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教育演員

周恩來紀念展覽在香港,有中學老師奉校長令帶領學生參觀,在網絡年代裡,學生站在展品面前,瞄一眼用手機Google出來的豐富材料,正的反的,黑的白的,比展品說明文字詳盡和複雜百倍,忍不住向老師問長問短,為什麼主辦單位「報喜不報憂」。年輕的老師尷尬了,一時語塞,不知道如何回應,整張臉燒得火紅——這是在臉書上看見的老師自述。可憐的老師,搵食艱難,常要以教育之名說違心之話、做違心之事,這樣的一碗飯,吃來可真委屈。可是,沒飯吃,更委屈。兩害取其輕,唯有選擇lesser evil,此乃此城的流行行動抉擇邏輯,不是嗎?但其實這並非太難處理的場面。如果老師夠沉著,大可只是聳肩一笑,對學生打個調皮眼神。一切盡在不言中,你懂的。學生自然收到,不會再為難老師,反正大家都是「交功課」,展出是任務,帶領是任務,參觀是任務,各盡其責,誰都不必認真。網絡年代的真正教育平台早已不在教室,教育重任亦早已脫離了教師之手,學校教育比以前任何一個年代更沉淪為純粹的「競爭比賽」和「制度形式」,也就是,比以前任何一個年代更易流於偽裝,無論老師或學生都心知肚明,常識與知識皆可在網上尋得,不再由課室和課本壟斷。所以,這亦是最悲哀的教育年代。既然知識和常識被解放到課室以外,教師的關鍵責任必然落在兩個層面之上,一是思考推理,二是價值啟蒙,而兩者皆須以人格的integrity作為貫穿基礎,當老師在學生面前長期示範膽怯、猶豫、虛偽、奴性、說謊、專斷,成長中的學生即難再對世界建立任何真誠信任,生活不過是一場演技比併,誰演得好,誰便可以活下去並且活得好。在政治教育任務沒完沒了的時代裡,教育已成演藝事業。老師,也就是「教育演員」罷了。[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PNS_WEB_TC/20180515/s00205/text/152632171110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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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有錯,但請原諒他們

日前閱畢同網胡啟敢兄關於警察集會,教協應負責文章。胡兄論述的,絕對是事實,校規和老師處理事情,確實常有不理想之處,但我比較喜歡尋根究柢,鄙人亦曾執教鞭,思考過後,我希望社會原諒他們。 首先,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問題比想像中複雜,老師沒有法官專業,絕對是事實。一個律師,讀書連實習及各種考試,起碼要七年時間,才能執業。區域法院法官被提名要求是起碼五年執業律師資格,但一般有十年。老師是大學畢業後,讀一年教育文憑便執教鞭。即使訓導有起碼兩三年經驗,但所受訓練完全是兩回事。沒有法官專業公正,是肯定的。 從客觀環境著眼,根據教育局網頁,今天大部分小學已實行小班教學,但魔鬼在細節,根據局方呈交立法會報告,試行級別是小一至小二,至三或四年級,會重回大班。一班四十人,管理秩序,對任何老師都有困難,而且小班試驗,不包括中學,加上教育改革起,老師能放在學生身上時間,變得更少。資源緊拙與現實環境,表現與社會期望有落差,可以想見。不少人指今天大學演講廳仍然過百人而成功,但大學生多數思想較成熟,與青春期反叛的中學生,是兩回事。 從老師心理著眼,有兩項值得求情之處,其一,自功能組別有教育界議席以來,選出議員,皆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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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教,真是唔教?

