證香港由十九世紀過渡至二十世紀的城市轉變。呼喚被遺忘的城市記憶(閣麟街/吉士笠街民房遺蹟)為什麼我們認為這組民房遺蹟具重要的文物價值呢?十九世紀的香港,唐樓是大部分草根階層平民百姓的居所。閣麟街這組「背靠背」唐樓遺蹟,展示出這區自十九世紀下旬擠迫密集的居住環境,直至鼠疫大爆發,政府有必要正視環境衛生及房屋規劃而修例、通過《公共衞生及建築物條例》,要求新建唐樓在屋背加設後巷。這組碩果僅存鼠疫前興建的唐樓群遺蹟能留存至今,是香港公共衛生及城市規劃發展史的重要佐證。這組民房的業權由洋人大班過渡至華人富商擁有,反映殖民地早期由洋人壟斷土地,逐漸過渡至華人精英在經濟上抬頭,是香港社會發展的縮影。遺蹟亦記載了殖民地早期「受保護婦女」、特別是吳阿嬌的故事,當年「紅毛嬌街」以這個奇女子命名,民房遺蹟是這段歷史的唯一實體證據。而這些婦女所生的混血兒,不少後來成為香港舉足輕重的人物,何東在遷往半山前即長期在該區工作和生活。民房遺蹟經歷百多年歲月洗禮,雖然不再完整,但蘊含的歷史信息依然強烈。它就像一個深深地刻在我城路上的印記,呼喚着我們早已遺忘的城市記憶。保育遺蹟的意義,在於它的存在能讓我們對過往有所認知,對當下有所反省。在這面臨市區重建的百年市集,我們有幸找到香港現存最古老的「背靠背」民房遺蹟,連同附近的永和號、三間戰前唐樓,以及嘉咸街、卑利街的百年路邊石水渠,這一系列的建設展示了這區過去百多年來的發展歷程,若能妥善保育及做好詮釋工作,對後世理解中區的歷史發展將有很大幫助。(二之二,完)註1:根據施其樂的研究,部分「受保護的婦女」亦有經營妓寨業務,而吉士笠街2,6及8號,曾在1882至1884年被政府發現有無牌妓院經營註2:根據1901年6月30日的衞生報告,吉士笠街2號在該年曾有鼠疫的病例註3:根據1895年6月22日的政府憲報,閣麟街25、29及31號曾發現有非法供人居住的地牢參考:Carl T. Smith,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1995)Carl T. Smith, Protected Women in 19th-Century Hong Kong (article) in Women and Chinese Patriarchy (1994) edited by Maria Jaschok & Suzanne MiersAdam Nebbs, The Great Fire of Hong Kong (2010)文﹕羅雅寧圖﹕高添強、中西區關注組原文載於2016年4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社區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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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毛孩導賞團 社區中的你我「牠」

「本座先睡了。」(設計對白)在西營盤這自成一角的小社區,貓咪狗兒也是街坊。城西關注組於3月19日舉辦「社區毛孩導賞團」,帶大家遊走於小店和街巷間,了解區內人與動物的生活。治癒系動物店長「合記雞鴨」位於第一街及正街交界,並連的主店及副店,分別出售冰鮮雞鴨及雞鴨蛋。貓店長Happy生於般咸道的一間餐廳,有四個兄弟姊妹,因店主無法同時照顧,貓義工就將Happy帶到合記。Happy體型圓潤,一雙「鬥雞眼」是牠的招牌,讓懶洋洋的牠添了幾分憨氣。Happy一臉傻氣。愛貓的店員笑說,養貓跟雞鴨店的經營沒有關係,Happy唯一職責是在副店「孵蛋」,無需捕鼠捉蟲。當大家忙完閒著無聊時,就會跟牠玩,減減壓。當參加者興致勃勃地圍著牠「集郵」,牠卻動也不動,過了一會,更瞇起眼睛,睡著了。由於第一街行人路窄、路面車多,Happy身上繫上了頸繩,免生意外。同在第一街、由黎婆婆主理的小店,亦有貴婦犬店長芝芝。小店沒有招牌和店名,主要出售植物和副食品。芝芝每天都陪著黎婆婆開店。見到一班參加者,芝芝雖興奮仍乖巧地安坐在婆婆大腿上。「我坐門口一定要帶埋佢出嚟。」