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 哪一制好?

美國最近一項民意調查發現,16至20歲的美國新生代之中有45%表示會投票支持社會主義,有21%甚至支持共產主義。這個令人頗感費解的美國風貌,對香港有何啟示?數月前美國總統初選時民主黨參選人桑德斯差點打垮希拉里,原因就是他的社會主義傾向贏得年輕人壓倒性的支持。桑德斯所獲得的支持和這項民調的發現頗為脗合,兩者都反映了美國不少年輕人的取向。這項調查是由美國「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委託國際市場調查公司YouGov進行,於上周發表報告。執政黨舉步維艱是全球趨勢再看看西班牙。該國現時只得看守政府,原因是西班牙於去年12月大選中沒有一個政黨能在議會贏得多數議席,籌組聯合政府又因為各政黨互不相讓而失敗告終,今年6月西班牙再度大選但仍未能打破僵局。至今為止,西班牙政府懸空已300多天,臨時看守政府未能有效管治,導致投資停滯。根據BBC本周初報道,歐盟正在加緊施壓,要求西班牙在明年削減預算;但西班牙必須要等到新政府完全行使職責,否則預算根本無從談起。西班牙的300天「無政府狀態」,既非獨有,亦非最長。另一個歐洲國家比利時於2010年6月舉行大選,結果是兩大陣營都未能在議會取得絕對大多數,於是各黨派談判以組成聯合政府,但拖拖拉拉了541天才能組成政府,是「無政府狀態」的紀錄保持者。根據The End of Power一書作者Moises Naim的研究,民主選舉的一個全球大趨勢,就是要在大選中取得絕對大多數議席是愈來愈困難。該書調查所得,在35個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成員中,只有4個國家的政府能在議會中取得絕對大多數;在印度,國會議席由35個不同政黨瓜分,而且自1984年,沒有一個政黨能在國會取得絕對大多數;在民主國家的選舉中,平均有55%的議席是被不同背景的少數派政黨瓜分。可見執政黨在議會舉步維艱,是全球趨勢。香港有機會構建簇新政制香港是在英國殖民地政府準備撤出時才開始進行民主改革,回歸後進一步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故此民主的經驗尚淺。香港目前面對的政治困局,西方民主國家全部處理過。美國年輕人對社會主義可能只是一知半解,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支持,是對現狀不滿的一種表態。就好像香港年輕人對現狀的不滿一樣。而香港面對的激進化、本土化、議會拉布、選民投票給另類議員以示抗議、行政機關施政舉步維艱等,均非香港獨有,而是其他民主政府早已經歷過,是民主進程的必然。香港獨有的,是一國兩制。香港的民主政制還在構建中,有史無前例的機會去取各家所長、避各家之短,在《基本法》的基礎上構建簇新的政治制度,並發展創新經濟,才能追回失去了的10年,令香港成為幸福之城。作者是教育工作者原文載於2016年10月29日《明報》觀點版 資本主義 一國兩制 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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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全功的《堅離地公社》