4月伊始,又是教育界開始Turn Over的時候。筆者從事教育界一年見盡人情冷暖後逃離,想起了一些前塵往事…當請既post同你簽約既post根本唔同的時候:有得教,真是唔教?話說當年筆者仍是大學畢業初出矛蘆的小蕃薯時,獲一間中學以TA (Teaching Assistant) 聘請,當時學校是以某一學科出Ad,而第一輪group interview更是要測試大家就該學科的認識;但及至第二輪individual interview,面試的內容卻是關於B的議題。到最後簽約,校長拿著合約的post,已變成有關B議題的post。作為大學畢業初出矛蘆的小蕃薯的筆者,只敢手都震埋、笑笑口問校長:咦,點解個Title唔同左既?如一貫的老細,校長話:無問題既,你睇下啲條款啦。(溫柔奸笑中)入職後打滾一段時間,就明白點解當初校長要咁做:他一方面想你教該科目,又想你做B議題既野,就當然是要咁出Ad啦。做校長,果然是神仙放屁、非同凡響!當TA變AT的時候:有得教,真是唔教?當時入職,講到明要入班房教大班、教兩科(其中一科我只讀到中五)、要做班主任,實際職務幾近AT(Associate Teacher),而當然校長會一貫地說:拿,其實都是俾你可以攞多d經驗,睇下教書適唔適合你啦…(下刪五百字)。作為大學畢業初出茅蘆的小蕃薯,有人請就已經「”Lur”飯應」,更何況佢講得岩,是真是可以獲得很多寶貴經驗,倒是真的(但人工?當然是TA價)。後來與同事混熟了,就當然知道其實當中是有多麼的不義在:話說本人的職位是某一類Funding位,學校利用該Funding位請TA入班房教大班,是走法律罅的行為,仲要教兩科;你做班主任可以令一位老師唔使做(我無乜聽過其他學校TA要做班主任);而且俾得你果啲班,當然就是大家都唔想教既衰班:成績品行樣樣差、日日鬧人才管到秩序果種。衰班塞俾你,都不是期望你教好他們,只是純粹有個獄卒看守而已。當你有學生成張櫈車埋黎既時候:有得教,真是唔教?話說筆者當時入職的是一間Band 3 男校,自不然如木人巷,學生吸毒、黑社會背景樣樣齊,隨時有警察入黎搵學生果種。學生情緒不穩定是家常便飯,聽過有老師差d被學生成張櫈車埋黎度,好似是避開到(好似係)。學生背景複雜,要不就有一大堆家庭問題、又或者一大堆特殊學習生,五花八門,要乜有乜。當你要求學生抄功課既時候:有得教,真是唔教?面對惡劣環境,如老師們萬眾一心,倒也是好;但奈何校長副校又特別鐘愛於看得見的成績,要求老師做一大堆數據,什麼功課龍虎榜呀、中期成績龍虎榜呀,不少老師日做夜做不是改簿做教材,卻是在與數據和漫無目的的會議連環搏鬥;更甚是要上下學期查全校的簿,老師為要交數,壓力指數爆標,不斷要求學生將功課整靚呀、改正呀…不少學生由於能力太弱,老師(包括我!)都要他們抄人家功課抄得完完整整,就是要讓校長副校極速睇簿時,能夠卑微的整齊一點點。真是諷刺,平時在義正詞嚴要求同學自己做功課的老師,今日卻在要求學生抄好功課?這種教育方向,逼得我無法再待下去了(話說這是一間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呢…)。我做TA都做到隻狗咁,老師就更是不在話下。一眾教育系畢業生,在真正踏進校門前,請好好調節一下你的期望:什麼春風化雨、培育德智體群美、別FF太多了吧。仲有人事鬥爭、學生家長問題、年年cut位、日日改簿改到天昏地暗…我只知道沒有最差、只有更差,差得過這樣的學校還多著呢。老師,只是淪為一份高薪的厭惡性工作而已。有得教,真是唔教?好好諗清楚啦。 教育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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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家長:以終為始

