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年:「社法中心」——未達到的願望

談到改變香港最影響重大的法律事件,無疑是23條立法了,因為爆發50萬人上街的七一遊行,導致中央決定對港施行全面干預管治的新政策方針。但23條立法事件已說了很多了,反而另有一件憾事,令我耿耿於懷,我卻很少說出來。那宗憾事,就是未能成功爭取我和余若薇合力倡議的「社法中心」—— 一個將免費法律服務更有效地提供給市民的「社區法律服務中心」計劃。 怎樣令法律真正助市民解決問題? 我自1995年當選為法律界功能組別立法局議員後,常感觸我們通過的法例往往改變廣大市民的處境和權利,但有多少市民知道我們以公眾之名通過了怎麼樣的法例?在最實際的層面,法治原是為界定及保障普通市民的合法權益,但對一般市民來說卻是遙不可及。我愈來愈關心,怎樣能令法律真正幫助市民大眾解決問題?當然,日常生活大部分問題與法律無關,亦不能循法律途徑解決,但一般市民何以辨別?如果問題真的應循法律途徑解決,他們怎樣能找到法律途徑解決問題?怎樣能得到所需的法律服務?顯然,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是關鍵。 2001年7月,英國文化協會在香港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會議,主題名為「Access: The Future of Law」,法律的將來在於令大眾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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