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陣營的碎片化與選舉配票

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民主力量得以穩住而略有進步,傳統民主派成功世代交替,更有多名雨傘運動積極參與者當選,一減民主人士兩年來的鬱悶及挫敗感。以上的結果可以說出乎大多數人在選舉前期的意料,因為大家當時看到的是雨傘運動期間以至後來民主力量面臨嚴重分化的威脅。配票的社會基礎最能表現這種威脅的,莫過於立法會選舉時碎片化的現象:各種新舊大小不一標榜民主的政團紛紛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同時又否定選舉協調機制,大有為了給自己一個機會而不惜讓建制派坐享漁人之利之勢。選舉開始後相當一段長時間內,民意調查顯示民主陣營確實為碎片化所累,候選人當選的機會不是低迷就是不確定,連民主力量能否保存議會關鍵否決權也成疑問,積極支持民主的選民莫不憂心忡忡。局面已經變得甚為明顯,如果民主陣營不想它在立法會的影響力大倒退,彼此必須有所協作,好讓選票不會過分分散而浪費。各方要有所協作無疑成了大局所需——這就是配票的社會基礎。不過有了社會基礎,配票還要有其他條件的配合才能成事。一個是組織支持。香港民主運動一向沒有強而有力的統合組織,在雨傘運動中,所謂大台也受到衝擊,誰也說服不了誰,選舉時更連協調機制的影子也見不到,絕對談不上有什麼組織基礎。自發配票與政團配票結果,傾向民主的選民自己行動起來,聯繫網絡中的親友而自行配票。這種配票無法精確,只是根據自己的政治傾向和對形勢的估算來分配選票,主要目的是在於把同類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最大化,把選票盡量集中在有機會勝出者身上,即是平常我們所說的棄保行為。事實上,配票者之間是沒有什麼聯繫的,大家只是參考民意調查的結果而配票,對最終結果沒有全面及切實的掌握。不過,他們的行為可算是高度的政治參與,因為箇中有分析、議論和說服,比一般投票投入很多。選民自行配票在過去的選舉中也有過,但這次從社交媒體所見,配票活動應比以往熾熱,大概跟民主形勢危急以及選民民主覺醒有關。另一層次的配票行動是由政團來進行。基本上,政團的配票是以資源分配的辦法來進行的,這包括時間、人力、地區、樁腳等因素的調動,從而影響宣傳範圍以至票數的分佈。民主黨把涂謹申的票分給鄺俊宇大概就用上這些策略。這種策略基本上是個別政團的配票行為,間接影響到其他對手的競選策略。雖然團體之間沒有協調機制,但這次選舉卻有公民黨等政團的候選人在最後關頭宣布棄選,形成跨團體的棄保局面,透過犧牲個人而增大其他同一派別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會否有人願意棄選,最重要的是看有關團體及其候選人有否大局觀念及犧牲精神。處於相對弱勢如鄭家富者在勸退聲中就不為所動,正是其中另一種例子。配票的資訊及傳播網絡基礎配票要成功,除了考慮社會及組織外,也需要資訊基礎及溝通網絡。一個候選人的機會,可以透過往績和競選期間民眾的直接和間接反應來估量,但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科學的選民調查,是以政黨、候選人以至想參與配票的選民都緊盯着民意調查的起伏,從而制定選舉及配票的策略。配票的精確度是跟選民調查的真實性成正比的。香港有能力支持大型調查的政黨大概只有建制派,而民主陣營力量分散,只能依靠民間社會集合力量而進行的調查。由於資源有限,加上各區候選人眾多,鍾庭耀的調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的樣本有欠充分,調查結果甚為不穩定,參考價值大打折扣。情况要到後來累積樣本夠大了才好轉,使各種配票、棄保、棄選等配票行為有較為切實的依據。選民如何得知有關數據?分散的團體及選民如何商議策略,又如何把策略傳揚開去?這都得助於香港甚為發達的傳媒網絡。一方面新聞媒體每天報道調研的起伏,其次各種社交媒體及群組都加以轉載,並議論紛紛,讓所謂民間智慧有所發揮。這趟配票的行為好像特別普遍,大概跟社交媒體近年高速普及有密切關係。雷動計劃的配票統合潛能這次選舉的配票除了上述的形式外,最特別的是戴耀廷主持的雷動計劃。計劃的基本做法是集合幾萬有興趣參與配票行動的選民,他們分區定下自己認為值得支持的候選人,同時參考民調及其他因素而估算候選人當選的機會,從而制定配票策略。當然,雷動計劃的估算和配票也不可能精準,但從最後票數走向以至一些票站最後熱烈投票的情况來看,其配票作用確實存在。事實上,雷動的配票策略透過各種渠道輻射出去,影響範圍超越原來的參與者,大大超乎主辦者的想像,足見其潛力之大。香港民主運動缺乏大台的統籌,一旦走向碎片化,民主力量只會被進一步邊緣化。雷動計劃是非常規組織,獨立於個別的政團,卻為整個民主陣營起着一定的配票統合作用,可算是民間社會因應香港獨特社會環境和社交媒體興起的創意回應。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以雷動方式配票,而是如何使配票計劃更符合民主原則,如何使配票更精確,及如何增大效用。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兼榮休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9日)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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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海恩和何君堯的得票模式剖析

