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變的不會變 不該變的卻改變

我開始相信,或者這是一齣黑色喜劇。 過去20年是香港最需要求變的時候,但社會的主旋律卻是追求不變。而你以為是建制派最不想變(當然,他們確實也不會怎樣思考變革),可是現實卻是連站在對面的反對派也不會認真求變。 在香港,談變是一件相當艱難的事情。 或者就是這個原因,「沒有變過」成為了一種正面的東西。 需否認真想想如何面對轉變的大環境? 近期中央領導人忙着說「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建制中人不知如何插嘴,反而是反對派最有興趣去回應——他們連忙大叫既走樣又變形!我相信他們的意思是,領導人所指「不走樣」之處,正是扭曲最為嚴重的地方。但問題是:他們真的認為回到原型,便什麼問題都沒有嗎?究竟在他們的心目之中,「一國兩制」的問題是出於偏離初衷?還是連初衷也有問題?什麼才是原裝的「一國兩制」?說得直接一點,究竟香港有沒有需要面向未來、放眼長遠,認真想想究竟要如何面對一個不停在轉變的大環境?這一方所說的「沒有變形」,出於為自己辯護;說得白一點,「一國兩制」是政策,不是合約,只要那個「形」尚在,其他由微調到大改,都可以以「全面管治權」之名來操作。那一方所說「走樣」,則其實不知道應該怎樣做(要回去一個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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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曾相識的七一

本周六(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也是大家行出來表達意見的重要日子,尤其是今年最高領導人將會來港,故港人更應把握機會。 說起七一大遊行,香港社會對○三年的,一定仍記憶猶新。因為當年工聯會等左派社團跟今年一樣,租用了維園六個足球場舉辦嘉年華會及足球比賽,遊行人士因而只能在主辦單位租借的維園草地上等候出發。再者,事前警方明言,遊行人士必須從警方指定的糖街出口離開維園,才會記錄有關人數。大家為免警方報細數,除了草地上有大批人等候出發外,維園附近的街道及銅鑼灣一帶,均擠滿來自各區的市民等候進入維園,使到地面交通全面癱瘓,就連地鐵也不得不實施人潮管制,一度將全線部分入閘機關閉。 當日很多人是為了參與遊行,卻因沒有交通工具,故而步行前往維園,所以遊行起步後,曾一度出現兩條向相反方向遊行的長龍,一條往中環;一條往維園。相信大家是為免自己的參與不被計算在內,所以才沒有中途加入遊行隊伍,而是堅持苦候至少三小時,從天后入口進入維園,然後才由維園糖街出口出發。 可是,當年警方卻沒有派人在糖街出口點算遊行參與人數,而僅是在下午約五時,以直升機在高空拍下的維園情况來推算遊行人數。○三年的七一大遊行,警方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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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回想 皇后碼頭運動的「本土」

隨着主權移交即將20周年,一些記者找我談談10年前也算具標誌性的皇后碼頭運動,在家翻看舊片段,許多往事迅即躍現眼前。 不經不覺,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也10周年了。回想,這個運動從闖入天星碼頭阻止清拆開始,到之後進駐皇后碼頭留守至被清場為止,約持續了9個月。我們當時成立了一個名為本土行動的鬆散組織。不錯,在那個年頭,民主派或社運團體都不習慣使用本土這個字,而我們刻意以本土這一具有濃厚情感,以及願意為這地方作出行動的承諾,來定位自己的主體認同。 今時今日當本土認同在封閉族群主義主導下,愈來愈具有排斥性,同時,在主權移交即將20周年的今天,香港人仍然無法命運自由,我就益發懷念這場爆發於2007年的保衛皇后碼頭運動。 話說在九七之前的殖民地香港,皇后碼頭除了作為公眾碼頭,它也被用作港督履新登岸之處,在後面這一點上具有很大的殖民統治的象徵意義。但當時我們構思的本土行動並不戀殖,於是我們在皇后碼頭策劃了一個重要行動,名為「人民登陸皇后」。我們租了一艘船,命名作本土號,在對岸尖沙嘴天星碼頭出發,同時邀請來自不同背景、關注各種社會議題的公民團體及社群,大約100人一同上船登岸,他們包括深水埗和灣仔的舊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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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冤得雪的韓國農民:遭噴射水柱致死過後,至今死因才被修正

