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改 讓夢可以飛翔

每一個人的生命裏都總有遺憾,對於丘遠東來說,這些烙印在心底裹的遺憾,正逐漸轉化為成長的力量—悔改。 正生的五個寒暑 丘遠東(阿東)年紀輕輕已經犯過事,14歲時就曾因傷人被判入壁屋懲教所。在18歲時阿東因吸毒而被判入正生書院,但想不到在正生經歷的5個年頭卻成為他人生的轉捩點。原來最初他對於可以成功戒毒是不抱任何希望,早前失敗的的戒毒經驗依然歷歷在目,但正生跟坊間其他戒毒宿舍不同,阿東不但戒毒成功,更得到意想不到的東西。 「正生與其他戒毒所最大的分別是她將所有戒毒者視為學生,只要你願意發奮讀書,出到去是具備被社會承認的學歷。」正生的與別不同成為了阿東努力讀書的原動力,甚至學會攝影和剪髮。「即使文憑試未必有足夠的分數讓我可以繼續升學,但我在正生學到的技能對我幫助很大,出到社會時可以大派用場,起碼閒時可以接下不少兼職工作。」 信仰的力量,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我在正生尋找到信仰,只要你願意認罪,上帝寬恕你的時候,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重新出發。正正是信仰的力量,教識我用自己的經歷去幫助別人,所以我才會讀社工系,而且香港的吸毒情況十分嚴重,我希望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他們我可以成功戒毒,你們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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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義的難題

(圖:Isaiah Berlin )網上所謂左右之爭,很多時並不涉及社會經濟立場。有時,這是關於如何看待社會變革的課題,這包括變革的時間、手段和目的,以至涉及變革的主體是誰等眾多判斷。如果你傾向認為當下並非革命時機,不選擇立即起事,因而採漸進式路線,着重轉化和教育,以相對節制的方式行動(如非暴力式佔領),也就很可能給罵離地、無用或左膠。這種來勢洶洶的批評,叫我想起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Berlin)所探討過的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運動。首先,民粹主義不同於民族主義,它不相信俄國民族具有一種獨特性格和命運,也跟馬克思主義者有別,後者認為民粹論者即使政治本能正確,但卻缺乏對於社會的科學分析。民粹主義者界定的人民,有一重要特徵,就是所謂未受腐化的人民(在當時是指農民);而且,他們近乎一致認定國家的社會結構「過時」,是阻礙人民獲得自主的毒物和誘因。因而,只要將之一舉摧毁,罪惡的社會便重獲新生,單純質樸的人民也獲永久自由。問題在於,何謂未受腐化的人民呢?假使普通人一時間未能接受民粹分子的激進目標及手段(如暴力革命),甚至拒絕他們的誘導,該怎麼辦?伯林問道:民粹主義的行動派又可以忽視普通人的願望到什麼程度呢?此外,當時民粹主義中的激進派就深深不信任知識分子和那些不知道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人民,並指摘他們不斷錯失革命時機,叫政治太舒適,麻痺反抗意志。如此這般,革命事業將由誰推展?答案是訓練少數職業革命家,讓他們傾力奪權,嘗試立即起事,他們並相信,只要向群眾解釋他們何以不得不革命,群眾就自然會參與革命家的組織。然而,這套想法放在100多年後的今日香港,既離地萬丈,也極之排斥。民粹主義的最大問題在於,它太強調自己心目中的一元人民,從而看不見人民之間的分歧,以致漠視社會本身的多元複雜性,因而,表面上高舉人民旗幟的民粹分子,實質卻是高度排斥人民,因為他們過分沉迷於以一刀兩斷的方式,劃分出腐化分子和未受腐化的純樸人民,最後,簡化掉政治變革的種種難題和判斷。畢竟,腐化與否通常只是幌子,問題遠遠複雜得多。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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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言行:政治當真與你無關?