近年立法會選舉的其中一道奇特風景,便是在一眾政黨以外,出現了一批被謔稱為「契仔」、「契女」的所謂「獨立候選人」。「契女」、「契仔」為何會出現?為了打破立法會選舉的「六四黃金比例」,壓縮民主派的六成票源,近年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中湧現了一批專業、中產新貴。他們大都擁有相當學歷和專業背景,而且湊巧的是大多是律師。與傳統親中陣營人士不同,他們沒有「土共」、「保皇黨」等包袱,又與工商界人士不同,少了一層銅臭形象,這都有利於吸納中間票源。雖然他們聲稱「獨立」,但卻不時被報道與中聯辦交往密切,甚至被媒體謔稱為中聯辦「契仔」、「契女」。最先被如此描繪的是梁美芬,接着是龐愛蘭,上屆選舉再多了一個謝偉俊,今屆選舉再多了何君堯和容海恩。時至今天,立法會選舉競爭如此激烈,沒有人會認為單槍匹馬,無人無物,無背景無後台,還可以在激烈的選戰中站穩陣腳,那麼這些「獨立」人士,又如何被助以一臂之力呢?以地區樁腳來配票都說他們會獲「配票」因而受惠,但若然真的如此的話,那麼配票的機制又是什麼呢?8年前立法會選舉之後,筆者在本欄寫了一篇〈梁美芬的配票之謎〉,透過票站數據分析,揭開配票機制之謎。該文指出,方法主要是透過把一批地區樁腳撥歸梁美芬,好讓他們為梁鞏固地區票源,以至「過票」。這些樁腳在當地扎根和服務,有一定的地區基礎和網絡,以及最重要的──票源。湊巧,他們都是地區組織「西九新動力」的成員,其中多位是區議員,其餘至低限度也有參選區議會。這大抵上揭示了所謂配票機制之謎,那就是把一些地區上與建制關係密切,但又沒有加入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自由黨等建制派政黨,仍然號稱「獨立」的區議員與及地區人士,組織起來,組成如「西九新動力」,以及「公民力量」、「觀塘創建聯盟」等地區民生服務組織,伺機而動,到選舉時有需要便出手,助友好「獨立」候選人一臂之力。到了4年前的立法會選舉,正好,龐愛蘭加入了「公民力量」,而謝偉俊亦得到「觀塘創建聯盟」成員之鼎力支持。4年前,筆者再寫了一篇〈「契女」、「契仔」為何有幸有不幸?〉,再以票站數據來考察有關問題。容海恩的票站數據剖析到了今屆選舉,傳媒又把容海恩和何君堯兩位候選人視作「契仔」、「契女」,那麼他們的得票模式,又有何特徵呢?讓我們再次回歸票站數據來考察有關問題。先看容海恩。上屆在新界東,龐愛蘭以公民力量的名義出選,但卻落敗,今屆公民力量併入新民黨,再派出容海恩參選,結果勝出。表1就兩人的票站數據和表現作出比較。從表1可見,無論是容海恩和龐愛蘭,她們在新民黨/公民力量的樁腳區,得票率都遠較非樁腳區高,甚至高出以倍數計,樁腳的表現獲得肯定。但有趣的是,如果單就這些樁腳而論,容的得票率不比龐優勝,那麼,容又是如何勝出的呢?答案是容在非樁腳區的得票率要優於龐,是4.07%對2.58%之比,單以這方面計,容便比龐多拿了近萬票,是她取勝的關鍵,事實上,她僅壓過僅敗的方國珊,也只不過是不足2000票。餘下來的問題是,容海恩在非樁腳區的得票率較龐愛蘭攀升,這又是何原因呢?事實上,她的個人條件未見突出,於選舉論壇的表現更備受批評,剩下來的原因,一是因為新民黨的招牌效應;否則就是建制派操盤手把一些新民黨/公民力量以外的建制派樁腳,撥給她作為票源。究竟操盤手有否把額外樁腳撥給容,筆者沒有內幕消息,在這裏只能向讀者補充多一些票站數據,讓讀者思考。容海恩取得建制派得票份額高於兩成半的票站,共有29個,當中非新民黨/公民力量樁腳區的共有4個;如果再把界線擴至兩成,則共有38個,當中非新民黨/公民力量樁腳區的共有11個。如果把注意力轉至地區,容海恩在沙田的得票率遜於龐愛蘭,但在西貢、大埔、北區則都有倍升。如果把注意力轉至階層社區,容海恩在公屋、豪宅、鄉郊的得票率,都較龐愛蘭有明顯的進帳。何君堯的票站數據剖析究竟操盤手有否把額外樁腳撥給何君堯,筆者同樣沒有內幕消息,在這裏只能向讀者補充多一些票站數據,讓讀者思考。何君堯上屆參選落敗,今屆卻能夠勝出,當然是因為他多拿了兩萬多張票,得票率升了近兩倍。這樣大的一個升幅,當然是各個地區、各個階層社區的全方位勁升,詳情見表2。但如果要從中挑出最顯著的,還可以看到,以地區而論,元朗、屯門貢獻最大;以階層社區論,則以鄉郊升幅最顯著,而大型中產屋苑和豪宅區表現則較遜。如果以何君堯佔建制派選票份額的高低來排列,再剔除所有有鄉郊成份的票站,剩下份額最高的20個票站中,有13個票站所屬的選區,建制派三大黨(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是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沒有派人參選,另外5個參選落敗,2個為當選,顯示何的票倉與其它建制派的樁腳區,重疊程度不高。2016年立法會選舉評論系列之七(周四再續)(編者按:將於9月29日刊登的2016年立法會選舉評論系列之八為本系列最後一篇)文:蔡子強、陳雋文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9月27日)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容海恩 何君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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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以外無民主?

