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人支持拆大台?

對不少支持民主運動的人來說,年輕人拆大台實在叫人摸不着頭腦,高呼這只會令運動群龍無首一盤散沙「共產黨最開心」,甚至高呼「沒有大會」背後只為奪權。筆者無力也不打算分析事件中誰對誰錯,我也不是別人肚裏條蟲,無法確定每一個拆大台的人心裏在想什麼,我只想嘗試套用自己早前另一篇文章〈年輕人與六四切割,與溫和妥協切割〉(刊於5月24日《明報》星期日生活)裏的思考方式,分析拆大台背後所反映的思想與意義。認識香港政治的人都知道,六四事件對香港影響極深,香港過去二十年的社運與民運,都有濃厚的六四影子,其中一個影響極深的概念,就是「咪高峰指揮權」。六四後民運人士總結時發現,誰能控制廣場上的咪高峰,誰就能控制運動的方向,運動是進還是退,擁有咪高峰的就有話事權。咪高峰也者,大台是也。有咪高峰就有話事權八九民運後期,天安門就出現過搶奪咪高峰事件,可見大台對運動方向的重要性。「咪高峰等於話事權」的概念,大部分社運人士都清楚,因而在雨傘運動時,就出現大台咪手持有四支咪以防被奪去話事權的說法,足見大台控制權確實對運動起着決定性作用。有大台,即運動有指揮,有方向,也能進退有度。筆者在上述的文章已提及,六四事件後香港民主派確立了一套想法,即爭取民主應「見好就收」,佔領者應適時「退場保勝果」,避免運動以衝突收場,是為「六四退場論」。這想法深深影響着泛民主派的抗爭策略,而近年其中一個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國教風波。國教抗爭 退場保勝果國教抗爭當年成功凝聚群眾包圍政總,借着立法會選舉在即,成功迫使政府撤回國教。政府讓步後,抗爭者沒有繼續進迫,而是選擇「退場保勝果」,這可說是近年社運中「見好就收」的最經典例子。這次選擇,不少人大加讚許,稱讚年輕人在政治上已成熟,「進退有度」,但部分人卻視之為十惡不赦,批評抗爭者浪費了大好機會,應一鼓作氣堅持下去,爭取更大勝利。國教的抗爭策略誰對誰錯並非本文的重點,我想借此說明的是,大概就是由此開始,「大台」這個概念,除了代表運動有人指揮之外,更被冠上了另一重意義。有指揮 vs. 被統戰支持有大台的人認為,有大台,即是有人指揮,方能進退有度,但要求拆大台的人則認為,有大台即代表有領導人,有領導人就有可能被統戰、被收編,也就更可能採取「見好就收」、「退場保勝果」的妥協策略。因此,要杜絕運動走上妥協之路,杜絕運動領導被收編,杜絕「見好就收」,就必須拆大台,杜絕任何人可以主宰運動的進退。只有把大台交還人民,踢走領導人,才能確保運動不會被統戰,不會走向妥協。這裏要再說一次,我並非在判斷誰對誰錯,我只是在嘗試分析,這就是拆大台背後的真正理念及歷史背景。拆了大台,沒有了指揮與領導,運動如何走下去?回答這問題之前,也許應先問問,在現實世界裏,有沒有拆大台以避免被收編的例子?在商業世界,近年不少家族不再把企業擁有權直接傳給個別後人,而是改以基金信託形式,由家族後人共同擁用,再外聘專業團隊負責營運。這種集體擁有模式雖然令企業擁有權變得相對糢糊,誰是真正領導者誰也說不準,但可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家族成員可以把企業出賣。這概念近年開始應用於傳媒業。不少人相信,假若傳媒企業以信託基金模式存在,甚至一開始成立時就是由公眾捐款集資而成,控制權被徹底分散,沒有任何人是單一擁有者,政權即使要收編也苦無對象,無從入手。另一個更廣為人悉熟的例子,就是足球。歐洲的足球會不少都由大家族擁有,若然老闆精明,球會自然成績驕人,但家族持有者大多抵受不了金錢誘惑,紛紛把球會出售予外國富商,球迷眼看代表城市歷史傳統的球會被賣給美國、俄羅斯、亞洲商人甚至中東油王,總感到不是味兒。愈來愈多球迷相信,由老闆全權持有其實並不是唯一的生存模式,近年不少球迷改為推崇會員制,球會並非由單一家族持有,而是由數目龐大的球迷以會員制方式共同持有。西班牙巴塞羅拿與皇家馬德里,以及因抗拒曼聯被美國富商收購而由死硬派曼聯球迷組成的「曼市聯」(Football Club United of Manchester)就是以此模式生存,任憑外國富商付出多少金錢誘惑,都沒法買起球會的擁有權。球會,永遠屬於人民。當然,現實的管理問題還是要處理的。沒有了單一老闆,沒有了大台,誰來管理?跟據會員擁有制,會員球迷可以定期投票方式,選出專業管理人員出任球會主席,負責日常營運。這就是沒有了大台之下的管理模式。持份者同擁有 無人可以出賣以上例子都可說明,由個別人士持有主要股權,即類似有一個單一大台存在。好處是擁有權非常清晰,誰有權發司號令,何時進何時退,絕不含糊,但問題是領導人可以犯錯,可以出賣企業,更可以把企業全盤賣給外國富商。信託基金、公眾捐款集資甚至會員制模式,就等同沒有大台,由持份者共同擁有,沒有人可以出賣企業,但管理與指揮權卻相對比較含糊。商業社會可以委託專業人士出任CEO管理,但社運總不能如此吧。假如社運拆了大台,運動又可如何走下去?廣場公投將成焦點本文早已提過,六四事件對香港社運發展影響極深,雨傘運動處處都有八九民運的影子。當年六四後民運圈子的檢討發現,由於主張溫和及退場的人早已用腳投票,主動離場,因此留下來的只可能是激進的一方,主張繼續佔領,甚至主動進攻。這就是著名的「廣場邏輯」,即佔領運動註定只能走向激進。為免重蹈這個「廣場邏輯」的覆轍,雨傘運動時就有了廣場公投的出現,希望主張退場、立場溫和的運動支持者,重回佔領區投票,找出真正的雨傘民意如何操作,當然還需討論,但日後假若再有類似的群眾運動,類似的「廣場公投」概念會否被引用作為運動進退的「新大台」?運動不再由個別領導人作推手,而是建立一個有廣泛參與「社運平台」,由參與者共同擁有,相信會是另一個討論焦點。同樣是那一句,筆者無力也不打算分析事件中誰對誰錯,我也不是別人肚裏條蟲,無法確定每一個拆大台的人心裏在想什麼,但把個別本土謬論拿出來鞭撻一番,不會有多難,不去了解拆大台背後的文化脈絡,只顧狠批,實在難以理解年輕一代到底在想些什麼。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社運爭議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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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改