香港的中產一向講求實際, 對政治表現得沒有興趣。各人努力在事業上打拼,  累積財富, 給子女最好的教育,  讓家人過安穩舒適的生活。中產人士最重視的是社會穩定, 經濟繁榮,   怕「亂」, 和討厭任何破壞和諧的事情。對他們來說, 雨傘運動純粹是一班不滿現狀, 無法向上爬的青年人對社會的發洩。「民主」亦是一個虛無縹緲, 欠缺實際用途的渴求吧了。然而, 政治和中產的自身利益當真沒有關係? 讓我們在這裡一同探究。以經濟為例,  特區政府一心為了配合國家的金融政策, 只顧發展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疏忽其他行業發展,  導致香港經濟發展失衡;過份依賴金融業,工商界之間的收入非常懸殊, 大部份行業工資多年來沒有改善。就算是金融業, 由於國內紅黑資金大量進駐香港,  帶來了國內甚麼都要講關係的一套模式,  沒有內地人際網路的本地金融人才自然吃虧,  銀行、證券行的高層位置亦已逐漸被內地人壟斷。甚麼人民幣外匯中心、債券中心、融資中心、滬港通等等, 受惠的都不會是我們香港人,枉論一般本地中層打工仔。樓市方面, 曾蔭權政府在03年沙士之後停止賣地及興建居屋, 十年間樓價狂升三倍。其後曾蔭權及一些高級官員包括許仕仁和梁展文被揭發與大地產商有千絲萬縷關係, 令人懷疑房屋政策背後的利益輸送。到了梁振英上台, 表面上急市民所急, 推出一連串壓抑樓市措施, 實則避重就輕, 搔不著癢處, 樓價持續乾升。地產霸權操縱了整個香港政經, 就連政府亦要忌三分, 不敢痛下決心增加房屋供應, 只懂狂加印花稅, 增加交易成本, 反而窒礙真正用家置業, 有樓者也不敢賣樓換樓, 二手樓市變成一潭死水。一班已上車的中產眼見樓價飆升, 或許沾沾自喜, 其實只是紙上富貴, 半生辛勞工作只能換取一個蝸居, 想進一步改善居住環境已成奢望。樓市亢奮所帶來的禍害,遠及不上過去十年因自由行政策之失控迫使主要商業區舖租飆升之破壞。自由行政策自2003年實施以來,内地訪港旅客數量大增。他們的消費模式側重於購買個別類型的貨品,龐大的需求及利潤令舖租飆升,迫使原有在同區經營數十年的小商舖因承受不起瘋狂的加租而搬遷甚至倒閉;剩下的就只有自由行旅客特享專用的店舖。自由行政策表面上對香港的零售業看似帶來龐大收入,但實際上唯一的得益者只有是大業主、國際連鎖店及大財團。本地中小企業不但未能受惠,更是高昂舖租的受害者。生意成本水漲船高,最後唯有轉嫁消費者。政府在行政上極倚重地產商及大財團的支持,根本不敢跟這些建制支持者過不去。而且自由行政策涉及與内地千絲萬縷的政治經濟利益,屬敏感話題。在此形勢下,一個市民認受性不足的特區政府又怎會有膽色改動此燙手山芋?至於中產家庭最關心的子女教育問題, 特區政府可謂劣跡斑斑。二千年代的教育改革令整個教育制度翻起前所未有的巨浪,朝令夕改的教育制度更令家長、學童無所適從。近年教育局硬推國民教育科務求強制學生增加其對國家認識和歸屬感, 造成前所未見的反抗。早年增設的新高中通識科如今政府因害怕學生太關心政治而打算更改課程, 一切都出於政治需要;這樣的處理手法絶對有違教育理念。其他諸如母語教學、副學士等等,弄得一塌糊塗。普遍官津學校的教學質素參差;幼稚園和小學更是重災區, 教育當局缺乏周詳計畫, 無法疏導大批內地兒童來港求學的需要。最終苦了一班中產家長, 寧願付出高昂學費亦要設法為子女報讀私校或國際學校, 甚至提早海外升學。自從回歸以來, 各項大型基建陸續上馬, 耗資數以百億甚至過千億的西九文化區、港深高鐵、港珠澳大橋, 還有已通過前期撥款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 以上各項種種均受到不少民間團體和泛民立法會議員質疑其效益並大力反對, 但政府在一班建制派和功能組別議員護航下仍决意孤行,強行通過撥款。大家必須留意的是,這批中港融合的政治形象工程,由於當日粗疏通過, 有意無意低估開支, 而事後無一不是嚴重超支, 最後埋單的就是香港納稅人-包括你和我。當庫房枯竭時, 政府一定會向納稅人開刀, 到時香港低稅環境將會消失, 受害最深的自然就是交稅最多的中產階層了。反之,一些如在將軍澳擴大堆填區、醫院設施等民生問題卻不以民為本,而是把問題政治化。此時此刻,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以上種種問題皆源於我們的政府, 一個不需向市民負責的政府。對大部分以為政治與自己無關的中產人士請你明白, 政治其實影響著我們生活每一個細節, 和我們有著切身關係, 更直接影響我們的下一代。那些自以為是社會既得利益者的中產精英請你必須知道, 在當今的畸型政制下:大家交的稅多, 所享的福利少, 就連提名權及選票亦不配有, 説真點,中產人士在香港亦不能幸免地備受剝削。