立法會選舉過後,坊間有各種分析和議論。在網上,有人引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此話值得深思。選舉不是民主的全部長久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都以選舉為中心。爭取民主就是爭取擴大人民選舉權,並以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及區議會全體議員為最終目標。當下立法會有地區直選部分,區議會大部分議席都由直選產生,因此兩級議會的選舉便成為實行部分民主的場域。確實,選舉與現代民主緊緊扣連,人民通過選票授權予執政者和議員,選舉同時能反映某程度的民意。一般判斷某國是否符合基本民主原則,會看看該國的政府首長(政治權力中心)是否由自由而公平的選舉(free and fair elections)產生。因此我們經常聚焦在普選行政長官上,實不難理解。然而民主從來不應該直接等同選舉,選舉也不是民主的全部,頂多是「民主的工具」(馬嶽教授語)而已。美國政治學者John Medearis在Why Democracy Is Oppositional一書中指出,民主是「struggling from inception against aspects of a social world that have already taken shape and that frequently resist popular management」,民主行動就是要「continually struggles to maintain egalitarian control over the social world」。簡單而言,即民主是要擺脫各種不公宰制和異化。而由於異化的制度老是常出現、此起彼落,因此民主是長期的反抗與對立(perennially oppositional)。我們可以「在地」一點去理解:你每天上班都要超時工作,窒礙健康家庭生活,卻從來得不到合理補償,老闆也不受合理法律制約;由於市道不好,「你份工大把人想做」,結果敢怒不敢言、默默承受。如此工作制度,是異化的,與民主相距甚遠。因此,以改善工人福祉為目標的工人運動,也是民主運動的一部分。更進一步說,選舉制度也可以異化:假設某國的選舉制度成為了金權遊戲,那麼也是不民主的,人要起而與金權對立,把選舉民主化。胡適之先生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可謂一語中的。在民主政治中 英雄不應是孤單的香港很多人唯一參與政治的時刻,就是投票。我是教徒,發現不少神父從來不會叫人參與政治行動,甚至有意無意叫人避開政治。唯獨到了選舉期,便會叫人盡公民責任投票,似乎投票就是公民的唯一責任。選舉固然重要,但肯定不是唯一重要的。這種「選舉為重」之思維,令不少人投下神聖一票後,便把所有政治責任「外判」給當選人:我投了票給你,凡事都由你去處理吧,我回歸「日常生活」;繼而再衍生出「票王」和「造神」思維,把希望都放在某些代議士身上,路過時說一句「靠晒你」。如果我們希望選舉(推舉?)一個英雄甚至王出來後,該王振臂一呼,天下便大定,那我們想要的其實是共主政治、強人政治,甚至教主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民主應該是人民自主,應該有「我」在其中。我們有自己的生活,非人人能全職參政,因此需要領袖、需要有人代表「我」。但領袖與「我」應該是時有互動的,而不是今次選了出來後便下次選舉再見。加上香港的議會有功能界別和分組點票等,結構上是殘缺的;如果你寄望選了新議員後便能改變社會,未免是昧於現實。假若無民間力量支持,議員再英明神武、骨骼精奇,進了議會後仍難有所作為。議會與街頭應該是連接的,「選舉」與「運動」不應是截然二分的。朱凱廸當選後,有朋友說是「十年磨一劍」。此說很有武俠色彩,卻無意中否定了朱過去10年運動生涯本身的意義,令人以為運動是為選舉鋪路。其實劍早已出鞘,一直在揮,今天只是開闢了新戰場,繼續揮下去。要每時每刻都關心政治,是強人所難;在生活層面(例如社區、業主委員會等)推動參與、自主等,亦難一蹴而就。但最起碼要有基本自覺,適當時候要有所行動,間中與自己所選的代議士和同伴合作,共同推動某種理想政治和政治理想。或許我們真的需要英雄,但在民主政治或民主化過程中,英雄不應該是孤單的。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4日) 選舉 民主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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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議會新丁」如何引發新的政治討論