關於政改的討論,已經非常令人厭倦。整個政改的討論只停於「捉鬼」和「轉軚」,但明知整個方案通過的機會已經微乎其微,都要裝作有機會通過,假戲真做的模樣實在令人非常討厭。一直以來,政改方案的讓步權在北京,但北京要港人「硬食」爛方案,市民的反彈必定相當強烈,而這從各民調均有最少三成到四成死硬派的分佈已經看得出來。現時最重要的討論,主力集中於後政改的時期。早前六四晚會上,大學學生會代表在台上焚燒《基本法》,意味未來學生運動的方向極可能沿修改基本法的方向進行;另一批社運人士則提出民間特首和影子內閣,以平行方式向政府施壓;泛民主派則表示要建構本土論述,以迎合冒起的本土思潮。公民社會百花齊放,營造出不同路線本身是好事,但根底裏,不論是政黨之間,還是不同陣營之間,定位和路線本身都有其差異之處,而經歷雨傘運動過後,內裏的矛盾更可能隨之擴大。社會運動當然不需統一,不需強調大一統,但維持一定的聯繫對日後的運動發展也是非常重要。我六四前一星期到了台灣,與不少學者和社運人士私下聊天,他們不甚明白香港的社會運動陣營為何出現如此大的矛盾。雖然在太陽花學運以後,台灣的社會運動陣營中亦出現不少新組織,組織之間的理念路線可能分別甚大,但大體上,大家也能維持住最低共識,因此矛盾並不劇烈,甚至議題上也不排拒任何合作。他們察覺到現時香港持續一段時間的左與右、本土與大中華的爭論,其實爭論各方所持的立論大體相似,因此他們不太明白香港社會運動陣營為何在威權政體下,仍然出現大規模的分裂。後政改時期出現什麼論述和路線並不重要,最重要就是公民社會內各個陣營能否先放下成見,先從最基本的共識開始談起。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社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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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鬧右膠 與驅蝗行動者飯聚

夜晚老友飯聚,枱面杯水倒瀉,大隻輝反應好快,扶住器皿又用紙巾印乾水滴,緩緩講道﹕「自元朗一役,我發現自己好暴躁,搭巴士排隊見有人打尖,我即刻大聲X!」說的是驅蝗戰役,大隻輝一直參與反水貨運動,月來走遍上水屯門元朗沙田,從未缺席。輝哥生來虎背熊腰,昂藏六尺,次次站在最前排。 陣上無名勇士他就是主流媒體所稱的反水貨客「暴徒」。暴徒阿輝為何反省自己暴躁?相識年幾,輝哥牛高馬大,但好善良,周末陪兩老飲茶,任職辦公室文員,穿衣有領,斯斯文文,不太講粗口。本性和理非非,近來卻做了勇武本土派,動機簡單﹕「我唔可以睇住啲細路畀黑警拉,因為佢哋一上到警車,發生咩事根本無人知!」大家記起雨傘革命舊事,一位老友某夜不幸被捕,在警車上遇險,頭部遭人拍打數次。想到此,大隻輝鎮守前排,一見對方噴灑胡椒揮棍逞兇,即時紮穩馬做肉盾,猛力拖着身旁學生,虎口救出綿羊。雖說守護小朋友,其實輝哥很年輕,也是個九十後。話說陣上有很多無名勇士狀如輝哥,筆者也曾幸得英雄拔刀相助。幾個禮拜前,三月一日元朗驅蝗,參與者短暫佔領大馬路,我旁觀之時警察突然走入人群試圖拘捕某君。這刻,我屁股褲頭猛力一束,有人使勁往後拉,耳邊傳來細語:「得啊,唔好驚,我捉實你,一個都不能少!」不安數分鐘,亂事過後,未及道謝,那人已消失人群中。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們都不想被捕。朗尼仍在讀書,行動時置身第四五排,好少動手起腳踢篋,愛惜身體,減低被捕風險。不動手又怕被捕,為何又加入反水貨客隊伍?因為家住屯門,眼見許多廉價茶餐廳消失,滿街藥房,便出來支持。朗尼悠然自得,說的冷笑話絕對零度,他點了杯凍檸茶走甜,說下次要「檸茶走檸」,苦笑一番無人理會。這些閒人毒男,禮拜日應該躲在家中打機才是,你很難要求他動手推跌蝗客,但他近來頻頻出動,堅守隊伍中堅,喝止黑警,高喊「愛祖國用國貨」,雙目有神,對照平日懶懶洋洋之態,判若兩人。小妹妹受驚哭喊,公園阿伯遭推撞倒地,朗尼不以為意﹕「又未死人……我出來夠怕被差佬拉,但唔做唔得架,我真係經常被拖篋撞,屋企樓下只有藥房,茶餐廳愈來愈少,食件西多都好貴,蝗蟲未死,我就真係快餓死!」腳背被行李箱輾過無數次,心愛奶油多加價至三十蚊一份……在他眼中,驅蝗不是社會運動,而是一場戰爭,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為何勇武?說到此,身邊俊男說話,咖啡杯中落下砂糖,用匙羹狠狠壓碎糖粒,冷冷的說﹕「今次鬧喊細路女係個大關口,如果大家願意繼續驅蝗,就係真心做嘢,下次要找機會教訓藍絲帶,增加對方維穩成本。」此人喜好分析時局,陣上主張以武制暴,我們稱他為馬將軍。元朗那次遇有中年男人指罵隊伍,繼而起腳踢人,馬將軍赫然趨前按下兇徒,又聽說,那生事男人後來滿面瘀血,再被警方拘捕。雨傘革命期間,將軍嘗盡胡椒噴霧,捱過鐵芯警棍,至今勇武不減,我親眼見過他在前線除低口罩,對着警察高喊﹕「打我啊,過來啊,我未夠啊!」威武之下深藏怨恨。馬將軍在學校任職文員,也是個九十後,面書經常貼文分享本土意識,他自言自己不算勇猛,見過其他義士準備充足,擦身而過時若有所感,原來人人褲下裝配護陰慎防敵人辣手偷桃。此時將軍有令﹕「遲下大家都要買個護陰擋住,連黃之鋒都有經驗,大家真係要預防。」各人恐懼被捕入獄,個個戴上口罩避開鏡頭,卻頂硬上行動,做好最壞打算,恐懼自己遭五花大綁抬上警車期間祠堂被拆,聽來一陣心酸。明知危險也一往無前上陣,警棍前面個個血肉之軀,何故禮拜日出來冒險?究竟為了什麼?三月八日屯門V-City外,兩母女拖篋遇到反水貨行動參與者,女孩受驚大哭。自此,報章不乏輿論領袖批評驅蝗挑起暴力仇恨,社運圈子責難行動發起人不負責任,又是一輪左右膠爭論,不外是左膠和理非非一事無成,或者右膠法西斯暴力不可取。在這裏我想說,我們可能一直錯判民意,驅蝗不是一場社運,卻是民氣民情民憤民變,僅此提出三點,集思廣益﹕ 一、驅蝗不是社運驅蝗參與者絕非社運明星。人人口罩頭盔必備,也會躲避鏡頭,教訓藍絲帶時候大叫「收機!」再摺起衣袖準備。所以,他們上陣時不會自拍照片上載面書,鮮有拿着擴音器聚焦鎂光燈。他們是平凡市民,如果入獄被捕,沒有記者關注跟進,沒有社運名聲光環,沒有維穩費入袋,只有只有,交保釋金或者付錢找律師。每年六四維園,炎夏七一遊行,你不會目睹此狀。為何冒險出來?動機直接——忍夠滿街奶粉藥房取代小店,在火車地鐵經常被拖篋撞到,更無奈政府不予理會,所以出來。如果你問他們為何不除低口罩?為何不名正言順和平提出訴求?這實在離地得很,而他們會答你﹕「你試下日日搭火車冇位企又被篋撞啊?」這叫做民怨,怒不可遏。 二、不要再罵右膠驅蝗不是社運,但不少輿論領袖墨守成規,寫評論時沿用社運框架,所提觀點離題萬丈。諸如「搞喊小妹妹會失卻主流支持」、「驅蝗暴力近如藍絲帶所為」、「對付手無寸鐵遊客是懦夫」、「街上打罵未能對準政權」……實情是,大部分參與者無意扮演黃之鋒周永康岺敖暉,未曾打算組織領導社運。故此,他們不需要光環也不需要策略,更懶理什麼主流支持。市民不過希望做一點事還原社區舊貌,直接行動趕走陸客。大家憤怒惶恐,街坊小店不再,商場只剩藥房,的確生死攸關,因此裝配護陰上陣,毒男也不安留家中,情願冒險衝陣。他們從來無心敵對左翼,不覺得自己是「右膠」。如果你把他們單純定性「城邦派」、「熱狗」或「本民前激青」,正是偏執於社運幫派論戰,誤以為個個市民遭陳雲洗腦,只顧訓斥右膠,忘卻背後民意所在。 三、筆桿子對準政權大家如果繼續視他們為「社運右膠」,執著於女孩垂淚阿伯跌倒,效果等同轉移視線,減輕政府壓力,實在枉為社會時政論者。