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惜姿:青少年精神健康

正在看陳國齡醫生的新書《揭開神秘的面紗——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個案實錄》,陳醫生是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主管。此書介紹不同精神病的病徵,特別是詳述青少年患病時的狀况,對了解這課題頗有幫助。精神病人經常被標籤,其實精神病是統稱,個別病名大家一點不陌生,如過度活躍、抑鬱、自閉、焦慮、進食失調症等。陳醫生寫的,是醫院裏病人的真實故事。名字是化名,發病、求醫、斷症、診治過程卻是真的。種種精神病裏,以抑鬱症最叫我擔心。研究顯示,九成自殺案例與精神病有關,其中大部分是抑鬱症。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向教育局提交的報告顯示,2013至2015三個學年的自殺個案中,只有兩成人曾接受精神科服務。若能及早識別抑鬱症患者,可能會救回更多性命。有時候初中生不肯上學,家長無法接受,一味怪責子女,誰知學生可能已患上抑鬱,情緒低落得無法上學,連早上起牀刷牙洗臉都力不從心。若家長對抑鬱症有粗略認識,便能及時帶子女求醫,對症下藥。經過兩年前接連有學生自殺,大家對青少年精神健康都不敢再掉以輕心。陳醫生建議,將精神健康教育納入中小學正規課程中,由認識情緒開始,繼而教導學生各種精神病的病徵及治療方法,鼓勵學生有需要時勇於求助。[陳惜姿]PNS_WEB_TC/20180625/s00196/text/152986483123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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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美姿:自殺的夏蟬

曾經有一位跟我同窗七年的同學,考上大學醫學院之後,某一天推窗、跳樓、身亡。那時距離facebook推出巿場,還差了一兩年,報館編制應該未有即時新聞team,《蘋果》已發展了網上新聞,但點擊率我估非常低。消息在午後流傳舊友之間,我們不能置信,愕然和傷心。朋友T是亡者的好朋友,她打電話給我,問我可否到一個屋村公園見面。去到小山上的公園時,日照已到了尾聲,我和她爬上一塊大石頭,並肩坐着,陷入了最深的寂靜裏,讓我一度以為我們都死了。最後得返回人世,是入黑之後。眼前廣廈萬千,傳出來騷動的氣息,包括屋邨聽慣不怪的打仔聲、TVB片頭的主題曲音樂,以及撒滾油起鑊的啪啪聲。花上最大力量,我們才能抖抖身子站起來,清醒而恐懼地、等待翌日報紙對新聞的發落。以前只有傳媒具傳播的能力,所以出現了海量式關於傳媒道德的探討和反思。上新聞系的課,採訪技巧和道德的傳授,是兩位一體,道德覺醒是言論自由的暮鼓晨鐘。如今不過十幾年之間,已毋須向政府註冊才責成傳媒,每人都具備了傳播的能力,惟不是每人知道夜晚要打鼓、清晨要敲鐘,始能拭拂作為傳播者的眼界。副局長的兒子墮樓身亡,網上言論大鳴大放,很多留言不堪入目。消息在下午一時多獲得證實後,便在網絡迅速發酵,去到夜晚,事件的關鍵字已不是抑鬱、自殺和青年,而淪為了一個用上「報應」字眼的發泄爛場。我不由得想起那位同窗七年的同學,她的花名叫蟬,離開時是初夏。出殯那天靈堂來了上百人,但我的眼睛離不開跟她的父母和嫲嫲。我以為人死了就要悼念,但原來心有所動,也非必然。[鄭美姿]PNS_WEB_TC/20170909/s00314/text/150489318991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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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日記——從《謎情日記》看記憶和生死