立法會選舉早已有結果,無論站在哪個立場、角度來看,都必須承認新一屆立法會將會有一些新意。至於它的新所指何物?新在哪些地方?則大家可能各有不同看法,這可以是一個辯論題目。是三分天下?這可能言之過早。是「本土」抬頭?但「本土」並非只得一派,在好些議題上未必會有一致意見。是年輕議員促成世代更替?不過好些所謂的「議會新丁」,又並不真的是那麼年輕。究竟應該怎樣理解新一屆立法會的新元素,其實很值得思考,同時也很有期待。強調代際矛盾 忽視世代內部不一致當然,我所講的新元素,並非單項,而可以是眾數。而在眾多新的可能性之中,我最感興趣和好奇的,是在未來的日子裏,社會上不同背景的年輕人(由中學生、大學生,到在職青年,當中不論是否選民)將會怎樣跟新一屆議會──尤其是那批「議會新丁」──進行互動。我完全明白,所謂「議會新丁」本身並不是一個政治組合,究竟他們之間是否會有興趣溝通、嘗試合作,也是一個疑問。同時,「新丁」之中有身屬傳統泛民政黨,未必會成為坊間青年大眾所期望的創新人物。所以,這裏所談的新一屆議會與社會上的青年的互動,難免是一種有點兒簡化的描寫。不過,話雖如此,我還是覺得這樣的提問,應該有點意思。過去我們談世代,傾向於強調代際的(即不同世代之間的)差異、矛盾、分歧,而較少了解在一代人之內,當中不同背景的成員之間又有何不一樣的利益、立場、見解。於是,當我們見到年輕候選人進入議會時,即時聯想到的議題就是世代更替,假設他們都是同一個政治面貌,社會上的青年的利益和關懷相當接近,而通過前者將青年的議程帶進議事堂。而下一個提問的問題就是代際矛盾與衝突。我想指出的是,這種分析與討論忽視了世代內部的不一致性,同時也很少認真看看,究竟在同一代人之內,他們有何討論?存在什麼樣的差異?不同取向的「本土」值得留意在新一屆的立法會裏,值得留意的不是出現了「本土派」,而是存在不同取向的「本土」。從2010年前後走過來,香港的政治環境、氣氛以至政治主張上的光譜,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之所以重大,是因為過去很多被壓抑的想法,突然出現了一次「爆炸」,一時之間各種想法都放在枱面,不再收收藏藏,又或者婉轉間接。嚴格來說,很多想法還未可界定為政治主張,更談不上什麼意識形態、綱領,但在特區政府權威衰落的環境裏,挑戰現存制度並不需要很完整的主張,於是各種說法都能夠在坊間引起一些迴響,並在社會上流傳、擴散。對很多建制中人(尤其是親北京者)而言,不同取向的「本土」本質上均屬同類,蛇鼠一窩,都是要打擊的敵人,自然沒有興趣了解其不一致性的含意。但對其他人來說,則應該認真對待這個題目。在過去6、7年的時間裏,「本土」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政治取態,到該詞本身的含意所發生的變化,再而在該旗幟底下出現價值、主張上的分歧,大可成為一個社會研究的題目。而在立法會選舉之前,一直是「勇武」搶得主導,而時下年輕人所謂的「左膠」一翼,則節節敗退。或者正是前者得勢不饒人,露出真面目與性情的關係,反幫助了後者在略為弱勢的情况下取得較想像中多的選票。究竟應該如何解讀選民在「本土」各派中作出選擇,這有待更多統計數據以幫助分析。在此我想指出的是,議會內存在不同的「本土」的想法,為現時社會上的政治討論打開了新的維度,促使市民──尤其是年輕人──認真想想自己在很多大旗幟、大口號以外,其實有何訴求?打算採取哪些手段來改變這個政治環境?究竟有沒有需要發展出短、中、長期的計劃?或者讀者會問:以上討論的出現並非必然,「議會新丁」的出現不一定會刺激討論。回應這個問題,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第一「勇武派」不會輕易放過「左膠」,他們一定會找機會證明「左膠」空有姿勢、虛有其表,表面上是激進,實質上與傳統泛民無異;第二、所謂的「左膠」者不可能長期在民生、資源分配問題上沒有具體的主張,他們或遲或早需要正面面對同代人的利益、立場和意識形態(公義總不能長期只是個抽象概念,而年輕一代是否真的願意在具體利益問題上接受妥協,大家拭目以待)。「議會新丁」總要面對他們的群眾,而青年群眾也要面對那些視為代表他們的利益的代言人。到時候,他們會被視為叛徒、變質(成為了建制一部分)?還是得到認同,並在香港打開一個全新的社會政策討論議程?無論如何,這都是當傳統泛民扮演反對派角色時無法產生的效果(因為只要挖苦泛民便等於表達了意見,深入的東西很快便拋諸腦後)。很多人不太了解年輕人具體訴求在現在的年輕人當中,最為缺乏的正是同代人內部的討論。相信也是因為這一點,其實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年輕人在一些大題目以外,具體而言有何訴求、計劃。有些年輕人並不同意青年運動領袖的主張,但不想捲入無謂的爭論,索性避開;很多不一定贊同運動及運動領袖的做法,但更不喜歡北京和特區政府,於是靜觀其變;好些認同社會運動,要爭取更大改變;也有不少嫌社會運動未夠激烈,需要尋找更大衝擊力的手段……很多時候他們只要回應北京,跟特區政府進行抗爭,已忙個不了,以連串的行動替代深層的討論;行動就是立場與主張,其他的東西大可擱置一旁,而新聞媒體也沒有興趣了解他們在短、中期內有何目標。真正討論如何打造一個較理想的香港社會,長期都只是作為一個題目,而沒有探討。「議會新丁」們總不會甘心於扮演新的泛民罷。且看他們如何自覺或不自覺地引發新的政治討論。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3日) 立法會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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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配票的成效

