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現有退保支柱 發揮有效退休保障

政府的退休保障公眾諮詢6月完結,社會各界就政府提出的「不論貧富」方案及「有經濟需要」方案仍然意見分歧,唯一共識是認同退休保障問題已迫在眉睫,不能再迴避。2014年香港的貧窮長者人口接近30萬人,貧窮率為30%,即每10名長者中便有3名貧窮長者。當人口不斷老化,但退休保障未能追上,長者貧窮問題只會愈見嚴重。世界銀行倡議五大退休保障支柱模式,是次諮詢主要聚焦香港尚未落實的第一支柱(公共退休金),即政府管理的強制性供款。香港雖然已落實其餘4條支柱,即社會保障(零支柱)、強積金(第二支柱)、自願性儲蓄(第三支柱)及公共服務和其他(第四支柱),但部分已出現制度漏洞,未能發揮應有的退休保障作用。對沖機制嚴重蠶食強積金權益強積金作為第二支柱,理應能為打工仔日後退休帶來保障。然而,現時法例卻容許僱主在解僱員工時,以僱主供款部分抵消須向僱員支付的全部或部分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下稱強積金對沖),這令最需要退休保障的低薪工人晚年失去依靠。根據現時法例,月入低於7100元不用就強積金供款。對基層工友來說,退休儲備可謂完全依靠僱主的供款,當中不少是外判工。然而,在外判合約制下,工友每隔2至3年便會面臨被遣散然後重新招聘的困境,僱主亦可不停進行強積金對沖,導致低薪工友喪失一大部分甚至所有原來應得的強積金。積金局統計數字顯示,2015年用作強積金對沖的總額高達33.5億元,比2014年增加了11.6%;4萬5000名僱員受對沖安排影響,每人平均被「沖走」7萬4000元。此外,抵消金額平均佔受影響僱員帳戶結餘的一半,有66%人的強積金,其僱主供款部分更百分百被「沖走」。綜援最後安全網 應取消衰仔紙強積金因對沖機制而失去了退休保障的功能,令基層工友年老後更容易被推到貧窮邊緣,退休後就更需要依賴其他支柱,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零支柱),當中包括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高齡津貼(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等。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14年有28萬個住戶有60歲或以上的長者而每月入息低於每月平均綜援金額;但社會福利署的數字顯示,在2014至2015年度,包括60歲或以上受助人的綜援住戶數目只有約15萬宗。綜援是貧窮長者最後的一個安全網,但從上述數字看,長者卻不太願意接受這個保障,相信主要原因是「不供養父母證明書」(俗稱「衰仔紙」)這個規定,令他們處於非常為難的局面有莫大的關係。現時,經濟上有困難的長者申請綜援,如與家人同住,便需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同住家人需一起接受經濟審查。如果長者與子女分開居住,成為獨立的家庭去申請綜援,申請時就需要其子女簽署「衰仔紙」,表明子女不會或沒有能力供養父母,並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後才可獲發綜援。「衰仔紙」的規定,令子女面對極大的道德壓力,負上「不孝」的惡名;而不少年老長者希望顧全面子,亦不願意子女簽署「衰仔紙」。最終令不少有經濟需要的長者不申請綜援,改為透過其他援助金額較低的資助如長生津或生果金去維持生活。由於相關援助金額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部分長者因而被迫繼續工作,或以拾荒幫補生計,未能安享晚年。另一方面,政府近年大力提倡「居家安老」,以解決長者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然而,綜援制度限制所引伸的結果,卻有違「居家安老」的原則。目前與子女同住的貧窮長者不能獨立申領綜援,其家庭成員亦需接受經濟審查;不少長者迫於無奈之下,選擇搬出以便通過審查,因而失去家人照顧。雖然社會福利署表示,部分有經濟需要的長者就算與其他家人同住,仍可根據個別情况,獲酌情批准獨立申領綜援。但這類個案少之又少,2014至2015年度只有13宗,2015至2016年度(至2015年12月)更只有9宗,根本不足以應對問題。完善退保 由取消強積金對沖開始政府將會在明年首季向公眾提交退休保障諮詢報告,在此之前政府更應把握時間處理現行零支柱及第二支柱的問題,方能讓各界聚焦討論,以助建立穩固的退休保障支柱。財政司長公布自今年7月起政府在評審外判服務合約標書時,須將投標者建議的工資和工時納入評審準則,鼓勵外判商提升工資水平。