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飛人》誰說體育與政治無關?

有說,體育、政治及宗教不應混為一談;有說,電影不應被政治綁架──近年,很多人患上政治潔癖,彷彿生活的一切應該與政治劃分,只有政治歸於政治。可笑的是,這些指鹿為馬的語言背後,往往就是一場政治的把戲。《美國飛人》(Race)以傳奇運動員Jesse Owens(Stephan James)的經歷為藍本;英文片名Race,既解「賽跑」,也解「種族」,語帶雙關,正正點明體育以外,電影也談其他議題,而兩者無一不與政治有關。既然如此,為什麼有人依然堅持這與政治無關?1936年,距離二戰爆發還有三年,納粹崛起,這是一個無法不討論政治的年代。於是,體育競技較量以前,首先要處理政治問題──美國應該參加,抑或杯葛這屆奧運?就這項討論,主張參賽的Avery Brundage(Jeremy Irons)代表美國奧委會往柏林視察,要求德國宣傳部長Joseph Goebbels(Barnaby Metschurat)保證,沒有歧視的問題出現;而為了讓美國參賽,Goebbels與Brundage之間私下定了協議,交換利益。這次的奧運會的背後,有的是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協議。就算美國決定參加柏林奧運,不代表問題已經解決。整場奧運的確展現了活力開明的一面,但當Owens的教練Larry Snyderr(Jason Sudeikis)一離開主場館,走在尋常的街頭,看見的又是另一番景象。諾言是霎時的政治籌碼,沒有實質的作用;納粹最後甚至打破承諾,向Brundage施壓,禁止美國的猶太裔選手出賽,這些政治的介入是交易中的一些意外,而誰都知道收取利益以後,從來沒有容易的差事。若然清醒,沒有人能否認政治的勢力覆蓋整個奧運;然而,這不代表賽場最終淪為政治的舞台,至少有人在舞台上擺出了另一種態度。Jesse Owens曾說,「在賽場上的幾秒,是他最自由的時間。」沒有人能夠阻礙他的衝刺,心無雜念地比賽,這是賽場的魅力,而這也造就了他與德國跳遠運動員Carl Long(David Kross)幾乎沒有不可能的友誼。Long憑一己之力作出最徹底的政治反抗,拉起了Owens的手,環繞賽場,讓他接受全場的恭喜,狠狠地打破擺在桌上的政治威脅。同樣,為納粹拍下奧運會紀錄的導演Leni Riefenstahl(Carice van Houten)也以她的專業作出反抗,懶理Goebbels的命令與威脅,與團隊走上攝影台上,拍下Jesse Owens勝利的一刻,展現奧運中最真實的一面;甚至,後來再請Owens表演跳遠,讓她捕捉那一剎那的神態。很多時候,誰都不能否認政治在不同場合的角色;只是在壓迫的情況下,政治依舊有不能控制的事。《美國飛人》說明正正在紛亂的時代,一個偉大的運動員,一個偉大的導演,在獎項以外,還會以生命與信念成就,Long與Riefenstahl正是當中的表表者。當其他國家的人被收賣,掩著良心為納粹工作時;他們認清了事實以後,依舊照著自己的意思而行。當信念大於恐懼,他們自由了,做了不讓自己後悔的事。最後,回答問題,誰說體育與政治無關?甚或延伸至,誰說__與政治無關?有利益的人。 種族社群 影評 電影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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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人」背後:黑人艱難平權路

There ain’t no black and white. There’s only fast and slow.近日電影《美國飛人》(Race)上演,看到英文片名,相信大家都估到,該片是講述有關種族問題的故事。摑了納粹的人種優越論一記耳光這是一段發生在當年柏林奧運會有關種族問題的傳奇故事。二次大戰前夕,納粹鼓吹人種優越論,為他們侵略別國提供理論基礎。納粹聲稱德國人的祖先雅利安人(Aryans),是世上最優秀的人種,在智能、體格、外形上都較其他劣等民族優秀,因此他們這些後裔,理應得到土地和資源進一步發展。1936年,納粹德國舉辦柏林奧運會,並認為這是宣傳其人種優越論的最佳機會,於是投入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去訓練運動員。結果,也不負納粹之望,德國真的贏了89面獎牌,比美國還多了33面,更是其餘國家所得的4倍,為其人種優越理論成功造勢,讓納粹可以以此大做文章。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Goebbels),後來更說了著名的一句:「柏林奧運對德國的價值,實在抵得上20個師的軍隊!」但這個亮麗的成績表,對納粹來說,卻仍然有一個「污點」。那就是美國人Jesse Owens,個人奪得4面獎牌,分別是男子100米(10.3秒,平世界紀錄)、200米(20.7秒)、4×100米接力(39.8秒,創世界紀錄)及跳遠(8.06米)4枚金牌。但讓納粹最為尷尬的是,這個在奧運中贏盡風頭的耀目新星,竟然是一個黑人!——也就是納粹眼中的劣等民族。這名跑手的表現,無疑讓納粹尷尬,亦讓反對納粹人種優越論的人士雀躍。電影就是講述Jesse Owens排除萬難,代表美國參加奧運,最後為黑人吐氣揚眉的故事。電影不單勵志,發人深省,而且,就算我早知這段歷史背景,它也告訴了我很多原本我不知道的有趣細節。例如:Owens與德國跑手Carl Ludwig Long在田徑場上不跑不相識,進而惺惺相惜的動人故事;以及Owens如何因為納粹的「捉蟲」,因而「執二攤」跑4×100米接力,而多奪一面金牌的故事等。贏了奧運卻沒有取回尊重看了以上一段描述,有讀者或許會以為,故事順理成章的發展,自然是黑人從此吐氣揚眉,不單納粹被摑了一記耳光,美國國內種族歧視亦會大減,從此黑人地位有所改善。但可惜實情是,故事的發展,並非如此順理成章,黑人平權路上從此一帆風順;反而是,美國社會對此無動於中,甚至是,黑人在田徑場上以至在其他運動領域上的成績,竟可以反過來成為歧視黑人的論據。這話怎麼說起?雖然載譽而歸,但諷刺的是,迎接他的,卻是一個黑人仍受歧視、隔離、很多權利遭剝奪的祖國。在其奧運祝捷會上,Owens甚至不能通過酒店的大門進入會場,而只能用後門,並乘貨用升降機。這也是本片的最後一幕。