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迦勒:官方禁忌的共和國歷史

影片開始。以秒數倒數。打開相機袋。面向鏡頭拍攝。這是胡杰影片《我雖死去》的開首。影片以文革受害者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的口述為基礎,講述文革初期的殘酷暴力。王晶垚當年用相機拍攝死亡現場,胡杰則以攝影機對準王氏等苦難見證者,由受訪者個人角度回憶文革、覆述文革。 今屆華語紀錄片節分別選映胡杰的《我雖死去》(2007)及《麥地沖的歌聲》(2016)。兩部電影手法相似,由文革受難者的親屬及迫害見證者作證詞,面對鏡頭講述這些被官方冷處理、不在「歷史」記述出現的「小歷史」。大概也因為對仍是官方禁忌的共和國歷史「刀刀見骨」地作披露、衝撞當權者歷史的禁區,胡杰的影片在中國大陸長期被禁,而在當前政局之下胡甚至不能到香港出席映後談。 兩部影片的技法都看似簡單:導演將影片的話語權交給受訪者,由他們去重訴慘痛經歷。影像上的不刻意經營,胡杰也自認自己影片的影像「有些『拙』」--沒有對畫質的特別美感追求(《我》甚至是粗糙的)、對苦難呈現不由分說的直接(直接呈現死者照片、拍攝卞仲耘血蹟斑斑的「裹屍布」)、平舖直敘的敘事⋯⋯ 然而胡自言其影片的美學追求是「對歷史的深入和質樸地呈現」,可知其簡單、少經營的影像風格,並不止是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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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傳:《日常對話》Shall we talk,陪我講出我們從前何以生疏

客廳的一隅,一張長桌,兩張椅子,二人各據一邊。在鏡頭下,她們談著生命中不願再回首的過去。電影取名《日常對話》(small talk),輕描淡寫的,對話卻毫不日常──對於導演黃惠偵來說,這是一場準備了一輩子,掏空了所有而有的對話。 在柏林影展奪得泰迪熊獎最佳紀錄片,以為電影單純紀錄導演對「媽媽是同志」的後遺。同志媽媽,這一個設定早就顛覆很多人的想像,又或在很多人的家庭,這是一輩子的秘密,無法也不能將之宣之於口;然而,這一點在戲中被縮小,彷彿成為背景,沒有很多預計的前設,沒有奇異的眼光,沒有很多掙扎。當我們依著鏡頭,走進這個家庭,就發現有更多更多的問題,比這件事影響更深。 這是一場極為私密的對話。窺探著一個人,一個家庭的過去與現在。作為旁觀者,看著銀幕,聽著故事,看似有點距離,卻無時無刻,牢牢記著,這是一個人的生命,一個家庭確實的經歷,不是劇情片,不是來自編劇的靈感。若然把這一點記得,紀錄片中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句分享,每一下動作,都是帶著無比重量。 為什麼要把這難以回首的私密對話紀錄,甚至拍為影片?導演在映後分享,最初籌備的原因,正是來自她與媽媽的隔閡。她們不是不說話,只是每日流於媽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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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亞:《消失的檔案》香港需要獨立——紀錄片

直到近日,才有機會購票入場看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這件事說來慚愧,從事電影寫作,影片從三月上旬首映開始,轉輾經過四個多月的社區放映之後,才掙到一票去看去寫。但這事又令我反思到——香港電影製作的第三條路。 二月份,紀錄片製作人與香港國際電影節總監因選映問題引起話題,製作人於是另覓空間,聯絡大學及民間機構,租用場地,展開社區放映,既是話題作,場次又有限,令到《消失的檔案》「一票難求」。輾轉多月,早前得知映期,第一時間上網購票,終於掙到一票。影片近日在香港藝術中心電影院放映,我看的那場接近爆滿。 散場時,我在想,假如影片在電影節放映,之後在一兩間戲院正場上映,我有可能在影片上映四個多月之後仍然看到嗎?答案是沒可能。一般戲院給予新片的映期,約一星期,票房不達標,就拜拜。這種打游擊式社區放映,變相令映期延長,雖然場次有限,勝在長做長有,反而減慢了被消失的速度。 商業電影當道,又話舖租燈油火蠟貴,電影院霸權已成定局,獨立電影又何去何從?大概「社區放映」是另一條出路。《消失的檔案》雖說是獨立製作,但最有商業電影潛力,因為影片開始時,已經道明一個事實: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只得二十多秒沒聲音而且不相干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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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靈魂的詩篇:《岸上漁歌》