韓國選出新一任總統後,正式進入後朴槿惠時代。朴槿惠的干政門事件亦只剩下法院的最終審判,而朴槿惠時代遺留的問題,雖由文在寅接手,但仍遺下不少爭議依然困擾韓國,這稱得上韓國至今的前途仍未完全明朗。其一最大爭議於今天重新引起討論,就是韓國農民受到警察的水柱噴射致死的事件。這情況只能說,朴槿惠政府還欠這名農民一個道歉。 2015年仍是朴槿惠執政的時期,但當時民怨只見上升沒有緩和,除了政府一直沒有慎重調查世越號事件之外,朴槿惠執政時無助改善國家亦成為民怨沸騰的一大原因。而於2015年11月,爆發了反朴槿惠政府示威,主要針對議題亦是民生及勞工政策,而規模比起4月悼念世越號遇難者集會時所演變的反政府示威更大,據紀錄顯示,有8萬人參與11月的示威。而自世越號集會後,零星反政府的示威如反對國情院干政、爭取勞工權益等,一直有增無減。茅頭亦只得一個,就是朴槿惠政府,而對於這場11月的示威,朴槿惠政府未見有任何懷柔政策,反而使用武力鎮壓這場示威,施放催淚彈之餘,還使用強力水柱車驅散示威者。這場示威中,示威者與警察爆發的衝突,令雙方均有人受傷,而最成為爭議的事件主角,就是68歲的韓國農民會總聯盟的會長白南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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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連線的作用

香港有立法會議員到台灣,和台灣立委連線,成立「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的平台。 北京陣營毫不意外,馬上把這次連線說成是「港獨勾結台獨」,黃之鋒認為這是上綱上線,堅持連線只是政治交流。 其實香港代表應該早有心理準備,這樣的連結會帶來什麼樣的解讀。 香港傳統民主派例如民主黨、公民黨沒有加入,而台灣也只有新興台獨勢力「時代力量」和民進黨參加,國民黨、親民黨都沒有加入。 這種政治組成,很難說成是兩岸立法機關的連盟,頂多只是兩岸某種政治力量的結合。 不理是否獨派連結,只問,這個連線,有什麼實際作用? 香港可以借助台灣,如何更有效的向大陸施壓? 台灣自顧不暇,重要邦交國巴拿馬也棄台而和大陸建交,台灣束手無策,還有什麼力量可以改變大陸對香港的政治影響? 其中一名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希望香港立法會議員不會因為不向着儀式宣誓就被取消資格。 請問這個台港連線,如何能夠跨海而向香港的立法會施壓? 另一名時代力量立委高潞以用,她要求在香港人民遭遇政治司法打壓時,通過相關決議,要求政府、社會給予協助。 這令人聯想,在旺角騷亂中棄保潛逃的李倩怡走到台灣尋求政治庇護。看來台港連線短期目標,便是令台灣成為港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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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大學的學術自由之戰

上星期一,匈牙利總統正式簽署一星期前國會通過的高等教育法案。在新法例之下,在布達佩斯逾二十年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將無法繼續在匈牙利營運,要在2018年2月前停辦。由法案出台、國會表決到簽署作實,至今不過三星期,但圍繞中歐大學的爭議已在匈牙利政壇乃至歐洲捲起了令人意外的風暴。就在總統簽署法案前夕,布達佩斯有八萬人遊行反對中歐大學被殺校——這可是匈牙利近十年來第二大規模的遊行。歐盟將介入調查事件,有歐洲議會議員甚至威脅,如果匈牙利政府堅持殺校,會考慮啟動程序將匈牙利「脫歐」。 「玩到咁大?」這是我這三星期腦海中不斷浮起的一句。 和很多同學一樣,在三月尾突然知道國會將要通過新法案逼令中歐大學停辦時,我都十分困惑。中歐大學不過是一間正常的大學,或者比較有錢,國際學生較多。但教授忙寫論文、博士生煩畢業變失業、碩士生趕死線交功課,都是政治上不特別活躍的一群。何以至此?我們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原來學術自由,在今時今日,已不是理所當然。這其實是場價值之爭。何以見得?這,得由索羅斯談起。 「索羅斯的大學」 中歐大學不算是世界名校,對香港人來說遙遠而陌生。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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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是一場春雨