拳王榮譽反惹來侮辱的故事就算是那位備受推崇的美國總統羅斯福,亦對這位田徑場上的英雄十分冷漠,不單從未邀請過他到白宮作客,甚至未有對其成就作出表揚。Owens對此是心裏有氣的,他甚至公開抱怨:「希特勒並沒有怠慢我,怠慢我的恰恰是我們的總統,這位總統甚至連一紙賀電也沒有給過我。」(Hitler didn’t snub me——it was our president who snubbed me. The president didn’t even send me a telegram)其實,在Owens同時期,有另外一位黑人體壇傳奇。那就是片中輕輕帶過,作為過場支線的Joe Louis。不同的是,他並非在田徑場上,而是在拳賽的擂台上揚威。這裏也讓我順帶補充一下這位拳王的故事。這位拳王屢挫勁敵,保持拳王頭銜超過11年,並成功衛冕達25次之多,在很多排名榜上,都被列為史上最偉大的拳手。他最矚目的一戰於1935年,在揚基(Yankee)球場6萬名觀眾前,擊敗另一意大利拳王Primo Carnera,轟動一時。可惜的是,這樣的成就,當時卻沒有為他贏得尊重,反而在記者筆下,他被形容為「像個野蠻人甚至野獸」(savage and animalistic)。他的拳速,也被形容為森林裏以至是野獸的速度。他在取勝之後,有記者甚至用如此侮辱性字句來形容這場比賽:「昨晚,有件狡猾陰險並沒有多少人性的物體,從非洲森林走了出來,打低並完全摧毁了……拳王Primo Carnera。」(Something sly and sinister and perhaps not quite human came out of the African jungle last night to strike down and utterly demolish……Primo Carnera)所以,弔詭地,Owens在田徑場以及Louis在拳壇上的成就,並沒有為黑人在種族偏見和歧視上贏得平反;反而反過來成了「論據」,來論證黑人本來就像野獸,因此自然較白人在那些動物本能上更加優勝,黑人天生更適合從事體力勞動,而非用腦的工作。種族偏見,在這種強詞奪理下,反而再獲演繹。我們就沒有犯上類似毛病嗎?大半個世紀以後,這樣荒謬的結論,今天當然再沒有幾個人夠膽說出。但卻並不代表不會曲線、婉轉的說出些類似說話,例如在黑人運動員犯上道德錯誤,或展現性格缺陷時,在其種族背景上炒作和大做文章。香港人冷眼旁觀,事不關己,或會對此冷嘲熱諷幾句,但撫心自問,我們面對大陸人、新移民等時,難道我們沒有犯上類似毛病嗎?電影中,男主角Owens說過這樣的一句對白:「(在田徑場上)沒有黑人與白人之分;只有快與慢之分。」(There ain’t no black and white. There’s only fast and slow)這讓我想起4年前看過的另一部電影《阿漢正傳》(My Name is Khan),當中另一句對白。Good people. Bad people. No other difference男主角童年時母親進行家教。她在兒子面前畫了兩個火柴人公仔,一個拿着棍子,一個拿糖,再問兒子,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壞人?他毫不猶豫的說,拿着棍子的是壞人,拿着糖的是好人。母親再問他,那麼,哪個是回教徒,哪個是印度教徒?男主角茫無頭緒,說分辨不出來。母親說出擲地有聲的一句:關鍵就是如此,「做好事的就是好人,做壞事的就是壞人,其他都無關宏旨。」(Good people. Bad people. No other difference)如果一個行為要不得,那麼任何族群的人做這個行為,也同樣要不得。我們要批評的是這個行為本身,而不是扯上當事人以外其他並不關連的人。一名祖國同胞做這樣不對的事,不會比起一名香港人做,要來得可惡。不錯,人與人之間,只有一處分別是重要的,那就是做好事還是做壞事,其他宗教、膚色、語言等分別,都無關宏旨。希望大家在公眾場合看到有人做出你認為不當的行為時,大家會想起這番道理。原文載於2016年5月5日《明報》筆陣 美國 種族社群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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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書介 為何中國人成為黃種人?

田北辰的幾句話,星期一在社交媒體傳了整天,翌日就被其他話題蓋過。我其實不大在意,除了一樣東西。他認為他的膚色決定了中國人身分,而且已成為常識。「黃皮膚=中國人」這個命題固然極度粗疏。較少人留意的是,中國人是黃皮膚這個想法,是十九世紀前後的西方社會才出現,原本帶來強烈貶義,只是中國人挪用了。黃色皮膚變成值得歌頌的事情。(所以才有《龍的傳人》的「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以及謝霆鋒主唱,周耀輝作詞的《黃種人》/《黃》。)田北辰發言回帶電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周一早上邀請田北辰和黃台仰對談,討論港府應否依法「去殖民地化」。席間黃台仰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節目主持要求田北辰回應。他的答案是:「我唔知佢嘅中國人係想講咩呢?我哋睇吓我哋個皮膚,我唔知我唔係中國人我唔知我係咩人。」「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我唔知你有冇讀過歷史,我都唔知點去討論件事。對我嚟講,呢個係好似阿媽係女人咁。」台灣大學教書的外籍學者奇邁可(Michael Keevak)翻查歷史,宣稱黃種人跟中國以至東亞人扯上關係,其實不是自有永有。十九世紀之前沒有東亞人「黃皮膚」概念。這個概念是出自科學論述。他相信「東亞人是直到被歸類為『黃色』種族後才變成『黃種人』,而起初在十八世紀末時是被稱為『蒙古人種』」(25頁)。他在今年出版了《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的中文譯本。英文原著在2011年推出。他要解答這串問題:如何歸類黑色和白色以外的人種?何時東亞人被稱為「黃種人」、「黃皮膚」?中國和日本如何回應這個歸類?東亞人「由白變黃」奇邁可翻查自十二世紀,到探險年代時期,歐洲作家對亞洲不同地方人類的描述。