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硬銷一地兩檢隨時翻船

林鄭月娥曾經表示,她的政府將以「聆聽、關心、行動」達至以人為本的施政目標。問題是「聆聽」和「聽到」是兩回事,英文所謂「listen but not hear 」。 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引起關注,林鄭表示不應將事件政治化和妖魔化,又批評若干反對一地兩檢的觀點極端甚至荒謬。這樣說本來只是講出事實:不管是「割地賣港」論,還是「港人被拉進西九站遭內地法律整治」說,都是不值得認真看待和嚴肅討論的危言聳聽和無稽之談。 值得認真看待和嚴肅討論的是滋生危言聳聽和無稽之談,甚或給予它們一定可信性的社會焦慮和集體恐懼。這是特區政府向香港人「銷售」一地兩檢的最大挑戰,不是擺出一副鄙夷不屑和難以置信的樣子就可以令市民釋懷。無疑今日泛民作為反對派在立法會的勢力已大不如前,以壹傳媒為首的反政府媒體的影響力也今非昔比;但瀰漫社會的恐共和反大陸化情緒不是反對派虛構出來的。政府若然過分自信地「硬銷」一地兩檢,隨時陰溝裏翻船。 10年前,時任特首曾蔭權建議興建廣深港高鐵,他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個創造大量就業、志在與高速發展的大陸經濟進一步融合的基建工程,會變成動員「80後」上街、凝聚各方反政府力量的「鼓吹性議題」(ga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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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對政府角色做「大手術」?

到目前為止,今屆特首選舉中最有趣的一個現象,不是候選人之間各有不同主張(這完全是意料中事,沒有什麼值得進一步討論),反而是他們竟然對某些問題持差不多一致的意見;其中關於將來政府在管理社會經濟事務的角色,他們都同意需要有所調整。 以目前政壇的氣氛而言,風向是吹向加強政府的參與和強化它的角色。我之所以說這是「政壇的氣氛」,事關在整個社會層面上,其實尚未能感覺得到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共識,認為政府應該更多介入,而市民亦已有足夠心理準備,願意分擔因政府角色調整而增加的開支。就我個人而言,是樂於見到政府思考如何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及要扮演的角色,更多地為有需要的社會人士提供福利。簡單的說,我支持改變政府對發展社會經濟的角色。但這並不等於我可以說現時已能見到一種新的社會共識正在形成,將個人的主觀期望,寫成市民大眾已接受和支持的新安排。在香港社會裏,相關的討論還未正式開始,那又何來新的共識呢? 這是香港的一個古怪現象:在回歸後的20年裏(主要是在2003年前後開始),不是草根階層由下而上的給政府、既得利益集團施加壓力,爭取政府改變其管理社會經濟事務的方法;而是建制系統內部發生了一些變化,產生要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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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官「不懂管治」

特首參選人胡國興接受端傳媒訪問,回應有人指他「不懂管治」時說,特首不用管治,最緊要有遠見,得人信任,是服眾的領導人。當了特首,自然有三司十三局幫他做。胡官這個說法,值得深思。 以港英時代來說,布政司(現稱政務司長)統領整個公務員架構,必須是個在行政管理上有才幹的人,令整個政府機關井井有條,但外來的港督是政治領袖,角色不同。政治領袖所需的才能是不同的,他不需要「行政管理」的「管治」。這點胡官是對的。但港英時代,統領公務員的布政司對港督有忠誠的責任,整個公務員體系政治中正,不需負政治責任。特區管治,特別是董建華設立高官問責制之後,政治委任高官個別由中央任命,整個班子都須負政治責任。擔任特首的人,首先就要能政治上領導管治班子,享有他們對他的忠誠,由他們各自統領不同部門範疇,對香港特區施政。換言之,比起港督,特首需要更高的政治才能。政治才能與管治才幹是兩種不同的事物。 胡官基本上是對的,政治領袖的才能,第一是要服眾,要令人對他信任,願意為他效力,有遠見和願景是部分元素,他代表的價值、他的為人和對人對事的作風,可能是更實在的條件。特區首長不同大機構的CEO,不是超級政務司長或財政司長;兩者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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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從兩種治港思路之爭 尋找香港脫困之路