跟陌生人共住在一個大宅,享受親密的鄰舍關係,以及民主公投的決定方式。這些本來是一對丹麥夫婦Erik和Anna的理想生活方式,但現實不似預期,烏托邦從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堆問題。上世紀六十年代尾至七十年代,一股不滿政府的牢騷席捲美國。士軍對越戰的懨懨、畢業生無法就業、女性不願再受制家庭和父系結構下,種種對資本主義的反叛,促使年輕一代嚮往神話般的共產、平等社會。這種「嘻皮」文化,產生自上述青少年對社會的不滿。嬉皮士們開始在鄉郊建立公社,一起合群生活,他們亦會將集體利益凌駕在個人之上,凡事先為集體褔祉著想。這個基本概念,正是Thomas Moer在《烏托邦》(Utopia)裡強調的集體性。公社是一個理想社會,不同公社也有自己的規矩和模式,當中代表的自然是公社成員的希望。但上世紀這種烏托邦生活方式,只維持了一種短暫時光,公社的完結代表曾居住在當中的人,需要重返世俗。不少紀錄片以「嬉皮公社」為題,訪問這些「嬉皮」如何看待過去的時光,和跟社會重新接軌的問題,例如Taylor Camp (2010)和American Commune(2013)等。上述紀錄片自然較為嚴肅,《堅離地公社》的調子則較為輕鬆,略帶黑色幽默。戲中的「公社」是不同的人為了分擔租金而合住在一間大屋,並不是嬉皮士那種遠離煩囂的共產生活。導演童年曾居住在家鄉的公社村,他憑這經驗拍出這部電影。電影中帶出了核心家庭裡的三角戀,和女性婚後命運等元素都是典型電影或文學命題。公社:權力的瓦解在公社裡,權力不再集中在特定和部份個體(主人)身上,是分散在共同居住的大眾上,這種居住方式打破了居住空間裡「主人」和「客人」的等級關係。當討論公共議題時,會以投票等現代民主方式決定。上世紀的公社,多是由hippie到戶外建立一個住所,它由社員共同擁有。但電影裡的公社並不是由住客一同搭建,而是存在於Erik的大屋中。Erik擁有房子的業權,所以大家的權力不是一開始就均等及分散,而是由集中的單一權力瓦解成公共業權(common property)。這是業權上理所當然的分散,但在Erik 心中,權力依然屬於自己的。這種權力瓦解的情況,亦引起同住者相處時的問題。電影中,丈夫Erik打從心中反對公社這個瘋狂的概念,即使在律師面前將屋主身份平均分配給其餘的人,他仍認為自己是一屋之主,這所大屋是他的所有物,他能行使的權力理應高於其他人。以致,在眾人首次開會表決情人Emma能否加入,但大多數人反對Emma加入時,Erik則發狂地指自己是主人,他的說話有決定性作用。同樣,電影中的公社有管理員,Ole就是這個角色,他負責記帳、處理會議事務和燒掉在公共空間中無人領回的物品。在全套電影中,他沒有僭越角色的權力安排,但卻使Erik感到不滿,彷彿Ole才是「話事人」,才是決定一切的在權者。就像Erik原本的權力轉換了給Ole,只是Erik沒想到,決定並不是單由Ole作主,決定背後的人都是住客,Ole只是按早已定下的規矩行事,及主持會議。這些爭執和矛盾的源頭,只因原本執權者(Erik)不願意放開業權,不論在經濟和產權上,他認定自己的付出較其他人多,且又是業主,理應可以行使較多的權力;因為Erik比他人處於較優勢,他比其他人更不願認同公社的概念,因為他由有既定優勢,變成沒有優勢,他的權力與地位,由原來的高度下降,變回跟其他人一樣的「均等」。在電影中,權力不但由集中到瓦解,同時亦因Erik的執著而失衡。在理想的公社中,即使制度如何均等完善,但依舊敵不過人心。家庭的平衡除了以上業權這個「有形」的權力關係,公社還會涉及無形的關係,如家庭。除了業權和居所的「共用」外,有多少人能夠跟別人共用伴侶?導演亦在電影中嘗試討論這個問題。戲中Erik向妻子直言自己愛上學生Emma,而Anna當下態度是嘗試接納,她主動提出邀請Emma入住公社,希望接受這個三人關係。表面上這是多元關係(Emma-Erik-Anna),但實際三角的平衡側重在Emma-Erik上,故促使Anna後來崩潰,並且在女兒勸說下搬離公社。飾演Anna一角的演員Trine Dyrholm,亦以細緻的情感演出,在柏林影展中贏得最佳女演員獎。最後Erik能跟情人Emma留在公社,可惜公社的家庭關係又回歸電影起初的一男一女制度。理想的三人多元關係,就只如一陣輕煙散開。導演呈現出理想的公社制,在運行期間的阻礙。也展示了烏托邦的不可能,原住者感情關係的變化,加上公社本來有的權力問題,也就破壞了這個理想居住模式。在電影的結尾,提倡同住方式的Anna搬離公社,抗拒公社的Erik和他的小情人則留在公社中。這個微妙的安排,不禁使人思考這個烏托邦的發展跟落差,也預示了上世紀美國公社在80年代走向尾聲。公社這個題材,可以有很大發揮,可惜導演過於集中在Anna、Emma和Erik的三角戀中,缺乏對公社的探索。不論是當中具體運作方式、還是其他角色的性格特點,還有彼此的關係,導演都沒有提及。象徵了流浪漢的Jesper沒能力交租金,但最後他仍貢獻了一台洗碗機,他的位置在公社會有改變嗎?具有韻味的Mona又會否跟公社裡其他男性有親愛關係?若導演能探索這些問題,電影的層次應會更豐富。 影評 電影 社會主義 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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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古巴人

喜歡去一個地方旅行,與真正在那裡生活,常常是兩回事。我很喜歡南美洲,玻利維亞的天空之鏡,至今想起,依然讓我迷醉。秘魯的馬丘比丘,四日三夜的登高望遠,俯視那座印加古城,如今依然目眩。巴西人的熱情、阿根廷人的浪漫,讓我溫存至今。我愛煞了南美洲,可是,相見好,同住難,如果在那裡生活,說不定由愛變恨。即使這幾年走過的印度、伊朗、古巴,好些地方,依然令我夢繫魂牽,時常想着,有天再遇,卻不會夢想在那裡生活。最近看了一本書叫《被遺忘的古巴人》(Cuba No),作者Ludo Mendes是一名法國記者,從九十年代中開始住在古巴,被稱為一個「臥底記者在古巴二十年的生活紀實」。二十年的實地體驗,這位法國人對古巴,幾乎沒有什麼好評。書中寫得最多,就是古巴人的飢餓、對食物的渴求。他有一個古巴女友,即使有他這位攸馬(外國人)男友,他們在家中,長年累月吃的,都是黑豆飯。記憶中,我在古巴的大半個月,也是冇啖好食。他們的平民食物,貧乏得可以。人缺食物,車缺零件,壞車是常態,電器壞,也無從修理。還有那造成貧富懸殊、歧視本地人的雙貨幣政策;政府固然貪腐,在公家工作的平民,也經常拿走公家的東西,幫補家計。這位法國記者,唯一讚賞的,就是那裡的牙醫。有一次,他洗了三刻鐘牙,月薪不到三百港元的牙醫跟他說:「你不用付錢。」這個國度,是社會主義的天堂,還是集權主義的地獄?只有在那裡生活過,方才體會。[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原文載於2016年8月30日《明報》副刊圖:法新社 古巴 旅遊 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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