那時候,著作記錄東亞人是「白色」。而所謂的白色,指涉的不是膚色,而是認為東亞人(包括中國和日本)有能力變得真正「文明」,即改信歐洲基督宗教(68頁)。約在十七世紀前後,兩件事同期發生:一是文獻記錄歐洲傳教士未能令大量中國人信基督宗教,二是記錄開始多形容中國人為「黃褐色」、「橄欖色」、「黝黑」等,多種多樣。奇邁可認為兩者有關係,即中國人未能更進一步成為信仰基督宗教的白人群體(72頁)。即使被稱作白色,東亞人也不能如歐洲人這麼白,這麼優越(86頁)。此外,當時也冒起了氣候解釋,例如膚色較白的人,多數居住中國較內陸,或者較寒冷的地區。中國人成為「黃色蒙古人種」隨着西方科學發展,自然學家也把人類族群分類。其中,在十八世紀末,醫師暨人類學家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用比較解剖學的方法,將人類種族分為五類,蒙古人種、尼格羅人種、高加索人種、馬來人種、印第安人種。奇邁可強調,這個分類的重要性,在於他協助創立「蒙古人種」,擁有橢圓形的頭,扁平的臉,向外上提的細小眼睛,小鼻子等特徵,然後連繫上「黃色」。而這個分類成為「高加索人」相對的種族。「蒙古症」與「黃禍」的恐懼歐洲學者對「蒙古人種」心生畏懼,因為之前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四周開戰,而他們被稱為「蒙古人」。另外,「蒙古人種」給人的印象是醜陋、畸形,而且包含中國和日本人於同一族系。科學種族主義興起,科學界詳細測量種族差異,例如頭顱骨形狀,皮膚色素,固定了黃種的想法,並且用以解釋族群行為。如是者,白種人是最優秀、最文明的種族,「其他」種族就沒有這麼文明優秀了。對蒙古人種的理解,影響遍及疾病的認知。「蒙古眼」、「蒙古斑」和最出名的「蒙古症」(即唐氏綜合症),源自長期以來對東亞人身體的偏見,以及人種階級偏見。近代美國和歐洲殖民主義國家感受到東亞人的真正威脅,是大量中國工人出外謀生,日本勝出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等轉變(233頁)。「黃禍」一詞和「黃禍圖」充分體現那份焦慮。直至1959年,醫學界證實唐氏綜合症來自染色體變異,才掃除了「病人會返祖、倒退到『蒙古人種』」的誤解。新近的研究發現,膚色差異是人類適應生存的對策。在赤道附近生存的人膚色較黑,當中的黑色素,避免人體吸收過量紫外線,導致皮膚癌。隨着人類向南北遷移,膚色轉淺,以吸收較多紫外線,製造維他命D,從而有助吸收鈣質。在北極圈生活的人,膚色較黑。一個解釋,是人類可以進食海洋動物攝取維他命D,不必依賴陽光,而深色皮膚有助他反射陽光和冰雪反射的紫外線1。中國自豪日本抗拒乙之砒霜、甲之熊掌。中國樂於接受並挪用黃色。例如康有為期望黃種人跟白種人有同等地位,梁啟超甚至貶低其他種族。而黃色在中國有正面意涵,例如是皇帝的專用顏色,或者是象徵有「母親河」之稱的黃河。儘管着墨有限,作者比較日本和中國對於黃皮膚的接受程度。他認為,日本人較少用「黃色」形容自己,中文版推薦序作者,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的楊瑞松補充,「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脫亞入歐』的價值取向下,並不樂見日本人和其他亞洲人被同樣歸類在『黃色人種』之下」(16頁)。黃色也沒有正面意涵,而日本更加敵視「黃禍」之說,所以不熱中成為黃種人。提防膚色被國家民族主義利用今天,「黃皮膚=中國人」成了共識、常識,猶如田北辰稱的「阿媽係女人」。常識有助我們處理日常事務,不用時刻花時間尋根問底,但同時減少質疑的空間,尤其當常識出現錯誤。黃種人等同中國人這個概念,既忽視中國的少數民族,更容易被利用為宣揚其優越性,推動不容挑戰的國家民族主義。但願有一天,膚色只用來形容人的生理特徵就夠了。1Ann Gibbons, 2015, “How Europeans evolved white skin”, http://bit.ly/1c3IXrg; The 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Human Skin Color Variation”, http://s.si.edu/1iRq52r, 2015年9月26日瀏覽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種族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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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權:本地少數民族學生學不好中文

近日多了人說少數民族學生學中文的問題,可惜十之八九都找錯了原因,自然不能對症下藥,只會愈說愈錯,令到學生學得差。我在20年前開始教外籍人士廣東話,所以明白他們的問題,近年也在普通的中學的課後班教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和白話文。 我認為這1萬多個在學青年的問題在課本。有人說他們缺乏語言環境及學習支援,學習中文時比我們華人難得多。這兩個理由好像很對,但是都是錯的。有很多教師說中文本身難學,這也是胡說。我先說明這些錯誤,再說真實的情况。一些教師誤把這兩種語文混為一體,把一種叫做說的,把另一種叫做寫的,完全不知道在語言學裏面中華民族有7到10種不同的主要語言和數十種少數民族語言。有些人教書時教一種,但是希望學生學好兩種,一箭雙鵰。 這種做法出於好意,但是教師不能這樣教,將軍澳有一間中學正是這樣教,香港電台有電視節目介紹過。語言環境是個小問題,不是個大問題。以前和現在都有很多香港學生學英文,英文多在課室裏面,出了門便沒有了。當年有多少個家長懂得教子女英文呢?極少,很多連自己的名字也不太會寫,但是他們還是有子女能夠學英文學到夠用的。今天很多家長懂英文了,我們不見得學生的英文水準突飛猛進。 現在少數民族學生好像沒有半成人可以學好廣東話和白話文,這才是大家要去小心看的地方。我認為語言環境及家庭支持重要,但不是少數民族學生的根本困難所在。說中文字難學的人只是找託詞,蠢人會用這個藉口。問題是教什麼和怎樣教,是老師的想法和材料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也不難解決。