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民主黨談「普通話教中文」

廿三號晚,「科大行動」臉書專頁分享一幅本港地圖,以紅點標示「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普教中)」小學,沿用粵語者則呈綠色;不出四十八小時,市民爭相轉載近一千七百次,可見普教中為禍甚烈,誠七百萬人之所急。實不相瞞,上圖其實係本會出品,資料根據二O一四年全港「普教中學校調查」所得;另設中學版本,每年更新一次。讀者欲查閱一五年度詳情,歡迎瀏覽以下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hklangstudies);有心襄助一六年度工作,請電郵至hongkonglanglearn@gmail.com,不勝銘感。坊間迴響,大致分為三類;絕大多數,如聞吶喊,鐵屋夢醒--港語學謹此代表香港社會、粵語文化以及後代子孫致謝,慶幸我城有救。另一小撮,則以《晴報》、《頭條日報》專欄作家林門屈氏為典型,見圖如喪考妣,跳出來斥責「香港人的恐懼中國敏感症已經病入膏肓,一聽到或看到跟中國有關事宜,就腎上腺素急升,呼吸困難,要除之而後快」,「去中國化」血滴子亂拋。知者聽其言,只怕得啖笑;各位「愛國者」,確信「普教中」有益學童身心、有助校方收生,又何懼「普教中地圖」面世?配以彩虹字,蓮葉為記、荷花為憑,廣傳至各大同鄉會 whatsApp 群組作招徠,猶恐雙剔來遲。惟長輩圖芳蹤,至今杳然;可見普通話教學之禍害,有人心知肚明;繼而心虛膽怯,不敢以告人。至於第三種觀點,出自立法會內泛民主派第一大黨民主黨羅健熙副主席口中,非比屈穎妍一般見識,仝人不敢怠慢;特此鄭重其事,囑余作文以答之。 先生以為,一家小學,僅存一班用廣東話,當然唔算「粵教中」;另一間,其中一班「以普教中」,稱之為「普教中小學」,即是雙重標準,有違其做人原則。見地圖有欠理性,將一所所「全校得一班普教中」小學染紅,心灰意冷(feeling discouraged)云云。罪過罪過,羅兄毋乃言重?且聽晚生一言,早日釋懷;念「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大業在茲,力圖振作是荷。有一種堅持,叫粵語教學;有一種污染,叫「普教中」──黨友腔調,文青氣味,想閣下耳熟能詳。百分之九十八「堅持」,其餘例外,並非堅持;是故一門中文科,即便七分廣東話、三分普通話,卿既賣身作賊,安得再稱佳人?何況語言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文件訂明,縱使一家小學,本無「普教中」班別;只要該校三年為期,遞增至三班,亦符合資格,索要公帑。受語常會錢財、替教育局「推普」,袋袋平安而非「普教中」,孰「普教中」?廣東話係眾人母語,口無罣礙,師生如魚得水;上接經典,旁通生活,兼古風與地氣;孺子御之而行,翱翔中文宇宙,悠悠乎與騷人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墨客游,而不知其所窮。西哲維根斯坦曰:「語言係思想嘅載體。」所見略同。昔秦康公,送舅氏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學文以粵,行之有效,不知百幾十年;之於港人,不亦家傳之寶!「普教中」則不然,成事不足,壞粥有餘;教育局亦不得不坦承:「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青蠅點素、惡紫奪朱;哪怕一班半級,亦足以劣幣驅逐良幣,變亂全校生態、蠱惑一代人心。限於精英班,誆父母貴普賤粵、捨本逐末,陷其他同學於次等;二桃殺三士,冷血刻毒,不讓全校並行。事倍功半,以高才生天資,補教學法不足,誤人子弟。害人之物,聽家長、學生自便,助其自殘文思,亦幫兇也;難言「我不殺伯仁」,豈是一場「金盤洗手」得了?巧立名目,私設「普通話週」,甚至「普通話月」;舉校禁絕粵語,亡我之心,昭然若揭。更有朝秦暮楚,小一二四行之,小三五六止之,以應付全港性系統評估(TSA)──此等怪現狀,去年四月廿八,教育事務委員會上,田二少嘗言之。「普教中」流弊,白鴿所知,反不如葉劉黨?難怪選民投票,久久不能蓋印,惶惶皆欲垂淚。校園多故,豈能獨善其身?我企操場頭,君企操場尾,同一綠化天臺下,共飲含鉛水──未知幾座公屋出事,方為「鉛水邨」?願聞黃碧雲議員高見。局部「普教中」尤甚,殃及鄰班,勢所必然。《左傳》有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由無蕕到一蕕,量變且質變也,非加減法所及;香自香、臭自臭,此事不關菩薩鼻;未聞三分氣味,二分惡臭、一分異香;春秋大義,君其察之。