炎炎夏日,數以萬計香港人無懼中暑,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今年由於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引發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憂慮。「『一國兩制』的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幾個星期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與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對話時這樣說。(這段名為「公民對談」的「余曾對」精彩視頻見於YouTube,全長68分鐘,分六節,可惜未受傳媒及社會關注。從5月28日上載至昨日,每節點擊率只有五六千到一萬三千不等。以下有關曾鈺成的引文,均出自這段視頻。)受到這段對話啟發,筆者嘗試從探討兩種治港思路的角度出發,尋找突破香港當前政治困局的出路,套用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雜誌的訪談,「營造理性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造成香港當前社會矛盾尖銳對立,誰的責任最大?余若薇認為:「更大的責任永遠在當權者身上,因為權力在他手上。」曾鈺成表示同意,還借用毛澤東的《矛盾論》:「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定是掌權那邊。」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調查,香港人對中國的歸屬感,從回歸初期到2008年攀至高峰,為什麼這幾年卻插水式下跌?為什麼從來不是選項的港獨、本土分離意識現在會成為社會議題?為什麼大年初一會發生多年罕見的嚴重警民衝突?社會撕裂分化如此嚴重,為什麼?「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用毛澤東這把尺來量度,梁振英的治港路線出了什麼錯?梁振英鬥爭為綱搞分裂今天,愈來愈多人看清楚, 梁振英在任4年,推行的是一條以鬥爭為綱的左傾路線。套用毛的說法:不是搞五湖四海,而是搞山頭主義;不是搞團結,而是搞分裂。例如,劉夢熊曾爆料:梁振英視泛民為敵我矛盾。原本親建制的自由黨,也受到排擠打擊。主席田北俊只是說了句梁振英應該考慮辭職,就被「搣柴」——解除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根正苗紅的原民政局長曾德成,竟被梁振英以霹靂手段掃地出門,還要馬上利用自己手下掌控的網站「港人講地」落井下石,把政府對青年工作的缺失,全部諉過於曾德成。公務員事務局長鄧國威「被辭職」,令公務員團隊為之心寒。王維基創辦的香港電視被「一男子」否決,拒絕發出牌照,破壞了廣播事務管理局一貫的發牌機制,違反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法則,活生生地扼殺了一個創意企業,也打爛好幾百人的飯碗。而梁振英以為可以保住的亞洲電視,依然逃不掉倒閉的命運,結果,助長無綫電視一台獨大、不思進取的惡劣局面。一味迎合中央,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施政報告念念有辭講了40次「一帶一路」,打算用10億公帑設立「一帶一路」獎學金。4年過去了,公開撐梁的工商界「大孖沙」,依然寥寥可數。連親中陣營的政黨也吞吞吐吐,不敢理直氣壯地支持他連任,一切要等北京的「阿爺」發落。梁振英未能做到政通人和,卻教曉香港人一大堆語言偽術和精句sound bite﹕「我記憶中,我冇講過話我冇僭建。」「我當時係冇隱瞞嘅。我當時嘅認知就係,個僭建處理咗,個僭建就唔存在。」「(國民教育科)喺撤回與不撤回之間呢,我哋商量嘅空間同餘地係好大嘅。」多次以「不記得、不知道、無印象」回應議員對西九「漏報利益」風波的提問。被問到對六四看法,他回答:「我不是說我不感動,但無可奉告。」與機場職員通電話討論女兒的行李問題時,「我沒有說我是梁特首」。最常說的是一句:「適當時候會向大家交代。」雨傘運動時,他說過有外國勢力介入,但至今未見他交代過。他收取澳洲UGL的5000萬元離職酬金,有納稅嗎?在哪裏納的?也沒有交代。儘管如此,只要一朝未失聖眷,西環和官方喉舌、押注在他身上的傳媒,以及一貫寧左勿右、篤信文革「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修正主義)」的,例如鄭耀棠為首的工聯會,都是他的堅強後盾。曾鈺成﹕一國兩制要長期讓反對派存在以曾鈺成為代表的另一條溫和路線,就勢孤力弱得多。梁振英最「挑機」的一句話:vote them out!(投票踢他們反對派出立法會)曾鈺成針鋒相對:「以為vote them out就天下太平,這條路一定行不通,完全是錯誤的判斷。」曾鈺成認為,「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建制派要接受一個現實:一國兩制要長期讓泛民主派或反對派存在,承認在社會得到相當多的支持,不能漠視的支持。為何有兩制,因為有他們在,有差異。」「為何很多香港人支持泛民主派或反對派?因為他們看到靠泛民主派或反對派,才可以維護大家珍惜的價值觀念。他們擔心一旦給建制派贏光了,就失去了一切,就變了,兩制就沒有了。他們不是完全沒道理,所以你要承認這些事。」曾鈺成以下這番話,更是衝着梁振英而來:「有人以為中央領導硬,就會欣賞硬,行政長官愈硬,中央愈支持。如果你硬而行得通,管治得頭頭是道,所有事情又推行得到,中央才會欣賞;你硬但做不到事……」請讀者諒解,為什麼要大篇幅引用曾鈺成的原話,原因很簡單,眾所周知,他是共產黨的人,比其他泛民更具說服力;他經歷了中英會談到回歸前後30多年的全過程,有組黨、敗選、勝選的經驗,是建制陣營中思路最清晰、最洞悉政局,也最能夠與泛民溝通對話、理解泛民想法的一個人。不過,他的意見遠未成主流。毛澤東﹕人的因素第一《明報》7月1日社評寫道:「香港的困局,問題並非出在某一個人,因為無論誰當特首,只要是現在的體制,最終都會被折磨得焦頭爛額,香港則繼續沉淪下去。」這正是梁營為連任造勢所提出的理由,筆者絕不苟同。