電影《謎情日記》,是印度導演Ritesh Batra,伙拍英國老牌演員Jim Broadbent的作品。內容講述退休的獨居老人Tony Webster在倫敦經營一間相機店。有天,從信中得知讀書時期的好友Adrian Finn,自殺後留下一本日記。這日記輾轉到了Webster前女友母親Mrs Ford手上,收藏了數十年。直至Mrs Ford死後,遺囑上指明把日記留給Webster,才讓他逐步尋索往事,慢慢發現自己記憶的殘缺不存。 一切從日記說起 電影的中文譯名為《謎情日記》,顯然是把焦點放在日記上。這本Finn留下的日記,確實是推進劇情的重要線索,而且日記所承載的意義,比想像中還要豐富。且比起原著小說,電影更重視這本日記。因此跟小說的順敘敘事不同,電影以倒敘方式,先從已退休的Webster收到來自Mrs Ford遺囑執行律師的信件,得知這本日記的存在開始。然後,穿插回憶和現實,Webster才開始找回前女友Veronica,慢慢拼回過去的記憶。相反,在小說中,前半部分都在描述年輕時的Webster,在求學時期跟Finn和Veronica的經歷。因此,讀者一直不知道有本Finn的日記,更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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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網上輿論及趙雲文章

我在社交媒體的經驗,只限於玩玩facebook,沒有跟進網絡討論。世侄女話,你近期被網友鬧得「好甘吓」。「有幾甘呀?!」「自殺嗰篇,你話自己係過來人,而家好番,叫人唔好睇唔開,你咁寫,都幾乞人憎!」我的確係咁諗,但單單叫唔開心嘅人開心啲,又真係幾惡頂。世侄女話:「識你嘅,當然知道你唔係咁。」在情緒不好的低沉階段,不能自拔,你叫我開心啲,喂!大佬!我都唔知點解會咁sad……這兩年,學到最深刻的功課,就係與面對困難的朋友同行,唔使講嘢,喺隔籬陪吓佢,就係咁。我喺其他文章都有寫過吓,不過從個黑洞爬咗出嚟,開心得滯,就衝動咗少少,寫咗嗰篇嘢。世侄女竟然用長輩語氣,告誡小弟:「你下次寫自殺咁敏感嘅嘢,唔該想清楚先寫啦!」 佢仲話,有另外一篇〈香港遺民〉,都好多人唔滿意。呢篇我反為知道,因為有篇刊在《明報》給我的信,我看了,作者趙兄心情起伏,我想回應一下,點知世侄女話:「你回應,係咪為咗自己,defend一下?」我話唔係。「咁你就收聲啦,無謂再講。」但係文章一開頭,就「馬傑偉教授……」唔回覆好似好冇禮貌。趙兄指香港精神,被我們戰後的一代,說成是值得懷緬的時代,其實也有劣根,種下今天拜金走精面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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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報告

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在11月7日發表了最終報告,以回應在上一學年學童自殺的情况,特別是在3至4月間的連環自殺事件。報告分析了自殺的出現率、走勢、個案的特徵,以及危險因素和就精神健康、學校、家庭與媒體上作出一些建議,彌補現有機制的不足。筆者以一前線臨牀醫護人員,以及社會科學家的角度,點列幾個回應,祈能拋磚引玉,令去年自殺學童的離世所敲響的警號,不致被社會的無動於中所埋沒遺忘。走勢分析 捨近圖遠在分析自殺走勢時,報告用了過去30年小學生的個案數字,從1990年的37宗到2011年至今的4宗(第10頁2.9段),以論證及總結「過去30年中、小學生的自殺數字持續下降」。但在同一章的表1中(第12頁),卻清楚列出中小學生自殺數字由2013/14學年的10宗、2014/15學年的9宗,飈升至2015/16學年的19宗,以年度計升幅達111.1%(包括大專院校生的升幅為73.7%)。報告並不是學術文章,但就算以一般常理計,單以宗數而不考慮30年來學生人數的下降,亦不難指出本年的明顯升幅,實在很難明白當中的推論過程。此其一。