利東諫書三章,愛港惜粵之深,攻玉為錯之切,洋溢字裡行間;玩味再四,筆者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議員咬文嚼字、高談闊論之際,友黨新民主同盟,已致電小學五百一十間,並打聽「普教中」情況;結果見諸報端,公眾有目共睹。素仰 貴黨務實,恥其言而過其行;家校師生倒懸,九月大選在即,趕赴校園前線、縱橫三語戰場,效汗馬之勞、立尺寸之功,刻不容緩。計將安出?還請中委度之。 粵語/廣東話 語文 普教中 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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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語言現象觀察

又搭地鐵回教會,恰巧坐在我和女兒附近的都是親子組合:一組是父母和一個七、八歲的兒子(簡稱A組);另一組是父母和兩個孩子,一個約四歲,一個嬰兒(簡稱B組)。A組全家都是華裔,應該是香港人。父母之間沒甚交流,母親和兒子之間也沒甚交流(母親由始至終都在玩Candy Crush),但父親和兒子是有聊天的。兒子似乎傾向說英文,但有時又夾雜一些廣東話詞語(例如:「拍死mosquito!」);而爸爸和他交談幾乎是全英語,間中有一些廣東話,內容是爸爸考兒子加數,可是始終有點距離,聽不清楚爸爸的英文水平如何。我留意的反而是媽媽,媽媽對他們的對話完全沒有興趣,也沒有加入的打算,我厚多士地猜測:「是不是因為不想講中文所以寧願不說話?」B組一樣全家都是華裔,不過不肯定是不是香港人,因為那個氣場有點不一樣。媽媽和嬰兒坐一邊,爸爸和四歲兒子坐對面。媽媽上車之後就一直以洪亮聲線講英文去指令對面的兒子,句式不外乎:”Why dun you abcde?” ”Dun abcde!” ”You do abcde then go abcde!” 我就一直以為他們是新加坡人(因為說話的那種抑揚頓挫好似)。後來,媽媽輕聲和同樣坐在對面的爸爸說話:「係唔係下個站落車?」爸爸答的也是地道廣東話。那為什麼非要把英文嗌出來呢?!正如外國人不會在地鐵大嗌英文來宣示:”I speak native English!” 一樣啊。我是覺得婉惜的。這兩家的孩子對廣東話有什麼印象呢?英文就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大聲叫出來也沒所謂?但說廣東話就要細細聲,生怕人家聽見知道自己其實是真⋅香港人?我不仇英語的,我喜歡英語,還頗不賴,不過我和孩子獨對時我都用廣東話。最主要原因是我很喜歡廣東話,物以罕為貴,全世界(甚至香港)越來越少人講時就更應該多講,此謂之「保育」。其次是我希望我所思所想能夠100%傳遞給孩子,而他們用同一個媒介接收就能輕易掌握到我的想法。誰不想母語是英文?世界通行好嗎~我自己也要求孩子學英文。可是母語本來沒有選擇存在,我父母講廣東話,我自然說廣東話。而我說廣東話時感到十分自由,可以完全表達自己所想。這種自由就算我說英文或日文或普通話,都不能享受到的。我明白有些父母很想reset子女的母語,例如只跟孩子講英文或普通話,雖然那不是父母的母語。在外國長大還比較容易去reset下一代的母語,可是如果在香港呢?送到很多香港人的國際學校或直資學校,但身邊充斥的資訊、廣播、朋輩間的語言都是廣東話的話,其實這個孩子是很難把英文/普通話變成他的母語。 不要誤解,我不是不鼓勵孩子學外語,可是父母在reset過程要很小心孩子「兩頭唔到岸」-最悲觀的情況是他/她長大後,不論中文還是英文都不能100%表達自己,生活在兩三種語言的夾縫中,兩邊都不能完全自由,然後變成一個思想不能夠深刻的人-我一直相信語言是思想的載體,語言越精、載體越大、思想越深刻。思想深刻有什麼好處?例如說日本人普遍的英文水平真的麻麻,可是他們有很多舉世知名的科技和設計。是因為他們英文好所以科研和設計好嗎?不,是因為他們用母語已經可以很深刻地去消化複雜的原理、思考創新的意念,再用母語和其他人一起溝通合作、實踐出來。所以,母語是寶,不要妄自菲薄,要好好珍惜啊。(我和外子都不會貶低對方的母語,雙方都為自己的母語很自豪,這點孩子是知道的。像《狼的孩子雪和雨》一樣,孩子自然會找到自己最自由的一種語言,我只要求他們有一種是母語就好了。)[embed]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2p_z34M-qQ&feature=youtu.be[/embed]原載作者博客、Facebook專頁 粵語/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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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樂:囉!