自由行弊端處處,市民不懼身陷囹圄也要上街,豈會怕妹妹眼淚幾滴,遑論報章上道德譴責。各路輿論寫手譴責示威者,此時政府乘機諉過驅蝗暴力,淡化施政無能之責,然後轉身背對民意,拒絕治理走私猖獗。大家有怨無路訴,下次更加勇武,下次行動升級,下次打走私賊未夠,下次大概可以痛打警察,意外搞出人命後,怎麼辦?到時大家雙手都沾滿鮮血。愚見認為,士人在報章媒體論政,當負起守土安民之責,保護無名百姓,釀成悲劇之前,要一同向政權施壓,根治問題。我們只管說「街上驅蝗未能對準政權」,但從來「對準政權」是輿論領袖職是之責,筆桿子要狠狠針砭昏庸官宦,無負百姓。我城民風一向淳樸,幾次光復行動之後,搭車排隊秩序井然如故。此刻大家執一而廢百,煞有介事擔心暴力橫行動亂將至,有點造作。我與老友那晚食完碟頭飯,埋單離開,明日大家要返工上學,今次不去海邊飲酒。大隻輝問我下次光復會否參與,我望望馬將軍冷峻面孔,身旁毒男朗尼拿出電話轉珠,我只能說﹕「我試試為大家寫篇文章……」文__謝孟謙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社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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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市民的角度看左右大戰

號稱光復社區的反水貨客行動,激化佔領行動後愈加顯著的「左右大戰」。被批為「左膠」的社運人士年來一直被右傾的「本土派」抗爭者肆意攻擊,乘反水貨客誤認新移民母女及推跌路人老翁這等大失民心的舉措,展開反擊,令「後雨傘」抗命的路線之爭,成為論者不得不處理的課題。反水貨客示威的民粹和國族成分路人皆見,在政治光譜上很靠近極端右翼。一談到極右,大家無法不想起法西斯、納粹、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者,甚至塔利班及伊斯蘭國恐怖分子。驅趕及指罵水貨客、做熱血公民、講中港區隔、本土利益至上,以至部分提倡港獨,實際行動上離上述極右政治行動當然尚遠,但除了從理念上指向右傾價值,還有策略上為達目的不惜(暫時)違反普世價值而採取激烈手段的方向。所謂普世價值,本便是左、右都不會否認,也不該否認信守的價值、人類文明的基石,例如博愛、和平、平等、公義、真、善、美、大多數人的幸福等。這些價值容或相對於不同人不同社群會有層級的分別,即彼此出現衝突時,對某些人或社群來說,低級的會為高級的價值讓路,如著名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金句所涉;但在倫理生活經驗討論中,我們不難明瞭價值衝突時沒有必然對或錯的選擇,例如更著名的倫理難題﹕配偶和母親都墮進海裏,你只能來得及救一人,你會救誰?「答案」很簡單,你救了誰都會後悔沒救另一人,你救誰都錯,因而反過來說,說你救誰都對也成。情義二選一,忠孝兩難全,你必須引入更終極的價值才能指導。宗教作為終極關懷便提供相關道路,例如儒家一般指向仁(情)與孝(因此帝舜揹父出奔,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故事);耶穌之前的猶太教,情與義之間會選後者,耶穌之後的基督教,博愛和犧牲才是更深刻和高尚的道德表現。 左與右,其中必有分矣左、右的分野,原本一邊較進取,一邊較保守;一邊着重進步、求變、求新,一邊看重忠誠、克制、和諧。但左也不會完全否定忠誠,右也不會否定進步,只是忠誠於左,或者進步於右,都位列較次要的價值層級。左派會說﹕「忠於前輩忠於職守不是不重要,但如果對方妨礙理想的實現,我們便要懂得選擇。」右派也會說﹕「社會當然要前進,但步伐不能太急,要慢慢來,而且凡事以和為貴。」諸如此類。因此,左與右的對立本是因應具體事件出現的政治光譜上的位置之爭。他們大可有着共同信守的價值基礎,只是具體操作上,各有偏重的層序分歧,先後取捨,你不訴諸宗教道德的終極信仰,便沒有誰必然對、誰必然錯的問題。然而,一旦訴諸宗教或特定教條,一不小心,你在光譜的位置便會向終端方向轉移,弄不好狂熱起來,便產生了極左或極右。左派與右派不一定要相互為敵,但左派的常設敵人是極左,右派的常設敵人是極右。中國人愛說物極必反,陰極陽生,道理一說便明白。極左是對左的背叛,極右是對右的背叛。極左每每便是大右派,以語言偽術倒過來壓抑改革(例如所謂「反革命」罪名,正是為防止進一步革命而設的,其本身正是反動);極右往往很激進,比左更要高速推倒一切,毁滅標籤了的敵人。極左和極右都會損害左派和右派共同信守的普世文明價值,是政治行動所戒所慎。 右與左,力量vs.符號反走私,反(氾濫的)自由行,反唯賺錢至上,不斷掠取社會資源的單向價值……是近年部分香港人從真實生活體會而來,愈發關注本土,不無慘烈的行動方向,但具體該採取怎樣的行動呢?針對的對象是誰呢?對此,左和右的分歧便出現。左派主張針對建制、政府,以和平理性的態度、合乎理性的程序,尋求改變制度、政策;右派主張直接針對來犯者,直面生活矛盾,相信要有實際有力的具體抗議行動,才有可能刺激政策改變。那本是虛與實、理性與意志、符號與力量的取向和路線之別,當中固然有對立,若論合作全不可能,卻怎樣也說不過去。左派愛講鬥爭,其實寓立於破,右派愛講協商合作,其實和而不同,都有其複合層次。同和異,雖然基調在差異,並且只有尊重差異,促進差異才有互動的諧合、辯證的「共識」,但絕不會是你死我活的狀况。有人認為今天的左右勢成水火,是特區政府施政偏頗不公,復對反對聲音置若罔聞所逼成,進一步的看法甚至覺得中央有份蓄意滲透、分化民間異議陣營,方便需要時孤立打擊對象,逐個擊破。只是,身為一個普通的市民,際此香江變局,心繫「後雨傘」何去何從,我們大抵不必深究宏觀政治誰操盤誰搞陰謀、誰在利用誰等(內地人和受內地思維影響的港人倒很喜歡搞這一套,人人世故,事事避免可能被人利用,永遠做一個觀望和押寶的「智者」),最重要還是退後一步,回到左和右的出發點,尋找和確立自己的位置。這個位置對很多人來說,便是歸邊,便是決定立場,對一些抗爭者而言,更是和排斥「左膠」或痛打「右膠」沒有什麼分別。然而,站在真正熱愛香港的市民角度,那個出發點正是對不義的建制說「不」,回到公民抗命、命運自決的「初衷」,以及左和右都不得不擁抱的、應雨傘運動這百年難得一遇的廣場事件號召而生的抗爭主體。 恪守中道,左右皆中節在這個起點上,左和右的分歧自該一目了然。反水貨客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沒有,但去到不問情由人身攻擊,發現點錯相仍不放過對方,便走向極右。你說為了愛香港做這些事,但有些事一旦人多做了,風氣形成,這個香港還是一個值得愛的地方嗎?守護我城,是右傾價值,但為了「有效」實現這價值,便要不惜走到它的反面,將它變成一個再不值得守護的地方嗎?這是邏輯問題,道理很簡單,一清二楚。