危機因素 避重就輕報告引用世界衛生組織(2014年)的自殺分析框架,發現在38個自殺個案中,有58%學生有上學相關適應問題(如轉校、留級、缺課;第20頁2.34段),有52.6%涉及家庭相關適應問題(第20至21頁2.35段)。特別的是,根據相同的框架作出分析,報告一方面說鑑於個案同時有多種適應問題,認為「教育系統所造成的學習壓力與學生自殺之間,並無明顯和直接關連」(第34頁3.24段);在同一章中,卻指出「家庭是學生心理健康的核心元素」(第39頁3.43段)。當中的取捨原則實在令人費解。此其二。隨機比較 粗疏驗證報告提及傳媒或因煽情手法或廣泛報道與自殺潮有關,並認為5月至8月的自殺身亡個案比1月至4月驟減,與各界促請媒體注意有關(第14至15頁2.21段)。筆者思前想後,也很難明白如何將兩段不同的時間相比,尤其7月至8月為學年結束放假時間。如真要客觀一點去比,至少也要參考一下過往的同期自殺率,才不致下此粗疏之論。此其三。系統問題 錯誤歸因在分析的38個中小學生個案中,有近半數(42%)已曾接受不同方式的輔導或醫療服務,但只有18%被識別為有某種精神病。報告引一份2006年香港的心理剖析研究,指出本地輕生者患有某種精神病高達80.1%,並以此百分比之差距印證高危學生的識別工作不足,建議加強老師識別培訓云云。首先我們要先了解在引用的文獻中,15至24歲只佔約10%。固然,我們可以假定自殺組別的中小學生精神病比率與成人相若,但是也不能排除青少年自殺除精神病外,有其特別的環境或個人因素(如分手、被孤立,以至一時衝動等)。以挪威的一個心理剖析研究為例(Freuchen et al, 2012),在84名11至15歲自殺的年輕人中,只有20%患有精神病,抑鬱症者只有10%。該研究的作者雖然亦提出有其他研究曾發現更高的發病率,但同時他們指出在青少年中,與人衝突(59%)、經歷失去(50%)及衝動(14%)等是值得注意的因素。可惜的是,在本報告中多以成人的理論套在青少年人的個案去比較分析。再者,自殺個案中只有13%學生的成績屬於未如理想,顯示大部分學生並非因為成績稍遜,反而可能是學業壓力本身是一普遍危機因素。可惜報告在先否定系統因素後,並未有再着墨於這明顯的可能性,令接後的提議也只限於成立檢討委員會或加強升學支援等。此其四。加強培訓 或適得其反報告中輕輕提及老師的工作量及密集的課程可能是與學生建立深入關係的主要障礙(第28頁3.11段)。但在具體建議中,不論在普及性、選擇性以及針對性層面,也沒有任何一項加強對教師的支援或減少其工作量,只有更多的培訓及將之成為「自殺守門人」,或多或少會令師生相處的時間更捉襟見肘,有本末倒置之嫌。此其五。政府及教育當局在處理學童自殺及自殺潮時的回應,相信大家仍歷歷在目。除了在最初滿有信心地宣布已有機制處理,到自殺潮後在沒有額外資源下加派教育心理學家到校作講座、成立負責這個報告的委員會外,鮮有清晰的立場及願景。當局到何年才會考慮以「學生零自殺」為目標,真正對症下藥去了解及關心學生與教師的成長及心理需要?委員會在近百的個案中,只能找出30多人有比較整全的數據去分析,政府是否有責任在未來中央數據的蒐集上,盡點統籌之力?在自殺潮出現的時候,會成立應變中心嗎?社會上對於教學的畸形心態、家長的集體恐慌、大眾對成績的定型,以及形形色色的考核公開試、如雨後春筍的補習社,就算沒有這個報告,難道大家不知道其存在?教師只能忙於開會、製作有利視學評估的教案、帶作業回家批改,難道大家從未聽聞?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要花錢在燈箱賣廣告告訴大家兒童每天需要玩耍一小時的時候,我們還要硬說自殺的學童都只是未及治療的精神病患嗎?文:張正剛、鍾國恒、李耀基、陳鳳英作者張正剛是香港及英國註冊臨牀心理學家,鍾國恒是精神科專科醫生,李耀基是精神科專科醫生,陳鳳英是兒科專科醫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4日) 自殺 防止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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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生,你的「生涯」又有多少在規劃之中呢?

