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工作關注組:又一次立法會補選,不一樣的關注點 文:徐成亨

2018年3月11日,香港進行因數名立法會議員宣誓風波而被取消議員資格所觸發的立法會補選。立法會選舉是不少學校通識課程中的恒常議題,從議會結構到選舉辦法的討論,相信同學在學習過程中已經歷甚多;而在歷屆DSE的考評中,有關香港社會政治參與的題目亦不曾缺席。既然如此,這一次的立法會補選又有什麼通識常說的「關注點」? 取消參選人資格損害基本人權 是次補選中,參選人周庭因其所屬政治聯繫香港眾志以「民主自決」作綱領,並認為香港前途討論應包括獨立和地方自治等選項,被選舉主任指與基本法相違背而取消其參選資格。選舉主任在參選人沒有相關行動或言論,只憑其政治聯繫而剝奪其參選權,牽涉了對基本人權的不合理限制。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應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而這一權利也被《基本法》確立。事件所損害的,正是香港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 國家安全是否為凌駕人權的必然理由? 我們可以從事件中看到「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個人權利」之間存在很大的張力。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的社會契約論中,認為人生而自由平等,擁有如生存、自由和財產等權利,未經個體同意,沒有組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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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賢:希望可以為這個世代爭點氣

編按:立法會補選結束後,有關民主派選舉成敗的討論,無不環繞民主派初選時期的參選人。張秀賢是新界東民主派初選時落選的參選人,回望參與初選及在街站宣傳的日子,分享他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想望。截稿前,我預想了三個情境:一、全取四席;二、輸功能組別;三、輸功能組別再加輸直選(一至三席)。我當時在想,如果四席全取,又或四席全輸,對當下政局又有什麼大的影響,贏或輸會有什麼分別?當然,心底裏,還是希望民主派代表全勝,最少建制派無法在賽果上對支持民主的人做什麼文章。可是撇開這件事來看,假如缺乏對民主運動的長遠規劃,其實贏輸只是議席和資源上的增減,對民主運動的作用並不明顯;心態不變,我們只是回到一個依賴建制生存的舊位置。為何當初參與補選回想當初,我當時有意參選新界東選區的立法會補選,只是因為一個邀請、一個承諾。2016年12月,有名本土派組織的領袖約我出來見面兩次,希望我可以出選立法會補選。在我當時的心裏,參選一直不是人生的選項,而且我已經鐵了心,希望先過好自己的人生,再謀其他政治上的打算。到後來的選委會選舉,學界名單全線落敗,我才考慮參與補選,希望可以為這個世代爭點氣,希望可以將這個世代所關心的議題帶到選舉當中。之後,我將大部分時間花在選舉的籌備工作上,希望可以作好準備為補選鋪路。到後來民主派初選成事,我希望促成民主派團結,在補選只出一張名單,因而決定參與民主派初選。當然,最後初選結果事與願違,落敗予在立法會補選勝出者范國威,對此我一直都心存愧疚,對不起投過票給我、支持過我的支持者。在初選期間,每天的生活都是很有規律,由早到晚都是不同的街站,遍佈北區、大埔、沙田和西貢四大區,也有不少的論壇與初選對手較量切磋,對我來說算是選舉的一種新體驗。從幕後到幕前以前參與選舉,總是在幕後幫忙為主。直選、功能組別的選舉工程,兩邊我也參與過。前者就很需要落地的工作,需要計劃街站、洗樓等不同方式,向市民直接宣傳、拉票,當然還有網上的部署;而後者就直接需要思考針對每個業界的政綱,聯絡商戶和選民直接見面。當然,這些做法,又跟自己直接參選是不同的,自己參選當然會對一切事物更為上心和緊張。當然初選跟正式選舉又有些分別,初選並不是與政治對手決鬥,而是同路人的較量,因此在選舉論壇當中,即使互相攻伐,都要點到即止,不應令外界感覺到初選會造成抹黑對手和人身攻擊等問題。