樂施會認為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應進一步帶頭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保障合約及外判僱員的退休生活,向全港所有僱主樹立良好榜樣。另外,政府應取消「衰仔紙」的規定,申請綜援的長者只需要聲明自己沒有接受子女供養,便合乎申請資格。長遠而言,應容許有需要長者獨立申請綜援,避免長者因綜援申請資格所限而與子女「分居」,令合資格的長者一方面能獲得政府的經濟支援,同時能獲得家人的居家照顧。只有全面檢討現行政策,方能達到居家安老、老有所依,令長者過更好的退休生活。文:曾迦慧(樂施會香港、澳門及台灣項目主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0日) 綜援 福利 退休保障 全民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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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稅香港亦能提升綜援3倍

在典型資本主義制度下,每年政府的總收入與總支出是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主要的一環。當總收入比總支出高,政府便有盈餘(surplus),因為政府在經濟體系中抽取的比付出的多,經濟體系通常會收縮,這種便叫做收縮財政政策。相反,當總收入比總支出低,政府便有赤字(deficit),因為政府在經濟體系中付出的比抽取的多,經濟體系通常會膨脹,這種便叫做膨脹財政政策。另外,當總收入與總支出相等,就是收支平衡,經濟體系通常不會特別收縮也不會特別膨脹,這種便叫做中性財政政策。香港有別於其他典型資本主義體系,甚少公開討論每年的財政政策是否收縮、膨脹或是中性。上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是英國的凱恩斯(J. M. Keynes)。他主張使用財政政策為主要工具,去調節整體社會需求,在適當時候調整經濟,例如在經濟低迷時採用膨脹財政政策去刺激經濟,增加社會總需求,刺激投資意慾,增加就業機會;在經濟過熱時採用收縮財政政策去冷卻經濟,減低社會總需求,冷卻投資意慾,減低工資上升過高。有人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管理策略有助經濟平穩增長,長遠來看,平穩發展可以減低及減少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是拯救資本主義進入崩潰的大恩人。美國前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曾經說:我們全是凱恩斯主義的信徒(We are all Keynesians now)。除了財政政策,典型資本主義國家亦使用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控制貨幣的供應量或控制貨幣的價格——即利率。香港人喜歡取笑某些典型資本主義國家是「萬稅(萬歲)之國」,但是,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國民關心的,不單止是他們交給政府多少稅,亦關心政府提供多少社會保障。這也是典型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經常研究課題之一。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無論稅收或社會保障,多與少是相對的,還需要數字去量化,才會有科學化的分析。香港綜援支出極低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家通常會研究及統計,全年的國民總收入中,政府在社會保障的支出所佔的比例有幾多(social security spending as a percentage of GDP)。香港統計處似乎沒有明確列出政府在社會保障的支出佔全年本地總收入的比例。我們看到2015年9月《香港統計月刊》顯示,近10年來,香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支出每年不足210億港元。以香港本地總收入每年平均約2萬億港元來計算,全年的本地總收入中,香港政府在綜援的支出所佔的比例,每年大約是1%。如果「總社會保障」等於綜援加上公共福利金, 香港政府總社會保障的支出所佔本地總收入的比例,平均每年亦不足3%(當然不同數據及量度標準會產生不同的比例數字)。有人認為,社會保障是一種比綜援更大範疇的支出,應該包括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政府支出,所以統計處沒有明確列出一個可以與國際社會相比的社會保障比例,令人失望。