忘了是誰說的話(也許是高克多?):「詩人的使命,是帶領生者與肉身已死的靈魂溝通。」你有一千個理由反駁,我卻一直將此話記在心底。 看罷《岸上漁歌》,不知怎的,腦海又浮現此句,徹夜縈繞不散。 也許,只因片中最觸動我的一幕,是這樣的:黎伯的妻子在紀錄片拍攝中途離世了(這部作品,導演前後花了達四年時間完成)。一天,導演帶同當時剪輯好的材料探訪黎伯。鏡頭內,他對着電視裏唱着漁歌的自己唸唸有辭。直到下一刻,畫面接進他們正身處的同一居所,但見亡妻默坐室中,看着門外的世界。在那片映像面前,他一時無言以對,沉默良久,方對鏡頭外的導演吐出一句:「有電真係好呀可?」 那一刻,真覺影片衝破了時間、生死,種種環境與生活條件變遷的隔閡。 對於歷史、對於半世紀前水上人生活的各種資料,導演選擇不在影片內作大篇幅的陳述(而隨電影同時面世的小書則有相當豐富的記錄),而是將焦點放在各個人物的生活細節。在鏡頭的細微觀察下,電影一步步為歷史的痕跡留下線索:從片中各人物斷續的憶往、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交流,慢慢折射出漁歌內容所指的生活處境;又以學者探索與整理漁歌的過程,反照它流動多變的特性。而片中另一靈魂人物陳女士用嘆歌演繹聖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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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中國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在其競選政綱中提出「讓中史獨立成科及成為初中必修科目;優化高中文憑試的評核準則,包括通識科的評分方法」。多年來,筆者一直向教育局、考評局建議不要過分盲信、依賴考試,尤其是中史和通識,《基本法》教育及國情教育亦如是,都不應該過分依賴甚至強迫學生考試;而應用靈活、生動的教學模式,多媒體的教材,培養學生的興趣。 幾年前,筆者曾經在歷史頻道看過一部紀錄片《造就美國的人》(The Men Who Built America),從工業革命時期開始,講述美國崛起的歷史,以及今天美國顯赫家族摩根(Morgan)、洛克菲勒(Rockefeller)等,當年如何利用工業革命的契機,奠定他們今天在美國社會上的政經地位;並將這些企業家與政府千絲萬縷的關係,如何影響美國總統大選的真實一面呈現出來。相信對這一代年輕人了解自己的歷史位置與契機甚具啟發性。 喜歡看電影、電視的筆者,最近又在J5電視台發現了一套值得推薦的特輯《大道中國》。特輯由韓國KBS電視台及內地幾個傳媒機構合作拍攝,講述中國的崛起如何給予中國青年人百年一遇的機遇,以及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其中有兩個故事最吸引筆者眼球。第一個故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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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外國人眼中的黃之鋒,我們眼中的自己

2014年,看了Matthew Torne 導演的《未夠秤》(Lessons in Dissent),紀錄片以兩個參與社會運動的青年為主角,一個是社民連的馬雲祺,一個是當時學民思潮的黃之鋒。 在後來寫成的文章中,記下了這一段: ……學民思潮,與當時仍未當選的梁振英會面,要求他對是否推行國教的立場表態。當黃之鋒介紹過自己,坐在一旁拿著一支筆、一張紙(當時還沒有拎摺凳)的梁振英,帶著其招牌笑容問:「可不可以再講一次,你來自什麼組織?」「學民思潮,是一個學生的組織。」「學民思潮是哪個『民』?」鏡頭下的梁振英,問得輕挑,也一貫地答非所問。 Joe Piscatella 執導的紀錄片《黃之鋒:熱血青年 vs 超級強權》(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同樣出現了這經典的一幕,作為他為大眾關注的起點,也埋下他與梁振英往後多次交鋒的伏線。 這紀錄片在2017年美國辛丹斯電影節,獲得世界電影紀錄片觀眾評選獎,以黃之鋒為主角,從2012年談到2016年,談到2012年國教,談到2014年佔領,談到2016年立法會選舉,談到學民思潮的崛起與解散。 與《未夠秤》以兩位年輕人為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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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消失的六七暴動真相