吳生説大學生壓力成因,其中一個是沒做好「生涯規劃教育」(Life Planning) 。他當年搬米時,每個月讀三十本書時,讀社工時,有無想過自己會做銀行,又做人力資源,轉下轉下就做局長?他的「生涯」又有多少在規劃之中呢?上了年紀、真有「活」過的人都心知肚明,年輕時的「生涯規劃」多是得啖笑,現實是,生涯,大部份時候都不到你規劃的。除專科外,大部份人讀的和做的沒直接關係,讀書也從不是、也不應只為了就業。有多少人年輕時真有規劃呢?為什麼現在硬要年輕人規劃?規劃真的可以、真的必要嗎?Life Planning 本來不是壞事,最不幸是背後扭曲的價值,成長就是摸索,變幻原是永恆,世界在變自己在變,當下更甚,為什麼總要年輕人早早便要決定一切,把一切等值,讀書就是為了就業,就業就是人生,令到社會這樣看年輕人的價值,年輕人也被迫這樣看自身的價值。我們可否都寬心點,不要一早要把Life Planning 壓在年輕人,甚至小朋友上。大家可否返璞歸真,不要只講因和果,效率和成效,不要只在乎贏在射精前?只有我們願意放棄這種價值,年輕人才可從我們身上看到讀書是修身,不是修業,也只有這樣我們才會真正let go,真正給年輕人自由和時間,讓他們從經歷和追尋中,看到高的天,厚的地,找到更恆久的志趣,對體會人生和成長的不可知更深刻,看問題時也自會明白海闊天空,當理想破滅,希望落空時也自能堅毅面對。我小時曾經認真想過自殺的方法,後來放棄,是知道媽媽沒因為我讀書差放棄我,即使家中捉襟見肘,還找個補習老師幫我一把,補習老師第一天來,便說我寫的中文其實不錯,就是她倆,我才從不斷的挫敗中重新站起來。年輕人輕生總有各自的原因,但能把他們從懸崖邊拉回來,從來都是身邊人的愛和關心,讓年輕人看到希望和自身價值,這是我深信不疑的。 青年 自殺 吳克儉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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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自殺 可能嗎?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最近舉行了一場關於國際間正提倡的「零自殺宣言」(Zero Suicide)講座,講者是來自美國RI International的行政總裁David Covington。「零自殺宣言」的目標是在健康及行為健康相關的體系內預防自殺,保障服務使用者的安全,以達至零自殺個案的目標。當然,我們不禁會問:「零自殺,可能嗎?」未必能改變其他人 至少可先改變我們態度講座的內容,正正是希望打破我們對自殺問題的固有態度。到底我們相信「自殺是無可避免的」,還是「自殺是可以預防的」?若我們相信自殺是必然會發生的,那我們便失去對防止自殺的動力,亦察覺不到自己在防止自殺上所擁有的能力;若我們相信自殺是可預防的,我們便應盡一切的努力及資源去防止自殺事件發生,以及從每一次的自殺事件當中查找不足。在本港,建造業議會及道路安全議會都分別提倡「地盤零意外」及「路上零意外」的願景,並採取可行的安全措施,投放資源,培訓和宣傳去實現這個目標。為何我們不能夠有一個「零自殺個案」的願景?我們都知道,保障地盤安全及道路安全並不單是政府或個別業界人士的責任,所有地盤從業員及道路使用者都有責任去注意安全,配備及使用安全措施,提升安全意識,防止意外發生。當有意外發生時,工地都需要停工,檢視安全措施,包括是否有人為的錯失和系統的問題,盡量減少意外再發生。另一方面,也提供清楚的統計人數作為監管和檢查的作用(surveillance and monitoring)。自殺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涉及個人、心理、環境等多因素影響。我們未必能夠改變其他人的經歷及處境,但至少我們可以先改變我們對自殺問題的態度,接受自己對預防自殺應負起責任,敢於承擔(ownership),並願意在自己的能力及範圍內進行預防自殺的工作,展示領導能力(leadership)。香港的自殺個案的調查都採用英國式的死因庭研究,死因庭都會根據警方及其他方面所提供的資料進行死因調查研究,希望透過研究防止類似的事情發生。近年來,本中心也應死因庭的要求,為了防止氣體自殺在社區不斷發生,已聯同不同政府部門作出有效的干預。這都是大家希望多行一步,不接受這些個案是無可避免(inevitable)的反應。學校領導層角色非常重要就本中心在學校的工作經驗而言,會參與我們的心理健康計劃的學校,很多時都是因為有十分關注學生心理健康的校長及老師,所以他們會願意撥出時間與我們合作,包括安排課時給我們的課程、調動有心的老師參與培訓並積極參與各類型的活動,甚至乎主動參與計劃以外的訓練課程,提升自己對學生心理健康的知識,再思考如何將學到的知識及技巧帶回學校給其他學生及老師。這顯示出學校領導層的角色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會制訂學校的教育方向及目標,再作出適當的措施及人手安排以實現那些目標,所以他們所關注的地方是什麼,會影響學校整體的策略及各持份者。