說起「春雨」,你想到什麼?是發霉長黴,還是單純一場春天的雨水?春雨何解,春雨二字讀在心裏,勾勒出何種景致,這是一種「語感」。每人對文字都有一種直覺,不假思索之下,你領悟到的或豐富或匱乏的心理反應;沒分對錯,自有因緣。 我讀3.28的《明報》社評,堅硬的文章,竟然讓我生了一種語感。文中寫道多名佔中骨幹人士被落案起訴,與其說是清算,不如說是求仁得仁。 「求仁得仁」出自《論語》,故事大意為伯夷、叔齊兩兄弟畢生追求仁德,他們在周朝生活,但不滿周武王不仁不孝,遂不願在周朝土地上苟活,卻跑到荒山挖野菜求生,最後餓死。孔子稱二人為聖賢,說他們求仁得仁,追求仁德最終得到,不食周朝之物,沒什麼抱怨。 戴耀廷首次提出佔領中環的可能性,是2013年1月他寫的《信報》專欄。文章出街後一星期,我約他做訪問,在沙田一間嘈吵的餐廳裏,我們傾了兩個幾鐘,他說希望佔中能為香港爭取到真普選,並視此為一種以法達義。為着這個訪問我見了他幾次,最後某個夜晚我約他在舊立法會對出的大馬路拍照,並為他準備了一張木櫈,想預演何謂佔領中環。只記得他提醒了我幾次:「這可能違法。」其實只是拍張照片而已。 佔領中環最後真的上演,佔中三子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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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派生不逢時 勇武派未成氣候

曾俊華未能當選特首後,香港的溫和派瀰漫着一片前所未有的悲情。的確,無論是溫和反對派抑或溫和建制派,要在現今壁壘分明的年代中尋找一條既合乎其政治理念而又可行的政治出路也困難重重。雨傘運動未竟全功,李波事件和林榮基事件接連爆發,民調顯示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跌至新低。不過,曾俊華現象的出現,好歹也為曾為溫和陣營帶來一絲的希望。但原來溫和陣營在妥協中前進的良好意願,在是次特首選舉中並未得到中共的青睞,這個陣營的人士日後還如何說服強硬建制派和激進反對派接受他們的溫和主張呢? 民主回歸論年代的落幕 回顧歷史,在英國與北京就香港前途問題作談判之前,匯點已提出以落實民主的方式把香港的主權移交至中共手上。這套論述後來被命名為「民主回歸論」,其精髓在於既否定以消極服從中共的方式落實主權移交,亦不得不正視香港的主權在實然上很有可能會移交至中共手上,於是它主張抓住英國與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提倡一國兩制的歷史機遇,讓香港在與中國復合一事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例如協助建設民主中國,藉此香港亦得以落實民主,以及藉兩制的良性互動,修正各自制度上的不足。 當年英國和北京擬定落實一國兩制,確是短暫地穩住了當時香港的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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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思考抗爭的代價

旺角騷亂事件中首次有被告暴動罪被判罪成,3名被告各被判刑3年。不消說,這是沉重的代價。當然,社會應反思年輕人憤怒上街的原因,但除此以外,這次判刑的沉重,也該迫使我們要好好重新思考代價以及責任的問題。 這一問題比較強烈地浮現在我腦海中,是來自梁頌恆及游蕙禎被DQ之後,梁天琦關於自己暫時引退到外國讀書的訪問。 在被問及DQ風波中,何以沒有作出任何行動,梁天琦解釋原因是害怕遭即時還押至2018年。然而,這卻令人想起,旺角騷亂之後他一直高舉以死相搏的旗號。這就奇怪了:如果一個人不願意即時還押,那他何以願意以死相搏呢?難道梁天琦認為即時還押比死亡更害怕?這令我懷疑,這個人到底有沒有深思熟慮死亡作為抗爭代價的問題? 又或今次旺角騷亂之中,現場存在太多偶發性元素,而且在所謂自發、無大台及無底線的發動之下,發動者亦沒有事先就?行動及其各種後果,至少提供起碼的說明及資訊,所以也難說參與者有沒有心理準備面對各式情?及代價。在沒有組織承擔責任之情況下,在鬧市的騷亂中又隨機捲入眾多路人或同情者,這使得代價的問題更形複雜,而在沒有組織出面之下,這最終成了個體化自行處理的問題。難過的是,代價如此高昂的行動,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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