正如筆者以往在本欄反覆說過,港式「比例代表制」已經慢慢演變成「多議席單票制」。在這種遊戲規則下,泛民或建制派如果想在選舉中取得最多的議席,也就要看選票能否平均分配在不同名單之上,讓這些名單雨露均沾,沒有名單拿了遠遠超過需要當選的選票,也沒有名單僅差少少選票而落選。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盡量減少浪費選票。有人形容香港如今的選舉制度,是「考100分無益」,而「僅僅及格有獎」。泛民或建制派如果追求的是「實惠」而非「虛榮」,便不應追求參選者中誕生「票王」、「票后」,反而僅僅跨過當選門檻便可以,那才不會浪費選票。民主黨是分區配票策略的始祖那麼,如何能夠讓選票平均分配在不同名單之上?如果不是望天打卦,又或者旨望選民在家裏自行配票,在本地過往20年的選舉經驗中,較可行的,就是進行分區配票。分區配票的始祖要算是民主黨。話說2000年立法會選舉,民主黨為了想奪得新界西3個議席,因此亦分拆3張名單參選,分別由李永達、何俊仁及陳偉業3人領軍。為了使選票較平均地分佈在3張名單上,以同時提高3張名單的勝算,民主黨採用了劃分「選票責任區」的方法,把葵青及離島分配給李永達;屯門及元朗鄉郊分配給何俊仁;至於荃灣、元朗市中心和天水圍,及1.5個屯門區議會的選區,則分配給陳偉業。每位候選人負責集中火力在自己所屬的責任區內拉票。雖然街板及海報仍舊可以在整個新界西懸掛及張貼,但3人只可以在所屬責任區內企街、洗樓、派單張,及寄上選舉郵遞廣告,不可以未經批准而跨區宣傳。結果,李永達、何俊仁及陳偉業3人,分別在自己負責的葵青、屯門及荃灣,取得該黨近七成半、八成半,以及九成之選票,民主黨的配票策略可說是十分成功。分區配票在地區直選往績不俗從此之後,民主黨在往後幾屆立法會選舉地區直選,在新界西和新界東都有分拆名單和分區配票,以爭取更多的議席,結果配票成績都頗為不俗。直到上屆立法會選舉,民建聯也加入仿效,更憑着其強大的黨組織、精密的選舉機器,把分拆名單和分區配票的選舉工程發揚光大,結果不單派出的9張名單全勝,取得9個議席,更在新界西創下一區分拆3張名單,三者都高奏凱歌的紀錄。有關過往歷屆選舉,分拆名單分區配票的選舉結果和數據,可翻查筆者以下的舊作:‧2000年9月27日,〈配票成功救不了李永達〉‧2000年10月23日,〈無地區基礎 配票亦有效──評民主黨新界東配票策略〉‧2004年9月15日,〈民建聯非大勝 民主派未大敗〉‧2008年9月12日,〈公民黨與民主黨的兩條道路〉‧2012年9月17日,〈民建聯配票攻略全剖析〉‧2012年9月18日,〈配票成功救不了李永達2012版〉今屆只餘民建聯在地區直選有分區配票到了今屆選舉,民主黨因為票源的持續萎縮;以及上屆在新界西因分拆名單,結果卻兩敗俱傷的慘痛教訓;再加上今屆派出新人接班,不敢過於托大,因此該黨在5區都只派一張名單參選,再沒有分拆名單。所以,今屆在地區直選,仍舊有分拆名單並分區配票的,只餘下民建聯一個黨。該黨在新界東、新界西都派出兩張名單參選,而該黨的分區配票指示見表1。那麼,民建聯分區配票的成績如何?選民有響應其配票呼籲嗎?附表2和3揭示了有關結果。民建聯分區配票成績依舊顯著從附表2和3可見,該黨的分區配票工作可謂十分成功,屈指一算,陳克勤在北區和大埔分別拿了民建聯八成六和八成二選票;葛珮帆在沙田和西貢、將軍澳拿了八成二和八成五選票;陳恒鑌在荃灣和葵青分別拿了民建聯九成五和九成四選票;梁志祥在元朗和屯門分別拿了民建聯九成和八成二選票。換句話說,撇開離島不計,在8個選票責任區內,4個當事人共承接到該黨八成以上選票,當中有3個更承接達九成。但當然,以上談的是分區直選,今屆泛民和建制派,其中一個主戰場就是在俗稱「超級區議會議席」的選舉中,當中也牽涉到民主黨和民建聯兩大黨,各派兩張名單參選和分區配票,但因為篇幅關係,周四再談。〔2016年立法會選舉評論系列之五(周四再續)〕文:蔡子強、陳雋文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9月20日)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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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三分天下嗎?