體制無疑是很大掣肘,但毛澤東說過:「人的因素第一。」小至一場球賽、體育有沒有經濟貢獻,以至對本土的看法,梁振英和曾俊華的表述就很不同,比較一下兩人的民望指數就知道。梁振英上台後,是令社會矛盾急速惡化,還是走向緩和,早已路人皆見。涉及治港理念的分歧,不同的人當特首,分別只會更大。「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是精通謀略的毛澤東又一論斷。看看梁振英重用的是什麼人:張震遠(競選辦主席、原行政會議成員)、劉夢熊(用完即棄)、邵善波(中央政策研究組首席顧問,坊間有「左王」之稱)、陳茂波、張志剛、吳克儉,還有那個自詡為「白宮發言人」、一味幫主子塗脂抹粉評功擺好的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這批人就是為梁振英的治港路線服務的,設想曾俊華或曾鈺成或林鄭出任特首的話,還會重用這些人嗎?梁振英一旦再獲欽點,屆時不用顧慮連任問題,恐怕只會更加肆無忌憚,「強政勵治」,為所欲為了。有人說,梁振英最近不是已經放下身段,改稱泛民為「朋友」嗎?為什麼不給機會他「改過自新」呢?「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毛澤東曾經這樣形容中共黨內機會主義的頭子。看來,對香港也有參考價值。王光亞說:「近年有人說中央對港政策收緊了,這不是事實。」「中央對港政策並不存在軟硬、鬆緊的問題。」香港人會同意這種說法嗎?特區成立的最初5年,中央派駐香港的主要官員姜恩柱(1997年7月到2002年8月,先後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和改組後的中聯辦主任),確實恪守「一國兩制」,「大隱隱於市」,香港人幾乎沒有見過他的身影,完全不像後來的中聯辦各級官員,以「第二支管治隊伍」的姿態出席各種活動,指指點點,橫加插手。曾鈺成提到自己的親身經歷:「回歸初期,民建聯到內地訪問,往往受到內地官員警告,不要同他們討論特區管治問題,如有意見,回去跟特區政府說。當時真的是這樣。事實上這十幾年真的有變化。」曾鈺成還說:「(2014年由國務院新聞辦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的解釋,是同基本法頒布、回歸前以及回歸初期,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的說法,有相當大的差別。」他甚至質疑:「我們過去認識和追求的『一國兩制』,北京會否已有不同看法?」回顧過去幾年,中央干預的結果,就是壓迫愈大,反抗愈大。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全國人大委員長兼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5月訪問香港時表示,要「勿忘初心」, 並釋出善意,當面聽取泛民主派4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鄧小平﹕多選些中間的人對「初心」的最佳詮釋人,就是「 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他說:「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梁振英做到了嗎?過去4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了梁振英治港路線的失敗。王光亞說,在中央看來,大多數泛民都是愛國,泛民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基本法角度看,他們也屬建制人士。泛民政團與中央有關部門的接觸和討論日後會繼續,亦會更多,又稱會依據國家法律,積極解決一些泛民人士與內地有關的問題,希望泛民成為特區的建設力量。恢復兩制信心 要解決ABC與CBB王光亞這些講法,與梁振英一貫對待泛民的態度有很大差別,有何含義,仍待觀察。要恢復港人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現階段首要解決兩組英文字。ABC(Anyone But CY):不再欽點梁振英,揚棄以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 起用願意「營造理性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的官員,做到李嘉誠說的「下任特首要給香港人帶來希望」。CBB(Causeway Bay Bookstore銅鑼灣書店事件):回應香港人對內地執法部門違法處理書店當事人的質疑和憂慮,真正讓人感覺到中央釋出善意,讓香港啟步走出政治困局,實現鄧小平的遺願:「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50年政策不變……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文:江關生編輯:馮少榮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7月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梁振英 鬥爭 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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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令香港不再宜居?