不過,如果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又將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政府支出加入社會保障支出的總數字,我們以下的結論大致上不會改變。連年盈餘不算是收支平衡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及美國政府在社會保障的支出所佔的比例大約是20%,表示從以上比例來看,香港政府給予居民的綜援,與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及美國的社會保障相比,微不足道。另外,與其他資本主義混合社會主義國家例如瑞典、丹麥、奧地利的30%左右的社會保障相比,感覺是天與地。港府收入遠超支出多年來,香港的實際情况成功地實踐了《基本法》「避免赤字」的要求,但與基本法「力求收支平衡」的要求,有些少不相稱,甚至可以說沒有真正的「收支平衡」。因為財政收支通常只有以下3種情况:第一種情况,如果收入4700元,支出5300元,便會出現600元赤字;第二種情况,如果收入4700元,支出4100元,便會出現600元盈餘;第三種情况,如果收入4700元,支出4700元,收入與支出平衡(balance),沒有赤字,也沒有盈餘。回歸19年,香港政府似乎將第二種情况(盈餘)混亂成第三種情况(收支平衡)。最近5年的數字顯示,香港政府平均每年超過600億港元的財政盈餘(2010/11年751億,2011/12年737億,2012/13年648億,2013/14年218億,2014/15年728億;屬於以上例子的第二種情况,單位以億港元計算而已),表示香港政府的總收入超越總支出平均每年600億港元以上,大約是綜援的3倍。換句話說,假設近5年政府將綜援支出每年由200億港元增加至800億港元,其他情况不變,毋須改變任何制度之下,亦可以達到收支平衡。所以,不用加稅,香港政府有能力將綜援支出提升3倍。這種提升,完全不會影響香港的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另外,根據2014/15年數字,社會福利署總支出約560億港元,其中綜援支出195億港元、公共福利金172億港元,而日常運作開支(包括薪金、部門開支、服務等支出)約167億港元,大約佔社會福利署總支出30%。換句話說,社會福利署每次動用10元,其中3元(相對上頗大的行政服務費)是屬於該署的薪金、部門開支、服務等支出,剩餘7元才有機會落在有需要的市民手上。市民可以問,在167億港元運作開支中,有幾多是「中介人」的服務費?有幾多是「可以避免」的服務費?假如社會福利署可以將122億港元的公共福利金運作開支全數以公共福利金直接支給有需要的市民,不用加稅,公共福利金亦可以全面提升約70%。如果我的分析正確,即典型資本主義國家提供的社會保障,遠遠比香港的高,我們可以問,為何典型資本主義國家這樣做?為何香港這樣吝嗇綜援支出?在美國,1787年之明文憲法(written constitution)說明要「促進大眾福利」(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話雖如此,社會保障在美國獨立後首150多年仍是處於極度低狀態。自從美國通過1935年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後,「社會保障」的名稱開始全球流行。在大西洋另一邊的英國在1941年與美國在《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中一起贊成推動社會福利。隨後在1942年,英國之《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建議成立社會保障制度後,一連串法例制定了約70年歷史的英國社會保障制度。我嘗試指出香港與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存有重大差異,亦指出香港政府不用加稅亦有能力將綜援提升3倍,仍然可以達到收支平衡。在下一篇文章,我會討論香港政府對富人及普羅大眾的政策,以及列出數據去證實我的理論及量化回歸後的香港所發生的變化。文:林灼淦(作者按:文章純屬個人意見)(如何解決香港最深層次問題.五之三)(kamlamhk@hotmail.com)作者是英格蘭和威爾斯最高法院律師、香港高等法院律師、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原文載於2016年7月9日《明報》觀點版 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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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彬:終院判決影響有多大?—從最新綜援數字說起