廣東話有其特式,抑揚頓挫和虛字的運用特別誇張。舉個例子,「你好大」三個字可以因為語調和停頓位而變成稱讚、探問、害怕、質詢等不同意思,甚至可以是貶意,揶揄對方渺小。若果再加上虛字,語意更是千變萬化。香港日常用語是廣東話,有必要提醒小孩子注意如何運用虛字,例如個「囉」字。很多人喜歡說話時在句子後面加上「囉」字,帶有隨便、晦氣以及不屑的意思。假若意在道謝和道歉,應該由衷,字裡行間不可帶任何有所保留的意思。不過很多人就是喜歡說成:「多謝囉!」或者「對不起囉!」覆水難收,不但沒誠意,更是侮辱。有一次到店舖選購商品,店員用優惠來推銷,即時節扣頗吸引。付款時才發現原來不是即時優惠,而是優惠回贈,馬上跟店員理論,取消交易。店員自知理虧,取消交易,順口講了一句:「Sorry囉!」一句言不由衷的道歉完全是反效果,我馬上指着自己的臀部說:「我個『籮』在此!過來!它聽不清楚你的道歉,過來對着再講清楚!」店員靦覥但認真地來一個道歉。這個故事跟很多學生講過,嘻嘻哈哈過後大家都明白溝通時要做到表裡如一。好習慣由小養成,教養小孩還是需要點執着。文:陳為建 @進步教師同盟原文載於進步教師同盟網站 教育 粵語/廣東話 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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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通吃的語言

《選老頂》本名《選老坐》,因「老坐」二字被指為黑社會用語,唯有改名。其實黑社會用語早已無處不在,高度滲透到廣東話文化的日常生活,而如昨天本欄所述,有些用語本為民間方言,只不過常被老派黑人物借為暗號,久而久之,喧賓奪主,反被誤認是黑語正典,實則那只是江湖人的「二次創作」,絕非原創,更不付費。洪門背語有冷有熱,冷的較少聽見,如筷子是「耍花」,匙羮是「錯花」,魚是「擺尾」,豬是「毛瓜」,牛是「大菜」,碗是「蓮花」,一至十的數字是「流、月、汪、則、中、晨、星、張、崖、竹」等等。熱的呢,則已飛入尋常百姓家,不僅八歲小學生和八十歲老太太懂說,更常在報題上、電視上、書名上現身,甚至權貴高官亦喜將之掛在嘴巴。舉個例子:高買。香港報紙標題不是常用此詞報道店舖偷竊嗎?「高買」便是清末民初流行於天津的江湖用語,但並非黑底專用,而是黑白通吃,民間亦覺得好,百無禁忌,便用了。又如「開片」,亦是如此。開片就是打架,開拖也是,江湖人爭鬥不必擇日子,隨時隨地,想開就開,一個「開」字其實折射了江湖人的開放性格,行走江湖最怕的是封閉,封閉便是無路走,無路走便是絕路,江湖人向來重視事事打開,才有生路。江湖底蘊在於開,所以永遠不死。其他的熱話例子可多,如「上馬」是開香堂收門生,「底橫」是內褲,「超」是眼鏡,「文雀」是扒手,「老襯」是非江湖中人,「著草」是逃亡,「冧友」是殺人,「條女」是女朋友,「二五」是出賣(洪門有個出賣兄弟的和尚叫做馬寧兒,排行第七,所以「七」字成為洪門忌諱,二和五相加是七,暗指今之叛徒如昔之馬寧兒。14K常稱「孖吉」,兩個七相加是十四,「吉」就是七,同樣避七而不提),「輪」是電話,「堅」是真,「流」是假,「爆江」是流血,「起飛腳」是反叛,「嘢」是犯案失手,「陀地」是本土,「一蚊」是一萬,「咬老軟」是食軟飯,「一斤」是一百元,「爆格」是入屋行竊……此等術語早經大眾傳媒傳播再傳播,變成嶺南民眾的生活語言,若仍有人執著斥為不雅,只是自己食古不化,猶如那位姓何的蛋頭學究,以宋音粵語為準尺而要求港人跟隨,純屬混帳。但偏偏有教育和廣播官僚信之拜之,強推所謂粵語正音。心胸廣橫的江湖人看在眼內,多年來,已經笑到唔識收聲。原文載於2016年4月13日《明報》副刊 粵語/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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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坐又如何?