如今校園生活中,「見家長」是教師的常規工作,甚至有時成為一項「高危」任務。特別是年輕教師,入世未深,對人情世故的敏感度不足,就容易在見家長過程中落陷阱、踏地雷,然而本港各大學師訓課程鮮有將「見家長」作為必修的「核心課程」。我們明白,即使修過「見家長」相關理論,技巧方面的掌握最終也只能在職場培訓,在校園的實戰環境中體驗經歷才學懂,才精熟,才能夠得心應手地隨機應變。年輕教師宜多留心資深同事如何跟家長講電話,怎樣面談。倘經驗信心不足,可找多一位同事陪傍,互相提點、支援或包抄補鑊。總結多年經驗,有幾點心得供參考。首要「備課」。會面前要蒐集家長背景的相關資料,學生生活上的特點,例如最近拿了什麼獎項或參加過什麼活動等。然後決定今次會面主題希望有何結論或做法。再估計面談時情况,將會有何種局面或矛盾,從而訂一些基本對策。此所謂「以終為始」。初見面,宜先說明會面的時限。「稍後五時正我要主持一個輔導會議,所以四時五十分左右我要離開了。我們抓緊時間……」因為有些家長很長氣健談,拉扯閒聊般沒完沒了,既浪費時間,又達不到目的。有些家長是情緒不穩想找人傾訴心事。「小明媽媽,距五時開會還剩廿分鐘,我們言歸正傳……」更重要是拿時限做個比較自然的下台階。因為有些會面不容易有即時結論,再糾纏下去也不易解決。「對不起,我要開會了。今天就談到這裡,稍後再約個時間……」(其他各點待續)文:德叔原文載於2016年2月26日《明報》副刊 教育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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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出口的十年

十二月廿日,進師盟舉辦電影「十年」分享會,放映後有導演與觀眾交流的環節。無意劇透,只略作簡介,「十年」由5套短片組成,分別由5位導演以迥異的手法處理,講述虛構的2025年香港。分享會後走到戲院外,潮濕的空氣令人壓得胸口有點屈悶,有觀眾還哭腫了眼。回家的路上,就是思絮紊亂,需要時間理順每天看到的現實是甚麼一回事。回歸18年,甚麼50年不變全是空話,權貴的嘴臉固然令人失望,但身邊一些親朋戚友對社會不公義的反應更令人嘖嘖稱奇、搖頭嘆息。曾經出席舊同學晚飯聚會,位位已是醫生、商界管理層、lT界巨人等等,有車有樓有妻兒,生活幸福快樂。席間討論起香港政制改革,無不說中央不會給香港真普選,爭來也沒用,大家要順從大老闆意思⋯⋯實在看不過眼:「我作為老師,你們作為父母,請問會否跟小孩子講不用知書識禮、做人不用有夢想、不用講究原則,將來只需看老闆臉色做人便可?會不會?大家不會這樣教導孩子,但為何你覺得這樣活着是應份?更何況政府與人民,究竟誰才是老闆?」所有人面面相覷,然後默不作聲埋頭大嚼好幾分鐘。常聽人說「平庸的惡」,其實春秋時孔子已經說:「鄉愿,德之賊也。」(《論語.陽貨第十七》)鄉愿,就是指同流合污以媚於世的態度和行為,孔子認為似德非德,其實亂德,不分青紅皂白,甚至助長別人為惡,所以是可恥的行為。說到左右逢源的老好人,正常的香港人心頭必定浮起某些人的樣貌。作為一位老師,不敢說道德水平特別高,但絕不會對社會的不公義充耳不聞。這條路不易走,當面對每年班房裡每張不同的面孔,堅持為不公義發聲不是甚麼偉大事情,只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有龍應台女士所說的免於恐懼的自由。難道這樣有錯嗎?不能視而不見,不可昧於良心,只不過不想做德之賊而已。誰說必定有十年命,明天已經可能飛來橫禍,十年之後的香港是甚麼世界大家都只能用想像力吧!不過,肯定今天的香港已經不能再敗壞了。大家不要鬆懈,我們要繼續努力!文:陳為建 @進步教師同盟 老師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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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持份者理論