我見過兩間中學自己編製的白話文課本,這兩大套書都錯得太厲害,完全不及格,自然不應該用,但是還是天天在用,你說怎麼辦?真正問題在課本我有個在大學教書的老同學很客氣的質問我,說這些學生日日夜夜都見到中文字,怎能不懂?這也是很多人誤解的地方。我不答他,他吃了多年壽司,我反問他可不可以說十種八種壽司的名稱,他說可以。我叫他用日語說十種,他不能說,也明白我的意思了。事實是人見得多不一定能夠學會一種外語的,要真正學過才會。如果人看得多便懂得,香港學生看了多年電視的英文節目和讀了很多學校訂閱的英文報章後可以說很好的英文了。事實不是這樣的,人自學是有局限的。真正的問題在課本。有人說本地幼稚園學生懂得二三百個字,一些厲害的更加懂得四五百個字,我也相信。現在少數民族學生用的中文課本的起點太高,他們不能學。老師很多時用教自己母語的方法去教他們,那些跟得上的沒有問題,那些跟不上的便算他們不幸,其實老師應該用「對外漢語教學法」去教跟不上的,可惜他們有大半人連聽也未聽過。有老師把華人學生的課文拆細去教小學和中學的少數民族學生,每堂只教一點點,教完一課又教下一課。這樣做極壞而且錯!請看陳諾的文章〈又來一個字母降? 「被融合」教育的NCS 學生〉(《明報》2014年1月5日)。 少數民族學生跟不上是因為這種課本假定少數民族學生已經有幼稚園學生的能力(最少懂得200個字),前線老師知道他們不能有這麼高的能力的,拿着這種文法深奧的課本怎麼辦?學生好像學了很多個字,但是文法太深,學了字詞之後連一句也不明白,就像很多香港學生學英文時的情况。應用「對外漢語教學法」寫課本白話文課本應該用「對外漢語教學法」去寫,它的特色是:(i)有一些生字,但是不能太多;(ii)有拼音符號配對每個字,方便學生朗讀,他們讀得出來便容易記憶和進步;要有翻譯,方便學生明白內容,所以它要用三語去寫;(iii)要教文法,而且要教簡單的;(iv)要教筆順和查字典;(vi)要有一些朗讀和寫字練習。課本不好,教書的不能教得好。有了好的書,就是老師不會教,只懂照本宣科,課本也會帶領他們去教,學生也會學得到多多少少,在家裏也可以自學;現在沒有好的書,連及格的書也沒有,遑論好書,什麼人也沒有辦法。在香港,老師絕對應該先教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到他們說得流利之後(大概要花兩年)才應該開始教他們白話文,不能希望一箭雙鵰,否則害人不淺。香港政府沒有要求學校教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政府最好再研究這個情况。現在能夠教廣東話的人全港只有30個左右(多在大學當語言導師或教授),你說怎麼辦?「對外漢語教學法」早已有之,內地有很多書說它,香港沒有,所以香港的大學教授不能幫忙。老師的看法是重點,而能力不是問題。懂得教他們白話文的人全港暫時只有一又二分一個,你說怎麼辦?作者是中學教師,教外籍人士廣東話20年,也教他們和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和白話文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種族社群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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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權:本地少數民族學生學不好中文

近日多了人說少數民族學生學中文的問題,可惜十之八九都找錯了原因,自然不能對症下藥,只會愈說愈錯,令到學生學得差。我在20年前開始教外籍人士廣東話,所以明白他們的問題,近年也在普通的中學的課後班教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和白話文。 我認為這1萬多個在學青年的問題在課本。有人說他們缺乏語言環境及學習支援,學習中文時比我們華人難得多。這兩個理由好像很對,但是都是錯的。有很多教師說中文本身難學,這也是胡說。我先說明這些錯誤,再說真實的情况。一些教師誤把這兩種語文混為一體,把一種叫做說的,把另一種叫做寫的,完全不知道在語言學裏面中華民族有7到10種不同的主要語言和數十種少數民族語言。有些人教書時教一種,但是希望學生學好兩種,一箭雙鵰。 這種做法出於好意,但是教師不能這樣教,將軍澳有一間中學正是這樣教,香港電台有電視節目介紹過。語言環境是個小問題,不是個大問題。以前和現在都有很多香港學生學英文,英文多在課室裏面,出了門便沒有了。當年有多少個家長懂得教子女英文呢?極少,很多連自己的名字也不太會寫,但是他們還是有子女能夠學英文學到夠用的。今天很多家長懂英文了,我們不見得學生的英文水準突飛猛進。 現在少數民族學生好像沒有半成人可以學好廣東話和白話文,這才是大家要去小心看的地方。我認為語言環境及家庭支持重要,但不是少數民族學生的根本困難所在。說中文字難學的人只是找託詞,蠢人會用這個藉口。問題是教什麼和怎樣教,是老師的想法和材料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也不難解決。我見過兩間中學自己編製的白話文課本,這兩大套書都錯得太厲害,完全不及格,自然不應該用,但是還是天天在用,你說怎麼辦?真正問題在課本我有個在大學教書的老同學很客氣的質問我,說這些學生日日夜夜都見到中文字,怎能不懂?這也是很多人誤解的地方。我不答他,他吃了多年壽司,我反問他可不可以說十種八種壽司的名稱,他說可以。我叫他用日語說十種,他不能說,也明白我的意思了。事實是人見得多不一定能夠學會一種外語的,要真正學過才會。如果人看得多便懂得,香港學生看了多年電視的英文節目和讀了很多學校訂閱的英文報章後可以說很好的英文了。事實不是這樣的,人自學是有局限的。真正的問題在課本。有人說本地幼稚園學生懂得二三百個字,一些厲害的更加懂得四五百個字,我也相信。現在少數民族學生用的中文課本的起點太高,他們不能學。老師很多時用教自己母語的方法去教他們,那些跟得上的沒有問題,那些跟不上的便算他們不幸,其實老師應該用「對外漢語教學法」去教跟不上的,可惜他們有大半人連聽也未聽過。有老師把華人學生的課文拆細去教小學和中學的少數民族學生,每堂只教一點點,教完一課又教下一課。這樣做極壞而且錯!請看陳諾的文章〈又來一個字母降? 「被融合」教育的NCS 學生〉(《明報》2014年1月5日)。 