日前思匯政策研究所發表研究報告。研究在香港、新加坡和上海各訪問了超過1500人,發現有66%的香港人覺得香港並不是一個小孩成長的理想地方,相對上海和新加坡各只有16%和13%。有42%的港人說有機會的話會離開香港;上海和新加坡,分別只有17%和20%說會離開。七成的香港被訪者,覺得香港的生活環境在惡化。思匯用的概念是「urban well-being」(姑譯為「城市福祉」)。調查的範圍包括市民對城市一些物質面向(例如房屋、醫療、教育、治安)的觀感,也包括一些較主觀的面向例如政府質素、歸屬感等,結果發覺香港市民最不滿的是房屋、教育、管治質素。這研究結果對於住在香港、有觀察和關心香港近年社會發展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意外,只是有較確切的比較數據而已。近幾年香港再興起移民的討論,很多人討論的不是香港的經濟是否繁榮、是否「搵到食」,而是整體的生活質素,以及香港這個城市所承載的價值。無論是國際的指標、思匯的標準,或者中文大學自10多年前開始建立的生活質素指數,政府管治質素都是生活質素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着社會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提高,香港市民會更重視不同層面的生活質素。若干年前,香港有些部門提出香港作為「宜居城市」的概念,但近年好像很少再提這概念了,可能政府自己也不大覺得香港「宜居」。把握假期離開香港,已經成為年輕人和中產的主要生活模式。有一些生活質素是客觀的,香港一直都不大理想,例如居住空間狹窄、空氣質素惡劣、環境衛生欠佳、教育制度壓力極大而缺乏選擇等,都可以令人覺得香港並不宜居,覺得如果有選擇應該離去。但這些都是香港持續多年有的問題,也不一定在近幾年持續惡化。近年更多人覺得難受的是城市表現的精神面貌每况愈下,尤其是有家庭子女的會考慮:子女在香港長大,是不是對他們最理想呢?這城市能不能給他們正確的價值觀?很簡單的說,父母要教導子女誠實做人,但我們知道特區的高層是不可以用來作表率的。子女長大到某個階段,父母要教子女關心時事,但我很多朋友現在都覺得看本地電視新聞是很難受的,父母和小朋友一起看新聞時,要警惕不要衝口而出某些不當語言。林榮基是一個受迫害的人,坦誠的說出他的經歷,大家第一時間會擔心他的安全。父母可以教子女誠實做人嗎?又例如,父母應當教小朋友犯了錯誤要坦然承認,然後承擔後果。我們小時候就被教導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1990年代的《古惑仔》電影也會說「錯就要認,捱打要企定」。然後,政府委任的調查報告說官員集體失職,然後一班高官說是「制度的錯」拍拍屁股就走了,完全不需承擔責任。你當然可以跟兒子說《古惑仔》電影都是騙人的,以及說……華盛頓其實很笨?或者說,不認錯的最叻只可以做特區的高官,承擔責任才可以做總統?管治質素漸侵蝕生活質素香港已進入一個階段,管治質素逐漸侵蝕我們的生活質素。我近年的體會是:年輕一代和我們一代的一個不同之處,是他們有較多機會到外國遊歷、生活和交流。這些經驗往往會令他們對香港更不滿,因為他們明白城市設計和規劃、管治作風和意識形態,以至對生活的基本態度,是可以有很多可能性的。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物質繁榮和有很多方便,但在生活質素和管治質素上,很多都未及水平。有選擇的話,很多人都有離開選擇更佳生活和管治的想像。選擇不離開可能只是一種不忿氣或者本土意識。一個可以與思匯的調查作參照的是東亞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的結果。東亞民主動態調查從10多年前開始,以同一套核心問卷在東亞不同地區重複測試民眾的政治態度變遷。現在已擴至19個地區,完成了4波的調查。由於研究方法和問卷內容大致不變,可以作跨國的比較,也可以測知政治價值如何隨時間變遷。