就算學校管理層有心提供一個正面及健康的學習環境給學生,負責推行的老師明白及認同嗎?曾經也有老師問過我們:推行這些心理健康課程對防止自殺有什麼幫助?其實心理健康問題與自殺息息相關。若學生學懂了情緒管理、有效的解難及溝通技巧等知識,他們能維持自己的心理健康及與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就算有困難都知道如何積極面對。這都是預防自殺的「安全措施」。給社會一個願景或許一般人都有這個感覺:防止自殺與我有什麼關係?而我可以做什麼?今年三四月份,發生不少學生自殺事件,社會各界都深表關注,亦期望可以出一分力。其實這一份關注十分重要,默默地產生預防的功用,每人都多行了一步,扭轉了當時不斷擴大的情况。這正回應了上述提及的每個人都有責任去保障自己及別人的安全,單靠個別人士的努力並不足以實現。現在有不少學校已主動改善功課情况,從一些學習系統中減輕學生的壓力。所以我們不單止要提倡學生正面思維,更需要在系統中倡議和實踐愉快學習。「零自殺」的目標,給了社會一個願景。政府和社會相關人士若能作出承擔和有效的領導,願意行前一步去認識這個課題,當有自殺問題發生時,或許不同的群體都會要求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關注,這都可以理解,但如果社會仍視自殺是不可避免的時候,我們會錯失一些機會去防止悲劇發生。Ownership and leadership就是要求有承擔和有領導的表現。如果每個人都可以用這種態度面對和處理自殺問題,同時關顧自己及別人的心理健康,盡自己的責任建立一個健康、安全及關愛的社會,我們將可以共同邁向「零自殺」的目標。Zero Suicide的網站詳細列出了7項重要的元素在健康及行為健康相關的體系內防止自殺,首兩項便是機構領導層的承擔及員工培訓。有關Zero Suicide的資料,可瀏覽zerosuicide.sprc.org。文:黎淑怡、葉兆輝作者黎淑怡是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項目主任,葉兆輝是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30日) 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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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鏗鏘集 – 重生》的觀後感

「學生要休整,老師及家長,乃至整個成年人意見為主軸的社會又何嘗不需要休整?」這是我接受節目訪問後,得到最大的啟示/領悟。我們知道現今的學生充滿壓力,也知道某程度上自己其實是同謀共犯──我們總想為年輕人提供最好的,卻往往忘記:最好加最好往往變成過大力度。更何況,我們的所謂最好,往往出現自相矛盾的成分——「求學不是求分數,但合格也不是這麼困難吧!」「不一定要進大學,但至少要有競爭力,必要到外國唸書吧!」表面上,上述的說法無從置喙,但從人的情感角度思量,你會不禁提出很多疑問,而更重要的是,這不單純是反叛期青少年才會出現的負面情緒反應。試想像一下,如果老闆跟我們講類似上述的話,「返工也不一定要跑數,但有增長也不是這麼困難吧!」我們會有什麼反應?當然,我們成年人都明白,因為我們曾經都經歷過這些痛苦。我們走過的寃枉路、分岔路太多,因此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後裔能夠避免重蹈覆轍!問題是,難道我們把一切都安排好,他們的人生就不會再「卡關」?相信大家都知道怪獸家長及直升機家長對年輕人成長的遺害,可惜的是,我們都在知識型社會中掙扎求存,深明當中競爭之激烈及冷酷!於是,我們一邊咒罵那無情的文化及制度,一邊卻要力保我們的下一代可以在遊戲中順利勝出。事實上,當起跑線的線被人不停推前,家長及老師早已喪失了主動權,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大家只好隨波逐流。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即使我們都願意隨波逐流,彼岸又在何方?花光心力進了大學,問題是否馬上解決?目前年輕人的失望乃至絕望,正是源於他們對美好未來失去應有的希望和想像。與此同時,卻仍有不少論者認為,問題是基於青少年自身抗疫力不足,他們甚至將今天的年輕人與數十年前的戰後年輕一代相比,認定今日的少年人未能繼承獅子山下的優良精神云云。這種說法,也許有一定道理,可惜的是,他們的說法之所以無法取得年輕人的共鳴,正因為受通識教育的新一代,早已認識馬斯洛等專家的理論,明白人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心理需要。於是,擁抱傳統獅子山精神的前輩,被解讀成欠缺同理心,甚至被指「離地」。結果,傳統的代溝問題漸漸演變成近年愈演愈烈的世代之爭,加上社交網路產生的回音壁現象,對話和溝通已失去原有的功能。