少數民族學生跟不上是因為這種課本假定少數民族學生已經有幼稚園學生的能力(最少懂得200個字),前線老師知道他們不能有這麼高的能力的,拿着這種文法深奧的課本怎麼辦?學生好像學了很多個字,但是文法太深,學了字詞之後連一句也不明白,就像很多香港學生學英文時的情况。應用「對外漢語教學法」寫課本白話文課本應該用「對外漢語教學法」去寫,它的特色是:(i)有一些生字,但是不能太多;(ii)有拼音符號配對每個字,方便學生朗讀,他們讀得出來便容易記憶和進步;要有翻譯,方便學生明白內容,所以它要用三語去寫;(iii)要教文法,而且要教簡單的;(iv)要教筆順和查字典;(vi)要有一些朗讀和寫字練習。課本不好,教書的不能教得好。有了好的書,就是老師不會教,只懂照本宣科,課本也會帶領他們去教,學生也會學得到多多少少,在家裏也可以自學;現在沒有好的書,連及格的書也沒有,遑論好書,什麼人也沒有辦法。在香港,老師絕對應該先教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到他們說得流利之後(大概要花兩年)才應該開始教他們白話文,不能希望一箭雙鵰,否則害人不淺。香港政府沒有要求學校教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政府最好再研究這個情况。現在能夠教廣東話的人全港只有30個左右(多在大學當語言導師或教授),你說怎麼辦?「對外漢語教學法」早已有之,內地有很多書說它,香港沒有,所以香港的大學教授不能幫忙。老師的看法是重點,而能力不是問題。懂得教他們白話文的人全港暫時只有一又二分一個,你說怎麼辦?作者是中學教師,教外籍人士廣東話20年,也教他們和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和白話文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種族社群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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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權:本地少數民族學生學不好中文

近日多了人說少數民族學生學中文的問題,可惜十之八九都找錯了原因,自然不能對症下藥,只會愈說愈錯,令到學生學得差。我在20年前開始教外籍人士廣東話,所以明白他們的問題,近年也在普通的中學的課後班教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和白話文。 我認為這1萬多個在學青年的問題在課本。有人說他們缺乏語言環境及學習支援,學習中文時比我們華人難得多。這兩個理由好像很對,但是都是錯的。有很多教師說中文本身難學,這也是胡說。我先說明這些錯誤,再說真實的情况。一些教師誤把這兩種語文混為一體,把一種叫做說的,把另一種叫做寫的,完全不知道在語言學裏面中華民族有7到10種不同的主要語言和數十種少數民族語言。有些人教書時教一種,但是希望學生學好兩種,一箭雙鵰。 這種做法出於好意,但是教師不能這樣教,將軍澳有一間中學正是這樣教,香港電台有電視節目介紹過。語言環境是個小問題,不是個大問題。以前和現在都有很多香港學生學英文,英文多在課室裏面,出了門便沒有了。當年有多少個家長懂得教子女英文呢?極少,很多連自己的名字也不太會寫,但是他們還是有子女能夠學英文學到夠用的。今天很多家長懂英文了,我們不見得學生的英文水準突飛猛進。 現在少數民族學生好像沒有半成人可以學好廣東話和白話文,這才是大家要去小心看的地方。我認為語言環境及家庭支持重要,但不是少數民族學生的根本困難所在。說中文字難學的人只是找託詞,蠢人會用這個藉口。問題是教什麼和怎樣教,是老師的想法和材料的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也不難解決。我見過兩間中學自己編製的白話文課本,這兩大套書都錯得太厲害,完全不及格,自然不應該用,但是還是天天在用,你說怎麼辦?真正問題在課本我有個在大學教書的老同學很客氣的質問我,說這些學生日日夜夜都見到中文字,怎能不懂?這也是很多人誤解的地方。我不答他,他吃了多年壽司,我反問他可不可以說十種八種壽司的名稱,他說可以。我叫他用日語說十種,他不能說,也明白我的意思了。事實是人見得多不一定能夠學會一種外語的,要真正學過才會。如果人看得多便懂得,香港學生看了多年電視的英文節目和讀了很多學校訂閱的英文報章後可以說很好的英文了。事實不是這樣的,人自學是有局限的。真正的問題在課本。有人說本地幼稚園學生懂得二三百個字,一些厲害的更加懂得四五百個字,我也相信。現在少數民族學生用的中文課本的起點太高,他們不能學。老師很多時用教自己母語的方法去教他們,那些跟得上的沒有問題,那些跟不上的便算他們不幸,其實老師應該用「對外漢語教學法」去教跟不上的,可惜他們有大半人連聽也未聽過。有老師把華人學生的課文拆細去教小學和中學的少數民族學生,每堂只教一點點,教完一課又教下一課。這樣做極壞而且錯!請看陳諾的文章〈又來一個字母降? 「被融合」教育的NCS 學生〉(《明報》2014年1月5日)。 少數民族學生跟不上是因為這種課本假定少數民族學生已經有幼稚園學生的能力(最少懂得200個字),前線老師知道他們不能有這麼高的能力的,拿着這種文法深奧的課本怎麼辦?學生好像學了很多個字,但是文法太深,學了字詞之後連一句也不明白,就像很多香港學生學英文時的情况。應用「對外漢語教學法」寫課本白話文課本應該用「對外漢語教學法」去寫,它的特色是:(i)有一些生字,但是不能太多;(ii)有拼音符號配對每個字,方便學生朗讀,他們讀得出來便容易記憶和進步;要有翻譯,方便學生明白內容,所以它要用三語去寫;(iii)要教文法,而且要教簡單的;(iv)要教筆順和查字典;(vi)要有一些朗讀和寫字練習。課本不好,教書的不能教得好。有了好的書,就是老師不會教,只懂照本宣科,課本也會帶領他們去教,學生也會學得到多多少少,在家裏也可以自學;現在沒有好的書,連及格的書也沒有,遑論好書,什麼人也沒有辦法。在香港,老師絕對應該先教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到他們說得流利之後(大概要花兩年)才應該開始教他們白話文,不能希望一箭雙鵰,否則害人不淺。