筆者是香港區調查的負責人之一。比較香港第三波調查(2012年底)和第四波調查(2016年2月到4月)的數字,最突出的結果之一是香港民眾對不少制度的信心大大減退。附表反映一直信心很高的法院也不能倖免,但跌幅已是最小的了。政黨和立法會等本來評價不高(是國際普遍現象),跌幅有限,但其餘不少的制度的信心,均大跌近20個百分點或更多。不足10年 願移居外國者直線上升有趣的是,東亞民主動態調查,其實是有問一條和思匯的研究相類的問題的:「如果有機會,請問你願唔願意搬到其他國家居住?」第四波調查的結果是10.1%「非常願意」、31.7%「願意」,加起來「願意」的百分比是41.8%(加權後)。和思匯的問卷用字不一樣,但得出差不多完全一樣「願意」的比例。和思匯也許不同的是,我們的調查自2007年第二波、2012年第三波一直有問同樣的問題(2001年的第一波則沒有問)。2007年底只有3.4%表示「非常願意」、24.8%表示「願意」,即共28.2%表示「願意」。第三波在2012年底進行,有5.5%表示「非常願意」、27.9%表示「願意」,即共33.4%表示「願意」。換言之,不足10年內,願意移居外國的人直線上升,從2007年28%到2016年的42%,增加達10多個百分點。是什麼因素令多了這麼多人覺得香港不再宜居,要趕快逃離?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6月20日《明報》觀點版 移民 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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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錯:進入研究管治失敗的年代

在香港特區政府的鉛水事件調查報告中,出現了「制度的錯,無人負責」的荒謬現象。不合理的地方,不是制度不會出錯,而是竟然無人需要負責。制度雖然重要,但從來也不是從天而降,也是由人所創造出來。而設計制度,確保制度不會出錯,正正是決策者及管理人的重要工作。因此,制度失效,他們絕對是責無旁貸。而研究失敗的制度(dysfunctional institutions),也成為了學術界中的重要新議程。現在人類最大危機就是制度失效現今的世界充滿危機,進入了問題爆發的年代,甚至使人有末日降臨的憂慮,這是很多人的共同感覺。即使一個普通人,不需要太留意時事,也很容易察覺到危機的存在,例如:全球暖化的環境危機嚴重影響了地球的生態平衡,金融及經濟危機造成了失業、貧窮和不均,全球性的食物及衛生的問題更加帶來了瘟疫和死亡。處身於這個充滿了危機和問題的年代,有些人甚至被迫走向另一個極端,刻意去避開時事,少看新聞,來增加自己在亂世中的安全感。雖然他們的做法有點自欺欺人,但背後的心態是絕不難去理解。制度的目標,就是要為人類和社會解決以上所提及的種種問題,免除我們活於恐懼與憂患之苦。一個充滿問題的年代,其實也是一個制度失敗的年代。現在世界上人類面對最大的危機,就是制度的失效,導致我們進入了一個管治失敗的年代。有關公共政策及管治的學術圈子,也開始由離地抽空、帶點理想主義的良好管治的研究,轉向較為灰暗但更為現實的失敗制度的研究,希望為我們病入膏肓的制度,尋找到藥到病除的靈丹妙藥。由研究成功,轉向研究失敗,所代表的不獨只是學術潮流的轉向,也反映世界的發展確實正朝着走一個不良的方向。在2015年,美國兩位研究公共政策的學者Aseem Prakash和Matthew Potoski,在學術期刋《規管與管治》(Regulation & Governance)中(註),便開設了一個專題特輯,探討失敗制度這個題目。Prakash和Potoski指出,制度失敗絕不是新鮮的事物,末世快將降臨的想法也存在已久,慶幸地,到了今天,人類的社會也是在如常運作,世界並沒有走向末日。可是,以上的觀察並不代表一切的憂慮也只是庸人自擾,我們不需要過分緊張。