成雙成對之外「持份者」三字,古德明先生認為「意思其實清楚得很」。他說︰「不信,請查英漢字典: hold者,「持」也; stake者,「股份」也; er者,「者」也。」(見2010年05月11日「征服英語」,《蘋果日報》)是不是這樣清晰?看來不是。在通識科,「持份者」的威力就不簡單,幾乎可「用來應付任何情況」。一般而言,大家都會認為持份者就是指在某事件或某政策中的相關聯人士和組群。不過,這用法很闊。我開生日會這件事的持份者是誰?西餅店、我的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和送禮物給我的朋友?日常生活裏,其實我們都不會用「持份者」這一概念來指和某事相關的。哪麼政策呢?為何不說「受影響人士」而是持份者?其實,「持份者」這概念源於商業倫理的討論。如果社會就像一間企業,那麼人們就都好像有「股份」。如果上市公司的「責任」就是要最大化股東的利益,那麼社會的董事政府也就是最大化市民的利益嗎?不,往往我們會說是「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這點牽涉的就是著名的「持股者VS持份者的討論」(The shareholders vs stakeholders debate)。持份者理論就是提出一間企業並不只是純牟利,也不只最大化股東利益。沒有股份,但受影響的人也可以是持份者。所以嚴格來說,持份者理論就是想擺脫「只服侍股東」、「利益最大化」的思維。這點很有趣。這反映持份者模型有一規範的要求,就是管理層/政府要對持份者有特定的責任。但責任是最大化還是平衡,通識科好像沒有處理。教師也相信甚少去討論這些問題。因為考評,教師只能指出持份者之間的矛盾須「成雙成對」 以突出「兩者矛盾」。或者持份者在議題上出現衝突,是因為「價值觀」、「利益」及「期望/需求」上出現差異。也即是流於用一個未經審視的框架去作解釋。但這種解釋是否偏頗或者將某些核心的問題掩埋?教材套有這例子︰教師可以考慮利用近期行政長官或立法會選舉辦法的爭議為例子,引導學生探究提出不同選舉辦法的持份者,他們所持的立場和理據,以及他們的參與行動帶來的影響。光污染:香港有「東方之珠」的美譽,璀璨夜景吸引遊客目光;然而過於明亮的燈光,不僅耗用能源,也帶來光污染。教師可以香港為具體情境,引導學生探究光污染的影響,以及不同持份者在減低光污染方面所擔當的角色。選舉辦法的持份者的「股份」是否可比?比如支持功能組別的少數人是持份者,支持廢除功能組別的大多數人也是持份者,於是就五五波,他們的「利益」都要考慮、「平衡」一番?更重要的問題不是誰製造光污染和他們的責任是什麼嗎?假設我受光污染影響而不能入眠(肯定是「持份者」吧!)問我「不同持份者在減低光污染方面所擔當的角色」有什麼意思?如果我們不想將「持份者」一觀念用作「語言偽術庫」裏的多一件法寶,我們就要弄清楚究竟持份者是一個怎樣的概念,認識背後的理論。持份者理論是以商業角度為軸最近,學生做報告,談到「反水貨」示威,其中的持份者就是反水貨的人和水貨客。這樣做已成了「指定動作」,但是,是否需要引入持份者的概念,引入了又是什麼意思,才是更重要的問題。根據R. Edward Freeman, Jeffrey S. Harrison, Andrew C. Wicks, Bidhan L. Parmar, Simone de Colle 等學者撰寫的Stakeholder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持份者的理論其實是要為資本主義辯護。要辯的,不是說資本主義可以不顧道德,人人做「狼人」。要辯的,恰恰是資本主義可以講道德,賺錢可以和倫理要求結合。「商業決定」必須考慮對誰創作/破壞價值,誰被損害誰又得益。