話說回來,面對右派的妄動、走向極右的舉措,左派口誅筆伐之餘,難道只是看着心涼,只顧反擊,不詳加檢視這股走向極右的風潮,正好反照出自身論述和行動上(後殖民理論和固有的政黨——NGO連線組織方式),不足以應對當前被雨傘運動打開缺口的新局面?右派不遺餘力搶奪「本土派」的稱號(最先講本土的是左派。為了和右派區分,左派一度提出「開放本土」的講法,但缺乏承載和認受),努力把左派打成「左膠」,說得難聽點,便是妖魔化對手。這種策略令左派感到難受我們可以理解,但如果因此便放下了反思求變這左派有數最珍視的價值,豈不也有走到自己反面的危機嗎?中國人愛講中道、中庸。真正的中庸當然不是中間騎牆、折中主義、各打五十大板等。中道是執兩以用中,適中地左,適中地右,如是為左為右,均無礙於民,無礙於理。抗爭者的敵人(無論是開局之初敵還是終關大Boss)不在彼此,而在不合理的生活、不義之建制、高壓屈辱的統治。什麼左膠不滅、香港無生的說法,身為恪守中道的市民,自然懂得消化,不會中毒,同時視之為徵兆,從中提取反思更革,日新又新的成分。城邦論是一個神話,你信奉它的話,以為得救,但只是以為而已;也由於它是一個神話,你完全否定它,視之為歪理,便會忽視了箇中的人類學意義。文__朗天編輯/葉雨舟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社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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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水貨客運動能夠正當嗎?

反水客運動與過往抗爭運動之不同反水客運動鬧得滿城風雨,先後有母女與老伯被誤認為是水貨客,與抗爭者發生爭執糾纏。今次反水客運動與過去的抗爭與雨傘運動都不同,它沒有針對公權力(政府或執法機構)。當一場社會運動針對公權力,它的正當理由比較容易找到,譬如,香港真的有人發動革命,理由必定是「政府腐敗,人民革命有理」,先不論這理由是否完全充分,至少革命者可以嘗試這樣宣稱;假如是抵抗不義之法,那麼人們可從公民抗命裡取得正當理由(先不論手段如何);假如是遊行示威,那麼人們可以訴諸集結遊行自由的權利。但最近的反水客運動既非針對實質的公權力機關,亦非針對法律,更不只是在辦遊行示威那麼簡單。它針對的是非公權力的水貨客,有些手段亦超越於一般市民的權力,包括包圍水貨客然後指罵、叫囂、截查別人的財產物品,再嚴重的甚至恐嚇,以及毀壞他人的貨物。可見,過往抗爭運動的正當理由都不適用證成反水貨客運動的正當性。激動的反水貨手段是行使公民執法的權力?有些運動支持者因而訴諸緊急而必需的理由,主張情況許可下,市民擁有行使公民執法的權力,就像雨傘運動時人們包圍毆打他人的藍絲,阻止他們打人後離開現場。然而,這真的能成立嗎?香港並沒有一條法律特別針對走水貨(中國則有,但香港不能行使中國法律)。走水貨並不違法,若然違法,勉強來說也只有「違反逗留條件」這《入境條件》。不過,讓我們先不討論法律的問題,把走水貨當成道德問題來談。讓我們先假設走水貨是香港人愈來愈不同意的行為,不同意到應當立法阻止。所以,在此先假設走水貨是有罪。然而,即使走水貨客真的有罪,他們的罪行是市民「緊急與必需」阻止的罪行嗎?一般而言,市民能夠行使公民執法的權力,都必須充分地說明:(A).有充分理由支持罪行已經或即將發生,以及所阻止的罪行是非常嚴重(譬如假犯基本自由權利)(B).可合理地預期,如果個人不阻止這罪行,這罪行很有機會發生(C).當時情況非常緊急,個人無法訴諸執法機構一般反水貨客運動的支持者,都有類似於(A)至(C)的理由。他們一方面真誠地認為香港已進入緊急狀態,水貨活動猖獗,嚴重影響市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政府,執法機關對此愛理不理,執法無力,只有靠市民自救。問題是,走水貨的問題真的嚴重到包圍水貨客,然後謾罵甚至私查別人的財產物品嗎?我相信每個人的感受都不同。對我個人而言,走水貨的確影響民生,但客觀上卻未嚴重到如同侵犯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罪行(譬如殺人、打人、打劫、禁錮……),但有些人,尤其是在水貨活動猖獗的居住的市民,對此問題非常厭惡,認為自己生活空間受到嚴重滋擾。因此,我們很難一刀切說走水貨問題是嚴重還是不嚴重。但是,我們可以用比例方式來談,假如水貨問題與公民執法的合理性成正比。因此,讓我們重新考慮反水客運動出現過的三個手段或形式,再討論它們是否合理:1.遊行示威、派傳單2.包圍水貨客然後指罵、叫囂,甚至恐嚇3.截查水貨客的財產物品哪些行動手段可被容許?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同意保護個人的財產物品是最基本的權利,在沒有得到財產物品擁有者的同意,沒有任何人有權力截查別人的財產物品。當然,有人可能說,假如我們能夠代替公權力執法,自然擁有警方查核別人財產物品的權力。但首先,如果我們不查核對方的財產物品,我們就無法確認對方是走水貨。因此,在未查核對方的財產物品,我們無法肯定對方是否走水貨,於是通不過上述的原則(A),我們無法肯定對方犯罪,因而也無法正當擁有公民執法權力私查他們的財產物品。大家別忘了前幾日的「點錯相」(認錯人)就是最佳的說明。其次,假如我們能肯定對方是走水貨,以我們因此就有權力私查水貨客的財產物品嗎?如果在雨傘運動時期,我們肯定對方是打過人的藍絲,因而包圍他們,這行為也許大家能接受。但如果包圍後,我們私查這個人的銀包、電話,我相信沒有多少人同意這種做法。如果雨傘運動的佔領,算是公民擁有半個自治權力的地方,我們都無辦法接受這種權力,為什麼在一般社會狀態下,我們就有這麼大權力?至於,包圍水貨客然後指罵、叫囂等行為,有些反對者認為這如同禁錮。禁錮是非常嚴重的罪行,讓我們先不立下這麼嚴重的指控。回想我上面提到的例子,雨傘運動時不少市民包圍襲擊他人的藍絲,阻止他們打人後離開現場。我們不會說這是禁錮,主要理由是出於打人者企圖離開現場,因此市民才包圍報警,直至警方交給警方處理。因此,市民能夠包圍某個疑似罪犯的先決條件是為了阻止他逃離現場,等警方來到交給警方。但反水貨客運動者絕不是以這先決條件而行事,所以包圍的唯一正當理由無法構成。運動需要一些基本原則那麼,就只剩下遊行示威、派傳單這模式(其實還有恐嚇,以及毀壞他人的貨物,但我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同意)。但很多運動支持者認為這是傳統「和理非非」的行動形式,失去效用。然而,另一邊廂,大部分批評此連串反水客運動,主要不是針對運動本質就是錯誤,他們都會認同水貨問題已影響社區,同時原則上支持反水客運動,最終令他們對反水客運動猶豫不決或卻步的是手段。不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反水貨客運動,我們也要認清一樣事實:如果反水貨客運動持續,之後只會發生更多受公眾非議的事件。