真實的情况是,他們認為和以往相比,目前我們面對的制度失敗的情况,仍有多處必須關注及嚴肅面對的地方。民主只是建立成功制度第一步第一,制度失敗已成了一個全球化的問題,絕非所謂發展中的國家或被視為較落後的地區獨有。連一向被視為制度優越的先進國家和地區,例如美國和歐洲也再難獨善其身,她們甚至是不少危機,包括了金融海嘯的源頭。這一點有兩大重要的含意和啓示。首先,這表明了西方的先進國家近年也發生了制度倒退的現象,所以研究制度失敗,並不局限於研究為何落後的國家不能建立先進的制度,也應包括為何原來先進的國家,本身有效的制度,會突然出現逆轉,轉向墮落和衰亡。另一個重要的啓示是,由於先進的國家的制度也出現了問題,解決制度失敗的模式,再不能依靠傳統的想法,把西方的成功經驗,原汁原味地移植至世界各地。制度失敗已成為了全球的問題,不是部分國家失敗的問題,不能依賴由成功國家向失敗國家輸出制度和經驗來解決,而是需要全球不同國家的共同參與和集體智慧來處理。除了制度失敗有全球化的趨勢外,與過往相比,制度失敗也出現於多個政策範疇,包括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因此,大家千萬不要誤會制度失敗只是代表政治失敗或政制失效,特別在香港的情况下,單純地相信只需要建立民主的政制,便可解決一切的難題。不少的制度失敗個案,特別是很多香港人關心的公平、公義和貧富不均的問題,也是在民主國家中常見的。因此,民主雖然重要,往往只是建立成功制度的第一步,而不是全部,不能保證制度不會失敗。另一個不尋常之處是,制度失敗不等同於國家失敗;更正確來說,是它已超越了國家失敗,因為連過往對管治起了重大作用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也同樣出現了失敗的情况。兩位作者所提出的其中一個例子,便是近年飽受神父戀童癖性醜聞所困擾的天主教教會。以這一個問題作為題材的電影Spotlight(《焦點追擊》),更成為了本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電影。正如電影的其中一個重點所指,神父性侵犯小童可能只是個別神職人員的個人操守問題,但當教會存心隱瞞真相,卻絕對是制度的問題,也是這個制度問題替社會帶來最重大的傷害。因此,制度失敗之所以這麼嚴重,正正是因為制度失敗除了是政府失敗以外,也蔓延至社會失敗。在這個充滿危機和問題的年代,當市民感到孤立無援、徬徨無助的時候,政府無能失效,而公民社會的組織,包括了宗教團體,也失去了公眾的信任的時候,他們又再可以有誰依靠呢?最終成為了「制度難民」,只好自救或聽天由命。不能讓失效蔓延至社會作為開啓一個新研究議程的文章,它也有使我們為香港的管治作出反思的地方。當中值得我們去緊記的是,雖然政府的失效是明顯的,但千萬不能讓這個失效蔓延至社會。在社會愈是分化和撕裂下,這一點就愈是使人憂慮,而這情况相信在愈接近9月立法會選舉會愈是嚴重。為團結而團結、以「大局為重」作藉口而壓抑不同的意見是絕不可取。但在只有制度,而非個人,才有足夠的能力解決社會上的危機和複雜的共同問題的時候,我們始終需要建立一套共同的價值系統及大家接受的遊戲規則,來解決分歧和促進合作。否則,在有民主前,只會互相指罵;有了民主後,只會帶來多數人的暴政,而彼此之間的矛盾卻從未化解。註:Prakash, Aseem and Matthew Potoski.(2015)”Dysfunctional Institutions?Toward a New Agenda in Governance Studies”. Regulation & Governance. Vol. 10(2):115-125.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13日) 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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