《選老頂》最初名為《選老坐》,據說被特區權力部門指「老坐」是黑社會術語,不准做戲名,唯有改動,以免對社會風氣構成不良影響云云。一位叔父聽後,哈哈笑得彎腰,道,「老頂」亦是江湖暗語呀,權力部門真係識少少,扮代表;冇嗰樣,整嗰樣,執起雞毛當令箭,擾民擾物擾觀眾。據叔父表示,在洪門裡做手下,最初級的叫做「藍燈籠」,亦叫「草底」;正式進門後,叫做「四九仔」,又名「一底」。洪門裡有個簡單而明確的往上流動路線圖,什麼草鞋,什麼紅棍,什麼白紙扇,什麼揸查數先生,各有厚薄不同的底子名號(草鞋是九底,紙扇十底,紅棍十二底),早已是普羅大眾耳熟能詳的公開秘密,堂口老大既是坐館,名為「老坐」,卻又常稱「頂爺」,即是「老頂」,若以戲名的「乾淨度」而言,實在看不出《選老頂》和《選老坐》有何差別,純粹是技術官僚的心理作用,指手劃腳一番,迫人改名,志在滿足心底的那麼一點點的權力感。說來也是。如果說「老坐」或「老頂」是禁忌語言,新任平機會主席陳明章先前把同性戀者稱為「老同」,亦不見得有什麼乾淨。同性戀者普遍被稱為「同志」,此乃常識,並非只有林奕華或黃耀明才知曉,而「老同」則指吸毒者尤其是資深吸毒者,亦即一般說的道友,你去油麻地廟街或灣仔修頓球場,在美沙酮中心門外便由朝到晚見到一堆。 同樣是黑社會慣用背語,堂堂主席可以把黑語掛在嘴巴而不受批評(而且是錯用!江湖人物應到平機會門前舉牌抗議!),從沒高官權貴責怪他有辱平機會形象,香港人拍香港戲卻連個戲名亦受左管右管,確是冤枉非常。其實所謂黑社會背語,有些確是出洪門,由江湖人所用,有些則原先只是福建、廣東等地方言,被江湖人借用,而普羅民眾把被借用了的語言拿回使用,只是「物歸原主」,沒啥大不了。語言向來是有機生物,沒有專利,沒有獨霸,任何企圖定義語言的法例皆是粗暴的行政歧視,過了一段時日回看,必覺可笑。而更可笑的是,早於七八十年代已有《一零八》、《四二六》、《四二八》、《六三三》、《四九仔》、《家法》、《龍頭》等眾多港產片,戲名打正旗號為洪門背語和數字,能被見容於港英政權,到了所謂後殖民歲月,反遭挑剔。或許這亦是「去殖民」的一部分吧。港英准的,我偏不准,這便是所謂去殖民了。原文載於2016年4月12日《明報》副刊,圖片取自電影「選老頂」facebook專頁 粵語/廣東話 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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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望「華南文化圈」——從電影業看香港的區域發展戰略

曾俊華剛發表的預算案,是他擔任財政司長以來,第九份的預算案。曾俊華承襲港英時代的「審慎理財」傳統,公共理財手法十年如一日。如果我們把這9份預算的年份都抹去,大抵會發現預算案年年大同小異。今年預算案的最大亮點,應是曾俊華提及港產粵語電影的重要性,指出港產片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都深受歡迎。有趣地,曾俊華雖提及港產片的東南亞巿場,但預算案提出的具體措施,卻仍然只顧及中國大陸巿場——只建議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2000萬元,以在中國大陸推廣粵語港產片。這種一味北望中國大陸,卻忽略東南亞重要性的思維,正正就是主權移交以來,特區政府的區域發展戰略的盲點——當我們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單一巿場,而遺忘了東南亞這個傳統腹地時,香港的生存空間只會愈走愈窄。我城被遺忘的區域腹地傳統上,香港作為「港口城巿」(port city),其戰略位置在於擔當陸地與海洋的接連點,以積極外向的海洋性格,成為接通世界各地的網絡樞紐。此所以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在著作《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中,點出了香港的戰略價值,在於擁有橫跨東南亞到東北亞的八大腹地(華南到華中的沿海地區,珠江三角洲,中國西南部,東南亞北部越南、老撾、泰國等地,東南亞半島,南海,台灣,以及東北亞日本、韓國、俄羅斯西伯利亞、中國東北等地)。其中,香港、澳門、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構成的「華南文化圈」,歷史上有着緊密的經貿和文化交流,是香港以往賴以生存的傳統區域腹地。今天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事事北望中國,言必「中港融合」,這些人如果不是刻意逢迎北京處處揣摩上意,就是水平有限見樹不見林,將香港百多年賴以生存的「港口城巿」定位拋諸腦後,選擇性地遺忘「華南文化圈」的區域腹地,令香港的生存空間只會愈走愈窄。只懂北望 淘空香港電影業近年,香港電影業衰落的故事,正正就是只懂北望中國大陸,而遺忘「華南文化圈」腹地的惡果。二次大戰後,香港電影業得以興起,與「華南文化圈」關係密切。1950年代,馬來西亞著名華商陸佑之子陸運濤,他所創立的國際電影懋業有限公司(簡稱電懋),就是將港產片(當時以國語片為主,粵語片次之)廣泛發行到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市場的主力。