香港政府沒有要求學校教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政府最好再研究這個情况。現在能夠教廣東話的人全港只有30個左右(多在大學當語言導師或教授),你說怎麼辦?「對外漢語教學法」早已有之,內地有很多書說它,香港沒有,所以香港的大學教授不能幫忙。老師的看法是重點,而能力不是問題。懂得教他們白話文的人全港暫時只有一又二分一個,你說怎麼辦?作者是中學教師,教外籍人士廣東話20年,也教他們和少數民族學生廣東話和白話文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種族社群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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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孟謙:民族一向自決——讀《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你講,你是否支持港獨?香港文革將至,扣帽子大會上周乍現,《城市論壇》幾近批鬥,有心人紛紛借箭,炮打司令部,逼大家表態﹕倡議民族自決者奸,維護中華一統者忠。你猜最後誰得益?如果自決論者得勢,我們頓成邊處一隅少數人種,且名「香港族」,與那五十五族並列,文化地位勢遭貶斥,到時正體字喪失中文正統,廣東歌大碟與民族山歌曲目同置,港產電影幾無輸出,苦不堪言;若是中華一統之說當道,我城隨時要放棄固有風俗,都學普通話去,跨境上學買樓返工,兩地水乳交融——這真是好下場?那時勢,人們只認「中華」為民族正統,其他族裔何處去?盲目的愛,倉皇融合,促使政府銳意同化所有族裔稚子,不管南亞朋友、印度阿星甚或香港族人,通通劃一送上大陸,參加中港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學習國情兼練北方腔調。然後我們不計人種之別,語言文化全然趨一,香港轉化為內地一線城市,此際你才借問:我城競爭優勢何在?為時已晚。連番惡戰爭論「民族自決」,不論你支持還是反對,也不會有好結果。昔日種族隔離自決與維穩之間,我們必須另尋出路破局,而重掌故土歷史,知道舊日香江少數族裔往事,有助認清民族本意。史家丁新豹與盧淑櫻近有新著,書名《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縱談外族居留故城往事,讀後你便知道,民族命運從來都是自主自決的。這個城市有很多「共融傳說」。招呼外國旅客,來吧,淺嘗港式絲襪奶茶,看看中西文化交匯此地,這英式貴族悠閒餐飲,在香港被「本地化」為特色飲品,多元開放真箇包容。奶茶以外,我們舉例中英雙語並用,英語「買飛」、「的士」皆可音譯入文,以證吾人開埠以來兼收並蓄,華夷共冶,繼而設想今日如何承傳舊時「文化熔爐」精神。香港一向包容,當真?不妨看幾個例子。?印巴、葡裔與德人分治話說十九世紀,英國執掌香港頭二十年,洋人管治警隊別有用心,刻意分治族群。本身有歐籍退役軍官可用,唯薪酬過高,故此聘用英勇健碩印度外勞充當主力。後來為免印度族人獨大,遂於1872年起招募華人入職,平衡印歐兩族。於此,各人種待遇分殊﹕歐洲人薪酬最高,印籍次之,華人最低。警政建制之始,何不同工同酬人人平等?好簡單,人數問題。舉例1867年,歐籍警員只89人,印華合共509人,殖民政府要營造管治威信,自然選擇扶植洋人鄉里為高層,同聲同氣,必須優待。睇港產片,通常華探長與洋人警司多有摩擦不和,正是族群寫照,而我懷疑警隊內部至今沿襲族群分治觀念,現在只是主客倒置而已。去年十一月底,一印巴女子夜行旺角,遇上真普選購物團,被一警員喝斥﹕「返印度啦!」想想,南亞裔同袍感受若何,似同以往華人散仔。殖民政府種族隔離意識不止於警隊,其行政要務與重要司職亦有此狀。港府執政初年,有部分葡人由澳門遷居至此,而因為在鄰埠華洋雜處經年,故此通曉中英文,多躋身官場辦事,理事文書翻譯。當中不乏能力超卓者,深受英人器重,身居要職。但是,不要以為葡族與英人外貌膚色相近,便一定同朋而黨,榮辱與共。一華民布政司曾申明﹕「葡人與其他歐洲人有明顯區別,故應從其他歐人區分開來。香港的葡人是一個在熱帶地區定居下來並已完全適應並融入當地環境的歐洲社群。」順理成章,初年的人口記錄,葡人與其他西方人是分開入冊的。於十九世紀中後期,葡人雖隨英人開荒建政,可惜其先天血緣阻礙青雲路。有位李安納度.卡斯特羅差點獲擢升為布政司,卻礙於總督猜忌葡籍身分告吹。另有阿歷山大.格蘭.皮里在警隊一度扶搖直上,但止步於副警務處長,無緣坐正。這些民族問題,或稱種族隔離政策,有時更牽涉家仇國恨。一戰時期英德兩國交惡,在港從商的德人便遭逢政府打擊,身逢逆緣。我們這年代很難想像,原來德資洋行在香港曾盛極一時,幾可匹敵英商財富。1861年清政府簽定《中德通商條約》,德意志邦聯商家趁機通行貿易,商賈紛紛到香港開公司,買賣中國貨品。其中佼佼者有禪臣洋行,其香港分行設於1855年,主要輸出中國茶葉、糖、香料之類貨物,也進口緬甸等地大米。由此至一戰時期,禪臣與美最時、瑞記等德行同業舉足輕重,先後派有代表駐進匯豐銀行董事局,與英人相持鼎立商界。時至二十世紀初,一戰襲來,英殖政府視德人為敵,沒收敵國族人財產,收歸公有,德資商行實力轉衰,慘近絕迹。有些法蘭西過客今時今日,我們高舉普世價值,反對種族歧視,讀到本地歷史便很詫異往昔族群區隔,分而不混,民族血緣影響薪水待遇,有礙仕途晉升,甚至禍及經商資本。明乎此,知道族群區隔致使無從融入,有些族裔淡淡然而來,作客香江後,輕輕的走了。法國傳教士身負神職,緣會此小島,大家可曾記得?早於十七世紀初,巴黎外方傳教會致力弘揚教義,傳教足迹遍及內陸省份,更播道至東南亞各地。當我城成為英國殖民地,教會順勢於1847年到港設立司帳處,後來規模坐大,於港島西南面開設伯大尼修院,備有療養院功能,照顧本應在內陸傳教的患病神父,儼如中途休息站。到1915年,外方傳教會再購入「比肯斯菲爾樓」,置為行政總部,又加建圓拱頂,教堂色彩濃厚,可供神父靈修,而此樓現為終審法院。二戰之後,教會政策有變,傳教士遂轉賣各項建築物業權獲利,撤出香港。此百年間,曾有逾六千法國神父到港,但只為養病靈修,不欲落戶,在本地傳教故事也就鮮有所聞。維港灣畔,只是他們過境內地的跳板,而事情就這樣成了,神父事工於吾土吾民隔絕,離去也是悄悄然的Au Revoir!猶太人漂泊的家在族群區隔政策下,少數族裔是否注定遭受歧視,是否只可以作客香城?也有人決意安身立命融入本土的。赫赫有名的猶太裔庇理羅士,正正視港為家。