我們怎樣能夠不「和理非非」地有效地抗爭,同時宣明行動的正當性,使得運動不會受到輿論所責難?這任務非常之艱鉅,是往後行動者必須面對的問題,考驗行動者的能耐。當然,如果行動者自以為能夠獨善行動,無須理會正當與否的問題,最終只會變得孤立無援,歷史上沒有運動是不需要證明自己是正義(即使不是真的正義)。因此,從運動者與實務的角度考量,行動者應該盡快訂立一些基本原則,使得明顯錯誤的行為如襲擊、恐嚇、截查貨品等行為不會發生,同時運動出現錯誤時,應該要有人走出來負責,至少像前兩天行動發起人道歉。原則上,人們應該暫時容許或容忍新的、實驗性的社會抗爭運動模式其實,在雨傘運動後,擴闊了很多港人抗爭的想像與膽量。人們有更多的親身經驗,以及不畏武力和強權的態度,以更激進的手段進行抗爭。我主張,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原則上人們應該暫時容許或容忍新的、實驗性的社會抗爭運動模式,除非它侵害個人的基本權利或嚴重影響公眾利益。我們不能因為運動稍變激進,就立即排斥它。因為社會抗爭運動的本質就是不斷在挑戰原本公共秩序來爭取自己認為正當的事情。因此,任何新型的抗爭運動都會瓦解原本的公共秩序及其想像,逼使社群重新討論與達成新的公共秩序的規範。不過,這同時說明,抗爭者必須有耐性與義務在公共場合裡證明自己的行動是恰當,並不應該像現在一些少數抗爭者,總是以傲慢與不屑的態度冷嘲熱諷他們的反對者,覺得有什麼需要理會「港豬」的批評,以為自己是正義的化身,愛做什麼就什麼。原則上,我是支持反水貨客運動,但手段必須要正當、理念必須要清晰,到底是迫使政府關注改善政策從而杜絕走水貨活動,還是認為反水貨客運動直接能嚇走水貨客呢(這真的能夠嗎?我非常懷疑)?理念不同也將指向不同的手段,如果運動者不能整理出他們的理念、調整他們的手段,運動只會徒勞無功。母女被誤認為是水貨客的影片試想像,假如你是去日本的旅客,突然比幾個帶著口罩的陌生人,不斷罵你走水貨、叫你打開個箱以證自己清白?你會害怕或生氣嗎?我自己如果感到冤屈,也必定會誓死還擊,而且身旁還要有個小孩。因此,我不認為這阿姐態度有多惡劣。原文載於: 楊梓燁 社運爭議 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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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黑夜星光燦爛

美國記者李德(John Reed)俄國十月革命後寫了一部膾炙人口的親身體驗《震動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這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狂熱馬克思主義者目睹俄國大地巨變,心神激蕩,奔走呼號,不能自已。百年於茲,香港過去的七十五天同樣震動世界,儘管本質與李德所見的有所不同,然而同樣是搖動人們心靈,發出詰問:我城往何處去?金鐘的最後一晚留在佔領者心裏的是昨夜星光燦爛,過去兩個半月的日與夜成為七百萬人無法抹去的二○一四年回憶。姑勿論黃絲帶抑或藍絲帶,無論是認為佔領是正確做法或是大逆不道的,皆不能否認這七十五天永遠改變了香港,從我們父執輩避秦南來的嶺南小城,百轉千迴經歷了五十年代反共氛圍,六十年代極左思潮,七十年城巿重生,八十年代紙醉金迷,九十年代回歸之世,乃至於二十一世紀初沙士疫潮,以迄當下拷問「我是誰」的後佔領時代。這一過程是一種轉化進程,不是陳健民、戴耀廷、朱耀明佔中三子所能操控,也非學聯學民思潮能夠擺渡,這是大氣候下的形勢使然。震動世界的七十五天更不是「顏色革命」或「外來勢力」所能觸發(倘若果真如此,不可能如此形態的臨尾偃旗息鼓了吧?),實是香港城巿發展長路必然的一道坎,就算二○一四年沒有遇上,二○一五二○一六二○一七總會到來。佔領運動發展至如此結局恐怕沒有人會料想得到,我所指的不僅是三個交通要塞的佔據行動以及延綿兩個半月的漫長社會運動,佔中三子以及雙學在總結時大概也心有同感——而是一個本是爭取真普選的政治行動,到後來變成足以影響未來一段相當長時間香港政治及社會嬗變的大型社會運動。準確而言,這是另一個香港啟蒙運動的本格,此中可以上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香港的政治本質確立,下推未來至少一個世代的社會異見體系成形,若以圍棋術語形容,香港社會棋盤隱現「大模樣」,執政系統一方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新抗爭世代的另一方。蛇齋餅糭固然無法打動這些新人類心靈,連仿效八九十年代殖民政府的政治小恩小惠亦難有人飛擒大咬現地收貨。 社會運動的快餐文化佔中三子及雙學或許正為這次運動得失計數,社會上除了責難佔領的一方,抗爭的另一邊也不乏評說,然而大多糾纏於進退之間的爭論,應是挺進革命抑或見好就收,兩派說法表面看來都有其邏輯,前者是企圖逼迫中共或特區政府讓步或至低限度回到談判桌,後者則是覺得能夠做到喚醒社會已是功德無量。總其而言,兩派的企圖心,源出社會運動把時間及空間高度壓縮的結果,人們期許的是快餐文化式的爭戰乃至分出高下,否則感到無以面對悠悠七十五天在街頭捱更抵夜、還要面對一波又一波衝擊走在大路上的一眾同志。身處其中並且如此貼近現場,實在無法討論這兩派的優劣,如果硬要論說未免強三子及雙學所難,更是不近人情了一些。然而想說的是,一場啟蒙運動如何發展,不太可能在七十五天看到端倪,若純粹從階段性的發展觀察,從九月二十八日宣布佔領開始,差不多每一階段都有一種姑且稱之的線性走向,每一步都有其上承邏輯。甚至到了學生與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對話,都按着事態走勢自動對號入座,儘管其間發生多次街頭衝突,但大方向始終在學生手上而且把持得相當穩定。不過,當對話無法帶來成果,梁振英政府把進一步對話大門緊緊關上之後,開始出現我當時來說比較憂心的走向。在與朋友的幾次討論當中,有人談到左傾盲動的危險,擔憂從而帶來統治階層強力鎮壓,跟着是大舉逮捕,運動遭到牢牢釘死,接後萬馬齊瘖至少一個世代,總保守主義取而代之。 美國學運兩條路線歷史確實如此發生過,而且俱是我們熟悉的國家。六十年代美國反戰運動以及同一時期的日本反安保鬥爭,都經歷過類似的保守之痛。一九六八年是美國學運最高峰時期,秋季入學的學生大批大批成為學運參與者,左翼學生領袖海頓(Tom Hayden)萌生意念,「我們正向權力靠近,這是一種權力:只要政府不人道,這種權力可以把它關掉」。《時代》周刊的長篇報道指出,學生組織像磁鐵一樣吸引着對社會不滿的青年。類似的正面報道令學運士氣大振,卻在同一時間觸發學運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以行動爭取革命的激進派,以及主張建立社會運動基地深耕細作的實踐派;兩派各走一邊,激進派發動示威罷課,受官方打壓後,暴力行為漸次出現。