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硬銷一地兩檢隨時翻船

林鄭月娥曾經表示,她的政府將以「聆聽、關心、行動」達至以人為本的施政目標。問題是「聆聽」和「聽到」是兩回事,英文所謂「listen but not hear 」。 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引起關注,林鄭表示不應將事件政治化和妖魔化,又批評若干反對一地兩檢的觀點極端甚至荒謬。這樣說本來只是講出事實:不管是「割地賣港」論,還是「港人被拉進西九站遭內地法律整治」說,都是不值得認真看待和嚴肅討論的危言聳聽和無稽之談。 值得認真看待和嚴肅討論的是滋生危言聳聽和無稽之談,甚或給予它們一定可信性的社會焦慮和集體恐懼。這是特區政府向香港人「銷售」一地兩檢的最大挑戰,不是擺出一副鄙夷不屑和難以置信的樣子就可以令市民釋懷。無疑今日泛民作為反對派在立法會的勢力已大不如前,以壹傳媒為首的反政府媒體的影響力也今非昔比;但瀰漫社會的恐共和反大陸化情緒不是反對派虛構出來的。政府若然過分自信地「硬銷」一地兩檢,隨時陰溝裏翻船。 10年前,時任特首曾蔭權建議興建廣深港高鐵,他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個創造大量就業、志在與高速發展的大陸經濟進一步融合的基建工程,會變成動員「80後」上街、凝聚各方反政府力量的「鼓吹性議題」(ga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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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日常城市主義

「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這激盪人心的句子,在近日不斷被人提出來,似乎這樣把事實拋出來,便什麼問題也不用解決,只需等待革命的來臨,所有矛盾都能夠迎刃而解。為什麼這些講法越來越得人心,這是一眾官員權貴應該回答的問題;但作為在公民社會耕耘的有心之士,則不宜如斯輕忽視之,在輕言革命之前,應先想想如何回應當下的「自主」思潮,「自主」的涵意為何;假如「自主」是值得追求的願景,我們又該透過什麼辦法,來達致「自主」。要談「自主」,是因為香港人在眾多層面上,都受到程度不一的控制、掣肘和剝奪:在政治權利的層面上,不但未能普選行政長官,甚至連立法會地區直選也要篩走「不合意」的候選人;在生活空間的層面,小舖逐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連綿不斷的金舖化妝品連鎖店;在土地規劃的層面,我們眼睜睜看著現存的城規制度如何成為政府盲目發展的橡皮圖章,失去利東街、菜園村以及未來的新界東北及大嶼山;我們甚至守不住曾經引以為傲的郊野公園與綠化帶,推土式的發展思維需要的是移山填海的鐵血意志,於是我們換來的是三跑、爛尾高鐵與宛如癌細胞般不斷擴展的棕土;連呼吸的空氣、游刃的海洋、耕種的農地,也變得日益污染,假日想找一個休憩之地,也變得越來越奢侈。「自主」,始於當下的改變。我們其實並不需要革命;我們需要的,是真正立足於社會的變革,一種能改變香港城市發展格局的新視野,而無可避免地,這種力量只能發韌於民間。戰場其實無處不在,沒有硝煙的陣地戰,發生在大家生活的社區、每天使用的公共空間、返工的搭車方式、以至是種種共享經濟的嘗試。關鍵在於連結,在於進行這些實驗的人,明白自己是在對抗某種大論述與資本邏輯——以社群主義對抗新自由主義;以民間智慧對應偽專業;以參與開放應付封閉自守;以草根群眾為本,連結小資產階級以建立真正的在地本土文化。我借用凱爾博(Kelbaugh Douglas)「日常城市主義」(Everyday Urbanism)的講法,來闡述如何推動香港城市發展格局的變革。面對現時城市規劃零碎而專斷的局面,我們未能即時尋求系統性的改變,但卻可以種種即興的、非正式的、由下而上的城市遊擊的方法,透過扭轉各種空間的使用權限,例如支援各種草根群眾改造居住空間的嘗試,採取自主自發的方式在行人道、馬路或者停車場舉辦各種有即興意味的表演和活動,改變市民日常生活場景賴以運作的潛規則。相對於強調專業標準規劃的「新城市主義」,「日常城市主義」了解到日常在變革之中慢慢累積能量的潛力,更著重自發的發展模式中,一般人如何能夠更自主地參與並推動改變。近年在香港此起彼落與改造公共空間相關的種種活動,以藝術創造、庶民經濟、草根活動等方式介入街道的種種嘗試,都可歸類為轉化香港既有發展邏輯的「日常城市主義」。一旦民間一改對生活空間習以為常的態度,便會質疑壟斷城市發展背後的邏輯,例如發展必須透過專業人士由上而下規劃,透過移山填海興建更多的新市鎮,對於這些發展鄉郊以擴張城市的思維,自然會更有抵禦力。我們需要更有智慧地界定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城市,修訂與累積城市該怎樣發展的論述資源,提出更具體而又能回應時代的綱領。城市需要提出承載力的概念,就如同地球也有承載力的概念一樣,我們必須了解到城市中經濟、社會、環境與政治間的相互關聯,在全球的層面下,找到一條由地方和國家構成的永續發展路徑。地球限度的概念主張,人類必須由氣候變遷、海洋酸化、平流層臭氧消耗、氮磷循環、淡水使用、土地用途變更、生物多樣性、大氣污染物負載及化學污染等向度建立人類安全生活區的上限(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同理,在城市的層面,我們也需要界定香港承載力的概念,重新界定智慧城市中「smart」的定義,由強調科技上的「smart」,到生態永續的「ecologically smart」。除減低城市的能源與天然資源消耗,兼顧生態保育之外,我們更應該建立多方面的自主以回應承載力的挑戰,包括社區自主、農業自主、規劃自主和經濟自主。在社區自主的層面,城市應該要以小型社區為中心,透過內部生產、消費和創造就業機會,減少對外來能源和食物的依賴;要達致農業自主,我們需要建立城市自身的水資源管理系統、市民耕種技術的掌握與制約棕地的無限制擴張;規劃自主是城市是否能有機運作的命脈所在,目前既然未能全盤改革,就不如透過活用各式各樣的邊緣化空間、閒置地域與城鄉夾縫,實踐社區與農業實驗;只有社區自主、農業自主與規劃自主能夠扎根,由小型社區組成的城市才能夠達致某水平的自給自足,促進居民間的互相合作,重新建立社區生活的多元性和凝聚力,建立本土優勢產業,才能在產業越趨單一化的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替補以進口為主的經濟模式,達致一定程度的經濟自主。以上提及的「四大自主」綱領,都不能單靠「革命」促成。要改變「獨裁」,我們需要更深層次的變革,就由改變日常做起。延伸閱讀:1. 更多有關三種城市主義的比較,請參考Kelbaugh, Douglas. “Toward an integrated paradigm: Further thoughts on the three urbanisms.” Places 19.2 (2007).2. 有關地球限度的概念,可參Rockström, Johan, et al.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 461.7263 (2009): 472-475.3. 有關更多智慧城市與生態城市的比較,以及「替補進口」概念的討論,可參考鄒祟銘、韓江雪著,《僭建都市─從城鄉規劃到社區更新》圖: 地球限度 – adopted from Rockström, Johan, et al. 發展 城市 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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