婆婆笑說,更提起芝芝「手手」跟參加者打招呼。黎婆婆與芝芝。西營盤德輔道西是有名的「海味街」,不少海味店都有養貓以捕鼠,海味店「昌盛行」亦不例外。步入店內,可以拜訪貓店長呀花和金仔。貓女呀花2歲,其子女由區內多間海味店收養,問老闆有沒有想過替呀花絕育,老闆笑說:「老闆娘唔比呀,佢話要閹咗佢(呀花),就閹咗我先。」呀花。金仔約7個月大。呀花的金仔活潑好動,即使坐在椅上,尾巴也還是停不下來地擺動,淘氣非常。數個鳥籠高掛在店內,老闆表示金仔時不時會玩鳥兒。「玩死咗佢賠錢比我呀。」老闆哭笑不得地道。金仔。街巷之間遇上牠詩詩。街坊秀慧帶著狗兒詩詩一同參加導賞團,屬大型犬的詩詩親人可愛,更是區內不少「大男人」的傾訴對象。秀慧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自己是「狗等公民」。原來她和詩詩外出時,會受到很多規範,如不能進出食肆和大部分的公共空間,社區中人與動物共融的空間很有限。貓義工May姐自2004年起,已開始照顧區內的流浪貓,導賞團的最後一站,她在小巷中分享照顧街貓的經歷,亦跟有養貓的參加者交流貓經。數隻流浪貓在四周活動,參加者影貓玩貓,不亦樂乎。May姐笑說其實街貓跟家貓一樣挑食,乾糧放久了失去香味,貓兒們就不「幫襯」。提到愛貓的飲食習慣,May姐笑逐顏開。May姐囑咐大家千萬不要在網上公開貓隻位置,因可能會吸引心懷不軌的人士偷貓。提到近年的偷貓事件,她心情激動。她憶述數年前一名的士司機王澤能,利用流浪貓對人的信任,先後多次偷貓轉售予食用,令人髮指,但因搜證困難,當時無法將他拘捕;兩年後王被發現於山上虐貓才被捕,判監僅八星期。後來亦有其他偷貓賊出現,現時靠網民和街坊間互相通報監察,盡量保障流浪貓安全。May姐坦言不能期望人人都喜歡流浪貓,認同她餵飼流浪貓的行為,有愛貓之人支持則是「花紅」。財力有限,May姐感言能做到的亦很有限,她試過見到貓兒有口腔問題,卻沒有錢帶牠去洗牙;對於重病的流浪貓,May姐亦多次無能為力,只能在牠們餘下的生命中,盡量滿足牠們的食慾,陪牠們走過最後一程。近年港鐵西港島線通車,多幢「插針樓」於西營盤兀地而起,取代舊唐樓。重建下老店被逼遷,甚至因而結業,區內食肆商店逐漸仕紳化。在社區變幻中,不變的是區內的貓咪狗兒,仍然在小店內、街巷中,以「萌氣」守護一班基層街坊的社區脈絡。【城西關注組】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社區 動物 貓 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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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MOVIE好電影」:以影像重想社區 細說時代變遷世代更替

(左起)林森、陳芊憓、黎穎詩。The Good Lab舉辦「Good Movie好電影」放映會,以「重想社區」為主題,第一節於3月12日舉行,放映由網上雜誌《城市日記》出品的兩齣紀錄片《兩代人》及《麗生辦館》。《兩代人》透過記錄「魚販爸爸」和「教師兒子」的日常和訪談,呈現兩代香港人不同的成長故事,和對彼此的看法;《麗生辦館》則記錄了前址位於深水埗白田邨,有達四十年歷史的麗生辦館,臨結業前的人事點滴,刻畫出街坊小店的人情味,亦引申出對社區空間和鄰里關係的反思。《兩代人》:時代巨輪下的兩父子 《兩代人》攝:戴毅龍@城市日記《兩代人》中的父子倆,分別是導演林森的舅父及表哥,林森的爸爸亦為魚檔檔主。有感於當時魚檔生存空間收窄,更收到消息石硤尾街市可能會於2018年拆卸,林森決定在回憶消失前留下紀錄。回望整個拍攝過程,最讓他感覺深刻的是,故事中的小人物,其實都是很和善的人,而即使受壓於制度暴力,仍然選擇了溫柔而堅定地面對。2005年領匯申請上市,林森參與其中,他憶述當年盧少蘭婆婆申請司法覆核,冀阻止領匯上市,受盡支持領匯上市人士非議,更被指斥「阻人發達」。盧婆婆日常生活受到騷擾,林森當時曾護送盧婆婆回家。結果領匯依樣上市,十年來扼殺無數屋邨小商戶的生存空間,當中包括林森爸爸的魚檔。