立法會當選議員已經急不及待開工,除了擺在桌面上的高調行動外,各派議員正在醞釀大會主席和各政策委員會主席人選。當中各派議員如何合縱連橫協調代理人「瓜分」各職位,可以看出黨派之間的「分」與「合」,再看復會後泛民的表現,立法會內是否真的會出現「三分天下」,就會大白於天下。所謂「三分天下」,是3個各自為自身利益而水火不容的集團,並且有吞併對方的意圖。目前建制、泛民與港獨的比例是4:4:2,先不說不是均勢的三分,關鍵是泛民與港獨究竟是水火不容,還是暗通款曲的關係。這次選舉,泛民、激進泛民以及港獨,採用「非建制」的統一標籤,目的是給選民一個印象:他們同仇敵愾;至於在反中央、反特區政府以及反梁振英,各有不同表述。雖然槍口一致對準建制,但實質是各懷鬼胎,到最後分別成為「雷動」的受益人和受害人。選舉過後,他們還會是同聲同氣嗎?港獨分子已經聲言不會參加泛民的「飯盒會」,將會另闢蹊徑。可是,當港獨分子在議會上講髒話,泛民是講比他們更髒的話嗎?當港獨分子在議會上摔水杯,泛民會扔炸彈嗎?民主黨這次選舉獲得了多一個議席,靠的是什麼?是靠激進還是靠理性溫和,他們應該心知肚明。立法會是否真的會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溫和泛民將起到關鍵的作用。泛民當中也有隱形港獨分子。他們在選舉中沒有譴責港獨,或者聲稱港獨是一個選項,不時給港獨分子暗送秋波。到議案投票的時候,他們的立場就會原形畢露。如果真的是「三分天下」,就是隱形港獨公開承認港獨。或許,一切要等待再次揭發黎智英如何分錢,才能分清泛民的真正面目。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4日)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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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對香港政治格局的新啟示

對於剛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結果的演繹,當然免不了各取所需的情况。而在多議席單票的比例代表制下,會受到某些意外因素影響。事實上選舉中會滲入一些意外或幸運成分,只不過在不同的選舉制度下,這些意外或幸運因素會以不同的形態出現。而在多議席單票的比例代表制下,同陣營的候選人得票差距太大就是其中主要造成不穩定的主要因素。目前這個投票制度行之有年,所有參選的政黨和人士其實都已經對這套遊戲規則相當熟悉。如果以兩大陣營來劃分,總得票和贏得議席的數量,隨着時間的發展,是愈趨一致;直到上一屆,也就是2012年才出現較大的歧異。票多席少欠協調 政治關係成疑問大家對這個投票制度已經非常熟悉,所以已經沒有再排「一字長蛇陣」的陣勢,大家都盡量分拆名單,減少扣除全額選票的浪費,而且同一陣營的候選人盡量平均分票。在2008年的新界西,泛民就示範出完美配票的運作。入圍的5名泛民候選人,最高最低相差只有3個多百分點,配票程度近於完美。但到了上一屆,也就是2012年,就出現大幅度改變,票多而席少。到了今屆,也維持同一局面。這種票多席少的情况,可以歸因於協調欠佳。這一個描述,當然不能說是錯,但卻不是一個全面而合理的解釋。我們起碼可以再追問一個問題:如果大家把泛民劃成或起碼定義為一個單一的政治團體,那為何協調不了?在一些選區,甚至是近於全無協調,又或者協調程度甚低?我們認為某一群人是同一個政治組織,那就是指他們之間有某一種政治關係,而這些關係又存在某些政治倫理;但當面對選舉,這一群人只是各為選舉結果而各自為戰,那這種政治關係,就存在許多疑問。立法會選舉出現碎片化,而在這一大堆碎片之上,如何再劃分整合,是一門非常困難的政治工夫。當冒起的那一群以本土派為號召的年輕議員,和那些死抱泛民主派招牌的傳統泛民,勉強劃為一類,其含義為何?功用又為何?是值得大家深思。就算真的把立法會一分為二,那一條線又應如何劃分?真的要一分為二,其實也可以用多過一條線。舉例來說,去計全港得票時,王維基的得票,究竟應該劃入泛民,還是歸類建制,其結論就莫衷一是。建制泛民以對中央態度劃界個人在年前,其實曾經撰文,分析什麼叫做「建制派」。本人得出的結論,這個「建制派」的定義,其實不是以政策,尤其是香港以內的政策為劃分,而是以目前香港的憲政安排基礎,尤其是對中央政府,以及對中央政府權威的態度來決定。所以泛民主派,不止是支持本港民主,某程度上還是反共,又或者排拒北京的中央政府地位,又或者對中央政府就《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解釋演繹作出對立抗拒。所以「建制派」的定義,是以跟北京中央政府的關係來界定,而不是以香港特區政府,又或者某人當特首來界定。建制內部有分別 可用「非泛民」定義如果以這個定義來界定,那自由黨就是建制派內的成員,儘管可以定位在比較邊緣位置,但還是在建制派之內。如果按照這種定義,那王維基的得票,也應劃入建制派之內。