從2004年開始,政府更改了綜援申請人的居港年期資格,由居港滿1年更改成7年。2013年12月17日,終審法院裁定政府做法違憲,並回復2004年之前的規定,新來港人士居港滿1年便有權申領綜援,引起了社會激烈的爭論。不少人擔心判決會吸引大量新移民湧來香港搶福利,甚至憂慮香港這個細小的地方,無法養活13億內地人,香港政府最終會破產……事隔近11個月,看看最新的數字如何回應上述的指控。自去年裁決日至2014年9月30日,社會福利署總共收到7639宗涉及18歲或以上居港少於7年人士的綜援申請,當中有6696宗獲批。而每日的綜援申請數目,則由去年底裁決後的每工作日170宗,大幅下降至近日每工作日10多宗,這反映出新移民申請綜援數字的增長速度正慢慢下跌。其實,在這6000多宗新增的新移民綜援個案當中,不是全部也是因為去年判決而產生的,因為在判決之前,社署可以行使酌情權向居港少於7年的成年人士批出綜援。例如,在2010至11年度和2011至12年度,酌情獲批的申請數目分別為2193宗及2091宗。因此,單純因為去年判決而新增的新移民綜援個案數目,可能只有大約4000宗。2002年12月,當時新移民仍有權申請綜援,綜援個案總數(包括新移民及永久居民)共有266,571宗,總人數為466,868,而在2014年9月30日,綜援個案總數已下跌至255,535宗,總人數為384,305,是2001年3月以來的新低。2002年12月,領取綜援的新來港人士有69,345名,佔綜援人士總人數14.9%;2014年9月30日,領取綜援的新來港人士只有18,439名,只佔綜援人士總人數4.8%。由於沒有2014年新移民人口的統計數據,我們嘗試用2011年的數據作估算。2011年,內地來港定居未足7年人士的數目為171,322人,由於每日單程證配額不變,假設2014年的數字也差不多。2014年9月,領取綜援的新來港人士有18,439名,粗略估算,即是說有大約10.8%新移民是領取綜援。2014年年中,香港人口為7,234,800人, 而2014年9月的綜援總人數為384,305,即佔香港整體人口5.3%。如果絕大部分新移民都是貪圖綜援的話,那麼在終審法院判決後,新移民申請綜援的數字應該會直線上升。但事實上,相對於2004年之前的數據,新移民綜援數字、新移民佔總綜援人數百分比也不升反跌。反映去年判決對香港政府只構成輕微的影響,打破了部分人士的憂慮。社會救濟出於人道立場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15歲及以上內地來港未足7年人士,有中學或以上教育水平的比例,由2001年佔68%,上升至2011年的85%;達大專教育水平的比例,亦由5.7%上升至16%。新移民家庭月入中位數由2001年的12,050元,上升近兩成至2011年的14,070元。由於現時經濟狀况比SARS當年好,又有法定最低工資保障,再加上新移民的教育水平也有上升趨勢,相信申請綜援的新移民比例將會愈來愈低。綜援只不過是最低層、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安全網」,談不上是什麼「福利」。綜援人士和新移民不應該成為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和政治問題的稻草人,社會救濟是出於人道立場,而新移民都已經是香港居民,對於有經濟困難的部分新移民,有財政能力的香港政府有責任照顧他們。任何人也有機會成為弱勢群體,需要接受社會的幫助,一個照顧弱勢的社會制度,才是一個公義的社會制度。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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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一知:窮人對社會毫無貢獻?

這是今天網上最熱列討論的問題,源於(又係佢條……)梁振英在訪問中一番話。他表示,如果採用公民提名,月收入低於1,800美元(14,040港元)中位數的香港人將主導選舉,行政長官候選人將只關注月收入低於1,800美元的那一半勞動人口。他這番話可以理解為:月入低於萬四,不應有平等選舉權。沒錯,用語言偽術來看,他「絕對沒有說過」,但他的說話絕對有這個效果。這個問題,跟某些人常說「交得越多稅應該越多權利」的權貴,一脈相承。教通識時久不久跟學生討論這個問題,具體來說,可思考兩個問題:1. 窮人是否對社會沒有貢獻?2. 怎樣衡量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本文刻意不談什麼人權、平等等高層次問題,因為香港人愛實際,我就跟大家談實際。一. 有沒有能預知自己交多少稅?