同期與電懋激烈競爭的是邵氏兄弟,卲仁枚和邵逸夫當時以「每月一院」的速度在南洋地區廣建影院,並在1961年成立邵氏片場,建立以香港為基地的電影王國。到了1970年代,鄒文懷離開邵氏創立嘉禾,先後捧紅了李小龍和成龍兩大功夫明星,《唐山大兄》、《精武門》、《A計劃》等功夫片,都是以東南亞為主要賣埠巿場,再擴及至日本和歐美等地。1980及1990年代被譽為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喜劇、警匪片、功夫片、賭博片、殭屍鬼怪片等不同種類的粵語港產片,都在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語區大受歡迎。回顧主權移交前的歷史,說「華南文化圈」孕育了香港電影,絕對不是誇張之辭。但2003年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所帶動的合拍片潮流,卻成了香港電影的催命符。合拍片開拓了中國大陸這個龐大巿場,表面上確為香港電影公司帶來巨大投資機遇和票房收入,但實際上則猶如為香港電影業餵食鴉片——根據CEPA的規定,合拍片限制極多,例如大陸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故事情節或主要人物,亦必須與中國大陸有關。在這些先天限制下,再加上大陸當局對敏感題材的審查(例如要求角色必須忠奸分明、邪不能勝正、惡人有惡報、內容不可涉及怪力亂神等等),結果當香港電影公司一頭栽進大陸巿場後,香港電影亦變得不再「香港」,日漸失去以往的本土題材及特色。當然,放棄中國大陸巿場,既不現實亦沒有需要;但香港電影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單一巿場,遺忘了以往賴以起家的東南亞華語區,已經令香港電影業付上沉重代價。電影既是商品,也是文化產品。合拍片既淘空了香港電影的主體性,也令我城的文化軟實力大打折扣。長遠來說,香港流行文化一旦衰落,必將削弱香港的文化主體性,動搖香港的自治地位。尋找更廣闊的生存空間今天香港電影業的困局,不就是我城的寫照?我們是要繼續依賴中國大陸的單一巿場,還是重拾昔日「港口城巿」放眼世界的定位,北望中國大陸之外,重新南望「華南文化圈」的傳統區域腹地?全球以粵語為母語的人口多達6200萬人(如計及非母語人口將更多),當中「華南文化圈」是廣東省以外最龐大的粵語區(見表),集中為這個粵語區創作,不就是保護粵語流行文化的另類想像?推而廣之,除了港產片外,港劇和廣東歌又能否在「華南文化圈」重新發掘生存空間?香港影星杜汶澤被中國大陸封殺後,近年在馬來西亞成立電影公司,開拍粵語片主攻東南亞市場,不就是重返「華南文化圈」的先行者?北望之外,更要南看。香港人,就能找到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延伸閱讀:.鄺健銘,〈華南文化圈——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載於方志恒(編)《香港革新論》(台北:漫遊者文化),2015.何偉倫,〈復興我城的文化軟實力——以香港電影業為案例〉,載於方志恒(編)《香港革新論》(台北:漫遊者文化),2015(網址:http://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方志恒(《香港革新論》主編)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3月2日) 粵語/廣東話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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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達人:粵語係香港人嘅財富

打開電視看新聞,自小「撈電視汁」看到大的無綫電視,在J5台普通話新聞報道中,字幕及圖表都用了簡體字,突然有種時空錯亂,離開了香港的錯覺。早前前財政司長梁錦松公開表示,並非所有港人皆以廣東話為母語,提倡用普通話教中文,而教育局的諮詢文件,亦曾提及學生應學會認讀簡體字,引來極大迴響。近年「繁簡」及「普粵」的爭辯不斷,語言學家、專研粵語多年的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鄧思穎副教授既喜且憂:「以往語言學坐冷板櫈的嘛(笑),現在大家關注當然高興。不過同時也擔心,出自一份情,可以理解,但討論中涉及一些奇怪的觀念,其實大家對語言背後原理及歷史,可以先了解更多。」鄧思穎教授研究語言學多年,由初中打開黃頁電話簿研究不同姓氏的粵語英文拼音,到現在以粵語研究為專業,半生都與粵語打交道,是香港少數的粵語專家。(圖:黃志東)語言 沒優劣之分根據政府統計處二○一一年的統計數字,89.5%香港人以粵語為母語。鄧思穎教授亦是這九成巿民其中一員。由讀書時做學問,到現在於中大任教及做研究,他的大半生都與粵語打交道。