其人1862初抵香港,成立庇利羅士洋行,販賣鴉片取利,及後轉型成功,投資地產業,在山頂港督別墅之側建起花園洋房,傳說內藏珍禽異獸,屋主興之所至會策騎駱駝代步。提及故名,會想起港島女名校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正是善人生前1889年斥資所捐。猶太商人素來長袖善舞,經營有道,而獨領風騷者,有沙宣家族。創辦人子嗣先到廣州設立商行,再於1845年駐港,也是從事鴉片買賣,後廣購物業,財雄勢大,建立猶太廟固存信仰,成為本地猶太族群中堅。1855年,家族成員買下黃泥涌農地作猶太墳場,籌謀族人身後葬地。據考,墳場大小墓碑刻有各種語文﹕希伯來、德、英、法、俄等,甚至有分屬對立文明的波斯文及阿拉伯數字。似乎,生前各地族人飽受壓迫,逃離劫難來到香港,故國未興,已同埋此地。雖然沙宣家族後來移居英國,但其探穴尋墓之舉,或可反映猶太人樂天性格,而在香港身故後與族人長眠,不算客死異鄉,因為這裏是他們漂泊的家。如果成立「香港族」《非我族裔》一書介紹十一個少數族裔,總和人數約佔本地5%人口。如果我們力主民族自決,新立「香港族」,到時我們七百萬人,佔全國人口0.5%,是更少的少數族裔。到時點算?學習猶太人逃離暴政,出走太平洋,合資買個孤島,再置墳場,同生同死好不好?還是,當效法國傳教士淡然心境,沿用過客觀念,故城土地已亡,與我無關,隨時移民…… 我們似乎空談自己香港自己救。若不可行,難道就要服膺建制打手的愛國愛港號召?請那些大中華國粹派想想,如果港人全然認祖歸宗,煞有介事認定「中國人」身分,你們如何保證融合之後,人數處劣勢又不諳普通話的港人,可以保持既有優勢?他日我們上大陸打工,與人多勢眾的內地人競爭,是否真的可以同工同酬,待遇不存分殊?你不要跟我們說,咱們黃皮膚黑眼睛是自己人,一定會公平對待。看看開埠之先,葡人、德人也是白種西人,依舊不敵同源歐洲英國紳士。這民族自決爭論,支持反對都會累事,於我城無益,怎麼辦?我們要看穿當權者的詭計,自尋生路。民主與真普選,從來都是政治問題,而非民族相爭領域。香港民族能否自決?實情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便是最好答案。何故那些族裔久久客居華人之地,人數偏少,卻歷經百年不滅?因為,不論過客漂泊也好,安家樂土也好,他們一向自決命運,自決生路,什麼區隔或融合政策也消除不了他們的廟宇與墳場。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種族社群 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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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綺瑾、葉兆輝:香港#我願與你同行#

悉尼劫持人質事件發生後,Twitter上出現了很溫暖的一幕。一位悉尼人在地鐵見到旁邊一位穆斯林女士默默取下自己的頭巾,他走上前去對那位女士說:把頭巾戴上吧,我可以陪你一起走。那位女士忍不住擁抱他哭泣,然後獨自離去。他將事情發在Twitter上,受到衆多關注。 「#我願與你同行#」(#illridewithyou)迅速成為Twitter最熱門話題,人們寫下自己每天的通勤路線,對素不相識的穆斯林人士發出邀請:如果你跟我順路,又擔心被人歧視的話,我願與你同行。澳洲的穆斯林因此在Twitter上發出感謝,其中一位寫道:「在恐怖襲擊發生之後,做一名穆斯林是極端困難的,『#我願與你同行#』讓這個身分沒那麼痛苦。謝謝你,澳大利亞!」因仇恨與偏見而發生的悲劇,被這些普通人用善意與友愛轉化為一次強化社會互信的契機。這讓人想起早前在美國,曾發生過華裔或韓裔學生槍殺他人並自盡的悲劇,他們所在的大學和當地媒體的反應都是視兇手及其家人為受害者,呼籲社會以寬容的態度分擔彼此的哀傷,而非標籤化某一族群人士。類似的事情會在香港發生嗎?在佔領運動愈演愈烈之後,可曾有人對在學校受到排擠的警察子女說:「我願與你同行」?在「反自由行」氣氛高漲之時,可曾有人對遵規守矩的內地遊客說「我願與你同行」?在媒體一次次報道精神疾病患者殺人的事件之後,可曾有人對需要照顧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說:「我願與你同行」?筆者相信在香港不同的角落,一定不乏這樣的友善幫助。正如在佔領運動之中,我們見到普通市民為保護學生走上街頭,有人為調和警方與佔領者的對峙而積極奔走,呼籲雙方克制、冷靜,避免流血。但只可惜未能如澳洲的「#我願與你同行#」一般,借助社交網絡變成社會的主流態度與行動。今年上半年,本中心曾受「築福香港」委託做過一次「香港助人指數」調研。根據對約1000名本港居民的隨機電話訪談,我們發現香港人其實在日常生活中都樂於助人。以過去的1個月計,大約78%的受訪者曾向慈善機構捐贈財物,74%曾在日常生活中義務幫助別人。可是當將受助對象做出細分之後,我們注意到:約70%的受訪者都樂於幫助自己的熟人,約半數的受訪者樂於幫助「同聲同氣」的本地人;但當面對少數族裔、內地新移民、外籍傭工等,過半數的受訪者頗為猶豫甚或不願意幫助。這種態度可能源自中國傳統文化裏的「親疏有別」,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香港社會的分裂與隔閡。理性區分誰該負責任、誰是無辜者在即將過去的2014年裏,香港社會經歷了諸多波折,從年初的「驅蝗」,與菲律賓政府就馬尼拉人質事件談判,年中就自由行規模、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等展開的激烈討論,到9月以來的佔領運動。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但都强調自己的目的是為香港好。那怎樣的香港才是好的呢?或許我們需要的是再多一些同理心,明白和理解不同意見,尋找共識。至少澳洲人為我們展示了一種美好的可能:應對挑戰時不盲目衝動,既能夠理性地區分誰該負責任、誰是無辜者,又能夠感性地將心比心、守望相助。來年的香港仍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唯願解決問題時能就事論事,而非以偏概全地對人群貼標籤。