學運年代之後的其中一個總結頗令人莞爾:學運領袖過於重視媒體的反應,忽略了對廣大社會群眾的組織。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遜入主白宮,建制體系發動反撲,被認為立場保守的家庭刊物《讀者文摘》指摘學生受到蘇聯指使「顛覆美國」;大學方面則調整策略,撤換校長、加強學生在校內事務的發言權以及改善飯堂伙食住宿條件;同一時間,國民警衛軍及警察開進逾百大學,以三藩巿州立大學為例,除了開除學生,被捕者更多達七百人,大量的法律費用支出令本來就阮囊羞澀的學運組織捉襟見肘。聯邦調查局乘時介入,同年三月起訴在一九六八年八月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發動抗爭的八人,他們都是當時最著名的學運領袖,包括海頓、霍夫曼(Abbie Hoffman)俱面臨入獄,學運史稱之為「芝加哥八君子」(Chicago Eight)。國會議員亦削減大學撥款,兩線夾擊,學運領袖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曾經一度叱咤風雲的學運漸見降旗之象。(一九六八年八月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發動抗爭的八人,翌年同被起訴,面臨入獄,學運史稱「芝加哥八君子」(Chicago Eight)﹕(上排左起)Jerry Rubin, Abbie Hoffman, Tom Hayden, Rennie Davis;(下排左起)Bobby Seale, Lee Weiner, John Froines, David Dellinger。(網上圖片)) 日本學運的理想破滅類似的情况也發生在日本,當地學運受到中共文化大革命影響甚深,一九六二年毛澤東說過一番足以被認為是挑起日本學運的說話,「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議的」。因此日本學運帶着相當濃厚的毛主義色彩,學生大旗上常見「毛澤東思想萬歲」。客觀上,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續期的社會力量亦極為雄厚,卻遇到日本當局以強力手段鎮壓,梅韜在《我的天真爛漫》憶述幾次大鎮壓,大批學生被警視廳機動隊大棒子打得腦震盪,禍延下半生。事態的轉變在於中共與美國對峙二十年後「破冰」,毛澤東與尼克遜握手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日本學運領袖頓失精神支柱,出現身分危機,學運組織爆發內鬥至互相殘殺,一九七二年的淺間山莊事件便是其中之一。至於學運暴力化之後分裂出來的赤軍變成大開殺戒的恐怖組織,那則是另一段歷史。美日學運在強力鎮壓下漸次收攏,保守勢力坐大,在社會各範疇攻城掠地。尼克遜下台後,美國自由派曾有一段反彈時光,一九七六年卡特當選總統,可美國當時正處於越戰後低迴期,况且卡特能力不過爾爾。一九八○年大選之後列根上台,保守主義機器全面開動,構建了長達兩個年代的總保守主義王朝,歷經列根、老布殊及小布殊,嚴格而言克林頓也是民主黨內的保守一派,社會活躍分子在如此右傾大氣候下幾乎完全沒有政治活動空間,美國戰後最右翼年代於焉降臨。自由主義(Liberalism )成為政治爭鬥最常被攻訐的意識形態,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老布殊以此對來自麻省的杜卡基斯肆意攻擊,一種追求平等美好生活的理念,竟然在一片保守聲中成為過街老鼠,令人悵然。如果說,美國學運這樣的結局是「金陵王氣黯然收」,就必須追溯激進派被逮捕鎮壓,精兵耗盡,以及由此給保守主義乘虛而入這筆歷史。至於日本更不消提,安保鬥爭之後,社會從此缺了大規模學運,勉強可以一算的是七十年代末成田機場的耕地爭奪戰,可是如今在自民黨安倍晉三一人獨大的當下,這都是白頭宮女說當年的憶昔。 保守主義乘虛而入主觀意志辦事之下的無視處於極其保守氛圍,冒進主義帶來美國學運激進一系遭到全面打壓,幸運的是當年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實踐派留在地方發展群眾活動,如今在民權、女權、反戰、保育、社福方面大放異彩,成為美國大儒小阿瑟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所言的「如同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那樣的另一個社會運動黃金年代」。歷史說明,能夠在保守右翼復辟的今天顯露自由派大旗,若無六七十年代的實踐派回到地方的沉穩,絕對無法在三十年間構建新一代的自由主義,更不可能延續七十年代未完成的社會革命——佔領華爾街運動引帶出對美國社會貧富懸殊的討論,自由派悲天憫人的人文本色再次高懸,客觀上令到美國長期處於另類內戰狀况﹕對貧窮宣戰、為無權者爭權益。香港是否也可能重走美日學運的舊路,此刻手中沒有水晶球,無人能夠得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七十五天的社會宣言進入年輕一代的心靈,遠超課堂上的通識內容,莘莘學子對社會有着更深邃的認知,金鐘旺角的每一天都長在於心,為他們的人生觀打下第一根樁柱,從此迸發燦爛星光。於此一成果而言,很難不會同意,於運動的長遠果效這是得着,當然物理上的勝負是撤退被捕佔領結束,然而正如社會學大師吉特林(Todd Gitlin)說法,六十年代學運帶來的是一種新文化,人們以有別於戰前一代的人生態度及廣闊胸懷看世界,他們追求的是正義以及更大程度的開放。旨哉斯言,這是青年走上街頭的共同初衷,放諸四海皆準,香港自此一役,也不例外。文__安裕編輯/ 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社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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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黑夜星光燦爛

