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漢森:可惡可悲可恨

浸大學生衝進語文中心「佔領」八小時,其間曾向在場老師說粗口,並把過程錄影放上網。不久,facebook和WhatsApp都收到很多信息,一面倒指摘這班學生,流氓、黑社會、懶蟲、廢物……應該踢出校!其中有借題發揮,指桑罵槐,指不學好普通話是蠢材、不愛國、港獨遺毒等。我起初未知內情,但相信事必有因。事件中,部分學生的態度和說話方式很差,社會不會認同,但如果他們沒有覺得正當的理由,絕不能堅持八小時,並把行為公之於眾。後來內情慢慢披露,原來校方規定本地學生要普通話考試及格才得畢業,令很多學生處於窘境,學生會與校方多次爭取未有合意結果,才用這種激進行動表達不滿。學生會為同學爭取權益是他們的責任,但行動策略不善、表達方式粗野,引起廣泛批評!三十多年來我遇過很多有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學生,爛仔、流氓、古惑仔……這些學生的態度行為惹人厭惡,但細心追蹤下,他們背後都有令人不安的故事,學校有責任協助和引導他們重回正軌。但部分教師對問題學生的越軌行為束手無策,便經常細緻描述這些行為,並且誇張渲染,以圖得出結論:應該把這些學生踢出校!他們忘記(或故意忽略)教師的責任,避開自己專業能力的不足,把課室失控、教學失效的責任,全推給這些學生。[陳漢森 chs55255@hotmail.com]PNS_WEB_TC/20180129/s00204/text/151716273077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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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楓:語言的政治──浸會事件的回憶與斷想

1998年我在科大第一次開辦「武俠小說與電影」的課程,當時有三個外國人要求選修和旁聽,兩個是美國學生、一個是某學院的院長,我拒絕了,因為課堂以廣東話為教學語言!學系的老師知道後問我可不可以改用英語教學?我說不可以,因為課程由六十年代的《如來神掌》講起,這些粵語殘片還沒有出版影碟,全是助教在午夜時份從電視錄影下來,再剪走廣告而成,沒有字幕,難道要我逐句翻譯成英文嗎?「we-won-won」 的特技如何翻?而且,要學習香港文化,先學廣東話吧,於是學系再沒有干預我的課堂了! 是的,一向以來我的「香港本位」意識很強,但不是時下的「本土派」,而是切切實實的「香港人」,於是,捍衛自己的地方、語言和文化,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正如英國人捍衛他們的「英式英語(相對於美式)」、法國人捍衛法文、上海人捍衛上海話、台灣人捍衛台語等等,「語言」連著歷史與文化身份認同,彼此尊重是一種人權!往後的日子,我慢慢遇上要以「普通話」教學的要求,最初為了溝通、為了讓內地學生明白課堂,我會以廣東話夾雜「港式國語」(我學的從來不是「普通話」),直至有一天我離開學院,香港的自由日漸收窄,我逆向地讓課堂祗有廣東話和英語! 我常常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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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你食煙飲酒講粗口?