近年「繁簡」及「普粵」孰優孰劣的爭辯不論,要由語言學入手談粵語,鄧教授先給大家上一課「語言學ABC」。「語言學最基本的信念,是所有語言是平等的。因此不應過分煲揚或貶斥一個語言。」語言無優劣分之分,形式雖異,但表達的感情相同,「語言平等背後的理念,是人人平等。」粵語亳無疑問是「語言」教育局早前於官方網頁撰文,指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被質疑有矮化粵語之嫌,引來粵語是「語言」還是「方言」之爭。那麼,粵語算不算是語言?鄧教授說,只要有完整系統,包括有讀音、有詞彙可組成句子,便是一個「語言」,「粵語可充分表達思想,毫無疑問是『語言』;至於它是否『方言』,則要視乎社會因素,其中,政治當然很重要,但無論是語言還是方言,兩種定義並不衝突。」「現在的(普、粵優劣)爭論,不一定是純語言學,而是社會、政治的爭論。語言是工具,你用任何語言都可以表達看法,像駕不同的車,都可到達目的地,只是要考慮感受問題,你想不想、鍾不鍾意。我踩開單車,你叫我坐巴士,我會否不舒服呢?」回到語言的初衷,語言是傳情達意的工具,也是身分認同的一部分,「同聲同氣,這是情。」廣州話 近九成港人的母語有人擔心,將「普通話」變成所謂「社會母語」,會否就此令粵語消亡?以上海為例,因新生代漸漸少說上海話,上海政府就曾在幼兒園推行教育試驗,讓老師在遊戲時間講上海話,作為滬語「救亡」。鄧教授說,內地的年輕一代,的確有不少人在家庭及學校都以普通話溝通,普通話成為了母語;「但根據香港環境客觀數字,89.5%的香港人以廣州話為母語,是不爭的事實。」沒一套學粵語體系多年來,香港都強調「兩文三語」,英語作為世界共通語言;普通話作為華人共通語言,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粵語作為母語,大家對她的了解反而不及英語,「大家會查英文字典,知道何謂元音,反而粵語不知道,可否由教育入手,加番啲知識? 」原來,簡單如一句「食飯啦」,背後已反映粵語的生鬼靈動,這與其虛詞的語法靈活有關。虛詞是指句末的語氣助詞,例如「吃飯啦」的「啦」;或動詞的後綴詞,例如「食咗飯」的「咗」。一字之別 靈動百變粵語的句末助詞較普通話多,加上細微聲調變化,意思百變,例如「食飯啦!」(來吃飯!)、「食飯喇!」(吃飯了!還不快來?)、「食飯咋!」(只是吃飯而已!)。又例如「聽日落雨」(明天下雨),「聽日落雨啩」(自己都不大肯定),「聽日落雨吖嘛」(難道你不知道下雨嗎?)/「聽日落雨喎」(自己都不大相信,看聽者怎麼想)。動詞的後綴就更豐富,鄧教授隨口就數了六七個:「食咗飯、食晒飯、食得飯、食過飯、食番飯、食緊飯、食完飯」。短短一字之別,意思已大不相同。不過鄧教授強調:「普通話不是沒有辦法說這些意思,但未必以虛詞來表達,例如用『了』或兒化。」粵語 保留較多漢語特色中學時,老師總說粵語較接近古漢語,以粵語朗讀古文詩詞,聲韻鏗鏘。鄧教授說,原來粵語的確保留較多唐宋時期的漢語特色。粵語與北京話同樣來自古漢語,只是粵語的字音,保留了「入聲字」特色,即韻母的最後一個拼音符號以「t」、「p」、「k」收尾的字,例如粵語中的「月」【jyut6】、「汁」【zap1】、「隻」【zek3】。「塞音」另一個在粵語中流傳下來的古漢語特色是「塞音」,即收尾時上下唇閉合,例如樹葉的「葉」,而粵語的單音節詞亦保留得較多:如頸、眼、嘴,普通話中就說脖子、眼睛、嘴巴,這些特色都在北方話中消失了。語言就像人,每個方言都有發展路徑,源頭相似,經歷不同,就發展出不同的面貌。鄧教授說,粵語與北方話都來自古漢語,不過因中原政局變動造成戰亂;人民為避戰禍而南下,古漢語隨着移民南遷,保留於廣東粵語之中。翻查資料,廣東因南嶺山脈阻隔,連接北方的交通不便,保留了對中原地區語言的封閉狀態,就像《桃花源記》中與世隔絕的移民。用最熟悉語言學習 最理想正因粵語較接近古語,在研讀語文方面,鄧教授提議視乎研讀的文體而分工,因粵語與古漢語較接近,以粵語研讀文言文及詩詞,可以重現當時的神韻;而普通話脫胎自現代白話文,以普通話朗讀文章、新詩,韻律上較接近。至於近年有人提倡以普通話教中文,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鄧教授則認為,「用師生最熟悉的語言學習,效果最理想,這正是當年母語教學的理念。」繁體字 助認讀語言形之於書寫便是文字。中國的方言多不勝數,但數千年來,漢字都一直「書同文」。訪問在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澄軒進行,鄧教授指着由國學大師饒宗頤親書的「澄軒」牌匾:「自秦始皇製小篆,再有隸書,漢字已基本定型,直到今天,都是一脈相承,你去博物館看數百年前的文物上的字,都大約讀得出來。」五十年代內地推行語文改革,推廣普通話作為共同語,還將漢字拼音化及簡化,出現了簡體字。現時除了香港及台灣,內地、馬來西亞等華語地區都用簡體字。最近,除了無綫電視的簡體新聞時段,《人民日報》亦有記者撰文指,簡體字的方便優勢不可替代,引來坊間爭論。談及「繁簡之爭」,鄧教授問記者:「你平日寫字多嗎?」繁體字行之有效原來,文字會隨着書寫工具演變,自紙張出現,以毛筆書寫的漢字,字體與刻於竹簡的漢字已有分別。五十年代,文字主要以手寫傳播,簡化筆劃可減省抄寫時間,但到了今天,「除了公開考試,你什麼時候手寫一篇文章?」