而誰的權利被促成,誰的價值被實現,都是要關注的問題。倫理學與商業結合的意思是,不可只談商業而不談道德。但只談道德也不可!所以,這不只是倫理學家和哲學家的遊戲,談商業倫理必須懂商業,又懂倫理——這是對商業管理者的要求。最重要的原則是責任原則。責任原則指出大部份人在大部份的時間,都希望也的確接受自己行為對他人的影響負責。這點既是描述、也是規範的命題︰做生意應怎樣和可以怎樣做。做生意應該考慮受影響的,但不考慮受影響的人,也做不到生意。一門生意,就是不同團體的關係,都有一定的「股份」(stake)。生意牽涉供應者、顧客、僱員、金融家和社群。生意因此不只是牟利,而是如何在賺錢以外,關注這種關係如何經營。這持份者理論是以商業角度為軸。用這個框架看事情,當然是以「商家」的角度看事情。或許,考慮持份者理論總比掠奪式的資本主義為佳。但通識教育之為通識教育,實在要考慮提供更多的分析框架給學生。另一方面,只說持份者理論,學生可說是全無空間去思考資本主義以外的可能。因為這理論本身就是為資本主義說項的︰資本主義也可以很道德!持份者理論作為未來的想像持份者理論其實是要為資本主義辯護。但資本主義帶來一個極嚴重的問題,那就是貧富極大不均,任何理論家都不能迴避這個問題。持份者理論可以如何回應?政治學者Bruce Ackerman和 Anne Alstott在其著作The Stakeholder Society便是以此為其「探究問題」。和其他持份者理論相似,他們都強調每個組織或團體的成員都有特定的權利和責任。如果整個社會是一個大團體,那我們該有什麼「持份」(stake),責任又是什麼?兩位學者回答這個問題,念茲在茲的,就是不平等的問題。他們關注不是結果的不平等,而是強調「人人都可以成為總統」的機會平等。這當然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意即「唔阻住你咪係機會平等囉」。但我們都知道,因財富、家庭背景和學校環境的差距,每個人「成功」的機會絕不均等。如果還口口聲聲說每個人都是社會的持份者,那當然變成「有一些持份者比其他持份者更平等」的政治修辭了。筆者教了這麼多年通識,仍未遇到學生問我「作為香港的持份者,我有什麼持份?」或「我的持份是否和其他人相同?」也難怪!辨識「有什麼持份者」已花光所有力氣。Ackerman和 Alstott 的建議很有趣。他們的答案是每個21歲的年輕人,都可以有$80,000(當然是美元)去開展他們的人生。這就不會平等和自由對立起來,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去選擇自己的路向,做生意好、讀書好、辦社企也好,悉隨尊便。但是,每個人都有實質的金錢「支持」,而不是空口講白話的說什麼「機會平等」。當然,持份者也有一定的責任,就是將來要交財富稅去支持這基金營運下去。這樣一代、一代,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發展,但又要付上責任。作者們沒有否定資本主義,因為他們認為有「動機」去工作和生產總比吃大鍋飯帶來的效果好。這點我們暫不討論,但我們可以看到持份者的討論可以如何多姿多彩。更重要的是,教師不可能不引導青年人去想像他們的社會應該怎樣,因為未來是他們的,而他們的未來又決定將來的人的喜與樂。或許,這是學習持份者理論一直隱藏的意義。曾瑞明(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教育 通識 通識教育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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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十年,我為何仍不進修?