得益者從來只屬極少數的政治特權分子如人大、政協、功能組別議員、大地產商、大財團;更不公的是,  這些特權分子都是同一班人。回歸以來, 特區政府施政每況愈下,  政府官員能力和誠信只有下降,  歸根究底,是當權者用人唯親。由中央欽點的特首以至特首選擇的問責班子, 均以忠誠先行, 能力次之, 是以我們才有陳茂波、吳克儉、蘇錦樑此等尸位素餐的庸才,劉江華更是受香港人所摒棄的落選議員。由於特首不是由市民選出來,  施政只會逢迎中央, 而非以香港市民利益為大前提。一班非民選的行政會議及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員, 由於權力來源並非香港市民, 更不會在議會裡反映民意。近年香港社會爭拗不絕, 日趨撕裂, 和畸形的政治制度有莫大關係。大家是時候好好想一想, 政治當真與你無關? 你甘願繼續做沉默的大多數, 任由自身利益被剝削? 不想的話, 此刻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登記做選民, 運用你手中的一票, 選出真正為我們爭取利益的議會代表, 替我們監察政府, 改善施政,踢走那些凡事附和政府, 浪費納稅人金錢的保皇黨議員。思言行 — 慎思敢言,以言赴行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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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一知:窮人對社會毫無貢獻?

這是今天網上最熱列討論的問題,源於(又係佢條……)梁振英在訪問中一番話。他表示,如果採用公民提名,月收入低於1,800美元(14,040港元)中位數的香港人將主導選舉,行政長官候選人將只關注月收入低於1,800美元的那一半勞動人口。他這番話可以理解為:月入低於萬四,不應有平等選舉權。沒錯,用語言偽術來看,他「絕對沒有說過」,但他的說話絕對有這個效果。這個問題,跟某些人常說「交得越多稅應該越多權利」的權貴,一脈相承。教通識時久不久跟學生討論這個問題,具體來說,可思考兩個問題:1. 窮人是否對社會沒有貢獻?2. 怎樣衡量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本文刻意不談什麼人權、平等等高層次問題,因為香港人愛實際,我就跟大家談實際。一. 有沒有能預知自己交多少稅?交稅越多,越有貢獻,是最不實際的想法。首先,今天交稅多的人,會否有一天事業和生意仆街,變得破產、拿綜援,即要倚賴政府過活呢?又或日捱夜捱,捱出一身病,要倚靠政府醫療系統呢?甚至早夭,被迫終斷了「貢獻」呢?這當然大有可能,金融風暴、科技股泡沫、沙士和金融海嘯,不是造就一些「原來交很多稅突然交很少稅甚至不用交」的人嗎?如果是這樣,這批人憑什麼在富貴時聲稱「我貢獻多所以我應有更多權利」呢?而當這批人不富有時,又是否願意放棄你本來享有的權利,包括選舉權呢?同樣,除了富二代外,今天大部分香港中上階層都自詡「獅子山下精神」的產物,意思就是:我當初很窮,但我憑苦幹創出一番事業。換句話說,今日這群既得利益者未發跡前,是今日梁振英眼中的「廢物」,不配有權利,更不配有借政治選舉爭取福利的權利——連選舉權都沒有,想選幫你脫貧的代表也不可能。簡單而言,即使以收入或稅款來推算貢獻,誰有資格斷定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貢獻多寡呢?根據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下精神,每一個基層都是潛在的成功人士,是社會潛在的極大貢獻者;以香港過去十多年的金融危機來看,每一個中上階層都是潛在的負家產,是社會潛在的負資產。那麼,政府只按現有收入劃分貢獻者和負累者(姑且政治不正確暫時使用這個字眼),你覺得公允嗎?二. 有常識的政府都希望有向上流動文明社會中,有沒有一個這樣思考的政府:「政府不希望基層將來有更高收入,不希望他們有多交稅的一天,不希望他們在稅收上有所貢獻,我們只要致力維護現在多交稅的人,便是最好的管治了。」又是談實際的時候:不是說好發展知識型經濟嗎?知識型經濟中最重要就是學識,有學識的人自然收入或未來潛在收入更高,換言之就是多交些稅。你叫人不斷去進修,配合經濟轉型,但同時覺得這些進修中的窮人,毫無貢獻,不想給他們權利,是不是思覺失調?