因此,在初選的選舉論壇,大家通常都會語氣較為客氣,比較願意認可對方在民主運動所作的努力和貢獻,不會如攻擊建制派般攻擊初選對手,讓民主派選民感覺即使這種競爭存在,但不會傷害民主派的和氣與團結。初選,最困難是連民主派選民,都不知道初選的存在,在不同地區擺街站,當然有不少熱心的民主派支持者會主動跟我握手,說會參與初選的實體投票。但那個時候,民主動力仍未決定初選票站的位置,因此他們問到這些問題,我都完全答不了,唯有跟他們說,等待日後的公布吧。結果到了初選投票的一星期前,民主動力才正式公布票站地點,同時新界東就只有5個票站,就大大減少街坊的投票意欲。街站經歷與成長最後,我在初選取得第三名,無法代表民主派出選。作為選舉新丁,我認為今次的成績已經對自己算有一定交代,而今次參與民主派初選的經驗十分寶貴,有助我將來再投身政治和社會事務。今次令我最回味的經歷,莫過於在街站跟不同街坊交流和溝通。對我來說,街站其實不算新鮮的事物。過往參與不同組織,如學民思潮和中大學生會等等,我經常需要和其他同伴擺街站宣傳立場和運動。不過,今次擺街站,是宣傳個人的理念和簡歷,希望新界東的市民可以在初選投票支持我,這在開頭令我感到有點為難和尷尬。不過,擺街站擺了數個月後,慢慢就習慣了在街上的感覺,而且不時都有認得我的街坊主動跟我聊天,有時更買了飲品給我和團隊,慰勞我們。這些點滴,一直是我心頭緊記着的事,由初選開始,至知道初選敗陣,都一直記掛在心,希望不要糟蹋這些街坊的叮嚀和關心。市民對當下政局感到沮喪從政之路從來都不是易走的路,皆因政治本身是人與人之間的事務,不能脫離群眾,要懂得如何跟他們溝通。本身我一直認為自己絕不是那些容易放下自己、聆聽別人和了解他人想法的人。不過,經歷過這個小型選舉之後,我開始享受這種與人溝通的過程。不過,在跟市民溝通時,他們都對當下政局感到沮喪,不滿民主派表現,言談中也帶住對政治人物和政黨的不信任。從政更重要是自我修養和約束,絕對不應只顧權勢和私利而參與政治,亦不應使用權謀損害他人。今天政治令香港人生厭,其實就是因為他們眼中的政治人物,不少看落只顧自己的利益和議席,不願意放下身段跟市民接觸,更不斷透過鬥爭奪取權勢,令市民對當下的政治局勢感到不耐煩和絕望。作為政治人物和領袖,我們是否都要思考如何改變市民對政治的看法,令他們更願意投身政治,令他們對政治人物更有信心,對香港未來更抱有希望?持守堅定意志香港的民主運動已經接近40年,成果寸進,而威權時代的來臨,政治抗爭者被判囚、議員和參選人被粗暴DQ,更令不少參政和政治抗爭的門檻大幅提高。我們本以為民主派在單議席單票制的立法會補選當中,會較為容易凝聚多數票而輕鬆勝出,可是隨姚松炎教授落敗,九七後民主派在地區直選補選的不敗紀錄就此打破,這亦反映到我們民主派陣營憂患意識不足,因而令民主派和建制派的票距逐漸拉近。街頭路線和議會路線俱面對重重阻礙,我們更不應再如以往一般,將部分民主運動依賴議席所帶來的資源和選舉工程所帶動的曝光度。更重要的,是在社區、經濟、國際層面莊敬自強,尋找一條適合公民社會繼續走下去的路線。選民求變,民主派同樣應當回應選民,及時改變。民主倒退已成世界大勢,香港面對強大的中國因素,僅餘的半民主制度亦岌岌可危。在這裏,希望大家都可以讀讀去年出版、由耶魯大學教授Timothy Snyder所寫的小書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在這個紛亂時代,願我們都能持守住堅定的意志,不要放棄對民主、自由的堅持。選舉只是一時之事,民主運動才是長遠建構的根基。[文.張秀賢/編輯.袁兆昌、彭月/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http://fs.mingpao.com/pns/20180320/s00184/7a378b09912cc042ba1fa40db9ab3142.jpg;http://fs.mingpao.com/pns/20180320/s00184/7a3798dcd4276b82dfcf3b4fe5ff3d40.jpg;PNS_WEB_TC/20180320/s00184/text/152148264533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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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與一代為敵