「持續進修」、「終身學習」成為近年社會的常用語,只要隨便問問身邊同事,不是讀了MA,便是唸了MEd或輔導文憑,有的甚至已有兩個碩士學位。物以罕為貴,在我讀書的年代,如果老師是碩士出身,學生簡直把他們當神拜,現在卻變得十分普通。而這普遍性,卻未能逼使我也參與其中去持續為自己增值,時間更達十年之久。但這並不代表我不思進取,只是因為我對讀書仍有那麼一點浪漫的期待和堅持——讀書應是對學問的一種追求,應讓我們盡情享受這個為自己人生解惑的過程,它不應變成我們生活的負擔或壓力。教師的工作本已沉重,備課上課改薄出卷以至組織課外活動,課餘時間已被擠壓得所剩無幾,更要處理學生的行為問題和成長困惑,應對家長的疑問和投訴,當然包括同事間和校內管理層的種種要求。對剛踏入校園的新手老師來講,這一切猶如一個個巨浪迎面湧來,沒有一、兩年時間去學著站穩腳步,教學熱誠就很容易被沖垮,工作也會難以應付裕如,更別說對教學質素的保證。所以在剛出道的頭兩、三年,我決定以時間換取空間。選擇積極地累積經驗去改善自己的教學。我很難想像每天放學後,一個剛踏回教員室、累得只能坐在座位上發呆的教師,怎可能仍有精力拖著疲憊的身軀、長途跋涉跑到大學教室上課?如此讀書,對老師來說並非是享受,只會成為負擔。這麼多年以來,我們一直追求希望學生能「愉快學習」,口號喊得響亮,不只學生沒法快樂,大勢對老師要持續進修的要求和壓力,更連老師也不能「愉快學習」。教改推行二十年,前線教師是改革的其中一個主要對象。教育當局為確保教師「專業」,除了推出曾經惹來教師隊伍強烈反彈的基準試,亦於2003年提出所有教師,包括校長,都必需在每三年的周期之內,參與不少於150小時的持續專業發展活動。既然要參與那些及後發現並不太專業的「專業發展活動」,倒不如乾脆唸個碩士學位,一舉兩得,既有學位資歷,又能滿足當局要求。此外,也有不少老師由於羊群效應而選擇進修。只要隨意瀏覽學校網頁,總能找到有關教師隊伍的資歷量表:老師是本科還是碩士、博士的百分比等數據都一目了然,而近年擁有碩士資歷的比例,在各間學校都越來越多。在這樣的氛圍下,促使一些本來無意讀書、進修的同事,也為順應大勢而勉為其難;當然也有人純粹是為升職籌謀打算。有時看見正在進修的同事,要擠出午飯、空堂時間去追趕大學功課,但始終時間有限,結果教學和讀書難以兼顧平衡。如此,進修對不少老師來說成了苦差。曾經好奇地去問同事,進修所學的是否對教學有幫助,或是對自己有所啟迪?十之八九,都說「唔知有乜用」,不少更說其實是隨便選了一個自己完全陌生的課程,只求拿到offer,讀後發現完全「唔啱自己」,唯有硬著頭皮完成,以求獲取一份資歷。以此心態進修,到底對誰有利?如今人過三十,有了自己家庭,作為母親,我本應毫無保留地把那僅有在家的數小時,留給最需要陪伴的子女。我抽出時間處理學生的成長困惑,但如果因忙於進修而忽略自己子女的成長需要,又如何能說得過去?有次和校內一位工友閒談時,令我感到簡直不能相信這世界有人會喜歡「返工」。這校工不是喜歡學校的工作,而是他回想以前八十年代在工廠做foreman的風光日子。「以前老板總會定期為工廠員工舉辦聯誼活動,請我們本地一日遊,然後一齊食飯。從前到了星期五大家便好雀躍,因為可以傾下下次去哪裏玩」他說。教書十年,我從沒見過一位老師有哪天會興致勃勃地上學,然後心滿意足地放學。這位校工感嘆道:「現在的人沒有我們以前那麼開心,工作壓力越來越大,你們老師放了學已累透了,還要進修,誰又會開心呢?還怎麼去教書?」 或許我們不應忽略,學生愉快學習的基礎和前提,應該是老師能愉快地教學。文:大雄,通識教師,雖十年未有進修,但現正學習太極,以此為自己的生活增值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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