我們今天大多打字而不寫字,不計拼音輸入法,以倉頡輸入法為例,筆劃多與少,也就是多按幾個字碼的分別,只要一個按鈕便能繁簡互換,「我看不到簡體字取代繁體字的理由,(在香港)繁體字行之有效,而社會亦需要有穩定性。」隨着資訊科技發展,簡體字書寫方便的優勢已不如往日,至於認讀,鄧教授說,少了筆劃無助認讀,反而多了字體相近的字,更易混淆。例如「廣州工廠」,寫為「广州工厂」,「广」跟「厂」遠看不易分辨,「龍」(「龙」)跟「尤」亦如是。方塊漢字 碩果僅存的表意文字教育局的諮詢文件中,提及學生應學會認讀簡體字,鄧教授認為,懂繁體字的話,以偏旁類推,就容易對應出簡體字的意思,例如「貝」字旁寫成「贝」。不過,大家的眼光不應只限於繁、簡體字,「放眼華語界,不只繁簡體,還有日、韓都用漢字。」方塊漢字,是現今碩果僅存的表意文字,鄰近地區的日文、韓文、越南文,在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外也保留了少數漢字,字型不一。「重點是我們如何了解不同的字型,互相應對,能自行『翻譯』當中的意思。」香港是國際都會,就如新加坡,是個多語社會。不同的語言是通向不同文化的鑰匙,「語言就如財富,而且可有不止一種財富,大家若真的鍾意這個地方,這種語言, 這份情好重要。但在這份情當中,我們如何去擴闊視野,而非局限於一個語言系統,認識更多不同語言系統的關係,才知道我們日後的走向。」《粵語語法講義》作者:鄧思穎(圖:黃志東)文:黃熙麗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2月28日) 粵語/廣東話 簡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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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中」豈止是學習語文的問題——從一個傳聞說起

梁錦松的一句「唔係個個母語都係廣東話」,再次令普通話教中文成為城中熱話。有人以為這只是學習語文,若與政治相提並論,是把問題複雜化。可是,「普教中」豈止是學習語文的問題!今天從一個傳聞說起,據說於2000年至2006年間,教育署(2003年後改為教育統籌局)在小學做過「普教中」與「粵教中」的研究,發現初小生用「普教中」的語文能力稍勝,高小時則兩者的語文能力差不多,可是採用「普教中」的學生高階思維能力卻輸了許多,此結論因不利於當局的政策方向,政府擱置了報告。傳聞的具體情况,也許留待立法會議員向政府提出,向公眾交代。在此只想說明,若以為「普教中」純粹是學習語文的問題,實是忽視了語文與思想的關係。若學習中文,只停留在語音、詞彙的規範與否,實際上是輕重倒置,着重語文學習的皮毛,忽略語文學習的核心。與經濟政治不可分割不能否認的是,提倡「普教中」,也與經濟與政治不可分割。在2001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推廣「兩文三語」是既定政策,指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有必要普及基本英語;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市民亦必須學好普通話,才能有效地與內地溝通交往以至開展業務」。學習語文,與國際接軌、與內地開展業務,談的是經濟;作為中國一部分而需學好普通話,突顯的卻是政治。2014年教育局「語文學習支援」網頁中指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起不少香港人的強烈不滿,以致教育局須以〈「兩文三語」正面睇〉加以澄清,表示當中有關「廣東話」的註釋出現含糊不精準的地方,並因文中有關註釋引起的誤會深表歉意。當中提及的法定語言,誰說不是政治?為何貶抑廣東話?港英時期,英語是法定語言,大部分中學,都是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雖然1982年國際顧問團提出以「心中的語言」學習,前人也有不少爭取母語教學的行動,可是也要在九七回歸以後,才真正實行母語教學。然而就連當時大力提倡教育改革的教統會的梁錦松、程介明,仍不願接受母語教育,當中誠然有經濟上的考慮。至於政府的「普教中」的政策,1999年課程發展議會發表《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以「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的建議,至2008年才有「普教中」支援計劃,提供人力物力在中小學推行。梁錦松提出「普教中」,雖然否認是為了選特首,但仍是對於廣東話的貶抑。為何貶抑廣東話?大概離不開從普通話是一統的觀念,認為普通話是國家的標準語,視之為「正宗」、為「標準」,而這種所謂「正宗」與「標準」,實際上是與政治掛鈎的。語文學習與國民身分認同的關係且看香港中國語文課程的變化,1978年的中國語文課程中,提及中文科教學的輔助目標是「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學自學和欣賞能力、興趣及習慣,進一步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其他方面的認識」。