「嘩,佢把口好粗!」前幾天午飯時間,在茶餐廳搭枱,身邊幾個上班族正討論本星期香港人全城熱話——很抱歉,不是橫洲發展計劃怎樣涉及「官商鄉黑」,而是應屆香港小姐冠軍馮盈盈,把口究竟有多粗。「女仔之家,咁爛口點得呀!」另一西裝友連忙搭嘴。我趕忙吃完餐蛋麵,前往埋單。途中經過一枱地盤工人,一邊高速扒飯,一邊高談闊論。內容不重要,重點是用詞,保守估計,平均每三個字就有一字是粗口。髒話橫飛,旁邊食客卻無異樣。沒人藐嘴,沒人罵「教壞細路」,沒人指着紋身工人發問:「點解佢食煙飲煙又講粗口?」其實,不用麥明詩提醒,全港市民(劉慧卿、黃翠如等除外)一早知道,講粗口乃人之常情。無論是遇見曱甴,碰上仇敵,甚或好友閒談,許多人都喜歡(或不自覺)加插粗口。事實上,近年香港人對粗口的接受程度,亦似乎逐漸開放。最佳例子莫過於中大講師歐陽偉豪(Ben Sir),他在電視節目不教正字,反講粗口含義,觀眾看畢不單沒有自挖雙目、寫信投訴,反而眉開眼笑,拍爛手掌,如上一課。粗口,看似不再是社會禁忌。粗口港姐 超越港人底線既然如此,出爐港姐被發現講粗口何以成為全城熱話?只因馮盈盈的身分越過了百姓心目中對粗口的兩條紅線。一. 女人今屆港姐與港男冠軍同場產生。試想像,假如被起底發現曾爆粗的是港男冠軍黎振燁,而非港姐馮盈盈,大眾、傳媒反應會相差多少?香港社會很畸形,男人講粗口是「正常」,甚至「幾man」,但女生爆粗呢?卻受盡千夫所指。「女仔之家,咁爛口點得?」女人應不應該講粗口?有人說不,理由如下:身為女人,不該粗魯,要斯斯文文,最好美貌與智慧並重,三從四德,知書識禮……這種清朝式言論,我在書本讀過,中國人稱呼它做封建思想,西方人叫它做父權主義。假如講粗口真的如好些人所說,教壞細路,危害文明,那麼髒話出自男女口中,究竟有何分別?有分別的。我的朋友(女的)發誓不講粗口,因為她深知道,粗口縱反映廣東文化如何「博大精深」(麥明詩語),但它同樣證明父權主義怎樣根深柢固。Ben Sir和彭浩銘老早教導世人,廣東粗口五大字,有三個都是男性性器官,拼湊出來的髒話,不少都是男人罵女人的惡毒說話。語言是文化的結晶和基礎,把父權至上的髒話掛在口邊,怎看也不是聰明女人應做的事。只可惜在大部分人眼中,女人不該講粗口,是因為女人有問題,而不是粗口本身有問題。二. 藝人平民百姓對藝人講粗口,特別敏感。前幾天,我以「爆粗」為關鍵字,在網上作搜尋,發現過去一年香港報刊有關「爆粗」的報道有三千多篇,當中近四成,都出現在娛樂版,反映在娛樂記者眼中,藝人爆粗是一件大事。明明街上人人都會講粗口,為何藝人爆粗值得報道?表面原因是他們乃公眾人物,一舉一動都影響蒼生,容易教壞細路。但更深入原因在於記者、大眾對娛樂圈中人有極高的道德要求。身為藝人,最好如小學教科書所寫,循規蹈矩,做個好人。平日待人有禮,出口成文。有違期望的,例如花旦小生(未婚)在家中親熱、娛圈玉女「原來不是處女」、歌手在街頭食煙飲酒,都要被放在鎂光燈下,化成醜聞,接受群眾大力鞭撻。媒體在灌輸什麼價值?學者James Lull和Stephen Hinerman曾在Media Scandals一書分析這種醜聞的「作用」。他們說,媒體之所以熱中搜索醜聞,全因這些醜聞有違大多數持守的核心價值,以至道德標準,容易吸引讀者;而透過報道,媒體亦得以向主流社會重新灌輸傳統的道德價值。請別誤會,我百分百肯定,娛樂記者動筆報道馮盈盈爆粗一事時,心裏所想的不是要「重整道德」;但抽離一點來看,多年來他們所做的報道,以至娛樂新聞的社會意義,恐怕就是這一回事。重申傳統價值,聽起來很正面,但也視乎本身規條合理與否——因為如果傳統永遠正確,恐怕今天我們仍要禁止女性上學,而下次政改其中一個方案理應是復辟帝制。同樣地,回到「港姐應不應該爆粗」的事上,我們也要質疑,這問題本身合不合理?沒有行為永遠正確或錯誤。就算是殺人,也講動機,亦看處境,更何况是爆粗?講粗口正當與否,永遠都要視乎context。人類學家Mary Douglas五十年前已在 Purity and Danger一書中言明,人類對「污穢」的判斷,往往出於概念的錯置。一雙髒手出現在車房,當然沒問題;但若在餐廳出現,就會令劉浩龍反胃;粗言穢語亦然。地盤工人在茶餐廳爆粗,正常之至;但若出自出爐港姐之口,就是十惡不赦。就算出自同一個人的同一句髒話,也得看處境。年少時我曾經到某電台實習。那兩個月,親眼見過有些節目主持人,辦公室內交談句句粗口,不時問候別人家母。但推開直播室房門,ON AIR燈光一亮,他們卻出口成文,七步成詩,聲線與智慧並重。少不更事的時候,我以為這叫虛偽,但後來回想,台前台後兩個人,可能也是藝人的專業。如果你不能接受藝人台前台後有兩張臉,認定他們日常亦不用如廁,不會剔牙,永遠笑臉迎人……拜託,這不是藝人,是聖人。有問題的是你們,不是他們。讓我們回到馮盈盈事件(如果這真值得被稱為「事件」)。這幾天,不期然想起二十年前,身為天王的劉德華,也曾在無綫台慶爆出一句「杏加橙」而備受非議。但今天馮盈盈其實做錯了什麼?她所做的,不過是在成名的兩年前,在網上因為不忿少女被非禮而高呼行兇者「全家覆沒」。用詞沒錯是很粗魯,但別忘記她當時只是nobody,「爆粗」的場合也不在大台,而在facebook。這樣,有何問題?比粗口還可怕的禁忌好的,假如馮盈盈真有做錯,錯的也只是成名後她沒第一時間把相關帖子好好收藏而已。而這,根本不是講粗口與否的道德問題,而是對網絡安全和私隱的輕視,也是作為藝人她必須學懂的第一課。那麼作為觀眾,我們又學到了什麼?與其繼續仰天長嘯,質問「點解佢食煙飲酒講粗口?」不如像黃子華所言,請你好好放低……前設,以此為起點,努力探究粗口背後的意識、禁忌與文化。之後,講與不講,固然悉隨尊便。但至少你會發現,與世上其他禁忌相比(例如官商鄉黑),粗口其實沒那麼可怕。文﹕阿果編輯﹕王翠麗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9月18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粗口 香港小姐 馮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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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聽過粗口