完稿之際,選舉主任剛裁定姚松炎合資格參選,周庭則不符合參選資格。據聞對周庭的裁決主要基於她屬於香港衆志的成員,香港眾志在綱領中提出自決,選舉主任因而認為周庭不可能擁護基本法。由於選舉主任並沒有給予周庭答辯或解釋的機會,這決定已可能違反程序公義。選舉主任向姚松炎提出的問題則猶如政治審查,當中部分問題更是莫名其妙!香港衆志已表明不支持港獨,選舉主任在甄別參選人的參選資格時,是否有權作全面調查以及有關證據和程序的要求,目前尚待澄清。前年選舉主任基於陳浩天過往的言行而不信納陳浩天擁護基本法的聲明,陳浩天質疑選舉主任越權,法院至今仍未裁決。然而,擁護基本法似乎已經成為行使政治權利的先決條件,但批評中央政府或質疑基本法的理解是否等同不擁護基本法?至於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第104條是關於當選後的宣誓要求,而非參選人的資格,故人大常委會的解釋並不適用。相反,第26條保障了參選的權利,任何對參選的限制,必須有清晰客觀的法理依據,而非基於籠統的對擁護基本法的主觀詮釋。政府這個決定,令社會上不少人士感到詫異和憤怒,尤其在年輕一代,勢必加劇他們與政府和中央的對立。就如周庭所說,這是與一整代為敵,社會勢將變得更撕裂和對立。一些溫和的人士也感到憤怒,基本法的解釋愈來愈取決於政權的喜惡,這已不是一個說理和包容的政府,也不再是我們認識的香港![陳文敏]PNS_WEB_TC/20180131/s00202/text/151733555534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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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立法會補選前瞻:泛民或首嘗敗績

過去那麼多年,泛民總是在立法會直選議席的補選中勝出,於是大家習以為常、想當然地接受了一種說法,那就是:補選讓選舉變相由「比例代表制」變回「單議席單票制」,民主派在「六四黃金比例」(雖然近兩屆選舉民主派得票已跌至五成半)之下,議席最後還是可以手到拿來。 補選勝利三大前提 但這種簡單化了的說法,其實有幾個前提: 一、民主派不會出現兩個或以上數目的候選人,而導致「分票」,讓建制派候選人「漁人得利」; 二、民主派協商出來的候選人,屬於民主派不同政治光譜選民均能接受的人物,讓他能盡攬民主派那五成多六成選票; 三、民主派不同政團都能同心同德,全力為有關候選人助選拉票。 但這幾點又是否理所當然的呢? 補選民主派今非昔比 過往立法會補選,無論是2000年或2007年的港島區補選,民主派都能達成共識,派出一個民主派一致支持的候選人參選,例如余若薇和陳方安生,並且同心同德地為她們全力助選拉票。 但這種情况近年已有變化。到了2016年新界東補選,儘管主流民主派仍可就人選達成協議,讓公民黨派出楊岳橋參選,以替代退黨的湯家驊,取回該黨的新界東議席,但那時本土派卻已經並不賣帳,寧冒「分票」並讓建制派對手漁人得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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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趁你病,攞你命?!

上周四,選舉管理委員會宣布將於明年三月十一日舉行立法會補選,填補因游蕙禎、梁頌恆、羅冠聰及姚松炎被褫奪議員資格而出缺的四個議席。由於劉小麗及梁國雄已提出上訴,故他們的議席暫不會進行補選。功能組別將補選一席,而地方直選方面,新東、九西及港島均是補選一席,亦即是單議席、單票制,所以若民主派能取得共識,每區只派一人參選,就應可重奪三席。目前大家仍在協調中,據稱傾向由被褫奪議員資格的前議員(被DQ者)參加補選。可是,近日中共喉舌已撰文指,政府應修例禁止被DQ者參與補選。然而,即使政府不這般針對性修例,也有其他途徑可阻止被DQ者參與補選。基於所有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均需聲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特區,並簽署認同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部分的「確認書」。更重要的是,選舉主任可決定參選人是否真誠作出上述聲明,故被DQ者未必可以通過這一關。其實,兩宗立法會議員宣誓司法覆核案,已導致民主派在立法會內只剩十四名直選及十名功能組別的議員,換言之已失去分組表決的否決權,故保皇黨的確可在這六個月,利用他們現時在立法會的絕對優勢為所欲為。除了修例明確禁止被DQ者參與補選之外,更可修訂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如限制拉布等,剝奪民主派在議會內僅餘的抗爭空間。筆者希望特區政府和保皇黨都不要「有風駛盡𢃇」。既然林鄭月娥不斷強調要修補行政立法關係,那就不要「趁你病,攞你命」,否則,當立法會僅容許一言堂,只會令議會外的抗爭愈趨激烈,絕對是非常危險的發展。[李柱銘]PNS_WEB_TC/20170919/s00202/text/150575832216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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