標籤源自對議題的缺乏了解(knowledge),亦即無知(ignorance);標籤影響了我們對別人的態度(attitude),形成偏見(prejudice);標籤影響了我們對別人的行為(behavior),構成歧視(discrimination)。別忘了,歧視的標籤一路貼下去,每個人都可能在某種情形下,成為悉尼地鐵上那默默哭泣的穆斯林女士,且無人再會對你伸出援手。在聖誕佳節中,願所有逝者安息,願受傷的心靈能夠癒合,願聖誕佳音帶來平安和歡欣。若有機會遇到需要幫助的人,請說出:我願與你同行。作者程綺瑾是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研究員;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種族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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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容:Pride – 從1984看2014

之前偶然之下看了一齣叫Pride的好戲,不知香港或台灣有沒有上畫,但昨日Gay Pride Parade在香港佔領運動沸沸揚揚之時舉行,為同志平權運動發聲的歌手如何韻詩和黃耀明又公開支持雨傘運動,好像也正好可以分享一下這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戴卓爾夫人去年逝世,當時《華爾街日報》以鐵娘子名言「Not for turning」為題,褒揚鐵娘子以驚人的決斷和行動力,將七十年代末百業蕭條,失業率高企,幾乎走入社會主義不歸路的英國從深淵中拯救出來──這些冷戰論述自然受七﹑八十年代的西方社會歡迎,難得這些市場派媒體在2008年後公帑救企業之後,還面不紅耳不熱地把社會主義或福利描繪成洪水猛獸。文中有一段引述戴卓爾夫人的自傳,回憶她經營小型雜貨店的家庭,如何塑造了她日後的經濟觀:「國際貿易的浪漫,在於它集合世界上所有人的努力,最終能讓英國Grantham一個普通家庭的飯桌上有了從印度來的米飯,從肯亞來的咖啡,還有西印度群島來的砂糖。」自傳體文字不過是重新上色的回憶,然而鐵娘子確實徹底改變了世界經濟模式──在英國國內打擊「內部敵人」(the enemy within)--工會,擴大警權等諸多被統稱為「Thatcherism」的手段,相信已有不少文章論及;對外她與列根﹑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攜手製造的新自由主義地獄,一樣影響深遠。Pride講述的正是這個時代轉捩點的故事。1983年,戴卓爾夫人任命新的煤炭局局長,為礦業私有化鋪路,1984年下令關閉多個煤礦,引發煤礦工人罷工,而且罷工工人被禁止申領失業救濟金,政府並下令警察暴力鎮壓,手段之殘暴連今日香港警察對佔領運動的打壓都被比下去(所以,究竟是誰說民主國家的警察就是好警察?)。當時活躍於社會運動的同性戀者Mark Ashton組織了一個叫L.G.S.M (Lesbians and Gays Support the Miners)的組織,在同性戀的酒吧等網絡中為罷工工人籌款,片中Mark的一段陳詞叫人感動:「我們知道政府可以有多暴力,我們曾經是受害者,所以當你們今日身陷困境,我們知道你們跟我們是一體的。」八十年代,英國的同性戀者仍然是被貼上「怪物」標籤的一群,人們對同性戀(及愛滋病)的不了解和妖魔化,令許多人不敢出櫃,只能終身演「正常」的戲碼,或離開家人朋友孤獨生活,寂寂終老。戲中許多罷工工人開始時都害怕這堆「怪物」的支持會令運動「變質」,然而除了電影中老套(卻令人感動)的溝通理解和接納,事實上,這場運動最終也成為了許多人的empowerment--煤礦工人妻子Sian James在1984年罷工運動前只是平平無奇的師奶和三子之母,這場運動令她意識到自己的能力,結果她去了考A-level,讀大學,成為國會議員。我不是說女性一定要離開傳統家庭崗位才算「有用」,然而對社會的參與和批判,也是每個個體的充權過程,有理解,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煤礦工人罷工最後失敗,保守黨大勝,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歷史,不贅。然而Pride卻在這片幽暗中拍出光明。片末LGSM成員參與同志大遊行,有人警告他們說:「這次遊行不能被政治化,所以不要舉起任何標語」。正當他們憤慨之時,他們曾經幫助過的煤礦工人們坐旅遊巴到場支持,跟LGSM成員一起抬起頭,舉起Victory to the Miners的標語,驕傲地走在隊伍前端。公民社會是在體認自己的權利與他人的權利共通之下,慢慢連結起來的。我借當年罷工工人David Donovan的一句話:「你們佩戴了我們的徽章,『要煤不要救濟金(Coal not Dole)』,就跟我們一樣明白甚麼是欺侮。現在我們也配戴你們的徽章,會支持你們。事情難以一夜之間改變,但現在14萬個煤礦工人明白還有其他問題紛擾,我們知道有黑人,有同性戀者,有反對核武,我們從此不再一樣。」說到這裡又借台灣學運領袖陳為廷的一句話:「為什麼你們對掌權的人這麼寬容,對於沒有權力、一路被壓著打,一路想要提出事實的人這樣嚴苛,這什麼社會?」我相信在看這段文字的人大抵都不會認為自己曾對掌權的人寬容--但我想指出的一點是,如果我們對同樣處於弱勢,同樣不是權貴,同樣爭取卑微權利的人苛刻,不寬容地理解他人的難處與位置,不在爭取於自己有關的權利時同樣關心他人的權利,那麼,不就是對掌權的人寬容嗎?香港一直被視為證明自由市場行之有效的亞洲最佳示範單位,然而看著去年碼頭工人不惜以罷工爭取合理勞動尊嚴時,香港人會否重新梳理我們的英殖情意結,或是重新理解每年的全球最自由城市「殊榮」,歸根究柢是怎麼一回事?戴卓爾夫人當年面對批評,給出一個「歷史已終結」式的答案:「There is no alternative.」回溯過去,大概選擇還是有的。歷史沒有如果,希望今天的雨傘運動有,同志運動也有。共勉。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種族社群 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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