出爐港姐佔中期間網上留言,痛罵藍絲阿伯非禮黃絲女子,由於中間夾雜了粗口,反佔中網媒如獲至寶,高叫交回港姐后冠。如果不是因為政治立場,香港人什麼時候變得有說話潔癖了?先說電影。曾經,香港人對粗口有「種族歧視」。外國電影對白,句句不離fxxk,大家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即使大陸電影、台灣電影,操操媽媽之聲,也不覺礙耳。可是,只要是廣東話,有粗口的即變三級。現實世界常常聽到的,出現在電影,反而不習慣,真有點奇怪。不過,這幾年講粗口的或以講粗口做噱頭的電影太多了,大家又習以為常,不以為怪。再說學校。大學裏講粗口的學生不在少數,只是他們絕少在老師面前講。尤其是那些學電影的學生,要他們在拍片現場禁止粗口,比要他們在早課不遲到還要困難。他們懂得在適當場合講與不講,已經是一種節制。在道德潔癖者眼中,講粗口當然不對,可是,香港何曾是個道德潔癖社會?假道學的,倒是充斥城市每個角落。所以,我非常認同前港姐所說:今日社會,很多說話,比粗口更難聽。不要偽善了,誰人沒有說過粗口,或至少心裏說過?尤其在這墮落年代,爛人爛事層出不窮、天天新鮮,看得人憤怒的、沮喪的、荒唐的,迫得人明裏暗地罵幾句粗口,有幾奇怪?那些拿着反叛青少年講幾句粗口,拿着立場不同港姐網上粗言來說事的人,真的以為自己很道德嗎,還是另有所圖?(原文載於2016年9月17日《明報》副刊) 粗口 香港小姐 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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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老師:粗口歌,反抗的起點

不明白,講粗口為何軒然大波;不了解,講粗口者為何指責別人講粗口。講或不講粗口,從來只是一個偽命題,真正的問題是,為何講粗口?講粗口的背景是甚麼?講粗口又代表了甚麼。中產價值一直壟斷的教育界粗口作為一種流行於基層市民的次文化,一向也被中產階層所抗拒。尤其是青少年次文化從來也被「家長」、主流等等的價值所抗拒,源於它對抗父母長輩,偏離成人社群(例如,所謂的律師及家長聯盟,正代表了中產結合家長式的文化)所要求的道德規範,及其語言的潔癖。此外,這種主流文化的反撲在教育界更為明顯,由於香港教育界一直由中產階層的老師及學者所壟斷,而香港的中產家長出於「關心」子女的成長,深怕學生學壞,尤其當學生在校園講粗口,更容易觸動他們保守的神經。講粗口,更是理所當然地被主流(及自以為高雅)文化所排斥,並使用各種的方法打壓。講粗口,反抗的精神基於這樣的背景,大學生們講粗口更能令人理解,由於大學生已開始踏進成人的世界,但又未完全成為成人,仍帶有反抗成人的世界的理想及熱情。所以,他們講粗口或唱粗口是一種對主流中產價值及家長的不滿。基於這樣的不滿,建制派及中產家長的打壓是必然的,他們不理解學生們的用意及其背景,以為學生們應該好像自己一樣跟隨「中產的主流文化」才是對他們的最好,不明白大學生們對時局的不滿,也不理解講粗口能作為一種發洩的方法。不單如此,粗口歌作為一種反抗的文化更是表達對政府、警察的不滿。在後雨傘革命的失落,大學生是最受影響的一群,由發起罷課到學聯的世紀談判,至現在的退聯潮,也是以大學生作為主體,不難想像他們是對前途最無奈的一群。粗口作為一種反抗的方法及符號,理所當然地成為大學生宣洩不滿的渠道,更是他們在對抗政府的行動後,最能形容現狀的言語。況且,面對政府及警察的暴力,大學生不講粗口,更算不上關心社會政治的知識分子。自己講粗口,卻叫人不要講最諷刺的地方是,一方面反對大學生說粗口歌或講粗口,另一方面卻在城市論壇大講粗口,更直接教唆別人在論壇上講粗口,豈不是一個可笑的矛盾嗎?大學生固然是中學生的榜樣,但親中團體,甚麼家長大聯盟,豈不更是他們的榜樣嗎?自己的父母,社會上的專業人士,不是對中學生來說更有影響?與中學生(他們的子女)不是有更直接的接觸?家長不是比大學生更應成為中學生的榜樣,不應以辱罵及粗口的形式表達不滿?換言之,真正影響到學生的價值觀,並不是講粗口或唱粗口歌,而是成年人在社會上對待異見的態度,及他們對年青人有否展現出包含的胸襟,更重要是,有否以雙重標準對待自己及別人。 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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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非粗不可?

