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

「六四」28周年前夕，中文大學學生會發表聲明，指摘支聯會行禮如儀悼念六四以換取政治本錢，又稱對新一代而言，「六四之意義所剩無幾」，「集體式悼念終需有停頓或結束的一日」。 本來，去不去維園甚或悼念與否並無所謂，畢竟這是個人選擇。但中大學生會令人痛心之處在於，既然別人的悼念活動跟你無關，而維園的燭光晚會也沒妨礙你，人家怎樣搞，關卿底事？每天在世界殯儀館、香港殯儀館都有守夜追思，你怎麼不發聲明指摘呢？更甚者，既然你們「六四情不再」，為何還要用代表八九民運的民主女神像，作為聲明封面呢？ 通篇聲明都說六四與香港無關，不必依靠六四牢記此不義的政權，但又說，「昔日港人聲援北京八九民運，至今屠城畫面仍歷歷在目，是為港人政治覺醒之初，多年悼念亦能勾起共同回憶」。如果六四與香港無關，何來啟蒙了那麼多香港人？ 聲明說「不舉辦記（紀）念活動並不代表我們遺忘六四，屠城史實經已記載於史書，記憶亦早已深印於腦海」。真奇怪，舉辦紀念活動就是拒絕遺忘，提醒營營役役的我們曾經熱血，毋忘初心，更不要忘記血淋淋的歷史，而過來人的我們也會淡忘，你們沒經歷過也不舉辦紀念活動，反而深印腦海？香港有哪本史書如此詳實記載六四這段歷史呀

有二三十歲香港青年說，自己尚未出生，未經歷過六四，談何記憶？每年都行禮如儀，集會有何意義？我問：屈原投江時，你都未出生，為何今年仍要放假去紀念他？每年都要放假吃糭，行禮如儀，這假期又有何意義？ 「史」字本義：一隻手握住一支筆，意思就是記錄事件；這個漢字提醒人們，要有人用文字來記錄發生過的事，目的就是：拒絕忘記。今天青年享受着六四給香港的「好處」：當年香港人藉以提出民主訴求，歷經多年，香港方有今天民主化的選舉。在六四追求民主理想的人，同時影響香港民主進程，這段歷史，並非無人書寫；青年尚未認識歷史，不打算傳承香港人記憶，卻說人家行禮如儀，套用「人血饅頭」的說法，香港人（包括當年義正詞嚴譴責京官的議員）怎可以一邊嘗着人血饅頭，一邊說「人血」與我何干？ 有遊客曾在德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前，動作浮誇地拍照留念，引起全球爭議。香港則有一小部分青年，藉六四發表言論，為的似非公義，而是在網上刷存在感？這種行徑與拍照打卡的遊客無異。 知「史」近乎勇，請珍視香港給大家的一切。 文：柏豪 原文載於《明報》時代版（2017年6月1日）

楊德昌《恐怖份子》拍成於1986年，台北處於高速都市化的狂飈始期，摩天大樓峰起，跨國企業進駐，台灣人義無反顧地奔向資本主義的虛幻理想，一切規則皆在變化，所謂異化，所謂物化，夾雜著焦慮和快感湧入台灣人的血液裡，文化人對此思考而反映到作品裡，文學上有陳映真的《萬商帝君》和《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而影像，則以楊的《恐》最為撼動人心。 那年頭的文青都說《恐》拍得極冷，深刻勾畫都市生活的隔離和猜忌，清晰有力地告訴台灣觀眾，這將是一條什麼樣的不歸路；一旦走上，我們在都市高樓玻璃幕牆的倒影裡，面目模糊，別說看不清別人，甚至連自己亦不認得。 卅一年後《恐》在香港重映，當年的文青已入中老之年，當下的文青卻仍強烈感受到影像裡的那股冷味，所以臉書上有不少廿來歲的觀眾都說「看得打冷震」，首回領略到楊氏魅力。 這便是藝術創作的時間穿越力量。文學或電影，不僅告訴你某些主題，如果是，主題會過時，過後便不新鮮，不新鮮即難令人動容。創作者的真正貢獻在於透過某些神秘的形式，如文字的鋪排，如影像的開展，把讀者或觀眾拉進作品的獨特時空，卅一年的光景並未過去，永遠停留在某個不可知的維度裡，只要你願意張開眼睛和專注欣賞，它都在守

楊德昌電影回顧掀起了小小熱潮，文青們都在追捧與驚艷，或許曾在電腦屏幕上看過若干了，但是大銀幕上的震撼終究不一樣，這是所謂的「電影裝置論」。踏進漆黑的戲院，不動如山，抬頭望向龐大的影像，銀幕變成大腦皮質，聲音從四面襲來，把你直接推進夢境，夢裡不知身是客，電影效果始可滲入你的每吋皮膚毛孔。小屏幕是河，大銀幕是海，後者始有洶湧波濤。 你的電影夢，楊德昌的電影夢，你和他在夢裡隔世相遇。 我是楊德昌的資深戲迷了，都看過，從廿多歲看到五十歲，先在戲院，後在屏幕，河與海兼得。近日的回顧展本想再去看，但，服老了，已難再在電影院一坐兩三個鐘頭，腰骨痠痛先不說，甚至只要一熄燈，冷氣強勁地拍打眼皮，不到十分鐘，眼睛已經閉上，呼呼地，進入自己的夢鄉，而這夢，再跟楊先生無關。 好導演的好作品，自有生命史，分開看是一回事，連著看又是另一回事。像《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的少年主角，喜歡拿著電筒到處亂照，找尋生命裡不可告人之秘密。他常說：「事情沒這麼簡單啦！」彷彿處處危機，成年人世界隱藏了太多的恐怖。到了十年後的《一一》，有位少年喜歡拍照，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事情沒你想像中的複雜啦！」走過歲月，楊德昌不一定雲淡風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