更慘烈的是,本應最有責任和能力打破僵局的政府當局,卻一直沒有回應青年政策匱乏的問題。結果,問題只能永恆的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層次。身為前線教育工作者,我們當然明白休整對年青人的好處。我們甚至認為,一年只安排一天休整日只是杯水車薪,最理想的處理可能是每月甚至每周,有時間讓同學反思及整理整個時段的所學或所得。但值得我們思索的是,除了學生,老師、家長,乃至官員,又是否真的更有需要定期放慢腳步,並借休整日的良機,好好回溯自己的工作?延伸閱讀:周子恩:珍惜生命,讓師生都休整一天吧!周子恩:學校休整日活動舉隅原文載於香港電台「通識網」 青年 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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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官大人和兇手

剛過去的六月第三個星期再有三位學生輕生,這個學年應該已經累計有三十幾位學童輕生了。究竟一個十來歲的人為甚麼要輕生?四十歲過後的人每天醒來都慨嘆又是跟昨天差不多沒有甚麼選擇的新一天,而十來二十歲的人可以每天醒來驚訝又是充滿可能性和無盡選擇的新一天,這就是青春之所以無敵了!學童輕生,按常理一點也不尋常。而這個學童輕生的數目突然在這個學年大幅飇升,更是令人擔心。去年十月,已經有四至五位學童輕生,那時已經有人提出關注。直至2016年三月初,學童輕生數字已達一星期四宗,累計達廿多宗,幾近失控。在各界施壓下,三月三十日政府成立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由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學校、家長、青年、學生代表、包括醫護界、社福界專業人士及不同政府政策局及部門的官員。當時教育局計劃半年後出報告,新聞界追問下才承諾三個月後會出中期報告。教育局亦即時對每間學校的家長教師會發放港幣5000元,讓學校可按校情舉辦活動給不同持分者,也會有教育心理學家到校作處理學童心理健康危機的講座。港幣5000元究竟可以做甚麼?一個比較好的講者一節可以用上4000元,學校花了錢還要寫報告給教育局。官大人可能盡其責任以免公帑亂花,但面對危機未免令人覺得連杯水車薪也要斤斤計較。至於教育心理學家到校,短短半小時只是說如何識別和處理高危學生。要對症下藥,應該在教育專業以外增加其他專業的服務,小學並沒有一校一社工措施,中學社工也不是一週五天在校,一位教育心理學家要服務七間學校,改善目標也不過是一位教育心理學家服務四間學校。若果有需要轉介學生尋求醫療服務,某些區域的公營醫療服務需要等上兩年,對於發育中的學童,心理健康若不即時得到支援和介入,可能影響一世,莫說賠上一生。最重要還得看數字,這些措施對症下藥嗎?有效嗎?「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主席葉兆輝先生曾經強調學生自殺數字比世界其他地區少,這句看似客觀分析的說話令人倒抽一口凉氣。學童輕生一個都嫌多,單是六月第三個星期已經三個個案,有誰可以凉薄地標示措施效果「令人滿意」?那麼,委員會的中期報告呢?相信很多有心人心急如焚,希望盡快有個初稿讓大家參與討論如何應對危機,還學童身心靈的健康發展。可惜,中期報告連樓梯響聲也聽不到。不過,也不應對中期報告抱太高的期望。葉兆輝先生作為委員會主席,不只一次煞有介事談及在本學年眾多學童輕生的個案有其個別私人原因,未有足夠証據顯示與教育系統的直接關連。奇怪!在死因庭未有開的情況下,葉先生如何得到各位死者的資料,難道真如傳聞葉先生單方面藐視死者及其家屬私隱獲得警方向死者家屬錄取的口供?誰有權發放此等訊息?而最令人髮指的,是如此細看每個個案為個別時件,並辯稱為偶發性,根本解釋不到為何這個學年學童輕生數字如此急升,不但欠專業和客觀性,更有隱瞞教育系統可能出現問題之嫌。教育局最近頻頻舉辦正向教育硏討會,內容跟早前由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的動議要求教育局在每所學校推行的休整日差不多。名字一點也不緊要,今天要求官大人有多點宏觀、遠見和胸襟似乎有點奢侈,最緊要是活動的目標和內容,學生才是主體,真正的資源配合是必然條件。高姿態地充耳不聞,表現無心無肺,回應傲慢無禮,已經是一種反教育。若果為了面子和逃避責任,而漠視良知只做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加重了已經嚴重超負荷的前線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壓力,也無助解決學童輕生的問題,官大人等同殺人兇手。文:阿佛王子 @進步教師同盟 學生 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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