當然,「建制派」的定義,未必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相同,按照以上的定義,就出現這樣的結果。如果對「建制派」的定義有出入,那就不妨用「非泛民」的概念來定義,那就省卻陷入對「建制派」這3個字定義上的爭拗。議席的得失,往往受到選舉策略、運氣,又或者一些偶發性因素,例如「雷動計劃」的錯誤計算所影響。但如果按兩大陣營得票來計算,那就可以剔除這些運氣和策略上的影響;因為「雷動計劃」就算是錯,也只是把同一泛民陣營的票撥來撥去,朱凱廸意外地拿下8萬票當「票王」,但票多數是來自郭家麒和李卓人,對整個泛民主派而言,議席起落比較大,但票則相對穩定。如果以廣義的「建制」對「泛民」,又或者「非泛民」對「泛民」,兩大陣營的總得票大致上是維持在四成五對五成五的比例之上,儘管投票人數多了40萬,投票率升了5個百分點,但所增的40萬人和5個百分點的成分,都和上屆的劃分同步上升。用經濟學的術語,就是邊際比率和平均比率不變,這就令到新的平均率維持不變。過去的理論,投票率愈高對泛民愈有利,就是認為建制的票是鐵票,是相對固定。投票率愈高,泛民的邊際得票比率就跟着上升,結果令新的比例改變,泛民得票比例就上升。但今次破紀錄的投票率,新增投票人數,泛民沒有佔便宜,只是跟建制同比例上升。「高投票率對泛民有利」的說法被打破了。二元對立變三分天下 政治格局改觀另一個要思考的要點是,把香港劃成兩大陣營還是否合適?如果由二元對立改為「三分天下」,那建制派就由相對下風的四成半對五成半,變成相對最大。四成半對三成半和兩成,一大兩中,那又完全是另一個格局。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9月14日)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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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背受敵的中聯辦?

中聯辦被指粗暴介入香港選舉,不但在港激起民憤和被《成報》炮轟,甚至引來內地學者的抨擊。先舉一些中聯辦干預立法會選舉和事務的可疑例子,它們包括: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選舉翌日秘密進入中聯辦並講大話隱瞞;立法會新界西候選人周永勤被多次施壓棄選,其間曾獲邀到駐港部門的沙田辦事處,他並無否認該處就是中聯辦位於沙田小瀝源都會廣場的新界工作部;2012年,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承認中聯辦為其拉票(中聯辦後來借中通社否認);2015年,立場新聞引述曾代表建制參選區議會的人士稱,建制派名單由中聯辦協調、配票;此外,中聯辦甚至介入立法會的投票,2013年立法會表決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議案跟進免費電視牌照問題,議員謝偉俊和梁家騮表示中聯辦官員曾接觸他們。對於北京直接介入香港地方政治,北京新一代「護法」、曾掛職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的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不點名批評中聯辦,這樣會將中央拖入戰局,並產生「三大危害」(文章題為〈中央政府與香港政治發展的中道觀〉,去年發表在國家司法部主管的期刊《中國法律評論》)。第一危害:當中央將自己混同與泛民對立的建制派,甚至直接介入競選的具體人選和事務,那就難免自我樹敵,亦等於自貶身價,由國家執政黨降格為「地方黨」。第二危害:中央直接捲入香港政治危害中央的道德地位,因為中央對香港有「高度自治」的承諾,這是中央秉承「自我克制」的精神,原則上不介入香港事務的承諾。如果中央明確表態支持一方,那很可能招致背信棄義的批評。第三危害:中央直接介入香港政治事務,有可能影響台灣問題的解決,因未能向台灣作出良好示範。程潔雖不點名批評中聯辦,但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工作的一線機構,對「將中央拖落水」的問題責無旁貸。文章亦清楚指出,北京直接介入選舉人選和事務的事實,罕有地由體制內的人承認了這個不公開的秘密。文章最後建議,中央要超然於香港的政爭,居中處理香港的政治訴求,以官方背景的基本法委員會在港恒常座談,直接聽取香港人的聲音,將是一個好方法。選舉後,中聯辦靜得有些不尋常。無有怕,太陽照常升起吧!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4日) 立法會選舉 一國兩制 2016立法會選舉 中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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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生與死