交稅越多,越有貢獻,是最不實際的想法。首先,今天交稅多的人,會否有一天事業和生意仆街,變得破產、拿綜援,即要倚賴政府過活呢?又或日捱夜捱,捱出一身病,要倚靠政府醫療系統呢?甚至早夭,被迫終斷了「貢獻」呢?這當然大有可能,金融風暴、科技股泡沫、沙士和金融海嘯,不是造就一些「原來交很多稅突然交很少稅甚至不用交」的人嗎?如果是這樣,這批人憑什麼在富貴時聲稱「我貢獻多所以我應有更多權利」呢?而當這批人不富有時,又是否願意放棄你本來享有的權利,包括選舉權呢?同樣,除了富二代外,今天大部分香港中上階層都自詡「獅子山下精神」的產物,意思就是:我當初很窮,但我憑苦幹創出一番事業。換句話說,今日這群既得利益者未發跡前,是今日梁振英眼中的「廢物」,不配有權利,更不配有借政治選舉爭取福利的權利——連選舉權都沒有,想選幫你脫貧的代表也不可能。簡單而言,即使以收入或稅款來推算貢獻,誰有資格斷定一個人在社會上的貢獻多寡呢?根據香港人引以為傲的獅子山下精神,每一個基層都是潛在的成功人士,是社會潛在的極大貢獻者;以香港過去十多年的金融危機來看,每一個中上階層都是潛在的負家產,是社會潛在的負資產。那麼,政府只按現有收入劃分貢獻者和負累者(姑且政治不正確暫時使用這個字眼),你覺得公允嗎?二. 有常識的政府都希望有向上流動文明社會中,有沒有一個這樣思考的政府:「政府不希望基層將來有更高收入,不希望他們有多交稅的一天,不希望他們在稅收上有所貢獻,我們只要致力維護現在多交稅的人,便是最好的管治了。」又是談實際的時候:不是說好發展知識型經濟嗎?知識型經濟中最重要就是學識,有學識的人自然收入或未來潛在收入更高,換言之就是多交些稅。你叫人不斷去進修,配合經濟轉型,但同時覺得這些進修中的窮人,毫無貢獻,不想給他們權利,是不是思覺失調?一個政府,當然希望越多人有高收入,GDP才會上升,因此為基層提供恰當的福利和權利,是協助他們向上流動,而並不是某些權貴不屑說的「福利養懶人」。三. 你的成就完全因為你努力?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但不充份。例如,你很努力要成為一個商家,一個資本家,但送你到北韓,你會成功嗎?一個人的成功關乎社會環境,包括政治條件、地理因素、基建、教育制度等等。一個政府,理應為弱勢社群提供協助,而這些福利是中上階層沒有的。我們又談實際:中上階層已有很充足的優勢,他們可以為自己和下一代提供更好的上流條件,但基層不能這樣,為了讓他們向上流動,政府自然要為他們提供協助。因為我們在第二點已認定,一個有常識的政府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向上流動,以創造更高的GDP。最近,朋友問我有沒有電腦捐出,原來他學校有一個中五優異生因為家貧,沒有電腦做功課,所以希望有人幫助他。碰巧我公司多了一部舊機,便轉贈予他。這個例子最直接和簡單:他們一家可能都是綜援戶,他們一家按梁振英的說法,都是無貢獻應被剝奪選舉權的人,但他們有一個是優異生,是將來潛在的貢獻者啊。可能有人反駁:那是優異生當然要幫嘛?這也很可笑,優異生可能太明白是非又沒有成人的計算,走去佔中,結果將來找不到好工作(我假設而已);一個成績差劣的學生,將來也可有莫大成就——李嘉誠是穿膠花的,Jamie Oliver有讀寫障礙,但以交稅而言他們今天極有貢獻啊!他們可以有多少福利去向上流動,是要社會討論的。但如果窮人沒有選舉權,議會就沒有可代他們爭取權利和福利的人,政策一面倒傾向商家,他們就沒有條件去創造成就,跨代貧窮就越來越嚴重。四. 貢獻真的用收入來衡量?以上是刻意將貢獻與收入掛勾,來滿足一些「有錢應大晒」的奇人。但事實上,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絕對不是用收入來衡量。很簡單,如果你認為收入萬四以下的人沒有貢獻,那麼他們不如全部拿綜援,他們的工種由萬四以上的人來填補,你願意嗎?雖云職業無分貴賤,但有些工種總是很多人不願做,例如掃街倒垃圾(只是例子不是歧視)——我們又談實際:一個社會總要人來倒垃圾吧?如果基層不做,這個社會不能運作下去,那麼中產來做,好嗎?如果你覺得不好,為什麼你賤視基層,覺得他們沒有貢獻呢?這個道理其實非常顯淺:螺絲一點不值錢,但一部機器可以沒有螺絲嗎?你不感激基層在維護社會運作,還怨他們沒貢獻,對他們呼呼喝喝,還要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嗎?這麼顯淺的道理為什麼會想不通?因為人太易自傲吧!說到梁振英的「14K論」,收入萬四以下有很多是初出茅蘆者,他們因為在工作中能累積經驗和學識,所以雖然薪水不高,但未來卻大多收入可觀。梁振英連這批人的政治權利都可以剝奪,看來他只認為14K對他最有用,13.9K及以下便毫無用處了。五. 談一個不實際的問題:公義講完實際,講一個好唔實際的社會公義問題。一個文明社會,不是一個森林,森林奉行弱肉強食定律,但因為人不是禽獸,所以用制度、法律等去重建一個較不弱肉強食的社會。