1990年中文科教學目標之一是「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更指出透過介紹中國文化,「可增進學生對本國的認識,從而增加對國家民族的感情」。2007年提出學習中國語文「讓學生通過學習祖國語文,提升語文應用、審美、探究、創新的能力,養成良好的國民素質,認同國民身分,承傳民族文化」,更要「培養善用『兩文三語』溝通的人才」。自2002年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雖然「現時不少學者和學校對於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仍持有不同意見」,「待政府和大專學院進一步蒐集試行學校的實踐經驗及分析其成效」。可是在2015年課程發展議會的《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文件中,仍「繼續」以「普教中」為遠程目標。由此可見,回歸後普通話地位日益重要,與英文和廣東話並提,甚至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成為教學語言;中國語文學習由港英時期的「認識中國文化」,到回歸後充滿感情色彩的學習「祖國」語文,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語文學習與國民身分認同的關係,這實與政治相關。若有人只把「普教中」問題規限為語文學習問題,而認為將其與政治拉上關係便是把問題複雜化,要不是不了解當中的關鍵,便是企圖淡化當中的政治色彩。企圖把語文定於一尊,唯普通話是尚,把廣東話貶抑為方言,本身便是一種政治,一種語言的霸權。作者是中學教師文:施安娜@進步教師同盟原文載於2016年1月23日《明報》觀點版 教育 粵語/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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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該,一串魚蛋

魚蛋,是一種香港傳統小食。在街邊的小販、便利店都有售。「唔該,一串魚蛋」,一句多麼隨意的話,也許不久後就不復存在了。香港人一直稱之為「魚蛋」的食物,用魚肉加澱粉製成,多數為球形,即蛋狀。在大陸,也有人稱之為「魚丸」,但在香港,我們叫它做「魚蛋」。近日,有家長透露其就讀小二的女兒做中文科作文時,被指示要用普通話用詞,老師要求「魚蛋」須寫成「魚丸子」。究竟該校為何要學生作文時使用普通話用詞?綜觀現時的社會、教育的「普教中」氛圍可略知一二。首先,誤以為用普通話教中文,對作文有幫助。曾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的前財政司長梁錦松就是個錯誤示範,指用普通話教中文有助寫作。然而,很早以前已有調查和研究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對提升學生的中文和寫作能力有減無加。反而用廣東話教學更能幫助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和寫作水平。作家、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前副教授胡燕青亦反駁梁的言論,指廣東話是國寶,而她的學生中寫作最好的也不是普通話學生。她更指出香港文學雙年獎、大學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大多是香港本土學生。不尊重香港文化 以偏概全不過梁發表更離譜的言論,指香港並非人人母語都是廣東話,因此建議應用普通話教中文。這是非常不負責任和不尊重香港、廣東文化的。梁錦松作為前高官明顯有邏輯問題,以偏概全,因為少數人非以廣東話為母語而推行「普教中」,是忽視本地學生的需要。其次,梁給予了一個假的困境,若不推「普教中」照顧非以廣東話為母語的學生,那麼整體香港學生的中文寫作水平無法提升。然而,有很多真正能提升學生作文水平的方法,梁並無提及,或是根本不知道。一個曾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的前官員,居然連這樣的知識也欠缺,視野如此,而香港文化的生死命運就掌握在這種人身上,實在可悲。跟外地人介紹香港的美食,我們必然會提到魚蛋。因此,在外國人眼中,香港是美食天堂之時,便會想起這些地道小食。某程度上,魚蛋是代表着香港的文化。可惜,今時今日的香港,連「魚蛋」都要變成「魚丸子」,中文也要用普通話教,看着香港慢慢成為大陸的縮影,無法讓人不惋惜和哀傷。僅願,我們能堅持,一起講廣東話,「唔該,一串魚蛋」。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月13日) 粵語/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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