「加個冷氣、換下地板,就大幅加租。」《兩代人》拍攝之初,林森打算單純地紀錄舅父一天的魚販工作,從一個人重複的日常,呈現小人物的生活質感,過程中卻洞察了兩代人的價值觀差異,因而改變了故事的主線。「『上一代』很努力,就能賺到一家所需,但這一代已不同。我老爸繼承祖父的賣魚工作,我問自己為何不繼承他的工作?身為『下一代』,我想要怎樣的生活?」監製黎穎詩指出,片中的「兩代人」有鮮明的對比。「上一代」在文革時因受歧視而來港,努力地賣魚維生養家,經營安穩的生活,而「下一代」則剛巧相反,在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下成長,然而長大後,卻在「安穩」中感受到暗湧,為兒子的長大後的社會環境感到憂慮。《麗生辦館》:推土機前的社區人情《麗生辦館》攝:戴毅龍@城市日記麗生辦館現已結業,前址位於深水埗白田邨。導演陳芊憓表示,《麗生辦館》本來並不打算拍成獨立的影片,直至一次跟麗生的老闆娘傾談,她得知這碩果僅存、前舖後居的多年老店,即將因重建被逼遷而結業,她與監製黎穎詩於是決定在麗生結業前倒數一星期,拍下麗生的社區故事。一星期的拍攝,拍下的東西不算多,但陳芊憓在剪輯時仍花了不少時間。「我要想清楚自己想講一個如何的故事,展示如何的空間和人情味,如何呈現家人之間的關係、一個家庭和社區的關係。」她指出紀錄片不同於拍電影,因為無法在拍攝前預見會有什麼發生,很多事都是突然發生,及後要用很多時候思考,才掌握到是如何的一回事。曾從事地區文學研究的陳芊憓,讀過很多社區、地區有關的文獻,當中的理論影響了她在故事主題及呈現方式上的選擇。「我很認同紀錄片在幫觀眾去消化主角的生活細節和人際關係同時,也應可以比較抽離地帶出一些較深層次的想法,有情感但不流於煽情。如片中最後一段由我撰寫的文字,是想帶出若空間跟地方環境的關係被推翻,也還算是進步的話,其實是一個挺壞的時代。」「曾見過老闆娘煮食,然後很多街坊走過來一起食,街坊間的關係十分親密,我覺得訝異,但這些就是他們的日常。」監製黎穎詩道。她形容拍攝過程中,街坊在不捨得麗生同時,亦十分關心老闆一家往後的生活。在麗生結業後,老闆和老闆娘另覓工作,街坊之間的感情如昔。「一個好社區,是你會稱它為家,而有歸屬感。」改變社會的小人物《城市日記》創立於2012年,以多媒體紀錄城市中的人物故事。陳芊憓認為現代人的關係疏離,變得難以互相溝通,但亦因而多了願意在社區中多行一步的人;如《城市日記》拍攝紀錄片,就是為了紀錄主流媒體外的人物生活,嘗試以小人物的故事重組城市人的情感。林森指出媒體報道礙於新聞角度,較難充分而如實地呈現小人物的生活;電視劇中基層人士卻住大屋,更是脫離現實,造成人對基層生活的認知「被肢解」。他期望可透過紀錄片,呈現小人物的生活細節,改變觀眾的慣性視角,建立觀眾在政策框架外的社會認知,從而推動觀眾以同理心,去觀察和理解周遭人的生活。他亦認為故事如能觸動觀眾,觀眾甚或會以自己的專長多走一步,帶動改變,而不僅僅是消費故事中的情懷。「就好像天星皇后碼頭的最後一天,有很多人去影相,但我們其實可以想想,除了影相之外,我們可以做些什麼。」The Good Lab召集人黃英琦強調,當去想如何推動社會創新,不能夠忘了過去,只向未來看。「如果不明白我們的過去和歷史,也無法面對未來的挑戰,因為我們的根在過去。」她又指出每一個人都可以是社會創新者,將對社會現況的不滿,化為作出改變的動力。【The Good Lab 好單位】【城市日記 Urban Diary】「Good Movie好電影」:重想社區(第二節)日期:2016年3月19日(星期六)時間:晚上7:00至9:00《墟市一匹布》導演:陳浩倫、李安欣片長:32分鐘出品:撐基層墟市聯盟活動詳情:on.fb.me/253DdVu門票詳情:bit.ly/1UycMCg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社區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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