美國記者李德(John Reed)俄國十月革命後寫了一部膾炙人口的親身體驗《震動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這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狂熱馬克思主義者目睹俄國大地巨變,心神激蕩,奔走呼號,不能自已。百年於茲,香港過去的七十五天同樣震動世界,儘管本質與李德所見的有所不同,然而同樣是搖動人們心靈,發出詰問:我城往何處去?金鐘的最後一晚留在佔領者心裏的是昨夜星光燦爛,過去兩個半月的日與夜成為七百萬人無法抹去的二○一四年回憶。姑勿論黃絲帶抑或藍絲帶,無論是認為佔領是正確做法或是大逆不道的,皆不能否認這七十五天永遠改變了香港,從我們父執輩避秦南來的嶺南小城,百轉千迴經歷了五十年代反共氛圍,六十年代極左思潮,七十年城巿重生,八十年代紙醉金迷,九十年代回歸之世,乃至於二十一世紀初沙士疫潮,以迄當下拷問「我是誰」的後佔領時代。這一過程是一種轉化進程,不是陳健民、戴耀廷、朱耀明佔中三子所能操控,也非學聯學民思潮能夠擺渡,這是大氣候下的形勢使然。震動世界的七十五天更不是「顏色革命」或「外來勢力」所能觸發(倘若果真如此,不可能如此形態的臨尾偃旗息鼓了吧?),實是香港城巿發展長路必然的一道坎,就算二○一四年沒有遇上,二○一五二○一六二○一七總會到來。佔領運動發展至如此結局恐怕沒有人會料想得到,我所指的不僅是三個交通要塞的佔據行動以及延綿兩個半月的漫長社會運動,佔中三子以及雙學在總結時大概也心有同感——而是一個本是爭取真普選的政治行動,到後來變成足以影響未來一段相當長時間香港政治及社會嬗變的大型社會運動。準確而言,這是另一個香港啟蒙運動的本格,此中可以上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香港的政治本質確立,下推未來至少一個世代的社會異見體系成形,若以圍棋術語形容,香港社會棋盤隱現「大模樣」,執政系統一方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新抗爭世代的另一方。蛇齋餅糭固然無法打動這些新人類心靈,連仿效八九十年代殖民政府的政治小恩小惠亦難有人飛擒大咬現地收貨。 社會運動的快餐文化佔中三子及雙學或許正為這次運動得失計數,社會上除了責難佔領的一方,抗爭的另一邊也不乏評說,然而大多糾纏於進退之間的爭論,應是挺進革命抑或見好就收,兩派說法表面看來都有其邏輯,前者是企圖逼迫中共或特區政府讓步或至低限度回到談判桌,後者則是覺得能夠做到喚醒社會已是功德無量。總其而言,兩派的企圖心,源出社會運動把時間及空間高度壓縮的結果,人們期許的是快餐文化式的爭戰乃至分出高下,否則感到無以面對悠悠七十五天在街頭捱更抵夜、還要面對一波又一波衝擊走在大路上的一眾同志。身處其中並且如此貼近現場,實在無法討論這兩派的優劣,如果硬要論說未免強三子及雙學所難,更是不近人情了一些。然而想說的是,一場啟蒙運動如何發展,不太可能在七十五天看到端倪,若純粹從階段性的發展觀察,從九月二十八日宣布佔領開始,差不多每一階段都有一種姑且稱之的線性走向,每一步都有其上承邏輯。甚至到了學生與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對話,都按着事態走勢自動對號入座,儘管其間發生多次街頭衝突,但大方向始終在學生手上而且把持得相當穩定。不過,當對話無法帶來成果,梁振英政府把進一步對話大門緊緊關上之後,開始出現我當時來說比較憂心的走向。在與朋友的幾次討論當中,有人談到左傾盲動的危險,擔憂從而帶來統治階層強力鎮壓,跟着是大舉逮捕,運動遭到牢牢釘死,接後萬馬齊瘖至少一個世代,總保守主義取而代之。 美國學運兩條路線歷史確實如此發生過,而且俱是我們熟悉的國家。六十年代美國反戰運動以及同一時期的日本反安保鬥爭,都經歷過類似的保守之痛。一九六八年是美國學運最高峰時期,秋季入學的學生大批大批成為學運參與者,左翼學生領袖海頓(Tom Hayden)萌生意念,「我們正向權力靠近,這是一種權力:只要政府不人道,這種權力可以把它關掉」。《時代》周刊的長篇報道指出,學生組織像磁鐵一樣吸引着對社會不滿的青年。類似的正面報道令學運士氣大振,卻在同一時間觸發學運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以行動爭取革命的激進派,以及主張建立社會運動基地深耕細作的實踐派;兩派各走一邊,激進派發動示威罷課,受官方打壓後,暴力行為漸次出現。學運年代之後的其中一個總結頗令人莞爾:學運領袖過於重視媒體的反應,忽略了對廣大社會群眾的組織。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遜入主白宮,建制體系發動反撲,被認為立場保守的家庭刊物《讀者文摘》指摘學生受到蘇聯指使「顛覆美國」;大學方面則調整策略,撤換校長、加強學生在校內事務的發言權以及改善飯堂伙食住宿條件;同一時間,國民警衛軍及警察開進逾百大學,以三藩巿州立大學為例,除了開除學生,被捕者更多達七百人,大量的法律費用支出令本來就阮囊羞澀的學運組織捉襟見肘。聯邦調查局乘時介入,同年三月起訴在一九六八年八月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發動抗爭的八人,他們都是當時最著名的學運領袖,包括海頓、霍夫曼(Abbie Hoffman)俱面臨入獄,學運史稱之為「芝加哥八君子」(Chicago Eight)。國會議員亦削減大學撥款,兩線夾擊,學運領袖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曾經一度叱咤風雲的學運漸見降旗之象。(一九六八年八月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發動抗爭的八人,翌年同被起訴,面臨入獄,學運史稱「芝加哥八君子」(Chicago Eight)﹕(上排左起)Jerry Rubin, Abbie Hoffman, Tom Hayden, Rennie Davis;(下排左起)Bobby Seale, Lee Weiner, John Froines, David Dellinger。(網上圖片)) 日本學運的理想破滅類似的情况也發生在日本,當地學運受到中共文化大革命影響甚深,一九六二年毛澤東說過一番足以被認為是挑起日本學運的說話,「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議的」。因此日本學運帶着相當濃厚的毛主義色彩,學生大旗上常見「毛澤東思想萬歲」。客觀上,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續期的社會力量亦極為雄厚,卻遇到日本當局以強力手段鎮壓,梅韜在《我的天真爛漫》憶述幾次大鎮壓,大批學生被警視廳機動隊大棒子打得腦震盪,禍延下半生。事態的轉變在於中共與美國對峙二十年後「破冰」,毛澤東與尼克遜握手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日本學運領袖頓失精神支柱,出現身分危機,學運組織爆發內鬥至互相殘殺,一九七二年的淺間山莊事件便是其中之一。至於學運暴力化之後分裂出來的赤軍變成大開殺戒的恐怖組織,那則是另一段歷史。美日學運在強力鎮壓下漸次收攏,保守勢力坐大,在社會各範疇攻城掠地。尼克遜下台後,美國自由派曾有一段反彈時光,一九七六年卡特當選總統,可美國當時正處於越戰後低迴期,况且卡特能力不過爾爾。