近日兩名青年人分別在立法會及一個政改座談會上爆粗口批評政府及特首,社會間又引起了些爭論。有人會擔心現今的年輕一代,不文明、不理性,不懂尊重別人,但當粗口竟登大雅之堂的時候,這代表什麼?中大中文系高級講師歐陽偉豪曾在其著作《撐廣東話》一書中寫道:「粗口是每種人類語言必有的成分,因為一般人都需要運用語言來發泄自己的情緒。當然吟詠或創作詩詞歌賦同樣可宣泄情緒,但要臨場把敵人罵個落花流水,則非粗口莫屬。」可見,說粗口其實是一種情緒的發泄。政治人物說髒話的例子不少,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曾憶述,其父從總書記的位置退下後,看到公款吃喝愈演愈烈,曾根據李白的《月下獨酌》即興作了一首詩,詩最後的幾句是:「酒價年年漲,酒癮月月添。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滾他×的蛋,為政在清廉。」胡德平形容,最尾的一句髒話,是胡耀邦在憤懣的情况下脫口而出,反映胡痛恨貪之情,可見粗口是一個人到達憤怒極點之時的一種人民語言。在公開演說中說粗言穢語固然不值得鼓勵,未免不合於禮,不過,若設身處地從一群渴望擁有真正選擇權普選安排的年輕人角度看,他們罷課試過了、走進會議室不亢不卑地跟政府高官會面過了、在街頭睡過了、胡椒噴霧和警棍都捱過了,但政府在政改問題上沒絲毫退讓,甚至在雨傘運動後政治手腕更趨強硬,恍如這個世界沒發生過佔領運動一樣,他們心中的那股不忿和怨氣,從何宣泄?當面向官員「爆粗」,也許是這樣衍生出來的政治宣泄手法,是無權無勢的普羅市民,對掌權人無力的情緒發泄。過往大家會說「罵人不帶髒字」,要是這些髒話能引起社會共鳴時,那就大件事了,那正好顯示相當一部分的市民,多麼不尊重那個政府和領導人。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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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非粗不可?

近日兩名青年人分別在立法會及一個政改座談會上爆粗口批評政府及特首,社會間又引起了些爭論。有人會擔心現今的年輕一代,不文明、不理性,不懂尊重別人,但當粗口竟登大雅之堂的時候,這代表什麼?中大中文系高級講師歐陽偉豪曾在其著作《撐廣東話》一書中寫道:「粗口是每種人類語言必有的成分,因為一般人都需要運用語言來發泄自己的情緒。當然吟詠或創作詩詞歌賦同樣可宣泄情緒,但要臨場把敵人罵個落花流水,則非粗口莫屬。」可見,說粗口其實是一種情緒的發泄。政治人物說髒話的例子不少,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曾憶述,其父從總書記的位置退下後,看到公款吃喝愈演愈烈,曾根據李白的《月下獨酌》即興作了一首詩,詩最後的幾句是:「酒價年年漲,酒癮月月添。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滾他×的蛋,為政在清廉。」胡德平形容,最尾的一句髒話,是胡耀邦在憤懣的情况下脫口而出,反映胡痛恨貪之情,可見粗口是一個人到達憤怒極點之時的一種人民語言。在公開演說中說粗言穢語固然不值得鼓勵,未免不合於禮,不過,若設身處地從一群渴望擁有真正選擇權普選安排的年輕人角度看,他們罷課試過了、走進會議室不亢不卑地跟政府高官會面過了、在街頭睡過了、胡椒噴霧和警棍都捱過了,但政府在政改問題上沒絲毫退讓,甚至在雨傘運動後政治手腕更趨強硬,恍如這個世界沒發生過佔領運動一樣,他們心中的那股不忿和怨氣,從何宣泄?當面向官員「爆粗」,也許是這樣衍生出來的政治宣泄手法,是無權無勢的普羅市民,對掌權人無力的情緒發泄。過往大家會說「罵人不帶髒字」,要是這些髒話能引起社會共鳴時,那就大件事了,那正好顯示相當一部分的市民,多麼不尊重那個政府和領導人。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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