一個政府,當然希望越多人有高收入,GDP才會上升,因此為基層提供恰當的福利和權利,是協助他們向上流動,而並不是某些權貴不屑說的「福利養懶人」。三. 你的成就完全因為你努力?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但不充份。例如,你很努力要成為一個商家,一個資本家,但送你到北韓,你會成功嗎?一個人的成功關乎社會環境,包括政治條件、地理因素、基建、教育制度等等。一個政府,理應為弱勢社群提供協助,而這些福利是中上階層沒有的。我們又談實際:中上階層已有很充足的優勢,他們可以為自己和下一代提供更好的上流條件,但基層不能這樣,為了讓他們向上流動,政府自然要為他們提供協助。因為我們在第二點已認定,一個有常識的政府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向上流動,以創造更高的GDP。最近,朋友問我有沒有電腦捐出,原來他學校有一個中五優異生因為家貧,沒有電腦做功課,所以希望有人幫助他。碰巧我公司多了一部舊機,便轉贈予他。這個例子最直接和簡單:他們一家可能都是綜援戶,他們一家按梁振英的說法,都是無貢獻應被剝奪選舉權的人,但他們有一個是優異生,是將來潛在的貢獻者啊。可能有人反駁:那是優異生當然要幫嘛?這也很可笑,優異生可能太明白是非又沒有成人的計算,走去佔中,結果將來找不到好工作(我假設而已);一個成績差劣的學生,將來也可有莫大成就——李嘉誠是穿膠花的,Jamie Oliver有讀寫障礙,但以交稅而言他們今天極有貢獻啊!他們可以有多少福利去向上流動,是要社會討論的。但如果窮人沒有選舉權,議會就沒有可代他們爭取權利和福利的人,政策一面倒傾向商家,他們就沒有條件去創造成就,跨代貧窮就越來越嚴重。四. 貢獻真的用收入來衡量?以上是刻意將貢獻與收入掛勾,來滿足一些「有錢應大晒」的奇人。但事實上,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絕對不是用收入來衡量。很簡單,如果你認為收入萬四以下的人沒有貢獻,那麼他們不如全部拿綜援,他們的工種由萬四以上的人來填補,你願意嗎?雖云職業無分貴賤,但有些工種總是很多人不願做,例如掃街倒垃圾(只是例子不是歧視)——我們又談實際:一個社會總要人來倒垃圾吧?如果基層不做,這個社會不能運作下去,那麼中產來做,好嗎?如果你覺得不好,為什麼你賤視基層,覺得他們沒有貢獻呢?這個道理其實非常顯淺:螺絲一點不值錢,但一部機器可以沒有螺絲嗎?你不感激基層在維護社會運作,還怨他們沒貢獻,對他們呼呼喝喝,還要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嗎?這麼顯淺的道理為什麼會想不通?因為人太易自傲吧!說到梁振英的「14K論」,收入萬四以下有很多是初出茅蘆者,他們因為在工作中能累積經驗和學識,所以雖然薪水不高,但未來卻大多收入可觀。梁振英連這批人的政治權利都可以剝奪,看來他只認為14K對他最有用,13.9K及以下便毫無用處了。五. 談一個不實際的問題:公義講完實際,講一個好唔實際的社會公義問題。一個文明社會,不是一個森林,森林奉行弱肉強食定律,但因為人不是禽獸,所以用制度、法律等去重建一個較不弱肉強食的社會。「收入高但福利少」和「收入少但福利高」,根據「多勞多得」的原則,是不公平的。但照顧弱勢的概念從來不是出於「公平」,而是出於關愛,或者說,用「不公平」的制度去彌補上天的不公平。例如,為殘疾人士興建設施,是用很高的成本去服務很少數的人,既不符成本效益,也不公平——為什麼殘疾人士不和健全人士公平競爭設施?為什麼他們會有公帑興建的特別通道而健全者沒有?原因,不就是出於「有能力幫助弱能者」的公義原則嗎?再談到成本效益,為少數人興建設施,咪好唔抵?但沒有人天生喜歡殘疾,如果事事講求所謂的公平和成本效益,將心比心,如果有一天自己、下一代、親人或朋友等不幸變成殘疾,你又希望自己或他們得不到幫助嗎?最重要是,人活着就有風險,你是無法預知將來。如果,我們把「基層」代入以上討論,你認為他們的政治權利應被剝奪嗎?小結比起梁振英,我蠢太多,至少沒有公司給我五千萬元又唔使我做任何嘢,足證我智不及他。但連我也想到的事,我不認為梁振英會想不到,他一定知道會惹起民憤,挑起更多衝突,但他仍然說,他是想矛盾更大,想更亂嗎?我真係摸不透他的心,權力是會令人變成瘋子!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社會 綜援 社區 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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