一九八○年大選之後列根上台,保守主義機器全面開動,構建了長達兩個年代的總保守主義王朝,歷經列根、老布殊及小布殊,嚴格而言克林頓也是民主黨內的保守一派,社會活躍分子在如此右傾大氣候下幾乎完全沒有政治活動空間,美國戰後最右翼年代於焉降臨。自由主義(Liberalism )成為政治爭鬥最常被攻訐的意識形態,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老布殊以此對來自麻省的杜卡基斯肆意攻擊,一種追求平等美好生活的理念,竟然在一片保守聲中成為過街老鼠,令人悵然。如果說,美國學運這樣的結局是「金陵王氣黯然收」,就必須追溯激進派被逮捕鎮壓,精兵耗盡,以及由此給保守主義乘虛而入這筆歷史。至於日本更不消提,安保鬥爭之後,社會從此缺了大規模學運,勉強可以一算的是七十年代末成田機場的耕地爭奪戰,可是如今在自民黨安倍晉三一人獨大的當下,這都是白頭宮女說當年的憶昔。 保守主義乘虛而入主觀意志辦事之下的無視處於極其保守氛圍,冒進主義帶來美國學運激進一系遭到全面打壓,幸運的是當年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實踐派留在地方發展群眾活動,如今在民權、女權、反戰、保育、社福方面大放異彩,成為美國大儒小阿瑟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所言的「如同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那樣的另一個社會運動黃金年代」。歷史說明,能夠在保守右翼復辟的今天顯露自由派大旗,若無六七十年代的實踐派回到地方的沉穩,絕對無法在三十年間構建新一代的自由主義,更不可能延續七十年代未完成的社會革命——佔領華爾街運動引帶出對美國社會貧富懸殊的討論,自由派悲天憫人的人文本色再次高懸,客觀上令到美國長期處於另類內戰狀况﹕對貧窮宣戰、為無權者爭權益。香港是否也可能重走美日學運的舊路,此刻手中沒有水晶球,無人能夠得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七十五天的社會宣言進入年輕一代的心靈,遠超課堂上的通識內容,莘莘學子對社會有着更深邃的認知,金鐘旺角的每一天都長在於心,為他們的人生觀打下第一根樁柱,從此迸發燦爛星光。於此一成果而言,很難不會同意,於運動的長遠果效這是得着,當然物理上的勝負是撤退被捕佔領結束,然而正如社會學大師吉特林(Todd Gitlin)說法,六十年代學運帶來的是一種新文化,人們以有別於戰前一代的人生態度及廣闊胸懷看世界,他們追求的是正義以及更大程度的開放。旨哉斯言,這是青年走上街頭的共同初衷,放諸四海皆準,香港自此一役,也不例外。文__安裕編輯/ 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社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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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 Daniel:你今日D咗「鐵一般的紀律」未呀?

日前佔中三子陳健民提出了五條「鐵一般的紀律」,引起了一些反彈。坦白說,那種口吻,筆者實在難以苟同。筆者相信,稍有一點社會運動經驗的朋友,都會有awareness去理解行動現場會出現多樣突發的變故,明白這些變故意味着的政治風險與法律成本,並理解主辦單位要維持秩序的難處。但即使在這層思考的背景下,這五點提案,如果沒有經過討論,仍舊是相當粗暴。畢竟,戴耀廷曾提過,他希望有日大家都會說﹕「你今日D(deliberate)咗未呀?」——商討,本來是佔中運動的核心精神,不是嗎? 組織者與參與者理應平等五條「紀律」中,例如第一點「必須接受台上指揮,包括何時解散」——「指揮」與「被指揮」的從屬關係,其實如果不作解釋,難免顯得霸道。何時解散、怎樣結束而「不失霸氣」其實是參與者一直關心的問題。行動現場要達至團結與合作,減少即興議決的比例,在政治高壓至此的今天,確有相當需要。但這個結論本身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由上而下實踐,而是需要參與者認許與深入討論的。畢竟佔中組織者與參與者其實只是合作關係,分工不同,但參與權力理應平等。 跌入社會行動者刻板形象陷阱又如第五點「不可搶鐵馬或攻擊警察」,如果不作解釋,也是對一直以來的抗爭者的污名化。「不可搶鐵馬」一旦去脈絡化,抹走了警方長期對抗爭者的種種不合理限制和挑釁,又抹走了政府與爛議會對人的極端暴力逼迫(現在明明是官逼民反),未免跌進了把社會行動者刻板形象化的陷阱。至於「不可攻擊警察」﹕其實根本沒有誰攻擊過警察。如果改成「盡量保持克制,避免被誣陷『襲警』或因此受傷」,或會顯得更合理。十一臨近,大家也會道聽塗說過要「去飲」。不過究竟幾點邊度,其實筆者並不清楚,只知道最終目的地是警署。不曉得從什麼時候開始,當佔中套上了代號,變成「去飲」後,就再沒有傳統動員,沒有了街站,沒有了公開資訊,沒有了短訊或電郵。Insider與外緣參與者的認知與感受,也因此出現嚴重落差。在這情形下,陳健民居高臨下提出五點「鐵一般的紀律」,後果當然是更大的分歧。佔中三子要做到參與者同心合作這一點,其實簡單到不得了,可以開會面對面向參與者解釋,然後看看大家會否endorse組織者的建議。你的想法再集權也不緊要,問題是你有沒有決心去說服其他人,你的中央集權建議是對整場運動有利的。這才是民主的精神吧。如果社會運動本身也不能維持內部的民主實踐,試問又談何爭取民主呢?話說回頭﹕普選雖然有機會為僵化的香港政治打開缺口,但也不過只是云云民主生活的其中一部分。况且可見將來香港也不會有普選;爭取普選,只是為了不損尊嚴,為了培養長期爭取下去的決心。因此佔中真正重要的目標,是我們對民主這種價值的直接實踐。參與、充權、認識、了解、思考、討論、游說、組織、平等對待每個參與者……凡此種種,統統是我們每人都有機會透過實際的政治組織行動去得到的經驗。這不需要北京批准,就在我們中間發生的民主。要改變這個社會,其實就是要先去改變我們自己。 經民主討論的秩序才有人配合秩序是為了安全,一致行動是為了彼此保護;三子的組織工作正為大家承受龐大政治壓力——這些道理其實真的不難明白,組織者要對參與者有點信心,花點耐性去說服,容讓大家去認真討論。經過民主討論出來的秩序才會有人去配合,否則只會適得其反,徒添變數。現在其實為時未晚,距離十一去飲尚餘九天,足夠做很多事情,發生很多關鍵的討論。急事緩做,重新出發,羅馬非一天建成,爭取普選的道路還很漫長,毋須自亂陣腳。各位有心人,盼請三思。文×Tam Daniel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社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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