資深新聞工作者羅恩惠女士花了四年多時間,籌備及拍攝歷史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呈現香港六七暴動的歷史資料,幾經波折,各大院線拒接,繼而轉進社區、大學、媒體,近日放映,一票難求,好評如潮。我有幸獲邀看了兩遍,並與羅女士懇談箇中細節,獲益良多。 羅女士及其團隊無懼左派(港共集團及左報系統)踩場挑釁與肢體衝突,冷靜應對左報大篇幅鋪天蓋地的批鬥與謾罵(定性為反共反華、政治煽動、製造分裂)以及「六七見證」(以石中英為首)與「六七動力」(以陳仕源為首)這兩個「左仔」團體的恫嚇與抹黑,令人激賞。最令我難忘的是,羅恩惠女士秉承新聞工作者獨立、謹慎、公平的編採原則,拒絕為任何政治黨派或運動賣賬的專業精神,既有堅強的宗教信仰,也有深刻的人文關懷,令人折服。其中《吳荻舟筆記》的重要發現,更令她重新編輯全片,積極求真求善。 六七暴動,雖有勞資、官民、貧困、貪腐、歧視等社會矛盾,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政權,指揮港澳工委,借鏡澳門一二三事件戰績,志在向港英政府奪權,或者至少必須架空殖民政府,因而企圖在香港重施故技,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鬥爭暴力手法挪用到香港。5月6日的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事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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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還看六七

《消失的檔案》,好一部信息量非常密集的紀錄片。它以「六七暴動」為題,按時間編列事件始末,鉅細無遺。訪問不同陣營的人物或其家屬,還有記者、警察及當年港英官員;已故的則採納生前受訪影像或聲音,交織成完整的歷史拼圖。 《消失》背負的擔子不輕。從殖民到九七以來,關於「六七」的材料一直不多。坊間欠缺系統的專著,學校教育不(敢)碰,網上也沒有齊全的資料庫。多得記者張家偉幾年前先打開缺口,他到英國翻查檔案、用心匯編寫成《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分水嶺》(港大出版)。導演羅恩惠彷彿把棒子接去,獨力考查採訪,歷時四年拍成影片《消失的檔案》,敘事跟張的著作有些一脈相承(由1966年反天星小輪加價及澳門「一二三事件」說起)。從紀錄片類別去看,《消失》的確是比較傳統的「闡述型」(expository)紀錄片,內容量比流行的「觀察型」多。此類影片重視說理與修辭,旁白極重要。 《消失》今天出來正好,2017年恰恰是暴動五十周年。雨傘運動之後回看「六七」,發覺當下社會的黃、藍撕裂,政棍動員群眾鬥群眾,愛國分子的要打要殺,原來有歷史影子。《消失》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盡地一煲」,它要追回逝去時光。過去這段歷史太受忽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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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檔案——那記錄過的,不能忘。

今年是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生於1990年代,我似乎注定是這場歷史的門外漢──既非經歷者,亦因教育課程裏缺乏香港歷史的教育,對「六七」的一切都是模糊的。 可是「六七」餘震下的漣漪直至現在依舊不斷浮現,因為香港警隊修訂網頁相關條文而愈鬧愈熱──「六七」研究組織的出現、新的史料面世(例如吳荻舟的工作筆記、書信和口述等)、年輕的創作人開始關注這場風暴。而就在3月8日晚,因香港中文大學博群電影節,我有幸能觀看羅恩惠導演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除了影片,當晚最讓我感受深刻的,尚有影後談的兩句話,一句是梁文道所說:「適逢『六七』五十周年,相信六七暴動的論述會再次發酵。」另一句是來自火石文化出版社的石中英所言:「當時我便向Connie(按:羅恩惠導演)說,關於『六七』這件事,我怕你走進去便出不來了。」看畢紀錄片後,圖像並沒有變得更清晰,這不是說羅導演的紀錄片藝術成分不高,或是拍攝手法有問題,正正因為她的鏡頭分寸拿捏準確,才勾出更多的問題來,《消失的檔案》不是亦不能是六七暴動的答案或定案,它的出現應該是為後來研究者打開多一道門。 真相的虛妄 關於「六七」,後來者如我,所知不多,欲查證真相亦苦於無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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