「收入高但福利少」和「收入少但福利高」,根據「多勞多得」的原則,是不公平的。但照顧弱勢的概念從來不是出於「公平」,而是出於關愛,或者說,用「不公平」的制度去彌補上天的不公平。例如,為殘疾人士興建設施,是用很高的成本去服務很少數的人,既不符成本效益,也不公平——為什麼殘疾人士不和健全人士公平競爭設施?為什麼他們會有公帑興建的特別通道而健全者沒有?原因,不就是出於「有能力幫助弱能者」的公義原則嗎?再談到成本效益,為少數人興建設施,咪好唔抵?但沒有人天生喜歡殘疾,如果事事講求所謂的公平和成本效益,將心比心,如果有一天自己、下一代、親人或朋友等不幸變成殘疾,你又希望自己或他們得不到幫助嗎?最重要是,人活着就有風險,你是無法預知將來。如果,我們把「基層」代入以上討論,你認為他們的政治權利應被剝奪嗎?小結比起梁振英,我蠢太多,至少沒有公司給我五千萬元又唔使我做任何嘢,足證我智不及他。但連我也想到的事,我不認為梁振英會想不到,他一定知道會惹起民憤,挑起更多衝突,但他仍然說,他是想矛盾更大,想更亂嗎?我真係摸不透他的心,權力是會令人變成瘋子!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社會 綜援 社區 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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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彬:事實勝於雄辯——再談談綜援數字

從2004年開始,政府更改了綜援申請人的居港年期資格,由居港滿一年更改成需要在居港滿七年。但終審法院於去年12月17日裁定新來港人士居港一年後有權可申請綜援之後,引起了社會激烈的爭論,不少人擔心判決會吸引大量新移民湧來香港搶福利,甚至憂慮香港這個細小的地方,無法養活十三億內地人,香港政府最終會破產……事隔近九個月,看看最新的數字如何回應上述的指控。筆者嘗試整理自2013年12月17日起至今,政府多次公布的居港少於七年人士申請綜援數字,並製作了一個圖表。自去年裁決日至2014年6月27日(大約六個月多期間),社會福利署總共收到5,567名居港少於七年人士申請綜援,當中暫時有5,250宗獲批。而每日的綜援申請數目,則由去年底裁決後的每日170宗,大幅下降至近月每天20至30宗。這反映出新移民申請綜援的數字的增長速度正慢慢下跌,預料最終大約只有6,000至7,000宗申請。在這些新移民綜援申請個案當中,不是全部也是因為去年判決而產生的,因為判決之前,居港少於七年而未滿十八歲的人士也有權利申請綜援,而社署亦可行使酌情權向居港少於七年的成年人士批出綜援。例如,在2010-11年度和2011-12年度,獲批的申請數目分別為2,193宗及2,091宗。而在去年4月至12月16日(大約八個半月期間)未有裁決前,新移民綜援申請數目有2,374宗,當中1,159宗獲酌情批出綜援。因此,單純因為去年判決而新增的新移民綜援個案數目,必定少於五千多宗。2003年10月,新移民仍有權申請綜援,當時的綜援個案總數(包括新移民及永居民)共有289,511宗,而在2014年6月,綜援個案總數已下跌至257,214宗,是2002年以來的新低。在這十年間,粗略估計應該有幾十萬新移民從內地來港定居,如果他們都為了「享受」綜援而移民來港的話,那麼在終審法院判決後,新移民申請綜援的數字應該會直線上升。但事實上,整體綜援個案數字不升反跌,打破了部分人士的憂慮。再者,根據政府數據,十五歲及以上內地來港未足七年人士,有中學或以上教育水平的比例,由2001年佔68%,上升至2011年的85%;達大專教育水平的比例,亦由5.7%上升至16%。新移民家庭月入中位數由2001年的12,050元,上升兩成至2011年的14,070元。由於現時經濟狀況比沙士當年好,又有法定最低工資保障,再加上新移民的教育水平也有上升趨勢,相信申請綜援的新移民比例將會愈來愈低。(有線新聞近日播出的專題節目,也證實了這一點。在 2001 至 2002 年度,當年居港一年就可以領取綜援,大約七萬名新移民領取,佔總數14.9%;截至2014年至6月,新移民個案只佔 4.6% 。)綜援只不過是最低層、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安全網」,談不上是甚麼「福利」。綜援人士和新移民不應該成為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和政治問題的稻草人,社會救濟是出於人道立場,新移民都已經是香港居民,有財政能力的香港政府有責任照顧他們。任何人也有機會成為弱勢群體,需要接受社會的幫助,一個照顧弱勢的社會制度,才是一個公義的社會制度。 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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