本屆立法會有6名本土派議員加入,對香港的政局有什麼影響?立法會共有70名議員,6名本土派還未足一成,他們合共獲得約19%的選票,也屬於少數,從數量上計,仍「不足為患」。然而,一股所謂本土獨立思潮冒起才不過二三年,其支持者已足可選6名代表入議會,發展勢頭豈容忽視!而據一項民調顯示,本土派在年輕一代中獲得四成左右的支持,隨着愈來愈多青年人成為選民,本土派有極大的發展空間,他們的影響絕非限於今時今日。已不能排除出現「最壞情况」事實上,很多人對本土/獨立派冒起的憂慮,不在於他們今屆得到多少議席,而是未來如果獨立分離主義成為主流,香港的命運可能從此改寫。最惡劣的情况,是獨立派的支持者走上街頭號召全民抗爭,中央要動用武力「平亂」,最後爆發一場大規模衝突。較和平但結局同樣悲劇的,是北京研判本土/港獨派威脅到國家領土安全,決定《基本法》在2047年之後「結束」,從此中港行一制,中央直接管治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從此結束……出現上述情况,香港其實已經玩完!這種可能性有多大?是杞人憂天,還是作大嚇人?我和我同輩不少朋友都沒有答案,但6名本土/獨立派議員加入議會之後,出現「最壞情况」的機會已經不能排除。香港人聰明,也很務實,上世紀70年代前途問題出現時,香港何去何從,大部分人心裏都沒底。即使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都明白,中國政府如果直接收回,把香港作為一個大陸普通城市去管,香港馬上就會完蛋。當年提出的中國延遲收回、以主權換治權等建議,都是希望能把大陸和香港「分隔」,讓香港能夠保持現狀。按英國在戰後的非殖民地化手法,它可以把香港的命運交付本地人表決,即當年地方行政綠皮書中宣示的「把權力植根於香港」,即所謂「還政於民」。這個可能導致香港獨立的選項,很快就被英國否決,因為倫敦不願為香港獨立而跟中國開戰。當下本土/獨立派中有部分人打出「歸英」的訴求,希望香港「回歸」英國,但1970年代尚有一線機會英國都不推港獨,到現在又怎會走回頭路?本土派呼籲要前途自決,激進的獨立派更聲稱要武裝起來,在爭取獨立時捍衛香港!所謂第二次前途問題,由香港人直接跟北京爭取,香港人到底可以靠什麼?看歷史,我們的第一次前途問題,主要是靠以下幾張「王牌」為香港爭取最佳利益,它們是—— 一、英國宣稱對香港要承擔「道義責任」;二、中國要保持香港穩定繁榮的承諾;三、國際社會監督中英兩國落實聯合聲明的責任;四、香港的獨特地位對內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貢獻;五、北京對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對台灣會起示範作用,有利兩岸和平統一。到現在,第一、第三和第五項所起的作用已不大,英國駐港時任總領事吳若蘭(Caroline Wilson)在9月離任前接受訪問時說,英國不會收回香港,香港的確屬於中國境內……對英國而言,與作為中國特區的香港保持緊密聯繫較為有利(good for business)。國際社會的監督,主要根據中英兩國在1985年5月27日互換聯合聲明批准書後,再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然而這項安排在當年只是中英兩國向國際社會顯示維護聯合聲明的決心,對香港政局發展的實際影響力微乎其微。至於對台灣的示範作用,香港能「示範」的已所剩無多!能夠維持香港地位,現在靠的主要是第二點:中國承諾要在基本法下的50年內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以及第四點,香港能夠對大陸作出多大「貢獻」?貢獻可以有不同層次,但簡單地說,是香港對大陸仍有多大利用價值。本土獨立派有什麼王牌在手?第一次前途問題香港能夠生存下去、繼續發展,主要就是靠上面說的五大王牌;本土派和獨立派提出二次前途問題,又有什麼王牌在手?我嘗試歸納如下—— 一、香港人的力量,前途問題全民表決;二、五區公投、永續基本法,主要也是靠港人以選票發揮力量;三、港人武裝起來跟中央對抗;四、自給自足,不靠大陸的食物、水、能源等,切斷與大陸的聯繫;五、利用國際力量,要求英國、美國等外部勢力插手。二次前途問題,對年輕一代來說確是切身問題,相信北京最後也不能迴避。然而本土派和獨立派手上的王牌,帶給香港的到底是一條生路還是死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4日) 立法會選舉 港獨 本土派 2016立法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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